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里的欧洲-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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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神谕深奥难解，有人主张在卫城周围建筑一道木制壁垒，但雅典人中有一位初露锋芒的名叫铁米斯托克列斯的人，相信这预言了波斯人在萨拉米海上的毁灭，于是带领雅典军队造船，备战海军。结果，天意果然站到了雅典人一头。希罗多德写道：波斯人“是在航行到埃乌波亚的科依列的附近的时候碰上的暴风雨，结果他们被风刮到他们也不晓得的地方去，撞到岩石上全部遇难了。这一切都是出自神的旨意。因为如此一来，波斯的海军就与希腊的海军在实力上大体相当了。”不管这是不是神意，雅典人占取了先机。他们完全放弃了城市，当波斯人突破温泉关杀至雅典，雅典只剩下一座空城。波斯人情绪暴怒，烧毁了卫城，他们遭遇了风暴，在萨拉米湾海战中输给了雅典。
　　希波战争结束了，希腊联军两次以弱胜强，这在世界战争史上是载入史册的事件。
　　希罗多德的《历史》随着历史流传下来。这本书围绕希波战争，讲述了相关的多条历史线索，并在其中夹杂了各种有趣的风土人情，就像一本充满杂谈轶事的风物志。仅仅看这些，就让我们对古代世界充满好奇。例如他写人们在饥荒的时候发明游戏，用骰子、球戏对付饥馑，“他们在一天当中沉醉于游戏当中，以至于不想吃任何东西”。又比如他写吕底亚的石柱上“刻着铭文，记录着每一类别的工人做了多少工作。依据计算结果来看，娼妓们做的那部分是最多的。”因为吕底亚人的女儿要靠做妓女攒够自己结婚的嫁妆。这些奇特的风俗与细节趣味十足，给古代世界勾勒出不一样的颜色。
　　不过，希罗多德对这场战争本身的描写却是少有的悲壮。他的风趣在战士的英勇面前变得肃穆。正如司马迁，希罗多德是后人接近历史壮阔的最好源泉。希罗多德写到斯巴达战士战死的地方由后代诗人竖起的碑铭，短短两句话，却有风中悲凉的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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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往的过客啊，我是奉命长眠在此。”
　　战争之后，雅典成为希腊联邦当之无愧的盟主。此后的半个世纪，雅典开始它创造历史的黄金世纪。它在胜利的鼓动下建造新的城市，鼓励各种装点城市的创造。这是一段难得的时期，艺术全面绽放，政治活跃清明，自然知识极大丰富。这样的时光无论在雅典的历史上，还是在欧洲的历史上，都相当罕见、无与伦比。新的卫城修建起来，神庙中树立起巨大雕塑，剧院里上演令人悲喜交集的戏剧故事。
　　这是雅典最初也是最后的辉煌。
　　【旅游指南】
　　交通方式：
　　从意大利乘飞机往返希腊最为便利。雅典市内有地铁，方便从各处访问卫城。
　　推荐景点：
　　卫城：建于阿克罗波利斯山上，卫城的意思是“高的城”，在公元前440年～前430年间，由伯利克里庞大的公共设施建筑规划修建完成。它是雅典最重要、甚至是唯一重要的景点。卫城之内有帕台农神庙、雅典娜神庙。山下有藏品丰富的卫城博物馆。从卫城山上，可以俯瞰雅典全城的苍山大海。
　　狄奥尼索斯剧院：卫城山下半圆形的露天剧院，残破的座椅有2300年历史。希腊悲剧曾在此上演，戏剧节的桂冠会颁给第一名的诗人，政府会奖励观看戏剧的观众。
