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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近代史-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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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车还是出现了一些，由于气候和温度等原因而造成的问题。好在问题多半不严重，修修就好，问题严重的卡车数量并不是很多。但是，问题反映到参谋司后，太平汽车厂仍然被要求改进。要不然，在更寒冷的地方，如何作战。
正文 第57章
1918年11月3日清晨5：55，我乘专列到达北京。
因为没有声张，来接我的人并不太多。只有陈庆良等文武高官。我与他们交谈了一会儿，就离开了火车站。稍后，戒严就取消了。自我离开列车，王敬英（警卫队长）就带人一直围在我身边。这也算是习惯了，我的警卫一向戒备森严。卫兵都是特别挑选的，受过专门的训练，不仅枪法好，且个个身材魁梧——可以为我挡枪。
来北京之前，秘书刘翼然曾问我，“到北京，是低调一点儿，还是大张旗鼓？”
我有些儿诧异地看了他一眼，我并不是个城府很深的人，我的习惯，亲近的人都清楚，刘翼然跟了我也好几年了，不可能不清楚。
刘翼然见我诧异，连忙解释道：“总统，我自然知道您不想扰民。不过，此去北京，总要有些声势，才好。”
这话非常有学问。什么地方有学问呢？
第一，是称呼。我在起义之初，称呼我什么的，都有。后来，关系密切，或身份相当的，就称我的字；普通称呼，则是“都督”。待国防军席卷八省后，通称则变成了“大帅”。“总统”是最近以来的称呼，自攻克北京后，这称呼就固定了下来。
第二，“不扰民”。老实说，我当学生时，最烦组织我们去迎接某某人。现在，却也不会自高自大，感觉自己被“万人景仰”。一句话，百分之九十的中国人，其实并不在意，是张三，还是李四成为国家元首。在我记忆里支持率最高的时候，应该是文化大革命。不过，那时候就像轮子功一样，凡是说我不对，就是恶的/错误的，一律打倒。这东西，就像把列宁说成国际主义者一样，都是扯蛋。乔巴山见了列宁，回来就把外蒙古分裂出去了。
哎，又跑题了！（难道我就是传说中的跑题派吗？）
总而言之，我是个低调的人。然，作为一个政治人物，而且是民选政治的，亲民形象，还是很有必要的。所以，刘翼然这样问我，也是很有道理的。
我想了想，还是放弃了。北京这地面邪——不利大人。不说满清，也不说袁世凯，刚刚就有一位总理大人，被人“八百米外，一枪暴头”。我虽然不以为自己也会如此倒霉，却也难免心中无数。更重要的是，我不需要，至少现在不需要什么形象。
我坐在车里，回想刚刚对北京的第一印象——到这个世界，我还是第一次到北京。
老实说，我是很失望的。肮脏的街道，灰突突的房屋，土了巴几的建筑物，一点儿绿色也没有，让我有点儿压抑。这就是一国首都？真失望！
我选择这个时间，来到北京，也是费了点儿心思的。
国防军进北京是8月24日。一进城，国防军就开始大肆搜捕。搜捕对象主要是刑事犯、溃兵，算是“严打”提前开始了。至于，与此次战事有牵涉的政治人物，不过是限制行动而已。然后，王固北上，开始主持河北的行政工作。柳澹方抵达，开始组织各级法庭。
原有人员留用与否；新的人员调派下去；税收减免宣传执行；普及教育逐步展开……
总而言之，就是把联省已经成熟完善的政策，在这里，再实施一遍。
经过几个月时间，北洋军整编，已经基本完成；各级行政官员多已到任，许多优惠政策都已经实施下去；城狐社鼠，在“严打”中抓的抓，关的关，其余的也跑路了；民众生活和社会治安，都恢复了稳定。也就是说，一切都差不多了，都在掌握之中了。
于是，我就在这种情况下，来到了北京。我曾经提到过“邀请各省实力派，相聚北京，共商国事”。现在，此事已经组织得差不多了。我这作主人的，也要表示下诚意，事先做些准备工作。
这是一次盛会，无论是赞同联省，亲近联省，还是反对联省，抵制联省的，都同意亲自，或者派人出席。就连南方三省也是如此，云南的蔡锷，广东的陈炯明，贵州的唐继尧，都答应亲身赴会。
