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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评传-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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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难А背绷鳎⒘宋难Ы绾退枷虢绻赜凇拔幕案钡拇筇致邸Ｑ案睦砟钍艿搅死醋岳闲隆⒆笥伊焦闪α康募谢鳎�2000年3月，在法国举办的“中国文化周”期间，韩少功作了《文学传统的现代再生》的演讲，回顾了这一段历史：“在朝的‘左派’批评家们认为：文学的‘根’应该在本世纪的革命圣地‘延安’，而不应该在两千年前的‘楚国’或者‘秦国’，因此‘寻根’之说违背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在野的右派批评家们则认为：中国的文化传统已经完全腐朽，中国的文学只有靠‘全盘西化’才可能获得救赎，因此‘寻根’之说完全是一种对抗现代化的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可以看出这两种批评虽然有不同的政治和文化背景，但拥有共同的文化激进主义逻辑，是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两个血缘相连的儿子。这两个儿子都痛恶传统，都急切地要遗忘和远离20世纪以前的中国。”（《文学的根》，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1985：文学的根（5）
对于来自各方面的批评，韩少功不作任何正面的回应，但他后来还是追写了《东方的寻找和重造》和《胡思乱想》两篇随笔，进一步发挥自己的寻根理念，将其与海外移民作家和流亡作家的“寻根”，和国粹主义、地方主义区别开来。“就我自己的理解，所谓寻根就是力图寻找一种东方文化的思维和审美优势”；“东方文化自然有很糟糕的一面，不然的话，东方怎么老是挨打？因此寻根不能弄成新国粹主义、地方主义。要对东方文化进行重造，在重造中寻找优势”（《东方的寻找和重造》）。这种优势包括直觉思维，区别于西方条理分割和逻辑抽象的整体把握，以及在审美上对主体风骨、气韵等心态的推崇。在对寻根理念加以阐述的过程中，韩少功表现出对中国传统辩证法的悟性。虽然被认为是寻根文学的始作俑者之一，但他并不喜欢戴这顶帽子，让它把自己的脑袋罩住。在1987年发表于《北美华侨报》的《胡思乱想》一文中写道：“有一种‘寻根’的意向，但不好说什么‘派’。一谈‘派’就有点阵营感、运动感，而真正的文学有点像自言自语，与热热闹闹的事没有多大关系。赞成‘寻根’的作家也是千差万别的，合戴一顶帽子有点别扭。‘寻根’也只是很多问题中的一个，我们谈了根，也谈了叶子，谈了枝干。是不是要有‘叶子派’、‘枝干派’？”
