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高粱家族-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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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劫路人催逼着奶奶往高粱地里走，他的手始终按着腰里的家伙。奶奶用亢奋的眼睛，看着余占鳌。
　　　　余占鳌对着劫路人笔直地走过去，他薄薄的嘴唇绷成一条刚毅的直线，两个嘴角一个上翘，一个下垂。
　　　　“站住！”劫路人有气无力地喊着：“再走一步我就开枪！”他的手按在腰里用红布包裹着的家伙上。
　红高粱。7
　　　　余占鳌平静地对着吃拤饼的人走，他前进一步，吃拤饼者就缩一点。吃拤饼的人眼里跳出绿火花，一行行雪白的清明汗珠从他脸上惊惶地流出来。当余占鳌离他三步远时，他惭愧地叫了一声，转身就跑，余占鳌飞身上前，对准他的屁股，轻捷地踢了一脚，劫路人的身体贴着杂草梢头，蹭着矢车菊花朵，平行着飞出去，他的手脚在低空中像天真的婴孩一样抓挠着，最后落到高粱棵子里。
　　　　“爷们，饶命吧！小人家中有八十岁的老母，不得已才吃这碗饭。”劫路人在余占鳌手下熟练地叫着。余占鳌抓着他的后颈皮，把他提到轿子前，用力摔在路上，对准他吵嚷不休的嘴巴踢了一脚。劫路人一声惨叫，半截吐出口外，半截咽到肚里，血从他鼻子里流出来。
　　　　余占鳌弯腰，把劫路人腰里那家伙拔出来，抖掉红布，露出一个弯弯曲曲的小树疙瘩，众人嗟叹不止。
　　　　那人跪在地上，连连磕头求饶。余占鳌说：“劫路的都说家里有八十岁的老母。”他退到一边，看着轿夫和吹鼓手，像狗群里的领袖看着群狗。
　　　　轿夫吹鼓手们发声喊，一拥而上，围成一个圈圈，对准劫路人，花拳绣腿齐施展。起初还能听到劫路人尖利的哭叫声，一会儿就听不见了。奶奶站在路边，听着七零八落的打击肉体的沉闷声响，对着余占鳌顿眸一瞥，然后仰面看着天边的闪电，脸上凝固着的，仍然是那种粲然的、黄金一般高贵辉煌的笑容。
　　　　一个吹鼓手挥动起大喇叭，在劫路者的当头心儿里猛劈了一下，喇叭的圆刃劈进颅骨里去，费了好大劲儿才拔出。劫路人肚子里咕噜一声响，痉挛的身体舒展开来，软软地躺在地上。一线红白相间的液体，从那道深刻的裂缝里慢慢地挤出来。
　　　　“死了？”吹鼓手提着打瘪了的喇叭说。
　　　　“打死了，这东西，这么不经打！”
　　　　轿夫吹鼓手们俱神色惨淡，显得惶惶不安。
　　　　余占鳌看看死人，又看看活人，一语不发。他从高粱上撕下一把叶子，把轿子里奶奶呕吐出的脏物擦掉，又举起那块树疙瘩看看，把红布往树疙瘩上缠几下，用力甩出，飞行中树疙瘩抢先，红包布落后，像一只赤红的大蝶，落到绿高粱上。
　　　　余占鳌把奶奶扶上轿说：“上来雨了，快赶！”
　　　　奶奶撕下轿帘，塞到轿子角落里，她呼吸着自由的空气，看着余占鳌的宽肩细腰。他离着轿子那么近，奶奶只要一翘脚，就能踢到他青白色结实的头皮。
