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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重的肉身-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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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霰厝坏乃布洹！ �56。 有些问题我们无法回避；除非我们生来就不受其约束。 什么样的问题？ 比如一个与自己订婚的女人被欺骗了。这当然是一个问题，道德——或另一类恶的问题。 卡夫卡在追求自己的永恒世界的过程中，在自己的自由行动中，撞见了新的道德问题。卡夫卡把订婚当作自我拯救的手段，以便同感性世界发生关系，其实对婚姻生活没有一点诚意。既然并不真的打算结婚，显得要结婚只是自己的永恒之旅过程中一个恶的必然瞬间，与卡夫卡订婚的“这一个”女人就被欺骗了！ 前面那则长段笔记（编号55）专门论及欺骗，就是可以读解的了。那则笔记一开首就直截了当地写道：“这一切都是骗局：寻求欺骗的最低限度，停留于普遍的程度，寻求最高限度。”为了让自己的良心在这场婚事骗局中过得去，卡夫卡用上了自己全身的智慧，计算了欺骗的最低限度的各种可能性。最后，他觉得，在尘世中生活但不追求善，这种欺骗善的欺骗程度最低，因为，善在尘世中无论如何会被欺骗。 同样无论如何的是，菲莉斯这个女人被欺骗了。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卡夫卡在整理笔记时亲自删除的一句话道出了他不得已的心情： 除了欺骗，难道你还能懂得别的什么吗？一旦欺骗消除，你就不能朝那边看，或者说你会变得呆若木鸡。 所谓“朝那边看”，就是朝卡夫卡自己的永恒那边看。 为了能朝自己私人的“那边”看，卡夫卡不得不欺骗一个无辜的女人。他选择一个自己并不喜欢、也不“妩媚”的女人来欺骗，看来也费过一番心思——那样心里不至于太难受，他并没有要与自己遇到而且有过关系的至少三个“妩媚的”女孩子订婚。 可是，尽管卡夫卡不喜欢菲莉斯这个女人，菲莉斯毕竟是一个女人。与一个自己不喜欢的女人订婚，当然不等于不是一种欺骗。卡夫卡的道德感在于，他诚实地感到无法回避欺骗的问题。 卡夫卡自觉到陷入自己制造的恶：为了重返自己的天堂，在自己的永恒之旅途中，他不得不欺骗一个女人。如果没有自己的永恒之旅、没有自己的精神世界——只有感性世界、身体的世界，就无需欺骗这一个女人。一想到自己的恶的处境，卡夫卡就不禁悲从中来。在第二次退婚之前，卡夫卡给朋友写信说： 同菲莉斯在一起的那些日子是十分不幸的。第一天除外，那天，我们还没有来得及谈主要问题。昨天下午我哭了，把我成年以后所有的哭泣加在一起，也没有昨天下午这么多。 欺骗是一种恶，这种恶与卡夫卡界定在菲莉斯身上的感性世界的恶完全不同，那是他律的恶。欺骗一个女人的生命是自主的恶，是自己的意志自由犯下的恶。 57。 除了感性世界外，语言只能暗示性地被使用，从来不曾哪怕近似于比较性地被使用过，因为它（与感性世界相适应）仅仅与占有及其关系相联系。 欺骗离不开语言，“在尘世中生活但不追求善”——欺骗善，必须靠语言来完成（难怪卡夫卡给菲莉斯写了几百封信）。 语言有种种不同的用法，为了欺骗善的欺骗程度最低，语言必须是暗示性的用法。