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业第一家族:荣氏百年-第7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引自《人物》杂志2009年第6期《荣氏，一个百年家族的背影》一文。

会上，陈毅开诚布公地阐释党的政策，并表示，工商界安心复业，把工厂开起来、商店开起来，有什么困难可以找党、找政府，党和政府说话是算数的。荣毅仁听了心想，“这个政策好”。

座谈会持续了3个多小时，结束时陈毅爽朗地说：“今后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与我们约谈。”这些平日受尽国民党官员压榨的商人第一次产生一种平等相处的感觉，在国民党政府的宣传中，共产党另有一副面貌，直到亲眼看到共产党官员，他们脑海中的模糊形象才丰满、生动起来。1991年，荣毅仁在《陈毅市长给我的第一印象》一文中首次回顾那次会面在内心产生的涟漪：“42年前的一次会议至今历历在目，当时陈毅市长给了我一个终生难忘的第一印象，他是一位普通士兵式的司令员，一位深切了解群众的领导，一位富有人情味的共产党员。”

这无疑是个不错的开端。尽管对政府能解决什么困难将信将疑，但荣毅仁认为，不开工总归不行，不如先开工，遇到问题再说。一回到公司，他就对焦急等候的经理们说：　“蛮好，蛮好！马上做好准备，迅速复工。”引自《人物》杂志2009年第6期《荣氏，一个百年家族的背影》一文。

商人见官

座谈会圆满结束，为接下来的交往奠定了基础。几天后，潘汉年邀请荣毅仁、刘靖基和盛丕华在一所大庄园里进行非正式会晤，谈话内容从市场行情、经济大势到个人家世、兴趣爱好，气氛融洽。

作为礼貌，荣毅仁回请陈毅和潘汉年到家中共进晚餐。几番会面，增进了双方了解，荣毅仁心头的疑云亦冰消云散。

荣家子弟多赴海外，唯荣毅仁年轻力壮且擅长经营，自然而然地承担起掌管家族事业的重任。此时的福新、茂新、申新公司正处于低谷，因资金困难、开工不足、市场萎缩，实力大不如前。敏感时期，“三新系”内劳资纠纷时有发生，荣毅仁只身应对，承担着巨大压力。

新中国成立后，工人与商人的地位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工人翻身当家做主，资本家成为高危人群，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生怕触碰政策红线。适逢政权更迭，经济不稳，劳资纠纷难以避免。关键时刻，上海市政府显示出难得的宽容，不仅体恤民情，对困难商户网开一面，甚至不吝帮助。

1949年年底，临近春节，国民党飞机轰炸上海，导致工厂停工，秩序混乱。“三新系”财务困难，发不出工资，工人意见很大，申新六厂一群性情冲动的青年工人径直闯入荣宅，堵在客厅，言辞激烈，大有“不拿到工资不出荣家门”之势。潘汉年得知此事，安排荣毅仁在上海大厦暂住，让上海市总工会出面进行协调，帮申六申请贷款发放工资，促使事态平息。

这件事对荣毅仁触动极大，如果换做国民党的官员，不仅不会调解，甚至可能趁乱索取私利。从“经历和背景有很大差别的”潘汉年身上，荣毅仁看到“坦诚”和“相通”，很快便引为知己。

第二年春天，全国税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荣毅仁作为工商界代表参加。会上，荣毅仁对改进税收工作、调整税率等问题直陈意见，讲得兴起时，有位干部打断他：“你讲得太多了。”荣毅仁不解：“是你们请我来的，不让我讲话我可以一声不响。”气氛骤然凝固。主持会议的财政部部长薄一波圆场，“我们邀请工商界来提意见，不让他们讲话是不对的”，又劝荣毅仁火气不要太大。

后来，荣毅仁从上海税务局局长那里得知，当晚党内专门对他白天的发言召开会议，展开讨论和批评，许多人都没睡好觉。听闻此言，荣毅仁既不安又感激，还有一丝欣慰，庆幸当初选择留下是明智之举。从此，荣毅仁参加政治活动、建言献策的积极性大大提高。

一个多月后，荣毅仁作为民主人士再上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会前，毛泽东在中南海熙年堂设宴，款待列席会议的工商界代表。当晚，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早在门前迎候。代表们如约而至，周恩来一一向毛泽东介绍，介绍到荣毅仁时，毛泽东握住荣毅仁的手说：“荣先生，你是大资本家呀！欢迎你。”周恩来在一旁打趣：“他是中国民族资本家中的‘少壮派’。”

