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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清朝当皇帝-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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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让俄国抬不起头的是在连续一个月内跟两个国家签订了两份停战协议，与英国签订停战协议赔了巨款。与中国签订停战协议割了2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至此，中国与俄国的边境线重新划分，东起尼古拉耶夫斯克西至新西伯利亚。
大片的国土回归，使得中国的常规陆军更显得不够用。而大清如今采用的还是当时比较流行的职业军人制度，而后世较为流行的服兵役制度并未推广。
逐鹿东亚 第九十九章 货币改革
到了十月中旬的时候，终于在得到俄国巨额的赔款后，英国兑现了支付大清1000万英镑的承诺。坦率的说，英国人经过这次中英缅甸战争之后，对中国人是恨之入骨。关绪清手握1000万英镑却买不到英国任何东西，这不由使他非常的头疼，但是用英镑去买德国、美国的货物肯定会被他们赚取相当多的差额。所以大清的货币改革迫在眉睫。
可是要实现货币的改革还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如今各地督抚都通过“火耗”、“厘金”赚取老百姓的钱，填满自己的腰包。所以货币的改革一定程度上是损害了各地督抚的利益。
“火耗”起源于明代万历年间，张居正实行一条鞭法后，赋税普遍征银，百姓所缴的银子由于纳税量不太多，大多以小块的碎银为主，各州县衙府汇总上缴国库时，要将碎银熔炼成大块，在碎银熔炼过程中发生的损耗，州县官吏要求百姓补足，于是在应缴税银之外，纳税人还要多缴一些，这多缴的部分就叫“火耗”，用来补偿熔炼碎银损耗和运输费用。
按照碎银熔炼损耗规律，一般损耗率在1％2％左右，而州县官吏却大肆多征，每两加耗到二三钱，附加税达到正税的20％30％，有时更高。清初，征收火耗比明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康熙年间各省征收火耗一般省份达到30％。
至于厘金，则是另外一样害民的东西。厘金起源于咸丰于江北大营筹措镇压太平军地军饷。当时清廷根本没有多余钱支付军费，而清朝早在顺治年间就定下“永不加赋”的铁律。
于是当时朝廷官员就想出一招，在各地设局劝捐。说是捐款，其实就是一种变相的加赋。
全国局卡总数有二千二百三十六处之多。局卡既多，用人亦滥。厘局差事最优，厘局薪金不多，主要是靠侵蚀朘削而得此巨款。得一厘差，每年可获万金或三、五千金不等。官场中竟有谓“署一年州县缺，不及当一年厘局差”之语。
而在同一地区不但捐局系统庞杂，而且厘捐名目繁多。以江北为例。抽捐机构有江北粮台、江南粮台、漕河总督和袁甲三军营四个系统，由扬州至淮安不过三百里路程，中间设有八个厘卡；苏州至昆山不过五十余里，竟有四处收厘卡。
捐务名目各有指捐、借捐、亩捐、房捐、铺捐、船捐、盐捐、米捐、饷捐、卡捐、炮船捐、堤工捐、板厘捐、活厘捐、草捐、芦荡捐、落地捐等等。甚至江南、江北军营各自为了争夺饷源，还发生越境设卡抽厘的纠纷。
厘捐如此繁重，既阻碍商品流通，又抑制了生产发展。同时。由于厘金中商税完全出自华商而不及外商，所以这一制度阻碍着土货市场上的流通，有利于外国洋货的倾销，从而加强了洋货对土货的竞争能力。
改变了货币制度之后，如果不再用银子作为主要流通的货币，那么火耗就没有了。减轻了百姓的负担，可是却让各地督抚少了一个抓钱的工具。
对这些当官的的确是个不小的打击，清朝本来对朝廷官员的俸禄就给的比较少，但是仍然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样的民间说法，可见在其他地方官员的腐败。如果没有其他政策相应出台，而贸然退出更改货币制度的话，真不知道会闹出什么乱子，所以关绪清还是决定在退出货币政策的同时给全国公务员加薪！而厘金则直接取消。
关绪清用了一个看上去非常简单明了的办法，大清银行退出纸币十银元、二十银元、五十银元、一百银行、五百银元、一千银元。