蔡锷有蒋百里的担保，陈炯明很识时务，两人前来，在我意料之中。没有想到，唐继尧也会亲自出马，看来在四川与国防军的交战，给他的打击非常之大。
此外，还有陕西、青海、新建和内、外蒙古的代表。后来，外蒙古的代表杭达亲王和活佛，被蒋百里送到北京时，还有几分惊魂未定。
我在一所大宅子里安顿下来，就忙开了。想见我的，我想见的，及陈、王等人不方便处理的淋淋种种公事，就到找上门来。其中琐碎甚多，与故事关系不大，也不必细表。稍微描述下，我印象深刻的几个人，几件事。
蔡锷到京时间很早，也是，既然决定来京，早晚得来，就不如早来了。
我知蔡锷到京，便于第二天前去拜访他。
一见面，蔡锷先给我敬了个礼。
我一边还礼，一边抱怨说：“松坡，搞什么鬼？穿着便服还敬礼，我还得给你还礼。”
蔡锷笑着说：“见过大总统。”
我也笑了，“狗屁的大总统！今天是老朋友见面，不说这个。”
蔡锷咧咧嘴，说：“好。”
蔡锷患有严重的喉结核病，如今虽然没有经历护国战争，治疗过，却没有完全康复。我看他脸色不好，便道：“你的身体怎么造成这样？北京忙完了，先去庐山治疗一下。身体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别，别！我可没那么些钱。”
我不由笑了，“松坡，你这是笑话我了。认识这么些年，还说这话。难道我能让你这穷鬼掏钱？”
……
说笑过后，我还是把话转向正题，“松坡，陆军部次长，还是云南省长，自己挑一个。”
蔡锷指着我大笑道：“不是说，老朋友见面，不说么？”笑笑竟咳嗽得弓着腰，直不起身来。
我边为之捶背，边道：“该！叫你笑的这么假！”然后，解释说：“我是说不提身份。这事总是要说一下，要不然，一会儿，饭都吃不舒服，何必？！”
蔡锷推开我，啼笑皆非，说：“我是喉结核，你给我捶背作甚？”
我讪讪的收回了手，打了个“哈哈”。
蔡锷考虑一下，似笑非笑对我道：“陆军次长，不就是朱介人原来的位置？”
朱介人就是浙江都督朱瑞，第二次东南互保后，任军令司副司长，没什么实权。
我也漫不在意，这点子脸皮，我还是有的，“朱介人有什么不好，现在也是士官学校校长了”。然后，我正色道：“朱介人的情况和你不一样，他当初和北京有点不清楚。不过，你要羡慕他，也可以去任参谋次长，给百里打个下手，我让你直接做军官学校校长，怎么样？”
蔡锷倒有些意动，我也不再多说，只让他再想想，便闲聊起来。
……
与蔡锷谈话的第二天，陈炯明抵达北京。
同样，我也约见了他。彼此之间，没有交情。我自然也不会主动去见他，只是让人与他约好了时间，在住处见了陈炯明。
人物不同，场景不同，身份不同，谈话自然也不同。
陈炯明见到我后，有点拘谨。我温言抚慰一番，见他还如此，便笑着谈起了为政之道。
“为政之道：第一，要爱国。先国后家，是很有道理的。顺势而为，顺流而下，才能事半功倍。什么是势？国家就是势，民众就是势。任你是惊才绝艳，任你是雄才大略，也不能逆大势而行。否则，必败无疑，迟早要垮台。袁世凯就是如此。我不主张公而忘私，那就过了。有这样的，表扬但不提倡。
第二，要有眼光。‘我看到，我来到，我征服’，首先要看到，没有眼光，如何做事？
……
第三，要知进退。见识眼光是一回事，知道了如何去做是另一回事。有些人知道了他也做不出来。好坏人人皆知，但是，能够分辨某事可行与否，就更重要。不知进退者，必不能成功。故成大事者，不可不审时度势。
赞之，这方面，你做的很好。
……”
然后，我大为夸赞了陈一番。陈炯明确实做的不错，治粤有方，禁烟紧赌，裁军通商，休养生息，为广东经济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陈炯明本人不置家产，不贪钱财，不纳妾。只是与孙小山的政见不同，被后人诋毁过多而已。
此后的交谈，就融洽了许多。陈炯明最后选择了做广东省长。
谈话中，陈炯明为孙小山讲情。我不由笑了，我拒绝了，却没有说理由——“我并不相信，孙是个叛国者，他只是以为自己在救国。孙在广东，我是知道的。”
孙的为人，说没有主见吧，立场非常坚决；说有主见吧，耳朵又软，别人一说点儿好话，就一退再退。平时又喜欢乱说话，说大话。我要是赦免了他，过后可怎么得了。
