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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业第一家族:荣氏百年-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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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杜博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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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百年荣氏家族史，反映的是一部中华民族工商业百年变迁史。从清末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开办实业打响名声，到荣毅仁获得“红色资本家”称号，再到荣智健叱咤商界、名噪中外，荣氏一族当仁不让成为中国最大的民族工业财团。
一切成功都建立在艰苦拼搏之上，回顾荣氏几代风云，无一不是在泥泞中前行，通过重重考验，更上一层台阶。当一代“巨富”荣智健因投资外汇巨亏辞去中信泰富集团主席时，荣氏家族坎坷传奇的百年历史，翻开新的一页。过去的辉煌载入了史册，豪门荣耀会由谁来续写？
作者简介
杜博奇，财经作家。新闻系出身，有多个平面媒体体从业经历，现专职写作，兼任《管理学家》杂志“管理记忆”栏目撰稿人。
秉持客观、公正的理念，长期观察、思考并记录中国商业变迁，对公司史及企业家尤为关注。即将出版作品《迷者仰融》《首富白皮书》等。
编辑推荐
荣氏家族，乱世之中能翻转命运，商政之间能周旋流连，荣宗敬、荣德生兄弟成就“面粉大王”“棉纱大王”，荣毅仁被称为“红色资本家”，荣智健在商海叱咤风云，几乎无所不能，成为最有权势的中国“首富”。百年荣氏，是怎样谱出了一段商界传奇？
引子
危险的诱惑
在时间的漫漫长河中，偶然事件被排列组合，最终以杂乱无章的面貌成为现实。
当人们重新发现历史，往往被这种“组合逻辑”震惊： 个人、家族命运的波折，放大来看，不正是国运激流的微小漩涡吗？
一
2011年5月，澳元对美元汇率冲向1：1。1点位，刷新1983年澳大利亚实行汇率自由浮动制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后虽小幅回落，但仍低于1：1关口。澳元走强已成不争事实，“疯狂的澳元”俨然成为国际汇率市场的一朵奇葩，吸引投资客、国家炒家和投资机构的狂热追逐。
目睹此景，昔日大陆首富荣智健不知将作何感想。众所周知，荣氏当初从中信泰富（中信泰富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泰富）仓皇退位，与投资澳元巨亏不无关联。
历史之河平静流淌，距离现实越近的回忆，越能衬托世事的苍凉诡异。反顾之下，感慨诸多，唏嘘万千。
时间回溯，全球突然出现一股资源紧缺潮流，铁矿石价格节节攀高。荣智健主政的中信泰富在铁矿石大国澳大利亚西部拥有一个名为“SINOIRON”的铁矿项目，总投资约42亿美元，为西澳之最。由于采矿设备、供应品和人工成本等都需以澳元方式结算，客观上对澳元存在巨大需求。据估算，除已投入的16亿澳元，中信泰富之后25年每年运营开支至少10亿澳元。
