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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一刀 右一刀-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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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现在去猜冠军是谁并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个夜晚收获了一个绝地反击的经典，收获了一个能把一首歌发挥至极致的歌者，而且，收获了一个真正有情有义的成都女生相拥而泣的镜头，唱歌用心，而不是用声带，作为一个成都人，我认为号称“娱乐第一城”的成都，至少在这一战可以无愧了。
“一姐”李宇春，一战定江湖。
2、高手在民间（2005年08月18日）
如果你愿意，李宇春是这样一个容易被人找出缺点的歌手——比如技巧不如周笔畅，比如咬字不如张靓颖，比如活蹦乱跳不如何洁，比如爆发力不如纪敏佳，比如长相不如冯家妹，甚至比如她从来不穿裙子……
所以，在那些正襟危坐号称“专家”和喜欢把生活搞得精准如早间叫醒闹钟一样的人看来，李宇春就是一远离主流的散淡“柴禾妞”，只适合在CLUB或成都“空瓶子”里唱九点场的暖场歌手；但错！为什么错？因为“超级女声”不是春节联欢晚会，不是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不是新丝路模特赛，当然也不是某大款心怀鬼胎赞助的“XX杯甜歌之星白金赛”。
立场不同，观点就不同；标准不同，派别也就不同。我们这些天是在看“春晚”吗？是在聆听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吗？是在嗑着瓜子遴选时代美模（或二房）吗？不是，当然不是，所以请不要把一些混乱的标准用在李宇春身上，否则你应该去听席琳·迪翁的技巧，玛丽亚·凯丽的声线，彭丽媛的主流或者去感受帕瓦罗蒂的肺活量——但必须穿着燕尾服又不能吹口哨，你累不累啊。
欣赏周笔畅和张靓颖，喜欢何洁，但被李宇春巨大冲击，李宇春代表着“超女”的一种原始理由，试想，如果“超女”没有李宇春而全盘被一帮声带涂了奶油般华丽的女声统治，那是多么的无趣，多么的如同年三十陪我老妈坐在电视机前强迫症般收听所谓春晚保留节目的“女声联唱”。
关于超女（2）
用“专家”的标准还是人民的标准？用有趣的标准还是无趣的标准？这是一个问题。这两天李宇春似乎有点江湖告急，有些人在使用李宇春身上的缺点来打压这位人气王，并散出风来“五进三春春惜败”，虽然这只是娱乐，但娱乐也有娱乐的标准，我认为——如果李宇春失利，将不是她个人的失利，而是整个“超女”的失利，是这个社会娱乐标准的失利，如果这样，我将视其为已然堕落的中国足球在中国娱乐的借尸还魂（对不起，我这个球评人不该提人见人烦的中国足球）。
我先声明，我很认同其它四位选手，但如果在中国各大演艺团体，你能轻而易举地找出五百个不比周笔畅差的年轻艺员，四十打不比张靓颖差的外语歌手，一千个比何洁漂亮的院校女生，如果这样举例可能伤害笔迷、凉粉、盒饭的话那我换个方法——现在翻唱邓丽君歌曲的人有多少在声线、容貌上超过了这位巨星的，恐怕随便找一K厅就能发现一“赛丽君”了，但邓丽君只有一个，因为她唱的是她自已，没有人能克隆邓丽君，就像没有人能克隆像“海绵吸水般释放中音”的李宇春（虽然以目前功力她远远不能和邓美人相比）。
