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一刀 右一刀-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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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就是将金堂土狗未断奶时就捆上麻绳加工而成的……
　　中国的〃花园〃〃嘉苑〃〃华庭〃通常如此，我每晚被迫听到隔壁两口子吵架的声音，我家卫生间离阳台有10米之遥，迫使每次浇花必须流汤滴水地穿越那珍贵的檀木地板，我家热水器离主卫更远，这让我冬天洗澡必须先等上5分钟以使热水能经历长征抵达喷头……
　　“XX花园”巧妙地运用了视觉差篡改了房屋比例，乍一看给人宽敞明亮的感受，其实在老喻的揭露下，你可以轻易发现客厅只能摆放一些童椅童桌，卧室只能摆放童床才能居住。老喻被威胁：你的〃户型频道〃已让我们损失了20多张订单，你等着……后来老喻零零碎碎收到些律师函。我不知道老喻是否有些害怕，但我很想安慰他：这年头，律师函基本上就是表扬信。
　　我很想讲一个故事：1998年夏天我去一名山旅游，沿途漫山遍野的金丝猴蔚为壮观，游客狂拥猴拍照。我们欣喜之余感慨，〃看来我们国家的珍稀动物保护法成效显著，看这满山的金黄啊！〃次日逶迤上了山顶，在一山凹处见三五山民捆绑着一群猴子在使劲地干活，定睛一看，原来他们在用金黄色的染料往猴儿身上涂抹，染料一定是劣质的，所以猴子们嘶声惨叫，有的皮肤己经腐烂……在后来的交涉中，一个看上去属于知识型的山民振振有词：　〃许你们城里人包装大楼，就不许我们农民包装山猴？这是两全其美的事情，你们看了这么多金毛猴猴也高兴嘛。〃至今，此山还有大量这种经过劣质染料包装的金丝猴，色彩斑驳，像生了癞疮。
　　我晕，这世上哪来满山遍野的金丝猴？就像这世上哪来这么多品质尊显人间天堂的居住楼？所以，我对漂亮外壳的东西有点排斥，一看那些印刷精湛装帧高雅的房产广告宣传册——立马会想到1998年的金丝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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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板戏和样板房
江青是绝顶聪明的那种女人，按照斯诺的回忆，她总能用夸张的方法引起周围人的注意，比如说她率先裁改了军衣的腰身，比如说光着一双白晃晃的脚骑在马背上。那时候军人的眼珠子干，每当她一晃而过，眶子里要冒出火来。在现在，这就是“眼球经济”。
　　一个二流的演员未必不能成为一个一流的导演，事实上江青是某个时代的杰出女性（抛开政治因素不谈），在上个世纪后半叶，她亲手炮制了影响整整一代人审美情趣的“样板戏”，神州大地，样板戏成为纲领性的、甚至是唯一的文艺形式。
　　《红灯记》《沙家浜》《杜鹃山》《海港》，收看率绝对比现在的好莱坞大片高，参与性绝对比《非常6＋1》和《超级女生》高。我记得演《红灯记》时，全中国姑娘呼啦啦全部都梳起“铁梅”式两根乌黑粗大的辫子，演《沙家浜》时，满大街都响起阿庆嫂与刁德一的快板对唱，演《杜鹃山》时，“柯湘”成为标准“红色美女”的代言人（在“美琪”理发厅剪一“柯湘”式发型居然要3元钱，合普通女工月薪的1/4），而《海港》中女主角则一举奠定女强人的基本行为标准，“大吊车，小吊牌，轻轻地一抓就起来……哈哈哈”。
