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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传-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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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强调制定计划要实事求是。他说，各部门订计划，不管是12年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进行建设，首先就要进行发掘、调查、统计和搜集材料的工作。这是准备工作，是建设新中国的重要基础工作。”另一方面，他强调执行计划也要实事求是。1956年11月，他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讲：“计划不合实际就得修改，实际超过了计划也得承认，计划不能一成不变。”计划规定的指标，“上不去，就不能勉强，否则把别的都破坏了。钱也浪费了，最后还得退下来。凡是不符合实际的都可以修改，这样就把我们的思想解脱了，不然自己圈住自己。”
周恩来主张国民经济要积极稳妥、均衡发展，应该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他认为，“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不平衡的现象是经常会出现的，这就必须保持必要的物资、则政、矿产资源、生产能力等的后备力量，特别要增加国家的物资储备，以保证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和年度计划的顺利执行，并且应付可能遇到的意外的困难。”他说，财政收入要考虑到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和积累与消费之间的正确的比例关系，而支出则要考虑保证重点建设和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要求，以及建设规模和物资供应之间的平衡，还要留出一定数量的预备费。
对于怎样处理好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关系这个重大问题，周恩来在这一时期也已经有正确而深刻的论述。1954年9月，他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直接地或者间接地都是为着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改善。”他强调，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是我们的经常性和根本性的任务”。他说，应当反对两种错误，一种是不顾目前的生产水平，把工资和福利提得过高过快，违反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这是一种经济主义的表现；另一种是对于职工福利甚至职工安全漠不关心，不注意或者不愿意解决那些必需而又可能解决的问题，这是一种官僚主义的表现。他在中共八大会议上提出：“我们必须妥善地安排国民收入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在保证国家建设规模逐步扩大的同时，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周恩来还认为，建设中“直接与人民利益关系最大的是轻工业、农业”，必须足够重视。他正确地阐明“要重工业，又要人民”的原则，说：“发展重工业，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为人民谋长远利益。为了保卫人民的福利和社会主义成果，必须依靠人民。如果不关心人民的当前利益，要求人民过分地束紧裤带，他们的生活不能改善甚至还要降低水平，他们要购买的物品不能供应，那么，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不能很好地发挥，资金也不能积累，即使重工业发展起来也还得停下来。所以，这一条经验也值得我们在建设中经常想到。”
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后，接着就是第二个五年计划。当时形势发展很快，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得非常顺利，周恩来亲自动手编制第二个五军计划，亲自确定控制数字。那是1956年7月，李富春等去国外了，周恩来常找薛暮桥、顾明等到办公室。晚上周思来讲，白天他们几人按照周恩来讲的内容算、改、写，第二天晚上再送到周恩来那里审查修改。这样循环往复，风雨无阻，夜夜如此，紧张地工作了个把月。经过周恩来数斟项酌，定下了初稿，拿给国务院各部门审改，再提到国务院讨论，送中共中央政治局审定，最后由毛泽东修改定稿。这就是周恩来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
这个报告总结了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其中第一条是：“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他提出：在有利的情况下，必须注意到当前和以后还存在着某些不利的因素，不要急躁冒进；相反，在不利的情况下，又必须注意到当前和以后还存在着许多有利的因素，不耍裹足不前。要使每个年度都能够互相衔接和比较均衡地向前发展。
历史一再地证明，凡是我们国家在建设中忽略了这个问题的时候，经济工作就会出现大的毛病，最后还要按照周恩来等提出的调整的方法，来加以纠正。
