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近代史-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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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很大限制。此外，国防军的火力配置，有很多不合理之处，可以利用。

……（具体分析缺陷，以如何利用这些缺陷）

结论：如果我军（指日军）与国防军开战，需要进行全国总动员，力争在一到两年时间内，全力打垮国防军。如此，方有胜利的可能，目前的局部动员，是不行的。即使占据了北中国，也无力与国防军决一胜负。建议将国防军引入北方，用几次大会战，消灭国防军主力。然后，再向南进攻。

＇注＇：联省的交通情况，比北方强许多，所以，如果战事发生在南方，国防军的许多问题，也就不复存在了。

——田中义一　大正X年X月XX日”

田中义一的报告，在陆军内部引起很大争议。如果，田中义一不是一向积极主张进攻中国，并且为陆军元老山朋有县所看中，对田中就不会只是指责了。

不知道，是外交斡旋、百万国防军、财政压力、，还是我的说辞起了作用。也许都有一点，也许是日方想麻痹我。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我们与日方，就青岛的意外冲突，展开了谈判。中方代表顾维钧，日方代表日置益。英国调停代表朱尔典，美国调停代表芮恩施。

双方一连讨论了整整一个月，这时候，我已经收到，来自隐龙社和董氏的日本情报，日本完成了局部动员，结束了征兵，目前，陆军拥有17个师团，总兵力约四十万。有两个师团，派驻到朝鲜，现在，朝鲜有三个师团，辽宁有两个师团，及约一万“满铁”守备队。暂时只是加紧训练，没有采取军事行动。需要时，日军立刻可以出动四~五万兵力。一周内，可以出动，十万兵力。

国防军自然也在全力备战，加紧武装训练，积累军用物资，制定作战方案，编制作战集群，并在合适地点配置部队，以便需要时，能够直接执行作战计划。现在，国防军在山东、安徽、湖北一线囤积兵力高达五十万，需要时，可以出动四十万军队，向北展开攻势。

北洋军在南北两个方向构筑防线，形势最为不妙。在国防军展露獠牙后，对北京政府造成的冲击，远远超过了日本。一时之间，北洋军惊慌失措，士气低落。目前，把希望都寄托在英国主子身上。与此同时，日本领事小幡，被派到北京，与北京政府展开谈判。

一时之间，战事陷入停顿。各方都在积蓄力量。战争，一触即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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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38章

午餐过后，我慢慢走向书房。九月的天气了，反而更热了，真是个鬼天气。

警卫远远的跟在身后，真是事无两全。

我在少年时，也曾梦想着前呼后拥的生活。时至今日，梦想化为现实，却觉得是负担。然而，毫无办法，为了安全，必须如此。

我虽然没有私仇，两次“严打”却逮捕了数以万计的会党，加之国民革命党以暗杀起家，不要说我，就算是我的孩子们，也只能生活在重重保护之中。（注：我早已经忘记了；当初在上海的‘行医’生涯）

还没有到书房门口，我就听见黄侗与蒋百里的说话声。

黄侗原本是我在新军时的亲兵，当时年纪最小，但学识不错，人又很本份好学，深得我的信任。民国后，一直作为我的军事秘书。

黄侗问道：“参谋总长，你说，大帅到底会不会开战啊？”

“以大帅的本意来讲，肯定是不想打。”慢声斯语的声音，一听就是蒋百里。

黄侗道：“切！大帅不想开战，谁不知道，我是想知道为什么？会不会打起来？大帅想动手，还会这么磨磨蹭蹭，早打过去了。”

蒋轻笑一声，“你想知道？你真想知道？你想知道，那你就说嘛，……”

我在门外一听，汗都下来了。自从有一次，我把这段话，对着蒋百里绪绪叨叨说了五分钟，这话就在军政府内部流行开了。目前，还有扩大的趋势。

蒋说完之后，明显心情舒畅，开始给黄侗解释，“打仗就是打后勤。这两个月，虽然没有正式用兵，但新增军费开支，就高达三千七百万。如果开战的话，只怕连续作战两个月，预备的这点军费，就花光了。你说，大帅愿不愿意开战？再说，开战有什么好处？”

黄侗说：“怎么会没有好处？怎么会没有好处？起码，起码可以统一全国。”黄侗的声音越来越小，明显连他自己都不相信。

蒋笑道：“去年以来，国防军什么时候不能统一全国？要知道，‘国防军，保家卫国，抵御外辱’，并不是说说的！咱们这位大帅，可从来没有把北洋军、国民革命党，放在心上。国防军从建立那天起，就是瞄准列强军队的。要不然，去年就把北洋军主力都消灭了，更不会给国民革命党留下广东省了。”