与醇亲王载沣的见面，也很有意思。醇亲王载沣，是满清末代皇帝溥仪之父。
载沣能够见到我很是惊诧，隐隐还有几分不安。
我也不很在意，直接了当的告诉他，“取消满清皇帝和贵族的优待条款。尊号废除，岁用废除，限期离宫，颐和园等没收，等等。总而言之，关于清室退位后的优待条款的皇帝和贵族的部分，全部废除。
而关于满族的部分，则予以保留。也就是说，满汉平等，自由入籍，保护私产，宗教自由等等。”
载沣听过之后，面色苍白，浑身颤抖。
我心想，‘你可千万不要死在这里’，就安慰他道：
“……这是你祖宗的错误。‘满汉不通婚’，就注定了这一天。以区区百万之众，统天下亿万之民，当然会失败。若是满汉大力通婚，几代以后，血脉相通，自然就不会把自己当作外人，政策也就会有很大不同。所以，这个皇帝是满人的皇帝，而不是中华的皇帝。满清与元一样，当属狄夷史。
不过，如今的满族也与汉族差不多了。论血脉：纯种的满族人有多少？你也清楚。还不都是各族的浑血儿；论文化：认识满文，会说满语的满族人，数量更少。什么满族，汉八旗，蒙八旗的，自欺欺人，掩耳盗铃而已！
……
不管怎样，满汉如今密不可分，民国必以公平之心，平等对待。
现在，这也算是个结束了，也没什么不好的。皇帝虽然没有了，但你的儿子还在。溥仪现在才几岁，只是个孩子，呆在皇宫里，做什么？你要想想他的未来，将来他还有几十年的日子要过，你就让他关在皇宫里过一辈子？
过一段时间，北方也会普及教育，你把他接回家里，改个名字，去上学吧。一路念到大学，等溥仪长大成人，自己会选择一个生活。他虽然衣食不愁，可人总得做点什么，干什么也比，在皇宫里蹲监狱强吧！
不过，你最好少与某些人来往，也不要让溥仪接触到他们，孩子的可塑性很强。如果溥仪仇恨民国，将来作出什么事来，那就是他自己的不幸了；选择一个安全的居住地。我是不在意一个孩子，可是，难免有人会动他的心思。你别害怕，只要溥仪本人不主动参与叛乱，多半就不会有问题。你们的生活，以后会受到保护，离开居住区，也会受到一点限制，但限制不会很多。
此外，皇家的一些私有财产，也会受到保护。但其中重要的文物，还是要交出来的。
……”
就这样了，这也算是个了结。以后，中国再也没有皇帝了！
载沣失魂落魄的走了，至于他能否想通，那是他自己的事。
满人入主中原，血流成河，杀人比蒙古人杀的还多，后世还有那么些人为之摇旗呐喊，康乾盛世，狗屁！满清一朝，文字狱的次数冠古，哦，不能说绝今，还看牛人在后头。然，不能不说，满清之流毒无穷。
“清代六部尚书、侍郎都可单独向皇帝讲话，然而除此以外，不论什么人，又都不许向皇帝讲话。比起明代来，布衣也可直接向皇帝讲话，这相差就太远了。清制又不许民间有公开发言权。当时府学县学都有明伦堂，清廷在每个明伦堂里都置有一块石碑，卧碑上镌有几条禁令。第一，生员不得言事；第二，不得立盟结社；第三，不得刊刻文字。这三条禁令，恰好是近代西方人所要争取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钱穆《新国史论》
我自是毫不在意载沣的感受，哎，中国人就是太宽容，才会被谁都欺负到头上。
皇宫怎么办呢？
全面保护，是不现实的。据说皇宫有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屋子，中国有钱也不会花在这上面的。百几十年后，还不得变成一堆危房啊！
只能挑选少数重要建筑，好好保护。至于，其它的，改成大学好了，外观注意保持原状即可，其他就不管了。对了，新建、改建的建筑，需要与皇宫的风格保持一致。再把皇宫日常家具、摆设等不重要的东西，通通都卖掉，省得保养。把文物等贵重，或者意义重大的物品收集起来，干脆就在皇宫里成立个大博物馆，免费对游人开放。另外，在皇宫的城墙上，每百几十米就开出个门，剩余的地方，改成公园好了。要不然，这么大个地方，真是浪费。
对满清皇帝优待的废除，本应该在遗老遗少中引起轰动。然，事实却并非如此，除了少数满族尚关注皇帝的待遇以外，其他人等正在忙着更重要的事情。
正文 第58章
1918年11月15日，国事共商大会正式开始。
国事共商大会共开了三天，讨论了很多问题，并通过了几项决议：