　　博物馆：古兰德里斯博物馆、国家考古博物馆、比雷埃夫斯考古博物馆都很值得走访。比雷埃夫斯考古博物馆中有公元前520年的阿波罗铜像，这是最早的全身铜像。尽管最瑰丽的珍品已经被欧洲人运走，藏在大英、罗浮宫、柏林博物馆，但雅典遗留的宝藏还是不少，雕塑人物线条柔和，比例完美；黑漆和红漆两种瓷器技艺高超，彩绘的人体精细生动，毫无褪色，如同现代作品。
　　推荐阅读：
　　《埃斯库罗斯悲剧集》
　　＇古希腊＇埃斯库罗斯（公元前5世纪）　罗念生译
　　古希腊悲剧是歌唱的艺术，它起源于公元前7世纪前后流行于伯罗奔尼撒北部的合唱，成熟的剧本在对话和歌唱间完美地转换，结构一般包含开场白、入场歌、场、场与场之间的唱段和终场。
　　埃斯库罗斯是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之一，其他两位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索福克勒斯著有《俄狄浦斯王》，这可能是一般人最熟悉的古希腊的故事，欧里庇得斯的《美狄亚》讲了一个嫉妒而个性强烈的女人的故事，至今仍常被提起。
　　埃斯库罗斯是悲剧作家中最雄浑质朴的一位，他的台词苍劲有力，气势磅礴，大段大段念出来，有极强烈的感染力。人的情绪也都是饱满而充沛的，复仇就复仇到底，反叛就反叛到地老天荒，让人读起来酣畅淋漓。
　　希腊悲剧最重要的一个词是命运。命运与生注定，连宙斯都无能为力，因而悲剧的结局也是注定的。而人的伟岸既在于对命运的承担，也在于对命运的抵抗。
　　《阿伽门农王》：
　　歌队：“是宙斯引导凡人走上智慧的道路，因为他立了这条有效的法则：智慧自苦难中得来。回想起从前的灾难，痛苦会在梦寐中，一滴滴滴在心上，甚至一个顽固的人也会从此小心谨慎。这就是坐在那庄严的艄公凳上的神强行赠送的恩惠。”
　　《普罗米修斯》：
　　赫尔墨斯：“正是此般高傲，你的倔强／把你带到这边，这片悲苦的港湾。”
　　普罗米修斯：“放心吧，我绝不会用／我的痛苦交换你的奴役。”
　　《历史》
　　＇古希腊＇希罗多德（公元前5世纪）　周永强译
　　历史永远是幽默的，荒唐的，夸张的，机缘巧合的，只是偶尔有那么一丝悲壮和苍凉。历史该怎么写，也许就该像希罗多德的《历史》这样写。用严肃的笔调记录人们滑稽的瞬间，让人永远记得人类是怎样严肃地滑稽。
　　希罗多德写到过很多个国王，国王大多是愚蠢的，面对预言永远是不信的，这些预言与其说是神秘的咒语，不如说是睿智的警告。而狂妄的国王总是不予理会。命运总是循环上演，国王迫害的婴儿长大之后一定会回来夺取王位，无视神谕的战争最终一定以覆灭收场。
　　因而，显赫一时的国王在历史学家的笔下终于成为笑话，德尔菲神庙的告诫却因此成为永恒：认识你自己，万物皆有度。
　　“暴风一连持续了三天，最后，玛哥斯僧施行了牺牲之礼，而且对大风念了镇风的咒语，这样总算让它在第四天停了下来，或许这也不是因为他们的力量，而是暴风自己停了下来。
　　“当他们看到饥荒丝毫没有减轻的迹象时，他们便开始计划对策来应付这种灾害。骰子、阿斯特拉伽洛斯、球戏以及其他所有各种不同的游戏全都发明出来了。他们使用这些发明来缓解饥馑。他们在一天当中沉醉于游戏当中，以至于不想吃任何东西。”
　　《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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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叔本华（1788～1860）　董建译
　　叔本华的作品并不都令人喜爱，但这一本绝对是阅读的好体验。很多人读了都沉浸其中，激动不已。包括尼采，他从一个书摊上买到旧书，偶尔尝试，从此欲罢不能。