宴会上，荣毅仁与周恩来同桌，并见到刘少奇、朱德等领导人，相谈甚欢。荣毅仁尤其对毛泽东所讲“谁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印象深刻，决心有所行动。

与荣毅仁一同赴会的永安纺织公司经理郭棣活亦深受鼓舞，返回上海后即函告身在美国的伯父郭乐郭乐，永安公司创始人，著名华侨企业家。18岁从广东香山远赴澳大利亚，在悉尼开设永安果栏，在斐吉地区自辟香蕉园。完成原始积累后，1907年在香港创办永安百货公司，并涉足银行业，上海永安百货即为他的产业。1922年进入纺织业，将永安纱厂打造为仅次于申新的第二大纺织企业集团，1939年移居美国，国内产业由侄子郭棣活打理。：“此次在京获见政府各首长，印象甚好……相信人民政府之施政对于我国工商业将有改革，可能在短时期大有进步，前途乐观。”当然，“短期的进步”离不开荣氏、郭氏的配合。

完全守法户

一个检验实际效果的机会很快出现了。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经济困难，政府通过发行公债筹措建设资金，各省市均有认购指标。作为“经济龙头”的上海任务尤其繁重，不仅公债配额庞大，背后还有无数双眼睛盯着，上海市政府面临巨大压力。不过，上海工商业发达，居民富庶，倘若说服富户出资购买公债，倒并不难完成任务。

郭棣活与荣毅仁回沪不久，正碰上上海市政府动员工商界人士到中国银行大楼认购政府公债，两人积极参与。荣毅仁当场认购650万份债券，以致交钱时拿不出足够的资金。陈毅市长闻讯赶来询问原因，荣毅仁说：“我荣毅仁不认购多一些，别人还会认购多少呢？”荣毅仁的深明大义令上海市政府方面深受触动。另一方面，荣家资金虽不充裕，却异常慷慨，起到很好的表率作用。

荣毅仁投桃报李，政府亦非无动于衷。针对荣氏茂新、福新、申新资金紧张、原料不足的窘况，国家通过发放贷款、供应原料、收购产品委托加工等方式对其大力扶持，并帮助荣毅仁将上海申新各厂重新整合，促成申新纺织公司总管理处的成立，纳入统购统销统购统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项控制粮食资源的计划经济政策，即“计划收购”、“计划供应”的统称。取消农产品自由市场，对棉花、纱布、食油等物资进行计划性调配，旨在稳定物价、保障供应，20世纪80年代被废除。范畴。

“三新系”恢复生机的同时，国民经济中丑恶现象却与日俱增。

进入1950年后，大批不法分子趁秩序尚未健全浑水摸鱼，大肆行贿、偷税漏税、囤积居奇，部分干部与其沆瀣一气，共同牟取暴利，极大扰乱了正常的经济秩序。当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国内进入战时经济状态。许多商人以次充好，大肆销售伪劣产品，因白棕绳质量不佳，曾发生一起沉船事故，11艘船只沉没，80名解放军牺牲，在政府高层引起极大的震怒。

为打击不法行为，将经济拉回正轨，1951年秋，中央高层发动声势浩大的“三反”、“五反”运动“三反”、“五反”运动是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斗争的统称。

疾风刮到上海滩，遇到一个棘手难题：如何对72家工商户进行定性处理？它们刚为政府分担完公债指标，如果像其他地区那样，不详加区分便定为“违法户”，必将引发工商界不满。况且，国家正在建设之际，抗美援朝正酣，急缺人才、资本，工商户出钱出物，倘若一着不慎，将打击面扩大，伤及无辜事小，“寒了”实业界之心事大，恐将影响日后经济建设。

上海市政府制定一套方案，将这些工商户分为6组，每组12人，限期10天内坦白交代违法事实。

现实并不乐观。一份报告称：　“大资本家荣毅仁、吴蕴初、刘靖基、郭棣活等，三催四请仍不参加小组，坦白书亦未送民建会。荣毅仁、经叔平等并书面声明，绝对‘不能’经常出席（会议）。”引自《南方人物周刊》2009年9月刊《红色资本家是怎样锻造出来的》一文。这为运动升级提供了理由。接下来，这些“大资本家”将见识到“革命的威力”。

