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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传-第7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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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此沉重”他对特劳德尔·容格说，“只有一死才能解脱。”
另一个秘书听见他在斥责自己的爱犬，原因是它不听话：“看我，看我的眼睛。你是否像我的将军们一样，也是个叛徒？”
次日上午，他在形势分析会上宣布，英国人支持过施道芬堡，他试图让听众相信，搞阴谋的人并不是很多。“重要的是要向全世界宣布，军官团的绝大部分人都与这些猪猡们无关。”
应在报上强调，本德勒大街的指挥官们，拒绝与一小撮叛徒同流合污，当场处决了４名叛徒。“我太像是个心理学家了”他说，“居然看不到有一只神手，在对我们最有利的时刻，把身上带着炸弹的人引到这里来。如果我和所有人员都被炸死，那才是真正的灾难呢。”
根据希特勒的指示，戈培尔向全国发表了广播演说。这篇讲话很精彩，既激烈地指出此次事件的教训，又激动人心。
他把施道芬堡描述成一个魔王，跟他走的不过是一小撮军官而已，根本不能代表整个陆军。他攻击施道芬堡，说他与西方盟国勾结，共同密谋。他举出４条证据：在他们的报纸中，不断提到有一群德国将军在反对希特勒；使用了一枚英制炸弹；施道芬堡与英国贵族的关系；在炸弹爆炸的消息传到伦敦后，伦敦报界希望德国不日便将垮台。
向地方长官作的报告表明，戈培尔的宣传有效地动员了人民。例如，在不伦瑞克的一家医院里，病人们自发地将元首的每幅画像都饰以鲜花。在许多城市里还组织了表忠游行。
在中学里，教师们对学生们说，此次谋反解释了德国为何会在非洲和俄国在军事上失利的原因；是叛逆们在捣乱，使元首的命令达不到各师。
７月２５日，范·埃肯医生从柏林前来，受到了元首的热烈欢迎。元首自己预言，由于有着诸多烦恼，他“只能再活２至３年”只有一点值得欣慰：到那时，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余下的工作可由别人继续去做了。他痛苦地坐在椅子上，详细地诉说了他的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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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良好记忆力并为此感到自豪的吉辛医生，偷偷地将希特勒的话全记在一个黄色的袖珍日历上。为了不使别人看懂他的笔记，他用暗语书写，用了拉丁文，还用了只有自己能懂的符号。范·埃肯教授证实，吉辛医生的诊断和治疗方法是正确的。但元首拒绝最少卧床一周的建议。“你们预谋好了，要把我变成病人！”
次日，希特勒向吉辛诉说，他的左耳依然内出血，要他再灸一下——不管有多痛苦。”
我已不觉得痛了”他想了想后说，“痛苦能使人变得坚强。”
一分钟后，他便证明了这点：有个副官送来了关于暗杀事件的报告。“是呀”他一边翻阅一边说。“真没想到赫尔道夫竟是这样一个流氓。”
他发誓“要将那些叛徒斩草除根”还骂施道芬堡是个懦夫。“至少他也要有提着他那个手提箱站在我身旁的勇气。用子弹结果他，这实在是太便宜他了。”