百姓可以用银子去各地大清银行兑换纸币，兑换比例按照一两银子兑换十银元。而市面上之前流通的铜板同样不得再用，取而代之的是新造的一元的硬币。
由于百姓去大清银行兑换纸币时有许多碎银子，关绪清按照一分银子九分铅的比例制造出一元的硬币。
有了英国的1000万英镑作为外汇储备，币制改革也相当的成功。有了新的币制，国内就可以形成单一货币的流通市场，不用像以前，这个省用毫洋，那个省用半开、银角子。统一的货币对商业发展有很大的作用，可以将国内市场更好的融合在一起，而国家掌握了货币的发行权，对于国家经济的调节能力也就更强了。
国家推出了纸币，百姓都用纸币交税，不用再借口“火耗”多收钱了。这条政策出台之后，引起了全国百姓的共鸣，各省的大清银行都出现了挤兑的情况。一夜之间各省银行内银子都堆成了山，印出的纸币一时之间都在全国风靡地流动开了。
不过当时的传播渠道实在太过单一，初了衙门口的告示，各种报纸之外。并没有广播、更没有电视，许多乡下地方都不知道出纸币这样的事情，仍然使用银子也是有的。或者有的不知道一两银子兑换十银元纸币，被同乡用十两银子兑换十银元。
在部分地方也闹出了一点事情，不过总体来说这次货物改革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百姓也看到了政府在为他们办实事，有的时候百姓是很容易满足的。
在当时来讲，只要吃的饱，穿的暖就没有其他的要求了。
而在关绪清看来，这还远远不够。他需要的可能……甚至……是整个世界！！
任何国家的政治经济改革，固有的社会意识形态总是最难被改变的，也是阻挠改革措施的根本所在。
简而言之，就是民心决定改革的成败。日本明治维新之前，吉田松阴、长井雅乐、高衫晋作等人已经为日本民众作了十几年的思想准备，更远的甚至可以追溯到在日本流传了一百多年的“兰”学，日本德川幕府虽然也以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而文明，但他们又异常地提倡荷兰人带进来的西方知识，日本的士族阶层纷纷用荷兰语来研讨欧洲近代的天文，地理，医学等新兴学科，并由此了解到西方世界的发展，这就无怪于明治维新水到渠成。
反观中国历史上的戊戌变法，真正具有改革意识的只是上层的那一小撮人，还不具有统治地位，而民众仍然是懵懂无知，也就无怪于像闹剧一般，只维持了百天便惨淡收场。
后来的辛革命也是一样，从鲁迅的《阿Q正传》等文学中就不难看出，这又是一次上等人的革命，所以它没有能够改变中国。
其实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人都知道社会变革是要有思想作基础的，戌戌变法前，维新党人也曾在全国各地的草堂讲学，《海国图志》、《盛世危言》、《瀛寰志略》等书的出版也不可谓不振聋发聩。
但他们错误的估计了自己的困难，从后世流传的一些史料可以看出，不论是康有为、梁启超还是孙中山等人都有师法日本人的痕迹，而举凡改革措施也多与日本作比较，殊不知日本多大，中国多大，日本也许只用民间有识之士十几年训导之功，便能幡然觉醒，而中国这般春风化雨只怕最少要上百年时间，更何况中国是站在封建制度顶峰的国家，中国地封建教育也是世界上最完善、最彻底。
这就更加深了通过文化思潮促进民族觉醒的困难。后世的很多人悲哀的发现，要想在中国掀起像法国大革命前那样的启蒙思想运动几乎是不可能的。
中国的人实在太多了，因而就更加难得齐心，很难有一种东西让所有人都关注，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要想让中国百姓自觉的觉醒，只有靠战争，把他们*到面临生死存亡地境地。如果没有北伐战争、土地革命、八年抗战、解放战争这样连续数十年的战争，也不会有新中国建立时那么高的人民觉悟。
这就是这个民族所谓的劣根性。
不过，这同样反映了这个民族地一个优点，那就是对国家的认同，这个数千年文化思想从来没有出现过断代的民族。对国家的认同超出任何一个外国人地想象。
在西方国家，很多优秀的人才受聘于其他的国家，有时甚至与自己的祖国为敌，这在他们眼中是可以原谅地。甚至因为他们的职业*守而得到赞扬，但在中国这样的事情永远不可能发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或许是这个民族最好地写照。
