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一刀 右一刀-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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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约十年前，很多的中国机关企事业单位、个人经常收到这样一种信函，大意如下：“尊敬的阁下，鉴于你在专业领域里已经取得的显著成绩，本评选机构已将你列入《世界名人大全》里，以继续推动该项事业之发扬光大，如无异议，请将1500元（或500元、1000元不等）汇入以下开户银行里，3个月后你的大名将正式收录入本名人大全。此致，敬礼”云云，落款一定会是冠以“中国”“世界”字样的机构。
　　我们单位的老苏已经56岁了，还是副高职称的他接到这封信函时仿佛绝望人生中看到一抹北极光，“世界名人，是世界上的名人啊”，那段时间他像被那封信函叼走了魂魄，常常神秘穿越机关那悠长而潮湿的走廊来到收发室查看信箱——终于，终于在3个月零18天后（据老苏分析，这多耽误的18天是因为邮包从瑞士总部到中国辗转奔波所致），收到邮包，他看到自己的名字被印在《世界名人大全》第264页第16行处——那一天老苏破天荒请我们吃了一顿饭，用不经意的方式通报了这一喜讯，“唉，其实你们几个小兄弟晓得我的，我才不在乎这些虚名咧，盛情难却啊！毕竟人家是外国友人嘛！”很名人的样子。
　　惟一让老苏不爽的是，后来他发现那部据说是集世界学术精英之大全的集子看上去很像一部本市电话通讯簿，上头好多人都认识——特别是单位门口那个卖串串香的小店主也赫然名列其上，头衔是“著名民俗美食大使”。
　　“可恶！实在可恶！”那半个月老苏常常会莫名其妙地痛心疾首地捶着办公桌说这样的话。而我们几个小兄弟通常会安慰他：“再怎么你也是世界上千万分之一的精英嘛！”这时候，老苏会眨巴着眼睛反问：“当真？”很像孙悟空当年眨巴着眼睛问太白金星关于“弼马温”是多大官的神情。
　　至今，我仍觉得老苏很可爱，就像我觉得孙猴子很可爱，但我不会推而广之觉得那些“十大”们也很可爱——虽然这个世界是可以用多种标准去看待的，你认为它是欺骗那就是欺骗，你认为它是娱乐那就是娱乐，但为了齐天大圣或弼马温活得那么累，生活将失乐趣。
　　就像这世界上只有神仙，没有妖精，一本正经的就太无趣，当然你也不能着了妖精“肉麻当有趣”的道儿。文章快收尾时，我所认识的一个房地产“妖精”发来一则短消息，上书：“告诉你做生意的秘诀——豆腐做稀了，就改称卖豆花，再稀了，就卖豆腐脑；如果豆腐做硬了，就卖豆腐干，卖不动，把它放霉了改卖臭豆腐，还卖不动，捣烂放在坛子里闷3个月，卖豆腐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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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妖精不当齐天大圣（2）
宁当妖精，不当齐天大圣。
　　记忆碎片·
　　
打金街：居住1975（1）


30年前，我住在“打金街”；30年后，“打金街”没有了，只有“红星路”。
　　30年前，打金街两侧种满了法国梧桐，从初春到深秋，梧桐会伸出茂密的手臂厚道地遮住整条街，我们在马路边上滚铁环、抽“牛牛”（陀螺）、跳房、斗鸡、拍纸烟盒，把手掌拍得红肿筋痛，赢取一叠“金丝猴”“大前门”“翡翠”烟盒回家放在枕头边欣然入睡。那时候13岁的曹胜利最为了得，在柏油路上拍烟盒拍得手上布满老茧，据幺弟说，胜利家抽屉里有2000多张赢回来的纸烟盒。4年后曹胜利参军去了云南，打了自卫反击战，曾经在全班弹尽粮绝后面对着冲上来的越南人几巴掌，扇得对手两个下颌关节脱臼、一个脑震荡，荣立二等功。