　　样板戏就是好。从人类学的角度，当一个国家人口过多时很容易造成标准庞杂，所以需要“样板”，这个道理和动画片《狮子王2》一样，动物王国数量增多，就需要狮子小王子小公主成为形象代言人；不需要“样板”的是那些小国寡民的地方，比如说丹麦王国弄来弄去就是一个“美人鱼”，比如说荷兰就只能以梵高为自傲。太小了，没必要像中国这样大无畏地一追到底地在艺术上正本清源。
　　问一下现在50岁至60岁的中国人，很多是在看样板戏时被介绍对象并定下终身的，很多人决心像样板戏那样过上革命生活，“样板戏”——成为生活的唯一标准，是原因，也是结果。
　　但是“样板”离生活太远，我的姨父，一位14岁就参加红军的“老革命”第一次看完《红灯记》后就大发牢骚，“奶奶个熊，都像李玉和那样义愤填膺地跟敌人打交道，地下党人早就全被抓进牢里了”，他认为，样板戏中的革命者形象太假、太脸谱化、太理想化，完全不符合革命现实的情况。比如说他，作为胶东一个游击队的大队长就时不时地和汉奸走狗们喝酒猜拳，“因为我要套情报了解日本人军火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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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样板戏”仍然大行其道，以至于我们小时候都认为革命者全长得那么漂亮，不漂亮的一定是叛徒“王连举”或伪军胡传魁。
　　中国人是有“样板”情结的，在“样板戏”之后，中国出现了很多样板，比如说经济上的“XX模式”，比如说体育上的“举国体制”，比如说城市建设中的“仿古一条街”，当然最直接最具体的就是“样板房”了。我以为，“样板房”是开发商“画饼”与购房者“充饥”两种心理的折衷，或者说是整个销购过程中一个安全套——某种程度减小了信任危机，但用过后就扔掉。
　　这样比喻有些粗俗，但事实如此，因为没有一个“样板房”与真正到手的房屋是完全一致的，“样板房”通过加强采光、扩大家具间距、减少实用性物品等等手段，让你永远在属于自己的房屋到手后发现感觉不对——房子套型没变，但中间隔了一层薄薄的视觉障碍，像老年人的白内障，就是不爽。
　　让我们回到“样板戏”的比喻上，“样板房”其实是开发商利用人性的弱点将生活典型化、夸张化、美饰化的一个产物，就像江青同志将李玉和、铁梅、柯湘、阿庆嫂弄得那么完美无瑕、那么不食人间烟火、那么美轮美奂甚至那么宁死不屈打死不招，其实真实的革命根本不是那样，叛徒那么少那么弱智长得那么丑，抗战还能打上8年吗？
　　上世纪整整10年，中国人翻来覆去就只看到4部样板戏，眼珠子都看绿了，那时候10亿中国人有8亿人能把4部“样板戏”唱词背得滚瓜烂熟——
　　现在的“样板房”也是这样，借用所谓专家之口制造了很多概念，什么“巴洛克式”“维多利亚风格”“纯北美生活”“后现代人居”……其实究其实质就那么几套样板，你不妨根据欺骗程度分别叫它“装修”“装蒜”“装逼”。
　　上个世纪，4部“样板戏”残害了中国人10年以上的审美情趣和艺术品位；这个世纪，3种“样板房”蒙蔽了中国人的居住理念和感官生活。
　　“样板”，就是想用一种整齐划一的东西（类似第某套广播体操）规定个人生活的糟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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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建在地狱之上
我老妈惊悚万分的原因是因为厕所漏水，厕所漏水的原因是因为楼上住着一家公司。这家公司导致漏水的原因是因为它负责销售某种鱼饲料——鱼儿离不开水，于是，水浸穿楼滴滴答答往下漏。一周来，全家人上厕所都必须打着伞，蹲着的那样子类似某株惊恐的蘑菇。
