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样年华(1-3全)-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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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风说：“不用了，20个串足够吃了，也许还吃不了呢！”
　　老板看出钟风是为了喝酒而吃串的那类人，便不再强求。
　　钟风这类人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喝一瓶啤酒顶多需要吃一个肉串，这种本事决非一日之功，是钟风每天经过严格的训练才由五串练到一串的，钟风说他要把这种功夫练到及至，即只吃一块肉便可喝掉一瓶啤酒。
　　钟风做的最过分的一件事情是，他让老板烤了六个串却喝掉七瓶啤酒，而且这七瓶啤酒是钟风从超市买来的，他一个人占用整张桌子长达两小时之久，使得旁边手里攥着一大把羊肉串苦于没坐位而不得不站着吃的学生不停地向他瞥来白眼，但钟风毫不在乎。老板说，这是我经商以来做过的唯一一次赔本的买卖。更可气的是钟风居然把那几个串让老板反复加热了好几回。那天晚上，老板也喝了许多酒，他涨红着脸，攥着一个空酒瓶，怒不可遏地站在钟风面前，否则钟风还会不知好歹地从书包里掏出另外三瓶啤酒（钟风在超市买了十瓶啤酒）并拿出一个凉花卷让老板放到火上烤一烤。
　　早上五点钟，宿舍楼门被看门的大爷打开，我们七扭八歪地鱼贯而入。我进了宿舍没有脱鞋便倒在床上，钟风找来一张凉席席地而卧，杨阳费了好大的力气才爬到上铺，拿一条毛巾不停地擦着汗，齐思新脱掉小裤衩，用毛巾被裹住身体，很快，我们便各自睡去。
　　13八点钟的时候，张超凡、马杰、赵迪纷纷起床，并不时地说着害怕、多喝水之类的话。我睁眼一看，马杰正守着两个葡萄糖瓶子往肚子里灌水，一问才知道，原来我们今天要献血。
　　我问：“我们昨天喝了一夜的酒，不献行吗？”
　　马杰说：“学校规定了，只要化验合格者，必须献血，否则不给毕业证。”然后又抱着葡萄糖瓶子咕咚喝了一大口，可能是实在喝不下去的缘故，他问我们：“你们谁喝？”
　　没有人回答他。
　　过了一会儿，马杰躺在张超凡的床上说：“憋死我了！”
　　杨阳从床上跳下来说：“那你丫就尿去，在这儿瞎喊什么！”
　　马杰说：“不能尿，要不然就白喝了。”
　　八点半钟，我们来到校医院做血液检验，最后的结果是，张超凡，马杰、赵迪血液合乎标准，而我、杨阳和齐思新却因为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超标许多，被禁止献血。
　　当时的情景是这样，我走到护士面前，带着口罩的护士皱起眉头在我的身上闻了闻说：“喝酒了吧！”
　　“嗯，昨天晚上喝的。”
　　“喝了几瓶？”
　　“说不好，四个人喝了31瓶。”
　　“行了你走吧！下一个！”护士对我身后的杨阳喊道。
　　杨阳走到护士面前，护士同样闻了闻杨阳，然后说：“喝酒了吧！”
　　“没有！”
　　“那怎么这么大酒味？”
　　“出的汗，一到夏天我身上就有这味儿。”
　　护士皱紧眉头，用镊子夹起一大块酒精棉球，在杨阳的胳膊上擦来擦去，直到酒精棉球变成黑色，被擦过的部位明显比其他部位白出许多。护士将针头扎入杨阳的胳膊，一拔活塞，殷红的血液从杨阳体内流入针管。
　　齐思新也因为主动坦白自己喝过酒，节省了化验所需的一针管血液。


　　半小时后，化验结果出来，杨阳的化验单上写道：血液？啤酒！绝对禁止此人献血，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马杰很羡慕我们，他说：“要知道会是这种结果，我把葡萄糖换成啤酒多好！”