两天后，希特勒自诉失眠。吉辛建议，取消每晚的茶会；希特勒回答说，他已试过了，更难睡着。“我得先放松一下，谈谈别的事情。不然，我面前还会出现总参谋部的那些地图，我的脑子还在不断活动。我得花上几个小时才能消除这些幻影。如果把灯开着，我可把每个集团军的准确位置标出来。我知道每个师的位置在哪里——就这样，一小时一小时地下去，直到我入睡，但这已是五六点钟了。我知道这对我的健康不利，但这个习惯我又改不了。”
（８）炸弹爆炸后次日，希特勒撤换了抱病的总参谋长蔡茨勒。换上来的是曾因意见与他不合被他从前线发配走的古德里安。当这个在陆军中也许是最受尊重的机械化专家来到拉斯登堡走马上任时，他发现陆军总司令部的各办公室几乎空空如也。蔡茨勒已在半丢脸的情况下走了。豪辛格也不在了。许多部门的头头都已被盖世太保撤换。
古德里安上任后首先要完成的一项任务，是公布一项表忠令并向希特勒保证，“将领们将团结一致，军官团也团结一致，陆军官兵团结一致。”
一星期后，古德里安走得更远了；他令总参的每个军官都成为国家社会主义的领导人兼军官，“要根据元首的主义，积极地对青年指挥员进行政治教育。”
凡不服从此令的军官必须立即申请调动。没有不服从者。于是，１９３３年开始组建的这支精锐的部队屈服了，得了个堕落的结局。
此时，诺曼底滩头的西翼遭到美军坦克的猛烈进攻，西线已濒临崩溃。７月３０日黄昏，为争夺阿弗朗什小道，美德两国坦克发生了一场恶战，——阿弗朗什小道是美军突破后进入法国空旷地带必经之地。瓦尔利蒙等人要求立刻从法国撤退，但约德尔却向元首递交了一份命令草案，要求“在可能情况下，从海岸撤离”次日傍晚，美军的坦克已涌进了阿弗朗什小道。希特勒想赶赴西线亲自指挥，但吉辛和埃肯两人都禁止他乘飞机。由于医生们只允许他在“狼穴”活动，对乔治·巴顿的６师大军开进阿弗朗什一筹莫展。对法国的命运因而已成定局，他也无可奈何。然而，这仅是他诸多忧患之一。８月１日，３．５万名装备极劣的波兰军（各种年龄的都有）向华沙的德国驻军发动猛攻；次日，土耳其与帝国断绝外交关系。
他竭力将这些烦忧置之脑后。８月２日，他扮演了初次学医的学生的角色。他向吉辛医生提了许许多多有关内耳的问题，接着便穿起外科医生的白大褂，脑门上挂着一面镜子，专心致志地观看林格的右耳。他什么也看不到。他又看了看，还是什么也看不见。这时，吉辛便建议他用电镜。“呀！”
他惊奇地喊道，“我看见东西了……我看到了一条淡黄色的线，很清楚；那大概是人人皆知的耳膜。”
他让林格转过身去，把矫光器塞进他的左耳。他入了迷，用音叉和秒表去测试林格的听力。“你知道，医生”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我年轻时老想当医生。不过呢，我有了别的职业，才醒悟到我的真正使命是什么。”
吉辛刚走，希特勒医生又研究起来了。他把林格和两名党卫军的卫兵召来，一一给他们作耳朵检查，直到他学会了使用电镜为止。然后，他要了一本尼克教授写的关于治疗眼、耳、喉的著作。
希特勒的精神是好些了。但他仍觉得晕眩，走路还得叉开双腿，就像水手在颠簸的船上行走一样。尽管如此，他仍坚持要于８月４日向地方长官训话。他与他们一一握手。许多人，例如迪塞尔多夫的弗莱德里希·卡尔·弗罗里安，看见他如此情景，都流下了眼泪。“你们不会误解我的”希特勒说。“我对你们说，在过去一年半中，我总相信，终有一天我会被我的左右开枪打死。”
他要他们想象一下，若明知某种凶杀随时可能发生，这究竟有多么可怕。“为了维护我们的人民，我需要拿出多少精力来呀！要思索，要考虑，还要解决这些问题。这些，都要我自己干，得不到别人的支持，而且常常在沮丧中进行。”