卡夫卡的叙事（小说）语言，自此以后越来越是暗示性的。人们一直以为，这暗示性的语言用法是为了适应“感性世界”与精神世界的不对称关系。现在可以有另一种解释：这是为了欺骗善的欺骗程度最低，为了在欺骗菲莉斯时心里觉得好受些。 不少卡夫卡专家认为，卡夫卡的小说是“伪装的自传”。如果真是这样，暗示性的叙事话语就是卡夫卡安慰自己的方式。难怪他觉得，没有这种暗示性的叙事，他自己的存在就只有被清除的份。 卡夫卡的叙事与他的婚事就这样发生了实质性的联系。通过叙事，与菲莉斯重订婚约的卡夫卡就可能暗示性地生活在不得不欺骗善的世界。我无意要说卡夫卡的所有叙事都与他欺骗菲莉斯相关，只想提到《诉讼》这部他在两次婚约期间写的故事中的一段对白就够了。 “你寻求外部的帮助太多了，”神父非难地说，“尤其是女人方面的帮助。难道你没有觉得，这不是真正的帮助吗？” “有些案子，甚至在许多案子里，我可以认为你是对的，”K说，“但也不是永远如此。女人有着很大的权力。如果我能发动我所认识的一些女人，共同为我的案子出力，我就一定会取胜。特别是现在这个法庭，它的成员差不多都是好色之徒。……”K问神父，“你也许不了解，你为之服务的那个法院的实际情况。”他没有得到回答。“这都只是我个人的经验，”K又说。 这只是卡夫卡叙事中明确说到的情形，至于暗示性的叙事，只要细读《诉讼》和《城堡》中K与女人的故事，就可以体会了。 61。 如果有谁在这个世界之内爱另一个人，那么与在这个世界之内爱自己相比，既非更不正当亦非更正当。剩下的只有一个问题：第一点是否做得到。 订婚虽然是假装的，毕竟不是随意的。 卡夫卡并没有与随便一个女人订婚，而是与菲莉斯订婚。从感性世界或身体感觉方面来说，卡夫卡还是喜欢菲莉斯，因为菲莉斯毕竟是一个女人。他渴望菲莉斯坐在自己身边的愿望，不是装出来的。订婚后，卡夫卡与菲莉斯的关系显然不同于别的女人。这样一来，卡夫卡就感觉自己面临“在这个世界之内爱另一个人”的问题。 是否做得到在感性世界中爱另一个人，的确是一个严重的伦理问题。 其实，正因为卡夫卡很早就对“在这个世界之内爱另一个人”没有信心，才有自己的永恒之旅。早年的小说《变形记》已经表明，卡夫卡觉得“在这个世界之内爱另一个人”根本不可能。 如果在这个世界之内发生了爱另一个人的事，那只会是一种圣洁的爱。所谓圣洁的爱就是非感性的爱——die himmliche Liebe——好像天堂中的爱。感性世界中只有 die sinnliche Liebe（感性的爱），就像生活中好些人以为自己结婚是出于爱情，其实是由于性欲的需要或害怕孤单。在编号79的那则笔记中，卡夫卡说 ： 感性的爱模糊了圣洁的爱；它单独做不到这一点；但由于它自身无意识地含有圣洁的爱的因素；它便能做到。 在现世世界上，所有感性的爱都显得像是圣洁的爱。卡夫卡在这一瞬间差点就把婚姻看作是自己的天堂了：没有一点圣爱的因素，不可能做到在感性世界中爱另一个人；只有圣爱，在感性世界爱另一个人，也不可能。但卡夫卡最终还是觉得，在感性世界中爱另一个人，只能是性爱和圣爱的结合，但这样一来，性爱又模糊了圣爱，以至于在感性世界爱一个人往往成了伤害一个人。 64、65。 逐出天堂就其主要部分而言是永恒的：被逐出天堂虽然是已成定局；在尘世生活虽然已不可避免；但尽管如此；过程的永恒性（或照尘俗的说法：过程的永恒的重复）却使我们有可能不仅有一直期望留在天堂中的可能；而且有事实上一直留在那里的可能；不管我们在这里知道还是不知道这一点。 自从卡夫卡意识到自己欺骗一个女人而造作的恶，他就已经知道自己不可能全然从这个世俗世界抽身重返天堂了，自造的恶拽住了他的身体。