十多年后，在王雪瑛女士谈到“文化寻根”问题时，他又再度表明自己的态度：“我确实在80年代写过一篇文章谈到这个问题，但文化传统是文学问题中的一个，并不是全部的问题。我不知道‘文化寻根’的确定含义，不知道它与田园文学、乡土文学有什么区别，如果没有什么区别，‘文化寻根’这顶帽子也就太大了，大得没有什么用处了。另一方面，文学现象总是十分复杂的。一个人对乡土有兴趣，往往是因为他生活在城市里。一个人对传统有兴趣，可能是因为他已经非传统了，甚至反对传统了。就像葡萄牙作家佩索阿说：只有穿上衣服的人，才能欣赏裸体的美丽。”这些话语表明了韩少功思维的开阔旷达和整体把握事情的定力，透露出一种游刃有余的中庸心法。精神建造不能凭空而起，需要整合各种资源，如果各种资源都充分具足，就不需要提出什么诉求，默默去创作就是了；若是提出某种诉求，或拿某种东西来说事，说明这种东西还处在欠缺甚至严重欠缺状况，需要加以补充，并非意味着只有这种资源才是唯一必需和有价值的。寻根理念完全是针对文学创作的无根状态这一时弊而提出的药方，但人们却把它当成医学的基本理论来对待，指出它存在种种片面。许多无端的争论都是这样衍生出来的，让人有些啼笑皆非。
《爸爸爸》与《女女女》（1）
沉寂三年，修足“拙火定”之后，韩少功突然出山，连续抛出《归去来》、《爸爸爸》、《女女女》等风格相近的作品，使自己从文学寻根运动的摇旗者变成实践者。这一系列作品奠定了他在中国当代文坛牢不可破的地位。他真正意义的文学创作从此开始。
开始于1982年的悲观怀疑进入了作品并成为它们的基调，对社会的批判转入了对人性黑暗的洞察。从人性的变异来寻找民族的兴衰，拨清生活的迷惑成为一种视角。尽管韩在这一系列作品中有意隐晦了自己的判断力，放弃了批评家的口径，企图完全地成为生产者本身，但我们仍然可以简略地说出故事的内蕴。
《归去来》写主人公“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到一个山寨去，“我走着。土路一段段被山水冲洗得很坏，留下一棱棱土埂和一窝窝卵石，像剜去了皮肉，暴露出一束束筋骨，一块块干枯的内脏……”眼前的一切陌生又眼熟，不仅景象与想象中的相仿，村寨里的人物也是似曾相识的样子。更奇怪的是，所有的村民似乎都认识我，喊我“马眼镜”，说我怕上十年没回来了。当我申明自己姓黄时，人们却问我“改姓了”，还说我那时候饿得脸上只剩下一双眼睛。有的人找上门来，说是给我还钱，请我去他家卧夜，竟有人向我打听：阳矮子是不是你杀的？夜里还有一个姑娘对我说“吾姐，好恨你”，她“已经变成一只鸟，天天在这里叫你，叫你。你听见没有”？我仿佛进入一个梦境之中，最后几乎是逃出了山寨。当朋友在电话里叫“黄治先”时，我愕然了，不知自己到底是谁。虽然小说写的是自我的陌生化、疏离感，乃至丧失的惊悚，这种富有现代意味的主题，但叙述的场景完全是远离文明喧嚣的古老山寨，铺垫的氛围充满迷幻的色彩，语言更是浸润于一种巫楚文化的魅惑之中。写到被蛇咬死的三阿公的将被杂草吞没的茅屋的黑影，“它静静地看着我，用乌鸦的叫声咳嗽，用树叶的沙沙声与我交谈，我甚至感到一种酒气”；写到山寨人家，“黄黄的木纹，像一圈圈月光在门槛上扩散开来，凝成了一截化石”，“墙壁特别黑暗，像被烟熏火燎过，像凝结了很多夜晚”；写到夜晚，“巨大的月亮冒出来，寨里的狗好像很吃惊地叫。我踏着树影筛下的月光，踏着水藻浮萍似的圈圈点点，向溪边走。我猜测，在溪边可能坐着一个人，也许是一个姑娘，嘴里正含着一片木叶”。感觉的细腻、想象的奇妙都显示出充裕的灵气。
发表于1985年1月的这个短篇小说应该视为韩少功文学道路上的一座标志性建筑，虽然它篇幅很短，也没有《爸爸爸》、《女女女》那么受到关注，但它意味着韩少功一个新的文学起点，一块特殊意义的阶石。他找到了与自己心绪相应的语感，对意象的捕捉和氛围的营造都有了看家的本事。古老的方块文字听从他的呼唤，在他手下有了灵魂生命，像一群来去无踪的鸟，一群色彩缤纷的蝴蝶，可以自由飞翔起来，也可以栖落成某种特别的景致。
