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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业第一家族:荣氏百年-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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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因用麦量巨大，荣氏先后在安徽蚌埠，山东济宁，江苏泰州、扬州、常熟、镇江等地设立麦庄。荣氏有一个秘不外传的生意经： 每逢新麦上市，就大肆抛售面粉，以压低粉价和麦价。
上海总公司设有麦务部，对各地麦庄进行电报指挥，成功压低麦价之后，各地麦庄即接到指令，通过当地粮行进行大规模收购，并支付1％~1。5％的佣金。由于价格优惠，荣氏大量储备小麦以供长期生产。久而久之，荣氏面粉厂成为国内小麦行情波动的重要因素，大有操控市价之势。而那些单打独斗或规模弱小的面粉厂无力屯麦，只能听凭摆布，在麦收季开工，其他时间停产。利用这个“时间差”，茂新、福新从竞争者手中轻而易举地夺取面粉市场的半壁江山。
如此种种，“兵船”牌声誉日隆，成为国产面粉品牌的佼佼者。与此同时，本土面粉厂纷纷使用英美机器，极大提高生产能力，拉低市场价格，对洋面粉倾销形成正面阻击，迫使进口量逐步下滑。
随着1913年的结束，民族工业发展的黄金时代随之到来，面粉业毫无疑问地走在前面。
“面粉大王”崛起
1914年7月末，奥匈帝国、塞尔维亚燃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德、英、法等欧洲强国先后卷入厮杀，无暇顾及各自在远东及太平洋地区的利益，饱受压迫的中国民族工业获得难得的喘息机会。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欧洲大陆一片火海，各交战国旋即转入战时经济。特殊时期，一切为战争服务，农民、工人应征入伍，导致生产力锐减，土地荒芜、粮食减产、食品紧缺，各国自顾不暇，无力向外海出口食品。战争旷日持久，为解决军民之需，不得不向海外采购物资，面粉是采购大头之一。
见此情景，日本三井、三菱等商行趁机向欧洲各国倾销面粉，它们到上海采购，不论品牌、质量，一律兼收。中国面粉工业由此进入空前发展的“黄金时代”，不但畅销国内，并且远销欧洲，中国一改往日忍气吞声局面，由入超（逆差）变为出超（顺差），摇身一变，成为面粉出口大国。
任何面粉厂老板都不想错过这轮发展时机，想方设法增大产量。想想看，只要生产，就有市场；只要机器开工，便意味着滚滚不断的财源。荣氏兄弟自然不甘人后，开始酝酿让事业更上一层楼的策略。
9月23日，荣宗敬32岁生日，荣德生从无锡赶到上海参加生日宴会。晚宴结束，兄弟二人趁兴夜游，不知不觉走到鸿升码头，故地重游，钱庄已闭，思绪翻滚，不免感慨万千。
望着滚滚而去的江水，荣宗敬突然说：“你还记得小时候滚雪球的事吗？”他好像在自言自语，也好像在发问，还不等荣德生说话，便接着说道：“捏个雪团，滚上雪，慢慢推，然后猛踢一脚，雪球飞奔向前，越滚越大。”记忆闸门在这个特殊的夜晚被忽然唤醒，只是荣德生不解大哥为何重提旧事。
显然不是单纯的回忆。荣宗敬又说：“办厂与滚雪球不是一个道理吗？采取‘驴打滚’的办法，在推进中不断发展，这样，别人尚在彷徨，我已发展壮大。”沉默片刻后他又发愿：“从现在起，工厂不管好坏，只要有人卖，我就要买。”荣德生不禁恍然。然而，资金从何处来呢？