恰恰在这样的意义上，不可能重返天堂已成定局。 知道了这一点，卡夫卡的生存又靠什么来支撑呢？ 况且，对婚约期间的生活总得有个说法，以便让自己心安理得，尤其是不能让自己罪上加罪。卡夫卡找到了感性世界中过程的永恒性这一说法：婚约中的生活、不停地给未婚妻写信的生活、甚至对她说谎的生活，都可以被感觉为正在重返天堂途中。 这是自我安慰，还是自我欺骗？ 如果是自我欺骗，那么，在婚约状态中，卡夫卡欺骗的就不仅是菲莉斯，也欺骗他自己。也许，这也是他自己的永恒之旅中的一个必要的瞬间。 69。 理论上存在一种完美的幸福可能性：相信心中的不可摧毁性，但不去追求它。 什么叫自我欺骗？没有比这则笔记说得更清楚的了。 卡夫卡好像支撑不起自己，好像钻进了一个恶的迷宫，并且在自己的罪（身体性情）中越陷越深。要不是自己重返天堂的欲望，也许还不至于跌入意志自由的作恶。 78。 精神只有不再作为支撑物的时候；它才会自由。 自我欺骗时，精神特别难受。精神不仅被拖入尘世，与感性世界的欲望缠结在一起，还因为意志自由而跌入自主的恶。 在婚约状态中，卡夫卡不仅要克制感性的欲望——婚约状态偏偏又充满欲望的诱惑，而且要抵制自己自造的恶，生命不至于沉落的负担完全落在精神的头上，以至精神成了“支撑”（Halt zu sein）。一旦精神成为感性世界的“支撑”，就很容易跌入自主的恶，成了欠负的精神。 80。 真理是不可分割的，所以它无法认识自己；谁要想认识它，就必须是谎言。自我欺骗的说谎与对另一个人说谎有很大差别。对别人说谎，不涉及对自己的诚实问题。在自我拯救的过程中，重要的是对自己诚实，不然的话，拯救自己就是不可能的。况且，对卡夫卡来说，真理总是自己私人的真理——个体的真理，所谓die pers�鰊liche Wahrheit。卡夫卡如今发现，认识到自己私人的真理是通过自我欺骗的途径，精神在自主的恶中成了谎言，就认识了自己个体的真理。 这就是为什么，即便是孤单的个人，也有伦理问题。 83。 我们之所以有罪，不仅是由于我们吃了智慧之树的果子，而且由于我们还没有吃生命之树的果子。有罪的是我们所处的境况，与欠负（Schuld）无关。 卡夫卡本来以为，罪是由自己与天堂的关系决定的，而不是像恶那样，是由自己与世俗的关系决定的。由于自己的自主的恶，卡夫卡终于明白，自己身上的罪（身体性情）也就是自己与世俗的关系。罪是自己的身体性情的处身状况，它是无法摆脱的。欠负既不是单纯的恶（B？se），也不是单纯的罪（S�黱de），而是两只本来不会牵在一起的手的牵扯。即便不与菲莉斯订婚，他身上单纯的罪还是存在，因为自己本来就没有吃上生命之树的果子。为了摆脱身上单纯的罪，卡夫卡与菲莉斯订婚，反而产生了欠负。由于自己的永恒之旅中的欺骗，订婚的恶与自己同永恒的那边的绝然属我的关系（罪）就发生了关系，这种情形实在出乎卡夫卡的意料。 84。 我们被创造出来，是为了在天堂生活，天堂为我们的享用而存在。如今我们的使命已经改变了；天堂的使命是否也随之而改变呢；没有人说出。 由于欺骗别人和自己，卡夫卡发现重返自己的天堂这一个体使命变得不可能了，改变这一欠负的生命处境也是不可能的事。除非卡夫卡完全改变自己的“天堂的使命”——比如把婚姻生活干脆看作自己的天堂。 这种念头并不是没有出现过。 在解除与菲莉斯的婚姻一年多后，卡夫卡与另一个女人（朱丽叶）订婚。这次是与他喜欢的“妩媚的女孩子”订婚，并抱着真诚的希望：“如果这次婚姻真的能成功，将是建筑在相互谅解基础上的最佳良缘。”他还承认：“在某种意义上，婚姻和孩子是最值得我去追求的东西。”