哀伤的演讲完毕后，大家便进午餐，一人一壶。希特勒慢慢站立起来。“我要走了”他说，“先生们，你们……”
他把两个指头放在嘴边，示意让大家抽烟。他摇摇晃晃走了，还故意装着不晃的样子。
不久前，希姆莱曾向这些人保证过，他不但会让阴谋分子而且也会让他们的家属受到法律的制裁。“施道芬堡全家”他说，“将会被铲除，连根铲除！”
热烈鼓掌。“杀一儆百，坚定不移！”
他就是用这种精神进行调查的。主谋的近亲和其他亲戚均被逮捕，其中至少有年过七旬的老太太十多人。为了对阴谋案件从每个角度进行调查，希姆莱派出了几十名侦探——调查进展神速、彻底，８月７日便开始审判首批罪犯。被带上“人民法庭”的共８名军官，法官是通晓苏联法律和刑罚的罗兰·弗赖斯勒——希特勒称他为“我们的维辛斯基”办理此案时元首曾指示他要严厉，“要用闪电般的速度。”
被告穿着破旧的衣服，走进柏林高等法院的大审判室。他们形容憔悴，头发蓬乱，衣着不整。这次审判还被拍成电影，为的是让德国人民看看叛逆分子的下场。陆军元帅维茨勒本，由于不准戴假牙，加上不断在系紧没有皮带、尺码又过大的短裤，看上去就像是喜剧里的流浪汉似的。像演戏似的穿着红衣服的弗赖斯勒，同他所钦佩的苏联法官一样，朝他喊道：“你这肮脏的老家伙，老在摆弄裤子干什么？”
这次做给人看的审判的调子和水准就是如此。“在德国的审判史上，从未有被告受到过如此残暴，如此残忍的对待的。”
一个速记员回忆说。判决是事先定好了的；弗赖斯勒像吹喇叭似的宣布，８人均犯有反对元首的叛逆罪（这是如此）和反对德国历史的叛逆罪（这却不是如此）按照希特勒的具体指示，８人被用卡车运至普洛陈塞监狱。接着，他们便被送进一间小屋——在那里，天花板上吊８个肉钩。被判处死刑的８人，上身被剥光后，被用富有弹性的细钢条吊死。他们痛苦地挣扎的情形被电影摄影机记录了下来，当晚便在“狼穴”的银幕上再现。据施佩尔说，“希特勒爱看这个影片，让人反复放给他看”但贝洛夫副官和其他贴身人员至今仍说希特勒从未看过。
对这一事件还作了进一步调查也还有其他审判，但公布的只有８人。另外还有５０００人左右——男男女女，大部分人与７月２０日的起义没有直接关系——也被处决。
（９）８月１５日，盟军在法国南部登陆。古德里安就此评论说，机械化部队虽然强大，却弥补不了空军和海军的失败。这一说法触怒了希特勒，为遏制自己，他走到另一房间，与古德里安个别谈话。但他们的声音越来越大，致使一名副官不得不提醒元首说，他说话的每个字外边都听得很清楚。是否把窗户关上？
当晚晚些时候，当希特勒得悉，冯·克鲁格陆军元帅已神秘地失踪时，不禁大怒，——当天早些时候的发怒，若与这次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克鲁格的失踪似乎是这样发生的：当天上午，这位西线总司令乘车去前线与装甲兵司令进行会谈，但他压根就未到会晤地点。希特勒大喊大叫说，克鲁格肯定与炸弹阴谋有关，已趁机溜走，和敌人进行秘密和谈去了！
事实是，由于遭到敌人战斗轰炸机的攻击，克鲁格的车子，连同两台发报机一起被炸毁，他抵达前线的时间被推迟。他不但被困在拥挤的道路上并与外界隔绝，而且还面临着进退维谷的局面。一方面，他尽力阻止盟军的突破，另一方面，他又深信自己的任务已毫无希望完成。自从在俄国发生一次严重车祸以来，他一直精神萎靡不振。他常在自己的办公室走来走去，非常痛苦，这一方面是因为他曾向希特勒宣誓效忠，另一方面他又觉得自己“对上帝，对自己的民族，和对自己的良心，都负有责任”当天夜深，克鲁格终于抵达了前线，但那时希特勒已决定让陆军元帅莫德尔接替他的职务。８月１７日，莫德尔带着元首的手谕来到法国，接过了西线的指挥权，克鲁格被这突如其来的解职搞得晕头转向。“我的名誉全在阿弗朗什”他指着地图对他的参谋长说。“现在，我全完了。”
