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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说历朝十大冤案-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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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蛊案 五（2）
单于敬重李广利才略，待如上宾，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李广利在匈奴过了一年乘龙快婿的逍遥生活，很是惬意。匈奴大将卫律见李广利地位超过自己，很是嫉妒，开始筹划谋害李广利。当时正值单于的母亲生病卧床不起，单于请胡巫祈祷，卫律密嘱胡巫陷害李广利。胡巫装模作样的作弄了一番，说：“去世父王的阴灵发怒，你从前出兵前总是祷告，要把李广利抓来作为祭品，现在李广利却受到无上的恩宠，为何如此敌我不分？现今母后之病即因于此。”单于一向尊信巫师，信以为真，将李广利捆缚准备处死，李广利临刑前破口大骂：“我死后定做厉鬼，剿灭匈奴。”随即被处死。
经过近一年的调查，到征和三年（前90年）九月，武帝查明江充所判巫蛊案大多查无实据，才知道太子死得确实冤枉。此时，高寝郎田千秋上奏说：“儿子擅自调拨父亲的军队，其罪不过鞭笞，天子的儿子被迫杀人自卫，何至于承担这么重的罪过？臣昨夜梦见一个白发老翁，是他教臣这么上奏的。”高寝郎负责管理高祖皇帝的寝陵，其上奏被认为是高祖皇帝托的梦。
武帝正思为太子平冤，却苦于找不到台阶，顺水推舟，认为田千秋所奏有理，忠心可鉴，立即升田千秋为大鸿胪；同时下令将江充诛灭九族，把苏文烧死在横桥上，参加湖县剿捕行动的官吏张富昌、李寿被灭族。为表达对儿子的哀思和追悔之情，武帝在长安修建了一座思子宫，在湖县修建了归来望思台，时时追悼太子和皇后的无辜冤死。
征和三年（前90年），国内发生了蝗灾，武帝不顾天灾人祸，依旧在征和四年（前89年）正月巡幸到东莱郡，准备泛舟出海寻找长生不老的仙人，因见恶浪排空才作罢。这年二月，雍县降下了两块陨石，大臣纷纷上奏说老天示警，武帝也不得不有所收敛，就顺路来到泰山封禅，并向群臣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致使天下愁苦，悔之无及。自今以后，凡事有伤害百姓、靡费天下者，一概罢去。”大鸿胪田中秋趁机进谏说：“方士、巫师言神仙可以找到，但却并无效验，徒费官钱，请皆罢遣。”武帝表示同意，下令将所有方士、巫师全部遣送原籍，并嘉奖田千秋，拜为丞相，封富民侯。
正在武帝准备施行“偃武修文、与民生息”政策的时候，搜粟都尉桑弘羊联合御史大夫商丘成上奏请在西域轮台东派兵驻守，屯田扎营，以久占此地，威慑控制西域诸国，休兵弃甲。武帝借此时机，下诏追悔往昔征伐扰民之害，并说：“自左丞相与二师阴谋逆乱，巫蛊之祸，流及士大夫，朕痛士大夫常在心。”这篇诏书是因轮台屯田之事引起，这篇诏书被史家称为“轮台诏”，武帝这一行动也被称为“轮台悔过”。武帝也真正采取了行动，施行休养生息，使汉朝动荡的局面得到控制，转危为安，重新强盛起来。为此，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评价武帝“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从中也可见汉武帝的雄才大略。
