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业第一家族:荣氏百年-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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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电讯是荣智健的“成名之战”，恒昌企业则让其真正跻身香港商界顶层。引人关注的恒昌收购战最终以荣智健完胜收场，郑裕彤、何善衡、李嘉诚、郭鹤年等商界名宿反而成为荣氏衬托者。

所谓江湖代有才人出，荣智健成就若此，恐非是个人能力使然，而他似乎亦另有所图。

经过一系列资产注入，中信泰富资本质量迅速提升，杀入香港财阀十强之列，以微弱劣势次于郑裕彤家族。如此成绩，年届50的荣智健心生悸动，他悄无声息地增持，以18％的持股量成为这家紫筹股公司仅次于中信集团的第二大股东。如果不是金德琴舞弊案，他也许不会停下脚步。

力主收购国泰航空

进入中信香港之后，荣智健正式参与的第一笔生意即为收购国泰航空公司。

这是一家提供定期货运和客运的国际航空公司，1946年秋由美国人罗伊·法富尔和澳洲人悉尼·德坎措创办于上海，1948年迁往香港，同年被太古洋行收购45％股权，经营管理亦由太古全面接管。

&文&在太古洋行强大资金支持下，国泰航空引进飞机、开辟航线、完善管理运营，业绩突飞猛进，1958年收购同城死敌香港航空后，独霸香港航运市场。进入20世纪60年代，国泰业务进展神速，年均增长率高达20％，相继开辟大阪、福冈、名古屋航线，进一步扩宽国际市场。线路建设为随后的利润增长提供保障。80年代，国泰赢利飙涨，从1981年的1。3亿港元增长至1986年的12。3亿。同年，国泰航空登陆香港联交所，总资产达110亿港元，几乎垄断香港航空市场。

&人&荣智健加入中信香港这年，香港航空业的情势和地产业相似，处于低潮时期。基于战略发展，他提议收购国泰航空部分股权，但管理层对国泰前景并不看好，担心增加公司负担。

&书&董事长米国钧对此进行周密调查，得知香港37家航空公司，每周1200班定期客货机飞往亚洲、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他问荣智健：“你敢保证航空运输在香港没有饱和，还有空间？”荣智健没有正面回答，他强调说：“收购国泰，并没有增加香港的航空运力，启德机场每小时平均客流量为5000多人次，繁忙时，每两分钟就有一架飞机起降，它已成为世界运量最大的空运站。我们只要用好现有的空间就够了。”显然，他已进行了最好的回答。

&屋&介入航空业并非最终目的，在荣智健的全局计划中，国泰航空只是一架桥梁，通过它与上百年历史的英资太古洋行建立关系，对中信香港日后的发展会有非同寻常的作用。正如荣智健所说：“要在香港发展，不但要跟华资合作，也要加强同英资的合作，我跟‘国泰’、‘太古’合作，是觉得他们有一套系统，双方很容易有共同语言。后来我们成了好朋友，而且不光是在生意上。”

反对者被成功说服，中信香港内部形成一致意见。分析了差不多6个月，将方案上报中信总部和国务院，不到5天便得到批准。国务院对此颇为赞赏，专门提供8亿港元以示支持。

在国泰的股权结构中，太古洋行持股70％，怡和洋行持股30％，相比两家洋行，中信香港资历尚浅，甚至毫无名气，显然不在一个重量级。但考虑到其背后的巨大能量和1997年之后的形势，太古决定出让部分股权。

1987年元月，中信香港以19。36亿港元收购太古洋行所持的国泰12。5％股份，成为其第三大股东。

港龙航空生死劫

在香港航空界，至少还有一家航空公司吸引着荣智健的目光，这便是成立不久的港龙航空。

如果说国泰航空是香港航空市场的领军者，那么港龙航空则是其名副其实的竞争者。为了打破国泰航空的垄断地位，1985年4月，“毛纺大王”曹光彪号召31位港澳商人共同组建港龙航空。