上海工人被发动起来，当面揭发“资本家”，许多人因不堪忍受压力而自杀。据杨奎松在《上海“五反”运动之经过》一文披露，“仅据上海从1952年1月25日至4月1日的统计，因运动而自杀者就达到了876人”。在这样的形势下，荣毅仁如坐针毡，在申新来回踱步思考对策，最终决定参加互评互助会，向组织坦白交代。

会上，荣毅仁战战兢兢地上报“违法获利款项”。起初，这个数字有“280亿”，已经令许多人感到吃惊，随后追加到“300多亿”，到最后竟然鬼使神差地报出“2096亿”这个天文数字，全场唏嘘不已。但荣毅仁同时强调：　自己名下并无财产，只有上海麦尼路一座住宅。至于欠政府款项，只能将申新公司抵押或公私合营；如果不行，“四面逼紧，没有办法时，只好上吊”。引自《南方人物周刊》2009年9月刊《红色资本家是怎样锻造出来的》一文。

最终，难题的突破口集中到如何为这个“最大的民族工商户”定性上。在“把荣家划到哪一类”的问题上，上海市主要领导谨慎地认为，“考虑到统战需要及经济生产等种种因素”，对部分资本家实行“保护过关”政策，据此将荣毅仁定为“基本守法户”。报告打上去，毛泽东看后认为，不必这么小气，可以再大方一点，荣氏便被划入“完全守法户”。薄一波在回忆录中记录划分荣氏企业的这段典故：　“我和陈毅同志反复商量过。陈毅同志说，还是定为‘基本守法户’好。我同意他的意见，并报告了周总理，周总理又转报毛主席。毛主席说，何必那么小气！再大方一点，划成‘完全守法户’。这个标兵一树，在上海以至全国各大城市产生了很大影响。”郭棣活、刘鸿生等人也在此列。

已无从考证这场风波给当时的荣毅仁造成何种震荡，但随后发生的事实表明，他的经营思路开始回归保守，变得本分、规矩和小心，甚至不惜委曲求全。也许，这不仅是形势所趋。

有了“完全守法户”这层保护膜，荣氏和郭氏安心经营，随着“三反”、“五反”运动的推进，他们被树立为“守法经营”典范，供全国工商户学习。而政府也乐于见到申新与永安如此行事。

荣德生辞世

免于诘难的荣氏家族马上迎来一场沉痛的告别。

1952年5月，荣德生忽然身染紫斑病，多方医治不见好转，身体每况愈下。自感来日无多，7月25日，荣德生口述遗嘱，叮嘱海内外荣氏子女，关心国家建设，为祖国出力。4天之后，荣德生逝于无锡老宅。

荣德生埋骨舜柯山。苏南行政公署组建治丧委员会，政府悼词全面且不失煽情地概括了这位老人长达77年的生命轨迹：“荣德生的一生，是为开发民族工商业奋斗的一生，他是一个事业心很强的人，有和困难搏斗的精神，是一位爱国主义者，是一位民族工商业家。”

荣德生垂危之际，正值“三反”、“五反”运动的高潮，目睹种种现实，不知作何感想。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这位一生与市场打交道的“民族工商业家”至死都未能领悟“工厂全归工人主政”的宏旨。

1952年8月，荣毅仁在《先父德生公事略》中如是记录荣德生回顾一生的片段：“余从事纺织、面粉、机器等工业垂60年，历经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官僚资本主义及反动统治的压迫，艰苦奋斗，幸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革命胜利，欣获解队。目睹民族工业从恢复走向发展，再由于今年“三反’、‘五反’的胜利，工商界树立新道德，国家繁荣富强指日可待。”

半生淋漓，荣德生无疑对新政府寄予希望。但他深知年老体衰，以己之力，恐无法适应新的形势。晚年的荣德生回归田园，性情更趋恬淡，尽管顶着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委员、华东政策委员会委员、苏南行政公署副主任等头衔，却极少过问俗务，将家族事务全权交由荣毅仁打理，自己在无锡乡下安心练字、读书、养老。因此，他的去世对三新财团震动并不大，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了荣毅仁在前台指挥，对企业实际创始人的逝世并未表现出过分留恋。