关绪清采取地政策与结论略有区别。毕竟，进行那样一场颠覆性地战争，代价实在太大了。关绪清只需要人民都体会到危机感就够了。真正的觉醒还是靠国家机器推行地教育来完成。
换作其他任何一个封建帝王。都不会像关绪清这样热衷于民众的觉醒。他们永远把巩固自己的统治摆在第一位，而“上智下愚”是他们信奉的经典。
正因为关绪清特殊的经历不可复制。所以他的改革也是不可复制的，即便历史重来一遍，没有这样一个人的出现，中国也不可能奇迹般地崛起。
逐鹿东亚 第一百章 五年计划
光绪十二年十二月，在关绪清的要求下，以恭亲王为首的内阁递上了《统筹规划五年邹议折》，虽然新政在关绪清的潜移默化下已经实施了好几年，但真正作为文献、系统地出现，这是第一次。所以后世的史学家，也把这道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领域的奏折作为“光绪改革”的起始文献，虽然它只能算作一篇五年计划。从这一年起，中国正式进入了“光绪新政”时期。
所以第一个五年计划，除了推行六年义务教育，像明年光绪十三年，接受六年义务的省份将再扩大九个省，分别是：越南、越北、缅甸、台湾、河南、山西、陕西、吉林和黑龙江，还有就是降低成人的文盲比例。这个关绪清打算靠近几年清华大学的毕业生来推行，借机也可以扩大清华大学的群众基础和影响力。
关绪清的计划是，通过这五年时间，把识字率提高到30％本完成在全国所有省份内的基础义务教育普及。为此，他甚至强硬地把教育经费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提高到20％以上，并且硬性不管出现什么情况。教育支出都不能低于这个比例。
而地方省、府、县各级财政也都必须严格按照这个比例执行，吏部将把教育推行列入官员的考核范围内。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相信这在不管哪个朝代都不会过时，而在清华大学一批接着一批的大学生毕业后，就想春天的种子一样在各省播下，希望将来能够满地开花。只有国民素质的提高，国家才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才。
在加大教育投入方面，关绪清还想到了后世地一些方法。像建立非义务教育成本分担机制及贷款机制；重构税种，征收教育税；发行教育彩票；发展各类民办学校和私立学校。关绪清打算采取的是第一条和第四条。当然这并不是说第二条和第三条措施不好。
征收教育税这在西方早已有之，像美国有28个州设教育开税种少的有12种，多的设几种源。这不仅有利于足额征收教育费用，而且有利于教育经费的逐年稳定增长。但在中国。几千年私有制文化的熏陶下，百姓对税没有多高的认识，在他们看来，轻徭薄赋的就是仁君。
征收重税的就是暴君，要想改变对税地错误认识，决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而在中国，要想维持国家的凝聚力。
统治者的个人声望是一件很重要地事情，尤其是人民已经开始觉醒的时候，关绪清并不打算为了教育税而破坏好不容易重新建立起来的政府形象。
同理，发行教育彩票暂时也只可能是镜中影、水中月的事情。虽在整个国家教育投入不足而财政压力又很大地背景下，发行教育彩票是一条可行的投入渠道。
像后世英国每周彩票售额已达1亿英磅，美国仅德克萨斯州的年彩票销售就达到32亿美元。美国有13个州部分或全部把彩票收入投入到教育中。加利弗尼亚1美元的彩票就有34分用于教育。发行专门地教育彩票。能更好地吸收利用社会闲散资金。发展教育事业。是远比那种希望工程要好的多。
所以关绪清只能把扩大教育投入的希望寄托在另外两条措施上，好在这两条都十分切合中国的国情。
建立非义务教育成本分担机制及贷款机制，就是国家把主要的投入放在义务教育上，而非义务教育在明确国家担负一定培养费用的情况下，按照“谁受益，谁承担”和成本分担的原则进行收费。
考虑到高等教育成本甚高，保证受教育机会平等原则及百姓的实际承受能力，最后关绪清把大学的学杂费定在了占培养一个学生总经费成本的5O％～65％这个范围内。
对于特别困难者，国家通过建立学生贷款、奖学金等多元化资助体系保障有才华但家境困难的学生顺利完成学业。这正是国际惯例。如美国执行“学费折扣”，对那些不能负担全部教育费用的学生提供教育资助。
澳大利亚从1989年开始正式实施‘高等教育献方案‘的学生资助政策和澳学助学金。