关于要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这个问题，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的前夕，1951年8月，周恩来就明确说过：现在“人才缺乏，已成为我们各项建设中的一个最困难的问题”。“只要我们的工作开展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就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这是旧社会遗留给我们的一个困难，也是中国的一个特点。”“一五”时期，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经过解放初的思想改造运动和参加各项社会政治斗争，以及业务实践的锻炼，政治面貌已经有了根本的变化。同时，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花了很大力量培养了大量的新的知识分子。这时最重要的，是如何充分地发挥知识分子在各条战线各个领域中的作用。但是在中国共产党内，却还存在不尊重知识分子的“左”的宗派主义倾向，一些人中存在着“生产靠工人，技术靠苏联专家”的思想，有的对知识分子抱有盲目的排斥心理，甚至把他们当作“异己分子”，加以压制打击。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有适宜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政策。
1955年，在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会议上，周恩来着重讲到：现有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是热爱社会主义中国的，在工作上是积极为社会主义服务并取得了很大成绩的。他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所特有的优点是：由于深受三座大山的压迫，他们一直“在寻找着光明的路，一旦获得解放，很快就表现出对新政权的拥护，不少科学家从资本主义国家赶回祖国。这和苏联十月革命后科学家纷纷逃往国外的情形是不能相比的。”
这年11月23日，毛泽东召集中共中央书记处全体成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和中央有关方面的同志开会，商议并决定中共中央要在1956年1月召开一次大型会议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负总责的中共中央研究知识分子十人小组（成员有彭真、陈毅、李维汉、安子文、徐冰、张际春、胡乔木、周扬、钱俊瑞），进行筹备。在周恩来指导下，十人小组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关于科学家研究工作条件问题的情况和意见》、《关于高级知识分子待遇问题的意见》等11个专题报告，并在周恩来主持下，起草了大会的主报告《关于知识分子的报告》。
1956年1月14日到20日，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著名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报告中第一次提出，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要求：应该改善对于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安排，使他们能够发挥对于国家有益的专长，随该对于所使用的知识分子有充分的了解，给他们应得的信任和支持；应该给知识分子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他在这个会上作结论时说，如果要实现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社会主义建设，除了要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劳动外，还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
对于这次会，毛泽东在闭幕时的讲话中说：“这个会议开得很好。”
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有一个团结统一的局面，大家齐心协力地共同劳力。这是周恩来一直努力以赴的。他说：“从种种方面看起来。我们这样的大国，多一点党派去联系各个方面的群众，对国家，对人民的事业，有好处。”对于三大改造中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他是把它同时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结合起来考虑的。在我国进入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他认为我们的新任务是团结一切国内外可以团结的力量，运用一切有利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为反对帝国主义，为与自然界作长期斗争。
他认为，已有的广泛统一战线是一个极好的组织形式，可以团结各阶层人民来建设国家。他说：我们的统一战线应当继续下去，而且需要在组织上健全起来，以推动它的发展。早在1949年11月12日，他在衣工民主党的干部会议上就提出，农工民主党“应和中国共产党共存”。他的想法是，各民主党派在组织上不但要巩固，而且也要发展。“今天在新中国的建设中，他们也愿意尽一份责任，我们就应该帮助他们进到社会主义去。”“愿意同我们一道进入社会主义，我们多了一批帮手，这不是很好嘛！”
这七年中，周恩来不仅重视经济建设、文教建设和统一战线，而且重视社会改造。他在1953年9月说过，“改造当然不限于经济方面，整个社会都在改造，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在改造。整个国家在建设中，在改造中，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特点。”这个论断，打破了从本世纪30年代以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盛行的一种观点，似乎社会主义仅仅是经济建设问题。后来，1959年他又讲过：“我们的国家，不仅要有经济建设，还要有政治建设和精神建设。”