港龙航空旗帜鲜明地竞争，自然遭到国泰航空的打压。借助与当时香港政府的关系，国泰航空推动出台“一条航线只准一家航空公司经营”的航空政策，试图限制港龙航空开辟新航线，将其扼杀在摇篮中。

曹光彪洞悉其险恶用心，为壮大资本实力，港龙航空出让30％股权力邀“航业大王”包玉刚入股。国泰航空1986年上市，1987年引入中信香港，既扩大了自身实力，又示好北京方面，同时将饱受香港民众诟病的英资背景巧妙地掩饰起来，这一系列动作将港龙航空的较量化解于无形之中。

包玉刚当初入股港龙航空，很大程度上是碍于颜面，他自知国泰航空实力雄厚，非仓促成立的港龙所能抵抗。随着国泰航空步步紧逼，包玉刚终于支撑不住，1989年11月宣布全部出售所持港龙航空股权。包玉刚是港龙航空大股东，也是旗帜性人物，他的撤股让其余31名股东心生惶恐。

港龙航空军心大乱，荣智健决定趁机杀入，在他建议下，中信香港宣布收购港龙股份。（文*冇*人－冇…书－屋－Ｗ－Γ－Ｓ－Ｈ－Ｕ）

1989年12月，中信香港购得港龙航空26。6％股权。太古洋行也加入收购，1990年年初，港龙航空发售2亿新股，太古洋行与国泰航空斥资3。43亿港元认购，获得扩大股本的35％，其中国泰航空占股30％。

经过增发，中信香港与太古洋行股份齐平，同为第一大股东，这显然不能让荣智健感到满意。于是，中信香港随后又斥资5亿港元收购港龙航空46。3％股权，持股比率上升至65％以上。

完成此轮收购，中信香港成为港龙航空控股大股东，同时是国泰航空第三大股东。如何将两家争斗多年的航空公司放在同一盘子中，成为中信香港和荣智健面临的一大挑战。

荣智健决意对两家公司进行重组。首先，中信香港将所持14％港龙航空股权转让给太古洋行，太古洋行再将7％的港龙航空股份转让给国泰航空。这样一来，国泰航空对港龙航空的持股比例上升至37％，成为港龙航空母公司。随后，荣智健对两家公司进行业务调整，将港龙航空业务委托国泰航空管理，将国泰航空的北京、上海等大陆航线让给港龙航空。

经过此番整顿，垂死挣扎的港龙航空迅速扭亏为盈，1990年当年实现赢利1100万港元。

港龙航空起死回生展现了荣智健高超的资本运营能力。在荣智健的安排下，港龙航空与国泰航空搁置争斗，暂且相安无事，然而，在未来，两家公司还将掀起滔天巨浪，届时，荣智健又将如何收场？

入主香港电讯

1989年，中国内地形势紧张一时，由于种种原因，西方各国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影响到香港的稳定。

英国政府开始重新考虑香港问题，将约定谈判日期一再延迟，刚刚走出阴霾的香港又被乌云笼罩。香港前景扑朔迷离，极大挫伤了大众对经济的信心。从5月开始，企业撤资、外迁现象大规模发生。6月，恒生指数狂跌，搬迁之风愈演愈烈，港资、英资等各类企业纷纷迁出香港。

在这样的情况下，香港最大的上市公司香港电讯也开始坐立不安。香港电讯前身是成立于1981年的香港大东电报局，由英国大东电报局和当时的香港政府共同持股，1987年和香港电话公司合并组建为香港电讯，次年登陆香港联交所，市值高达650亿港元，超越汇丰集团成为港股龙头老大。

上市以后，香港电讯吸纳了众多香港中小股民，名义上成为带有本地色彩的公众公司，但英国人仍是其最大股东。1989年6月，股市震荡，香港电讯股价直线下跌，股东蒙受不小的损失。在企业外迁风潮影响下，几大股东左右权衡，决意出售部分股权，远离这个是非之地。

闻此消息，荣智健马上召开董事局会议，建议收购，当场获得通过。次日，荣智健拜访香港电讯，直言来意。香港电讯董事局当即作出积极的回应，并以书面形式郑重答复。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荣智健向北京总部请示，几经争取，收购计划终获同意，但收购资金需要自行解决。