荣宗敬早有计议，通过三个途径筹集资金： 首先，少发股息、不分红利，将工厂盈余转为建设资金。福新建厂时约定三年不发红利，为租用中兴、筹建福新二厂提供了资金；其次，建立职工储蓄所，吸收闲散资金；傅国涌在《大商人》一书中介绍： 1927年，荣氏企业发出《劝告同仁储蓄宣言》，筹集100万银元作为基金，自办“同仁储蓄部”，吸收职工和外界存款，充分运用生息资本。储蓄部采取定期储蓄、定期复利储蓄、定期取息储蓄、零存定期储蓄、零存整取，以及通知储蓄存款、活期储蓄存款、礼券储蓄存款、活期流通存券等存款形式。到1928年，在南京、汉口、无锡、济南等地共设立了37个分部。第三，投资钱庄、银行，以股东的身份便利调动更大规模的资金。
至于扩张方式，不外乎收购或租办老厂，因为急于出手，这些工厂大多降价以求。以较低的成本使用现成工厂，可免除一系列建厂开支，降低经营风险，这对急于扩大规模的荣氏企业来说再合适不过。
1914年，荣宗敬在上海光复路一带购买400多亩土地，开始筹备福新三厂，筹建资金全部来自福新一厂盈余。期间，中兴面粉厂租约到期，原主愿意出让，荣宗敬有意接手，遂从福新二厂提银12万两，全盘收购，后添置新机，建造成福新四厂，与福新二厂毗邻而居。
福新三厂筹建用了一年多，1916年才建成，通过茂生洋行采购美国爱立斯生产的最新式粉机，由3部370匹马达驱动，日夜出面粉4500袋。至此，福新旗下有4家工厂，上海“福新系”悄然成形。
与此同时，无锡茂新也形成系列。1916年，茂新以每年2万元的价格租下拥有10部钢磨的惠元面粉厂，租期两年。次年期满，原主无意收回，荣德生出资16万收购，添置11部美制新机，改造为茂新二厂，日产能从1700袋提高到6000袋。当年，茂新一厂、二厂实现盈余16。8万。随后，荣德生先后租用无锡泰隆面粉厂和宝新面粉厂，并为茂新一厂扩充美制钢磨12部，日产能提升到8000袋，资本额升至60万元。无锡5家面粉厂，荣氏实际控制了其中4家。
从1914年到1918年，经过“一战”洗礼，荣氏面粉事业获得脱胎换骨的飞跃。日产能从13900袋提升至42000袋，虽然如此，产品仍旧供不应求，售价随之提高，年均盈利率达180％。
随着资本壮大，荣氏开始向外埠进军。1919年，荣氏考察九省通衢的武汉市，发现此地只有4家面粉厂，产品质量不敢恭维，认为在此“设厂改良，营业必佳”，于是集资30万元，买地建厂，筹备福新五厂。该厂两年后投产，钢磨22部，每日夜出粉6000袋，于武汉三镇独领风骚。
1919年秋，福新五厂开工之际，荣德生在茂新二厂旁建成专磨苞米粉的茂新三厂，随后到济南筹建茂新四厂。荣德生购入12部美制磨粉机，一部最新式350匹煤气引擎，招聘职工24名，一年后正式投产，日出面粉3000袋，比济南本地3家面粉厂的总和还要多。
恰逢“五四运动”掀起抵制日货、提倡国货高潮，群情激昂之下，荣氏面粉大受欢迎，带来滚滚财源。“兵船”面粉为荣氏兄弟赢得“面粉大王”美誉，使其成为业内领军人物。
长期以来，日本人在上海开设面粉取引所（交易所），经营面粉、小麦的期货交易，控制了上海市场的原料和成品价格。五四运动之后，荣宗敬巧妙地利用政治局势，四处联络同业人士，自行组建交易所〖TXT小说下载：。。〗，以图摆脱日本人控制。“面粉大王”摇旗呐喊，一呼百应，很快募集到50万元。
1920年1月11日，中国机制面粉上海贸易所成立，荣宗敬众望所归当选为理事，掀起争夺面粉产业主导权的序幕；而另一方面，荣氏棉纱事业几经波折，亦终于柳暗花明。
撤股与创业
荣宗敬和荣德生是抱着同样理念和信心去经营振新纱厂的。他们不乏天真地认为，添机改造、扩大规模，纱厂定会取得面粉事业一样的胜利。尽管那时荣氏面粉事业才初露峥嵘，但他们已在梦想宏大图景了。