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文学出现了文体上的革命，在这场革命中，马原、莫言以及后来的先锋作家余华、格非等备受关注，但除了个别评论家将《归去来》归入“先锋文学”的行列产生争议之外，很少有人把韩少功当成文体革命者。其中的原因可能是他的写作看起来显得老气和沉着，没有那么飘逸和华丽，浸润着远古文化的气息也不像是一种进步，倒似是一种复辟。但对韩少功个人而言，他确实完成了自己的“文体革命”。
《爸爸爸》是叙述一个部族失败历史的寓言，是对失落的父性、阳性的呼唤，同时也是对“妈妈性”的咒骂，幽默中透露着苍凉，怪诞中透露着庄严。鸡头寨出生的一代代人都要经过两把刀的裁剪：丙崽娘的割刀割去他们的脐带——剪断先天，剪断与乾阳飞龙的联系，于是妈性断送了爸性；仲裁缝裁下他们的身材——剪出后天，文化抑制了天然生命力，类似于削足适履。两把刀的交叉剪铰之下，茁壮的父性萎缩了，变异了，于是有了丙崽和仁宝这样的后代，一个是长不大的怪物，一个是娶不了婆娘的孬种。曾经有着辉煌历史的鸡头寨衰落了。老人们抄出典籍，怀念“身高八尺，力敌千钧”的先人，怀念神勇的刑天与智慧的卧龙先生；青年人嫌恶祖业的式微和先辈的守旧，梦想来世投胎到异国他乡去。最后，一度有着辉煌历史的鸡头寨竟然被鸡尾寨打败了。仲裁缝看着自己刀口下不成器的后代，感到愧对先人，用毒汁药死寨里的老弱，只留下几头牛和青壮男女作阳春。然而剧烈的毒汁竟药不死丙崽，这个父性缺失的怪胎、神秘的精灵不断地咒骂着“× 妈妈（吗吗）”，并对每一个过路人呼唤着“爸爸爸爸爸”。那个爸爸出走了很久很久一直没回来，而且死活不明。
《爸爸爸》与《女女女》（2）
没有哲学上的诉求，文学会显得浅薄，有哲学关怀的作家才可能成为大作家。但是，如果让文学，特别是小说来完成哲学的使命，发现某种存在的真谛，却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常常会出现力有不逮的局面。因为理性的思辨很容易损害作品美学上的圆满，使其露出破绽来。萨特、卡缪、黑塞、昆德拉是具有哲学关怀的作家，他们都曾经运用过小说来进行哲学探索，提供了一些值得思考的经验。如果用文学来质疑、嘲弄、颠覆某种价值坚持，往往比较容易取得成功，若是用文学来肯定、证明、揭示某种真理，却就困难；如果所揭示的理念是悖反的、荒谬的、两难的，是一种困境，也容易获得成功，若是所揭示的是一个定论，一个自圆其说的、雄辩滔滔的、不可辩驳的命题，就更加难于操作。卡缪的《局外人》算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例子。小说《爸爸爸》看起来就像一起策划得十分周密的阴谋，策划者在每一形象甚至每一句话里都暗藏了玄机。与所有寓言体小说一样，它有着哲学上的意义赋予。强烈的哲学使命，赋予了作品某种不同凡响的气度。因为这种寓意隐蔽在浓郁的巫楚文化氛围里，作者在文字中倾注了足够激情和丰富甚至奇特的想象力，使作品显得像热带雨林一样郁郁葱葱，具有很强的隐喻性，不轻易被人识破其中的机关，因此，哲学上的追求没有伤害到文学上的美学原则，作品所负载的仍然是一个隐秘的使命。
虽然是寓言体小说，《爸爸爸》并不是为了表达意念完全凭空构造的，在回答施叔青的采访时，韩少功作了这样的说明：“《爸爸爸》的情况最开始是一些局部素材使自己产生冲动，比如那个只会说两句话的丙崽，是我乡下邻居的小孩。‘文革’时，湖南道县的农民大开杀戒，杀了几万人，我把这一段也用到小说里，比如把人肉和猪肉混在一起，每个人都要吃。丙崽、道县人、古歌，使我产生了创作的欲念。构思之后，理性参与进来了。我特意把时代色彩完全抹去，成为一个任何时代都可能发生的故事。”（韩少功：《鸟的传人》，见《在小说的后台》，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女女女》是对自然人性的呼唤，也是对《爸爸爸》中“妈妈性”的探索和诅咒，其中蕴涵着一种中庸之道。韩少功显然把德性看成一个常量，总体上不增不减，遵从守衡不灭定律。一部分人道德品性的高尚，以另一部分人的道德堕落为前提；同理，一个人表现出来的德行越善良纯洁优美，他心灵深处保留的人性原型就越丑恶肮脏卑鄙。对人性的挖掘最好自女性入手，因为男性从来都是抽象的、概念化的，远不如女性具体可感，丰蕴难喻。西方文艺复兴时代人性的觉醒实际上是男人对女人的发现。