荣智健计划收购香港电讯20％的股份，以香港电讯当时市值计算，至少需要100亿港元方可达成交易，而中信香港仅有20多亿港元现金。这么短的时间，去哪里筹措80亿港元呢？

情急之下，中信香港动用一切关系，从数十家外资银行贷款54亿港元。与此同时，荣智健采取融资配股方式，发行10亿港元5年期香港电讯认股权和2。24亿美元零息债券，筹集到80多亿港元。

随后，中信香港以每股4。55港元，收购香港电讯20％的股份，成为其第二大股东。这项交易共耗资103亿港元，一举刷新香港收购记录。完成收购后，中信香港总资产升至200亿港元。英国《世界金融》杂志将这笔交易评为1990年世界最佳融资项目。经此一役，荣智健名震香港。

然而，荣智健名誉鹊起之际，质疑不期而至。原来，此次收购，国务院主管部门事先并不知情，数额如此之巨，影响如此之大，不可避免地引起批评非议。时值敏感时期，政治正确大于一切，有人“上纲上线”地指出中信香港在帮助英国人撤资。荣氏父子面临巨大压力。

中信10周年，未料如此风波，身在北京，荣毅仁百感交集。幸运的是，高层领导对他十分信任，邓小平表扬中信做成卫星生意的同时，特别强调：“只要国家不提供担保，由他们去搞好了。”而当时的国家主席杨尚昆明确表示：“中信是改革开放的一面旗帜，一定要支持它，维护它！”

荣智健借壳

高层表态让荣智健稍稍安心，但眼下有个棘手的难题成为荣智健的心头大患，让他无法安眠。

中信香港成立后，总体上按照荣智健的思路运行，短短4年，接连收购国泰航空、港龙航空、香港电讯，投资东区海底隧道、裕林工业中心、大角咀中心，形成航空、交通、电讯和地产的产业布局。

严格来讲，每笔大宗交易都有融资、借贷，相应地付出利息、吞噬有限的现金流，中信香港财务捉襟见肘的状况日益严峻，可荣智健并不打算改变这种扩张模式。而如果继续收购企业，当务之急乃是寻找合理的融资渠道，解决资金紧张问题。事到如今，看来只有上市这一条路可走。

但是以中信香港的背景，在香港政府治下的联交所上市，势必困难重重，并且国内审批程序繁琐，恐将拖延日久。以荣智健雷厉风行的作风，当然不会容忍，既然有意上市，不如选择借壳。

借壳上市借壳上市，股市术语，一家公司上市原则上需要5年以上的经营实绩，根据正式手续在交易所申请上市。而一些急于上市的公司，通过收购他人的小型上市公司，以实现自己上市的目的。这些小型上市公司被喻为“空壳”。四两拨千斤，省时省力。只是有一个紧要条件，需要恰如其分的“壳公司”。

联交所上市公司多如牛毛，鱼龙混杂，寻找合适的“壳公司”并不容易。正当荣智健坐困愁城之时，市场上传出泰富发展寻购的消息。泰富发展市值10亿港元，并不是一家严格意义上的“壳公司”，它由香港“炒股大王”香植球成立于1985年，1986年借壳香港证券大亨冯景禧旗下新景丰公司上市，后几经改组，控股权几度易手，主业随之转换，主要从事地产及投资业务。

说起来，荣智健与泰富发展还有一层关系。泰富发展大股东罗克汉蒂顿投资公司正是港龙航空原大股东曹光彪的私人公司，持股量约51％。港龙航空与国泰航空争斗，曹光彪财力损耗巨大，资金周转困难，尽管出售港龙航空股份，但仍无济于事，不得已出售泰富发展股权。

1990年，在百富勤公司协助下，中信香港以每股1。2港元的价格，购入曹光彪间接所持泰富发展全部共3。311亿股，获得51％股权。随后，泰富发展增发，中信香港用港龙航空的部分股权置换3。116亿股泰富新股，将持股量提升至增发后的59。51％，成为泰富发展控股大股东。