不过，武帝虽然下了轮台诏，对自己一生的征伐、改制等过激之处进行了反思，却仍然对巫蛊案穷治不休，毫不悔过，并以胡巫余孽犹存，驳回了丞相宽刑省狱的请求。也正因此，本来已经尘埃落定的巫蛊案又沉渣泛起，新的屠戮又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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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蛊案 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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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元元年（前88年），武帝已经70岁，成为中国历史上寿命和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之一。不过他的七十寿辰却是在恐惧惊魂中度过的。
刘屈氂、李广利、江充、苏文、张富昌、李寿等在征讨太子之乱中立下赫赫战功的宠臣们先后被武帝处死，种种迹象表明，武帝已经开始报复征讨太子的武将大臣，尽管他依然没有为太子平反。这让许多为求平步青云而在太子之乱中争先恐后的臣子惶恐不已，担心下一个目标就会轮到自己。
这年六月，御史大夫商丘成自杀身亡。一时间朝野哗然，议论纷纷。商丘成原来不过是大鸿胪，因在平定太子之乱时擒住了太子手下的大将张光，被武帝升为御史大夫，封秺侯。现在他见武帝开始清除有功之臣，终日惴惴不安，趁在文帝陵庙祭祀，借醉酒诅骂皇室。武帝自然暴怒，认为商丘臣对皇室很不尊敬，逼迫其自杀。
风烛残年的武帝本以为可以稍稍平定一下，不料仅仅十天后，一场更让他心惊胆战的事件发生了：马何罗、马通兄弟在宫中行刺皇上！
马何罗、马通兄弟两人，同为武帝宠信的大臣。马何罗官为侍中仆射，与江充关系密切。太子之乱时，马何罗的弟弟马通果断斩杀了太子派去调兵的如侯，立下大功，被封为重合侯。此时，两人见各有功大臣一个个倒下，担心自己不免于难，坐立不安，最后决定先发制人。两人经过详细商讨，决定由马何罗在宫中行刺武帝、事成后马通发兵攻入行宫，一举歼灭皇宫的御林军和扈从卫队，另择新君即位。两人之所以敢于采取如此拙劣的办法进行如此冒险的行动，是因为马何罗的官职是侍中仆射，就是宫中侍卫的首领，有很多机会接触武帝。可以说，两人如此策划，直接刺杀年迈昏眊的武帝，既可以立竿见影，而且成功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只可惜事情坏在一个匈奴人金日磾手里。
金日磾，字翁叔，原是匈奴休屠王的太子，原名叫日磾。元狩二年（前121年），休屠王与浑邪王相约一同投降汉朝，后来休屠王反悔，被浑邪王杀害。儿子日磾与母亲、弟弟都被当作俘虏没收为汉朝的奴仆，日磾被安排喂养皇宫的马匹，这年他才14岁。几年后的一天，武帝带着许多妃嫔、宫女游玩时，来到马厩赏马。日磾与十来个马夫牵马从武帝等人面前走过，供武帝逐一察看。其他马夫从没机会看到宫女，得此良机，自然都偷偷窥看，唯独日磾目不斜视，低头走过。武帝颇为好奇，又见他容貌端正，身材魁梧，问他家世，方知是匈奴休屠王太子。武帝对他很有好感，就赐姓为“金”，封为马监，随后又升为侍中驸马都尉。金日磾却并不得意忘形，日常仍是低调谨慎，不卑不亢。武帝对他很是器重，让日磾作了内侍，随从自己出入。金日磾的母亲阏氏病死，武帝让人画出图像，题上“休屠王阏氏”，金日磾感激万分。武帝尤其喜欢金日磾的两个聪明活泼的儿子，经常与两个孩子嬉戏，金日磾则对儿子十分严厉。其长子长大后，自恃有武帝袒护，举止放纵轻佻，一次竟然在宫中调戏宫女，不料正好被金日磾看见。金日磾令人将儿子捆缚，亲手杀死儿子。武帝闻知大怒，叫来金日磾，大加训斥。金日磾顿首谢罪，说逆子胆大包天，肆意妄为，若不除去，日后必连累全家。武帝只好感慨作罢，更加敬重金日磾。金日磾在武帝左右数十年，谨小慎微，从没敢盯着武帝看。武帝赐给他的宫女，他也从不亲近，怕亵渎圣上。武帝想纳他的女儿入宫，金日磾也婉言谢绝，担心将来女儿入宫后，会给别人以口实，认为自己凭外戚势力为害。武帝没有生气，而对金日磾更加敬佩。