　　叔本华在柏林大学的任教并不愉快，有生之年他的哲学也没能够影响广泛，他对世界抱着哲学上的悲观主义，这种悲观因为其必然性显得壮烈而美。
　　叔本华将世界看作意志和意志的展现，这样既能使人与世界产生距离，也能让人与世界产生关系与美。叔本华的悲观使他气势磅礴。他无须大声宣示，就有命运的壮阔在每一处字里行间。
　　“因而，在人的挣扎和行为环环相扣的系列中表现人——意志的客体性到了最高级别的理念，就是文艺的主要课题。
　　“把选择好了的人物置于这样的一些情况之中，其中人物所有一切特性都能施展出来，人类心灵的深处都能揭露出来而在非常的、充满意义的情节中变为看得见的东西。
　　“无论是从效果还是从写作的困难看，悲剧都要算作文艺的最高峰。这种最高成就以表现出人生可怕的一面为目的，而这有重要的暗示在，即暗示着宇宙和人生的本来本质。”
　　《悲剧的诞生》
　　＇德＇尼采（1844～1900）　周国平译
　　这本书实在太出名，出名到我几乎不用去介绍。它是尼采早期的作品，给了尼采名声，也奠定了他后来的方向。古希腊的悲剧精神在德国文化中的绽放也许就是所谓民族性格使然。
　　尼采细致区分的太阳神和酒神的精神差异，实际上是创作和生活的两种态度。一种是雕塑家一般的静观，一种是音乐家一般的沉醉。悲剧的杰出在于二者的统一，而我们的渺小在于二者皆不能。
　　尼采不喜欢苏格拉底，而只有读了悲剧，才会觉得他是有道理的。
　　“存在才是这部艺术喜剧的唯一作者和观众，是它替自己准备了这永恒的娱乐。唯有当天才在艺术创作活动中同这世界的原始艺术家融合为一的时候，他才能窥见一点艺术的永恒本质；因为，在这场合，他才像神仙故事所讲的魔画，能够神奇地翻转眼睛来看自己。这样，艺术家既是主体又是客体，既是诗人兼演员又是观众。
　　“我们只须看看苏格拉底格言的恶果，他说：‘德即是知，犯罪是由于无知，有德的人定是快乐的人。’悲剧的灭亡就是由于这三个乐观主义基本公式。”
　　雅典·民主·公元前387年
　　我们在雅典停留两站，因为在前后相继的两段时间，它有不同意义的两种身份。这不是唯一让我们如此选择的地方，在这一路上，罗马、伦敦和巴黎，所有停留两站的城市，都有两种不同的荣耀与悲伤。
　　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在讲述悲剧的同时，将悲剧之后开始兴起并流行的一种文化称为与酒神相对的太阳神文化。这是悲剧时代之后的时代主题。尼采并不喜欢这种文化，它清明、睿智，也冷淡、超脱。它有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自傲，也有一种掌握知识的乐观，尼采相信，“这种乐观成分一旦侵入悲剧中，就势必逐渐蔓延到醉境的境界，而且必然迫使悲剧自趋灭亡。”
　　这种文化在公元前4世纪主导了雅典，达到顶峰。它建立在辩证的艺术上，通过辩证，了解到自己知识的局限。它的信条正如古时候德尔斐神庙上的忠告：了解你自己，一切不要过度。这是拥有自知和限制的智慧。它在自知的基础上崇尚知识，相信知识是万物良药，是罪与痛苦的解药，它也相信通过推理可以洞悉知识。它是预言的智慧，但不是拯救的智慧。它寻求了解表象世界的内秉的机理，不再被巨大的沉醉之情推动，而是在定义与划分中获得清楚的概念。它是悲剧的终结，知识的开端。
　　它就是哲学。
　　【雅典盛衰】
　　沿着卫城小路从山顶走下来，我们也从雅典的辉煌走下来。在北坡可以见到一大片荒僻的园子，这是雅典的公共会场阿格拉。阿格拉比卫城的命运更为惨淡，在两千余年的变迁中，阿格拉的原始样貌已然不复存在，如今的荒烟蔓草间只能看见零星遗迹和各种占领者留下的界标。这与雅典的命运一脉相承。