第二天，他坐上小汽车，懒洋洋地东行，像施图尔纳格尔一样，重游了法国的旧日战场。与施图尔纳格尔一样，他也想自杀。克鲁格成功了。在克莱蒙顿阿尔贡附近的一棵树下吃完午餐后，他将一封写给他兄弟的信交给了副官——然后便吞了氯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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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封写给元首的信已在途中。在简要地说明了他为何阻止不了盟军的前进后，他恳求元首结束战争，结束人民所受的不可言谕的痛苦。在“狼穴”希特勒读完这封信后，未作评论便将它递给了约德尔。在信的末尾，克鲁格称颂了希特勒的钢铁意志和天才，以及他进行的“伟大而光荣的斗争”“现在，就请结束——如果有必要的话——这场毫无希望的战争，证明您是个伟大人物吧！”
这封信似乎要扼要地叙述陆军最后蒙受的耻辱，但这不是为了他自己。克鲁格没得到什么好处。他不过想最后一次作出努力，用敲响警钟的办法，为国服务罢了。
这是徒劳的；希特勒仍一心想完成其最终的历史使命：把犹太人从世界上清除干净。这个任务，据艾克曼８月的报告说，已接近尾声。他告诉希姆莱，６００万犹太人已被消灭——其中４００万是在屠杀营里杀的，其余是在运动战中丧生的。由于红军进展迅速，加上康拉德·摩根不倔不挠地进行调查（他估计被杀的犹太人数已达６００万）希特勒便让希姆莱拆除全部屠杀中心——奥斯威辛除外（拆除屠杀中心的命令是希姆莱于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２４日下达的）还有来自匈牙利、罗兹、斯洛伐克和特莱西恩施塔特的犹太人未被毒死，如果东部的军队能阻止苏军突破，霍斯指挥官是拥有这项设备去完成整个工作的。
（１０）军事形势已严重到只有怀有某种动机的人才会不考虑投降。从波罗的海至乌克兰的整条东线，红军发动反攻，不是将德军消灭便是将他们包围。在南面，苏军正在攻占罗马尼亚的油田；在北面，苏军刚将５０个师的德国包围；在中部，红军正在包围华沙。在这种情况下，希特勒亲自下令将冯·兴登堡总统的棺木从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取得伟大胜利的地方坦能堡移走。
在这紧急情况下，戈培尔于８月２４日颁布了新的“德拉寇政策”所有剧场、音乐厅、戏剧学校，以及有歌舞助兴的餐馆，必须在一周内关闭。他警告说，用不了多久，所有管弦乐队、音乐学校和学院等，除几个主要的外，也将全被停业或关闭；艺术家不是应征入伍便是到兵工厂干活。除两家有插图的报纸外，其余书籍，例如小说和其它文学作品，一律不准出版。
次日，经德国占领４年后，巴黎解放了；罗马尼亚和芬兰双双求和。２４小时后，通过政变推翻了安东奈斯库元帅统治的罗马尼亚，向德国宣战。面临全线失败的希特勒仍毫不动摇。他对陆军内出现的瓦解迹象所作的回答是，逃兵的亲属将被逮捕。
８月的最后一天，他对凯特尔和另外两名将军说，作政治决策的时机尚未成熟。“这种时刻只有在你取得胜利后才能到来。”
成功的希望还是有的，他说。盟军之间的紧张关系越来越严重，最终将导致分裂。“唯一的办法是等待，不管有多困难，等待适当的时刻的到来。”
对他在东西两线面临的问题，他阴郁地沉思着，然后便可怜起自己来。“我想，这场战争对我来说，显然并不开心。我已与世隔绝５年了。没去过剧院，没听过一场音乐，没看过一部电影。”