　　我问杨阳：“你为什么知道自己的血液不合格还要做检验？”
　　杨阳说：“我觉得医院缺少我这样的血液，有些嗜酒如命的病人靠输鲜血是得不到治愈的，他们还需要往体内注射一些酒精，而我的血液就是这二者的完美组合。”
　　我认为杨阳说的是醉话，他还没有恢复到清醒状态。
　　不知道是谁传出来这样一条信息：一些保存不善受到污染的血液被送往食堂，撒了一些盐后便凝结成血豆腐，成为食堂的原料。
　　学校食堂因为这句没有被辟谣的蜚语四处流传，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食堂的炒血豆腐和血豆腐麻辣烫在近一个月内没有卖出一份，全部被倒进剩饭缸内，倒是“溜肝尖”这道菜在此期间颇受宠幸，已经屡有猪肝供不应求的情况出现。
　　14周舟第一次从我身边离开就是由我们一起去吃溜肝尖引发的。在我们系的学生献过血后的第二天，轮到周舟所在系去校医院献血，周舟献完血后，拉着我同她去饭馆吃饭溜肝尖。吃完饭结帐的时候，我把钱包交给周舟，让她去吧台付款。交过钱周舟又把钱包给我，当时我穿着一条只有屁兜的大裤衩，装钱包很不方便，便让周舟先装着，我们一会儿还要去超市买些滋补品。
　　选购完商品结帐时，营业员说我们所买的商品一共是七十八块五毛二，我的钱包里正好有七十八块五的零钱，差两分钱，营业员死活不肯少收两分钱，我让周舟仔细翻一翻钱包，因为我经常会把几分钱的钢镚塞到钱包深层。
　　就在这个时候，周舟在钱包最里层翻出那张已经被我遗忘的避孕套发票，周舟看到后把它捏成一团，扔在我的身上，气愤地跑出超市。我没有顾及那些商品和说我有病的营业员，急忙追出超市，拽住已经跑出超市门口的周舟，问道：“怎么了？”
　　周舟看也没看我一眼说：“你说怎么了！”
　　“你听我解释，我……”
　　“甭解释，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连试都不考就走了，原来有更重要的事情在等着你。”
　　“根本不是你想的那么回事儿。”
　　“我想什么了，是你做贼心虚了吧！”
　　“你不了解真实情况。”
　　“我不想了解，我还是走吧，省得对你碍手碍脚的。”周舟伸手拦了一辆从身边驶过的出租车，甩开我的手，坐了进去。
　　我尚未来得及跟着钻进去，车门便“砰”地一声紧紧撞上。
　　汽车从我身前加速驶去，我不知道周舟要坐着它去向哪里。
　　返回北京前，我在西安的旅馆里仔细检查了东西，把认为和汤珊有关的所有物品全部留在旅馆，特别是那盒没有用完的避孕套，还剩下十几个，早知如此，我当初就应该买10支装的，现在我又不能把剩下的打包带回北京，只好将它们塞到旅馆的枕头下面，供下一位在此房间过夜的男人使用。我本以为高枕无忧，可以安安心心地回北京，却万万没有想到，我的钱包里还埋藏着一颗定时炸弹。
　　我不能没有周舟。
　　听郝艾佳说，周舟最近没有住在学校，我整日守在电话旁，不停地拨打周舟家里的电话，然而，从话筒里传来的不是盲音便是周舟妈妈说：“周舟不在家，出去了……”
　　我失魂落魄地游荡在校园，感觉生活中出现了巨大空洞，惶惶不可终日。
　　15暑假来临，乐队进入颇具成效的排练阶段，每日排练后，他们三人全有女朋友陪伴左右，我却形单影只，没有了周舟的我情绪极为低落，而且我又因为没有参加考试，六门功课的成绩全部以零分处理，遭遇到“试读”，如果此类情况第二次在我身上发生的话，我将面临被勒令退学的危险。一时间，所有痛苦的事情向我汹涌而来。
　　每日排练结束后，我们会去一家饭馆吃饭，佟小娅和齐思新在这个时候已经完成最后一道工序，杨阳和郝艾佳也不再对对方有秘密可言，两性的话题成为我们互开玩笑的焦点。