这次马何罗、马通欲行刺皇上，计划确定后，时时寻找机会，不想金日磾每每在武帝身边，无从下手。金日磾也渐渐察觉出马何罗的异常神色和举动，就暗中窥探对方动静，更加悉心护卫武帝。就在商丘成自杀后没几天，马何罗的机会来了。
这天，武帝临幸林光宫，金日磾因病，虽然依然随从，不能像往日陪着马何罗一起服侍武帝，马何罗心中窃喜，认为天赐良机。当晚，他溜出宫告知弟弟马通做好发兵准备，随后又溜回宫中。第二天清晨，武帝尚在睡梦中。金日磾病体未愈，迷迷糊糊起来如厕，忽见马何罗蹑手蹑脚潜入，问他有何事禀报。马何罗心虚，惊慌失措，匕首从身上掉了出来，金日磾立刻大叫“马何罗谋反”，上前扭住马何罗，两人扭打在一起。武帝惊醒，大叫卫士救驾。士兵准备用箭射击，武帝怕伤了金日磾，阻住士兵，让两人继续扭打。一会儿，金日磾将马何罗摔倒在地，士兵上前捆缚。武帝当即讯问，马何罗供出实情，武帝派兵将尚在等候消息的马通捉拿。等待马氏兄弟的自然是腰斩极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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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蛊案 六（2）
不久，在太子之乱中抓获少傅石德而被封为德侯的景建及其他“功臣”也被诛杀。
这次巫蛊案被牵连入狱的人员也不在少数。后元二年（前87年）二月，武帝临终之前，居住在长杨宫和五柞宫，望气的方士说长安城中有天子气。武帝就下令派人统录各狱中的案犯，无论罪行轻重，全部处死。当时负责治巫蛊案狱的是丙吉，武帝的曾孙、太子刘据年仅四岁的孙子刘病已也在狱中，丙吉让人妥善喂养。当内谒者令郭穰晚上到狱中处置犯人时，丙吉不让其入内，一直守到天亮，说：“百姓没有罪都不能处死，何况皇曾孙呢？”郭穰只好回去禀奏武帝，武帝有所醒悟，下令停止处死犯人，大赦天下。长安狱中数万囚徒也因此得以保全性命。而丙吉所救的这个皇曾孙，就是后来的汉宣帝。
巫蛊案在此后还有零星牵涉，但随着这月武帝的驾崩，巫蛊案也就基本结束了。
武帝死后，年幼的刘弗陵继位，是为汉昭帝。昭帝死后，刘病已被从民间召来，入继大统，改名刘询，是为宣帝。宣帝知道自己身世不幸，想为自己的祖父刘据平反，召来群臣商议：“先皇太子葬在湖县，没有封号，也不能享受每年的祭祀，应当为先皇太子议定谥号，建立陵园。”他原想给祖父起一个好的谥号，却遭到不少大臣的反对。他们认为刘病已既然继承了昭帝刘弗陵的皇位，就等于过继给昭帝一系，接续了昭帝的香火，不能再祭祀自己的父母。最后确定，给先皇太子刘据定谥号为“戾”，此后刘据就被称为“戾太子”，将其陵园设在湖县，守陵人三百户，被称为“戾园”。
巫蛊案绵延数十年，终于随着武帝的驾崩而宣告结束。当然，武帝身后因巫蛊引起的屠杀不绝如缕，但那些案件较之这次巫蛊案无论在范围、时间、层次、影响上都难以同日而语。皇后、太子、丞相、将军、御史、侯爵、妃嫔、宫女、囚徒、狱卒、巫师等等无不牵涉在内，受害最大的仍然亘古不变是百姓。最高统治者也并没有从中获得胜利的愉悦感。表面上，巫蛊案是朱安世、江充等始作其俑、兴风作浪，最终导致冤狱累累，“天下咸被其祸”，其实追踪罪魁祸首，全在武帝一人。正是他的刚愎、猜忌、狐疑、阴险、固执、自私，那些后宫争宠之争、皇储废立之争、党派政见之争才得以发酵、酝酿、爆发，最终不可收拾。