复制成功向来简单易行。从外在环境看，“一战”爆发后面粉业的情形也出现在棉纱业，荣氏兄弟意气风发地制订了棉纺工业发展计划，决意将振新纱厂的产能提高几个台阶。然而，作为管理者的他们太过单纯，忽略了“产权掣肘”，毫无意外地遭到保守的董事会的否决。
1914年的一天，振新纱厂召开董事会，荣德生第一次提出那个发展计划： 增机扩建，发展4家工厂，无锡振新一厂、二厂设在上海，三厂设在南京，四厂设在郑州，纱锭数量随设厂数相应提高，由3万增加到30万。荣德生刚说完，董事会就炸开了锅，股东们几乎一边倒地反对他。
反对者毫不避讳地指出自己唯一目的就是赚钱，如果按照荣德生的方案，将赢利滚动投入建新厂，永远无法分到现钱。这些人并非全是鼠目寸光之辈，有些身兼洋买办等职，只是在风雨飘摇的时代缺乏安全感，所愿无非人财两全，都是抱着赚快钱的心理投资，所以会联合反对荣德生。
大股东荣瑞馨也不站在同族这边。他在橡皮风潮中损失惨重，还未缓过来，债主接二连三上门，让他思忖生财之路。由于丢了买办职务，荣瑞馨急需用钱，于是产生了独揽振新大权的念头。
生意场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当初荣瑞馨出面邀请荣氏兄弟掌管振新，如今，他又开始寻找借口罢黜两人。并且，他很快找到一个貌似正当的理由。
1914年秋天，关于发展计划的纷争上升为诉讼。荣瑞馨认为时机成熟，以账目不清为由要求查账，并在暗中联络其余股东，要求将振新盈余以现金形式发放红利。协调无果，荣氏兄弟认为留在振新于人于己都是折磨，决意退出，重新创业。年底在无锡商会的见证下，振新拆股，荣氏兄弟用振新股份与荣瑞馨所持茂新股份互换，最后尚余3万余元留在振新，以示不忘创业之情。
荣宗敬发愿：“我能多买一只锭子，就多得了一支枪。总应在50岁时有50万纱锭，60岁时有60万，70岁时有70万，80岁时达到80万。”在他心中，此乃进军纺织业的宣言。
荣氏兄弟撤股出来时已到年底，国内棉纱市场正处于变革前夜。因战事牵连，交战国由生产过剩转入生产不足，纺织品紧缺，致使价格急速攀高。一夜之间，由倾销转为进口，曾经在中国市场铺天盖地的洋纱、洋布转眼间消失无影。突如其来的改变让中国棉纱界一派鼓舞，各家工厂加紧扩张步伐，争抢洋人留下的市场空白。因供小于求，棉纱厂获利倍增，社会上流传“一件棉纱赚一只元宝”的说法，虽有夸张成分，亦可见此项事业诱惑力之大。
转过年来，面粉厂筹建有条不紊，荣氏兄弟开始把更多精力投放到纺织业。荣德生笃信风水，反复查阅典籍，希望为新工厂寻找一个上佳位置。一天，他从《杨公堪舆记》上读到这样一句话——“吴淞九曲出明堂”，大意是说吴淞江经过九道转弯，将有一块风水宝地。荣德生按图索骥，果然在周家桥发现吴淞江第九道转弯，于是笃定地认为，此处便是理想的建厂之所。
当时的周家桥还是一片人迹罕至的荒芜之地，甚至连一条像样的道路都没有，每到雨天泥泞不堪。地价固然便宜，荣氏却不愿亲自建造厂房，几经考察，发现唯一勉强可以充作厂舍的只有一处破落的产地。这是一位意大利地产商的产业，占地24亩，被分成两块，一部分被租用来做织呢厂，另一部分是轧油厂，可惜两家工厂经营都不好，有意撤出。
不久，意大利商人开价41000两，挂牌出售这块产地。荣氏兄弟详细考察，认为该地块物超所值，厂房、机械等资产可以继续使用，建筑物也比较牢固，于是筹资将其买下，开始打造自家的纺织厂。
