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的肉身-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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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羟�，这是她可以进音乐学院的身体条件。不过，薇娥丽卡的身体并不适合唱歌，尤其不适合唱她喜欢的女高音咏叹调。咏叹调不单单需要甜润而又尖锐的嗓音，还需要足够的身体体积来支撑咏叹的气韵。薇娥丽卡的身体尽管漂亮得不可思议——应该丰满的地方毫不迟疑，应该精细的地方绝不吝惜，但对于唱咏叹调来说，确实过于单薄了。由于身体的单薄，薇娥丽卡在唱歌时常常感到中气不足，心脏负担格外沉重，而薇娥丽卡的心脏偏偏天生不好，承受力极弱，练唱时每每唱到高音区，就感到心力衰竭的晕眩。她去看过医生。医生告诉薇娥丽卡，她的心脏天生不适合唱歌，尤其是唱高音。　　薇娥丽卡遇到的自己生命的在世负担，就是身体的单薄同唱歌的个体热情的不平衡。薇娥丽卡随身带着一根鞋带，练唱时拿在手里，一旦感到心力不支，两手就拼命朝两个方向拉这根鞋带，好像这鞋带就是系住自己的身体与影子的那根细线。生命热情与身体的体质之间出现的在体上的不平衡，令薇娥丽卡感到心里刻下了一道尖利的伤痛。 &
薇娥丽卡怎样体知自己的已死？
《迈向天堂之歌》是克拉科夫的作曲家Preissner用中世纪的旋律风格给但丁的《神曲》《天堂篇》中的诗句谱写的一部女高音交响曲，独唱部分对歌手要求极高，有几个音符好像正向天堂那边飘逸而去，音区很高，又要保持甜润，不能干涩。薇娥丽卡很喜欢Pressner写的这部女高音交响曲，觉得这歌声就是自己的生命呼吸。她希望能担任独唱歌手，尽管自己的身体难以负担唱这只歌中的那几个高音符。　　Preissner请薇娥丽卡去家里试唱。薇娥丽卡表现在高音区的音色令Preissner非常满意，他没有注意到，薇娥丽卡唱到那几个高音符的时候，正在拼命拉手上的鞋带。　　《迈向天堂之歌》交响曲在克拉科夫一个中古时代的地窖式教堂里举行首演，当年异教徒——其实是异族——入侵，克拉科夫人为了保护自己集体的灵魂，把教堂建到地下去了。那天，Preissner亲自指挥首演，交响乐队的演奏十分投入，给薇娥丽卡伴唱的女中音和合唱队把迈向天堂的情氛铺展得很好。薇娥丽卡女妖一般的歌声美轮美奂，呼唤般地缓缓进入，正要启航驶向天堂。突然，薇娥丽卡的歌声像一只洁白的海雁被雷电击中，直直落入大海的波涛。　　刚刚唱完那几个高音符，一阵突发的心绞痛令薇娥丽卡感到越来越不能有自己的身体，剎那间瘫倒在舞台上，死了。　　为了那几个要命的高音符，薇娥丽卡耗尽了身体的心力。　　克拉科夫的薇娥丽卡下葬时，巴黎的薇娥丽卡正在那张“像剧院里的舞台”的大床上与男朋友做爱。　　身体在死，影子在生，或者影子在死，身体在生。　　基斯洛夫斯基采取交互主体的电影叙事视角，来切入同一个身体的下葬和做爱。克拉科夫的薇娥丽卡下葬的场景用的是主观仰视镜头：躺在墓穴中的薇娥丽卡用干涩的双眼看着一锹锹泥土覆盖在自己身上——我的身体正在被埋葬；巴黎的薇娥丽卡做爱的场景用的是主观俯视镜头，躺在那张大床上的薇娥丽卡微闭着湿润的双眼，潜心感受一阵阵性感滋润的蔓延——我的身体正在进入生机的高潮。