　　　　风利飕有力，高粱前推后拥，一波一波地动，路一侧的高粱把头伸到路当中，向着我奶奶弯腰致敬。轿夫们飞马流星，轿子出奇地平稳，像浪尖上飞快滑动的小船。蛙类们兴奋地鸣叫着，迎接着即将来临的盛夏的暴雨。低垂的天幕，阴沉地注视着银灰色的高粱脸庞，一道压一道的血红闪电在高粱头上裂开，雷声强大，震动耳膜，奶奶心中亢奋，无畏地注视着黑色的风掀起的绿色的浪潮，云声像推磨一样旋转着过来，风向变幻不定，高粱四面摇摆，田野凌乱不堪。最先一批凶狠的雨点打得高粱颤抖，打得野草觳觫，打得道上的细土凝聚成团后又立即迸裂，打得轿顶啪啪响。雨点打在奶奶的绣花鞋上，打在余占鳌的头上，斜射到奶奶的脸上。
　　　　余占鳌他们像兔子一样疾跑，还是未能躲过这场午前的雷阵雨。雨打倒了无数的高粱，雨在田野里狂欢，蛤蟆躲在高粱根下，哈达哈达地抖着颌下雪白的皮肤，狐狸蹲在幽暗的洞里，看着从高粱上飞溅而下的细小水珠，道路很快就泥泞不堪，杂草伏地，矢车菊清醒地擎着湿漉漉的头。轿夫们肥大的黑裤子紧贴在肉上，人都变得苗条流畅。余占鳌的头皮被冲刷得光洁明媚，像奶奶眼中的一颗圆月。雨水把奶奶的衣服也打湿了，她本来可以挂上轿帘遮挡雨水，她没有挂，她不想挂，奶奶通过敞亮的轿门，看到了纷乱不安的宏大世界。
　　　　父亲分拨着高粱，向着西北方向，我们的村庄，飞快地钻。人脚獾沿着高粱垄沟笨拙地逃窜，父亲顾不上理它。父亲上了那条土路，没了高粱的羁绊，跑得像野兔一样快，沉重的勃郎宁手枪把他的红布腰带坠成一牙残月。手枪颠打着他的胯骨，在麻辣的痛楚中，父亲觉得自己成了举刀跃马的男子汉。村庄遥遥在望，村头那棵郁郁青青已逾百年的白果树，严肃地迎接着父亲。父亲把枪拔出，举在手里，边跑，边瞄着在天空中滑来滑去的优雅的鸟影。
　　　　街道上空无一人，不知谁家的一条瘸腿瞎眼的毛驴，拴在一堵灰泥剥落的土墙边上，毛驴垂头而立，一动不动。露天的石碾上，落着两只深蓝的乌鸦。村里的人，都集中到我家烧酒作坊前一个土场上。这场上曾经铺红叠丹，堆满了我家收购的红高粱。那时候奶奶常手持白尾拂尘，跚跚移动着小脚，看着我家醉醺醺的伙计，用木斗收购高粱，奶奶的脸上染着灿烂的朝霞。场上的人都面向东南方向，听着随时可能传来的枪响。一些和我父亲年龄相仿的顽童，虽然手脚发痒，但也不敢打闹。
　　　　父亲和去年用杀猪刀把罗汉大爷零割活剥了的孙五从两个方向跑到场内。孙五干了那事后，就精神错乱，手舞足蹈，眼睛笔直，腮上肉跳，胡言乱语，口吐白沫，扑地跪倒，喊着：“大哥大哥大哥，太君让我干，我不敢不干……你死后升了天，骑白马，佩雕鞍，穿蟒袍，坠金鞭……”村里人见他这样，也就把恨他的心淡了。孙五疯了几个月，又添了新症候：他在一阵喊叫之后，突然口眼喎斜，鼻涕口水淋淋漓漓，话也说不清了。村里人说这是上天报应。
　　　　父亲手提勃郎宁，气喘吁吁，一头皮高粱上的白粉红尘。孙五衣衫成缕，大肚子上布满皱纹，左腿棒硬右腿软弱，蹦跶进场子，没人理他。人们都看我英气勃勃的父亲。
　　　　奶奶走到父亲面前。奶奶刚过三十岁，扎着盘头髻，刘海五绺，像稀疏的珠帘遮着光洁的额头。奶奶的眼睛里永远秋水汪汪，有人说是被高粱酒熏的。十五年风雨狂心魂激荡，我奶奶由黄花姑娘变成了风流少妇。