荣氏从振新纱厂得来一个教训： 稳定的组织结构是正常经营的保障，必须在企业拥有绝对控股权才能有效开展工作，企业需要上下一心。于是，在招股时，荣氏兄弟保持55％股份，另一位朋友持股25％，其余20％为散户所持，这些人大多是荣氏老部下，对兄弟二人有信心。他们集资30万（实到21万，其余9万陆续补足），荣氏根据每位股东能力，为其安排特定职务，由于涉及自身利益，所以每个人都力求节俭、杜绝浪费、精诚建厂。
1915年10月，当36台英国进口纱机开始转动起来的时候，历时5个月的筹建工作宣告结束。荣宗敬、荣德生为该厂定名“上海申新纺织厂”，即申新一厂，作为其棉纱事业的新起点。
申新的组织形式别具一格，与多数企业采取的股份制公司形式不同，它采用了股份无限公司的形式。企业不设董事会，股东会亦无大权，经理总掌大局，对企业全权负责，甚至拥有不经股东会改组企业的权力。此外，为保证股权结构稳定，股东股份只能在内部流通，公司章程规定，“股东非经其他股东全体允许，不得以自己股份之全数或若干转让给其他人”。
辩证地看，管理者缺乏约束，容易独断专行，但结合当时实情，却能有效避开繁琐的讨论程序，当机立断，不至于错过市场机遇。而且，以荣氏能力，大可赢得股东信任。
这种组织结构的优势很快显现。申新开工仅两个月，1915年底即实现2万元盈余。企业利润节节攀高，到1916年利润达11万元，1917年达40万元，1918年为80万元，1919年达到100万元。
申新纱厂成就“棉纱大王”
申新纱厂旗开得胜，鼓舞了荣氏增建新厂的愿望。1917年，兄弟二人意欲在无锡茂新面粉厂附近建造纺织厂，厂址迟迟未定之际，听闻上海恒昌源纱厂盘让出售，无论从成本、时间、效率等角度考虑，现成纱厂的诱惑大大高于自建工厂，于是荣氏兄弟紧急赶往上海探察。
恒昌源原是日本棉花株式会社在1907年建造的九成纱厂，曾名日信纱厂，1916年终止营业，被祝兰舫买下，更名恒昌源。祝兰舫财大气粗，但经营能力一般，纱厂在他手里并未摆脱窘境，于是挂牌沽售。
因自己是茂新股东，祝兰舫自然乐于卖给荣氏兄弟。但考察完这座占地27亩的纺织厂后，荣德生心生退意，他认为“仅地好无益，制造尚不如地偏而机新，立时可造，自成一局，在锡为佳”。而荣宗敬观点相反，认为厂址位置优越，从长远计，日后必有发展便利。最后，荣宗敬说服荣德生，以40万元买下恒昌源，改造后更名申新二厂，于1919年3月正式投产。
两个月后，“五四运动”爆发，抵制洋货运动风起云涌，纺织业获得空前的市场契机。耐人寻味的是，在荣氏兄弟经营之下，恒昌源生产起色，迅速占据日纱消退后的市场空白。日资建造的纱厂为华商收购，并成为阻击日纱的主角，这在中国商业史上恐怕是破天荒的纪录。
随后，荣氏赶回无锡，在振新纱厂旁觅得土地，筹备申新三厂。不料，振新纱厂老板荣瑞馨横加阻挠。
荣瑞馨与荣氏兄弟虽有不快，但并无深仇大恨，此番阻挠，是害怕申新三厂抢走了自家生意。荣瑞馨对荣氏兄弟的经营能力心知肚明，申新纱厂生意红火，若在振新旁建厂，岂不是公然竞争？于是，荣瑞馨召集一帮农民，在申新厂地建造五洞桥，令建厂无法进行。无奈之下，荣德生疏通关系，让官方出面下令禁止，名正言顺地筹建申新三厂，荣瑞馨只得作罢。
此地块横跨无锡梁清溪河，东岸规划为生产区，建造纱厂、布厂，西岸作为办公区及生活区，建造公事房、职员宿舍及发电、轧花、修机部门，两岸以桥相通。建厂期间，荣氏兄弟前往湖北汉口，投资150余万元，筹建申新四厂。1922年3月，申新三厂、四厂同时开工生产。
筹建申新新厂期间，荣宗敬召集华商纱厂联合会同仁，积极筹建纱布交易所。当时棉纱期货交易被日商控制，荣宗敬建议，各厂绝不从日商取引所采购棉花，凡在取引所买卖棉纱的商号或掮客，一律断绝往来，并在报上刊登说明。各纱厂早对日本人恨之入骨，如今有荣宗敬带头，自然群起响应，募集200万元，组建纱布交易所，荣宗敬、穆藕初担任理事。