　　打金街上早没有漂亮的梧桐树，随着城市进程，先是改成极易招虫的女贞树，后又改成万年青，现在干脆一锄头挖下去，把一条很古意的打金街变成了现代无比的“下穿式隧道”，上面铺上水泥板子而成步行街，倒也蛮整洁可观，只不过每次我看到那些染着黄毛的孩子在模仿美国孩子大跳街舞时就有一种滑稽感，因为他们跳得一点都不地道，倒像马戏团表演。现在的中国孩子已没有自己的街区娱乐方式了，统统跟着美国人、日本人、韩国人玩儿，但又玩儿不像。当年打金街上著名的“胖虾”玩划甘蔗，左手执刀能在空气中玩出6个以上的花子，再气沉丹田大喝一声，瓦蓝瓦蓝的刀片可以把1米7多高的甘蔗从头到尾划成两片，而且是贴着甘蔗皮子一划而下的，比起上海滩大亨杜月笙削鸭梨的功夫一点不差。
　　打金街的形成据说是因为自明末到清初战乱而来的全国能工巧匠聚集于此，产品1/3直贡大内，慈禧太后头上一直不取的那枚紫金猫眼凤头钗，就出自这条街，这使得这条街区出来的人有一种莫名的骄傲，有一种骨子里的享乐主义。哪怕他们并不记得这条街的显赫出身。
　　打金街由300多个院落节比而成，分南打金、北打金，小时候我居住的院子名叫“钟家大院”，后来又吹了一阵革命风，就改成“红星大院”了，那时候全中国都在吹风，有改名“红旗大院”的，有改名“井冈大院”的，还有改名叫“卫东大院”的。
　　“钟家大院”或“红星大院”与这条街上别的大院长得并没有什么不同，一样的红砖青瓦木石结构，一样的分前院后院加上后花园共三进，一样的由于1949年解放后镇压了剥削阶级住进了很多劳苦大众并把早前富人的花厅改成厨房，花园改成鸡场，而且一样的一家人吃回锅肉香飘全院落引得幺婶伸出脑袋过来问：“哟，又打牙祭嗦”，一样的经常听到木板另一侧邻居晚上放屁白天吵架让全院的人们都跑过来劝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成都的阴雨绵绵顺着滴水檐把石板啄出时光的小酒窝……
　　其实“钟家大院”之所以傲视同侪的原因是出了个“蒋毛子”。
　　按现在的标准，蒋毛子绝对是帅哥一类，不仅帅，而且酷。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个地方在斗老干部，他召集了10来个工人赶过去就把头破血流的老干部抢下来，并手执一把大刀面对数百名造反派说：“哪个动，动老子砍死他”，然后扬长而去。但蒋毛子并没有什么政治觉悟，在那个波谲云诡的年代很容易就站错队，最终从成都乃至西南地区著名的工人头头（他最鼎盛时专门被召到北京为领袖江青接见）变为阶下囚。进监狱的时候他拒绝剃头，因为他有一头帅气的头发，结果被打得半死，吐血三升。
　　蒋毛子出狱后已是1975年，看上去还是一条汉子，他对社区（对不起，当时没有这么时髦的叫法）最大的贡献就是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好像是9英寸的。虽然一半以上的收看时间我们都是在看雪花点并且在电视机侧后方必须有台风扇一直为它降温，但这已经足以形成蒋毛子高大的形象了，比他手执砍刀面对数百名对手发飙的江湖传说形象还要高大。
　　那是多么美好的一个年代，我们为街区拥有这样一台神奇的匣子兴奋得辗转反侧，生活为此发生了重大变化！每天傍晚，整条街的人似乎都要涌来钟家大院看电视（事实上从下午四五点开始院子里就会有小孩预先摆好板凳以占据有利位置）。需要交待的是，蒋毛子的电视在播放时是不放在家里的，而是摆在院子靠北头最中央的，以至于每当我们凝视电视画面时，上面隐隐浮现蒋毛子那张帅气的脸，以至于出门在外不要提“钟家大院”，只需淡淡地说一声“放电视那家院子的”，立马就会被人侧目三分。