尽管卡夫卡最终还是因为觉得自己“是不能结婚的”而退了婚， 他的“天堂使命”毕竟改变了。 这是后话。 就现在的处境来说，卡夫卡担心的是，由于自己自主的恶，天堂那边的情形是否也会改变。如果天堂的使命改变了，就意味着天堂不再为自己的享用而存在。那样的话，卡夫卡在迈向自己的天堂的过程中陷入的必要的恶就白搭了。让卡夫卡感到苦不堪言的是，他无法知道天堂那边的情形是否改变了，这使他难以抉择，究竟是否还值得坚持下去。 85。 恶是人的意识在某些特定的过渡状态中的散发。它的表象并非感性世界；而是感性世界的恶；这恶在我们的眼里却呈现为感性世界。 一旦产生上述那样的念头，卡夫卡觉得自己的恶魔又找上门来了。 不过，卡夫卡对恶和感性世界作了区分。他进一步认识到：恶是主观的意识——也许就是自己的意志自由的脆弱，自己在某些特定的过渡状态中不能有所决断时的意识状态。这种意识状态就是自己处身的感性世界本身，换句话说，感性世界不过就是自己的主观意识中的恶。 菲莉斯是彻底无辜的。 卡夫卡看清楚了，先前以为是菲莉斯的恶——菲莉斯代表感性世界的力量，其实是自己主观意识中的恶。 87。 一种信仰好比一把砍头刀，这样重、这样轻。 自我的道德—宗教沉思到这个时候对信仰有了完全别样的理解，丝毫不让人觉得奇怪。 要搞清楚的是：信仰这把砍头刀砍谁的头？砍信仰者自己的头，而不是别人的头。 卡夫卡与自己的天堂之间的契约关系松动了。没有婚约、没有欺骗、没有恶的散发，信仰的轻和重都是感觉不到的。 信仰之重，重在守与天堂之约；信仰之轻，轻在对罪的意识。然而，这信仰像砍头刀，或像自己上吊。 96。此生的快乐不是生命本身的，而是我们向更高生活境界上升前的恐惧；此生的痛苦不是生命本身的，而是那种恐惧引起的我们的自我折磨。 卡夫卡感觉自己在受苦，在向更高生活境界上升前的恐惧中受苦，他的信仰是从自己的受苦感觉中产生的。这种恐惧，如已经看到的那样，是由婚约状态中自主的造恶引发的，自主的造恶又是为了向更高生活境界上升造作的。这种状态苦不堪言，是纯然私人的受苦，卡夫卡的认识相当清楚：这受苦是一种自我折磨。 信仰会——或者说——应该带来受苦的安慰，这种安慰体现为对自己受苦的一种心安理得的解释。卡夫卡的解释至少对他自己的受苦来说相当完美： 只有在这里受苦就是受苦。并非那些在这里受苦的人在别的地方会由于这种受苦而升腾，而是，在这个世界上被称为受苦的事，在另一个世界上（一成不变，仅仅摆脱了它的反面）是极乐。 经过这番对自己的受苦的安慰，卡夫卡已经没有退路了，不可能使欺骗的婚约变成真诚的婚约。在此之前，婚约的质变还是有可能的，卡夫卡并不是没有产生过真的结婚算了的念头。如今，他必须在这条路上走到底，使欺骗的婚约最终完成其使命。他不得不孤注一掷，不理会天堂的规定是否改变了。 于是，人们就读到了下面这样充满信心的话。 99。 对我们尘世生活短暂性的理由的一度的永恒辩护哪怕只有半点确信，也要比死心塌地确信我们当前的负罪状况令人压抑得多。忍受前一种确信的力量是纯洁的；并完全包容了后者；只有这种力量才是信仰的尺度。 如此信心针对的是眼下这场大欺骗。因信仰而来的信心被卡夫卡感受为对确信（�黚erzeugung）尘世生活短暂性的理由和自己当前的负罪状况的斗争。没有信仰，他要么可能结婚，要么可能被自己的负罪中的受苦窒息。有了信仰，不仅受苦好受多了——起码比确信尘世生活的理由好，而且欺骗——无论欺骗女友还是自己——也有了更多的信心。 有些人估计；除了那原始大欺骗外；在每一件事情中都有一个独特的小骗局针对着他们；这好比是：当一出爱情戏在舞台上演出时；女演员除了对她的情人堆起一副虚假的笑容外；还有一副特别隐蔽的笑容是留给最后一排座位中完全特定的一个观众的。