申新出品“人钟”牌棉纱质量上乘，广受欢迎，被列为纱布交易所标准样纱，也带动“人钟”牌布线销量。“人钟”牌产品畅销国内，为荣氏兄弟赢得“棉纱大王”称号。
申新各厂新创品牌，如“宝塔”、“铁锚”、“龙船”、“仙女”等。荣德生要求甚高，尽管每个品牌各有特色，但从用花、拼花、用料上，丝毫不大意。荣德生为申新三厂“好做”牌亲自配料，保证品质，“好做”刚一面世即受到市场追捧，迅速取代“人钟”，成为申新王牌产品。
衣食上坐拥半个中国
19世纪20年代初的中国，“三新财团”一定是个让人眼前一亮的词汇。作为荣氏兄弟数十年打造的茂新、福新、申新系统的统称，“三新财团”雄踞面粉、棉纱两界，分别占据全国面粉、棉纱产能的1/4和2/7。
然而，随着事业壮大，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出现在眼前，即如何有效管理这些工厂。
事实上，在增建工厂过程中，荣宗敬和荣德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最终在1919年前后达成共识： 成立一个总领机构，对“三新系统”进行统一管理，集中调拨、互通有无，以图发展。
1921年，上海江西路耸立起一座英国城堡式建筑，即茂、福、申总公司所在地“三新大厦”。作为荣氏“大本营”，这幢耗资35万元、占地2。8亩的办公大楼高三层，楼顶插公司旗帜，风光气派，在当时，恐怕只有“状元企业家”张謇在上海建造的南通大厦可与之比肩。
三新总公司实行总经理负责制，对茂新、福新、申新系统的采购、供应、销售、资金和人事进行统一管理。各厂经理每日中午到总公司开会，报告生产经营状况，领取指令，然后分头行动，通过电报、电话将指令传至上海、无锡、济南的工厂。从规模和做派上讲，颇具现代企业风范。
毫无疑问，荣宗敬担任三新总公司总经理，下设两个职能部门，一个是专营进、出货的外账房，另一个是负责银钱出纳和资金周转的银账房。此外，更下一级设有庶务、文书、会计、粉麦、花纱、五金、电气、运输等8个部门，各部设主任、副主任及办事人员和实习生若干。
三新总公司犹如一台精明机器，数百号人马围绕它运转不停，荣宗敬处于绝对核心。在三新大厦容纳上百人的会议室，这个年届50的商人端坐中央，各厂经理分列左右，轮流汇报生产经营情况。荣宗敬发号施令，俨然企业“教父”，也曾难掩意气地说： “从衣、食上讲，我拥有半个中国。”
不容忽视的是，三新总公司本身并无多少资本，只是代各厂筹措、管理资金。各厂独立预算，多余资本存放总公司，存款利息高于钱庄、银行。总公司开展存贷款、投资业务，实现资金盈虚调度。对此，荣德生在日记中记载： “盖总公司之地位，犹人体之大脑，各厂则五官百骸，其关系视后齿尤为密切，是以总公司对于各厂无分轩轾，酌盈济虚，以冀平均发达。”
现在看来，三新总公司其实相当于现代企业中的集团公司，是企业规模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必有产物。自1902年投身实业，荣氏从资本5万元的保兴面粉厂起步，到1922年，经历20年的时间，已更是发展为资本上千万，更是近20家面粉、棉纱工厂的产业巨头，为数十万员工提供工作岗位。
在国贫民弱的时代，三新总公司的出现不禁令人眼前一亮，其代表着民族工业的最高发展水平。荣氏兄弟更是被誉为国内实业界的“骑士”，他们的创业故事被日本人写入小学课本，就连一向低调的荣宗敬也认为自己的事业“几满半天下”。
第三章 大王如蚁
引言
荣宗敬选择了一条冒险之路——举债扩张。在和平年代，这或许能创造商业奇迹，不幸的是，战乱引发市场频繁波动，荣宗敬最终没能逃脱信用破产的厄运。