除了加大教育方面的投入，教育的规划也是这次五年计划的重中之重。
首先，是确定教育经费分配的问题。一般来说，国际上教育经费分配的变化是与经济、教育发展变化相适应的。经济、教育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以义务教育（一般指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初中阶段）为重心。
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转向发展中等和高等教育，教育经费分配也相应调整。曾满超在《发展中国家教育成本研究》中指出：“发展中国家初等教育公共经费占整个经费的一半，中等教育占13，15。这种公共教育经费的分配情形是稳定国家投资主要用于普及义务教育，年义务教育占总经费的59％，开设私立学校。集聚民间财力加以实现。这对一切教育经费短缺而又奉行“追赶战略”的中国来说，不无参考意义。
自亲政以来，关绪清对教育方面地投入，主要集中在建设大学上面。这种“精英教育”与关绪清迅速聚拢一批有用之才，以进行社会经济政治改革的愿望是分不开的。
不过受到关绪清重用的容闳对这样的教育政策很不以为然，在他看来，这样或许能很快把一些接受过教育的人转变成新式人才，但没有基础教育，就等于断绝了这些人才的源头。这无异于拔苗助长，最终也会得不偿失。
所以在他的主持下，礼部拿出的教育方案，把六年义务教育列为教育经费投入地“重中之重”。
教育经费应向义务教育倾斜。进一步强化政府在义务教育经费负担方面的责任和行为。户部财政应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扶植力度。既要提高义务教育在总教育经费的比例，也要提高学生平均经费水平。
最后，这份计划定下初等教育占总教育经费地70％左右，非义务教育阶段的经费。逐步建立政府、社会、家庭、个人合理分担的机制。高等教育扩大学生、家长，对教育成本的分担力度，增大高校自筹经费地比例。
如果第一项是出自关绪清重视教育的本愿，而儒学精通的内阁官员也都能接受的话，第二项无疑就是军事规划。
光绪七年以来，军事上的投入就占到了大清财政收入50％以上，这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是罕见的，就算那个与大清一衣带水、整条叫嚣着穷兵黩武的“邻邦”也没有达到这个比例。还有就是现在险峻地国际形势。
关绪清手下这些内阁大臣人品道德各异，也不排除有私心的，但论起能力都可谓是一时之选，尤其在与列强打交道上。都是经验丰富。
如今英、法、俄三国是彻底得罪了，虽然短期内占尽了便宜。但是将来如何还真不好说，能够仰仗的德国和美国，一个空有天下无敌地陆军。却受困于欧洲群雄，还无力把触角伸到遥远的远东，而另一个则空有世界第一的工业实力，却没有与之相匹配的军事实力。同样在关键时候帮不上忙。所以只有自身强大了，才可以傲视全球。
所以对军事上规划可以说是这份奏折中最详细地了。
首先是在保留现100万常规的职业军人之外，再增加100万预备兵。由国内18至20岁的适龄男子来服兵役，周期为两年。特别优秀者可以转为职业军人，这支预备兵负责内陆大多数城市的二线防卫。像大清这样纵深极大的国家，有两道防御线应该讲就可以相对稳定点了。
为此还将在原来的基础上，将陆军院校增加到五座，分别是云南武备学堂、西北军事大学、黄埔军官学校、保定士官学校和京师陆军学院。
其中，京师陆军学院由于在京师附近不便于*练（主要是炮兵训练经常把城里的官员给吓着了，引得群情激奋），将搬往上京奉天。至于海军院校也将增加一所，除了原来的福建船政学堂和位于吴淞的江南水师学堂，再增加了天津北洋水师学堂。除此之外，规划还预计在此期间仿效西方制定出第一部《兵役法》，正式确定义务兵役制。
除了军队体制的完善，国防设施的建设也是这份计划的重要内容之一。
海防方面，大清水师北洋舰队将以渤海海峡为防御重点，威海烟台、旅顺大连两大海军基地将得到扩建，光旅顺的炮台就预计增加两百多门克虏伯海防炮。
扩建后的两大基地都将成为亚洲乃至世界首屈一指的坚固要塞。这样就形成了护住心脏的两个拳头，在没有打败这两个拳头前。任何舰队都不敢深入渤海攻击北京这颗心脏。
而实际上，只要防卫要塞地陆军不犯甲午战争那样不战而逃的愚蠢错误，又或者像俄国军队那样孤立无援，这两个要塞几乎是不可攻陷的。此外，大清水师还得到了原属南洋水师的镇海炮台，这里将成为大清水师远洋作战的训练基地。