荣德生的去世标志着荣氏第一代企业家时代的彻底终结，以荣毅仁为代表的第二代企业家登上历史舞台。人们不禁要问，荣毅仁这位风华正茂的“新船长”将把“三新系”带到何方？

现实很快给出答案。

1953年开春，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期间，荣毅仁和郭棣活再次受到毛泽东接见。毛泽东意味深长地对这两位“纺织大王”说：“你们两位能否在内地生个儿子？”荣毅仁和郭棣活心领神会，旋即着手准备合作。

荣、郭本欲合建一家纺织厂，但随后的形势变化促使他们改变计划，由申新、永安公司出资，与国有经济联合建厂。4年后，总投资3300万元的安徽第一纺织厂建成投产，国有股比例达25％。

公私合营浪潮之下的荣氏企业

让荣毅仁、郭棣活改变计划的事件便是公私合营。

新中国成立后，为缓解经济困难，平抑物价，政府一度采取团结、引导方针。随后发生的事实表明，过分放任工商业可能走向混乱，并且有悖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私营工商企业出路成疑。

对于当时尚缺经济工作经验的人民政府来说，如何将自由市场成长起来的企业纳入计划经济轨道，接受政府统一调拨，是一件前无古人的难题。1950年，“船王”卢作孚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民生公司公私合营的具体方案，获得通过实施。此后，民生公司成为私营企业改造标本。

1953年下半年，“三反”、“五反”运动宣告结束，整顿、改造私营经济被提上日程。当年秋天，中央政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要求，在10年到15年甚至更长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加强市场管理，政府随即对粮食、棉花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商品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公私合营的号角已经吹响。

棉、粮系统恰是荣氏企业根本。主动改造还是静观其变？荣毅仁感到很苦闷。倘若接受公私合营，便意味着荣氏半百基业全部将改名换姓；如果拒绝，又将面临何种后果？所有人都不得而知。荣毅仁不禁在心中暗暗发问：　“究竟什么是工商业者的道路呢？我们的前途如何呢？”

举棋不定之际，陈毅市长的开导传入荣毅仁耳中：“共产党眼浅皮薄，看到你那些就想搞你？贪你那些？”两番发问后，接着便是如雷贯耳的答案：“共产党气魄大得很，它要取得全世界，共产党是看到你们一批人还有用，欢迎你们来参加，这是真话。”引自《南方周末》2005年11月刊《传奇荣毅仁：　深邃的历史洞察力促其走向成功》一文。

1953年结束之前，申新旗下广州二厂向广州市委递交公私合营申请书。荣毅仁开始行动了。

1954年成为申新变身之年。3月18日，申新总管理处召开会议，授权总经理荣毅仁办理申新二、三厂合营事宜。4月2日，荣毅仁在申新系统座谈会上提出争取向国家资本主义高级形式发展，并决定不日召开股东大会，商议申新系统公私合营的可能性，争取早日合营。

4月14日，86户申新股东在上海召开股东大会。许多股东担心财务没保障，表示不能理解，荣毅仁奉劝说：“社会主义是大势所趋，不走也得走。只要接受改造，大家都会有饭吃、有工作，而且可以保留消费财产。”最终，会议决定由荣毅仁申请办理公私合营手续。

5月31日，荣毅仁向上海市工业生产委员会和华东纺织管理局正式提出合营申请并获通过。政府派驻工作组协助申新改造，经过三个月的重组，申新集团成立，荣毅仁被任命为总经理。

另一方面，李国伟领导下的宝鸡纺织、面粉、造纸、机械厂及天水面粉厂被改组为新秦企业公司，申新四厂、福新五厂先后被改组为“公私合营汉口申新纱厂”和“公私合营汉口申新面粉厂”。

荣氏企业在荣宗敬去世16年之后，分崩离析，又殊途同归。而此时距荣氏创业已满半个世纪。

眼光放长远

1955年秋，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简称全国工商联）在北京召开执委会议，荣毅仁应邀参加。

第一次座谈会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在两个小时的会议中，毛泽东悉心阐释公私合营的重要性，他说：　“大家的眼光要放远一点，不要怕社会主义，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不要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要减少吊桶，增加抽水机，如果能全部改用抽水机就更好，这样才能好睡觉。”