黄侗对这些也很清楚，却不肯就此服输，便道：“那大帅阅兵有什么好处？还不都是麻烦？”

蒋百里说：“正是因为大帅不想打，所以，才会又阅兵又演习的。生怕日本误会，得寸进尺，那样一来，大帅不想打都不成。麻烦是有，不过，真要是开战，国防军这点儿家底，也瞒不了人。何况，也都是些将来的麻烦。现在，欧战方兴，欧美列强就是知道，也只能看着。短期内，还会来拉拢联省。大帅的眼光深远，好几年前就盘算着利用欧战挣钱，真是让人佩服呀！”

黄侗讪笑一下，道：“大帅说了，拍马屁要当面，效果才显著。”

我听到此处，不由笑道：“这不正是当面嘛。”

蒋百里脸色不由红了一红，“去，鬼才会拍你马屁！”

我走进书房，继续嘲笑道：“台词不对呀，百里应该这么说，‘大帅，我可不知你在外面，所言俱是真心诚意’，这样一来，马屁效果才会显著。”

蒋百里呲之以鼻。

玩笑过后，蒋百里问我：“照现在的情况来看，日本应该不会向我发动全面战争，它们没有钱，崇文，你担心什么？”

我苦笑一下，道：“日本人这次可是吃了大亏，绝对不会轻易罢休。百里，你心不够狠，带不了兵，这辈子，就是个参谋的命了”，我笑了下蒋，便严肃的说道：“日本与英国关系密切？还是我们与英国关系密切？英国人需要日本，还是需要我们？日后，统治中国的，是北京，还是我们？英国人看得很明白，对我们的实力，也是满怀猜忌之心的。如果日本下定决心与我方开战，英国人会支持哪一方，多半不会是我们吧！可不能小瞧英国人，这些洋鬼子现在虽然在走下坡路，可毕竟统治过大半个世界，不是那么简单的！”

蒋百里追问道：“就算如此，以日本的财政状况，现在不过勉强维持，如果大军一动，眼前的军费开支，从哪里来？”

我轻轻摇摇头，道：“百里，说你心不够狠，就是在这里了。如果日本人竭泽而渔，在国内收刮一下，每占领一地，也刮地三尺，短期军费还是凑得出来的，再努力争取英、法贷款，也是可以一战的。当然，对日本来讲，那将是一场疯狂赌博——失败的话，外债利息就能压垮它。所以，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日本也不会采用。

但是，我也不能把日本逼急了，也要给日本留个台阶。就因为日本内阁，现在还没有对中国宣战，已经被叫作‘卖国内阁’，内阁成员都被称为‘卖国贼’，压力是很大的。真要是有个万一，我就算打赢了，也收拾不了这个滥摊子。”

我把背在身后的手，拿到前面来，“这是三天前的《朝日新闻》，上面全文刊载了田中义一的报告”。

蒋百里接过报纸，翻了翻，找到了田中义一的报告，开始阅读。报告不是很长，蒋百里不一会儿就读完了，蒋有点兴奋，高兴地问我是如何考虑的。

我在来的路上，已经想过了，便开口说道：“这有几个可能：一是日本政府内部，而且是高层，有意泄露出去的。目的应该是，减轻内阁受到的压力，给自己留条后路；二是主张和谈的派系，为自己的主张造势。以目前的形势看，日本应该是和谈派占据主流，在举国一致的要求下，战争派也不能对中国宣战——看来日本的财政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差。”

蒋道：“那应该不会开战了。”

“应该如此，希望如此！

日本国内的形势混乱，我也不知道局势最终会怎样。毕竟日本这回的亏吃大了，如果出现几起‘诛杀国贼’事件，也不希奇。那时候，恐怕日本政策又会有所改变。所以，军事准备，还是不能放松。这种时候，宁可多花费一点儿，也要做最坏情况的打算”。

……

（注：这里，我是受到错误历史印象的影响了，日本在这一时期，对军队的控制能力还是很强的。军队私自行动，那是二十年代的事。不过，主张对朝鲜实行稳健措施的伊藤博文，在1909年，就被刺杀了。在日本，从政是个危险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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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的这段日子里，我隔三岔五，就会请日置益喝茶。我这里可是有中国最好的茶叶——最正宗的武夷大红袍和西湖龙井。这些茶树都是私人财产，民国以后，不再有皇帝，也就不存在上贡问题，可以自由买卖了。但是，这些东西仍然是最高档的奢侈品，有市无价。