　　这远远谈不上事故，我总编的遭遇比这惨，他家楼下开了一家以〃交友〃为目的的小酒吧，夜夜笙歌曼舞。由于〃交友〃吧的桌上安着互动电话以便聊天，由于这个区域的号码多为连号，所以隔三岔五总编夫人就要接到电话：“喂，你能和8号桌的美女聊一会儿吗？人生苦短，知音难寻……〃弄得两口子要闹离婚。
　　住在商铺之上，犹如住在地狱之上。
　　“商住两用”是中国开发商所喜好的，大多号称极品、高尚的社区，都会冷不丁从一楼赫然竖出〃XX美容〃〃XX干洗〃的招牌，或者飘然而出一丝餐馆油烟味，甚至是高楼深处伸出一杆杏黄旗，〃电脑速成班〃、〃职介所〃，令人困惑不已。
　　“中国无居住”，意思不是中国房地产开发商建造的民居楼质量不行、设计不硬，而是中国人缺乏居住文化。从尧舜禹到孔夫子，再到陕北窑洞直至现在林林总总的高尚住宅，对于居住功能性、实用主义的过度追求，导致中国人没有把居住〃以人为本〃当成一个独立的概念。
　　“玉林小区”的居民永远会因生活方便而自豪，因为这个著名的生活小区几乎就是在〃串串〃、〃烤兔〃、〃莱摊〃、〃杂货店〃上形成的，似乎玉林小区的人民不再是为了居住而选择玉林的，他们是为了买小菜、买烤兔方便而住在这里的。因此，玉林小区的人民身上会带着一种浓烈的孜燃气息，比居民身份证还要准确地界定其身份。
　　我原先报社有个家住玉林的同事，很爱情调，言必称〃小资〃的那种，常常以一身名牌休闲装自诩，但很多年来我一直有句肺腑之言想对他说：〃你身上有孜然的味道。〃那天派出所抓到一小偷，打死不招，坚决否认与那起玉林偷车案有关，〃没去过玉林，一个月没去过了〃，结果英明的警长鼻子伸到他衣服上一嗅就嗅出来了，〃这是老万手提式串串香的味道，只有玉林小区有〃。
　　天堂建在地狱之上——中国人无论把家里装饰得多么优雅，但架不住楼下商用房的各种骚扰。据说这是开发商玩的猫腻耍的〃鸡贼〃。明着报批住宅，实则把项目修成商用房、卖作写字间，地价和使用年限、成品房单价都不一样。〃也就是说，用这种混水摸鱼的手段坏了全体人民的居住质量，而且还可以给几千年来习惯农耕、集市两位一体居住模式的人们以生活方便的假象。
　　居住是居住，商铺是商铺，老外把这两码事分得很开，他们宁肯每周末开车几十英里去商业区买齐东西也不愿意像中国玉林小区的人民一样让楼下的小商小贩骚扰自己的生活，欧洲，在社区里乱窜的，只有兔子和邮差。
　　对中国人来讲，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了，老祖宗孔夫子当年对学生们曾叙述了关于居住的人生理想，大致意思是：有三间房，一间作为授课之用，一间作为会友之用，一间作为卧室。那时孔夫子授课是索要学费的，学生穷，有的就交上一块腊肉，有的就交上一把青菜，有的甚至会交上一两条烤鱼……夫子不能免俗，他老人家的住所也是〃前店后厂〃式的，〃居住〃与〃商铺〃共存，每当我看到这一段，其烤鱼熏肉之香缥缈而来，仿佛到了玉林小区。
　　老祖宗都这样，子孙后代凭什么改变习俗呢？
　　酒店系列
　　（引子）天晴宜带伞，未晚先投宿。我的工作性质导致我必须没完没了地在不同时段不同国家不同档次的酒店投宿，在那些林林总总的“INN”“HOTEL”“饭店”“旅社”里摸爬滚打，像绅盲流像嫌疑犯一样轮流变换着角色，去经历故事或被故事经历。
　　这样的居住记忆，像酒店香皂的味道一样弥久不散，我明白，这世界上有不同类型的酒店，是因为世界上有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生活方式，有不同的居住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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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宝饭店（三星级）