　　那段时间，院子里的群居状态异常和睦，家长里短的是非也不复存在，我们为能看到天安门、能看到《新闻简报》、能看到阿尔巴尼亚的故事片而觉得社会主义就是好。我清楚地记得，赵忠祥那时还很年轻，并不是每天都露脸，而播放毛主席去世时，全院、全街人民都哭得死去活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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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金街：居住1975（2）
居住1975——那个破旧混杂的大院是老成都的一个缩影，“钟家大院”或“红星大院”是成都人最典型的人居状态——虽然地震能给人们带来恐慌与喧嚣，但塑料布加竹子搭成的“鸭儿棚棚”成为我们永远的精神家园，就在梧桐树下，当春天回来，小燕子依然飞回到我们被烟熏火燎过的屋檐下。
　　蒋毛子后来死了，死于肺病，据说是狱中留下的病根。虽然蒋毛子在80年代初因承包安装东西干道（蜀都大道）的路灯而大发了一笔，但并不见他有多少财产留下。他死后留有一子，名叫蒋波，据说现为成都“的哥”中的一员，整日为交规费而忙碌奔波。
　　不知蒋波是否还记得——打金街，居住1975的美好年代，时间像水泥一样被凝固，我们曾一起拍过纸烟盒。
　　
军区大院（1）
只有真正的成都人，才会对“校场坝”有着光辉而神秘的记忆碎片，“校场坝”就是军区大院，在那个军歌嘹亮的年代，它代表着身份、信仰和可保障的经济条件。那时候不讲究递名片，但只要你在寒暄中不经意透露出“校场坝，军区大院出来的〃，立刻会迎来肃然起敬，因为你比一般人离毛主席更近。
　　从广义而言，“校场坝”分布在成都的东西南北，分别被老百姓沿用历史的称谓，叫做〃东较场〃、〃西较场〃、〃南较场〃、〃北较场〃；在我的记忆中，地位最崇高的就是〃北较场〃，它装点了我们烦躁不安的青春时代。作为一个父亲曾为我军下级军官的儿子；我像真正的小屁孩在父亲为师级和军级的胡斌、王兵蛋的带领之下，短暂经历了这样一个时代。
　　“苏联人〃和我们关系还融洽时帮着盖了几幢楼，和苏式建筑一样，高大而笨重，远远望去，像趴了几头北极熊；和苏联人相掰了以后，中国人自己建了更多的房子，模仿痕迹严重且不结实，天长日久则有些残破。
　　这样的残破给我们很多乐趣。王兵蛋的爷爷是副司令员，这使他很自然地成为一群中下层军官子弟的〃一哥〃。他人小，但胆子很大，〃北较场〃的公共澡堂后面是一段围墙，趴在围墙上可以透过残破的楼墙看到澡堂里依稀的光景，但并不真切，只可见雾气中有丰乳肥臀摇来晃去。那是一群正处在或马上处在青春期孩子的口千舌燥的时光，直到马三有一天在看到一幅很具体、很有冲击力的图像后忍不住热血上涌，呻吟一声〃我的妈也〃，窟窿才很快被毛巾挡住，并且第二天便用水泥仔细补好。
　　后来大家都不带马三玩儿了，他为此无比羞愧，曾拿巧克力贿赂我们，但未遂。
　　“北较场〃占地广大，从文殊院到通锦桥，从灯笼街到北护城河，是成都的城中之城，从建筑学的意义而言，它只是一堆水泥和砖头的简单组合体，从社会学的意义而言它就是老百姓的居住图腾——每天从早到晚，轮子上涂了白漆的吉普车和尾巴上飘扬着警备区旗帜的摩托车吞吞吐吐，间或有女兵神气地坐在上面，皮肤白白的，不苟言笑，像威严的仙女。
　　凌晨6点钟，嘹亮的起床号准时响起，然后就会听到密集的脚步向大操场涌去。大操场坐北朝南，主席台前庄严矗立着一尊巨大的毛主席汉白玉像，仅比天府广场的那尊小一点。跑完步，然后又涌到大小共3个食堂去吃饭。一例的馒头稀饭咸菜，但小食堂会配以奶粉冲的牛奶。