太子皇后死了，忠臣良将死了，奸邪佞臣死了，方士巫师死了，平民百姓自然也死了，这是一场没有胜利者的冤案。或许在正统史学家看来，这只是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争斗，没有冤屈，但具体到无辜罹难的涉案人尤其是无辜百姓，其覆盆之冤是惊天动地的。幸而武帝对这场惨祸的危害有所察觉，他毕竟是雄才大略的君主，在年迈昏眊中还能意识到自己的错失，作出深刻反省，颁布“轮台诏”，定下“禁苛暴、止擅赋”和“富民”的政策，从而避免了秦亡的覆辙，为西汉的中兴奠定了基础。这是武帝之所以为世人钦佩的重要原因。
巫蛊案结束了，留给后人无尽的喟叹、嗟呀，这场没有胜利者的惨案似乎应该有人负责，那么谁该负责呢？似乎所有人都很无辜，所有人都在挣扎，就是没有人负责，只留给后人无尽的沉思。正如宋代诗人陈普的一首诗所言：
几多爱子出萧关，
山积胡沙骨未还。
正好望思台上泪，
随风北去洒阴山。
于谦案 一（1）
于谦（1398～1457），字廷益，号节庵，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据说他7岁的时候，有个和尚惊奇于他的相貌，说：“这是将来救世的宰相啊。”其家原籍河南考城（今河南民权县），曾祖时迁居钱塘，祖父曾做过工部主事和兵部主事，父亲“隐德不仕”。于谦自幼聪颖好学，机智灵动，志向高远，善于应对，坊间留下不少他机智联对的趣闻。于谦对古人行事节操尤为看重，他仰慕岳飞、文天祥，作过不少歌咏岳飞的诗词，如在《岳忠武王祠》中，悲叹岳飞“如何一别朱仙镇，不见将军奏凯歌”，他家中悬挂有文天祥的画像，还写了赞词：“呜呼文山，遭宋之季。殉国忘身，舍生取义。气吞寰宇，诚感天地。陵谷变迁，世殊事异。坐卧小阁，困于羁系。正色直辞，久而愈厉。难欺者心，可畏者天。宁正而毙，弗苟而全。再向南拜，含笑九泉。孤忠大节，万古悠传。我瞻遗像，清风凛然。”体现出他对为国家抛洒热血的民族英雄的敬仰之情。
永乐十年（1412年），于谦14岁，考中本县秀才，此后在杭州吴山三茅观读书。他学习非常刻苦，“濡首下帷，足不绕户”；读书之余，与同窗学友一起游览杭州美好景致。17岁时，他观看石灰窖深受触动，写下了那篇著名的抒怀之作《石灰吟》。以后又写了《咏煤炭》：
凿开混沌得乌金，藏蓄阳和意最深。
爝火燃回春浩浩，洪炉照破夜沉沉。
鼎彝元赖生成力，铁石犹存死后心。
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
铁石虽然变成了煤炭，但它依然造福于百姓。于谦以此自比，表示自己至死也要为国家出力，为百姓的饱暖死而后已。
永乐十八年（1420年），于谦参加乡试中了第六名举人，次年赴京参加会试得中进士，时年23岁，被任命为山西道监察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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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多后（1423年），于谦又奉命到广东考察官军功过，并负责安抚湖广一带的瑶民。因为当时官军横征暴敛，经常邀功滥杀瑶民，瑶民苦不堪言，时常聚合暴动。于谦到任后，为了解实情，不顾生命危险，爬山涉水，深入险地，微服私访，对一些军官的行贿拉拢无动于衷，秉公上奏，兵将和瑶民皆称其严明公正。考察完毕，于谦回到京师，奏明湖、广、贵等地将卒贪功妄杀，请朝廷改变对瑶民的残暴政策，缓和了朝廷和瑶民的对立紧张形势。于谦也因此以“廉干”称闻于朝。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明成祖朱棣在亲征鞑靼的途中病死。仁宗朱高炽继位，不到一年驾崩。宣宗朱瞻基继位，听闻于谦事迹，任命其为御史。奏对的时候，于谦口才伶俐敏捷，应对如流，声音绕梁，条理清晰，剖析入微，宣宗很是赏识。不久，汉王朱高熙发动叛乱，宣宗特召于谦扈驾，随帝亲征。