国际贸易不同币种之间的兑换时常有之，而且极易受汇率波动影响，为降低交易风险，通常需要进行外汇套期保值。中信泰富情况尤其复杂，身处香港，面对国际与内地市场，仅铁矿石项目便涉及人民币、港元、美元和澳元四种币种。因此，其进行澳元套期保值无可厚非。
况且，受资源紧缺影响，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普遍上扬，资源丰富的澳大利亚成为国际贸易的受益者。澳元持续走强，形势一片大好。2008年6月，澳元兑美元汇率为0。9434，突破历史最高点。
当时，对于中信泰富来说，无论从哪方面看，看涨澳元都有利可图。因此，部分投资机构开始游说中信泰富。2008年7月16日，中信泰富与汇丰、渣打、花旗等13家银行签署16份“累计杠杆式外汇买卖合约”，约定每月以0。87：1的汇率用美元兑换澳元，直至2010年10月。
实际上这些合约均有“对赌”色彩。简单地讲，若澳元升值，汇率高于0。87时，中信泰富将赚取大量外汇；而如果澳元贬值，汇率低于0。87，中信泰富将损失外汇差价，还必须以0。87的汇率持续买入澳元，直至合约到期，因此也将承担更多的投资损失。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合约还包含一层隐晦的看跌期权，即当汇率低于0。87时，中信泰富必须买入双倍的澳元。可以认为，赢利是单倍的，亏损则是双倍的，风险与收益严重失衡。
似乎中信泰富高层对澳元升值充满信心。西澳铁矿项目所需不过20亿澳元，而与国际银行签署的外汇买卖合约总价高达90多亿澳元，大大超出实际需要。业界人士认为，中信泰富此举投机炒卖意味十足，单纯的“套期保值减少澳元汇率风险”之说难以站住脚跟。
1978年荣智健便奔赴香港，亦曾到美国创业，纵横资本市场30年，对游戏规则绝不陌生，理应知道“对赌”后果。赌赢了，一本万利；赌输了，身败名裂。他向来“眼光准、出手狠、脱手快”，做投资尚未有失手先例，如此大手笔炒汇，似乎认准了澳元必将升值。
二
现实的神奇之处在于往往向预期的反方向发展。期待越多，失望越多；爬得越高，跌得越惨。
签署合约两个月后，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为抵御金融危机，澳大利亚中央银行密集降息，致使澳元暴跌，当年10月澳元对美元汇率跌至0。6011。中信泰富亏损已成事实。
2008年10月20日，中信泰富首次公开承认炒汇亏损，截至2008年10月17日，投资澳元实际亏损8。077亿港元，按照已生效的外汇交易合约计算，账面浮亏147亿港元，累计亏损将达155亿港元。以此计算，中信泰富成为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香港交易所（简称港交所）中资绩优股公司亏损最大的。从天堂跌落地狱。
当日记者招待会上，荣智健以中信泰富董事局主席身份代表董事会向投资者致歉，并强调公司已对此事展开专项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财务董事张立宪没有遵守集团对冲风险的政策及事先取得主席的批准，财务总监周志贤亦没有尽其把关的职责。两人已引咎请辞，由莫伟龙接任财务董事，由于“事件不涉欺诈或其他不法行为”，不对两人采取法律行动。
荣的说法并不服众。评论人士认为，张立宪和周志贤只是前台角色，实际负责中信泰富财务者是担任财务部董事的荣智健之女荣明芳。对此，中信泰富回应，荣明芳事后被调离财务部，接受降职减薪等纪律处分。堂堂恒指成分股企业发生如此大的丑闻，岂是主管辞职、降职所能解释，股民质疑中信泰富高层的诚意和决心，要求香港特区政府追查到底。