大宝饭店就是那个生产出“大宝明天见；大宝，天天见”的企业在北京市东南隅开设的一家酒店，准确地址是崇文区龙潭路丙4号，与中国足协隔岸相望，边上有家“马兰拉面”。
　　这是一个典型的具备中国服务特色的酒店，名三星，其实也就是一家有着300多床席梦思的招待所。每当你企图入住，必然会有总台人员用警惕目光审视你的身份证，北京城的人民群众一直保持着这样的革命传统——凡外地人形状的，理论上均存在是敌特的可能。
　　然后不耐烦地交给你一份“郑重声明”，包括“不准携带管制刀具、爆炸品、腐蚀品；不准从事卖淫嫖娼活动；不准在床上吸烟”等事项。但是当你穿过大堂准备上电梯时，一定会看到大堂一隅有间幽暗闪现的“美容美发厅”，女技师面若桃花地对你笑……开门，进房，刚放下行李，床头柜上的电话就会响起：“先生，需要按摩吗？”
　　这时间掐算得真TM准！没内应怎么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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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屋绝对不隔音，各种音频的屁响、鼾声以及让人喷鼻血的声音轮流袭来，让人想起鲁迅先生《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百虫夏夜里发出的合唱。由于该酒店毗邻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国足协，每逢年关便有各地方的体育官员、俱乐部老总前来入住，为何？送礼！求情！那天晚上我被一股异味折磨得无法入睡，隔壁传来的是浓重的山东口音：“俺明天再捆一卡车来！再捆一车！”疑为遇上绑匪，次日清晨才知，原来是某北方俱乐部给足协捆来一车大葱来了，据说，这是每年的惯例。
　　打扫卫生的大娘早上9—10点肯定敲门（哪怕你挂上‘请勿打扰’的牌子），如不开，大婶会迈着大脚径直闯进来弄得砰砰作响，把天光全放进来，把浊气放出去，并用大概是石家庄郊区口音说：“快起床，不要影响我们打扫卫生。”
　　中国足协常在此开会，一方面是因为这里离足协很近，另一方面我怀疑是因为这儿的保安人员够猛——很多次，他们都要和记者干架。最有趣的一次是10月18日的“中超委员会会议”，保安人员在二楼会议室外用餐椅板凳隔出隔离带，生生把记者们分成二片，“进去的不准出来，出来的不准进去”，这句台词很像当年描写抗日战争的一部片子《野火春风斗古城》，不过那条命令是鬼子对付八路的。那天有个记者待在内区很久了，内急，请求穿越“封锁线”出去小便，保安大喝一声：“不准动，憋急了也不准动！”
　　“大宝饭店”的革命觉悟真是高，这使得中国足协很爱它，它也因为近10年来的中国足球风起云涌，成为见报率最高的一家酒店。
　　忘了交待一下房屋基本结构：共7层楼，一楼是大堂兼酒吧、餐厅——大堂沙发总有身份不明人闲坐，曾经出现过一外国疯子，逢人便拿出一张纸片要求借手机一用，并号称自己有钱付手机租用费，号称要打给广东某干部，据说外国疯子是某外国教练的表弟；酒吧里永远是两个目光呆滞的女服务员，严肃而愤怒地面对客人，脸上像长了沙尘暴；餐厅的饭很难吃，老往川菜里放不合时宜的糖，而且一切菜等似乎都放大蒜。
　　二楼是会议室兼包房，商务中心，但商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在午、晚餐时会锁门离去。三到七楼是客房，泛黄的墙纸、纸缝通通翻出毛边，地毯颜色昏暗，但每行三、五步便可以看出上面有可疑渍迹横陈；卫生间的热水一般要放3分钟才会流出，有铁锈味，马桶易堵，且冲水声几逾丰水期开闸放水；电视机遥控板不灵，电池也经常被客人偷走。