朱高熙是宣宗的叔父，永乐帝的次子。他善骑射，有膂力。父亲朱棣靖难起兵，高熙曾随军作战，勇猛直前，很受朱棣喜爱。朱棣称帝后，朱高熙又随征漠北，战功累累。而其兄高炽性情温和，仁厚儒雅。朱棣有意将高熙立为太子。但按照历代皇位继承“立嫡立长”的传统，朱棣最终没有说服群臣，立长子朱高炽为太子，而封高熙为汉王，敕于云南建国。高熙不肯就国，向母后哭诉，改封山东乐安。其后，朱高炽继位一年即崩，其长子朱瞻基继位。高熙招募死士，私造兵器，暗约将士共为谋逆，企图重演一幕靖难，夺取侄子的皇位。消息传到北京，宣宗果断亲征，由少师蹇义、少傅杨士奇、杨荣、御史于谦等扈驾。朱高熙野心勃勃，原打算从乐安直攻济南府，但得知皇帝亲征，一下子惊慌失措，豪气顿失，只知缩守乐安，听天由命。宣宗迅即包围城池，放炮震吓。朱高熙魂飞魄散，乱了手脚，未经一战就出城投降。在朱高熙出城投降，跪拜军前的时候，宣宗特命于谦当众口数朱高熙的罪状，于谦声如洪钟，滔滔不绝。朱高熙伏地战栗，顿首称：“臣罪该万死万死。”宣宗大悦，回京后颁给赏赐，特别优待于谦。
于谦案 一（2）
次年，于谦奉命巡按江西，在任决断冤狱，革除弊政，惩治贪官，廉明公正，政绩显著。
宣德五年（1430年），宣宗特简拔于谦任兵部右侍郎兼都御史，巡抚两省。巡抚是地方最高行政长官，职权极高，在都指挥史、布政使司、按察使司三司之上。此前，朝廷还未设此职，以于谦才能出众，特授大权。当时，于谦年方33岁。此后一直到正统十三年（1448年）的19年间，他一直任巡抚职务，并做出了突出的政绩，百姓交口称赞。
在任上，于谦遍访两省州县，治理黄河水患，发动百姓增筑黄河大堤，在堤岸两旁种树以固堤坝。同时每五里设立监哨站，派专人巡守。经此修筑，水患得以舒解，黄河十数年没有决口。于谦还令当地百姓在大路两旁广植树木，开凿水井，以排泄黄河水势，又可以供行人饮水和歇凉。
于谦在两省推行轻税养民政策，上疏请将赋税减半，并开官仓济民，“以每岁三月，令州府县报缺食下户，随分支给。先菽秫，次黍麦，次稻粱。俟秋成偿官，而免其老疾及贫不能偿者”。如果该州县长官任期届满，“而预备粮储未完者，不得离任”。遇上荒年，他发动地方富户赈济灾民，分捐粮数目免除徭役、建坊赠匾、给予冠带等，同时还派人到湖广等地收购米粮，贮存官仓，以备荒年之需。
正统十年（1445年），山东、陕西等地又遭遇灾荒，20万灾民逃难进入河南、山西，抢夺杀人之事经常发生，社会动荡不安。于谦一方面奏请将官仓存粮降价出卖，一方面将流民编成里甲，新立乡都，或者编入当地乡籍，前后共编入十余万户。同时，又分给流民耕地、耕牛、粮种，使流民得以安居生产。这一举措，有效安置了流民，社会重新安定。于谦还减少商贾的税费，请罢除了徐州、济宁、南京等地的船料征钞，由60贯减为20贯，又减为15贯，深受商贾欢迎。
在任期间，于谦奔波于开封、太原之间，常常是冬春在开封、夏秋在太原，不辞劳苦，深得百姓拥戴，史书上说甚至连盗贼都敬服他的威望。此外，于谦还善于断决冤狱，百姓有冤屈可直接到巡抚衙门申诉。于谦亲自审理，公正决断，因此有人称颂其为“于龙图”、“于青天”。
于谦的政绩得到了朝廷和百姓的一致认可。他的谏议和奏疏切合百姓利益和实际，得到了当时的内阁###杨士奇、杨荣、杨溥的赞赏。于谦做巡抚19年，清廉贫苦，人称其“食不重味、衣不重裘、乡庐数椽仅蔽风雨，薄田数亩，才供饘粥”。他脾性刚直，不馈赠权要，更不结党营私，太监王振在正统七年后逐渐肆意妄为，招权纳贿，势焰嚣张。朝廷百官纷纷向他行贿送礼，京外官员进京也多带金银礼物送呈。于谦却故作不知，每次入京奏事也不去拜见。有人劝他即便不进献金银财宝，也应该带些地方上的土特产进献，以让王振对他有好感以便于提拔。于谦揶揄讽刺道：“带有清风。”并专门作诗一首：“手帕蘑菇及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说短长。”就此留下了“两袖清风”的佳话。