《女女女》是一次女性精神的探险，对读者来说也是一次毛骨悚然的旅行，是美“女”与怪“媭”的双向演变。“媭”似是巫楚文化中精灵鬼怪的意象，阴柔神秘，怪异而难于理解，透出一种令人畏怖的气息，在小说中是一种变异的精神原型，是人物自我内部的一种她性，这种她性在相当程度上已经占据了自我、废黜了自我。由于承担太多的责任义务制造的压迫和贫穷困苦形成的克制，女性本质蜕变为一种“媭”；而逃避和拒斥一切责任和义务的放纵也会使女性蜕变成一种新的“媭”，这真是一种无可救药的两难处境。韩少功揭开了一个罪行的阴谋，但无法阻止这个阴谋的完成。随着时间的前推美消丑长，可怜的“女”们无可挽救地要变成“媭”了，反叛者阿黑也不能例外。于是生产一种自然自在自由的无媭、非媭之女就成为生育的任务，正像《爸爸爸》中生产一种不裁不剪，“身高八尺，力敌千钧”，腰子不阴痛的正种成为鸡头寨复兴希望所迫切的生殖使命一样。
《爸爸爸》和《女女女》可以说是种性的呼唤，两个标题都是极大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充分显示了呼唤的迫切性和困难性。前者以对“妈妈（吗吗）”的诅咒，后者以对“媭”怪的恐惧和怜悯，从反面加强了呼唤的力度。呼唤的重重加强表明呼唤者已经声嘶力竭，有了千呼万唤不出来的绝望。对分娩的苛刻而迫切的要求和期待，使临盆显得十分困难了，于是阿黑她们不仅要逃避赡养老人（这是最初的逃避），更要逃避生育（这是最后的逃避），对生育的期待也变成了对生育的歧视。要么怪胎孬种，要么绝育，韩少功面对着千千万万的产房，面对着中国母亲们深暗的子宫，竭尽力气呼喊一次伟大的临盆，呼唤一个中正阳明的胎儿。这是对母亲和赤子的双重呼唤。呼喊者本身也不逃离被呼喊的身份，他并不超脱成为局外的幸者，或尊者。在《胡思乱想》中，他作了一个注脚：“《爸爸爸》的着眼点是社会历史，是透视巫楚文化背景下一个种族的衰落，理性和非理性都成了荒诞，###和旧党都无力救世。《女女女》的着眼点则是个人行为，是善与恶互为表里，是禁锢与自由的双双变质，对人类生存的威胁。我希望读者和我一起来自省和自新，建立审美化的人生信仰。”
《爸爸爸》与《女女女》（3）
在给法文版《女女女》所作的序言中，韩少功对作品作了一个注脚：“幺姑是一位东方礼教训练下驯良而克己的妇女，与我们十分敬重的其他善良人不同，造物主给了她一个中风致瘫的机会，使他们得以窥视她内心隐藏的仇恨，并以她测试了周围更多善良人所谓同情心的脆弱。她似乎是长在人类脸上的一个痂疮，使体面的我们不免有些束手无策和尴尬。她的死亡也是一句长缓得使人难耐的符咒，揭发着人性境况的黑暗，呼唤着神在黑暗里仍然赐给万物以从容而友好的笑容。”这个注脚赋予了这部批判性作品以慈悲的情怀，使它更具精神的品质。