这可谓“想入非非”了。 卡夫卡在整理笔记时决定删除这则文字。编辑者让它保留下来，使我们得以更加清楚地看到卡夫卡的信仰与他的大欺骗的关系。 102。 我们周围的一切受苦我们都得去忍受。我们大家并非共有一个身躯；但却共有一个成长过程；它引导我们经历一切痛楚；不论是用这种或那种形式。就像孩子成长中经历生命的一切阶段；直至成为白发老人；直至死亡（而这个阶段从根本上看似乎是那以往的阶段——无论那个阶段是带着需求还是怀着畏惧——所无法接近的）；我们同样在成长中经历这个世界的一切受苦（这同人类的关系并不比同我们自己的关系浅）。在这一关系中没有正义的容身之地；但也不容对受苦的惧怕或作为一个功劳来阐述受苦。 受苦（Leid）完全是由于有另一个世界的规定和个人从这规定中获得的在世使命导致的，而不是这个世界的各种偶然的不幸导致的。在为了自己的天堂之约而欺骗一个女人和欺骗自己时，卡夫卡不仅让自己受苦，也让别人——比如说菲莉斯——受苦。 这种受苦是私人形而上学意义上的，不是现世社会意义上的，所以根本不干正义的事。为这私人的受苦寻求社会或人类的正义，不仅荒唐，而且会制造出更多的恶。 不仅如此，颂扬这种受苦，就成了形而上学的夸张。 103。 你可以避开这世界的受苦；你完全有这样做的自由；这也符合你的天性；但也许正是这种回避是你可以避免的唯一的受苦。 卡夫卡清楚地意识到，要避免在这种处境中受苦——例如像约伯那样向上帝寻求公义——是不可能的，因为避免这种受苦本身就是一种受苦。只有通过避免后一种受苦，才能减轻前一种受苦。 受苦有两种情形：由恶引致的受苦和由罪引致的受苦。要避免这两种受苦，是一个人最基本的自由。可是，这两种受苦都是无可逃避的：无论通过罗伯斯庇尔的自由伦理还是丹东的自由伦理，都无可逃避。自由在自己私人的受苦的必然中成了必须避免的受苦。许多人说，卡夫卡的叙事思想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状况的指控和批判，差不多把卡夫卡看作马克思的应声虫。事实上，卡夫卡是人义论的自由主义伦理的批判者——我可以断定，卡夫卡决不会认昆德拉为他的门徒。 105。 这个世界的诱惑手段和关于这个世界是一种过渡的保证符号；实际上是一回 事。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只有这样这世界才能诱惑我们；同时这也符合真情。可是 最糟的是；当我们真的被诱惑后便忘记了那个保证；于是发现善将我们引入恶；女人 的目光将我们诱到她的床上。 卡夫卡看清楚了：为了重返自己的天堂，他本来并不需要欺骗菲莉斯，只需要能忍受孤单就行了。现世世界本身就是恶的诱惑，也就是重返天堂的过程本身。把与菲莉斯订婚看作与感性世界的交往，等于真的被感性世界诱惑了。 卡夫卡重新回到了自己未打算通过婚姻来拯救自己时的开端。他经历了一场自我审判，这审判的结论是：把负罪状态看作向自己的天堂那边过渡的过程，自我拯救的过程就是自我变恶的过程。找女人帮忙是必须的，但卡夫卡一开始并没有认识到，自己一旦找女人帮忙，就免不了自陷于恶，用他的形象说法，就是真的被女人的目光引诱到她的床上去了。 卡夫卡认清自己最终要的是什么——这“什么”是一个女人无法给予的。 106。 谦卑给予每个人（包括孤独的绝望者）以最坚固的人际关系；而且立即生效；当然唯一的前提是；谦卑必须是彻底而持久的。谦卑之所以能够这样；是因为它是真正的祈祷言语；同时是崇拜和最牢固的关系。