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大清水师将纵横驰骋在东海乃至西太平洋上，目的自然是震慑英法的走狗日本。
而大清水师之南洋舰队的防卫重心则是台湾海峡。马尾、澎湖、基隆三位一体地防御体系足以屏蔽整个台湾海峡，这三地原本就有岸防炮台，这一次不过是把它们变成综合性的海军基地。它们的作用不仅仅是防御列强由此北上，还可以掐住日本的脖子。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日本地生命线上，台湾海峡都是重中之重。
越南省西哈努克湾的军港建设也会在三年内完工。到时，大清南洋舰队就可以深入到北纬10度以南，直接威胁英国统治下的马来亚或许现在看起来中国还没有这个实力扼取两地。但或许在将来地某个时候，这种威胁将成为平衡局势的一个重要砝码。
当然，这样的作用是不足以说服人的。所以西哈努克港在建成后几年地主要作用还是为海军远赴南洋训练提供一个基地。本来关绪清还打算在缅甸毛淡棉修建军港。
但被彭玉麟、李鸿章等人劝阻了。现在通行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钥匙还把握在英国人的手中，舰队想自由通行只怕不是一件容易地事情。
而且关绪清也考虑还是不要过份刺激英国人，否则说不上哪天英国议会就会发布些什么中国威胁论之类的文章，或者直接对缅甸用兵。
至于陆上防卫方面，也是一南一北两大重点。南线是缅甸，好不容易把缅甸收复，就是要把它变成中国内陆地一道屏障，所以它地防卫自然要好好谋划一番。
好在缅甸与印度交界的地区是由高大地若开山脉和深不见底的钦敦江河谷组成，这里是广袤的无人区，仅有两条道路可以通行。
一条是从密支那出发经达加邦、欣贝延到达印度的的迪布鲁格尔，这条是茶马古道的原路，而在它南面的那条道路，是从曼德勒经葛礼瓦到达印度的锡尔杰尔。所以兵部拟定的奏对便是在印贝延和葛礼瓦附近的山口修建两座关卡，只要控制住了这两条道路，就等于控制了英军从陆上进出缅甸的大门。
而北面的防御就不像缅甸这样简单了，相比漠北和西北的旷野千里、无遮无拦，东北还算有险可守，况且不论是作为满族的龙兴之地的政治地位，还是其潜在的经济地位都不是西北和漠北可比，所以北面的防御重点就放在了东北。
只是一年之间要上冻数个月的黑龙江和乌苏里江远不能成为阻挡俄军的天险，而平坦的东北平原正是俄国哥萨克骑兵自由驰骋的疆场。
东北的防御是个综合性的措施，除了大范围堡垒要塞的修建，还要大规模的移民到这一地区，实现藏兵于民的战略。
进兵俄国时大清铁骑一路高歌猛进，其实相反的将来的某一天如果俄国回过来也对大清来这么一手还真是不太好防御，所以在背面大清的防御是最让关绪清头疼的。
夺回这片土地，不说别的，就为了东北这个世界级的工业基地。东北是世界上少有的，煤、铁、石油、有色金属储量都很丰富的地区，它还有广袤的黑土，能提供大量的农产品，而且它地靠沿海，周边有大连、海参威这样的良港，海运便利，地势又平坦，修建铁路和公路都十分便利。然而这样一个天赐的工业基地却时时刻刻处于别人威胁之下，这怎么不叫人恼火。更何况外兴安岭以南地区的黄金储量可是后世整个中国的四倍以上，在现在实行了金本位结算后，这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吧。
所以，不论多艰难，要付出多少代价也一定要把已经夺回来的土地守住。
至于军事装备方面，九大兵工厂将逐步脱离各省各督的掌握，划归到工部的治下，而各个兵工厂也将开始实行独立核算，也就是说以后要换什么装备，都得拿钱来买。而要买哪一家的武器，那就看谁的东西价廉物美了。这样做自然是为了提高各兵工厂的能动性。
在用迫击炮和手榴弹的技术同克虏伯再换了一批设备，金陵机器局和汉阳兵工厂终于有了点小克虏伯的样子，或许是德国人为了照顾他的奥地利盟友，又或者出于其他目的，德国人在征得大清的同意后，向奥匈帝国开放了迫击炮和手榴弹技术，而关绪清当然不会介意奥地利人帮助中国在北方再建立一家兵工厂的诚意，毕竟奥地利波希米亚的斯科达兵工厂可是与德国克虏伯齐名的存在。最终，奥地利人选定的是山东机器局在山东聊城的一处厂房。