下葬泥土下落的干涩沙沙声与肌肤之欢中性感滋润的湿润呻吟准时切换，两个主观镜头联结了薇娥丽卡的两个身体感觉，基斯洛夫斯基充满质感地切入同一个身体对自身的死感。　　下葬与做爱连接的是生与死、性感与死感的迎面相撞，两个生存的本然对手的迎面相逢。　　在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性伦理思想是从探讨个体体知自己的死感的可能性开始的。然而，尽管有不少大思想家为此费了好多脑筋，一直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结果是不了了之。据有的大思想家说，一个人只能通过预感自己的死或体察别人的死来感知自己的死；有的大思想家则说，一个人的在世处身情绪，就包含着对自己的死的感知。但预感自己的死——即便陀思妥耶夫斯基临刑预感的死——也还不是体知自己的已死。生感与死感不可能完全重迭，不可能在同一个时间中共在。一个人怎么可能体会到自己的已死？我所能体会到的至多是我在属于自己的个体生命时间中的向死（西美尔）或在死（海德格尔），不可能是我自己的已死。只有我自己的身体才能体知自己的已死，而我已死的身体并没有体知这回事，我的身体感觉不可能是一个对已死的身体的感觉，因为已死的身体根本就没有感觉。伊壁鸠鲁的一句话令迄今的大思想家们在一个人如何体知自己的死感这一关键问题上无法移动半步：“死对于我们无干，因为凡是消散了的都没有感觉，而凡无感觉的就是与我们无干的。”　　通过体察别人的死来体知自己的死，就更隔了一层。至于说一个人的在世处身情绪本身就包含着对自己的死的感知，这种说法不可谓不高明，可是，个体化的处身情绪中的死感毕竟不是纯粹的已死感，而只不过是对自己的在死情状有所了悟的生感。　　为什么现代的大思想家们非要想搞清楚可能根本没有可能搞清楚的属己的死感？按伊壁鸠鲁的那句话，自己的死感简直就是方的圆一类的语词组合。　　现代人产生要直接了解自己的已死的愿望，是由于现代人的灵魂已经身体化——　　现代人的灵魂是自己身体的灵魂。在从前的人的生活感觉中，对自己的死并不是　　那么身体化地敏感，因为个体的灵魂不在个体身上，或者说不在自己身体的灵魂　　。从前的人的灵魂要么是智慧理性化的，要么是受宗法习俗支配的，总之是由超　　个体的观念来支配的。个人灵魂的这种非身体化，正是为了抑制个人的身体感觉　　，让人的身体感觉不要过于敏感。伊壁鸠鲁甚至劝人有一种感觉的理性，它可以　　调节各种身体感觉，使之不要过于敏感：“理性使我们如此完备地得到生命所能　　得到的一切快乐，以致我们没有必要把永恒纳入我们的欲望之中。”　　无论是由智慧理性化的观念还是由宗法习俗的观念来支配生命感觉，个体的死亡感觉都被非身体化了。个体生命的死与某个超个体的不死观念联结在一起，个体的死是超个体的宇宙、历史、天国、家族用来缝合个体偶在裂缝的针线。在宗法习俗的生命感觉中，个体自己身体的死因宗教的来世承诺（天堂、轮回）而变得轻省——一个人的身体有一个由另一个世界的宏伟设想或超然想象来负担的死后生活，以至于人们觉得，死后的生命更为美好。佛教的涅槃、道教的归化、基督教的升天就是这样的宏伟设想和超然想象。个体的现世生命的完结，恰是另一个更美妙的生命的开始，所以自己的死好像不是自己的死。在智慧理性化的生命感觉中，自己身体的死感则被智慧理性的现世明智抹平了。伊壁鸠鲁是这样说的：　　你要习惯于相信死亡是一件和我们毫不相干的事，因为一切善恶吉凶都在感觉中，而死亡不过是感觉的丧失。