　　　　奶奶问：“怎么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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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呼呼喘着气，把勃郎宁手枪插进腰带。
　　　　“鬼子没来？”奶奶问。
　　　　父亲说：“冷支队，狗娘养的，我们饶不了他！”
　　　　“怎么回事？”奶奶问。
　　　　父亲说：“扜拤饼。”
　　　　“没听到打呀！”奶奶说。
　　　　父亲说：“斡拤饼，多卷鸡蛋大葱。”
　　　　奶奶问：“鬼子没有来？”
　　　　“余司令让扜拤饼，要你亲自送去！”
　　　　父亲转身要跑，被奶奶伸手拉住，奶奶说：“豆官，告诉娘，冷支队是怎么回事？”
　　　　父亲挣开奶奶的手，气汹汹地说：“冷支队没见影，余司令饶不了他们。”
　　　　父亲跑了。奶奶追着父亲瘦小的背景，叹了一口气。空阔的场上，孙五歪立着，僵着眼望着奶奶，他的手比划着，口水吐噜吐噜地在嘴上流。
　　　　奶奶不理孙五，向倚在墙边上的一个长脸姑娘走去。长脸姑娘对着奶奶吃吃地笑。奶奶走到她眼前时，她忽然蹲下身，双手紧紧地捂住裤腰，尖声哭起来。她的两只深潭般的眼睛里，跳出疯傻的火星。奶奶摸着她的脸说：“玲子，好孩子，别怕。”
　　　　十七岁的玲子姑娘，当时是我们村第一号美女。余司令初挑大旗招兵买马，聚起了一支五十多人的队伍，队伍里有一个穿一身黑制服，穿一双白皮鞋，面色苍白，留着乌黑长发的瘦削青年。据说玲子爱上了这个青年。他操着一口漂亮的京腔，从来不笑，眉毛日日紧蹙，双眉之间有三条竖纹，人们都叫他任副官。玲子觉得任副官冷俏的外壳里，有一股逼人的灼热，烧燎得她坐立不安。那时候余司令的队伍每天上午都在我家收购高粱的空场上练习步伐。吹大喇叭的吹鼓手刘四山是余司令队伍里的号兵，大喇叭权充军号。每次训练前，刘四山就吹喇叭集合队伍。玲子一听到喇叭响，就从家里风快地跑出来，跑到土场边，趴到土墙上，等着看任副官。任副官是训练教官，他腰扎牛皮宽腰带，皮带上挂着一支勃郎宁手枪。
　　　　任副官挺脸凹腹，走到队伍前，喊一声立正，那两行人的脚跟就使劲碰在一起。
　　　　任副官说：“立正时，要双腿绷直，肚子回收，胸脯挺出，眼睛睁圆，像豹子吃人一样。”
　　　　“看你这个Ｖ样！”任副官踢了王文义一脚，说：“看你劈腿拉胯，好象骒马撒尿，揍你都揍不上个劲。”
　　　　玲子喜欢看任副官打人，喜欢听任副官骂人。任副官潇洒的神态令她如痴似醉。任副官没事时，常在我家的空场上背着手散步，玲子躲在墙后偷偷看他。
　　　　任副官问：“你叫什么名字？”
　　　　“玲子。”
　　　　“你躲在墙后看什么？”
　　　　“看你哩。”
　　　　“你识字吗？”
　　　　“不识。”
　　　　“你想当兵吗？”
　　　　“不想。”
　　　　“噢，不想。”
　　　　玲子后来感到后悔，她对我父亲说，要是任副官再问她，她就说想当兵。但任副官没有再问。
　　　　玲子和我父亲他们趴在墙头上，看着任副官在空场上教唱革命歌曲，父亲身矮，脚下垫了三块土坯才能看到墙里的情景，玲子把秀挺的下巴支在墙上，紧盯着沐着朝霞的任副官。任副官教着队伍唱：高粱红了，高粱红了，东洋鬼子来了，东洋鬼子来了。国破了，家亡了，同胞们快起来，拿起刀拿起枪，打鬼子保家乡……