他的嗓门因愤怒渐渐高了。“我要指责总参谋部，他们未表现出钢铁般的决心，从而影响了从战军官的士气。总参军官上前线去时，我说他们是要散布悲观主义！”
他将战斗下去，直到德国取得的和平足以保证德国人民今后百年内的生活，“尤其重要的，要使我们的荣誉不再像１９１８年那样，受到玷污。”
他的思想又暂时回到爆炸阴谋上去了。死亡，他说，“是忧愁、不眠之夜和精神痛苦的解脱。只一眨眼的功夫，人便从一切中解脱出来，永远安息。”
他这种宿命主义的情绪可能是健康状况恶化的结果。他虽然也拿他的右手和秘书们开玩笑——他右手发抖，已不能自己刮脸——却受伤风的严重影响，而伤风又因不停的耳痛而加剧。几天后，他觉得头发胀，特别是在眉区，这便使他的病情更加复杂化了。他的嗓子嘶哑了；他说胃痛，却又对吉辛医生的警告——此系服用莫雷尔医生开的各种药丸的结果——置之不理。９月初，为了减轻瘘管痛，他同意按吉辛医生的处方使用百分之十的可卡因溶液，并且每天早晚老老实实地在吸入器上伏吸几个小时。
吉辛的出诊，使希特勒很是高兴。如同对莫雷尔医生一样，他对吉辛也开始表示感激。感激发展为信任——不久，他与元首的私交便好得罕见。治疗完毕后，两人便久久地交谈，话题海阔天空，从帝国的前途一直聊到吸烟的害处。交谈中，吉辛继续作详细的笔记。他甚至承担了更危险的任务：秘密地进行心理试验。这项工作做得非常巧妙，致使希特勒长期都未想到，自己竟是，用吉辛的话来说：“相当原始的心理试验”的目标。吉辛对他作的诊断是“凯撒迷的精神病患者”在这些日子里，他虽然痛苦，精神不振且易发怒，但对他的最年轻的秘书特劳德尔·容格却从不发火，对她私人的利益依然很关心。但是，一天午餐时，她发现他行动反常。对她未说一句话。当他们的目光相遇时，她发现他眼神严肃，好像在试探什么。她暗想，是不是有人说了她的闲话。当天晚些时候，党卫军将军奥托·赫尔曼·菲格莱因打来电话，问她是否可到他的兵营去一趟。将军像慈父似的一手扶住她的肩膀，告诉他，她的丈夫在战场上牺牲了。他解释说，元首昨天就知道了这个消息，但不敢把噩耗告诉她。后来她被叫到元首的书房。他抓住她的双手，温柔地说：“啊，孩子，我多么难过。你丈夫是个多好的人呀。”
他叫她继续工作下去，并答应“经常帮助”她。
９月上旬，埃肯教授再次前来检查。当听说莫雷尔给他打了那些针和吃了那些药后，与吉辛医生和希特勒另外两名外科医生勃兰特和哈塞尔巴赫一样，他也很担心。４名医生秘密商量，但埃肯教授担心元首也不会听他的警告，就像不听３位医生的一样，因为元首完全信任莫雷尔。
一星期后，希特勒诉说他几乎不能入眠。由于胃痉挛，他整夜不能合眼。瘘管发炎也未见减轻；头部的左边继续疼痛。而他的病情又被日夜不停的汽锤声加重——为防止遭苏机的突然轰炸，他所居住的地堡正在被加固。健康的损坏又带来一个副作用：原来很好的记忆力，现在衰退了。长期以来，对冗长的文件他都能过目不忘，能一字不漏地重述出来；现在呢，连记人名都觉得困难了。他苦笑着说，幸运的是，近日来，需要他对付的人只有那么几个。
９月１２日，吉辛给他做完可卡因治疗后，他立刻觉得头晕。他说他眼前一片漆黑，连忙扶着桌子，以免摔倒。他的脉搏跳得快而弱，９０秒钟后，这次病的发作——很可能是轻度的冠心病发作——便过去了。脉搏恢复正常。接着他便出了一身冷汗。他把莫雷尔找来，打了３针；病暂时减轻了些。
９月１６日，心脏病第三次轻度发作。这次，他同意做几个月来吉辛医生一直要他做的事情：对头部进行放射检查。
第二十九章 最后一次反攻
１９４４．７．２１—１９４５．１．１７（１）同一天，希特勒发布了一道命令，要求在西线作战的有能力的战士拿出“狂热的决心来”美军已打到德国边境，而在亚琛的南面，业已突破了防线。“就我们这方面而言，不会有大规模的战事了。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死守阵地。”