因为这个缘故，正确地认识到死亡与我们无干，便使我们对于人生有死这件事愉快起来，这种认识并不是给人生增加上无尽的时间，而是把我们从对于不死的渴望中解放了出来。一个人如果正确地了解到终止生存并没有什么可怕，对于他而言，活着也就没有什么可怕的。……所以一切恶中最可怕的——死亡——对于我们是无足轻重的，因为当我们存在时，死亡对于我们还没有来，而当死亡时，我们已经不在了。（《伊壁鸠鲁致美诺寇的信》）　　现代之后的人拒绝了智慧理性化的和宗法习俗的超个体灵魂，不让它们骗走自己的身体，不让它们管束身体的死感和性感，对死的惊惧感觉就随着个体灵魂的归来而身体化了。这当然是就近代启蒙的伦理感觉的一般情形而言。凡是在个体灵魂还没有回到个体身上的地方，死感都还不是那么身体化地敏感。比如，人民民主的伦理国家用民族国家的道德理想来代替从前宗法习俗的宏伟设想或超然想象，个人的死感仍然还没有身体化地敏感起来，还没有变成觉醒了的个人身体感觉的尖锐穿透力。当超然世界的宏伟设想或超然想象被理性化的世界设想和实证性的生命规划勾销以后，个体自己身体的死就不再由另一个世界的宏伟设想或超然想象来负担，而是由自己的身体单独来负担，一个人就不再可能明智地无视自己死后的虚无，个体身体的死就成了个体灵魂的在世重负。这样一来，认识自己的死，就成了现代伦理学的一大要务，它决定了一个人与自己的个体热情的关系和自己身体的在世与他人的关系。　　基斯洛夫斯基本来和昆德拉面临相同的困难：如何进入另一个人的身体、另一个不同性别的人的身体，去获得其身体的在体之感。解决了这一难题，就有可能解决一个人怎么可能体会到自己的已死这一难题。通过主观镜头的眼睛——克拉科夫的薇娥丽卡与巴黎的薇娥丽卡的眼睛的视界连结，薇娥丽卡的灵魂亲眼目睹自己赖以栖身的身体之死。就这样，基斯洛夫斯基潜入了薇娥丽卡的身体，去触摸她对自己已死的身体感觉，解决了二十世纪诸多大思想家一直没有能解答的难题：怎么体知自己的死。  


薇娥丽卡性感的忧郁
在现代人的生命感觉中，个人自身的死感回到了自己身上，不再借居在身体之外的观念或智慧中。就在身体化的死感通过灵魂身体化回到个体人身上时，性感一同回到了个体人身上。当个人的身体在世是由超然世界的宏伟设想或宇宙性的智慧理性来负担的时候，个人的性感与死感一样不身体化地敏感。个人人身离开了超然世界的宏伟设想或宇宙性的智慧理性，个体灵魂才随个体人身的生成而生成，并开始面对自己赖以栖身的身体的爱欲。从前，不仅个体自己身体的死，而且自己身体的爱欲也是由宗教的来世承诺或理性的宇宙秩序（利维坦式的灵魂）来负担的，一旦人摆脱了利维坦式的灵魂，拒绝了形形色色的、不属于自己身体的超个体灵魂，个体灵魂的直观就使身体的性感身体化了。身体自身没有直观自身的感觉的眼睛，身体的影子才是这样的眼睛。　　个体灵魂直观到自己身体的死作何感受？　　薇娥丽卡（克拉科夫的）身体之死牵动了自己的（巴黎的）个体灵魂的感觉，好像有一个人——这个人与自己身心相连——从自己的生命中离开了这感觉令薇娥丽卡正在做爱的身体突然感到一阵子刀片般割人的伤心。　　薇娥丽卡的个体灵魂想哭。　　薇娥丽卡的男友觉得莫名其妙，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薇娥丽卡刚才不是还沉浸在性感的欢愉中吗？他用手指轻轻抚她的脸：“为什么突然不高兴，没有让你满意吗？”　　薇娥丽卡没有说话，她转过头去，看都不想看他。　　薇娥丽卡的男友以为自己懂得她的身体的性感，不知道她性感的身体上有一根细线，牵着薇娥丽卡的身体灵魂，它在做爱的时刻体感到自己的死感。