人际关系是祈祷关系；与自己的关系是进取关系；从祈祷中汲取进取的力量。 经历了这场自我审判，有了这样的认信，卡夫卡得出自己的伦理实践上的结论。这种结论对于他下一步的旅程是必要的，因为，卡夫卡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在自己新的负罪状态中有好的德性。这就是卡夫卡通过自己的道德－宗教沉思——或者说自我审判——而达到的道德自觉：谦卑和祈祷对于把为了天堂永恒那边而立的约信守到底，是必不可少，对于在婚约状态中把欺骗持续到底，也是必不可少的。 109。 “不能说我们缺乏信仰。单是我们的生活这一简单的事实在其信仰价值方面就是取之不竭的。”——“恰恰在这‘总不能’中存在着信仰的疯狂力量；在这一否定中这种力量获得了形象。” 从对正道的沉思开始，以对信仰的言说作结，卡夫卡亲身经历了一场道德－宗教的变形记。 如果只有这一边，没有那一边的世界——或者，即便有那一边的世界，却不朝那边望，人无需信仰。卡夫卡的受苦是自己性情中的两个世界的紧张引起的，他的信仰就是这两个世界的紧张之间的绳索。这根绳索绞住了他的脖子，令他窒息，没有这根绳索，他又无法呼吸。这就是卡夫卡所谓“信仰的疯狂力量”的含义。只有当人们清楚了卡夫卡私人的受苦，才会了解他私人的信仰的疯狂含义。卡夫卡使得如今若要理解一个形而上学问题，都必须事先了解提出这一问题的人私人的受苦。 不必多想了：尽快解除与菲莉斯的婚约。作为自我拯救手段的这场拖带太久的婚事纠葛，已经完全失去了意义。 卡夫卡的道德－宗教沉思笔记以下面这则收尾，几乎是意料中的了： 你没有走出屋子的必要。你就坐在你的桌旁倾听吧。甚至倾听也不必；仅仅等待着就行。甚至等待也不必；保持完全的安静和孤独好了。这世界将会在你面前蜕去外壳；它不会别的；它将飘飘然地在你面前扭动。 Eco homo！ 卡夫卡写下这段文字，表明他重返天堂所需要的沾染这个世界的恶，已经完成了。他可以心安理得地做一个地窖人，做一个现代社会的隐修士。 如果海德格尔确如洛维特所说，是贫乏时代的思想家，卡夫卡就是贫乏时代的修士。尽管他们应用暗示性语言的才能是卓绝的，就思想和信仰的蕴含而言，都是贫乏时代的思想和信仰的写真。
深紫色的叙事思想家
一九九六年四月，基斯洛夫斯基（Krzysztof Kieslowski）在巴黎病逝，享年五十五岁。 我没有读报习惯。基斯洛夫斯基逝讯发布两天后，友人小林特地打电话告诉我。小林知道我敬爱基斯洛夫斯基，称他是“用电影语言思考的大思想家”，自以为对基斯洛夫斯基的作品有真切的理解。听到基斯洛夫斯基去世的消息，我感到在思想世界里失去了一位不可失去的生活同伴，心里觉得好孤单。对一位同时代思想家的去世感到悲伤，在我是头一次。 一九九一年，瑞士德语电视台介绍基斯洛夫斯基的作品，每周一片，播放了《盲目的机遇》（Blind Chance，德译片名“极有可能的偶然事件”）、《永无休止》（No End）和《十诫》（Decalogue）。每一部作品都让我深受触动。那时，基斯洛夫斯基的新作《薇娥丽卡的双重生命》（La double vie de Veronique，台湾译名“双面薇若妮卡”，香港译名“两生花”）在影院上映，我赶首场观看。从此，我认定基斯洛夫斯基是我最喜爱的当代电影艺术家。 《蓝、白、红》三部曲是基斯洛夫斯基的天鹅之歌。制作三部曲时，基斯洛夫斯基回忆了自己的生活和创作经历。这部读来不时让人感动的生活经历和创作经历的回忆，谈到好多生活伦理问题。 让人在精神深处有所感动的艺术家历来就不多，如今更少，多的是肥皂泡的煽情。