民意沸腾，舆论激扬，投资者怨气势难阻挡，把积蓄的不满、质疑和批评引向高潮，一触即发。
多年来，荣智健依靠“红色资本家”身份与中信集团这棵“大树”，在中信泰富平台上“翻云覆雨”。作为仅次于中信集团的第二大股东，荣智健在中信泰富长期担任董事会主席，并将长子荣明杰、长女荣明芳安排进中信泰富的关键部门，行事作风俨然将中信泰富当做家族企业。
另一方面，中信泰富打着“央企”旗号大肆收购，每笔大宗收购，荣智健往往以中信泰富公司作担保贷款进行个人投资。项目做大后，个人股份水涨船高，项目运作失败，个人股权又可转让给中信泰富，如此保证万无一失。荣智健将其概括为“公私分明、公私混合、共同投资、共同发展”。
这套模式历来被意识先进的香港市民非议。香港民众对荣家在心理上并无好感，特别是荣明芳进入中信泰富高层之后，采取的一系列商业行为引发民众强烈不满。
荣明芳性格精明强悍，深得荣智健喜爱。2005年，中信泰富申请其投资的香港东区海底隧道过道费提价，未获特区政府批准，荣明芳以合约规定合理经济回报率达15％为由，申请国际仲裁，成功将东隧过道费加价67％。此事让中信泰富效益大增，一举奠定荣明芳商界“女强人”的形象，但却让荣家的社会声誉大打折扣，香港各界对中信泰富和荣明芳一直耿耿于怀。
澳元巨亏，作为财务部董事的荣明芳难脱干系，坊间甚至质疑，她应该是巨亏事件的直接负责人。但她却在舆论沸沸扬扬之际，鬼使神差地逃过一劫。香港媒体炮轰荣明芳，认为中信泰富纵然内部处理，也至少应对公众有所交代，如此不明不白、悄无声息，更加深了彻查必要。
媒体爆出猛料称，中信泰富高层9月便觉察外汇杠杆合约风险，直到10月下旬才发布公告，存在内幕交易嫌疑。
舆论如此，花旗、高盛、美林等投资银行纷纷调低中信泰富的信用评级，建议沽售。受此影响，中信泰富股价暴跌55％，为1990年以来最大跌幅，收于每股6。52港元，市值瞬间蒸发175亿港元，仅剩144亿港元。持股19％的荣智健因此一天内身价缩水33亿港元。
投资者显然对中信泰富失去了信心。
尽管荣智健声称，将从母公司协调15亿美元备用信贷，加上中信泰富账上现有80亿港元，足以应付局面。但股价仍连番跳水。10月22日，中信泰富股价大跌24。7％，收于每股4。91港元，市值再度缩水35。26亿港元，累计损失市值超过210亿港元。
眼见这只“紫筹股”红、蓝混合便为紫色，所以身兼红筹股和蓝筹股特点的股票被统称为紫筹股，香港股票市场上紫筹股众多，如华润创业、中信泰富、中国电信、上海实业等。被弃之如敝屣，市值缩水超2/3。
港股大盘震荡，港交所接连接到数十宗起诉案，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简称香港证监会）涉入调查。此时，蜚短流长、惊动朝野，已不是处理一二个虾兵蟹将所能解决。
最后关头，荣智健不得不亲自出山，扶大厦之将倾，但事态之严重，已超其能力所及。
三
就在花旗银行表示对中信泰富“管理能力失去信心”之际，荣智健发动了“股价保卫战”。
一方面，荣智健以个人名义增持100万股中信泰富股票，持股量上升至19。17％，同时中信泰富母公司中信集团增持200万股，意欲拉升股价，阻止下跌势头。
另一方面，为堵住债务黑洞，荣智健紧急飞赴北京总部“搬救兵”，市场传言，中信泰富甚至有意出售旗下非核心业务抵债。
许多投资机构闻风而动，致电荣智健希望洽谈资产。在他们看来，中信泰富在香港拥有航空、隧道、物流等优秀资产，抄底极为合算。荣智健显然不肯轻易放弃辛苦打拼来的江山，表示不会选择在股市低迷时出售资产，最迟要等到金融危机过后，以对小股东有所交代。