（克拉科夫的）薇娥丽卡身体的死，只有（巴黎的）薇娥丽卡的个体灵魂会有感觉。已死与在生如此迎面相逢，令薇娥丽卡的个体灵魂从自己身体背面体感到的冰凉死感抑制了自己身体前面的炙热性感。薇娥丽卡的悲哀是个体灵魂对绝然属我的身体之死的悲哀，是己身（生）看到了自己的死的悲哀。薇娥丽卡的男友忽略了薇娥丽卡的个体灵魂，无法懂得她的悲哀，也无法触及到她的与个体灵魂拥缠在一起的性感。　　性感的身体化敏感程度与死感的身体化敏感程度是一体的，个体的性感高涨与死感的高涨平行。相应地，在现代伦理学中爱欲论和死论平行高涨。宗法习俗的宏伟设想和宇宙性的理性秩序领走了个人身体的影子，个体的死感和性感都是平面的。必死的个体无需去感受绝然属我的死，因为这死不是绝然属我的，而是属于那个利维坦式的灵魂的，对死感最为敏感的性感就成了身体上必须抑制的感觉。在利维坦式的灵魂中，性感要么是生命进化的自然目的的一个起点，要么是生物性自然循环的一个过程。一旦解除了缠绕在个体身上的利维坦式的灵魂，个体灵魂回归于绝然属我的个体之身，身体性的死感就出现了：死成了生物个体所能感受到的最为悲凉的另一个我体。与此同时，性感变得极其身体化地敏锐——敏锐到夸张的程度。这样，爱欲感觉就与自己唯一的天敌——死感迎面相撞了。　　Und　nun　ist　zu　erwarten；　dass　die　andere　der　beiden　〃himmlischen　Machte〃；　der　ewige　Eros；　eine　Austrengung　machen　wird；　um　sich　im　Kampf　mit　seinem　ebenso　unsterblichen　Gegner　zu　behaupten。（于是，如今我们得指望这两种“天力”中的一方，即永恒的爱欲一方，将在与同自己一样不朽的对手的殊死搏斗时肯定自己。——弗洛依德）　　当利维坦式的灵魂搂着个体的身体时，一只手捏着个体的死感，另一只手捏着个体的性感，不让个体的死感与性感直面相逢。正因为利维坦式的灵魂不是身体化的灵魂，它才能做到不让个体的死感与性感直面相逢。当个体感知自己的死和性都不再透过利维坦式的灵魂，而是个体自己身上的个体灵魂，个体的死感和性感就直面相逢，从此紧紧地拥缠在一起，个体灵魂无法把它们再分开。个体的身体灵魂因此时常患生存性的伤寒，不是觉得过于寒冷，就是觉得过于燥热。性感与死感在个体我在的此生中的对抗成为现代性伦理的基本问题，这问题就是：个体的身体灵魂如何让死感和性感在同一个身体中和解。　　体知到自己身体的死感的性感是特别身体化地敏感的性感，薇娥丽卡的性感因死感而变得忧郁起来。她不得不离开问自己为什么悲哀的男朋友，觉得与他在一起再不能找到自己的性感。　　现在，我们可以大致猜到在萨宾娜和薇娥丽卡那“像剧院里的舞台”一般大的床上陪伴她们的身体捱过多梦的长夜的是谁了。这是她们自己的身体影子，紧紧搂住自己身体的死感和性感的个体灵魂。个体灵魂是身体化的灵魂，有如自己的另一个身体，它需要很大的空间，以至于萨宾娜和薇娥丽卡在夜里不敢翻一下身，让自己的身子稍微舒坦。单身的萨宾娜和薇娥丽卡需要“像剧院里的舞台”那样的大床，正是为了给她们各自的身体影子——每一个人的身体影子体态不同——在夜里休息的空间——身体需要睡觉，令身体的死感和性感身体化地敏感的身体影子同样需要睡觉。　　现在可以明白，为什么基斯洛夫斯基的《薇娥丽卡的双重生命》的叙事据他说是探索个体灵魂的事，讲的却是死感和性感的事。要问的伦理问题已经清楚了：一个人的身体影子如何可能承负自己身体的死？个体灵魂——身体影子的在世负担沉重到何种程度？  