在此我必须说，对于一个用灵魂而不是用声带在唱歌的女子，对于一个有着“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笑容的歌者，能不能用民间而不是学院的标准来看待，古龙说，高手在民间。而李宇春最能体现这种民间精神。其实自中国远古时代《诗经》至利物浦的披头士们，能够硬盘一样留在我们大脑的歌声都是绝对民间精神的，其它，只是巧舌如簧随波逐流罢了。
刚才，也就是凌晨一点四十分，貌似“笔迷”实则“凉粉”的娱乐经纪人谭飞先生与我有过一场空前激烈的争论，我当然不能说服他，但我扔掉手机前最后一句话是：“我并不排斥张靓颖，但你这样疯狂想听外语歌？那我马上去音像店给你买一套原版的玛丽亚·凯丽，比张靓颖更精准！”
我没敲开楼下那家音像店，但敲开了楼下的杂货店，买了一打手机充值卡，那个长相酷似黑楠＋汪涵的店小二一脸肯定：“哥，你肯定是给春春发短信用的吧，我给你打七折”，我很感动，因为群众的眼睛是贼亮的，群众个个都是高手，群众才不怕为春春超支这个月手机费，并把姆指摁断。
6、只有李宇春独一无二（写于超女六进五当晚）
如果把李宇春ＰＫ掉，当然那就是昨晚人间第一大悲凉！幸好没有，幸好还有人民，人民的力量是伟大的，８２５９２７条短信像８２５９２７颗青春的子弹堵住评委们的叽叽歪歪，从而保卫了玉米们最纯净的气质模版。
《请你恰恰》《Ｃｏｍｅ ｏｖｅｒ ｈｅｒｅ ｂａｂｙ》《青苹果乐园》《十七岁的雨季》，李宇春在“６进５”中并没有激发出特有的爆发力，她似乎被人气所累，但李宇春之所以是李宇春，就是因为只有一个李宇春。
不是最好的技巧，不是最好的形象，但张靓颖是可以被培养出来的，何洁是可以被包装出来的，纪敏佳是可以被感动出来的，周笔畅的Ｒ＆Ｂ是可以被复制下来的——只有李宇春是老天爷生就的，在一大堆妖娆妩媚、动漫卡通的“女声”中，她就像一只孤寂却亲和的长腿鹤，使你必须被迫首先发现她、关注她。
这就是气质。李宇春那种中性的气质会给你一种感触复杂的冲击，而这才是成为真正明星的通行证——在娱乐时代，最终修成正果的不是批发生产，而是绝版发售。
事实上是李宇春才否定了我之前对“超女”的整体评判，“海选”中如红衣教主之流的无序、恐怖表演几乎让我认为它是又一次俗剧，而很哥伦比亚的《Ｅｙｅｓ ｌｉｋｅ ｙｏｕｒｓ》让我发现天籁，在技巧上她尚不如周笔畅，在对外语歌的咬字上她不如张靓颖，在迎合传统中国审美标准上不如何洁，但她有一种霸气，有一种龙舌兰与焦木进行的混合气质，以至于她出人意料地被“６进５”待定时，也可以用她那绝对李宇春的神秘笑容面对，请玉米们注意，当李宇春下巴轻扬时，恍然有王菲式的孤傲神情。
我怀疑昨晚让李宇春差点陷入ＰＫ绝境是一次商业阴谋，那么多只拇指为拯救“春春”疯狂地按发键盘将为此获取天文数字的短信利润，也获取“人民娱乐战争”中最鲜明的情感声援，昨晚成都的杂货店主们突然发现手机充值卡销售量翻番，昨晚玉林小区的酒吧里撕心裂肺喊着“春春，春春”……
李宇春，以青春的名义成为最有榨取值的短信平台。
但人民真的很需要娱乐，自《霍元甲》、早期春晚、十强出线以来，想不到一个声线粗粗、绝不裙装的超女居然能让我们团结在电视机前，让我们这帮于生活于足球都闲极无聊的叔叔们也卷入一场浩大的“思春”战争。
关于超女（3）
虽然著名娱乐人谭飞先生对我进行了网上的谬传，但经过昨晚之后，我可以接受这个谬传，宣布：真的，我十分想见李宇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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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那一抹温柔如刺无法拔出