为尽量减少现金支出，中信香港将旗下裕林工业中心、大角咀中心两处物业转让给泰富发展，收回5。5亿港元。这样一来，减去第一次收购花费的3。97亿港元，中信香港获得1。53亿港元现金收入。

简而言之，荣智健用港龙航空38。3％的股份，外加两处物业获得泰富发展59。51％股权和1。53亿港元现金。由于取得泰富发展的控股权，中信香港实际上并未丧失对港龙航空和裕林工业中心、大角咀中心的控制权。在一系列交易中，荣智健高超的资本运作能力可见一斑。

在交易中，一方收入必然伴随另一方的支出。泰富发展增发3。8亿股除用于置换港龙航空股权3。116亿股外，剩余6838。765万股获得8206。5万港元现金。此外，泰富发展将旗下永新股份8％的股权共4891。9万股，以每股1。5港元转让给曹光彪，回收7337。85万港元，实际现金流出3。95亿港元。

这笔资金对泰富发展来说不是小数目。为补足资金亏空，1991年8月，泰富发展进行第二轮增发，以每股1。35港元配售14。9亿股新股，李嘉诚、郭鹤年等人积极认购。为防止股份被大量冲淡，中信香港用国泰航空12。5亿股的股权置换泰富发展24％的股权，其股权下降至49％，但仍为第一大股东。

随后，泰富发展被更名为中信泰富，为中信香港上市子公司，中信香港借此也打通了股市融资的渠道。

恒昌收购战

荣智健收购泰富发展的时候，香港商界正在发生一桩收购拉锯战，几乎惊动了整个香港。

此战备受瞩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收购双方的特殊关系：一方是香港“珠宝大王”郑裕彤和没落子弟林秀峰，另一方是恒昌企业创始人何善衡。收购的对象正是何善衡执掌的恒昌企业。

何善衡不仅是郑裕彤同乡兼好友，而且对其还有解救之恩。郑裕彤岳父正是周大福珠宝创始人周至元，众口相传的郑裕彤发迹是因为其继承了周大福品牌，但是鲜为人知的是，这个励志故事还有黯淡的一面。当年的周大福远没有后来的名声，彼时不过是香港街头的一家小公司，周至元去世后郑裕彤接管，而正是因为何善衡慷慨解囊，郑裕彤才度过财务危机，生意兴旺起来。

郑裕彤也非忘恩负义之辈，将周大福盘子做大、建立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即新世界发展集团后，邀请何善衡担任董事会主席。后来，何善衡因年事已高辞职，郑裕彤又请何善衡主掌的恒生银行高管利国伟担任董事。

在香港商界，郑裕彤为人处世有口皆碑，他与何善衡的关系也尽人皆知，他为何要收购后者一手创办、视如生命的恒昌企业呢？

此事说来话长。1933年，何善衡与林炳炎、梁植伟、盛春霖在香港创办恒生银号（恒生银行的前身）。4人当中，林炳炎实力最为雄厚，为大股东，而何善衡落魄潦倒，只有1000港元。但林炳炎为人宽厚，看重何善衡人品才干，并不轻视于他。4人齐心协力，很快将恒生银号做大。

资金充裕后，1946年，何善衡、林炳炎与梁銶琚、何添等人成立恒昌公司（后为大昌贸易行），往来香港内地，代理花生油、大米等紧俏物资，业务发展飞快。1949年，林炳炎因病去世，何善衡接过恒生银号和恒昌公司的权柄。在何善衡经营下，恒生银号发展为恒生银行，而恒昌公司发展为大昌贸易行，经营业务纵跨粮油、医药、家电、建材、汽车贸易，成为经营广告、洋服、车队、工程业务的综合性企业集团。