而这一次，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要严重。为其赢得声誉的“申新系”面临崩溃，国民党、洋人趁机大捞渔利，宋子文甚至计划将之变为私产。荣宗敬拼劲老命，保护基业，挨到战争爆发。
运气似乎溜走了。“三新财团”在战火中毁灭大半，荣宗敬客死异乡，荣德生苦苦支撑，但人心涣散，各谋其事，荣家第二代企业家就此登场。荣鸿元、李国伟、荣尔仁、荣毅仁在辛苦奔忙之余，终于发现抵不过这个意气的时代。暂时的繁荣引人妒忌，即便实业大王，也逃不脱政治倾轧。
扩张
现实的凝滞性常常体现为措手不及的意外，正如繁华过后难免苍凉，而顶峰也不过意味着下滑的开始。
三新总公司成立这年，恰逢棉纺业开始没落。之前数年大规模地建厂导致产能过剩，加之棉花歉收，日纱倾销，出现“棉贵纱贱”现象。小厂纷纷倒闭，规模较大者亦半死不活，如穆藕初的德大纱厂、张謇的大生纱厂均开始走下坡路。
行业不景气，“申新系”不可避免地卷入亏损漩涡，所幸荣氏资本实力雄厚，暂时免于劫难。兄弟二人正值人生巅峰，意气风发，举手投足间似乎认为自己具备挽救危局之力，跃跃欲试。
世俗所谓的危机，在少数人眼中也许是难寻的机遇。行业萧条之际，惯常做法是停产自保，荣氏则反其道而行，四处寻求收购。荣宗敬认为，中国棉纱业长期为日资所掌控，因各厂各自为战，一直仰人鼻息，而此时抄底、整合国内资源，可用最小代价实现规模扩张，增强竞争力。
一方面，收购比直接建厂成本低、效率高、时效快；另一方面，工厂亏损，业主无心恋战，只愿早日脱手即可，价格并不敏感。最重要的是，有三新总公司统一调拨，即便瞬间增添数厂，人力、资金、管理、技术等方面都不会捉襟见肘，恰好发挥总公司的集约优势。
随后，荣氏展开眼花缭乱的收购。
1925年4月，荣宗敬以65万元的价格将破产抵押的德大纱厂盘下，改为申新五厂；两个月后，租用常州纱厂，改名申新六厂。1929年1月，荣家以170万两收购挂牌标售的英商东方纱厂，为申新七厂；同年，荣氏在申新一厂旁建造两层厂房，为申新八厂。1931年，收购三新纱厂，为申新九厂。
三新纱厂原是李鸿章创办的上海机器织布局，曾遭火灾，经“红顶商人”盛宣怀筹资修葺完善，在上海棉纱界名盛一时，盛宣怀失势后，该厂经营不善随即没落，最终抵押给汇丰银行。三新纱厂占地一百多亩，价值二百多万两，其厂房、机器众多，由于地皮贵、拆迁难，一直无人问津。
时间拖得越久，对三新纱厂越不利。一天，银行代表找到荣宗敬，开价40万两，劝其收购，首付5万即可。荣氏资金全部投入实业，连5万两现钱都无，遂向开钱庄的亲家孙直斋贷款，拿下三新纱厂。不久，厚生纱厂低价转让，荣宗敬故伎重施，贷款将其盘下，代替租办的常州纱厂，是为申新六厂。
用他人钱财办自己之事向来是荣氏所长，此番收购更将“借鸡生蛋”发挥到极致。麾下纱厂之众，与创业时不可同日而语，相比之下，振新纱厂在荣瑞馨等人手中日渐式微。收购三新之后，黄裳黄裳，当代散文家、高级记者、文史专家、收藏家。到无锡采访荣德生，目睹“申新系”之繁盛状况，在采访后记中感喟道：“申新已经有了九厂，振新却还是振新，寂寞地困在了无锡。”
盛极而衰
从1925年到1931年的6年，正是棉纱业低谷徘徊时期，“申新系”却迅速壮大，新增5厂，扩展为9家，纱锭达到52．15万枚，布机5000多台，冠绝国内。而这5家新厂，几乎全部贷款收购。
荣宗敬尝言：“茂新、福新、申新各厂得力于： 造厂力求其快，设备力求其新，开工力求其足，扩展力求其多，因之无月不添新机，无时不在运转。人弃我取，将旧变新，以一文钱做三文钱的事，薄利多做，竞胜于市场，庶必其能成功。”企业盈余几乎全部滚动投入，现金预留极少，当收购机会出现，必是举债进行，于是在荣氏企业规模日益壮大之时，债务越发沉重。1931年年底，三新总公司负债4000万元，坊间开始传出“自不量力”、“贪多难化”的指责声。