1985年对于韩少功来说，是非常不寻常的一年。他的思想和文字都有了一个特殊的飞跃，并透出了成熟的气息。从《爸爸爸》和《女女女》等作品来看，他对民族文化的寻根，并不止步于认祖归宗，获得作为中国人、楚地人的灵魂归宿感，还在于探问一种辉煌的文明如何堕落到软弱无力和滑稽可笑的地步。他通过巫楚文化的化装变形，潜入民族的无意识内部，洞烛其中的黑暗和狞厉，揭示已经内化到种姓人格当中的龌龊怪诞的根性，以及蕴藏的让人毛骨悚然的阴鬼之气，承接鲁迅尚未完成的批判国民性的使命。在几篇文章里，他都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我们要做的事，是要研究这种智慧在中国近代以来怎样变成了一样空洞无物的精神鸦片，研究庄子怎样变成了鲁迅笔下的阿Q，进而解决这个问题，使它的负面效应转化成为正面效应。但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中国出了阿Q，就连累庄子，对什么都自惭形秽。”
以《爸爸爸》为首的系列作品与伤痕文学截然分流。伤痕文学的作品往往直奔一个主题，追求一个确定的结论，对社会悲剧性现象根底的揭发往往止于政治伦理层面。但这一系列作品似乎不忙于追求结论，甚至不需要结论，它们对社会现象的刨解深入人心灵无意识的暗区。作品使用了阴森奇诡的意象和大量的灵性语言，复活了一种原始野生景趣，加上神秘的氛围和一言难尽的题意，使评论家们惊叹之余不敢贸下诊书。另外，作品透露出极浓的巫鬼之气，就像楚辞的某些篇章，这使韩少功正式成为楚文化的一百代传人。
值得人们关注的是，这组作品写的多数是精神病态的猥琐的人，使用的意象几乎全是丑陋、龌龊、污秽和令人恶心的，如蛇、蝙蝠、蚯蚓、拳头大的蜘蛛、鼻涕、月经、阴沟、尿桶，等等。这种美学的取向与他赋予自己文学的使命是密切相关的。企图揭示庄子是如何变成阿Q的他，显然认为自己民族的精神生活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已经变得不健康了。也就是说，这个民族在精神上已经是一个病人，即使在它最杰出的人物那里也是如此。于是，如何让它康复起来成为一个十分迫切的任务，而让它康复起来的前提是要了解它是如何从健康变得不健康的。因此，继承了《阿Q正传》作者批判并企图改造国民性的衣钵的他，和许多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不同，其批判的现实是心理层面上的现实，而不是社会层面上的现实。而心理层面上的现实比社会现实要复杂得多，具有特殊的魔幻性。他不打算只是恨铁不成钢地骂斥一番就拉倒，而是要探测人们心中病变发生的机制，掏挖出潜意识暗区隐藏着的龌龊的原型和动机，从而使疗救具有更大的可能，带有精神分析的性质。与社会层面的揭发控诉不同，韩少功对人们心理深层结构的探索挖掘，采用了巫楚文化中常见的象征方式，而与那些隐藏在人们内心的阴暗情结和诡秘地带相应的意象，不可能是明媚优雅、光辉灿烂的事物。
这种对人性黑暗的敏感来自作家的责任感，更来自生活中的观察。直到这本评传写作之日止，韩少功的文学仍然保持着这种敏感乃至爱好，他总能在高亢的言行背后发现卑下的动机。作者曾经就此问题请教他，为什么不写一些正面的、心理健康、形象美好乃至伟岸的人物？过多过狠的批判揭发，对一个民族的自尊和自信也是有损害的，改下除药为进补药也可以达到康复的目的。韩称自己也曾经考虑要这么做，他也深知褒扬和激励的意义不下于批判和指责，然而，不知为什么，这种正面的人物写出来就让人觉得虚假，缺少文学所必需的真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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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韩少功对文坛的前景作了这样的预测：“伤痕文学的时期已经远远过去了，比题材，比胆量，比观念，比技巧的热闹也已经过去或将要过去了，冲锋陷阵和花拳绣腿已经不足为文坛输血了。国内这十年，匆匆补了人家几个世纪的课，现在正面临着一个疲劳期和成熟期。大部分作者将滞留徘徊，有更多的作者会转向通俗文学和纪实文学，有少数作者可能坚持建筑自己的哲学世界和艺术世界，成为审美文学的大手笔。”这个判断基本上是准确的。