命运中的那根生命细线
虽然薇娥丽卡与萨宾娜的身边都躺着自己的身体影子，但她们对与自己身体的影子睡觉的感觉是不同的。简单来讲，薇娥丽卡有一种在体性的忧伤，萨宾娜没有。萨宾娜对睡在自己身边的身体影子持伊壁鸠鲁式的智慧态度：告诫自己的个体灵魂不要要求身体去寻求自身欠缺的。伊壁鸠鲁说过，“动物就不需要寻觅所欠缺的东西”，所以动物没有忧伤和苦恼。身体并不寻觅自身所欠缺的，个体灵魂让身体去寻求自己要寻求的——因为灵魂离开了身体是无法寻求到任何东西的。比如身体感觉本身对自身的死并没有感觉，灵魂寻求不朽，才让身体感觉自身的死是一种悲哀；身体感觉本身对自身的性有生机性的快感，灵魂寻求美好的幸福，才让性感变成了一种情愫。伊壁鸠鲁看得很清楚，“灵魂离开了身体，身体就不再有感觉。因为身体永远不是自身具有这种能力，只是常常对另一个存在物（灵魂）为这种能力提供机会……”。身体被灵魂所迫去寻求自身欠缺的东西，身体的苦恼都是由于灵魂骚动引起的，搞得身体不安宁，“充满生命的焦渴，苦恼地张大着嘴巴”过日子，这实在是一种病态的生活状态。因此，让个体灵魂不要同身体系在一起，要它独自安静、不要骚动，就可以让身体不至于负担它不能负担的使命。这样的话，死就不会打扰身体的感觉，性也不会成为情愫，与谁发生都可以。如果伊壁鸠鲁为了让身体安静，采取的办法是让人学会使灵魂非身体化，那么萨宾娜与伊壁鸠鲁的不同仅在于：不让身体的影子与天堂系在一起，让个体灵魂跟随身体漫游。个体灵魂的种种非分的渴求，都是因为它把自己看作是天堂的影子。与天堂系在一起的个体灵魂是媚俗的灵魂——为死忧伤、为美好的事情感动。　　克拉科夫的薇娥丽卡死了，巴黎的薇娥丽卡的身体从此变得特别敏感、忧伤。她的灵魂无法安静、无法不骚动，这是自己的身体灵魂的忧郁。死感对于薇娥丽卡是这样一种感觉：她恍惚感觉到自己曾经在唱歌时死了，感觉到自己身上出现了一些与自己生命的细线有关、会令自己失去自制力的情绪。死感不是可以用智慧驱赶的幻觉，而是个体灵魂对自己身体的一种生命感觉——把自己的身体同自己的个体灵魂系在一起的那根细线稍不经意就会被不知何处来的一阵风吹断的感觉。薇娥丽卡无法摆脱死感带来的这种莫名感觉，只能在自己已死的感觉中活着。　　薇娥丽卡当初明明知道自己的身体如此单薄，为什么还要选择唱歌作为自己的职业？　　现在这个问题可以找到答案了。简单说来，这纯粹是因为个体性情：不是薇娥丽卡选择了唱歌，而是唱歌的热情选择了薇娥丽卡。薇娥丽卡的个体性情不是她自己选择的，就像薇娥丽卡的个体灵魂不是她自己选择的，而是从天堂拋出的系在她身上的细线，使她的身体身不由己。那根来自天堂的细线使她的身体有了绝然属于她自己的（身体化的）感觉，决定了什么是她的身体所喜欢的。薇娥丽卡自己不可能去找到一种生命热情，只能从自己身上发现自己的生命热情，这就等于发现把自己的身体与影子系在一起的那根细线。从天堂那边拋出来的细线决定了薇娥丽卡身体的生命方向和个体灵魂的在世负担，感觉到自己的个体命运。所谓个体命运不过是，一个人感到唯有这样的生命热情的散发才让自己有美好地活过的感觉，才有自己身体的在世幸福，以至于非如此生活不可。与自己的天堂系在一起的个体灵魂令身体沉重，因为它要自己的身体非如此生活不可。萨宾娜根本不认为有那自己身体的天堂，也就免除了非如此不可的个体命运之苦。　　薇娥丽卡对自己身上那根生命的细线的感觉，与特丽莎对自己非如此生活的感觉是一样的，她们都是阿蕾特一类的女人。　　