　　中国国家队在打了败仗或低调出征时经常住在这里，江津、安琦等几个大个子很痛苦，因为床位太短太窄，使得长脚板往往伸在外面，长手臂经常拖到地面，我怀疑，中国门将常常莫名摔跟头、莫名脱手就因为此。
　　那天打电话到总台订机票，订票小姐口气生硬，对我反复查航班要求很不耐烦，而且她居然在放下电话的那一刹那间说了一句：“真他妈烦人！”一根筋的我致电经理要求解释，被告知“经理不在”，并迅速又被告知“总经理也不在”，一会儿订票小姐在我强烈要求下上楼来道歉，一脸玩世不恭，“我这就给先生您赔不是了，我不该说脏话，您别生气啊，不就是为一破机票的事儿吗？真他妈事儿事儿的！”我晕。
　　中国足记在这家三星级酒店里写出很多五星级大稿，米卢在这里向女记者面授机宜，阎世铎在这里密议“打假打黑”，徐明在这里拍桌子怒斥郎效农——大宝饭店，为中国足球做了贡献，也靠中国足球赚了不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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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豪
Marriolt——我不知道我这个英语很烂的人是否写对了这个昂贵的单词，反正它在中国的译名是“万豪”，很有档次的连锁酒店。在欧美Marriolt是比“假日”比“希尔顿”比“诺芙特”等中国人熟知的洋酒店档次都要高的商务型酒店。
　　2002年8月至9月，我在利物浦“万豪”住了两个月，因为李铁、李玮峰在这里住，他们加盟了埃弗顿队，还没租到房。按埃弗顿的惯例，在外援没租到自己的房时，俱乐部应在利物浦市最好的酒店免费为新外援提供住宿。
　　其实国外很多知名酒店都修得矮矮小小的，有些看上去还很陈旧，不像正处新兴建设运动中的中国，连“假日”这样的中档酒店都会修得高耸入云、富丽堂皇。利物浦“万豪”酒店只有8层楼，从外观看上去更像一座大学的办公楼或某处博物馆，大堂也不奢华，仅供小坐和订房，只有成都“锦江”的1/2，只有广州“假日”的1/3，只有北京“昆仑”的1/5，但它在大堂用了很多优质木材装饰，少了“喜来登”这样的酒店偏好大理石材带来的“暴发”感觉。走入用樱桃木、黄梨木装饰的大堂，踩在生产于1902年的阿富汗旧地毯上，大堂吧墙上还挂了一幅描绘克伦威尔革命时期的油画，那种暗暗的、暖暖的、旧旧的感觉，是一种格调。
　　英国人不太喜欢在公共事务接待上启用漂亮小女生，那是中国人最擅长干的，瞧上去让人心旌动荡魂不守舍，但偏离主题。利物浦“万豪”大堂所有接待人员都是上了年纪的，就像冯小刚贺岁片《大腕》里所说的“戴着白色假发的老管家，一口伦敦腔”，当然没那么夸张，但这家酒店给人一种信任感，有个叫杰茜卡的是大堂经理，她是拥有两个硕士学位的中年妇女，她坚持每天让人送来“消费单”，让我们能清楚地知道消费余额，第二个星期杰茜卡专门上楼对李铁、李玮峰说：“因为你们是长住客人，所以尽量不要动用房间冰箱里的饮料，那样太昂贵，酒店出门往左有超市，你们可以去那里购足所需饮料。”不是因为李铁、李玮峰是远道的中国客人她才这么干，酒店对于长住客都会做出这样的劝告，在英国，浪费是一件很没有面子的事。
　　和“大宝饭店”不一样的是，“万豪”服务员绝对不可以打扰客人休息，那种早上10点半某大嫂破门而入开始大张旗鼓搞卫生的情景是不可能出现的；隔音极好，窗玻璃都是双层的，酒店告诉我们，“这是利物浦本地法律规定的，凡当街的建筑必须采取足够的防噪音设备”，工业革命让英国受益也受害，据统计，在利物浦历史上因抗议工业污染、噪音和环境戕害的游行高达1361起。