一，各省军队接受整编；
二，中华民国为民主共和国；
三，北方各省重新选举；
四，选举后，国会应在一年内，制定通过《中华宪法》；
五，在此其间，由我担任临时总统；
……
大体如是。当然，决议文本要详细很多，我所说的，就算是决议标题，都是删节版的。
这些都是稀松平常的事情，大家都心中有数。真正引起轰动的，是我的就职演说。
11月18日，我正式宣布就任临时总统，并当众发表了就职演说。
其实，我在演说中，也没有说什么。三千六百四十五个字的演说，虽然主笔的秘书文采不凡，用词典雅，龙章凤函，精心修饰，引章据典。但很多字，我都不认识，更别说其中涵义了。好在我事前预习过，倒也没有读出什么错别字，让人笑话。
演说一开始，就提出了此次会议的主题，团结一致，振兴中华。然后，用了一千四百字，回忆了祖先的光辉事迹。接着，描述了几百年来的屈辱，特别是近几十年，这里用了一千二百字。后来，就是展望未来了，我要怎么怎么建设中国，推行民主——这里有句话看懂了“以一人奉天下，抑或，以天下奉一人”——这段大概有一千字，其中描述了近期开始要做的事。
不过，这样的文章，在众人眼里，并不是很希奇。坐在这里的人，国学比我差的，有没有？
有，屈指可数！
所以，在回顾历史时，众人强打精神；卧薪尝胆时，众人方有共鸣；展望未来时，个个听得是聚精会神。不是我讲演好，别看我受过一点训练，无师自通却远比我强的牛人，我见多了。众人听得聚精会神，只是关系到个人利益、理想，所以认真。
就是这一段“废除满帝，岂能优待；修订《清史》，列入狄夷；民国之始，五族大同”，出了问题。
“废除满帝，岂能优待”，这没有什么，参加会议的，民族主义者、革命者很多，再说，一般人也对满清皇帝没有什么好印象。每年花四百万元，养活一批皇帝贵族，大家都觉得不合算。但是，我指出溥仪乃满人之皇帝，非中华之皇帝。这个说法，就很让人意外了。
“修订《清史》，列入狄夷”，就更是说的露骨了。民国成立了，袁世凯也修《清史》。不过，修《清史》的人，都是些遗老遗少。自然拼命往主人脸上抹粉。而我现在修《清史》，直接把《清史》与《元史》，相提并论，列为狄夷史了。这可就关系大了。坐在这里的，毫不夸张的说，都是社会精英。换句话说，多半就是出身好——先天条件一样，后天的物质基础很重要的。再说，现在没落了，祖先也难免没有荣耀的时候。满清两百多年的历史，人人皆知。自己的父祖，难免为满清做过种种的事情，如果满清是狄夷，那这些人是什么人呢？
“民国之始，五族大同”等接下来的，关心的人，就不多了。无非是各族平等，一致对待什么的。但是这时候，我正在演讲，就是演讲结束后，也没有什么人会直接来问我，丢不起那人！
然而，第二天的《安庆日报》全文刊登了我的演讲稿。并配陪发了评论文章《狄夷之有帝，不如华夏之无》，文章中写道：
“……
满清入主中原，残杀黎黍，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汤阴……屠城无数。满川军民，尽尚其手。
……
狄夷之行，奴役天下；华夏文明，礼仪之邦，蛮夷至此，千载未现。
……
沐猴而冠，戮害文明；大兴文狱，焚书坑儒；残暴恶行，数以百计；满清之为，冠古绝今；
“皇明”字头，全部销毁；“甲申”字头 ，片纸不留……
四库全书，焚书毁版无数。
函可《变记》、《明史辑略》、吕留良案、“维民所止”、戴名士案、明本野史、《字贯》案……言之不尽，无可计数。
……
‘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
故，清帝乃满人之帝王，非中华之皇帝。
……
满清与蒙元同，尽属狄夷，其史当列为狄夷史。
想我炎黄子孙，华夏贵裔，辉煌于世上千载。子孙不肖，屡经磨难。先有元狄在前，次有清夷在后。然，终不灭绝，明有群雄奋起；今我华夏又起，当以史为鉴。
古人云：知耻近乎勇。此其时也。
……”
戴季陶嘻怒笑骂，文采飞扬，此文一出，立刻引起轰动。
就像我前面说过的一样，满人皇帝与否，无关紧要；修史引起的争议最大，原因很简单，现在这些文化人，士绅、知识分子的父祖、先人未尝在满清为官的，寥寥无几。清是狄夷史，那这些先人怎么办？都是汉奸？