1932年4月18日，全国工商管理协会举行聚餐会，荣宗敬对外披露心迹，将巨亏原因归结为三点：第一，税赋沉重、成本抬高；第二，日、英产品倾销，造成市场压力；第三，工厂管理有失科学。
荣宗敬所言不虚。事实上，这三条也是棉纱业乃至整个民族工商业处境的写照。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取消厘金税，按照“一物一税”原则征收特税，即同一商品缴税一次即可通行全国，不再征收其他税务，如有重复，甚至可申请退税。1931年元月，统税署成立，对面粉、棉纱、水泥、卷烟等行业开征特税，并废除厘金税，以及由此衍生而来的货物税、铁路货捐、邮包税、落地税等各类苛捐杂税。
税务改革的出发点是堵死地方军阀财源，将征税权收归中央政府，充实国库。同时，为获得工商界认可，官员们打出“振兴工商”、“扶持实业”等口号，荣宗敬对此拍手称快，认为这将极大减轻企业负担。
然而，荣宗敬很快发现，负担非但不曾减轻，反而愈发沉重。实行一物一税制度后，每袋面粉征税一角，面粉袋另外征税。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棉纱界，各地巧立名目，加税现象层出不穷，仅1931年一年时间，申新就被强行抽税1500多万元。
荣宗敬大失所望，写信向民国政府反映，请求体恤工商业，给予减免，言辞切切。不曾想财政部部长孔祥熙竟破口大骂：“有困难，你们为什么不想法子克服？成本高了，你们为什么不让它降低？”
而另一头，日商发动倾销战，华商纱厂被迫应战，生死悬于一线，根本无暇顾及生产。
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迅速蔓延为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严冬。为转嫁危机，美、日、英等国加大出口，纷纷向中国倾销剩余产品，上海口岸每日车水马龙，外国棉纱由此源源不断地流入。
洋纱倾销加剧“棉贵纱贱”，民族纺织业大受摧残。据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调查，申新“人钟”纱，每件成本218。33元，市场价只有204元，每件亏损14。33元。棉纱业陷入“生产越多，亏损越多”的恶性循环。
时局动荡，流年不利。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市场沦陷。1932年，在一？二八淞沪会战中，上海工商业遭受重创，其中申新7家工厂被炸，棉纱产能迅速下降。
向来不愿动笔的荣宗敬记下此间的抑郁心情： “无日不在愁城惨雾之中，花贵纱贱，不敷成本；织纱成布，布价亦仅及纱价；销路不动，存货山积。昔日市况不振之际，稍肯牺牲，犹可活动，今则纱布愈多，越无销路，乃至无可牺牲……盖自办纱厂以来，未有如今年之痛苦者也。”
在1932年的聚餐会上，荣宗敬似乎在无意间“遗漏”了“举债办厂”这一扩张模式，而那才是造成巨额亏损的本因。外在环境不过是加重了财务压力，让本已高度紧绷的资金链越发脆弱、紧张。
也许荣宗敬在内心仍保有一丝幻想，企图以“举债办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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