　　　　队伍里的人拙嘴笨舌，总学不出正调。趴在墙外的孩子们，把这首歌儿学得滚瓜溜熟。我父亲生前，还牢牢记着这首歌的曲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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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玲子姑娘有一天大着胆子去找任副官，误入了军需股长的房子。军需股长是余司令的亲叔余大牙，四十岁多，嗜酒如命，贪财好色，那天他喝了个八成醉，玲子闯进去，正如飞蛾投火，正如羊入虎穴。
　　　　任副官命令几个队员，把糟蹋玲子姑娘的余大牙捆了起来。
　　　　那时，余司令落宿在我家，任副官去向他报告时，余司令正在我奶奶炕上睡觉。奶奶已梳洗停当，正准备烧几条柳叶鱼下酒，任副官怒冲冲闯进来，吓了奶奶一大跳。
　　　　任副官问奶奶：“司令呢？”
　　　　“在炕上睡觉哩！”奶奶说。
　　　　“叫他起来。”
　　　　奶奶叫起余司令。
　　　　余司令睡眼惺忪地走出来，伸一个懒腰，打一下哈欠，说：“有什么事？”
　　　　“司令，要是日本人奸淫我姐妹，当不当杀？”任副官问。
　　　　“杀！”余司令回答。
　　　　“司令，要是中国人奸淫自己姐妹，该不该杀？”
　　　　“杀！”
　　　　“好，司令，就等着你这句话。”任副官说，“余大牙奸污了民女曹玲子，我已经让弟兄们把他捆起来了。”
　　　　“有这种事？”余司令说。
　　　　“司令，什么时候执行枪决？”
　　　　余司令打了一个嗝，说：“睡个女人，也算不了大事。”
　　　　“司令，王子犯法，一律同罪！”
　　　　“你说该治他个什么罪？”余司令阴沉沉地问。
　　　　“枪毙！”任副官豪不犹豫地说。
　　　　余司令哼一声，焦躁地踱着脚，满脸怒气。后来，他脸上又漾出笑容，说：“任副官，当众打他五十马鞭，给玲子家二十块大洋，怎么样？”
　　　　任副官刻薄地说：“就因为他是你亲叔叔？”
　　　　“打他八十马鞭，罚他娶了玲子，老子也认个小婶婶！”
　红高粱。8
　　　　任副官解下腰带，连同勃郎宁手枪，摔到余司令怀里。任副官拱手一揖，道一声：“司令，两便了！”便大踏步走出我家院子。
　　　　余司令提着枪，看着任副官的背影，咬牙切齿地说：“滚你娘的，一个学生娃娃，也想管辖老子！老子吃了十年拤饼，还没有人敢如此张狂。”
　　　　奶奶说：“占鳌，不能让任副官走，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妇道人家懂得什么！”余司令心烦意乱地说。
　　　　“原以为你是条好汉，想不到也是个窝囊废！”奶奶说。
　　　　余司令拉开手枪，说：“你是不是活够了？”
　　　　奶奶一把撕开胸衣，露出粉团一样的胸脯，说：“开枪吧！”


　　　　父亲高叫一声娘，扑到了我奶奶胸前。