刚才，我开着我那辆破旧的普桑由南而北穿越成都，走在暧昧的街道，我并不觉得自己渺小，因为我旁边还有无数小奥拓、QQ幸福而骄傲地奔腾在路上。
一个小时后，我又开着我那辆普桑由北而南回到家里，我并没有从地理上意识到经过着玉林小区，但“老码头”火锅飘散出的暴烈气息和“空瓶子”传出的芝华士加绿茶混乱馨香，却从生理上提醒着我——这是成都真正的夜生活发生的地方。
我从南而北的路线，大致是2000多年前司马相如带着卓文君私奔的路线，那是很久以前一个闷骚而热烈的夜晚，著名浪荡哥和著名小寡妇制造出当时惊世骇俗的一个爱情故事；我从北而南的路线，应该是12年前魏群魏大侠独挡二十多个混混身中十几刀后撤退的路线，性如烈火的魏群一战成名，并让这座城市每一个角落传唱“嫁夫要嫁魏大侠”。
晚上不堵车的时候，穿越成都只需要二十分钟，但这座城市却是你花二十年也无法了解的。《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其实是一个化名慕容雪村的外地人写的，从而导致无数人对成都的误读；巴老的《家》《春》《秋》也写在70多年前，而这座城市，早已在斑驳时光中面目全非了。
成都是什么？或者什么是成都？是花团锦簇的温柔窝，还是让你的舌头“巴适”得想跳舞的美食之都？也许它什么都不是，也许我的前同事翟迪以一本书名才说明了成都的全部——成都，来历不明的夜。
当我很小的时候从干燥晴朗的新疆来到潮湿阴柔的成都，我惊诧于这座城市居然有如此之多的滴水青檐，以及滴不完的雨水，我最大的好奇就是街头无数的水井下面到底有没有漂亮的女鬼在晚上出没；我另外一个好奇是，每到傍晚成都的大婶大姐们就会在一声巨大的“倒桶子喽”的吆喝下集体出动，把各色各款漂亮的马桶在街边一字排开，据说有的马桶是从祖母那辈传下来的，足有半个世纪之悠远。
等我长大醒事，却发现成都不见了，原来的成都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不见了，它成为中国统一制式生产出来的无数城市之一，那种瓷砖外墙加玻钢的火柴盒子在街头比比皆是，道路是四车或六车的水泥快速通道，行人和汽车在红绿灯闪烁之时拼死拼活地抢道。
在我必须感谢的若干人中，有两个人是必须提及的，一个叫夏旗舰，一个叫朱亚。这是两个热烈而固执的人，他们固执地认为我可以为他们的一个叫《先锋居周刊》的杂志写点东西。在一个茶楼里我说：“我从来不知道修一间房子到底要用多少砖，我也换算不出一平方丈到底有多少平方米，我永远成不了所谓房居专家”，他们说：“对头，我们要的不是专家，而是砖家，专门给那些黑心房产老板扔砖的专家”。
我开始写了，我把专栏篡改得不成体统，直到它成为一个与房地产没有任何干系的东西。把事情弄得乱七八糟，是我的弱点，倒也是强项。最后我恬不知耻地这样定位：“我写的是——城市人居问题”。
我所写的问题其实不仅是成都，我尽量让它更具有泛中国化的倾向，因为中国正处在一个城市更新的时代，正处在一个“家园梦想”的泡沫时代，这个城市有的，那个城市一定有。所以每个人都应该从这些文章中找到各自城市的缩影，比如北京、比如上海、比如石家庄或贵州六盘水市。
我不知道我还能写多久，因为我这个人很懒散，我之所以还在写着，是因为我想尝试一下足球以外的东西，何况现在足球已让人们有点糟烦。
必须坦白的一个内心情结是，我必须用某种方式来纪念这座我已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城市，而我唯一擅长的方式，就只能是写字。这座城市给过我幸福，给过我忧伤，给过我希望，也给过我走投无路，它曾经用一抹温柔包裹着我，但成都的那一抹温柔，有时候很像一剂毒药。