正统十年，于谦爱妻董氏病逝，于谦时年48岁，此后既不再娶也不置妾，只忙于公务，常常夜不归宿，在生活上，简朴持家，十分清贫。
于谦的清廉刚直，为民不辞辛苦，得到百姓的拥戴，威望甚高。但又因其屡屡上奏，不顾权贵利益，引起王振党羽的痛恨。正统十一年，于谦到京师奏事，推荐参政王来、孙原贞代替自己的职务。此前，有一个姓名和于谦相似的御史顶撞过王振。通政使李锡便逢迎王振的指使，弹劾于谦因长期未得到晋升而不满，擅自推举别人代替自己，把于谦投入监狱判了死刑。于谦被关在狱中三个月。后来，王振知道搞错了，把于谦放了出来，但降职为大理寺少卿。消息传开，山西、河南百姓数万人进京喊冤，请求释放于谦，两地的皇室藩王也请求让于谦继任两省巡抚。迫于压力，朝廷不得不释放于谦回原任。
于谦案 一（3）
正统十二年（1447年），于谦父亲病死于杭州，于谦即回乡丁忧，不久母亲又病死，复丁母忧。尚未服阙，朝廷即召其赴任。次年，于谦被调到北京任兵部左侍郎。
于谦案 二（1）
王振是有明一朝第一个专权祸国的宦官。他是蔚州（今河北蔚县）人，原是县学里的教谕，因见做县里教官没有前途，就自宫后入宫，因为识字被安排教习太子读书。太子朱祁镇此时尚幼，对老师既敬又怕，称王振为“先生”，及至做了皇帝后仍称王振为“先生”而不敢称名。王振此时也极尽心思，恩威并用，更让年幼的皇帝对其很是信任依赖，形影不离。
明初，开国君主朱元璋对宦官之害感触极深。为防止宦官预政，他规定宦官不许读书、不许带兵，又在宫门内铸造了三尺长的铁牌，写“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其后，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其宦官给他提供了不少军事情报，宦官因此逐渐受到重视，可以读书识字，开始参与军政大事。其后，朝廷又派出宦官出使、监军，更设立了特务机构“东厂”，授权宦官搜捕违逆官吏，为他们预政乱权埋下了伏笔。因地位上升，宦官从此时开始被称为“太监”。英宗朱祁镇即位后，王振被任命为司礼监。宫廷宦官分为24衙门，职掌皇宫各项事务，其中以司礼监最为重要。司礼监掌管皇宫里的一切礼仪、衣食以及管理当差、听事等杂役，最重要的是替皇帝管理大臣奏章，代皇帝批答公文，又称“批红”。批答奏章一般由皇帝口述，司礼监秉笔记录，然后交给内阁诏发。王振入主司礼监后，肆意歪曲篡改旨意，使皇权旁落，皇帝被架空。宦官们羽翼渐丰，宦官专权的局面逐渐形成。
英宗即位时尚年幼，大权由太皇太后张氏掌握。张氏重用四朝###“三杨”辅政，王振还不敢太过放肆。
但随着“三杨”或去世或隐退以及张太后于正统七年的去世，王振变得肆无忌惮起来。他先是派人拔掉了那块树了数十年的铁牌，继而开始玩弄权术，广受贿赂，徇私舞弊，打压正直官吏，树党结朋，权倾朝野。年幼的英宗却对这个幼年的“严师”极为依赖，几乎片刻不离。正统六年末，英宗大宴文武百官。按明制，宦官不能参加这种宴会。英宗挂念王振，觉得茫然若失，宴会中间派人前去探视。王振怒气正盛，叫嚣：“周公辅成王，我独不可一坐乎？”把自己比作辅佐周成王的周公。使臣赶紧回报，英宗不仅不以为忤，反觉得亏待了老师，急忙下令开东华门迎王振入宴。王振气昂昂地步入大厅，文武百官望风跪拜。王振的嚣张气焰可见一斑。