内学涵养：走出精神的暗区（1）
文学批评界非常及时地给《爸爸爸》和《女女女》太多的溢美之词，但真正明白其中悲凉的人并不太多。韩少功没有被它们的成功连根拔起，他感到了距离拉开之后的一种寂静和漠然。1986年北京召开了盛大的青年创作大会，参加这次大会是青年作家们引为傲豪的事情。作为湖南省代表团领队的韩少功以女儿腿伤为理由绕开了，守在家里读佛经。他在喧嚣中体会到了寂寥。文学的扁舟载不起沉重的社会使命，毛笔也改写不了历史的必然，它已经不再像过去那么神圣了。一个问题悬挂在他面前：除了能给创作者沽钓一些名誉和掌声和职称之外，写作又能带来什么？年内，精装本的中短篇小说集《诱惑》出版，他没有像其他人那样请名家作序，而是请妻子梁预立写了一个跋，回顾他们一同走过的艰难的历程和曾经有过的温馨的念想。
也是在这一年，韩少功的悲观怀疑复加到了近乎绝望的程度，他把怀疑当成了一种信仰——这可能是一个乐观信仰者的当然结局。曾经一度，他相信一个完美理想社会形态存在于时间的前头，并会通过他和他的同类的共同努力如期降临。于是把现实的困苦和艰难放在自己的肩上，成了英雄应有的披挂。现在完善的可能在缥缈中无期地迁延，现实的乖谬反倒显得神圣不可侵犯，肩上的困苦艰难骤然变得既沉重又荒谬。这一代人少年时期接受的为解放全人类献身的教育，和油灯下阅读马克思著作时发下的誓愿，以及与此相伴的对未来社会和人性的想象与期待，都变得越来越缥缈，让他有了一种幻灭感。通过对民族无意识暗区的探视，他发现，社会完善的可能性是与人性的状况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而人性的迁移比江山的改变要艰难得多。尽管如此，他还是不愿因此收回自己的情怀，放弃那个红色少年的梦想和承诺。
不胜重负的心灵总要找到解脱和超越，韩少功一次次把眼睛交给天空、流星和黑夜的暗示，冥冥之中，似乎有一种苍老的声音在召唤他的名字。他开始读庄子的书，老子的书，陶渊明的书，佛陀的书。这些直指人心又交还天地的智慧，牵引着他走向人性更为深沉的内里，并一次次曝光显影，使他得以层层看破。在他的心智中，相对主义的东西越来越多，绝对主义的东西越来越少；否定的东西越来越多，肯定的东西越来越少。在怀疑和否定中，他无穷地后退直到后脚踩空。
对佛的兴趣是由一个朱姓邻居引入的。这个贫困潦倒的老知青在做完一天的苦活后，就在昏昏灯影下研读佛经并且写诗。这时，他那有点钱的哥哥就在赌博和玩女人。据韩少功回忆，这个固执不容说服的人诗写得非常棒，感觉和意象尤为奇鲜突兀，但极少发表，似乎就发表过一首。后来，可能由于对自己要求太苛刻，把自己的心思逼入了死胡同，反而就难产，写不出来了，而且把自己折磨得相当苦楚。但是，谢谢他的介绍和真诚的交流，韩少功由此走入一个更为深广通邃的思维空间，获得审度自我和人生的新视野。
和同时代的许多青年人一样，韩少功对于自己民族的文化家底原来没有多少了解，而且在没有基本了解的情况下，他们就早早开始了对古典文化的批判，把它视为封建文化的糟粕加以唾弃，现在终于有机会来给自己补课，心平气和地坐下来，静静地翻阅用繁体字竖排版影印的旧书。其中有马鸣的《大乘起信论》，记录禅宗六祖惠能行迹言论的《六祖坛经》，和《大珠彗海禅师语录》等。《大乘起信论》中的“一心二门”的思想，《六祖坛经》中关于禅定和“无住生心”的阐释，《大珠彗海禅师语录》中关于儒道佛三教异同的开示，都让他心生欢喜，顿然开朗。他认为，在世界上的诸多宗教中，佛教的哲学含量是最高的。他尤其推崇禅宗经典《六祖坛经》的清通和睿智。