以武夷大红袍为例。武夷大红袍，是中国名苑中的奇葩，有“茶中状元”之称。在早春茶芽萌发时，从远处望去，整棵树艳红似火，仿佛披着红色的袍子，这也就是大红袍的由来。大红袍的树龄已有千年，在九龙窠600米绝壁上仅仅长有四株。人们每年五月的十三到十五日高高地架起云梯采摘，产量极少，大约只有11两。

柳家每年只公开拍卖三两，但每两大红袍的价钱，从来没有低过一万五千元。我每年总是以最高的拍卖价格，私下买上三两——我又不缺钱，犯不上占人便宜。其中，一两，是严又陵老先生作为我儿子的家庭教师的报酬；一两机动，我不很懂茶，但拿来送礼，喜欢的人很多；剩下的，则送给我的妻子。所以，我只请日置益喝过一次大红袍。大红袍的茶香气浓郁，滋味醇厚，饮后齿颊留香，经久不退，冲泡9次后还有着原茶的桂花香味，让日置益赞不绝口。

其它时候，我请日置益喝的，是狮峰老井“明前茶”。西湖龙井素有〃色翠、香郁、味醇、形美〃四绝之称，狮峰老井是其中的最上品。虽然，也很珍贵，但它的数量，毕竟要稍为多一点儿。

谈判的事宜，我已全部交给顾维均处理。专业问题，就交给专家处理，我不会干预。所以，在日置益初次提到谈判事宜，我就表明了我的态度。我与日置益的谈话，都是围绕“中日亲善”、“睦邻友好”、“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大东亚共荣圈”等内容展开的。

当初，日本鬼子没少拿这蒙中国人，现在，我也得努努力，好好忽悠下日本人。说什么，在日本，也得培养出个亲中派出来。日本政界主流有两个，一个就是亲中派，主张“提挟”中国（不含贬义）；另一个是大陆派，则主张殖民中国。然，两者动是为了日本的利益考量。我的意思是，培养一批“立场坚定，在任何时候都不动摇，就算委屈一点，也要坚持亲中”的亲中派人士。

客观的说，这一套理论，还是很有可行性的。

当初，中国自身的实力太弱，遭人惦记。日本目光狭隘，居心叵测，非要利益最大化——殖民中国。中国人当然奋起抵抗，历尽千辛万苦，最终打败了日本鬼子。如果日本不趁火打劫，反而雪中送炭，投资支援中国建设，想必双方会在“二战”中获得更大利益。不过，真要如此，那就不是日本人，那是白求恩。

闲话少说，咱们继续说“大东亚共荣圈”。

两者结盟，首要条件，就是互信。这很容易达成，双方可以约定：日本全力发展海军，陆军限制在一定数量以内；中国全力发展陆军，海军造舰船也受到一定限制。这样一来，双方自然没有能力攻击对方，也就初步达成了互信。

然后，是利益。我们都知道，社会的发展，一切靠的是利益驱动。结盟也是如此，没有共同利益的盟约，是很容易破裂的。这个，实现也不难。双方的组建的军队，决定了进攻方向。日本海军强，自然向东南亚展开攻势，扩展其在太平洋上的利益，甚至在可能的时候，谋取澳大利亚；中国陆军强，自然向陆地扩张，中国的利益在西伯利亚和中亚。双方最终可以在印度汇合，将势力扩张大印度洋。从而实现“大东亚共荣圈”。

说白了，这就是画饼充饥。然，这个大饼实在是诱人，日置益看到这个前景的时候，两眼都能冒出光来。虽然，日置益知道，吞并澳大利亚，把势力扩张到印度，都不大现实。但是，如果得到强有力的支持，把东南亚划为日本的势力范围，还是很有可能发生的。

日置益的猪头人形象，看久了，也就习惯了。按面相来讲，日置益属于那种“面带猪像，心中嘹亮”的人。也是，连《二十一条》这样，显失公平的霸王条款，都能让袁世凯签下来，这厠自然也不是一般人。不过，个人能力再强，你也强不过形势。日本的强国之路，有两条：海洋与大陆，非此即彼。现在，日本国力有限，没有办法吞并我方，合作也就提上日程。有这个基础在，“大东亚共荣圈”的内容，就实际多了。这和传销、骗术的原理是一致的，都是利用人的贪婪。事实上，只要你动心了，自然就会越想越多，上当受骗被忽悠。