　　　　余占鳌看着我父亲的端正头颅，看着我奶奶的花容月貌，不知有多少往事涌上心头。他叹一口气，收起了枪，说：“弄好你的衣裳！”便手提马鞭，走到院里，从拴马桩上解下他那匹精致的小黄马，不及备鞍，骑到了训练场。
　　　　队员们懒散地倚在墙上，见到余司令来了，便立正站好，没有一个人吭气。
　　　　余大牙被绑住双臂，拴在一棵树上。
　　　　余司令跳下马来，走到余大牙面前，说：“你真干啦？”
　　　　余大牙说：“鳌子，给老子松绑，老子不在你这儿干啦！”
　　　　队员们瞪着大小不一的眼，看着余司令。
　　　　余司令说：“叔，我要枪毙你。”
　　　　余大牙吼叫着：“杂种，你敢毙你亲叔？想想叔叔待你的恩情，你爹死得早，是叔叔挣钱养活你娘俩，要是没有我，你小子早就喂了狗啦！”
　　　　余司令扬手一鞭，打在余大牙脸上，骂一声：“混帐！”接着便双膝跪地，说：“叔，占鳌永远不忘你的养育之恩，您死之后，我给你披麻戴孝，逢年过节，我给你祭扫坟墓。”
　　　　余司令翻身跳上马背，在马腚上打了一鞭，向着任副官走去的方向，飞马追去，得得答答的马蹄声，把一个世界都震动了。
　　　　枪毙余大牙时，父亲在场观看。余大牙被哑巴和两个队员押到村西头，刑场选在一个积着一汪汪乌黑臭水，孳生着大量蚊虻蛆虫的半月形湾子边。湾崖上孤零零地站着一棵叶子焦黄的小柳树。湾子里扑扑通通地跳着蛤蟆，一堆乱头发渣子边上，躺着一只女人的破鞋。
　　　　两个队员把余大牙架到湾崖上，松开手，看着哑巴。哑巴从肩上抡下步枪，拉动枪栓，子弹清脆地上了膛。
　　　　余大牙转过身，面对着哑巴，笑了笑。父亲发现他的笑容慈祥善良，像一轮惨淡的夕阳。
　　　　“哑巴兄弟，给我松了绑，我不能带着绳子死！”
　　　　哑巴想了想，提枪上前，从腰里拔出刺刀，噌噌噌三五下，把细麻绳挑断。余大牙舒展着胳膊，回转身，大喊：“打吧，哑兄弟，打准穴位，别让我受罪！”
　　　　父亲认为人在临死前的一瞬间，都会使人肃然起敬。余大牙毕竟是我们高密东北乡的种子，他犯了大罪，死有余辜，但临死前却表现出了应有的英雄气概，父亲被他感动得脚底生热，恨不得腾跳。
　　　　余大牙面向臭水湾子，望着在他脚下的水汪子里，野生着几片绿荷，一支瘦小洁白的野荷花，又望着湾子对面光芒四射的高粱，吐口高唱：“高粱红了，高粱红了，东洋鬼子来了，东洋鬼子来了，国破了，家亡了……”
　　　　哑巴的枪举起放下，放下举起。
　　　　两个队员说：“哑巴，向司令说说情，饶了他吧！”
　　　　哑巴拄着枪，听着余大牙把那首歌子杂乱无章地唱。
　　　　余大牙回转身，怒目圆睁，大叫：“开枪呀，兄弟！难道还要我自己崩了自己吗？”
　　　　哑巴托起枪，瞄了瞄余大牙瓦块般的额头，勾动了扳机。
　　　　父亲看到余大牙的额头像碎瓦片一样迸裂了，紧跟眼见的情景耳朵听到沉闷的枪声。哑巴在枪声中低下头，一缕雪白的硝烟，从枪筒里吐出来。余大牙的身体静止了两眨眼的功夫，就像一截木头，疾速地跌到湾子里。
　　　　哑巴拖枪便走。两个队员尾随着。
　　　　父亲和一群孩子们，胆战心惊地涌到湾子边，居高临下地看着仰面朝天躺在湾子里的余大牙。他的脸上只剩下一张完好无缺的嘴，脑盖飞了，脑浆糊满双耳，一只眼球被震到眶外，像粒大葡萄，挂在耳朵旁。他的身体落下时，把松软的淤泥砸得四溅，那株瘦弱的白荷花断了茎，牵着几缕白丝丝，摆在他的手边。父亲闻到了荷花的幽香。