王振公开树党，去除异己。讨好王振者迅即高升，违抗者则罹惨祸。工部尚书王卺不能屈意王振，被劾致仕；翰林院侍讲刘球颇有威望，上疏请削内臣权力，被逮害死狱中；监察御史李俨弹劾王振见皇帝不跪，被谪戍铁岭；大理寺少卿薛瑄与王振同里，因骂自己家里的宦官被王振听到，王振以他责骂同类，将其免职归乡；祭酒李时勉也以不迎合王振被劾，戴枷示众。对于自己的亲信，王振极力提拔。他的两个侄子，一个升为锦衣卫指挥同知，一个升为指挥佥事，其他宗亲也得以提升。很多朝臣阿谀奉承，蝇聚周围。工部郎中王佑天生没有胡须，王振问他：“王侍郎何以无须？”王佑竟答：“老爷所无，儿安敢有？”摇尾乞怜，媚态十足。不久，王佑被提拔为工部侍郎。其他官员见此，也纷纷剔去胡须，以此邀宠。
此外，王振还贪财喜功。他带头破坏边防屯田制度，指使太监、亲王、将官侵占士卒和百姓的屯田为私田，并随意役使士兵。王振本人在家乡蔚县囤积了4000余亩田地。士兵没有屯田，却仍要缴纳粮税，多服徭役，不堪忍受，纷纷逃亡，国家北部边防力量日益削弱。同时，王振还鼓动对广西瑶族用兵，三征麓川，劳师伤财，国家难以安定。又兼英宗对其宠爱有加，百依百顺，王振肆无忌惮，势力日益膨胀。
与明朝的政治黑暗、国力日衰相反，北方蒙古族的瓦剌部在此时强大起来。瓦剌是北元部众的一支。元顺帝被朱元璋的北伐军驱逐出中原和大都，退到内蒙古达尔泊一带，史称北元。他们企图恢复元朝统治，和明朝争斗不断，但势力有限，且逐渐消弱。建文四年（1402年），鞑靼部酋长鬼力赤篡位，称鞑靼可汗，北元灭亡。此后，蒙古各部纷争更加激烈。其西北的瓦剌部在首领猛可帖木儿的带领下攻击鬼力赤，一举毙之，与明朝、鞑靼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明成祖朱棣数次率军亲征鞑靼，取得了几次胜利，鞑靼日渐没落。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朱棣在第五次亲征返回途中驾崩。瓦剌部在首领脱懽的带领下乘机击败鞑靼，统一蒙古部落，势力大增。脱懽迫于内部压力，暂立鞑靼部元朝皇族后裔脱脱不花为可汗，实权却由自己掌握。正统四年（1439年），脱懽死，其子也先继位，操控瓦剌和鞑靼两部落大权，势力东起松花江流域，西达巴尔喀什湖，北连西伯利亚，南逼明边境线长城。明朝北方形成了“两虏合一，势益强盛”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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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谦案 二（2）
瓦剌和明朝边境原有马市交易。作为游牧民族，瓦剌的农业、手工业极不发达，日用品和手工用品匮乏，仅靠马市交易不能满足需求。永乐年间，瓦剌又开始了朝贡，向明朝进贡驼马兽皮之物。明朝为体现天恩浩荡，往往按贡使人头和所供货物予以赏赐。瓦剌见有利可图，就逐渐增多使团人数，甚至虚报人数以多领赏赐。按原制，瓦剌每年到北京的贡使不得超过50人，而到正统时已动辄上千人，不仅沿途州府要供应食物，且多有不法分子抢夺滋事。明朝苦不堪言。正统十四年（1449年），也先遣贡使2000人到京贡马，却诈称3000人。王振非常生气，叫礼部按照实际贡使人数给赏，同时又以瓦剌所贡为驽马为由，削减马价的五分之四，将瓦剌使团驱逐出境。
也先闻讯大怒，借口明朝失信，于是年七月兵分四路，大举入寇。明军常年边防松弛，仓猝应战，自然连遭败绩，不几日就失掉了几座城池，边报紧急。王振为请功弄权，耀武扬威，力劝英宗亲征：“我朝以马上得天下，太祖太宗悉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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