　　一次杨阳喝得面红耳赤仍让服务员拿啤酒来，郝艾佳阻止他说：“别喝了，再喝你身上又该红了。”
　　我急忙问郝艾佳道：“我们只知道杨阳喝酒脸红却不知道他的身体也会变红，你是怎么知道的？”
　　郝艾佳脸色绯红，说不出话来。
　　通过这件事情，我知道杨阳经常会在酒后和郝艾佳乱搞，由此看来，酒能乱性这句话还是有一定事实依据的。
　　这种快乐情绪并不能感染我，相反，它使得我很不舒服，我匆匆吃了两口饭后决定先走一步，他们也知道我为何如此，不再强留，任我先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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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回宿舍的路上忽然想到周舟也许不会再回到我的身边，我们的关系也许就此结束，她成为一个美丽的身影，在我的眼前出现又消失……这时，我想起另一个人——韩露，我们已有半年没有联系了。
　　回到宿舍后，我决定给韩露打一个电话。我没有看电话本，便拨通了那个熟悉的号码，这个号码曾经被我拨打过无数次，无需察看键位，仅凭借手指的方位感觉，便可准确无误地拨通此号码。
　　“喂！”是韩露的声音。
　　“我是邱飞。”
　　“哦，是你呀，你在哪？”
　　“我在学校，你从上海回来了，过得怎么样？”
　　“还行，你怎么样，和女朋友还挺好的吧！”
　　“我们分手了。”
　　“为什么？”
　　“说来话长……”
　　“我们同是天崖论落人了。”
　　“相逢而且又相识。”
　　“咱们同学最近又聚会了吗？”
　　“没有，没人组织，大家好像都很忙。”
　　“你和郑勇、冯凯有联系吗？”
　　“偶尔打个电话，联系不多。”
　　“咱们同学都在做什么？”
　　“不知道，谁也处理不过来自己的那一摊事情。”
　　“我最近在家也没什么事儿，你来找我玩吧！”
　　“好，我正想找个人聊聊。”
　　“什么时候来？”
　　“明天。”
　　“几点？”
　　“上午10点？”
　　“好的。”
　　第二天上午10点钟，我如约来到韩露家中，在她为我打开门的那一刻，我看到她那张比以前成熟了许多的脸上流动着心清如水的平静，看来她已将痛苦的往事彻底遗忘。
　　“坐呀。”韩露把她爸的烟灰缸放在我面前，“你抽自己的烟吧，我不知道我爸把烟放哪儿了”。
　　我点上烟，想对韩露说些什么却又不知如何开口，韩露看出我的窘态，便说：“你暑假里有什么打算吗？”
　　“没有，我现在的心情一落千丈，什么都不想干，你呢？”
　　“我打算上一个英语四级辅导班，我感觉这次四级考得不好，你能通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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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我根本就没去考试。”
　　“为什么，我记得你高中时英语成绩不错。”
　　“哎，别提过去了。”我深吸了一口烟。
　　“你好像变了许多。”
　　“一切事情都是这样发展的，时间过去了，你被改变了。”
　　“你好像把一切看得很淡。”
　　“没有，我一直在认真对待着一切，可它们却像愚弄傻子一样在不停地与我开着残酷的玩笑。”
　　“没你说得那么严重，咱们一起参加四级辅导班吧。”
　　“还是你报吧，我不想。”
　　“哪里的辅导班好？”
　　“清华、北大、北外的都不错。”
　　“那我明天就去北外报名吧。”
　　第二天，我陪韩露到北外报了名，从此她每天便为上课、学英语而忙碌，无暇顾及他事，我每天跟着乐队排练提不起精神。