香港证监会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简称香港联交所）对中信泰富调查期间，中信泰富董事总经理范鸿龄宣布暂停履行所有公职，避免引起潜在的角色冲突。
范鸿龄是中信泰富仅次于荣智健的二号人物，在香港政商两界威信颇高，此前担任纪律人员薪俸及服务条件常务委员会主席、输入优秀人才及专才咨询委员会主席等职务，被认为是曾荫权之后最有希望的特首接班人，“澳元门”给其政治生命蒙上阴影。
随后，2008年10月30日，中信集团派来53岁的“救火队长”张极井。此人在中信集团主要从事海外投资业务，并曾长期在澳大利亚工作，时任中信集团董事、总经理助理、战略与计划部主任和中信资源执行董事，负责中信泰富善后事宜。荣智健去留成为各界热议话题。
受澳元持续贬值影响，中信泰富账面亏损从155亿港元升至200亿港元，股价继续暴跌，市值仅剩80。3亿港元。80多名小股东决意通过法律手段向中信泰富索赔。荣智健向小股东表示歉意，但无意辞职。
形势已非荣智健所能掌控。
11月初，中信集团向中信泰富注资15亿美元，就是此前荣智健声称的备用信贷。这笔资金以可换股债券的方式注入，相当于中信集团以每股8港元认购中信泰富新股，持股比例从29％增至57。6％，成为控股股东。中信集团副董事长常振明将领衔成立专门委员会，主持中信泰富善后工作，而此时荣智健实际上被架空，等待最后结果。
12月19日，中信泰富举行股东特别大会，对上述拯救措施进行表决。
会上，小股东要求荣智健和范鸿龄辞职。有股东认为，此事“非单一企业问题，也不是公司8000多名股东的问题，而是全香港的问题”，要求待香港证监会调查完成之后再行表决。
不过，小股东们的声音很快湮没无闻，当天最终表决通过了中信集团认购中信泰富可换股债券和接手澳元外汇期权合约的方案。
作为中信泰富董事局主席的荣智健对此表示欢迎，他说：“中信集团提供的资金可以增强中信泰富的资本结构，不再受到澳元汇率波动的影响……使得公司重新站起来，把重点放在自己的业务上。中信集团的支持也使得我们更好地把握内地经济发展带来的商机。”荣智健虽难掩疲倦，但言谈中却不乏喜悦之色。
正当人们认为“澳元门”尘埃落定时，另一场风暴悄然袭来。
2009年1月2日晚间，中信泰富发布公告称，香港证监会对其展开正式调查，包括荣智健、范鸿龄、荣明杰在内的17名董事正接受香港证监会调查，其中有7名执行董事和7名非执行董事。
港岛正沉浸在新年的气氛中，经商半生从未“湿鞋”的荣智健却在步入古稀之际，愁云惨淡。
四
2009年年初，中信泰富发布2008年度业绩报告称，2008年亏损126。62亿港元，较2007年下滑235。05亿港元，其中因外汇合同所致的变现市场公允值税后亏损146。32亿港元，剔除此项后仍可赢利19。7亿港元。
与此同时，香港各界纷纷呼吁特区政府出资收回中信泰富在东区和西区海底隧道的股权。在高涨的舆论压力冲击下，2009年4月3日上午，香港警务处商业罪案调查科进入香港金钟大厦的中信泰富总部进行搜查。当天傍晚时分，警方将数箱资料带走取证。
警方调查的重点是“公司董事是否作出虚假陈述和串谋欺诈”，若证据确凿，荣智健最高面临10年以上徒刑。
4月8日下午，中信泰富发布公告称，公司创始人荣智健辞任董事局主席，董事总经理范鸿龄也辞职，即日生效。荣智健在辞职信中说： “相信退位让贤对公司最为有利。”
当日下午6时，荣智健驶出中信香港大厦。在这里，他曾在威望、股权、背景等方方面面，毋庸置疑是当之无愧的主宰者，以至于二号人物都被外界视如荣家家臣，可见其声势之大，权威不容挑战。如今，时过境迁，耀眼的闪光灯下，年近七旬的老人一如既往的平和，那一头标志性的白发，折射出中国半个世纪的商海浮影。