在公私合营的大背景下，这个形象而风趣的比喻无疑显得耐人寻味。接着，毛泽东又用京剧《打渔杀家》中的故事举例：“萧桂英要去‘杀家’，参加‘革命’了，可还没有忘记关门，怕人家偷了她的坛坛罐罐。工商界人士不要这样，要把眼光放远一点。”引自《光明日报》1999年3月5日刊《“少壮派”荣毅仁带头“举起了双手”》一文。

尽管在1954年申请公私合营，但是在相当长时间中，荣毅仁仍显现出资本家特有的独立，对于政治也是惧怕多于敬佩，他有句名言：　“我赞成共产党只举一只手，如果两只手都举起来，那是投降。”

当时，毛泽东以战略家高度两次提及“眼光放远”，提纲挈领的讲话在荣毅仁心中引发阵阵涟漪。

37年后，在毛泽东忌辰，荣毅仁第一次向外界披露彼时听完讲话后的心境：“毛主席的讲话勾起我对往事的回忆，我在旧社会继承父辈事业的十几年中，即便以我们当时所具有的较大的资本和较高的社会知名度，乃至与当权者的交谊，最终也未能幸免于日本侵略者造成的劫难和国民党腐败政权的压榨，别的民族工商业者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出路？”③引自王伟群著：《艰难的辉煌——中信30年之路》，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荣毅仁的前世今生”一节。

荣毅仁从这些亲身经历认识到：　“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就只能是殖民地、半殖民地道路。而这条道路对每个真正要做独立的、正直的中国人的工商业者来说都是穷途末路。因此，按我当时的心境，虽还未能真切地展望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家思想改造完成后将成为什么样的蓝图，但确已树立起了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走向光明，就大有前途的信念。”

会议结束后，荣毅仁马不停蹄地赶回上海，向上海市人代会保证：“我一定要把所得的利润，投资企业，购买公债，来支援国家的建设……我一定要把自己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做一个真正的同志。”

荣家的示范效应不容忽视。不久，高层领导到上海会见工商界人士，主动要求公私合营者众。

某种程度上，这与上海流行的那个“猫吃辣椒”的段子不谋而合。一位领导人问另两位领导：　“怎样才能使猫吃辣椒？”一位答：“让人抓住猫，把辣椒塞进猫嘴里，然后用筷子捅下去。”另一位说：“先让猫饿三天，然后，把辣椒裹在一片肉里，如果猫非常饿的话，它会囫囵吞枣地全吞下去。”两个答案都不能让提问者感到满意，他说出自己的策略：“可以把辣椒擦在猫屁股上，当它感到火辣辣的时候，就会自己去舔掉辣椒，并为能这样做而感到兴奋不已。”

更广阔的时代背景是，1955年之后，全国范围出现社会主义改造高潮，3000余户私营工业主和18万户私营商店完成公私合营，国有成分显著上升，经营结构由个别企业公私合营进入全行业公私合营阶段。

完成公私合营的企业，股东按照“定息”享有5厘年息，为期10年，此外不再对企业行使职权，资本家变为自食其力的普通劳动者中的一员。

历史翻开新的一页。

第一号“红色资本家”

1956年1月初，毛泽东到上海视察工作。抵达当天，毛泽东提出到工厂看看。上海方面选了几家有代表性的国营工厂，其中包括申新九厂，这是上海棉纺行业骨干企业，又是荣家所创。

第二天下午4点40分，毛泽东一行驱车前往申新九厂，荣毅仁等早已在门口等候。毛泽东下车后一面同荣毅仁握手，一面对他说：“你不是要我到你厂里来看看吗？我来了。”荣毅仁连忙表示欢迎。毛泽东继续说：“你是大资本家，要带头。现在工人阶级当家做主了，老板换了。”

荣毅仁陪同毛泽东等进入工厂，连续视察了7个车间，每到一处，详细介绍。毛泽东看得很仔细，还同一位纺织女工握手、交谈，听取她对工作、生产流程的说明。结束后，毛泽东总结此行说，“要让他们（资本家）认识到做社会主义企业的经理是光荣的。荣毅仁愿意把工厂交出来，这是进步的”。

毛泽东一生，先后到上海考察数十次，申新九厂是他唯一视察过的公私合营企业。

国家领导人的肯定让荣毅仁备受鼓舞。他和上海工商界的几位实业家，现身说法，宣传政策。1956年1月20日，上海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大会在中苏友好大厦召开，4000人参加。会上，荣毅仁和盛丕华代表上海私营工商业者向上海市副市长呈递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申请书。