我与日置益相处融洽，共同语言越来越多，眼看要把日置益培养好的时候，日置益与顾维钧的谈判却陷入了僵局。这不是哪一方的责任，而是双方造成的。谈判这东西，虽然很复杂，其实，就是一场比较正式的砍价。

起初，日本政府的政策未定，日置益想拖时间。所以，每天只在下午谈判，时间四小时，星期日还要休息。日置益在谈判时，也穷源溯本，慢慢拖。于是，一个责任问题，就谈了十七天。所以，日置益每日都有充足的时间。隔三岔五，就会到我这里喝茶。

后来，日本政府在大阅兵，及稍后的系列演习中，了解到国防军的实力。从而，使日本政府在连续几天的争吵之后，初步下定决心，倾向和谈。于是，双方的进展加快了许多。都知道夜长梦多，谁也不想有意外发生，配合默契。一些不重要的问题，就一带而过，差不多就行了。

这时候，日置益与顾维钧争论的焦点，就集中到了赔款上。

日方认为，“既然，青岛冲突是由于国防军的误会产生的，国防军就应该负起责任”。而且，日方狮子大开口，提出了一个惊人的数字——“一亿日元”——快赶上马关条约的赔款了。

中方自然不可能同意，中方也有自己的看法，核心内容就是，“一分也不应该赔”。

日置益叫嚣着战争，说要全面封锁联省、全面战争云云。这个威胁，其实没有任何意义。中国没有远洋运输船舶，对外贸易，都是通过外国的商船运送——主要是美国船，董氏（美国）又在其中占了很大比重。所以，封锁实现的可能性很低。而全面战争，更不现实。

顾维钧则宣称，要建一百艘潜艇。全面封锁日本。这也是瞎扯。安庆造船厂是有五艘潜艇，在德国工程师的指导下建造。但是，一百艘的话，欧战结束，我也造不出来。

双方各不相让，谈判陷入僵局。

这时候，调停人就从中斡旋，希望双方各退一步。如此巨额的赔款，自然是无稽之谈，我方无论如何也不会赔偿的；但是，日方蒙受了相当严重的损失，如果没有赔款，实在是难以达成协议。所以，美国公使芮恩施就提议，我方象征性赔款，以了结冲突。

这样原则性的问题，顾维钧自然不敢作主，问题便交到了我这里。

我也有些犹豫，从法理上来讲，中国自然无须赔款，甚至可以要求索赔。然而，这世界上的条约，古今中外，都是按照实力签署的。所以，我不是犹豫这个，我考虑的是将来。

镇南关大捷，对满清的历史评价，可是历历在目——“不败而败”、“卖国贼”，可都不是什么好名声，我还没有做好“遗臭万年”的思想准备。而且，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名声的重要性，也是不言自明的。中国的未来，必会是一个民选政府，这是板上定钉的事。背负着如此的名声，自然对我未来的选举大为不利，这就是实质问题了。

而我如果断然拒绝日本的无礼要求，是很容易把自己打扮成民族英雄的。

如何选择，这是一个问题。

＇注＇：今天写书，忽然想起“有日本人说，没有败给中国人，是败给美国人的”，当时，心里多少有点不舒服。今日突然明白了，该人纯粹是狡辩。自古以来，中国兵法就提出了“天时、地利、人和”的概念，利用一切有利条件，打败敌人，才是最终目的。我国那时候，的确很落后，但是，中国在实力如此悬殊的情况下，仍然能够战胜对手，这是中国智慧的体现，是一场伟大的胜利。今天，我们要记住，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先辈所付出的牺牲。同时，也要记住“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

PS：要是日本人都是这样不能承认失败的垃圾，我们就不必再担心日本了。再有人这么说，我们可以嘲笑它弱智，实力差距这么大，还是失败了，真是白痴加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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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39章