周恩来的想法是，社会主义建设是全面的建设，包括人类的三大社会生活领域，即包括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在内的。他说，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他还说：“要在我们的国家制度上想一些办法，使民主扩大。”他提出过“改革”的问题，并且认为建设是全面的，改革也是各方面的。他说：“政治上的制度要适合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也要改革，要改革成为民主集中制。……思想也要适合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大家要学习马克思主义，要爱护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方面，他认为如果只强调民主那一面，也会有副作用，只强调民主，不强调集中，会带来极端民主化。所以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做到“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自由，又有纪律，又有个性的发展，又有统一意志”。在党内，他认为也要注意民主，要听群众的意见，要实行集体领导。
周恩来原来设想，各方面应有体制的改革，要有准备，有试办，然后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正式推行。但后来“大跃进”的开展，使这一部署没有能实现。
十、走向世界
早在1936年，周恩来在陕北就接待过突破国民党的封锁访问延安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等国际友人，向他们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的情况。抗战开始后，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在武汉、重庆、南京、上海广泛接触了外国使节、记者、学者、政界人士、国际友人和各种援华国际组织的代表，进行对外交涉和宣传工作。特别是在先与赫尔利后与马歇尔进行的复杂而尖锐的交涉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对外工作和斗争的经验，为中国共产党而后的对外的战略策略思想和基本方针政策的制定，以及新中国的外交，打下了初步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周恩来任总理兼外交部长。他同毛泽东主席一起，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破除了旧中国100多年来的屈辱外交。
“一五”期间，周恩来在外交上发挥了非凡的才干，富有创造性，富有朝气，富有特色。他坚持原则，从没有丝毫的摇摆，却又实事求是，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讲究策略的灵活性，有理、有利、有节，生动活泼。他为新中国的外交开创了一代新风，提出了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方针，成为出类拔萃的共产党的外交家。
周恩来在坚持独立自主这个基本立场的同时，把推迟或制止世界大战、争取尽可能长时间的和平，作为自己在国际范围内的首要目标。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一直坚持和平的外交政策。”抗美援朝的胜利，美国在朝鲜战场上扩大战火遭到了遏止。1963年的时候点看世界，逻辑是哲学的本质，哲学的任务是对科学和常识，周恩来判断：世界大战推迟了。他还认为，如果新战争已经推迟，它也可能被制止的。他感到核大战不容易打。核武器越多的国家越怕打，禁止核武器的可能性在增长，推迟大战的可能性也在增长，但有限战争即局部战争却不可能避免。
他在外交工作的一切方面力争取和平而努力。
1954年2月，苏联在苏、美、英、法四国外长会议上提议中国参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当时，朝鲜战争的炮火虽然已经停止，但是远东的紧张局势并没有真正缓和下来。美国没有放弃从朝鲜、印度支那、台湾三个方向威胁中国的部署，继续坚持它反对新中国的立场；而它的盟国却越来越有所顾虑，所以，英国和法国都倾向于同意苏联的提议。结果，美国被迫改变原来的反对态度，提议得到了通过。新中国与苏、美、英、法并列，作为五大国之一，第一次出席重要的国际会议。
4月1日，周恩来到莫斯科，就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方针等有夫问题，同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大和越南领导人胡志明、范文同举行会议磋商。12日回到北京。19日，中国政府正式任命周恩来为中国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团的首席代表上》：“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认为宇，副外长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为代表。晚上，周恩来同毛泽东、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商谈了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有关问题。这期间，周恩来嘱咐在《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中加进一句反映他的基本态度的话：“我们不侵略别人，也坚决反对任何人的侵略行为，我们不威胁别人，也反对任何人的威胁行为；我们不干涉别人内政，也反对别人干涉任何人的内政；我们主张和平，反对战争，但我们对任何武装侵略，决不会置之不理。”
4月20日，他率领代表团乘专机从北京经莫斯科，于24日抵达日内瓦。临出发前，周恩来召集代表团成员全体会议。他指出，任何人不论职务高低都要遵守代表团的制度和纪律，不得违反。
周恩来为开好这次会议而殚精竭虑。他夜以继日地工作。屋内的灯光常常从天黑亮到天明。睡觉起来，不是伏案疾书，就是阅读思考，同代表团成员商议问题。日内瓦是世界有名的风景区，号称“世界公园”。出席会议的各国代表团都找机会游览观光。中国代表团里，有人见周恩来工作太紧张，劝他出去散散步，他总是亲切地说，多做点工作吧。瑞士的报纸上曾赞扬说，中国的总理与众不同，休息日也不见他出来游览，真正是一心一意为会议。