　　阿格拉是公共空间，是雅典的政治中心，在雅典历史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阿格拉是雅典公民参与政事的地方，是政体孕育和变革的场所。它在卫城脚下，城市中央有广场、檐廊和小型神庙。在公元前10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阿格拉的主要作用是男性公民聆听国王的军事召唤，后来逐渐演变成商人经商、交换来自殖民地货物的场所。这两种功能慢慢融合，到了后期，演变为更广义的公共场所。在特定的日期，可能有政治演讲、选举、宗教游行、审判在此举行。几年前的电影《阿格拉》即以此命名。
　　如今的阿格拉在1931年被挖掘清空。重见天日的阿格拉已少有几座建筑存留，绝大部分地点只剩下遗址的墙基。柱础排列整齐，雕塑的头颅不见踪影。在仅存的几座完整建筑中，我们能看到时光的痕迹：公元前5世纪献给灶神赫斐斯托斯的神庙，公元前2世纪充满商铺的阿塔罗斯柱廊，拜占庭时期绘有小金顶耶稣像的教堂，泾渭分明。
　　夕阳的光勾勒残垣，余晖犹存，但温度不再，折断的柱子突兀地延伸至远方。
　　雅典经历过辉煌的顶峰，但在公元前4世纪之后开始衰落，此时的雅典仍保有地位，但和公元前5世纪已经不可同日而语。这是雅典作为文明中心的最后一段时期，随着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征服，雅典彻底失去核心地位，直到今天。
　　同它的兴起相似，雅典的衰落也是战争与政治交缠的结果。
　　战争原因是伯罗奔尼撒战争——雅典与斯巴达争霸，以雅典失利告终。伯罗奔尼撒战争从公元前431年持续到公元前404年，是希波战争之后希腊世界最重大的一场战争。交战双方是希腊的两个强大的盟主，因而几乎所有希腊城邦都卷了进去，可以说是当时的世界之战。在修昔底德的历史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开篇，亲历战争的修昔底德就写到：“我看见希腊世界中其余的国家不是参加了这一边，就是参加了那一边。这是希腊人历史中最大的一次骚动，同时也影响到大部分非希腊人的世界，可以说，影响到几乎整个人类。”
　　之所以爆发战争，导火索有几重。雅典对科林斯战争的干涉、对米加拉的贸易禁令、与波提狄亚的争端问题。这些小城邦都是希腊境内的边缘城邦，常常在实力强大的城邦间摇摆。然而正如修昔底德所言，这些都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仍然是雅典和斯巴达，斯巴达恐惧雅典势力的不断增长。“这两个强国不是彼此间发生战争，就是镇压它们同盟者的暴动，它们在军事准备方面都达到了高度的水平，同时在危难的艰苦训练中都获得了军事经验。”因而，战争无论如何都是不可避免的。
　　雅典与斯巴达的称霸，和希波战争有着最直接的联系。战后，所有参战的和从波斯统治下独立出来的城邦均分入两个集团——雅典集团和斯巴达。雅典在海上称雄，斯巴达在陆上强大。斯巴达是相当独特的城邦，自古就以军事强大著称。在希波战争中的英勇绝不是偶然的事。他们的所有少年从小都必须经历严酷的军事训练，以获得强健的体魄、战斗力和冷酷坚强的个性。他们被扔到危险中，残弱的婴儿会被处死。就连斯巴达女人也与众不同，她们骁勇善战，从小与男孩一起锻炼，长大后作为母亲，也被要求训练儿子勇毅的个性。斯巴达的三百战士和八百奴隶战死温泉关，完全符合他们一贯的教育和要求。