　　肯定听不到“大宝饭店”那种隔壁传来的异响和清早大街上尖锐响起的“炸油饼了！”，我至今有失眠和怕呦喝的毛病，都是长期在大宝住害下的。
　　电视机很小，可能只有20英寸，在《格调》一书中，电视机过大被视作贫民甚至赤贫的标志。
　　每层楼的电梯出口处都会有一部免费饮料机，有洁净的冰块和橙汁提供，用完了会有人在十分钟内补充上来。这让五个中国人很高兴。但不久我们这个楼层就每天只提供一次了，因为我们太能喝。但这难不到我们，因为我们不厌其烦地可以每天噔噔跑到上一层楼甚至上上一层楼去取饮料。
　　酒店对中国人一直很友好，但有一件事情双方都很不愉快。因为远到异国他乡，所以我们几个都使用电热杯、电热锅，平时煮个方便面、鸡蛋什么的，而且同行的一个记者还带来一箱“老干妈”辣酱和一罐臭豆腐。后来酒店忍无可忍，总经理亲自跑上来和我们严正交涉：
　　一、使用电热杯有违安全而且会破坏酒店观瞻；
　　二、“中国鱼子酱”味道太浓烈，已让酒店的气息变得很糟糕。他不知道“老干妈”和臭豆腐，只能用“中国鱼子酱”来说明。
　　我们说：“一、既然房间我们包下，外人也不能干涉我们的电热杯是否有碍观瞻，而且110伏的电压很安全；二、‘老干妈’‘臭豆腐’是中国人饮食习惯，与环保概念无观。”
　　但总经理很执著，三天两头跑上来交涉，他说有客人已经投诉“楼道里有异味了，怀疑是否有人携带宠物进入酒店”，他甚至搬出大英法律说这种食品不符合海关食品进出条例，有可能导致不适宜微生物泛滥。
　　我靠，我当时想起“大宝饭店”，有人搬来两车山东大葱都没人投诉，一罐臭豆腐怕什么？英国佬太装圣贤了吧！但没有办法，最后包括李铁、李玮峰在内的我们一行五人，被迫清洗所有有违大英法律的食品，同行的阿三戚戚哀哀地看着“老干妈”被密实包进垃圾袋里运走，转过头来吼了一句：“我想念敬爱的大宝饭店。”
　　
圣诞住店
圣诞节，我曾三次在圣诞节住店。
　　1999年圣诞，被成都商报派往俄罗斯采访。那时商报搞了个很盛大的“新夸父行动”，在全球24个时区派记者采集世纪之交第一缕阳光，属于我的时区是俄罗斯，当时俄罗斯政局动荡，所以有种很酷的感觉。我住的店很难叫酒店，它叫“青年公寓”，属于典型的莫斯科外来人口投宿的低档聚集地，现在想来估计以车臣人居多，因为除我之外眼神都狠狠的，且无比仇视俄罗斯当局的样子，每晚看着俄语电视台新闻就高举拳头直嚷嚷。当然我一句没听懂。
　　店东是中俄混血儿，和大部分旅居海外的华侨一样，勤奋而抠门、聪明而狡猾。他混得不好，我的到来让他欣喜，因为我除了提供给他400美金住宿费外，还有600美金翻译费，外加一箱康师傅方便面。作为回报，他答应我一起过俄罗斯圣诞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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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属于东正教，人民重视圣诞节，那天叶利钦突然宣布辞职，我们正在“红场”附近，电视上一宣布，人民都高喊“乌拉”——他们早就对叶利钦不忿，因为叶利钦没能让他们有更多的面包和黄油，为了以示庆祝，人民拿出积蓄买了很多圣诞树点缀上彩灯，在这个动荡贫穷的国家，满大街的“波罗乃茨”车顶上都捆着圣诞树回家，地铁站里很多喝醉的人高喊着新领袖普京的名字，普希金广场上搞了隆重的圣诞活动——但一看就知道缺钱，因为桌上的火鸡很小很小，像只麻雀。
　　我住的“青年公寓”也搞了活动，每人发了一杯伏特加酒，来自乌克兰的大娘说了一串听不懂的祝贺词后，场面就乱了，很多人开始抢酒喝，很多人喝了就痛哭流涕，房东送了我一顶帽子，我当时感谢了他，但一个星期之后当我离开时才知道这暗中已被收费了10美金。
　　那一天，隔壁莫斯科大学发生大火，烧死很多学生。