多好的一座城市，有人认为我在系列文章里对它进行了批判，从某种角度而言这是最大的误读，就像很多外地人对成都的误读一样。我的一贯宗旨，对于任何事物一味的讴歌便是对这个事物最大的不敬，对于它以及中国其它城市的热爱使我必须用更复杂更细腻的方式去书写。何况我更多的时候根本没有去写城市，我认为城市不是那一块块砖头和道路，而是居住在砖头和道路之间的人和人的关系。
这是最好的城市，这是最坏的城市。或许N年以后我会离开它，但所有的故事却像深深扎入皮肉的那根刺，无法拔出。
成都，一座随时可以拆迁的城市（1）
多年以后，当我们在某个阳光斑驳的下午想起多年以后的成都，心情一定非常古怪——这座充斥着劣质铝合金和马赛克建筑的城市，很像一个倦意袭来卸妆不全或为赶早班车匆忙化妆的妇人，在视觉上给你惊魂未定的打击。
“成都——一座随时可以拆迁的城市”，只有像朱亚这样在绝望中热爱着成都的人才会发出这样绝望的语言，每当他开着那辆小奥拓穿越大街小巷的时候，一定希望自己是开着一辆巨型推土机，轰隆隆由南至北、由西至东就把城市夷为平地，像揭竿而起发动一场建筑暴力革命。
成都，太像一座生机勃勃的巨大“县级市”了，从建筑想象、建筑格调而言，它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经济飞速发展制造出来的肤浅的半成品，在我成长最重要的10年间，每个夜晚都惊心动魄地听到砸桩机运土机卖力工作的声音，每个清晨都惊讶地发现城市又毁了一道容。头脑发热必然带来思路混乱，一个画家花3年创作的画只需3分钟就可以卖掉，而一个花3分钟制造的画30年也卖不出去；同理，在这样匪夷所思速度中建成的城市，随时都可以把它拆迁掉。
事情变得很尴尬，当央视播报天气预报时，除了武侯祠、望江公园、杜甫草堂以外，便很难有佳景入得法眼，但这些地方是“文物”，不是真正意义的建筑；成都的建筑师们似乎很热心于海蓝色玻璃＋马赛克墙砖＋火柴盒外状的冒昧组合，我揣测，这是植根于“农耕文化”的人们关于富裕生活所有的特征想象。一段时间，这座城市突然兴起一股在“火柴盒”头上加盖中式建筑顶子的热情，于是，东起大慈寺西至抚琴小区便兀然出现一座又一座类似“土地庙”的东西，弄得心情时不时便要被迫虔诚一下。
这座城市怎么了？这座城市的人民自古以来天赋以之的想象力跑到哪里去了？举个极端的例子，当年纳粹折磨人，就强迫犯人日复一日地阅读同一个图形，把房间也涂成统一的颜色，然后人们一个接一个崩溃掉，没有崩溃的，日后也变成了睁眼瞎。成都，天天用劣质克隆的半调建筑折磨我们的眼球。
经典缺乏，记忆流失。童年时代那种青石板滴水檐巷陌幽深的感觉没有了，真正代表现代建筑高科技的摩天大楼也没有诞生，没有丽江古城、没有北京国贸、没有上海新天地、没有大连广场，直到连重庆爬坡上坎的视觉上的鳞次栉比也没有。川西坝子的土地，在放弃了传统又没有选择现代的建筑思路心中——不清不楚不文不武不丁不八地散落着一堆水泥、一堆玻璃、一堆铝材，倒像一桌“诈和”的麻将牌。
我的意思是，像成都这样一个崇高品质崇尚享乐的城市，应该拥有些足以传承的建筑，罗素他老人家说：“快乐的源泉在于缤纷多彩”，如果你天天让我们面对火柴盒，这样的“建筑快餐”，心情再好也会“审美疲劳”的。作为成都人，虽然我听到大连人言必称“广场”，阿拉们言必称“金贸”，就连乱七八糟的广州人也时不时提“天河新城”就想抽丫的，但你总不能让我外强中干地端出“纸糊文物”的琴台路、腻得糟心的蜀都大厦、偏旁压缩在旯旮里的“假日酒店”，甚至位于文化宫对面那座仿冒得到了脸红的“地王之王”吧？
对了，你还真别给我提“人民商场”和“省展览馆”，前者像春运高峰期中国民工常背的那只鼓鼓囊囊的编织袋，后者像小时候常啃得缺缺丫丫的一枚黄澄澄的“ 洒其玛”——20多年前，我们这些孩子常于重大时刻在这枚民间食品前合影留念，脸上纷纷露出傻笑。我发誓，如果以后我发了大财就一定给成都人民修一座赏心悦目恒久流传的建筑——目的就是不让包括我儿子在内的广大成都孩子们再站在某座平庸的建筑前傻笑的事情发生。