特丽莎对自己的生命细线的感觉是：　　在天堂里人还不是人。更准确地说，人还没有被投放到人的道路上来。现在，我已经被拋掷出来很长的时间了，循一条直线飞过了时间的虚空。在什么深层的地方，还是有一根细细的绳子缚着我，另一头连向身后远处云遮雾绕的天堂。（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314页）　　所谓“人的道路”就是在自己的身体中经历的生活，由于我的身体是无法置换的，我与天堂的关系也是无法改变的。这就是我的非如此不可的生命，我的个体使命。对于薇娥丽卡来说，唱歌就是她的个体使命，才能表达出自己生命中那根细线的骚动，不能唱歌，自己的生命就没有意义，没有歌声，自己的平生只是一口寒气，而非温暖的气息。因此，薇娥丽卡不顾及到自己身体的承负能力，非要唱歌不可。　　个体生命中的细线是“我”的个体灵魂与“我”的身体的偶遇织成的，这次偶遇让薇娥丽卡看见了自己的天堂。她的个体热情不是来自身体的自然欲望，而是来自个体灵魂对自己的天堂的看见。看到自己的天堂的个体热情使薇娥丽卡的身体划破了身体生命的自然性，也意识到自己的身体的欠然。但个体灵魂已经成为身体的影子，缠绕在身体上的那根细线令身体自觉到自身的沉重，让身体可以看见自身的死，意识到自身的一次性，意识到生命热情的一次性。　　个体灵魂意识到身体的欠然就是罪的意识。罪让人在生之中感觉到死，罪感无异于灵魂把死亡带给了身体感觉。这里的“罪”不仅是身体的自然而偶然的欠然，更是对这欠然的身体死性的“终究意难平”，惊醒到“死”就是那根把身体与身体影子系在一起的天堂拋出的细线的断裂。庄子知死生为一体（《大宗师篇》）、游万物之终始（《达生篇》），同样看到了身体的欠然。但他觉得，身体的欠然是自然而然的，没有必要为个体身体的欠然感到欠然，应该让身体在自然大化中循环，在这循环中，身体的欠然就不再是欠然。身体成为欠然的在，只是因为有一个超自然的世界天堂。知死生为一体，就是把系住个体灵魂与个体身体的细线掐断。生不能观死，死亦不能观生，那样就不会再有生命的悲哀，也不会有罪的意识。罪的意识的重点正在于对身体的欠然意识：身体的欠然不是自然（庄子会说，恰恰相反，身体的欠然就是自然），在于个体灵魂对身体的欠然（不堪承负灵魂的渴望）的悲哀。保罗说，“就是有了圣灵的人，也在心里叹息……”（保罗，《罗马书》，8，23）。这意思其实是：只有有了圣灵的人，才会在心里叹息，才会成为悲哀的人，才会焦渴、苦恼地张大着嘴巴。　　薇娥丽卡从医生那里知道自己的身体不适合唱歌后，对自己身体的欠然感变成了生存性的悲哀。这忧伤出自自己的身体灵魂的叹息，抱憾自己的个体热情还没有散发，身体就可能已经变得冰凉。个体热情只能在这一个身体上散发，而这身体偏偏天生偶然地有欠缺。为什么非要悲哀不可？就因为身体的那根细线，一头系着身体的性感和死感，一头系着个体灵魂的天堂。　　个体热情的中介形式因人而异，但成为一个人的个体热情的游戏形式，必定是能将这个人身体的影子与身体维系在一起的形式。这种游戏形式本身也就成了这个人的个体热情的那根细线。不能在这种属己的游戏形式中活过，这个人就会觉得自己生命中的那根细线断了。薇娥丽卡那么喜欢《迈向天堂之歌》，就因为它是一首哀歌，觉得这歌声就是自己生命中那根细线的颤然，就是慰藉欠然我在的平生的形式。　　哀歌是欠然我在终究意难平的诉歌，真正的哀歌都是由自我意识到的欠然的身体唱出来的。