　　此时，我们在酒吧获得了一些演出机会，这也给我们带来不菲的收入，有时候我们一个晚上在两家酒吧演出，先在第一个酒吧唱六七首歌，然后再赶往下一个酒吧，唱的还是那六七首歌。唱一场乐队会得到100元左右的报酬，这些钱除了满足于乐队开销外，余额被平分到每人手中，这种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感觉很好。
　　演出的机会逐渐增多，我们的排练次数也愈发频繁，但四个人却不能全部准时地出现在排练室，总会有某个人因为某种原因延误排练，而另外三个人却坐在排练室徒劳地等待，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所以为了加强彼此间的联络和与外界的交往，我们每人配备了一部手机。
　　：17一家西餐厅的老板从我们常去演出的一家酒吧老板那里打听到我们的手机号，打电话通知我们去他的餐厅试一试，于是我们便带着乐器前往。
　　我们把那些经常在摇滚酒吧演出的曲目演奏了一遍，老板走上台来，捂着耳朵说：“哥儿几个别演了，太闹，我们这里是西餐厅，乐队应该在客人进餐的时候演奏一些柔和的音乐，烘托出浪漫的气氛，有烛光、有牛排、有红酒、有柔美的音乐，像你们这么吵，谁还敢来我们这儿吃饭呀，来了他也吃不下去。”
　　杨阳弹着吉他唱了一首“Right　here　waiting”，老板听后说：“对，就是这个意思，要柔一点儿的音乐，回头给你穿上西服，带上晚礼帽，打上领结，客人在下面吃，你就在台上唱，你看怎么样？”
　　杨阳说：“你给多少钱呀？”
　　老板说：“一个小时50块钱怎么样？”
　　杨阳收起吉他，甩下一句话：“你给多少钱我都不唱！”
　　18乐队排练室的隔壁住着一个年轻女子，那间屋子有十二三平米左右，屋内除摆设有一台电视和一张双人床外，只有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地面铺了一层塑料泡沫的地毯，每次进屋前，此女子总要把鞋脱在门外，赤脚走进房间，我们不知道她究竟从事什么工作，只对她留有一个爱清洁的印象。
　　一次排练的间歇，我们正坐在椅子上抽烟，屋里很安静，谁也没有说话，就在这时，隔壁传来一阵床铺的“吱吱”声，声音由小到大、由慢至快，以至最后连成一片并混合着粗重的喘息声，不绝于耳。上厕所回来的钟风后说，他看到隔壁房间的门口摆着两双鞋，一双是我们经常看到的那个女子的鞋，另一双是擦得锃亮的男式皮鞋。
　　杨阳说：“她是不是一‘鸡’呀？”
　　齐思新说：“有可能，但不能排除人家两口子大白天也高兴的可能。”
　　后来，我们又陆续在隔壁房间的门口看到各式各样的皮鞋、旅游鞋，而且新旧程度不同，大小不一。但一成不变的是，每当这些鞋依次出现在门口的时候，那双女鞋总是摆在门口，这使我们更加肯定了隔壁住的女人就是“鸡”。
　　一次，一阵暧昧声过后，我们听到一个男子破口大骂道：“哪个孙子这么缺德，把我的鞋偷走了，我那可是意大利的名牌皮鞋，800多块呢！谁拿走了赶紧给我交出来，否则我就不客气了！”
　　男子嚷嚷了半天，并未见小偷站出来，他的鞋也没有出现，便将一腔怒火发泄在那个女人身上，他说：“我花钱上你这儿玩来了，你却让我把鞋脱在外面，现在我的鞋丢了，你该负主要责任！”
　　女子说道：“是你自己主动来找的我，我并没有请你来，而且你来了那么多回了，又不是不知道我这里的规矩，谁来都得脱鞋，你穿那么好的鞋来显摆给我看呀，谁稀罕，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吗，我看见过你在菜市场卖鱼，一身腥味儿，上次你走后，给我床上留下好几片鱼鳞。”
　　男子说：“你等着，我再也不来了，让你没生意做！”