　　后勤部的孩子在生活条件上要富裕一些，时常会有些如巧克力之类的东西带在身上显摆，这往往容易导致打架，且司令部的孩子屡战屡胜。那一年冬天，阳光灿烂的一个上午，女兵们正围坐在操场的草地上学习党中央的新文件。这时，再一次大获全胜的“司令部〃押着灰头土脸的〃后勤都〃走过来，每人面前被塞了一本中学教材《生理卫生》，强制住的他大声朗读——〃第7章，生殖系统。青春期时第二性特征开始明显发育，男性主要表现为喉结突出……女性主要表现为……〃吓得数十个女兵花容失色，尖叫着逃散。而〃后勤部〃的孩子更觉得羞愧难当，兵蛋儿正为他们的一手策划满足不已的时候，感到耳朵剧痛，他老爹走过来对他一顿狂扁。
　　这被当成一个严重事件来处理，兵蛋儿被关进了在现代居住建筑理念里被认为极不人道的黑屋子，被饿了一天一夜。但他仍然是我们心中的英雄，因为他不仅没有哭，而且禁满出来时还笑了笑说：　〃妈妈的，那黑屋子好臭！〃后来兵蛋儿被他爹弄去当兵，好像是什么坦克旅，后来好像又去了石家庄军校，反正我再也没看见过这个曾经的精神领袖。他走后，“司令部〃也开始式微，在战斗中往往输给因营养充足而牛高马大的“后勤部”。
　　不过这样的日子很快过去，大家都在长大，考上大学的回来时胸前会有一枚红底白字的校徽、一定把胸脯挺得高高的；利用老爹关系经商的；腰间定会有BP机乱叫或者一部大得砸死人的〃大哥大〃；到地方机关当小干部的则低调得多，但也会不经意间透露可以偶尔批点政策条子的权力发生在阳光灿烂下午的故事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散去了。曾经风光无限的军区大院也因为一个又一个新兴楼盘的崛起而失去光彩，几十幢灰白色的4层水泥楼看上去那么土气而呆板。而那几幢因为给共和国做出过重大贡献老将军们的独立小院，看上去不再有过去那么神圣不可侵犯，后来甚至据说边上修了咖啡厅、音乐茶座，从而让容易失眠的老将军们非常愤懑。
　　终于，住在大院里不再是一种风光，而成为生活缺乏变革的潜台词。90年代末期，大家纷纷从“城中之城”搬了出来，有一小部份因为聪明实干，终于通过拼搏和天生的人脉关系居住在成都的几大　〃高尚社区〃里，西装革履，开着奔驰宝马，身上再看不到军营生涯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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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区大院（2）
但那样简单而富有生机的居住记忆却挥之不去，磨拭得链光瓦亮的水磨石地板、黑色的印着标志的军用皮沙发、热气腾腾的加了苏打粉的馒头、欢声笑语的公用澡堂子，还有总要把军用衬衣改得贴身一些的女兵……常常在凌晨6点时浮现在梦中。
　　有志青年胡斌告诉大家，好长一段时间准里在早6点醒来，听不见嘹亮的军号声，只有社区小道上搬运垃圾袋的清洁车轰鸣声。他为此很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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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河而居
沿河而居，是动物们的理想。人也不例外，《诗经》里大段大段在河边谈情说爱的片断，成为远古幽旷的画面。
　　事实上最初不是为了浪漫，而是为了生存，河谷地带湿润丰泽利于食物的生长，且不易遭受其他野兽的攻击，如果顺流而下，则是最好的交通途径。于是，天长日久〃河居时代〃成为一种幸福生活的符号，孙悟空率众猴儿们栖息花果山，其实看重的是水帘洞以及顺洞而下的一条河，乐得天天在河岸翻跟斗。