建筑及艺术大师勒·柯布西耶认为：巴黎之所以迷人，在于它的建筑能最恰到好处地体现对人文的关怀。我去过两次巴黎，她没有嚣张的高楼、没有穷凶极恶的水门汀建筑、没有轻佻浅薄的塑钢外墙砖；但每一座建筑都有自己的性格，每一条街道都有合适的定位，每一块大理石和青石板都在诉说自路易十四到蓬皮杜到拿破仑到戴高乐时代的历史变迁，透着从容不迫的优雅劲儿。
一座城市的建筑毕竟体现这座城市的历史和人民的性格，否则可以拆迁掉。当然，像成都这样廉价制造的建筑拆起来不会比拆件毛衣更慢。
突然想起张艺谋，虽然成都人民认为老谋子为成都拍的那个形象宣传片很牛逼，并因此自己也感到牛逼起来，但他在为成都拍摄宣传片时一定大费苦心——虽然画面效果一如既往的不错，但遗憾的是没有一座标志性的建筑可以画龙点睛，可以说明这座城市的核质
——这使他只能尴尬地翻来覆去地让一群手持彩带的青年男女在南延沿线那座立交桥上做青蛙欢腾状，不明白的，还以为电视台又在报道哪条高速路“胜利竣工”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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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一座随时可以拆迁的城市（2）
关于陈家刚
往事并不如烟
之所以启用这样怀旧这样缱绻这样油纸伞白围巾的标题，是因为常常忍不住要想起一幅曼妙的画面：
在油画的暖意和水彩画的清幽背景中，一群孩子用澄明无邪的目光遥视远方，刷把头、洗得发白的军挎书包、碎花布衫，甚至还手持一架典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手工制作的小风车……广告语大致是：带你回到如烟的往事中居住。
10年前，这幅著名的房产广告几乎感动得我们潸然泪下，让那些不屑与现代工业化生活方式为伍的人们恍然回到梦想中的桃源故里——它就像一位武林高手迅疾有效地点中大众的情感穴道……无处可逃，无药可救。
“府河边，上河城。”当一个成功人士的梦想打上“艺术”和“怀旧”两种标签时，就会像真理一样不可辩驳。而陈家刚也如那片楼盘一样摇身一变成为“人居”和“品位”的化身，飘飘曳曳，很神仙，很青烟。
但往事并不如青烟一样美好，却像青烟一样不可靠，在“上河城”的外墙漆还没有完全驳落下来的时候，陈家刚已经像青烟一样消失了。那天开车经过那幢标志性主楼时，发现它几乎堕落为“城春草木深”的建筑版注释，那种颓唐荒废的感觉形成对我10年前人生美好想象最强有力的冲击，倒很适合扮演《聊斋》里的赶考书生，敲门而入，问：“有人家吗？”然后缥缈得说氐闯鲆恢徊恢呛昃故抢鲜缶频墓殴侄鳌�
“上河城”废了——它被证明只是一次荒诞的演说而不是真实的建筑，这有赖于像陈家刚这样以“秀”代“修”的所谓成都“地产界###”，当两栖或三栖小动物像主人一样在园子里三五成群地爬上爬下，当那个毕业于重庆建筑学院的老板与潘石屹、王石等国内地产大腕坐而论道时，一个所谓的经典、艺术、人文的画皮就被无情扒下了。
成都人在有限的建筑史里被陈家刚无限营造的传说“晃点”，还没有回到公元1936或1878年就扔到2004的垃圾场。“怀旧”——被证明是一次成功的“历史摇头丸”。
我的意思是，要有胆量批判成都所谓的###级地产精英，在过去的10年之间，他们干的不过是利用成都父老们残存的文化气息和乡土情结，在用商业手段和“概念秀”勾引出他们的情思后，再勾引出他们的钱包，就像一个貌似翩翩的少年对良家妇女的劝诱。
“你可以夺走我的一切，但你不可以利用我的理想夺走一切。”布鲁克林区的黑人们在面对用“还你美好家园”的口号企图拆迁贫民窟时愤怒地吼道。