日内瓦会议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讨论朝鲜问题，6月15日结束；第二阶段从6月16日开始，举行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限制性会议。大会于7月21日结束。关于朝鲜问题的讨论，历时51天。在最后一次会议之前的两星期，美国国务院已经指示美国代表团要使会议破裂。美国代表团采用说服和压制的手段郑玄（127—200）东汉经学家。字康成，北海高密（今，使其他参加“联合国军”的国家同意执行这个指示。当时的加拿大代表团副团长朗宁在20年后出版的书中说：周恩来总理的讲话和建议完全可以作为讨论的基础，但是美国“完全是阻止达成和平解决”。由于美国代表团的多方破坏，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在最后一次会上，美国代表纠集“联合国军”的国家抛出“十六国宣言”，妄图在没有任何协议的情况下结束会议。在这关键时刻，周恩来当机立断，作了即席发言，提出至少应该通过一项决议；决定今后将继续努力达成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他说：“中国代表团带着协商和和解的精神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议，如果我们今天提出的最后一个建议都被拒绝，我们将不能不表示最大的遗憾。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将对这一事实作出判断！”他的发言义正词严，合情合理，诚恳朴实而又充满义愤，很打动人。在他发言过程中，全场一片寂静。这一英明步骤显然出乎对方预料，使之陷于被动。比利时代表斯巴克急忙解释，说什么“十六国宣言”同周总理的建议精神是一致的。周恩来当即追问：既然一致，为什么不能十九国呢？斯巴克不得不表示赞成中国代表团的建议。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立即提出无保留地支持比利时代表所附议的中国代表团的建议。这一来，对方阵脚大乱。美国代表声称，在请示政府以前不准备发表意见，不参加表决。南朝鲜代表说比利时不能代表十六国，至少不能代表南朝鲜。周恩来最后指出：美国这样的态度，“使我们大家都了解到美国代表如何阻挠日内瓦会议，并且阻止达成即使是最低限度的、最具有和解性的建议”。事后，莫洛托夫祝贺周恩来的精彩发言便会议取得了大的成就。朝鲜同志说：中国同志使外交变成艺术。
会议期间，印度总埋尼赫鲁邀请周恩来访问印度。毛泽东表示总理可以到印度走一趟，做做印度的工作。于是在休会期间的6月24日，周恩来冒着酷暑，访问了印度，以后还访问了缅甸，争取他们在印度支那问题上赞同中国的立场。这两次访问中，发表了现在已经举世闻名、影响深远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早是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在接见参加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关系问题谈判的印度政府代表团时提出来的，“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周恩来说：“两个大国之间，特别是像中印这样两个接壤的大国之间致良知明王守仁用语。“致”指推极、恢复；“良知”原，一定会有某些问题。只要根据这些原则，任何业已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可以拿出来谈。”这一次，他在访问印度和缅甸后分别发表的中印会谈联合声明和中缅会谈联合声明中，都写上了这些原则，中印、中缅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列宁在苏联无产阶级夺取政权、面对资本主义包围的形势下，提出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思想。但当时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列宁没有提出和平共处的具体内容和完整条件。周恩来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列宁这一思想的重要发展。五条是互相联系、互为作用的一个整体。和平共处是目的，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前提，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是维护主权、独立的必要条件，平等互利是经济关系的基础。正如周恩来说过的，只有“有了前四条才能实现和平共处”。这坚持和平、平等、正义的国际关系的五条，同以富压贫、以大欺小、恃强凌弱的霸权主义及具侵略扩张政策是针锋相对的。
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证明：集团政治行不通，将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于人也行不通，唯一能够行得通的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只有和平共处，世界才能稳定。35年后的1989年，邓小平思考说“用什么新东西可以代替过去的旧东西来处理国际政治关系呢？现在的国际政治还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考虑，“是否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代替集团政治、霸权主义和其他组织形式。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印两国首先提出来的，具体地说是尼赫鲁和周恩来提出来的”。“这是最明确、最明智的，是政治关系的最高概括，不但在政治关系，经济关系也某种程度地体现在这五项原则之中。解决南北问题也应该依照五项原则。这样才真正是可以天下太平。”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现在已越来越显现它的持久的广泛的生命力。