　　之所以要写系列的〃居住记忆〃，是因为早年的很多记忆对我们一生影响都很大。那时候成都有个很壮观的居住景象：沿府南河两岸的窝棚人家。据统计，逾6万户人家数百年来就过着江南水乡的生活。1981年，成都发大水，从〃水东门〃至〃安顺桥〃一带，河水举〃岸〃齐眉。大人们愁眉苦脸，因为窝棚漏水，睡觉都要打伞，湿度极大，折磨着老年人的风湿性关节炎；但小孩子们很高兴，河水很高，常常把上游的一些木柜、盆子、拖鞋冲下来，很多小孩便去打捞，常常满载而归，当然也有个别小孩从此不归，但这并不妨碍大家把涨水的季节当成假期。
　　那时候河水污染很小，能钓鱼，抓来在河岸用火烤来吃了，正好在学鲁迅的《社戏》，觉着意趣相同，很有充实感。
　　其实窝棚人家的河居时代并不那么美好，因为贫穷，因为饥饿，因为半夜会突然被大人喊起来打伞遮挡雨滴。但它是一种很自然状态的东西，不会出现后来物质上的压迫感。1992年又发大水，我们已经搬到水碾河居民楼了，住在砖混结构的4楼上俯瞰，有种傲视群雄的感觉。
　　那段时间府南河两岸被淹了很多人家，安顺桥也被冲垮了。像水碾河居民楼这样的居住方式几近奢华，我们之所以能搬进去，听说是米建书市长特批的，他就是著名导演米家山的老爹，搬进去那天大家都叫他〃青天〃，现在想起来很傻也很纯真。
　　事情越来越郁闷，居住的理想升级比米价长得还快，在历经高楼大厦后，突然又回归到　〃河居时代〃。据陈家刚的广告词，〃河居〃代表着最高尚的生活回归，上河城于是建立了。在府南河两岸，这样的楼盘非常多，人们似乎忽然变成鱼类，要回归到水里邀游。
　　居住在湖河江海上确实好，因为这种资源很有限。一个富婆曾经用极文学的语言对我说：　〃子夜时分，坐在面朝锦江的飘窗上，河水婉蜒而至，月色打出波光粼粼，有种‘卡布奇诺’的感觉〃。她认为，拥有一段河面，是人类居住尊严的象征，是居住人权。
　　小时候她家就住在一年两淹的〃水东门〃沿岸，而且我观察过，直到现在她打伞的姿势也很熟练。
　　但富婆很快就搬家了，一个原因是她老公和她离了婚，另一个原因是府南河没有波光粼粼，却时有刺鼻气息，这样一个原本出身贫寒忽然暴发的女子，无法从〃河居〃寻找幸福的时光，却屡屡被惊恐的回忆困扰。
　　为什么〃河居时代〃——这样一个富有诱惑力的广告语成为笑柄？为什么当成都人用重金买回河岸居住权却再也找不到幸福浪漫的感觉？答案很简单，放眼望去——河水已经不会流动了。
　　当年窝棚人家之所以在贫穷境地还给我们无穷乐趣，是因为它流动，能在流动中带来上游的各类消息：拖鞋、布娃娃、小家具……现在它不动了，〃死水〃没有任何消息带给你，只有环保部门为了所谓“环保”派出的垃圾打捞船鬼一般晃来晃去。你不会知道春之将至、秋之将亡，只能皱着鼻头强作欢颜地在沿河酒吧区溜达，这是人类和河谷之间的互相折磨。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喝老娘的洗脚水”。河水不动了，经历了那么多时光，有些东西，你永远不会找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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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电（1）
我姥姥的姥姥的那辈，用的是桐油灯。按现代观点来看，桐油灯一点都不环保，不仅会散发出一股很古怪的闷臭，而且油渍还轻微带毒，一般蚊虫蝇豕沾之即死。