古希腊文的　　　　　　包含两个含义：身体的肢体和哀歌，个体我在的身体的欠然与哀歌相互依偎。汉语的“欠”字所像之形，是一个人身费力地挺身仰首而歌（参《说文解字》“欠”和“咏”：“咏也，从欠”）。哀歌是个体灵魂对身体的欠然之在的意识本身，是身体的影子看到自己身体的死而生的遗憾和无从释然的悲情，是身体的影子（身体灵魂）看到死神在欠然我在的身体四周缭绕时的忧伤。　　在薇娥丽卡的哀歌声中不仅有对死感的敏感，还有她颤然的身体性感。性感是死感的天然之敌，身体中唯一可以同死之欠然对抗的身体力量。如果死被感受为个体灵魂与身体的断裂（而不是身体的自然循环的重新开始），爱欲就被感受为个体灵魂与身体的维系。薇娥丽卡的性感的敏感在于，个体灵魂与身体的联系在这性感中才不会断裂。在薇娥丽卡的哀歌中，性感缭绕着死感，身体的死对个体灵魂的偶在不再是一种伤害，不再是欠然我在的身体不堪承负的，在性感的哀歌中我在的身体毕竟湿润过。我在的哀声源于我在身体之欠然，而性感的我在哀歌却把欠然我在的身体带出了死神的地域。　　唱哀歌成了薇娥丽卡的生命热情本身，她的个体灵魂以唱歌承负自己身体的死，也只有靠自己的歌声——而不是像从前的人那样，靠利维坦式的灵魂——来承负自己身体的欠然。  
从忧伤中偷窃性感
薇娥丽卡的死感、性感和歌声就这样织成一体，要懂得薇娥丽卡这个女人，懂得她的死感、性感或歌声，就得同时懂得薇娥丽卡身上其他两个个体生命因素，比如，要懂得她的性感，就必须同时懂得她的死感和歌声。　　薇娥丽卡带自己教的一班小学生上艺术欣赏课，观赏一出木偶戏，她想让孩子们尽早懂得游戏形式的个体生命含意。　　这出木偶戏讲一位从小喜欢跳芭蕾的女人的故事，跳芭蕾就是她的个体热情的游戏形式，就是她的生命中的那根细线的形式。长大后，她成了芭蕾舞演员。在一场演出中，这位芭蕾舞女伶不小心摔断了腿。腿——浑圆的长腿，是芭蕾舞女的生命热情的载体，有如歌唱家的嗓音。腿摔断了，她身上的那根细线断成两节，灵肉分离，生命再也支撑不住自己。芭蕾舞女伤心地死了。　　仅仅是身体的偶然受损，这个舞女不会伤心致死。令她伤心致死的原因是，承负自己的生命热情的身体的受损、拖着灵魂的影子的身体的毁灭。她知道只能在这一个身体上实现对自己的一次性个体生命的眷顾，个体热情的细线被偶然的一阵风吹断，留下孤伶伶的个体灵魂为自己没有了身体而啜泣。　　芭蕾舞女伶的个体热情的散发和毁灭，是木偶戏人的手导演的。薇娥丽卡看到芭蕾舞女伶摔倒后伤心得要死，禁不住好几次转过头去，看幕后那只让芭蕾舞女伶的个体热情毁灭的手，目光在恳求木偶戏人的手不要这样安排芭蕾舞女的命运。这只手是宿命的手？个体生命的命运是宿命？基斯洛夫斯基不这么认为。并不是一只看不见的宿命的手，而是一只看不见的偶然的手操纵着个体生命的命运：芭蕾舞女只是偶然没有站稳而摔断了腿，就像薇娥丽卡的心脏病，是自然而偶然的。　　个体身体无法摆脱偶然造化的痕印，生命中的种种偶然也是个体的身体造化的胎记。　　个体的生命热情是承负身体的欠然（死）唯一的细线，这根细线却经受不起自然而偶然的一个喷嚏。　　在木偶芭蕾舞女身上，薇娥丽卡看到了自己，回忆起自己曾经经历过的生命热情的夭折，好像自己身体的全部死感常随的感觉秘密赤裸裸地展示在舞台上，抑制不住为芭蕾舞女伶的死而忧伤。　　木偶师注意到薇娥丽卡张皇的眼神。从薇娥丽卡被芭蕾舞女之死搅乱的心绪中，他感觉到薇娥丽卡颤然的性感。薇娥丽卡的忧伤激起木偶师追逐薇娥丽卡的身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