我是爱国的，我告诉自己，如果国家需要我，为之作出小小的牺牲，我会马上去做，我从来不买日本的产品。

我是爱国的，如果国家需要我，为之战斗，我明天也可以去抗枪。

我是爱国的，哪怕国家需要我献出我儿子的生命，我也会毫不犹豫。。。。。。。。。。

立刻去认个干儿子……

不管怎么说，我也是爱国的。

然而，要我背这么个黑锅，就算我已经做了半天的心理建设，我还是觉得不爽。

顾维钧真是不会办事，年轻人要勇于承担责任嘛，这样的事情，自己作主也就是了，我也不会怪你的。什么事情，都推到我这里，让领导怎么想你呢？

转念一想，我不由呲笑出声，顾维钧，那是什么样的人，会对我忠心耿耿，积极主动替我背黑锅？

如果没有我的话，顾维钧会借未婚妻张氏的力，出国留学；然后，抛弃未婚妻张氏，转而娶了唐绍仪的女儿，走上从政之路；妻子死后，又娶了个富婆，收进了500万英镑的随嫁钱。这么一个聪明人，怎么会为我背这个黑锅。年纪轻轻，顾维钧已经作到联省外交司长，未来几十年里，更进一步，也不是什么奢望，他怎么会坏了自己的名声？！

迁怒，这绝对是迁怒！

……

恼怒过后，问题依然存在。

日本遭到这么严重的打击，如果连象征性赔款都没有，绝对是不可能接受的。

在日俄战争胜利后，签署的《朴次茅斯和约》中，日本没有获得民众预期的巨额赔款，结果导致了“日比谷烧打事件”——失望的东京民众焚烧了日比谷公园附近的内相官邸、外相官邸、国民新闻社和派出所。首相桂太郎也受到了暗杀的威胁，以致去小妾的外宅寻欢时，不得不由军队开道护送。后来，桂太郎内阁以倒台告终。

如果，日本这次签署的和约，连象征性赔款都没有。胆敢支持签署条约的日本内阁成员，等待他的，必然是，日本“爱国志士”前仆后继的“锄奸”行动，而不仅仅是“暗杀的威胁”。日本是绝对不可能，接受这样的条约。

从开始，我就知道，象征性赔款，是我不得不支付的。

所以，当这个要求，送到我这里后，我更为不满的。

在欧战中，日本的外债由19亿日元降为16亿日元，对外债权却由8。1亿日元猛增到43。7亿日元。注意，这只是外债的变化，日本国力的增强更是十倍于此。

而联省对此早有准备，改革农业生产，大力投资工业。从归来的那一刻起，从国内，到美国，再到安庆，我们兄弟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可想而知，联省从欧战中获得的收益，必然会超过日本。要我会放弃？我舍不得，我怎么可能放弃？！

这么大的利益，由不得我不低头。然，要赔款给日本，我怎么想，怎么不舒服。

10月23日，顾维钧与日置益签署了名为《中日青岛和约》。剥去那些华丽的辞藻，核心意思有两条：日本承认中德之间的约定，日方不干涉青岛问题；中方为其间冲突负部分责任，赔偿日方损失500万元——约合日元300万。

日本要求的赔款并不是没有依据，日本损失的舰艇，就价值超过一亿元，加之，七千余人战死/失踪，要求的赔款一亿日元，也不是没有道理。然而，联省作为战斗的胜利者，虽然还没有赢得战争，却也绝对不会按价赔偿日本损失的。归根到底，这只是象征性赔偿。

我指示顾维钧，面子已经没有了，里子多一点儿，是一点儿。所以，对于日置益提出的500万日元的赔偿，顾维钧借口是中国赔偿，应当使用中国的货币，当然，500这个数字不错，就不用改了。生生把赔款改成了300万日元——顾维钧如果去菜市场砍价，一定是把好手。

这段日子里，我与日置益初步达成协议，秘密约定：如果军政府能够统治中国，双方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结为同盟；同时，我将给予日本贸易最惠国的待遇。

这东西，只是个意向，没有具体的条件，双方默契于心，约定到时候详谈。

几天后，日置益前来与我告辞。我再次请他喝茶，这次是武夷大红袍。我诚挚的对日置益的安全，表示了关心。日置益看了看我诚挚的表情，笑着感谢了我的关心。当然，日置益的笑容有点儿苦涩。

《中日青岛和约》的详细内容，传回日本国内以后。日置益在日本国内就出了名了，可以说，家喻户晓了，无数的人声称要“讨灭国贼”。所以，日置益签约后，短期内，是不准备回国了。此次离开安庆，日置益会到北京去，接替小幡，与袁世凯谈判。我私下揣测，如果日置益不能狠宰袁世凯一刀，后果勘忧呀。袁世凯恐怕要提前签署《二十一条》了。