　　女子说：“你爱来不来，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三条腿的男人有的是，没有你我照样活得下去！”
　　男子见说不过那女子而自已又赤脚在地，便语气舒缓下来，说：“你先借我一双鞋穿回去，明天我再把鞋给你送回来。”
　　女子说：“我这里的鞋你随便挑，哪双适合你你就穿走。”
　　最后，那个男子趿拉着一双红色绣花棉布拖鞋回去了。
　　几天后，当我们正如火如荼地排练的时候，传来敲门的声音。我们停下手中的乐器，打开门一看，原来是隔壁的女子。
　　“是不是吵到你了？”我问。
　　“没有，我在隔壁感觉你们的音乐挺好听的，想过来看看。”这还是第一次有人说我们的音乐好听。
　　“进来坐吧。”我请她进来。
　　“你们练你们的，我随便听听。”
　　一曲演奏完毕后，女子鼓起掌来，说：“挺好听，你们是干什么的？”
　　“我们是学生，大姐你是做什么工作的？”齐思新随口问了一句。
　　女子很坦诚地说：“我是做小姐的，真羡慕你们学生，可以无忧无虑的生活。”
　　“我们也有特多烦恼，要不然我们干嘛用音乐表达。”
　　“你们在哪个学校上学？”
　　“北X大。”
　　“哦，我知道，和我在一个歌厅干活的女孩就是你们学校的。”
　　“是不是叫沈丽？”杨阳问道。
　　“你怎么知道的？”女子很吃惊地问道。
　　“丫挣过我的钱！”杨阳说话毫不客气。
　　“其实沈丽这个女孩挺不容易的。”女子说。
　　“她有什么不容易的，一边学习文化知识一边挣着钱，两不耽误。”杨阳说。
　　“你不了解她家里的情况，她的家庭很困难……”于是，这个女子便给我们讲起关于沈丽的故事：“两年前，我在从老家开往北京的火车上遇到了沈丽，她坐在我的对面，模样很寒酸，坐了十个多小时的火车，她只吃了一个苹果，啃了一张大饼，我以为她是来北京打工，可一问才知道，她是来北京上学而且又和我来自同一个县城，只是不在一个村子。她问我是做什么的，我说我给朋友帮忙做买卖。
　　由于我们是一个县的，我又看她孤苦伶仃的挺不容易，我知道一个人出门在外会有很多困难，便把呼机号留给她，让她有什么困难找我。下了火车，我们便各奔东西。
　　第二天，我的呼机响了，我回了电话，原来是沈丽找我，她约我在你们学校门口见面，说是有要紧事儿，我也不知道她找我究竟会有什么事情，便风风火火地赶到学校，已经在校门口等候多时的沈丽把我拖到没人处说：“兰姐，‘我叫马晓兰，所以沈丽叫我’兰姐‘，她说：”你能不能借我二千五百块钱？’我听后吓了一大跳，心想，这个女孩的要求也太过分了吧，仅在火车上见过一面就敢提出这样的要求。我当时已经做了两年的小姐，能够拿出这些钱，但这些钱我挣得来之不易，怎么能轻易借给一个并不熟悉的人呢，于是我便推托说我的钱全进了货，而货又压在手里，拿不出现金。沈丽险些给我跪下，她哭泣着对我说：“兰姐，我求求你了，你无论如何也要借给我钱，我在北京只认识你一个人，你不管我谁管我呀！‘我还从来没见过这样借钱的人。”
　　“那你借钱给她了吗？”杨阳问道。
　　马晓兰看了一眼杨阳，继续说道：“我问沈丽借钱干什么用，她说是交学费，家里不能给她拿出这么多钱来，接着，她给我讲述了自已的故事。沈丽的家中有三个孩子，她最小，上面有两个哥哥，他们因为家境贫穷到现在还没有结婚，沈丽的爸爸七年前被一辆卡车从腿上压过去，肇事司机开车跑了，把她爸留在血泊之中，是村里人把她爸送到县医院的，人是救过来了，腿却没有了，只能整日瘫痪在床。为了给她爸治好病，家里欠下一屁股债。沈丽她妈和她哥的意思是让沈丽念完高中，然后就去县城找份工作，或下地干农活，挣些钱养家，但沈丽却背着他们参加了高考，录取通知书下来的那一天，沈丽的心情特别沉重，她把通知书藏在村头的树林里，一个非常隐蔽的地方，如果通知书让她哥哥发现的话，一定会被他们撕掉。