　　正是这样一个城邦，成为雅典对希腊领导权争夺的最有力对手。雅典则作为民主城邦，经历自身最骄傲气盛的阶段。雅典在战后度过了平稳、富有的黄金时期。有史以来最开明的领袖伯利克里成为雅典民主的代表，他是伯利克里政治家族的后裔，思想开放，富有魅力，热爱艺术，资助建设。正是他领导了帕台农神庙的建设，雕塑家和诗人也正是在他的资助和庇护中创造出最杰出的作品。伯利克里在后人的讲述中几乎被神化。不过，伯利克里领导的雅典也有其致命的弱点。它几乎开创了霸权时代，骄傲气盛，向它的盟友征收高昂纳贡。在面对斯巴达的时候，它又像所有处于上升期的文明一样，大意轻敌，贸然进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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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前431年，雅典人和斯巴达人撕毁了攻占优卑亚之后所签订的30年休战合约，战争开始了。第一阶段战斗持续了10年，其间互有攻守。伯利克里在前429年去世，雅典的民主开始走向动荡不安。在一段被称为尼西阿斯和平的间歇之后，雅典在公元前415年，在鼓动性的政治家亚西比德的建议之下，派出一支庞大的舰队远征西西里。西西里是斯巴达的同盟。这被证明是一个灾难。雅典并没有能力形成包围圈，远征军很快失去了大部分舰队。雅典始终没能从这次失败中恢复过来。随着斯巴达战略性地与波斯结盟，由海上和小亚细亚两路夹攻，雅典终于在前404年被击破，宣布投降。
　　这是一场含义深远的失败。这场战争被看作寡头与民主两种政体的战争，虽然过于简化，但对人们心中的观念却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什么是民主】
　　雅典的标签是民主政治，这也是我们今天提到它的最经常的理由。
　　“民主”一词来自希腊。今天的我们常常对民主有一种误解，以为民主是公民共同当家做主、决定事情。其实并不是。这只是古希腊式民主：全民参与民主。现代民主从希腊民主脱胎，但其内涵已经全然不同。现代民主的核心是代议制：公民自愿将判断权交由少数人，由几个被选者代替大家作决定，公民的意志体现在选择。
　　希腊民主是真正的全民参与。“民主”这个概念是克里斯提尼在公元前508年至公元前507年引入雅典的，它的意思是平民政治，原本是和贵族政治对立的一种阶层政治，后来被引申为所有公民政治。雅典的民主是参与式的，每一个公民都不仅具有理论上的政治权力，而且都要实际参与到政治活动中。成年男性宣誓之后成为公民，有责任讨论、参与政治、担任公职。所有官职由公民轮流担任，每次任期一年，职位抽签决定。雅典人认为抽签不是偶然，而是神意。他们定期召开公民大会，六千人的大会一起讨论，投票决定国家大事。为了争取支持，辩论术一时鼎盛发达。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失败之前，雅典人非常骄傲于自己的政治，他们相信是他们的民主让他们强大。而在战争失败之后，怀疑的论调就越来越多，雅典最智慧的头脑开始讨论民主的优劣，询问世界上最好的政体应该是什么。
　　这种讨论是古希腊的特色。在中国古代，无论是古典的春秋战国，还是王朝鼎盛的唐宋元明，政体观念基本上始终是一致的。要有王，要有臣，要有百姓。差别的只是是否分封，如何纳贡，以及更具体的治理模式：王行事的方式和臣选拔的方式。然而在欧洲，从古希腊开始，政体一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要不要有王，要不要有臣，这是上千年争论无法定夺的问题。
　　雅典是讨论的开端。在其鼎盛的高点，雅典目睹了希腊半岛上无数小城邦的兴衰。它们的成败，连同它自身的成败，成为政体追问的最直接触动。
　　古希腊分布着约摸750个大小不等的城邦，每一座城邦又是很多个家族的松散联盟。这是由下至上自然的结果，家族联合成部落，部落联合成城邦。最早只有以家为单位的村落，经过慢慢融合，形成较大联邦，最后成为国度。将人联系在一起的是祭祀。共同的对祖先和奥林匹斯众神的信仰，使得城邦成为共同体。最早的城邦有共同的祭祀圣火，宗教节日时，城邦里的公民在同一张餐桌上共享仪式。