大昌贸易行有一项令人眼馋的生意，即汽车代理，它旗下的7家汽车行，长期占据香港汽车市场四成份额，利润庞大且稳定。而位于中环皇后大道中的恒昌大厦亦令人瞩目，价值逾10亿港元。恒昌大厦是恒昌企业总部所在，而恒昌企业正是大昌贸易行的控股公司。无论恒昌企业还是大昌贸易行都未上市，但资金规模和赢利能力有目共睹，甚至毫不逊色于蓝筹股公司。

1990年，大昌贸易行营业额达100。3亿港元，纯利10。44亿港元，赢利能力可在33家蓝筹股公司中排名第19位，排在第18位的正是郑裕彤的新世界集团。倘若恒昌上市，超越后者并非难事。

商场如战场，郑裕彤自然不敢怠慢。然而，仅凭如此，尚不足以构成收购恒昌的理由。

实情是，1989年后，大陆遭受经济制裁，大昌贸易行生意受挫，年届90的何善衡萌生退位之心。何善衡是大昌贸易行的大股东，还担任恒昌企业的董事长，这两家公司都不是上市公司，所以可以安排子女接任，但何家13个子女均无此意。共同创业的梁銶琚将近九旬，一来年事已高，二来没有子女，亦不适合。

何善衡遍寻企业上下，偌大一家企业，竟然无人可用，不免唏嘘。但他偏偏漏了一人。

此人就是林秀峰。林秀峰是林炳炎之子，说来也算大昌贸易行创始人后代，奈何父亲死后家道中落，经商颇不顺利。何善衡感念当初林炳炎盛情，将林秀峰收为义子，并多次放言，“只要有我一日，我都不会让炳哥的后人陷入困难”。后来，林秀峰投资失利陷入困顿，正是何善衡帮助才得解脱。

林秀峰也非见利忘义的市井之徒，但他将光复家族事业视为此生重任，得知何善衡的有意退位，自然而然地生出接手之念。更何况，大昌贸易行能有今日，〖TXT小说下载：。。〗也少不了其父的一份功劳。

可惜的是，以林家财力，尚不足以吃下恒昌，林秀峰于是找到郑裕彤和另一商界大佬徐展堂联合收购。1990年8月10日，三方组建备怡公司，郑裕彤旗下周大福占股65％，林家占股25％，徐展堂旗下北海集团占股10％。

林家本身持有恒昌20％的股份，备怡公司“吃下”恒昌企业，至少还需要征得大股东何善衡和梁銶琚的同意，此二人分别持股30％和25％，拥有最终裁决权。于是，郑裕彤便去和何善衡商议。

何善衡并不排斥收购，但对收购价格却十分敏感。老之将至，他自然希望为自己和企业谋到好的归宿。而郑裕彤一方自然希望价格不至过高，在承受范围即可。双方在价格方面展开拉锯战，谈判数月之久，直到第二年春仍无结果。

开始时彼此诚意，谈到后来，分歧却越来越大，不仅难以谈拢，反而影响了各方和气。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尽管价格极其关键，但最终导致谈判破裂，却非价格因素，而是收购之后的企业去留。

何善衡自然希望恒昌企业在老友郑裕彤、义子林秀峰手中发扬光大，选择他相对了解的两人接手，本身就带着极大的诚意。但是，郑裕彤、林秀峰和徐展堂的结盟不过是权宜之计，三人目的各异，注定不会长久联合。可以想见，一旦收购成功，三人各取所需之后亦可能尽欢而散。

三人聘请汇丰银行担任备怡公司的融资银行，汇丰旗下获多利有限公司担任财务顾问。而事实上，何善衡、梁銶琚、何添所创恒生银行是汇丰的附属银行，他们同时担任汇丰董事，这样就形成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　汇丰帮助外人收购公司董事旗下企业，似有乘机拆台之意。

粗略估算，备怡收购恒昌至少需要40多亿港元，这笔资金由汇丰银行出具。传言汇丰的贷款条件是，备怡收购恒昌成功后，前者将部分资产分拆出售以偿还部分贷款。而备怡内部早已定下瓜分恒昌的计划：郑裕彤方面获得恒昌的物业，林家控制汽车代理权，徐展堂分得恒昌粮油贸易业务。