那段日子，他曾经出入过一些丛林庙宇，与对宗教感兴趣的朋友和出家人有过切磋交流，在得到熏陶的同时也发现了许多存在的弊端。在绝贤弃智、返璞归真、还本溯源、###见性、崇无守弱、四大皆空的精神意境中，不仅显扬了深邃光明的智慧、浩瀚无碍的胸怀和慈悲纯洁的品性，还不自觉地收容了许多人性的卑贱猥琐，如软弱无倚，屈辱于黑暗势力，自私独善，逃脱责无旁贷的社会责任义务，缺乏正面面对人生苦难的勇气，等等。这些同样令他感到惊奇。“我到过一些寺院，见过一些和尚和居士，我发现某些教徒大慈大悲的精神面具后面，常常不自觉地泄露出一些黑暗：贪财嗜利，趋炎附势，沽名钓誉……也许像很多从事政治的人并不是爱好政治，很多从事文学的人并不是爱好文学，很多从事宗教的人也不是爱好宗教。”（《看透与宽容》，见《性而上的迷失》，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作为一个站在地面的人本主义者，韩少功是从世间法的角度来看待佛教的，他坦率地表示：“我不喜欢那些压迫生命欲望的苛刻教规，那些鹦鹉学舌人云亦云的繁琐教条，不喜欢那些关于天国和来世的廉价许诺，不喜欢那些仅仅是为了得到上天报偿这种可怜的私欲而尽力‘做’出来的种种伪善。”相比之下，他更愿意亲近具有中国味道和现世色彩的禅宗。因为，“作为一种知识观和人生观，它包含着东方民族智慧和人格的丰富遗存，至今使我们惊羡”。在韩少功看来，“真正的宗教只是一种精神和心智，一种透明，一种韵律，一种公因数，它的任何外化和物化，它对任何教派的附着，都只能使它被侵蚀被异变。于是我不愿意接受任何现实的宗教活动”（同上注）。他企图超越教规、教派和教条来把握佛的精神。的确，究竟意义上的佛法是直指人心的，是一种心法，心的解脱超越和智慧发明，以及全然奉献。即《金刚经》反复宣说的：心无所住而行布施。倘若心外有法，心外求法，将心鹜趋于种种事物现象之上攀缘附会，要么不得究竟，要么就是外道邪教。霸气书库 www。87book。com
内学涵养：走出精神的暗区（2）
当时，荒诞派文学思潮在国内已经开始流行，相对主义的观念成为一种时尚，道家和佛家的学说也被许多人搬出来，作为硫酸使用，消解曾经被绝对化、神圣化的价值理念和道德原则，卸下心灵不堪承受之重，获得一种精神上的轻松和舒缓，即所谓“看透”。对于数十年来被乌托邦梦想悬挂起来，被严格的道德观念和意识形态禁锢起来的中国人，这不失为一种解药、泻药，但人们却把解药当成滋补的营养品来服用。他们所谓看透，并非是佛家所说看破红尘，看破个人的世俗利益、物质欲望的出世情怀，而是看破人生的社会价值并实现终极意义的自我拥抱。正像许多社会思潮一般，这种相对主义滑向了另一个极端，演成一种怪异的虚无主义——通过解嘲、回避乃至拒绝社会责任，来偷渡、放纵个人私欲，及时行乐。
针对这种现象，韩少功提出：要把“看透”本身也看透。“很多朋友已经学会了‘看透’。在他们犀利的调侃、反讽、刻薄面前，一切故作姿态的说教者都免不了冷汗大冒，一切曾经神圣显赫的绝对化观念都狼狈不堪。这些人总是带着有毒的目光东张西望，既挑剔豪贵也挑剔平民，既挑剔改革者也挑剔保守者，既挑剔哲学也挑剔武侠小说，既挑剔对他们的褒奖也挑剔对他们的指责，似乎什么也满意，什么也不满意。这些文化的弃儿，强有力地反抗和消解着文化，摧毁一切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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