基斯洛夫斯基很幽默、也很有智慧。这些都算不上什么，难得的是，他令人产生莫名的感动。 基斯洛夫斯基的作品带有各种寓意的色调：冷漠的黄色调、纯情的红色调、沉静的蓝色调。这些都还是作品中的形式色调。基斯洛夫斯基的作品中还有一种质料性的色调——作品中的思想带有的神秘主义的、悠悠怆情般的深紫色，正是这种只能用灵魂感觉的色调触碰到我生命和思想的敏感部位。 小林问过我，为什么那么喜欢基斯洛夫斯基的作品。基斯洛夫斯基去世几个月来，我也一直在想，为什么他的去世令我感到思想的在世孤单。 现代的生活世界是一个文字化的世界，有形而下和形而上的两界：形而下的文字世界是商品流通性的信息、技术、买卖文字，形而上的文字世界是个体内在性的感觉文字。思想叙事是形而上的文字世界的主要表达形式。如今，叙事作家越来越多，以小说为主的文学刊物数也数不过来，电影叙事已经成为市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形而上世界。 据说，叙事作家的本领全在于对生活感觉的敏感，能够感受出黄昏的恐慌、清晨的厌倦…… 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要说或想说，而且，有独特感受力的人并不少见。每个人都在切身地感受生活，感受属于自己的黄昏和清晨的颜色，只是程度和广度不同而已。为什么不是每个人都是叙事家？对生活的敏感只是成为叙事家的充分条件，而不是必要条件。 生活的敏感浸透到生活的隐喻中，往往让人失去言语的表达能力，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对生活的隐喻世界有所感的人并不少，而叙事作家却不多。讲故事需要一种运用语言表达对生命中的微妙音色的感受、突破生活的表征言语织体的能力。生活在言语中，人人都在言语中生活。叙事家是那种能够反向运用语言、进入形而上的文字世界的人。 人人都在生活自己。 但生活有看得见的一面——生活的表征层面中浮动的嘈杂，有看不见的一面——生活的隐喻层面中轻微的音色。叙事家大致有三种：只能感受生活的表征层面中浮动的嘈杂、大众化地运用语言的，是流俗的叙事作家，他们绝不缺乏讲故事的才能；能够在生活的隐喻层面感受生活、运用个体化的语言把感受编织成故事叙述出来的，是叙事艺术家；不仅在生活的隐喻层面感受生活，并在其中思想，用寓意的语言把感觉的思想表达出来的人，是叙事思想家——基斯洛夫斯基就是这样的叙事思想家，他用感觉思想、或者说用身体思想，而不是用理论或学说思想。基斯洛夫斯基对时代生活带着艰苦思索的感受力，像一线恻隐的阳光，穿透潮湿迷蒙的迷雾，极富感性的语言带有只属于他自己的紫色的在体裂伤。 这就是基斯洛夫斯基特别令我喜爱的原因吗？在二十世纪后半叶，感受力强、不乏语言突破能力、也不乏思想的叙事家，并非基斯洛夫斯基一人。为什么他的早逝特别让我伤心？
人民事业生活中极有可能的偶然
基斯洛夫斯基一九四一年出生在华沙，与我们这个大时代的作家、艺术家一样，由共产党文化制度的乳汁哺育长大。上中学时，基斯洛夫斯基撞上“波兰十月”革命和匈牙利事件，以后当兵、做工，后考入三十年代由当时的先锋艺术家创立的克拉科夫Lodze电影学院修导演课程。基斯洛夫斯基的电影眼睛一开始就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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