事实证明，在中国，祖先远重于皇帝。皇帝也好，什么也罢，祖宗最大。所以，废除皇室优待条款的事，在这场风波里，没有人在意，就自然而然了。
我如此行事，不是不知道，此事的影响力。其中，有我对“满清中央电视台”用“辫子戏”轰炸我的不满。但是更多的，是基于现实的考虑。
我以前读书，总对美国加入欧战感觉奇怪。要是欧战再打上两年，英国就不会等到二战，这时候就把一百多的海外基地，都卖给美国了。按说，以美国人的性格，怎么也会再等一阵，多捞点儿好处。别说“无限制潜艇战”，那是借口——德国上一次击沉邮船，死了一百多美国佬，美国都没有宣战。
现在，终于切身体会到，书上的解释了——十月革命，呃，现在是二月革命了。二月革命的一声春雷，惊醒了亿万的劳苦大众，美帝国主义害怕共产主义在世界的蔓延。于是，就加入了欧战。意图将世界第一个工人阶级的国家——苏联，扼杀在摇篮了。
说白了，这就像“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一样，平时谁也不会真信。
比如说，大街上碰见一人，告诉你当选国家主席了，你会怎样？
一，这人你不认识——骗子，肯定是骗子！要不然，就是精神病。
二，这人你认识——开什么玩笑，要骗我，也得说点儿可信的。
一般来说，大众的心理，多数如此。
突然间，隔壁的邻居，王二麻子真当选国家主席了。你会怎么样？
嫉妒、羡慕、欢欣鼓舞、蠢蠢欲动，王二麻子还不如我，我差啥呀？！
于是，全世界工人运动风起云涌。美国当时就坐不住了，这样下去，可怎么得了？镇压，镇压，坚决镇压。
说起来，马克思是牛人，列宁也是牛人。一个创造了两大理论体系之一，一个把理论变成现实，都是牛人。
资本主义也好，共产主义也好，关注一件事的不同方面而已，但都过于强调片面，其实有很强的互补性。二战以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这么好，社会主义功不可没。在外有强敌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国家不约而同的积极调和阶级矛盾，从这方面说，共产主义对资本主义起到了促进作用^…^。
但对我来说，就很不幸了。中国与俄罗斯紧挨着，思想的传播，也很迅速。虽然说，在联省内部，倒不至于成规模出现“芦柴棒”之类的包身工。“土地村有”后，农民每年收入，都增加了很多。工资待遇太差，谁也不会去的。为了避免都到外省去招工，议会还通过了《劳动法》，限定了最低工资待遇和劳动保护等，包身工之类的，被列入非法。然，非法经营者，多多少少还是有的，比如，全部雇佣外省人的黑工厂。
而且，欧战开始后，物价上涨的很厉害。虽然粮食价格上涨的，没有日本那么夸张，却也涨了近一半。以大米为例，每斤都四分五厘了。在这种情况下，议会几次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军政府也涨了薪金。人们的生活水平，也没有多少改善。但联省的民众，总算是吃穿不愁。其它地方，就差了很多，这种差距越向北越大。所以，这些思想，也就很流行。
作为一个统治者，我认为稳定压倒一切。就把“修《清史》”拿出来了，效果果然显著。
当然，我也有点儿私心在里面。随着我的推动，新文化运动好像提前开始了。这是一件好事，我却害怕矫枉过正了，中国传统文化里，有许多优秀的东西，我还是希望能够保留下来的。这样一来，人们就可以把传统文化中不良的一面，推脱成满清对中华文化的篡改上。减少对民族自尊心的伤害，同时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有信心，也多能够保留一点儿传统文化。
一个民族没有自尊心，没有自信心，是件很可悲的事情。看到有人言必西方如何如何，那么可笑的言行，却实在笑不出来。
然而，效果其实，确实，实实在在是过于显著了。
报纸杂志的辩论，就不说了。没有一份中文报纸，不刊登与此有关的内容。外国人很难理解这种事，惊呼“中国人都疯了！”
后来，芮恩施询问我时，我想了一会儿，给出了一个他能够理解的解释：“中国人祭祖，就像外国人做礼拜一样。祖先对中国人来说，某种程度上，就相当于上帝……”