　　沈丽说，她既不比别人丑又不比别人笨，为什么就没有上学的权力，她觉得生活对自己不公平，她要靠自己的努力上学。没有经过家里的允许，沈丽坐上来北京的火车，车票钱是她在县城洗了一个月的碗挣到的，她说毕业前她是不会回家的。
　　沈丽把她的身份证塞到我手里说：“兰姐，你要相信我，我不会借钱不还的，这是我的身份证，你拿着，我以后利用课余时间打工挣钱还你。‘我很欣赏沈丽这个女孩，便到取款机取出3000块钱借给她。
　　“所以你为了让她尽早还钱，就拉她下水了？”杨阳问道。
　　马晓兰没有在意杨阳的态度，又说道：“我并没有打算让沈丽还钱给我，那3000块钱就算是我资助她的，可是，四个月后的一天，我被朋友介绍到一家歌厅上班的时候，却意外地在那里遇见沈丽，她说她来这里已经一个月了，是按电线杆上面贴的小广告找到这里的，她还说，再过一个星期，她就可以把钱还我了。”


　　19马晓兰和我们成为朋友，我们亲切地称她“兰姐”，她经常来排练室听我们演奏，我们也会在没有烟抽的时候向她要一根。兰姐抽“MORE”牌香烟，这是一种专为女士设计的香烟，一点劲儿都没有，抽起来只有薄荷的清爽。兰姐说，男士抽这种烟不好，杀精。所以，我们不到迫不得已的时候是不会去找兰姐要烟抽的。兰姐倒是真正需要这种杀精的烟，我们经常看到她在送走一个客人后，就会点上一根“MORE”，大口大口地把烟吸进去。
　　有几次我们去找兰姐要烟的时候，看到她的门口摆着两双鞋，我们便很知趣地放下准备敲门的手，让兰姐踏踏实实地做好工作，把钱挣到手。
　　那个时期，由于和兰姐接触频繁，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把每一件事情都同“小姐”这个行业联系起来，譬如说：学校食堂的墙上贴着一则标语，是食堂的服务宗旨，内容如下：热情、规范、敏捷。我想这三个词语用在“小姐”的身上同样适合，“热情”指的是工作态度，无论是哪个行业，员工们都要对工作充满火一样的热情，特别是服务性行业：“规范”指的是每个行业都要有自己的规章制度，无论是谁都要听从组织，让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要是领导说东你偏说西的话，那就对不起您了，哪儿凉快你就去哪儿歇着吧，在“小姐”这个行当里，如果你敢耍小聪明或者胆大妄为的话，老鸨有的是治你的招儿，除非你是不想吃这碗饭了：“敏捷”是针对小姐们的个人愿望而言，她们希望客人们尽快结束战斗，不要打持久战，总是加班加点而又没有加班费的事情搁谁身上谁也不干。
　　我们经常和兰姐聊天，她说她喜欢和我们这群有素质的大学生谈生活、谈理想，她还接待过几个大学生，她也不嫌他们给钱少，主要是为了提高自身素质。说实话，大学生究竟有没有素质，谁也说不好。
　　我们问兰姐每次收多少钱，她说不一定，因人而宜，有时还不收钱。我们又问兰姐，有没有倒找钱的时候，兰姐说没听说过工作还要赔钱的事情，即使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还问兰姐，对未来有何打算，总不能做一辈子小姐，而且这个行业吃得是青春饭，岁月不饶人，兰姐说她既没太多文化，又干不了体力活，所以她要趁着年轻起早贪黑地多挣些钱，然后回老家开一家小店，一辈子不愁吃喝。我们问兰姐是否要组建家庭，兰姐说当然了，回老家后就找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把自已嫁出去。我们说，农村的封建观念比较强，人们都很保守，如果你的男人知道你在北京靠什么挣钱的话，他会很不高兴的。兰姐说这个问题她早已考虑许久，首先，如果她不说出自己在北京做什么工作的话，那么村里没有人会知道她当过“小姐”；其次，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除了不能让死人活过来，已经没有解决不了的难题，连克隆羊都出现了更何况做个处女膜修复手术，比真的还真，谁也发现不了。听过兰姐的一席话，我们不得不对当代中国女性拍案叫绝，俯首贴耳。