　　早期希腊的每一个城市就是一个小国家，每个城邦都经历过“父亲——组长——部落首领——国王”的发展脉络。城市为了保护圣火而建成。相传，雅典城是由刻克洛普斯和忒修斯先后修建的，雅典每年都庆祝建城礼。城邦的作用是神圣的，保护圣火，完成公共生活中的祭祀。最早的圣火教长被称为君主，后来也就成为城邦的政治领袖。这样的体系慢慢演化，逐渐成为纯粹的政治结构。
　　最早的城邦几乎都是君主制的，但很多代人之后，平稳的政治局面开始发生动荡，城邦几乎或早或晚都进入了另外的政体中。也许是古老的家族领袖共同领导——被称作贵族政治；也许出现贫富分化，一小部分新兴富人联盟领导——寡头政治；也许是平民势头迅猛，夺得选举和行政权——民主政治；也许是某一个强力个人从混乱中站出来，篡位统治所有人——僭主政治。政体常常变换，国王重新登场，又被推翻。
　　雅典也经历过这样的演化。公元前6世纪，雅典被贵族家庭选出的九位执政官统治，而梭伦完成改革，制定法律、解放奴隶、建立400人议会，为后来的平民政治留下空间。在他之后，克里斯提尼开创了民主。他奠定了雅典的宪章制度，在梭伦改革的基础上扩大议会，将雅典分为10个大区，每个大区派人参加议会。议会向选民大会提供议案。
　　这种种现实政治，为思想家提供了思想的素材。希腊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亚里士多德曾在《政治学》中对城邦和政体有所界定：城邦是由一群人按照共同规范自愿建立的社群。由一个人领导的，合法的叫君主，不合法的叫僭主；少数人领导的，合法的叫贵族，不合法的叫寡头；大多数人领导的，合法不合法都称为民主。这五种形式按照领导者的人数划分，可以说涵盖了绝大部分最单纯的政治形式。共和则是某种混合制政体。大多数人领导——这是民主政治的最早形式，也是我们心中对民主最直观的感觉。它不是今天的宪政民主政治，但它是今天民主最初的种子。
　　【《理想国》与理想国】
　　为什么现代民主不再采用雅典的形式？公民大会有什么不好？
　　也许，最明确的答案可以用《联邦党人文集》中的一句话给出：“在所有的立法组织中，组成它们的人数越多，能够在事实上引导它们会议进程的人就越少。”这非常尖锐地给出了直接民主的弊病：当每个人都试图说话，就没有人能被聆听。
　　人数的问题在古希腊就已被提出。超过万人的大会想要辩论就异常困难，公民与公民也不可能相互认识。雅典当时的六千人大会是公民的很大一部分，但也不是全部。亚里士多德对于城邦大小的规模相当重视，他认为城邦太小便无法自足，而太大会生疏、不能维持执法和大会的良好秩序。现代国家无一例外比古代希腊城邦大很多，直接民主不仅做不到，而且效果一定不会好。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更为重要而深刻的：大众的民主的危险在古希腊时期已然被察觉，虽然后来没能避免。大众民主受到民众的盲目与狂热制约，很容易反复无常，被政客煽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之所以比较了上百城邦不同的体制和历史，就是为了发现每一种的好与不好。
　　王制的问题是一人统治无可避免会出现腐败问题，较多好人组成的团体变坏的概率会小一些。历史上有很长时间的王制，然而有才德的人多了，不会再接受一人统治。民主制度则很容易被僭主取代。大众民主容易导致暴民，然后在混乱中由个人领袖僭主篡位登台。这是对自由的追求最后导致的不自由。实际历史对亚里士多德而言是先入的记忆。雅典曾享受过很长一段时期民主的好处，但在最后陷入无头绪的反复，变得轻率多疑，最终以僭主统治和战争失败告终。