当时的文章很多，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有《孔夫子著春秋，乱臣贼子惧》——骂人不带脏字，作者记不得了，胡适？刘半农？陈独秀？反正不是鲁迅，因为该作者被其父亲打了一顿，几乎断绝父子关系——要不，我怎么印象深刻，这是当时的一大新闻^…^。
那时候，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几乎都在为我摇旗呐喊，我方自然大占上风。这件事，归根结底，是我们站在道义的至高点上。关于主义思想的讨论，很快就消失的无影无踪，人们的注意力不在那里。对中国人来说，祖宗就是神灵。在做一件重要的事情前，我们常说“祖宗保佑！”
所以，主义什么的，都闪开吧！
总而言之，年轻一代都支持我方，《清史》列入狄夷，理所当然。但老一辈人，想的就多了。在这一时期，很多年轻人都因此挨过打，跪过祠堂。然，像这样的强制措施，是不可能有说服力的。
于是，我的压力就很大了。无数的知名人士、专家学者、富豪高官，纷至沓来。车轮战果然是战无不胜的法宝，很快我就坚持不住了。来个人就跟我拽文，像我这样的国学半文盲，怎么受得了。很多人引章据典，但孔夫子最大，华夷之辨，也不是可以随便推翻的。便有许多人开始引用国外的典籍了，拜托，我是学工科的。我意志是坚定的，也没有坚持上一个星期，就免战牌高悬，闭门谢客了。
好在民主党内部工作做的好，没有发生内部矛盾，避免了我被两面夹击。民主党提出“父祖之事，存而不论，自有后人评说；团结一致，振兴中华，吾等奋力向前”，说白了，就是‘放下过去；展望未来’。后来，我匆匆忙忙把北方的事处理一下，就跑回安庆了。
我是总统，说不见，谁也没有办法。可国史馆的工作人员就不行了，来个人都是身份、地位、年龄、辈份等皆在其上的，或者有着种种关系的，由不得你不见。很多人想方设法，就是想让《清史》修不成。他们给修《清史》的工作人员，施加了极大的压力，有些人不得不宣布退出。这事，我也能理解。老爹寻死寻活，声称要与你断绝父子关系，多半我也会屈服。
当时，主持修《清史》的，是陈寅恪——他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
＇注＇：陈寅恪老先生，此时此刻还在国外读书，不过二十七八岁。我在这里让他提前出场了。
陈父本身就是清进士，更不要说先人了。陈父也很明理，没有责怪陈寅恪，却也很矛盾，自己倒没有什么，可这干系到祖宗，二百多年来的所有荣耀，全变成了耻辱，这怎么能够接受？
看着老父亲，叹息一天天多了，人也一天天瘦了，陈寅恪也动摇了，就来找我。
我一听也急了，别人跑了就跑了，再找就是，最多找八辈贫农，孤家寡人的人来干活。陈寅恪可不行，他是主笔，决定史书的质量。我可是要编一部信史的。
我就问他，“是不是还想编一部信史？当初的愿望，还记得否？”
陈寅恪眼泪都在眼圈里转，就把自己的为难之处，对我讲述了一遍。
我一听，也是，这是孝顺，放什么时候，也是美德，可《清史》怎么办？
我得想个办法，在地上走了几圈，办法突然有了。
于是，我就把想好的借口讲给了，陈寅恪一听之下，就高兴起来，连连称赞这个方法好。
接下来，陈父的问题顺利解决了。
再后来，退出的人又红着脸回来了，还有很多人拼命想加入其中。
一时间，修《清史》的国史馆，炙手可热。甚至有工作人员还收到了贿赂。
……
究竟什么办法如此好？
此事还要从孔夫子身上讲起。我想出的借口：“孔夫子笔削《春秋》，吾在此，可以……否则更为不堪。”
借口一出，谁与争锋？事遂谐。
这样的借口，不是别人想不出。而是一般人想到了，都不好意思说，就否定了。到后来，压力之大，我都退避三舍，还能想起此前否定的，就少了，多也不好意思用。现在，也顾不上许多，陈寅恪一用见效，流传甚广。
《安徽时报》在修史风波里，却看到了商机。立刻来人与修史馆联系，出了一笔巨资，购买其连载权。每有一章问世定稿，必在《安徽时报》上独家刊登，轰动一时，销量剧增。同时，《清史》也成为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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