日内瓦会议第二阶段的议题是讨论印度支那问题。本来，印度支那问题远比朝鲜问题复杂，利害关系十分错综。但由于5月7日越南在战场上取得了奠边府大捷，形势大为改变。6月中，法国国内矛盾尖锐化，20日拉尼埃政府倒台。倾向于早日结束印支战争的孟戴斯一弗朗斯组阁。法国不想再完全听从美国，美国在会上很孤立，印支问题有了取得协议的可能。1954年6月15日，中、苏、越三国代表团商谈老挝、柬埔寨问题，为了使会谈取得进展井达成恢复印支和平的协议，周恩来在会上提议作出一些让步，来取得越南在划区问题上的补偿。苏、越表示同意。次日，周思来向英国外长艾登作了说明。23日，周恩来同法国新任总理孟戴斯一弗朗斯在伯尔尼会晤，坦率地交换了意见。最后，与会各国达成了协议，规定了停止印度支那战争的具体办法，规定了解决印度支那政治问题的原则。7月21日，周恩来在最后一次会议上发言说：“印度支那敌对行动的停止就要实现了。举世盼望的印度支那的和平就要恢复了。正如朝鲜一样，和平又一次战胜了战争。让我们更加坚定信心，继续为维护和巩固世界和平而努力。”
美国宣布不参加会议的最后宣言，把自己完全放在了孤立的地位。
会后，越南胡志明主席发表文告说：“在日内瓦会议上，由于我国代表团的斗争，由于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代表团的帮助，我们取得了一个伟大的胜利，法国政府承认了我国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并且同意了从我们的土地上撤退法国武装部队，以及其他。”越南劳动党中央致电中共中央，对中国方面在“抗战中以及日内瓦的外交斗争中”给予越南方面的“全面的帮助”，表示“诚挚的感谢”。
参加日内瓦会议是周恩来首次登上国际舞台。他本着学习的精神，以无产阶级政治家和外交家的气魄和胆略，积极主动地创造性地开展了大量的国际统一战线的工作，团结和争取了一切可以团结和争取的力量，揭露和击退了杜勒斯之流对会议的破坏，使会议取得了成果。有的西方报纸说，周恩来在这次会议上消除了国外人们头脑中一个“好战的”中国的形象。周恩来的发言代表了亚洲人的声音。美国本想在日内瓦会议上孤立中国，但经过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的出色工作和斗争，美国搞的一套不能得逞，反而使它自己陷于孤立。
日内瓦会议开始时，中美双方的关系是十分紧张、尖锐对立的。经过日内瓦会议，架设了中、美官员双方接触的桥梁。会议期间，中美双方举行了四次会谈。这些会谈成为此后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前奏。
中美大使级会谈先是在日内瓦，后是在华沙举行，延续15年。这是周恩来主持下的新中国外交在特定条件下的一种独创，它使中美两个大国在互不承认的对立情况下，有一个沟通意见的渠道。所谓“两国互不承认，却有会谈关系，没有外交关系，却又互相派出大使进行长期会谈；双方还可以达成某种协议，即协议声明，创造了协议上你讲你的，我讲我的新写法。这在国际关系史上也是独树一帜的。这种创造性在当时起到了表明中国的立场、态度，并与美国进行直接斗争和交涉的作用”。例如，1962年蒋介石趁大陆遭受自然灾害，掀起一股反攻大陆的恶浪，福建前线战云密布。当时的关键，是看美国的态度如何。王炳南在大使级会谈中听到美国代表卡伯特说，他们将尽一切力量来防止这种事情，甚至说，如果蒋介石要行动，我们两家联合起来制止他。这个情报对当时国内的决策起了很大的作用。又如，中国宣布12海里领海，美国不承认。但美方表示他们的军舰决不会进入12海里，这也是在大使会谈中透露给中国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实际上反映中美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两国关系。两国虽然隔绝，却是互相了解底细的。正是周恩来的智慧和才能，有这十几年的会谈，最终形成美国承认台湾是我国领土，并接受中国提出的“废约、撤军和断交”的建交三原则的条件下同中国建交。
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同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举行多次谈判，达成中英两国在北京和伦敦互派代办的建立半外交关系的协议。这也是外交上的一种创举。
1954年10月，周恩来接待应邀前来我国访问的印度总理尼赫鲁。会谈中，尼赫鲁谈到亚非会议问题。周恩来表示：我们愿意参加这个会议，因为这个会议是为亚非和平和世界和平努力的。1955年4月4日，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提出《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草案）》和《访问印度尼西亚计划（草案）》，指出：“我们在亚非会议的总方针应该是争取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并为建立和加强我国同若干亚非国家的事务和对外关系创造条件。”5日，他参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讨论。6日，国务院会议上通过了周恩来提出的参加会议的方针和代表团成员名单。周恩来为代表团首席代表，陈毅、叶季壮、章汉夫、黄镇为代表。7日，周恩来率代表团去广州。
亚非会议定于4月18日至24日在印度尼西亚的避暑胜地、风光明媚的山城万隆市召开。周恩来这时刚动过阑尾炎手术。他认为这次会议非常重要，一定要亲自参加。到广州后。他原定11日和工作人员一起乘包租的印度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出发，因中间应约要去仰光同缅匈、印度、埃及等国政府首脑会晤而改变了计划。“克什米尔公主号”如期由香港起飞，但在香港启德机场加油时，被国民党特务在枫翼内安放了定时炸弹，结果该机在飞越北婆罗洲涝越附近的海面上空时爆炸，中国和越南政府代表团工作人员和中外记者11人全部遇难。周恩来没有乘坐这架飞机，没有遭到毒手。
暗杀动摇不了周恩来争取和平的信念，第二天，他写信给邓颖超说：
“有这一次教训，我当更加谨慎，更加努力。文仗如武仗，不能无危险，也不能打无准备的仗，一切当从多方考虑，经过集体商决而后行。望你放心。”
周恩来以大无畏的精神，仍然赴会。14日，他到达仰光。15日晚同尼赫鲁、吴努、纳赛尔、范文同、纳伊姆汗举行非正式六国会议交换意见。周恩来提出在亚非会议上不提共产主义问题，以免引起不必要的争论，致使会议无结果。这个建议获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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