　　后来我想，如果那些深居中国农村而又不甘平庸的年轻女性们全抱以此种态度和方式生活的话，那么中国的农村将会在几年内涌现出数以万计家食品店，这样的话，农民兄弟宁愿娶一个在田里撒粪没见过世面的村姑，也不会娶一个食品店的女老板，到那个时候，判断一个女人是否在大城市做过“小姐”，只需看她是否开了一家食品店便一目了然。
　　20暑假已近尾声，乐队进入休整阶段，大家作鸟兽散状，各回各家。
　　我慵懒地在床上睡了三天，等来开学的日子，收拾好生活所需用品，背起书包准备回学校，不知道我的生活中没有周舟会是一番什么模样，我将怎么挨过余下的两年大学生活。
　　当我坐着52路公共汽车返回学校的时候，手机响了，我在拥挤的人群中艰难地掏出手机：“喂，你好。”
　　“是我。”是周舟。
　　听到周舟的声音后我欣喜若狂，情不自禁地在车厢内大声喊道：“周舟，哪儿呢？”
　　“我在北京站，你快点儿来接我，包太沉了，我拿不动。”
　　“好，你在出站口等我，我马上到。”
　　此时汽车已驶过东单，正沿着长安街向北京站方向拐去。
　　汽车停下后，我在人群中挤出一道缝隙跳下车，向车站广场奔去。
　　我看见周舟的时候她正站在出站口的中央处翘首眺望，脚下放着两个硕大的背包，皮肤比以前黑了些。
　　“你就不想亲我一下吗？”周舟忽闪着迷人的大眼睛。
　　不知道周舟是在开玩笑还是已经既往不咎，但我还是很认真地回答：“想，特想！”
　　周舟将脸一扭，做好让我亲的准备，我把嘴凑上去，在她的小脸蛋上“吧”地嘬了一大口。
　　我问周舟：“你去哪了？”
　　“成都”
　　“一个人？”
　　“嗯。”
　　“干什么去了？”
　　“玩。”
　　“玩什么”
　　“什么都玩。”
　　“住在哪里？”
　　“一个高中同学的宿舍，她在成都大学。”
　　“男同学还是女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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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不是男同学了，如果是男同学我还会回来让你亲吗？”
　　这时我想起并没有告诉过周舟我的手机号，我问：“你是怎么知道我手机号的？”
　　“听郝艾佳说的。”
　　“你给她打过电话？”
　　“嗯。”
　　“她干嘛要把我的手机号告诉你？”
　　“她说我走后你表现得还可以。”
　　“她都说什么了？”
　　“没说什么，就说你想我。”
　　“还有吗？”
　　“还有就是她把你的手机号告诉了我，我就记下来了，也好下车后找个人来接站。”
　　21开学前，我剃了光头，决定开始新的生活，把所有的苦闷、烦恼统统抛在脑后，重新面对生活，认真对待每一天，不让时光无谓地流走，让我的悲观和绝望彻底耗尽在这个暑假。
　　刚刚过去的暑假异常炎热，它让我饱受烈日之苦，我对付炎热的办法就是吃冷饮。我经常吃一种由巧克力和奶油做成的冰棍，最多的时候可以一天吃八根，省去午饭和晚饭的需要，这种冰棍的味道已经深深地保留在我的记忆中。此后的每个夏天，当夏日阳光照在我身上的时候，我便感觉到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巧克力和奶油的混合味道，这种熟悉的味道总会让我对那个炎热的夏天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