接任荣智健和范鸿龄是52岁的常振明。在其主持下，中信泰富顺利完成转股。中信集团股份升至57。6％，荣智健个人股份被稀释至11。475％，旧高管层股份亦尽数被稀释，并纷纷离职，家族企业色彩进一步淡化，中信泰富的“荣智健时代”从此结束。
中信集团将中信泰富牢牢控制住，造成巨亏的澳元合约亦被轻松处理，中信集团接手67亿澳元杠杆合约，剩余30亿澳元合同中信泰富继续持有，“以满足其在澳洲投资的正常澳元需求”。随后，常振明对中信泰富进行结构重组，将主业集中在特钢、矿石与地产三大板块，将航空、发电及海底隧道等非核心业务逐步剥离出售，4个月内获得百亿港元现金。
斗转星移，2011年3月，中信泰富发布业绩报告，净利润89亿港元，常振明信心十足地说，“公司已经走出两年前的困境”。随着全球铁矿石价格持续走高，中信泰富西澳磁铁矿石项目价值凸显。而同期澳元上扬，对美元汇率突破1∶1关口，中信泰富与中信集团所持的澳元合同也斩获丰厚。这实际上是荣智健在位时的遗产。
现实如此不羁，不禁令人遐想： 倘若中信泰富尽早披露信息，或不至落于被动地位，进而一败涂地。然而，彼时投机心态昭著，欲令智昏，自以为胜券在握，不期步步败退，一发不可收拾。荣智健以此收场，光环退去，可惜，可悲，可叹！
鲜为人知的是，中国铁建、中国中铁等港股红筹公司亦曾投资澳元巨亏，虽不及中信泰富亏损之大，但性质其实相同，唯独中信泰富一家高管层遭受清洗，这一定在荣智健心中激起涟漪。
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荣智健在将中信泰富做大途中，多拜国有企业身份之便，而其最终败落原因，也是产权因素。荣智健曾有机会将中信泰富私有化，或许过高估计了自己运筹时局的能力和形势的乐观性，犹如温水之蛙，迷失在身份错位带来的胜利之中，浮光掠影游走一番，却逃不脱所有官商的命运。
实业之家出身的荣智健在投资失败之余，或许对一百年前曾祖荣熙泰“固守稳健，谨慎行事，决不投机”的遗训有更深的体会。商业轮回，“富不过三代”的魔咒会否在百年荣家上演？
一个极少被注意到的事实是，2009年6月，荣智健辞职两个月后，正当人们怀疑一代首富就此落幕时，一家名为“荣氏企业控股有限公司”的企业在香港注册成立。这是一家私营企业，股本由4家注册地在英属维京群岛的公司均持。据说，它们的幕后人都是来自荣氏家族。
也许，未来岁月将给人惊喜。不过，未来遥不可及，现在，不如幡然回头，反顾这个百年家族的多舛命途。
第一章 正途
引言
无锡并非荣氏真正故里，而是先人为逃避政难迁居至此，聚居之地便为荣巷。先人在政治上的失意，成为后人经商的深层动机，而江南温润宽裕的环境培育着荣氏商业基因，又因“长毛之乱”而家族式微。
数百年经营所得顷刻毁于一旦，政治与商业的交锋，每个荣氏后人都有各自判断，于是才有荣熙泰在官场与商场的周旋，而当意识到政治的不可靠后，又义无反顾投身商界。荣熙泰虽年事已高，膝下两子却令人欣慰，从钱庄学徒到自办钱庄，再到经营面粉厂、纱厂，于茫茫黑夜之中寻到一条经商正途。踟蹰走来，在风雨飘摇的清末意气风发，好似抓住了命运的稻草。
广生钱庄开业
1896年3月21日，农历二月初八，一个阴冷的日子，上海鸿升码头传出震耳的鞭炮声。
循着声音望去，人群正如潮水般涌向一栋临街的铺面，将其层层叠叠地包围起来。正中两个年轻人拱手作揖，头顶的那面“广生钱庄”烫金招牌在阳光下散发出年轮的光芒和崭新的油漆味。
一切都是新的。门口的对联和灯笼预示着新的开始，空气中弥漫着喜庆的气味，让热闹有了欢腾的理由。在连绵不绝的鞭炮声和道贺声中，广生钱庄正式开门营业了。