此事大大出乎何善衡意料，他原意托付恒昌企业给郑裕彤和林秀峰，希望两人竭力保全恒昌，如今看来，如此苦心孤诣乃是自作多情。何善衡当即悔悟，为恒昌前途，顾不得许多。

新年过后，何善衡已91岁高龄，以年事已高为由，辞去新世界集团董事。随后，何善衡采取一系列措施，降低恒昌被收购的可能。他首先将账上近19亿港元现金和证券作为退休金发放给退休职工，甚至给320名尚在其位的资深员工预先发放总计1。7亿港元的养老金，接着安排8亿多港元派发现金股息。经过上述操作，恒昌账上现金锐减，留给收购者的现成“油水”已大打折扣。

备怡一方仍不放弃，1991年5月2日正式向恒昌提出收购，作价53。4亿港元，合每股254港元。

在何善衡、梁銶琚一方看来，上述报价大大低估了恒昌的价值。仅中环的恒昌大厦市值就达10亿港元，如果加上恒昌在香港、日本、美国、加拿大等地的77项物业，恒昌净资产估为77。8亿港元。倘若接受备怡出价，意味着恒昌每股贱卖100港元，势必无法获得股东的同意。林秀峰家族已有恒昌20％股份，以此注入备怡公司，占股25％。备怡不必全部收购恒昌，以收购另外80％股份计，需62。2亿港元，仍高出53。4亿港元报价近10亿港元。

种种不当，何善衡与梁銶琚、何添等创始大股东一致拒绝接受收购。他们总共掌握恒昌企业70％股权恒昌的大股东即是公司创始人，他们直接与间接控制的股权分别是：何善衡30％，梁銶琚25％，林炳炎家族20％，何添15％，利国伟持有近1％。小股东有500人之多，皆是受创始股东割让的同事或亲友。，拥有绝对控制权，即便小股东出售股份，备怡仍无法获得控股权，不会撼动恒昌根基。

可想而知，收购最终告败，但恒昌前景依旧扑朔迷离。这时，荣智健出面了。

收官之役

以收购各方在香港的地位，荣智健不可能不予关注。待备怡收购失败，等于完成“投石问路”，荣智健已掌握此中深浅，料能掌控局面，遂向中信香港建议，用中信泰富收购恒昌。

当时中信泰富年营业额只有2。42亿港元，恒昌企业净资产估价高达77。8亿港元，显然不在一个重量级。泰富收购恒昌，无异于“蛇吞象”。这在收购界并非没有成功先例，但无疑，收购方需要具备高超的资本运作能力。中信香港高层自认无此能力，强烈反对收购。荣智健却坚持己见。

荣智健一意孤行，实际上早已成竹在胸，谋划全盘。事先，荣智健获得李嘉诚、郭鹤年财力支持，共组财团参与竞购，因此资金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后来，郑裕彤加入进来，财力更加雄厚。而备怡另外两大股东，林秀峰和徐展堂亦不死心，另组财团参与竞购。

1991年8月初，荣智健联合李嘉诚、郑裕彤、郭鹤年等人组建大牌（Great　Stgle）公司，拟备收购恒昌据尹峰《荣氏真相》一书披露，大牌（Great　Stgle）公司由9位股东组成：　中信泰富占36％、李嘉诚占19％、郑裕彤占18％、百富勤占8％、郭鹤年的嘉里贸易占7％、荣智健个人占6％、何厚锵兄弟占4％、洗为坚占1％、冯景禧遗孀冯梁宝琛占1％。，报价69。4亿港元，虽然与恒昌估值有8。4亿港元差额，但相比备怡出价，已经高出不少。

接洽中，大牌公司向何善衡等创始股东信誓旦旦地表示，不拆分企业、不解雇员工，保证恒昌企业在现有状况中继续经营下去。就在何善衡、梁銶琚犹豫之际，何添承诺出售所持15％股权，在股东中引发强烈反响，部分小股东认为这个出价尚可，计划套现出局。