　　在一个贫穷的国家过圣诞，感觉不好，房东老打呼噜，而且磨牙，隔着墙我也分分钟听得见，圣诞那夜，他喝了很多酒，我买的，醉后以头撞墙，用中俄两种语言大骂他的前妻。我有点怕，一夜紧握从国内带去的水果刀。
　　2000年圣诞，我在香港。那时候张国荣还没有从文华酒店往下跳，那时候香港正开始从金融风暴中渐渐呼吸，那时候还没有发生非典和禽流感，所以香港人民还敢大吃特吃火鸡。
　　香港圣诞的气氛很浓，这个弹丸之地的人们一年大部分时间都像“职业动物”一样活着，受着老板、资本家的压榨，心理很扭曲，所以圣诞节成为一个发泄的机会。
　　首先是购物，铜锣湾的“SOGO”、“时代广场”成为3折或4折大潮中的天堂，香港人民举着信用卡把天堂变成屠场，购物是一种心态，在香港，在圣诞节的香港，购物其实不是为了买东西，而是成为对残酷生活的一种报复。那天在“时代广场”见着了刘嘉玲，戴着墨镜，拎着大包小包，身后的马仔拎着更多的大包小包，但在这样疯狂的购物大潮里，没人会理会一个明星，何况她当时还没有出演让人很过瘾的《无间道》。不久，《东周刊》就爆出刘嘉玲那起受虐裸照事件。
　　圣诞真美好，香港好残酷。
　　我们住的酒店在平民区，酒店有个教堂，附近的人们那天都来唱诗，样子很温馨，有趣的是，他们的唱腔中太重粤语味儿。我问一个小孩，喜欢圣诞还是喜欢春节，他说：“春节好老土哦……”
　　2002年圣诞，我在丽江，住在一家叫“水凌凌激”的客栈，怎么听都像“冰激凌凌”。中国人最大的特点就是用庞大的人群把一幅宁静悠远的山水画变得糟糕无比，这一年的圣诞，丽江已变得满目疮痍。有个来自北方的退休老干部艺术团住在我们客栈里，天天唱二人转，老男老女眉目传情，自以为回到了三十年前，但样子却狰狞得吓死人。
　　平安夜很冷，客栈老板娘端来一盆绝对古老的铜火盆让我烤手，并且送了几个芋儿埋在炭灰里，那是能永远记住的温暖，我当时正处在人生一次痛苦的大抉择中，钟声响起的时候，剥开芋儿吃了一口，觉得人生变得很简单。
　　
自己的骨头熬一锅理想的靓汤（1）
人的一生其实是被理想折磨的一生，特别是居住，要还是猴子，找棵大树找个山洞群居就行，只要第二天早上还没被雷电烧成熟食或被剑齿虎这样的大型猫科动物叨走，就是真正的居住幸福。
　　小时候被一部片子感动得泪流满面——《聂耳》，由赵丹主演的这部片子有一个情节：被革命和爱情双重驱动的男主角，于一个静谧的夜中把脑袋伸出上海的某处小阁楼天窗外，拎着小提琴（那时很小资地叫它“梵阿铃”）开始演奏《幸福狂想曲》……阁楼、梵阿铃、静谧的夜、细雨如丝、澎湃的年轻音乐家——我发誓，当时我决心拥有这样一处小阁楼，总之它给我的感觉如此之好，如此地代表着还未成功（但必将成功）的爱情与革命，那真叫浪漫。
　　很久以后我才想通，上海滩那些个小阁楼非常潮湿非常容易得关节炎非常肮脏非常地容易遭到老鼠的袭击，而且把头伸出阁楼天窗外拉梵阿铃不现实，革命与爱情还没成功，隔壁家老阿姨的洗脚水就会泼将过来。
　　大学报到那天我很激动，不仅因为我们那会儿考上大学很光宗耀祖，而且我可以在集体寝室里与众室友切磋一切可以切磋的人生理想，包括尽情打麻将。大学宿舍，虽然多么“象牙”的一个称呼。
　　但寝室里良莠不齐，先是老四偷了老二的打火机被老大扇掉门牙，后是老三另立山头向老大叫板，然后大家在一个闷骚躁动的夏天后开始找女朋友，我们那著名的团结的健康向上的316寝室名存实亡。大三那会儿，因寝室卫生条件太差（有一盆洗脚水至少2个学期没人倒了），本寝室成为甲肝的传染源；等肝炎被校方及时扑灭，又有两个室友因打麻将屡教不改而被开除……
　　成都“五大花园”热销时，我借钱买了一套170多平米的复式楼，虽然这种所谓“花园”离市区足有一个小时路程，但这已使人生的居住理想初现端倪，想象自己坐在房子里那半旋转式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