　　但我姥姥的姥姥的那辈用着挺美，在昏黄的油灯下，她们梳青丝贴花黄，听鬼故事念女儿经，有个很美的词组叫“一灯如豆”，意境悠长婉约。那时是同治年间，民间有个说法是桐油避邪，石达开从安顺场被五花大绑至成都科甲巷凌迟处死时，朝廷的鹰犬和大内高手们就先用桐油在石长毛身上淋了个遍，说是可以破武功。而且老百姓们伸长着脖子围观都齐声叫好，把石达开刚想叫出的“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生生淹没……
　　我姥姥的那辈，开始出现电灯。那时是光绪年间，正在搞“洋务运动”，爱迪生的专利技术被应用在中国的民间。
　　但没多少人用，也没多少人敢用，电灯在某种程度上仍被当成洋鬼子的邪术，据成都地方志介绍，天回镇一干老人就散布：被电灯照过的人，会少一魂三魄，会生怪病。所以成都的电灯普及远远比北京、上海要迟，加之停电频频，电灯仍被当成“概念产品”存在于极少数开明的达官贵人家中。
　　姥姥说：还是桐油灯好，不管是否真的可以避邪，至少不会停电。
　　我妈妈这辈，电灯才真正进入百姓家庭，这得感谢共产党、毛主席，上世纪50年代，成都新修了火电厂，天天往成都的天空喷着浓烟，每到月底，各家大院里就会有人迢声夭夭地狂喊：“收电费喽！”那是一个国家的幸福生活，虽然最奢侈的家庭灯泡也不过用40瓦的，最讲究品位的人也不过在厕所里安一盏8瓦的小灯管……
　　但还是经常停电，电压也不稳，那时候几乎每家院坝都会自发地涌现出一两个义务电工，作用是在突然停电时跑出来检查是否保险丝烧断了，如是，则从屁股兜里掏出一根金属丝熟练地接上，如不是，全院人则熟练地从抽屉里掏出蜡烛点上——于是人民又回到“一灯如豆”的境地里。
　　直到多年以后，我还在怀念上世纪70年代停电的美好时光，那是孩子们的“嘉年华”，因为停电了我们就可以玩捉迷藏、打游击、点“桔灯”、听各类鬼故事，听得脖子发冷总觉得蚊帐背后会倏地伸出一只手或一条长舌头来把自己攫了去，但又坚持不懈地听……每当光明重现电灯重亮的时候，孩子们会遗憾地发出一声叹息，因为游戏结束了。
　　回忆总是那样的不可靠，现实与梦境有着很大的鸿沟，存在于记忆中的关于童年时代停电后的温馨情节，其实并不那么可爱——至少把它移植到现在就那么生冷残忍。
　　停电了！又停电了！又他妈停电了！虽然我声称自己是一个小资并时不时故作“往事如烟”地想象一下上世纪70年代成都停电时烛光点点的街头夜景，但某一个夜晚，当电这种被富兰克林发现的玩意儿，像灵蛇一样嗖地被某只手抽走时，我还是要发出一声惨叫，并且听到邻居家也依次响起这类惨叫（其传播速度正好是30万公里/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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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电不是病，停起来真要命！在这个冬季，停电不会勾起对往事的温馨回忆，只会引发从皮肤到骨头寒冷的生理反应——我的意思是，当现代科技与城市化进程把我们一个个培养成真正的“电气化动物”后，当我们对“电”这种能源的依赖性已远远超过对大米的依赖性后（因为我们还可以选择汉堡包），停电，就会让我们成为瞎子成为弱智成为那个可怜的卖火柴的小女孩！“噢，上帝！噢，我的祖母！噢，我的火鸡！”
　　衣——没电就用不成洗衣机电熨斗；食——没电就用不成电饭煲微波炉；住——没电就用不成空调冰箱电热毯；行——幸好汽车是烧油的，否则人生四大要事全被停电给废了。但拜托了大哥，我也不能总是在停电时呆在汽车里啊！前天我被冻得实在受不了跑到车里启动空调享受片刻温暖，结果被车库里警惕的保安抓获：“不许动，我们已盯了你很久了，老实交待，另外那几辆车是不是你偷的？”
　　在一个高度发达的电气时代，人是脆弱的依赖性的，就像在那个“一灯如豆”的时代，如果世上没有了桐油，姥姥们以及姥姥的姥姥们会疯掉的。