另一方面，中信泰富在大牌公司占股36％，以69。4亿港元收购价计，中信泰富需出资近25亿港元。中信总部明确表示不予资金支持，荣智健只好自筹，中信泰富之后发行了5亿港元可转换债券和20亿新股。

大牌公司阵营中，最缺钱的就是中信泰富，其他人包括荣智健在内，个个都是香港社会头面人物和一流富豪，资金充裕。一旦中信泰富完成募资，即意味着收购资金基本到位。

9月初，收购开始，小股东抛售，林秀峰一方看到大势已去，亦抛售股份，大牌公司当即获得近半成股份。随后将近两个月，恒昌大股东逐步放手。10月22日，大牌公司获得97％的恒昌股权，完成收购。

大牌公司9大股东按照持股比例分配恒昌股份，中信泰富获得35％股权，将恒昌企业收入门下，荣智健担任董事会主席。李嘉诚、郑裕彤、郭鹤年等斩获丰厚，满载而归，但故事还未结束。

“这杆球若进了洞，我就买下恒昌。”

恒昌业务复杂，跨越贸易、广告、汽修、工程等诸多领域，荣智健初涉此道，难免手忙脚乱。

念及荣智健交情，李嘉诚决定帮他找一位副手。这时，李嘉诚想到了香港联交所行政总裁袁天凡。此人不到40岁，1986年因参与承销李嘉诚旗下“长和系”四大公司百亿融资项目而声誉鹊起。李嘉诚赏识袁天凡才干，游说他出任恒昌行政总裁。袁天凡爽快地接受了邀请。

袁天凡为人不拘小节，到恒昌企业任职，很大程度上是给李嘉诚而非荣智健面子，他曾公开表示：“如果不是李氏父子，我不会为香港任何一个家族财团做。”因为“他们真的比较重视人才”。

不难看出，袁天凡口气不小，自命不凡，加之天生快人快语，凡有不平之事，免不了要进行评议，因此在香港商界有“说话最多的总裁”之称。如此人物，非李嘉诚之类前辈不能驾驭。相比袁天凡，荣智健虽然同样高调，但有所保留，对于这个拿着600万港元年薪的正义感十足的下属，开始时一团和气，但没过多久就无法容忍，坊间爆出袁荣二人“不和”传闻。

作为行政总裁，袁天凡负责处理公司日常事务，荣智健对他的“大嘴”顾虑重重，许多重大决策暗中进行，不与其知。1991年12月4日，收购恒昌42天后，荣智健将恒昌大厦出让给何善衡，收入9。07亿港元，恒昌账面现金及股票增至36亿港元。此事袁天凡事先并不知情。

事实上，荣智健正在暗中策划一起股权重组，不仅袁天凡不知，连李嘉诚亦不知晓。

原来，荣智健并不满足与众人共享恒昌，及至账面盈余36亿港元，他开始计划将分散股权收回。此事计议许久，荣智健自感胜券在握，于是在1991年12月底约李嘉诚和郭鹤年到深水湾球场打高尔夫球。球至中局，荣智健操杆，他半开玩笑地说：“这杆球若进了，我就买下恒昌。”

听者有心。荣智健放话了，李嘉诚和郭鹤年顺水推舟，正儿八经地谈起出让恒昌股份之事。

李、郭二人能有当日成就，如果没有相当的悟性，断然无法在名流云集的香港商界立足。从荣智健话音中，二人已得知其意，不仅当即确定出让股份，随后，还去做郑裕彤等人的工作。在两位大佬的微言大义面前，郑裕彤等股东尽管不情愿，最终却无一例外地同意出让股份。

1992年1月，中信泰富配售11。68亿股新股，融资25亿港元，另筹5。06亿港元，将李嘉诚、郭鹤年、郑裕彤等其余7位股东的股份悉数收入囊中。如此一来，中信泰富和荣智健本人持股量上升至97。12％，恒昌企业变为中信泰富全资附属公司，由荣智健一手主掌。

直到此时，蒙在鼓里的袁天凡才如梦初醒，不堪忍受荣智健的“独断”，愤然辞职。袁天凡表示要自己创业，不受老板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