在我的预计之中，《青岛和约》签署后，我将受到非常大的舆论压力。然而，《青岛和约》在议会内没有任何阻力，一次就通过了；社会舆论，也对我出乎意料的宽容。《安庆日报》就不说了，民主党的机关报，自然不会对我过于严厉。就是《申报》、《安徽时报》，对我也没有意料之中的批评。反而，觉得我干的不错，《青岛和约》是个基本公平的条约。过了一段时间，我才回过味来。现在的中国，被人欺负数十年，早就没有了泱泱大国的架子。中国人对政府的期望，是很低的，所以，我签了一个在后世，足以称之为卖国条约的东西，时人却觉得，我干的不错。只有我却对此耿耿于怀，不能释然。

于是，不和谐的声音也就愈发刺耳了。批评的声音始终是存在的，北京、广州，以及安庆本地，都有。只是，在联省范围内，并不是舆论的主流。在北京，大肆批评的声音，只持续了不长时间——日本提前完成了《二十一条》，目前正逼着袁世凯签约。可以预计，这份条约，要比《青岛和约》严厉许多许多，袁世凯不能不给自己留条后路。

在安庆彬彬有礼，很有涵养的日置益，却在北京厚颜无耻的对中方谈判代表陆成祥说：“目前的世界危机，将迫使我国采取影响深远的行动。当一个珠宝店着了大火的时候，要住在珠宝店附近的人，不去拿几个珠宝，是办不到的。”

只有广州的批判之声不绝，大有一浪高过一浪之势。找死，还没有接受教训，看我怎么玩死你。

1914年8、9月间，孙小山接受了田中义一的大笔款项，在广东组织了护国军，准备北伐。其时，国防军正与日军对峙青岛。所以，国民革命党内部也有分歧，广东都督陈炯明坚决不同意。因为这种种原因，北伐并没有成行——我以为，“中日之间，最终没有开战，国防军分毫未损”，也是重要原因。

1915年年初，联省议会组织了特别法庭，根据此事，要求孙出庭受审。在孙拒绝出庭，并拒绝派辩护人为之辩护的情况下，特别法庭缺席判决孙叛国罪名成立。联省据此，要求广东政府交出孙。孙被迫出走香港，辗转前往日本——我总觉得孙与日本有勾结。

1915年2月，袁世凯在百般挣扎过后，终于签署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

说起来，北京政府袁世凯这两年的境况，可不是很好。二次革命战败后，袁世凯拟定了一个庞大扩军计划。然，北京没钱。北京政府并没有建立起一个行之有效的管理体系，各地政府基本就是前清政府的延续；善后大借款到手760万英镑，合8400万袁大头，在二次革命中花的差不多了。历史上，北京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交通部，也就是铁路。但是，现在重要的铁路，大都掌握在联省手里，联省要从中分润多一半。可以说，北京命脉实操于联省之手，我自然不会让北京有多余的钱款整编军队。尽管我没有向北方进攻的意思，但袁是不会把命运寄托在别人身上的。这一年多来，北京政府是靠着关税支持，重新编制武装了12个师、16个混成旅的军队。北洋军编制人数少，一师仅一万二、三，一混成旅六千多，总共不过二十四、五万。然，关税不是控制在我手里，就是控制在英国人手里，洋主子的脸色很难看的。

强迫国会选举自己成为总统后，袁害怕国民党与联省勾结，迅速解散了国民党。只是迫于联省的威胁，袁没有解散国会。但由于国民党议员被免职，国会不足法定人数，已经陷于瘫痪状态。然而，没过几个月，袁又后悔了，联省与国民党闹翻了。

再后来，日本在青岛没有达成预计目标，便把注意力转向了东北和北京政府。日本用支持称帝来引诱袁世凯，提出了企图独占满蒙的《二十一条》。客观地说，袁世凯此时是极需要外国的支持的，袁世凯也是很想称帝的。但《二十一条》实在太苛刻了。袁试图在外交上做出努力，形势却已经不同了。

1914年年中，日本的财政状况十分糟糕，欧战开始后，贸易中断，更是雪上加霜。这时候，各国的一致要求，是日本政府无法不加以考虑的。然后，国防军的大阅兵，在日本引起了很大轰动。日本对中国的情况是最关心的，中国是它唯一可能的殖民地。日本报纸连篇累牍，对阅兵和演习进行了跟踪报道。稍后，欧洲庞大的农产品和军用物资需求，使日本的财政状况大有好转。日本政府却限于自身实力不足，不得不与我和谈。而北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