但成都人还没有怒吼，我要做的是帮他们发出一丝声响。
太多的伪精英，太多的伪专家，太多的伪理想，成都的有些房产精英最擅长玩也只能玩的是用一只葱油饼冒充汉堡包，甚至用一碗粉条冒充鱼翅。没有几个真正的实干家，但却一次次成功地让成都人民掏出更多的钱住进更次的房子。
在上一期，我说了“成都，一座随时可以拆迁的城市”。这一期，我着力分析的是“可以拆迁”的原因，这一大堆“说”多于“做”、“秀”多于“修”的所谓建筑艺术家们，不过在用泡沫理想堆造一个“怀旧”“人居”垃圾而已。
现在还有这帮人的踪影吗？当年这些风生水起的精英们像玩儿了一局“黄”了的麻将，迅速逃之夭夭了，成都人则留在原地，在单价4800元/平方米的“传说”中等待理想的兑现。需要交待一下的是，据说陈家刚现在热衷于摄影，陶醉于艺术的氛围……每天开着宝马车四处闲逛，再不提“往事如烟，往事如画”的意境了。
有一代精英给成都这座本很美好的城市毁了容，让我们被迫30年、50年住在一座不堪的城市里，这个吹嘘的过程很像《射雕英雄传》里的“铁掌水上飘”裘千仞老先生，牛吹得大了，但脚下踩的是木桩，嘴里吞的是假匕首。
告别陈家刚，牢记“上河城”所做的一切。用一个位于盐市口闹市区的“怀旧”广告就可以套住我们情感和信用卡的事实，说明无论是油纸伞还是碎花布衫都是一种温柔的毒药。
即使是烟，也是老一辈成都建筑商给我们处心积虑下的一包“鸡鸣五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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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对陈家刚说（1）
十年前，假如陈家刚不去修房子而去专心照像，那么我们会收获一个杰出的摄影家而免于遭遇一个尴尬的“上河城”；十年后，假如陈家刚不去浸淫那些摄影技术和理念而去修房子，那么我们会拥有一批优雅的居所而免于被那些貌似高档其实下三滥的住房困扰。
但十年前和十年后就这么鬼使神差地错过，人生的机缘对于陈家刚来讲就是“你不属于我，我不属于你”。
这其实是我在与陈家刚挥手道别时想说的，之所以没有说是因为这只是我和陈家刚第一次见面，我还不知道他的路数以及心理承受能力，但后来我又后悔了，因为能拍摄出那么高级的照片的人不仅胸襟博大而且一定聪明，必不至于把一段微妙的话理解得那么简单粗暴，像打劫一样“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所以我今天又准备说了。
人的一生充满谬误，我敢打赌，陈家刚先生至今也没有搞懂自己到底是该修房子还是拍照片，对于这样一个细腻的人而言，他可以有时觉得两件事情他都能做到极品，但可能有时他又充满失败感地觉得两件事情都干得很糟。这不重要，这恰恰是陈家刚、梵高及伊夫·圣罗朗大师们通常的心理状态，比如伊夫·圣罗朗那天就扯烂了所有的时装设计图，说：“要么最好，要么最坏，中间的都是狗屎。”
但这恰恰是我这样的俗人所能避免的痛苦，我一直认为，中国足球给我最大的好处就是锻炼了一个好的心理素质，或者铁板一样的脸皮，有一天某人批评我不懂球，我就说“我是球评人中文字最好的”，有一天某人批评我文字平庸，我就说“我是作家里最懂球的”，假如有一天大家合力把我这两点都端掉，我就会说“李承鹏是球评人中最懂楼盘的”或者“楼评人中最懂球的”，下一步我还要写车评、影评、乐评以及社会新闻评论……总之让你抓不着按不住，急死你！
这是我的哲学，但我并不希望陈家刚接受，因为“乐观”这东西是天生的。当陈家刚先生并列举出“冯小刚是作贱自己娱乐大众”VS“李承鹏是作贱别人娱乐大众”时，我真的觉得陈先生很理解我，我凭什么作贱自己娱乐大众？我又不是傻根，我的宗旨是作贱小众娱乐大众。