看来，希特勒只是号召死守本土，实际上却是一条奸计，目的在于愚弄敌人（他怀疑在最高统帅部内敌人安有探子，探子对所有命令都很熟悉。当然啰，这个探子不是别人，正是“超级”机密）定期的最高级会议一结束，希特勒便请了４人进入内室——新的会议室。走在前边的是凯特尔和约德尔，接着是参谋总长古德里安和戈林的代表克莱佩将军。正当他们在低声猜测元首有什么令人惊奇的事告诉他们时，希特勒弯着腰进来了。由于第三次心脏病发作，他仍脸色苍白，精神倦怠。他失神的碧眼水汪汪的，嘴巴也很松弛。
他朝约德尔点了点头。约德尔简要地把情况说了一番：他们的盟友不是已被消灭，就是已经或正在试图转向。武装的陆军总数达９００多万，但在过去３个月中伤亡就达１２０余万人——几乎半数是在西线。东方出现了短暂的间歇，因为苏联的夏季攻势似乎已经结束。“但在西线，我们正在阿登山脉受到一次真正的考验。”
这是在比利时和卢森堡境内的最后一个丘陵地区——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在１９４０年，德军就是通过这条大路取得胜利的。
一听到“阿登山脉”希特勒便立刻又活跃了。他把手一挥，喊道：“别提了！”
室内鸦雀无声。末了，还是希特勒自己开口：“我已作了一个重大决策。我要反攻。在这里，在阿登山外！”
他以左拳猛击摊开的地图。“跨过默兹，朝安特卫普挺进！”
其他人听得目瞪口呆，面面相觑。他挺着胸，眼睛闪闪发光，劳累和疾病的迹象一扫而光。此时的希特勒又是１９４０年时精力充沛的希特勒。此后好几天，他也像从前那样充满了活力，催促赶快为大规模的反攻作好各种准备。他下令重建一支机械化部队，并想方设法将２５万人和数以千计的机械绝对秘密地运上阿登山。
只是在这时，他才同意对他的头部进行Ｘ光检查。９月１９日近黄昏时，他乘车到拉斯登堡的陆军医院，被带进放射室——为提防有人安放炸药，此室曾被悉心搜查过。检查完毕后，他又去看望受伤的军官们；这次，看见施蒙特即将死亡的惨相，他流了泪（施蒙特死后，希特勒再次流了泪。“别以为我会安慰您”他对施蒙特夫人说。“您应该安慰我，因为我受到了重大损失。”
在医院外，一群市民和在休养的伤员高喊着“胜利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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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他欢呼。看见他们的元首——也许是第一次——他们会如此激动，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最使吉辛医生难忘的却是断了肢的伤员和其他重伤员眼中的炽烈的热情。
次日上午，吉辛与莫雷尔一起，检查了３张ｘ光底片。莫雷尔把颊骨当作瘘管，使吉辛大吃一惊。此后，他们每天都到地堡内检查病人。吉辛注意到，在灯光照射下，希特勒的脸上出现了一种奇特的淡红的色泽。后来，因为胃痛难忍，希特勒坚持要服用莫雷尔医生开的“黑药丸”一服就是五六片。
由于剂量继续增大，吉辛医生很是关切，便开始小心地进行询问。林格把药瓶拿给他看。药瓶上的说明书写着：“消毒丸，科斯特医生，柏林，番本鳖浓缩丸，０．０４；浓缩颠茄片，０．０４。”