这样，大清就拥有了三家亚洲一流、在世界也排得上二流的军火工厂。汉阳兵工厂已经开始研究大清的第一代步枪，参照物自然是新军使用最多，技术也了解最深的老毛瑟，只不过德国人正在研究毛瑟。关绪清授意汉阳兵工厂总办蔡勇不妨与德国人联系联系，看能不能学习到些最新技术。至于金陵机器局，据说正在仿造马克沁机枪，历史上中国仿造的第一挺马克沁机枪诞生于1888，应该也为时不远了。
未来五年，陆军的装备就以统一制式为主，中英战争期间，关绪清已经深刻体会到使用“万国牌”武器给后勤带来的巨大负担，兵部几乎是用了与作战部队相同的后勤人员去配给各种不同型号的子弹和炮弹。
而且不同制式的武器也加大了指挥人员的指挥难度，这在火力协同的时候尤其明显。所以这份由兵部制定的计划中，强烈提出了这个问题，并拿出了解决方案，轻武器方面，如步枪、机枪、手榴弹和迫击炮这些已经能够自制，挑选好一种型号后，接下去的问题不过就是扩大产量，难度在于火炮的选择，兵部倾向于价廉物美的格鲁森炮，关绪清则更喜欢后世赫赫有名的克虏伯炮，最终双方妥协，在小口径的行营炮和山炮上采用格鲁森炮，而在大口径榴弹炮和加农炮上则采用克虏伯炮。
毕竟在中英缅甸战争时期，新军使用的美国装备弹药补充太困难，西南集团军
使用的清一色德国装备补充起来就比较方便。后来又有缴获的英式装备打完就打完了，根本没地方补充。
而军备的统一也使得将来的战争中不会再出现这种情况了。
逐鹿东亚 第一百零一章 俄国的报复
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1月，中英缅甸战争、中俄西伯利亚闪电战已经渐渐的散去。国民讨论的重点都是最新颁布的五年计划，和最新的服兵役制度。
不过这些似乎都无法破坏关绪清立刻把这个国家转入发展中来的心情。一道道旨意、接二连三的人士任命从职能上已经转变为内阁地南书房中发出，显示着这位十七岁皇帝地决心。现在地形式实在太难得了。
从世界范围看，虽然越南、缅甸两场战争彻底得罪了英法这两个帝国主义大佬，可以想见，在未来的日子，这两大殖民帝国必然会千方百计遏制中国地发展。
比如在西藏、缅甸搞出一些小动作，全力支持日本发展等等，但正如那句名言所说，这个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从这个角度上讲，通过这两场战争，中国起码获得了与英法对等谈判的资格，其它殖民主义国家在窥伺中国的时候也会首先掂量一下，而不是始终把他看作是一块喂到嘴边的肥肉。
这样的转变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外部压力的沉重与否，决定一个国家政策倾斜的角度，是军事还是经济。
而有了平等的地位后，才有了开展外交合作的可能性，这从战后与德、美签订的一系列条约中便可以看出。大清全面接受德国、美国的资本和产品，使得两国获得了一块庞大的资本输出地和产品倾销市场，而中国则获得向两国部分生产技术支援、在两国资金支持下金融财政改革以及全面派遣留学生等帮助。
这样看上去似乎是中国吃了亏，不过看问题应该看到实质。任何一个一穷二白、封闭落后的国家要完成文明开化的转变，都离不开先进国家的帮助，正如日本之与英国，新中国之与苏联，所以付出适当的代价是必须的。
而与英法这两个手握大量资本却不乐意改造本国产业的国家不同，这个时期，德、美两国的工业都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大量的资本都在国内消化了，向海外输出的不过是微乎其微的一部分，这样规模的资本输出不但不会阻碍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相反还会提供技术上的帮助，这就像一群羊会把草全部啃光，而两三只羊却会让一片草地更加肥美。
至于说产品倾销，且不说两国与中国都隔了半个地球的距离，不论是从汉堡把货运到缅甸仰光还是从洛杉矶把货拖到上海，这个运费都是相当惊人的，要知道这个时代既没有飞机，就连蒸汽轮机也没有发明出来，大型货轮能跑出十几节的速度在这个时代已经是非常惊人的。所以这些条约远没有纸面上看上去那么可怕。
虽然距离第一次鸦片战争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但中国的小农经济仍然占据社会经济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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