一个月后，荣毅仁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此时荣毅仁的身份不仅是“社会主义企业”申新纺织印染厂总经理，还拥有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华东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工商联副主委、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委等政治光环，远远超出商人的出身背景。

谈及公私合营的意义，荣毅仁说：“对于我，失去的是我个人一些剥削所得，它比起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投资总额是多么渺小，（而我们）得到的却是一个人人富裕、繁荣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这篇访谈登在《新华半月刊》1956年第4期。

几乎与此同时，荣毅仁七弟，人称“红色小开”的荣鸿仁在全国工商界青年积极分子大会上发言说：　“我另外两个哥哥、堂兄弟，他们为了想保牢自己的财产，在1949年前到国外去，一个哥哥办的纱厂已经宣告破产，一个堂兄在美国遭到流氓无故殴打，其他大都处在窘境之中。试想要托庇于帝国主义之下，会不遭受他们的欺压吗？过去的中国，没一个人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荣毅仁对未来有着深沉的思索，触角从家族企业经营上升到国家社会层面。萦绕在脑际的问题是：中国自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矛盾成为主要矛盾；¨wén　rén　shū　wū¨但是经过社会主义改造，阶级关系有了调整，这个对抗性矛盾是否可以转化成为非对抗性矛盾呢？

1956年6月，当荣毅仁在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毛泽东没有当场表态，反而颇为风趣地说道：“你这人倒蛮会用脑子提问题的。”第二年春天，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讲道：　“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平和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

1956年年底，全国范围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结束，中国由此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因其在这场运动中的独特作用，荣毅仁得到“红色资本家”称号。这是一个耐人琢磨的定位，似乎预示着更大的改变。

转折

1957年春节，已经调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毅突然从北京赶回上海，参加即将召开的上海市党员大会。

陈毅此行带了一个重要任务。他在上海市党员大会上说：“我这次回来，毛主席交给我一个特殊任务，希望我和上海的同志们能够选荣毅仁为副市长，都投他一票。”引自马克锋：　《荣氏家族》，广州出版社1997年版，第201页。众人闻言，皆吃一惊。

党员大会即为随后召开的上海市二届一次会议做准备，在这次会议上，将选出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陈毅副总理既然如此说，意思便非常明显，当然，不同意见者并不强求。选贤任能也不排斥推荐，只要他有足够的能力得到认同和支持。这也是政治民主的形式之一。

陈毅接着说：“毛主席说了，荣氏企业是我国民族资本家中的首户，是中国在国际上唯一可以称得起财团的一家。早在新中国成立初，荣家就一直积极配合党的工作，现在又把全部的企业都拿出来和国家合营，这个不仅在国内产生了巨大影响，即便是在国际上也产生了轰动。新中国需要人才，需要可以把合营企业搞好的人才，上海要创造经验，完全可以从荣家推选出代表人物来参与市政府的领导。”说完，陈毅当即表态要投荣毅仁一票。场内有人表示不解，要求讲一讲荣毅仁的“厉害”。

陈毅向人们提及他当上海市长时的一次经历。当时新中国初建不久，一位法国商人到上海访问，点名提出要和荣毅仁谈话，他们用英语讲了许久，法国人笑逐颜开，旁人则不得其解。后来陈毅问荣毅仁谈话内容，得知法国人是询问在共产党政权下过得怎样。荣毅仁对他说，不用再担心敲诈绑票，感到一切有奔头，想为国家多做点事，宁愿把定息拿出来为国家开办工厂。

讲到这里，陈毅话锋一转，朗声问道：“你们说把荣毅仁选为副市长该不该？”回答他的是热烈的掌声。

几天后，1957年1月9日下午，上海市二届一次会议在中苏友好大厦落下帷幕。荣毅仁被选为上海市副市长，主管纺织工业。

在接受上海记者采访时，荣毅仁坦言：“新中国成立后，我改变了不问政治的态度，参加了政治活动，党和人民给予了我信任和鼓励。这次选我为副市长，对我更是一种鼓舞。上届人代会议上，我曾引用过陈云副总理讲过的一句话：从一个资本家到国家的公务员，是一个很好的唯一的道路。”他又信誓旦旦地表示：“我要在党和上级领导以及群众监督之下，起到一个螺丝钉的作用。”

与此同时，荣毅仁同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