　　我的一个疑问是：就在前年，我们还在被鼓励用电并享受着各种时段不同的政策，忽而怎么就缺电了呢？忽而怎么就“节约光荣”了呢？忽而怎么就枯水期了呢？忽而怎么就“停三保二”了呢？报纸上经常看到某某装机容量多少多少千瓦的电站第二期工程又宣告胜利竣工了——但电呢？这使我觉得咱们城市的电力枢纽系统就像一个时灵时不灵的武学高手，像段誉那样的六脉神剑——他内力极高招术极妙，但就是时灵时不灵，关键时刻总掉链子，总被别人如鸠摩智这样的人吸走内力……我们这座城市的电力，是被哪个番僧吸走的呢？
　　
停电（2）
当然人要有大局观，不能以地方小利益代替全局大利益，不能娇生惯养的动不动就在停电时幽怨地想起卖火柴的小女孩……对待生活尤其是对待居住生活一定要乐观，停电也并非坏事，所以让我给大家讲一个段子：
　　那年纽约大停电（这是真事，发达如美国也会碰到这等衰事），本·拉登炸完洛杉矶炸完波士顿炸完华盛顿后，按计划还要轰炸纽约，一会儿飞到了，助手告诉他“下面就是纽约了”，拉登往舷窗外看了一下大怒：“骗老子，黑鼓隆咚的不是被咱们炸过了吗？”纽约得以保全，只伤了两幢大楼。
　　这个段子还可套用：余怒未消的拉登继续一路西行，助手又告诉他：下面就是成都了。拉登向下瞥了一眼，反手就一耳括子抽过去：“又骗老子，明明是刚刚炸过的纽约！”
　　
哪来漫山遍野的金丝猴？
我对漂亮外壳的东西，一直有点排斥。理由很简单，因为人这种物类最不理性，见了好看的东西就容易放松警惕，然后被人拿住命门。殷素素让无忌“一定要小心漂亮女人〃，但儿子没听，后来轮番被赵敏、周芷若们折磨，连江山都被朱元璋偷了去。
　　尤其广告，仅看广告，《十面埋伏》几为绝品，但进了影院你才想扇自己耳光，那两堆白花花的肉躯在草地上翻滚腾挪，那柄寒光凛冽的匕首插在华仔背心终日不毙，耳畔不时响起宋丹丹略带东北味的台词，“实话说来，你究竟是何人”——靠，张艺谋才让你中了十面埋伏。
　　这世界上不可能没有广告，但又不能每次都中了广告的十面埋伏。如何让消费者正确、准确理解广告，这就是长得圆头圆耳的老喻要做的事情。老喻是个激愤的人，老喻又是个懂行的人，这就使得他在居周刊开设的〃户型频道〃成为架在开发商项上的一把刀子。
　　厕所修在厨房顶上？卫生间干湿不分？空调外置机位不妥？卧室顶上出现下水管道？搬进新居，才发现房屋比例荒谬得连双人床都安不下。如果你只看广告只看漂亮售楼小姐给你散发的那叠更加漂亮的平面示意图，是不可能揪住这些问题的，但老喻可以，因为他就是学设计学建筑的。
　　这使老喻看上去有些讨厌，我问老喻〃为什么这么干？〃他说：〃只是想给弱势群体一个公道。〃在购房环节中，　〃弱势群体〃可能是白发苍苍的下岗老头儿，可能是刚拿到老板嘉奖的首付款的小职员，也可能是有钱人，因为他们统统缺乏基本的建筑设计常识，在买卖关系中，他们绝对是无助的一方。所以，老喻除了类似北京的购房〃知心大姐〃外，还有点像打假的王海。
　　“无奸不商，无商不奸”，中国房产开发商不是品质最高的一群，但一定是智商最高的一群。可能由于中国教学体制上的漏洞，中国人的平面几何立体几何修养通常没有欧洲人高，这就使得中国开发商可以游刃有余地利用某几张印刷精美的图纸就给消费者下了蒙汗药，让老喻最最不平的是：他们不是从房屋品质来动脑筋，而是绞尽脑汁用包装、宣传、创意来坑蒙拐骗。
　　中国消费者买房的过程很像早些年在天桥上买宠物狗的过程，你以为那只看上去很〃京叭〃的狗儿100％充满着皇族的基因，结果拿回家不到三个月鼻子高挺得和汤姆？克鲁斯一样；你以为那只拉普拉脱犬放到草原上就可以牧羊，结果某日它的耳朵烂了，因为它的长耳朵是小时候被卖狗的人用秤砣活生生拉长的；还有〃沙皮狗〃，其实就是将金堂土狗未断奶时就捆上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