　　　　后来，任副官搞来了一口黄缎子挂里、外刷了铜钱厚清油的柏木棺材，把余大牙盛装厚葬，坟墓建在湾子边那棵小柳树下。出殡那天，任副官黑衣挺括，毛发灿烂。他的左臂上缠了一块红绸子。余司令披麻戴孝，大声嚎哭。一出村头，他用力把一个新瓦盆摔在砖头上。
　　　　那天，奶奶给我父亲缠了一道白孝布——奶奶自己也是披麻戴孝，父亲手持一根新鲜的柳木棍子，跟在余司令和奶奶后边走。父亲亲眼见到瓦盆的碎片从砖头上迸起的情景，接着想起余大牙的脑壳也像瓦片一样迸裂的情景。父亲隐隐约约地预感到这两次极端相似的破碎之间有一种内在的必然性联系。这件事情与那件事情碰到一起，还会出现第三个情景。
　　　　父亲一滴眼泪也没掉，冷眼观察着送葬的人。送葬队伍在柳树下围成一个圆圈站定时，那口沉重的棺木，由十六个精壮的小伙子，扯着八根一把粗的麻辫子的两头，轻轻地送下深深的墓穴。余司令抓起一把土，冷酷地打在锃亮的棺盖上，砰然一响，人心动摇。几个持锹的人，扎起大块的黑土，填到墓穴里，棺材愤怒地叫着，渐渐隐没在黑土之中。黑土上长，填平了墓穴，隆出了地面，凸成一个馒头状的大丘。余司令掏出枪来，对着柳树上面的天，连放三响。子弹鱼贯着穿过树冠，冲掉几片细眉般的黄叶，在空中旋转着飞。三颗亮晶晶的弹壳，弹到腐臭的湾子里，一个男孩子跳下湾子，噗噗哧哧地踩着绿色的淤泥，把弹壳捡走了。任副官掏出勃郎宁手枪，断断续续地放了三枪。勃郎宁子弹出膛，打着鸡鸣般的呼哨，冲向高粱上空。余司令与任副官各提着冒烟的手枪，四目对视。任副官点点头，说：“是大英雄自风流！”然后就插枪进腰，大步往村里走去。
　　　　父亲发现余司令提着枪的手臂缓缓地举起来，枪口追踪着任副官的背影。送葬的人惊讶万分，但无人敢吱声。任副官全无知觉，昂首阔步，有条不紊，迎着齿轮般旋转的太阳，向着村子走。父亲看到手枪在余司令手里抖了一下。父亲几乎没有听到这一声枪响，它是那么微弱，那么遥远。父亲看到这粒子弹在低空悠闲地飞翔，贴着任副官乌黑的头发滑过去。任副官头也不回，保持着均匀协调的步子继续前行。父亲听到从任副官那儿，传来嘬唇吹出的口哨声，曲调十分熟悉，是『高粱红了，高粱红了！』。我父亲热泪盈了眶。任副官越走越远，身影愈高大。余司令又开了一枪。这一枪惊天动地，子弹的飞行与枪声的飞行同时被我父亲感知。子弹打在一棵高粱颈上，高粱落地。在高粱穗子落地的缓慢行程中，又一棵子弹把它打碎。父亲恍惚觉得，任副官弯腰从路边揪了一朵金黄色的苦菜花，放在鼻子下久久地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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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对我说过，任副官八成是个共产党，除了共产党里，很难找这样的纯种好汉。只可惜任副官英雄命短，他在昂首阔步，走出了大英雄八面威风之后三个月，竟在擦洗那支勃郎宁手枪时，自己走火把自己打死。枪弹从左眼进去，从右耳出来，他的半边脸上沾满了钢蓝色的粉末，右耳流出了三五滴黑血，人们听到枪声扑进去，他已经歪倒在地死了。