吉辛大为震惊。希特勒一直在服用两种毒药——番木鳖碱和阿托平。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心脏病几次三番发作；他之易怒和怕光；他之沙哑喉咙和皮肤淡红怪色等，其原因或许就在于此。两次心电图都出现Ｔ形波。这可能是动脉硬化或高血压，但是，不管是何种情形，由于他还有其它疾病，这情况都是够吓人的。在定期检查时，希特勒又向吉辛医生诉说他肠、胃不适。“痉挛得厉害，有时忍不住要喊出声来。”
９月２５日，在再次为他诊治后，吉辛偶然在地堡外看见他的病人。奇怪的是，在阳光下，希特勒的皮肤不是呈红色，而是黄色。眼睛也开始变黄——显然，他患了黄疸病。由于一整晚痛苦难忍，次日早晨希特勒竟起不了床。他的秘书、副官和仆人，全都惊慌不已；谁也记不得元首有过起不了床的情况，不管病有多重。他谁也不想见，也不想吃饭。根舍焦急地对特劳德尔·容格说，元首如此坐卧不安，如此冷漠，他从未见过。连东线如此危急的局热，也打不起他的精神来。
莫雷尔让他整天卧床，但他坚持要起身让吉辛医生检查。吉辛再次劝说勿用可卡因治疗，希特勒却疲乏地摇摇头。“不行，医生”他说。“我觉得，前几天我会如此虚弱，主要是肠胃不好和胃痉挛引起的。”
吉辛犹豫了；他告诉他的病人，要保重，否则，身体会再次崩溃。在出去时，他取了一瓶莫雷尔医生的黑药丸，并拿给哈塞尔巴赫医生看。在得悉药丸中含番木鳖碱和阿托平后，他也大惊失色。他劝吉辛先不要声张，待与勃兰特医生磋商后再说。
与此同时，莫雷尔下令，不让别的医生为元首诊治。２７日，吉辛前来为元首诊治时，林格把他赶了出去。连从柏林赶来为元首诊治瘘管的埃肯教授也被拒之门外。在以后几天里，莫雷尔竭力将他的病人和其他医生隔离开来。他坚持己见，说元首未患黄疸病，更可能是急性胆囊炎。在这段时间，希特勒的体重减轻了６磅，他痛苦难忍，卧床不起。他不吃不喝，对前线的战事兴趣淡薄。偶尔他也想见见他的秘书，但一见之后，又几乎立即叫她们走开。“这事叫我绝望”特劳德尔·容格回忆说。“他原可大笔一挥便可阻止这一悲剧的，可他躺在床上，对什么事情都没有兴趣，用疲乏的目光望着周围的一切——而他周围的一切都成了地狱。我似乎觉得，他已突然醒悟到，大脑的力量和意志都已罢了工，一切是多么的没有意思。他刚躺下便说，‘我再也不想干什么事了。’”希特勒精神萎靡不振，肉体的痛苦并非唯一的原因。在措森的陆军司令部的保险箱内，又出乎意外地发现了不少暗杀的罪证。牵涉到一大批陆军领号人。这使元首大受打击。在他的贴身人员中，有些人觉得，使他精神崩溃的原因，这件事情居多，黄疸或胃痛（这他已经受了多年）居少。
２９日勃兰特医生回到了“狼穴”对最终能有机会揭露莫雷尔这个江湖术士的真面目，勃兰特很是高兴和热心，并于当天下午进了希特勒的房间。起初，希特勒对勃兰特的指责很认真；但，莫雷尔说自己并无半点做错，元首对此也心悦诚服。倘若消毒丸在希特勒身上产生了副作用，那是由于他自作主张，增加剂量。勃兰特很是悲伤；揭露莫雷尔一事只好由他的同事们去完成了。哈塞尔巴赫找到了鲍曼。鲍曼这个人，为医者绝不可与之为伍，因为几个月以来，他一直处心积虑，想方设法要搞掉勃兰特。他把勃兰特看作是施佩尔的同谋——而施佩尔对元首的“危险的”影响，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予以削弱。在客气地听完哈塞尔巴赫的诉说并对药丸之说表示震惊后，鲍曼立刻去找希特勒并告诫元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勃兰特与哈塞尔巴赫和吉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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