时间是“那天晚上”，地点是“玉林小酒馆”，我和陈家刚首次见面了（又是老朱作陪，不知为何，老朱永远会出现在重大的历史时刻），由于《批判陈家刚》一文，他非常想见我，所以我有义务让他参观一下活物，所幸我看上去没有使他太怎么失望，所以我们就着三杯两盏淡酒谈开去，很有思想很有艺术的样子，陈家刚开了一瓶芝华士，没加绿茶，因为有品位的人绝不会芝华士加绿茶。
这次见面事实上让我揭开了“上河城”破落之谜，虽然我在《批》文中列举了种种原因，但相信在这个夜晚我才抓住问题的实质——因为陈家刚太优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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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真正成功的商人可以不懂艺术，但绝不能太懂艺术，前种类型尚可以保证他成为一个“养猪大户”或者土石方工程商，但后者（至少在中国）却可能因为太艺术太格调太把理想拿来燃烧而走投无路——陈家刚属于后者。
“上河城”是个很好的概念，陈家刚是个好的创意师，然而理想与现实之间有一万光年，房子总归要修在泥土上，艺术家最大的问题在于他以一种绝尘标准看待事物，把梵高的“向日葵”拿来普及种植，把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拿来筛选保姆，再在院子里挖一眼安格尔的“泉”，拒绝现实最后的结果当然是被现实拒绝。
陈家刚本身没有错，但陈家刚以艺术家的姿态（准确说是“心态”）修房子就错了，在“小酒馆”，他很骄傲地总结着他在摄影这一行积累下的各种用光经验，很陶醉地阐释着左拉的名言，很满足地回忆他“在艺术界的号召力和感染力”，我就知道当年可恶的世俗审美情趣是怎样扼杀掉一个艺术家的创作的了。
这个世界上，少有艺术家与商人完美的结合体。比如潘石屹，我看过他本人，也就是一农民，我瞻仰过他修的房子，绝妙倾诉了一个农民对玻璃建筑的崇拜——但潘石屹就是成功了，因为他不想让自己像懂艺术，即使懂了，也要装不懂，假装坚决和劳动人民站在一起的姿态真让人叹服。
但潘石屹房子卖得多好啊，因为他想通了一个问题——在修房子和追求艺术之间，他坚决选择前者。恰恰，陈家刚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想通，他还一直在水泥石材和光线构图上痛苦徘徊，这最终形成了两个人在物质和精神上的迥异对比。
谈到物质与艺术天生的敌对有一个例子，我的一个穷愁潦倒的诗人朋友去了广州郊区，因为东莞那里有一个亿万富翁很欣赏他的才华，诗人去了，第一个月写出6首好诗，第二个月写出2首，第三个月凑出1首，再也写不出来……那天我在广州看见了他，他已长得很肥大，红光满面地对我说：“鹏哥，现在诗是写得少了……但每天都有鸡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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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对陈家刚说（2）
向陈家刚先生脱帽致敬，虽然没有房子修了，但他绝不会像我那诗人朋友一样，最终有了鸡肉可吃，却写不出诗来，成为艺术的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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