　　　　余司令捡起任副官那支勃郎宁手枪，良久不语。
　　　　奶奶挑着一担拤饼，王文义的妻子挑着两桶绿豆汤，匆匆地往墨水河大桥赶。她们本来想斜穿高粱地，直插东南方向，但走进高粱地后，才发现挑着担子寸步难行。奶奶说：“嫂子，走直路吧，慢就是快。”
　　　　奶奶和王文义的妻子，像两只飞翔的大鸟，在非常空虚的大气里，极端充实地移动。奶奶换上了一件深红上衣，头上的黑发用梳头油抹得乌亮。王文义的妻子精悍短小，手脚利索。余司令招兵买马时，她把王文义送到我家，让奶奶帮着说情，留下王文义当游击队员。奶奶一口答应。余司令碍着奶奶的情面，就收留了王文义。余司令问王文义：“你怕死不怕？”王文义说：“怕。”他妻子说：“司令，他说怕就是不怕，日本飞机把俺的三个儿子全炸成了碎块。”王文义天生不是当兵的料，他反应迟钝，不分左右，在操场练习步伐时，不知道挨了任副官多少揍。他妻子帮他出了个主意，让他在右手里握着一截高粱秆，听到右转的口令时，就往握着高粱秆的手这边转。王文义当兵后没武器，奶奶把我们家那支鸟枪给他。
　　　　她们走上弯弯曲曲的墨水河堤，顾不上看堤坡盛开着的黄花和堤外密密匝匝的血红高粱，一个劲儿地往东赶。王文义妻子受惯了苦，奶奶享惯了福。奶奶汗水淋淋，王文义妻子一滴汗珠也不出。
　　　　父亲早就跑回桥头。父亲向余司令报告，说拤饼一会就到，余司令满意地在他头上打了一巴掌。队员们多半躺在高粱地里，对着太阳晒鼻孔。父亲闲得发闷，便转到路西边高粱地里，去看哑巴他们在干什么。哑巴精心地磨着腰刀，父亲手按着腰里的勃郎宁，站在哑巴跟前，脸上挂着胜利者的笑容。看到我父亲，哑巴龇牙一笑。有一个队员睡着了，打着很响的呼噜。没睡觉的人也无精打采地躺着，无人和父亲讲话。父亲又跳到公路上来，公路黄中透出白来，疲惫不堪。那四盘横断了道路的连环耙，尖锐的齿尖朝着天，父亲想它们也一定等得不耐烦了。石桥伏在水面上，像一个大病初愈的病人。后来父亲就到河堤上坐着了。他看一会东，看一会西，看一会河中流水，看一会野鸭子。河里的景色很美，每一棵水草都活着，每一朵小小的浪花里，都隐藏着秘密。父亲看到了几堆被特别茂密的水草包围着的不知是骡子还是马的白骨。父亲又想起我家那两头大黑骡子了。春天时，田野里奔驰着成群的野兔子，奶奶骑着骡子，手持猎枪追逐野兔，父亲坐在骡子上，搂着奶奶的腰。骡子把野兔惊起，奶奶开枪把野兔打倒。回家时，骡子的脖子上，总是挂着一串野兔子。奶奶的后槽牙缝里，夹着一粒高粱米粒大的铁砂子，那是吃野兔肉时塞进去的，怎么抠也抠不出来。父亲又看到了堤上的蚂蚁。一队暗红色的蚂蚁，匆匆搬运着泥土。父亲在蚂蚁中放了一块土坷垃，被阻的蚂蚁不绕道，奋力登攀。父亲把坷垃拿起，投到河里去，河水被坷垃打破，河水却不响。日头正晌了，河里泛起热哄哄的腥气，到处都闪烁光亮，到处都滋滋地响。父亲觉得，天地之间弥漫着高粱的红色粉末，弥漫着高粱酒的香气。父亲一仰身子躺在堤上，就在这一瞬间，他心里一阵猛跳，后来他才明白，原来一切等待都会有结果的，这结果出现时，是那么普通平常，随便自然。父亲发现，被红高粱夹峙的公路上，有四个深绿色的甲虫状的怪物，无声无息地爬过来了。