　　而贵族和富有者的统治亦有落入私权的危险。有产者统治可以是好的，他们的财产可以让他们有闲适地考虑政务，安于法治。然而到某一阶段危险就增加了。当有产者人数减少，而资产却倍增，就可能发生权力的垄断，有产者掌握着进入公职的权力，并利用势力操纵立法。再进一步，他们可以完全垄断公职，父子相袭，拉拢党羽，形成寡头统治，而法律就被私人取代了。斯巴达实际是贵族统治。他们的政体相当特殊，土地均分给公民，法律极为严酷，由双王和长老统治，公民过着道德压制的生活，亚里士多德说，这让他们表面上非常强大，实际上却容易受贿赂的腐蚀。
　　在所有国度中，本质上要处理的是穷人和富人的问题。每个国度都有穷人和富人，富人占据统治地位的是贵族或寡头政治，穷人平民占据统治地位的是民主。怎样调和双方是政治中的核心问题。很多人支持贵族与民主混合的共和制，而亚里士多德与众不同，他更倾向于让一个良善的中间群体来统治，那就是中产阶级。他说：“巨富者倾向于傲慢和自负的卑鄙，赤贫者则倾向于恶毒和下贱的卑鄙。”中产阶级在他们之间，拥有更不作恶的性格。
　　这些论述今天读起来依然有感触。亚里士多德是节制而理性的学者，他推崇折中适度的道路。这是为什么他更喜欢由中产阶级起到调和作用的中间道路，也是为什么他更受现代人欢迎。他不是均富主义者，当他谈到穷人和富人平等，指的是“法律上的平等”，即二者被同样对待，穷人不可以占富人便宜。他还认为，无论如何，“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这些讲法和他坚持中产阶级主导的理念，被现代很多人接受。
　　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他的这些论述直接继承自柏拉图。很多讨论在柏拉图的书中已有涉及，亚里士多德将其整理，提出自己的修正。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气质完全不同，亚里士多德的书采用分类讨论的讲稿形式，而柏拉图完全采用对话。亚里士多德是一柄可以依赖的标尺，柏拉图却是微微摇曳的蜡烛。柏拉图的火光是摇摆的、轻盈的、难以把握的，然而却更给人照亮的灵感。
　　关于政体的分类，柏拉图早在《理想国》中就作了诗意的阐述，他用假想的国家形式，将所有体制穿入逻辑的脉络，从起初的理想之国，直通向最终悲壮的没落。他的假想国经历五个阶段——他按照逻辑推演的顺序，而不是实际的历史顺序，然而却包含着最令人惊异的历史现实。
　　第一个阶段是他假想的哲学家－国王的理想阶段，国家由有智慧的哲人领导，像完美的程序，哲人能分辨事物本真，按纯粹理念治理；这是第一代理想国。但是由于不能保证哲人的后人仍是哲人，理想国不可持续，下一代人将没有前一代人的美德，也不能理解前一代人的理念，于是争斗发生，趋利的群体将开始争夺土地与金银。这个时候，民众不敢再让这类失去智慧的人领导，转而服从适合战争的统领。
　　第二个阶段就是崇尚荣誉的一代统治者。由于崇尚战争，他们通常好胜，爱荣誉，缺少文化，对奴隶相当严苛。他们的成长是在两种力量的对抗中：一方面仍然有父辈教育他们要良善，不要计较权力；另一方面已有母亲和其他俗众批判这样的父亲无能、缺乏男子气概。久而久之，孩子在两种力量的争夺中变成折中性的人，一方面他们私下里爱钱，取悦女人；另一方面表面上又不被许可捞钱，所以显得相当吝啬，好战而注重荣誉。
　　第三代人是更为露骨的寡头政治。这一代人完全堕落于财产，财产让风气变异、腐化。这一代人看到父亲作为军事领袖，却在某一天被政治审判或告密，财产全部没收，他们心中的荣誉感会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