　　　　“汽车。”我父亲含含糊糊地说了一句，没有人理他。
　　　　“鬼子的汽车！”我父亲跳起来，怔怔地望着那些像流星一样射过来的汽车。汽车的尾部拖着一条长长的焦黄的尾巴，车头上劈劈叭叭地晃动着白炽的光芒。
　　　　“汽车来啦！”父亲的话像一把刀，仿佛把所有的人斩了似的，高粱地里笼罩着痴呆呆的平静。
　　　　余司令高兴地吼一声：“小舅子们，到底来了，弟兄们，准备好，我说开火就开火。”
　　　　路西边，哑巴拍着屁股跳高。几十个队员，都哈着腰，提着武器，趴到河堤漫坡上。
　　　　已经听到了汽车嗡嗡的吼叫声。父亲伏在余司令身边，擎着沉重的勃郎宁手枪，手腕灼热酸麻，手掌汗水粘湿，手虎口那儿有一块肉突然跳了一下，接着便突突地乱跳起来。父亲惊讶地看着那块杏核大的皮肉有节奏地跳动，好象里边藏着一只破壳欲出的小鸟。父亲不想让它跳，却因用了力，连动得整条胳膊都哆嗦起来。余司令在他背上按了一下，那块肉跳动猛停，父亲把勃郎宁手枪换到左手，右手五指痉挛，半天伸不直。
　　　　汽车飞快地驶近，增大，车头前那两只马蹄大的眼睛射出一道道白光。轰轰的马达声像急雨前的风响，带着一种陌生的、压迫人心的激动。父亲是平生第一次看到汽车，父亲猜想着这种怪物是吃草还是吃料，是喝水还是喝血，它们比我家那两头年轻力壮的细腿骡子跑得还要快。月亮般的车轮飞速旋转，黄尘飞腾。渐渐看到车上的东西了。临近石桥时，汽车慢慢减速，黄烟从车后漫过车头，朦胧地遮掩着第一辆车上二十几个穿杏黄色衣服、头上扣着乌亮铁帽子的人，父亲后来知道了铁帽子名叫钢盔。——一九五八年大炼钢铁时，我们家的铁锅被征收走了，我哥哥从钢铁堆里偷回一个钢盔，吊在炭火上烧水做饭。父亲凝视着在烟火中变幻颜色的钢盔，绿色的眼睛里，流露出伏枥老马的悲壮神色。中间两辆汽车上，装着小山一样高的雪白口袋，最后一辆汽车上，跟第一辆车一样，站着二十几个头戴钢盔的日本兵。
　　　　汽车逼近河堤，缓缓转动的轮子显得高大笨重，方方正正的汽车头，在父亲看来，像一个硕大无比的蚂蚱头。黄尘慢慢淡薄，汽车尾部，一屁一屁打出深蓝色的烟雾。
　　　　父亲把头使劲缩着，一种从未有过的冰冷从脚底上升到腹部，在腹部集合成团，产生强大压力，父亲感到尿急，尿水激得鸡头乱点，他用力扭动着臀部，来克制即将洒出的水。余司令严厉地说：“兔崽子，别动！”
　　　　父亲万般无奈，叫了一句干爹，请求下去撒尿。
　红高粱。9
　　　　父亲得到余司令的允许，退到高粱地里，费劲撒出一泡红高粱颜色、烧灼得鸡头热辣辣发痛的尿。这时他感到轻松多了。他无意中看了一眼队员们的脸色，都如庙中塑像一般狰狞可怖。王文义舌尖吐出，目光好似蜥蜴，呆板不转。
　　　　汽车像警觉的大兽，屏住呼吸往前爬，父亲闻到了它们身上那股香喷喷的味道。这时，汗透红罗衫的我奶奶和气喘吁吁的王文义妻子出现在蜿蜓的墨水河堤上。
　　　　我奶奶挑着一担拤饼，王文义妻子挑着一担绿豆汤，轻松地望见了墨水河中凄惨的大石桥。奶奶欣慰地对王文义妻子说：“嫂子，总算捱到了。”奶奶出嫁之后，一直养尊处优，这一担沉重的拤饼，把她柔嫩的肩膀压出了一道深深紫印，这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