中间那两个年轻人对视一眼，露出会心的微笑。从外貌上看，两人相似无多，但举手投足间流露出良好的默契感，让人隐约觉察到他们的亲密关系。其实他们是一对亲兄弟，穿西装的方脸男子名叫荣宗敬，时年23岁，英气逼人，为兄；着长衫者圆脸长耳，名德生，年少两岁。他们是这家钱庄的一、二把手，宗敬任经理，负责全盘运营；德生为账房，主管日常业务。
广生钱庄股本3000银元，荣家兄弟及其父出资一半，其余半数招股所得。所幸荣家声誉在外，且钱庄风头日盛，渐成一本万利之买卖，集资倒也不难。加之兄弟二人打小接触钱庄业务，虽年纪轻轻，却有满腹生意经，让他们打理正是人尽其才。且有荣父殿后指导，确保万无一失。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清末风云突变，徒增危机苍凉之感，世人如热锅之蚁，犹豫徘徊，奔走往复，仿佛要寻得片刻安慰宁定。举国如是，概莫能外。而偌大上海滩，三教九流、五湖四海，谋生者不计其数，裹挟在时代洪流中，滚滚向前。
荣家两兄弟亦夹杂其间，犹如两棵不起眼的野草，随风摇摆，丝毫没有显露出卓尔不群的迹象；而新生的广生钱庄也不过是一门糊口生计，在钱庄、银行云集的沪上，实在有些微不足道。
所谓积小成大，但凡创业，如无过人之处和贵人相助，断然躲不过“积累”这关。当初之所以选择这个老行当，所愿无非赚钱而已，至于做成何等事业，要说不曾动议，也未必清高至此，但这乃夸夸之词，江浙人向来务实，于此并不过分在意。因此，荣氏安心经营，并不急于求成。
不曾料到，钱庄如一道魔咒，将个人、家、国命运骤然连接到一个结点。一瞬间，往事如烟。
荣熙泰、荣宗敬与荣德生
时间回到23年前的1873年，17岁的同治皇帝临朝亲政，正欲大刀阔斧地推行新政，年轻的脸上写满意气。
帝国与臣民昏睡了许久，终于候到这久违的消息，敏感的人们将之视为吉兆，忍不住奔走相告。而此时，英、法、美、俄、德五国公使亦闻风而动，连续照会大清总理衙门，提出觐见皇帝的要求。
6月29日清晨，五国公使被引至西苑紫光阁侧殿，那里向来是番邦朝见之地。五国使臣向坐在龙椅上的同治帝三鞠躬，亲手呈送国书，半小时后又被引出宫门。这场“不跪”的觐见礼，向世界宣告了天朝上国威仪的颓然瓦解，至少西方使节今后不必像大清藩属国那样对一个尚未长胡须的年轻皇帝三拜九叩。
鸦片战争30余年后，西方力量正穿过破碎的国门，无孔不入地侵入东方世界，礼仪改弦更张不过是时风渐染的倒影。更广阔的天地间，变化纷至沓来。1871年，上海接通到伦敦的海底电缆，电缆随后被西方公司引至吴淞、厦门等地，实现“信息同步”。内地产丝绸、棉花、小麦、茶叶被纳入全球贸易体系，而最早的“通商口岸”——上海一跃成为贸易、咨询与金融的中转平台。
整个国家处于一种非常奇特的境况之下： 沿海一带，商业气息日益浓重，内陆地区仍旧保守，但支撑起沿海的商业繁荣；而随着时空的深入，西方影响逐渐减弱，危机感却越发浓重。
新旧交锋，时风激荡。庙堂之下，大臣们激烈争议，洋务派则将目光放到轮船航运、电线电报、纺织工业、煤铁开采和铁路建设领域，掀起振兴民族工业的第一章序曲。1873年，清政府批准成立轮船招商局，与英国太古洋行、怡和洋行展开激烈竞争。与此同时，洋务派挫败顽固派“风水破坏论”和“开门揖盗论”，开办煤矿、铺设铁路，开平矿务局、唐山到胥各庄的唐胥铁路、上海机器织布局先后破土。
朝堂大事影响不了小城的作息，远在江苏无锡惠泉山麓下的小镇荣巷，被一阵婴啼声打破了平静。
哭声出自一个清冷的院落，几间青砖灰瓦的平房围成一所门第，瓦楞上的青苔和野草诉说着家世。男主人名叫荣熙泰，长年飘零在外，此时守在妻子石氏身旁，望着新生之子兴奋不已。这男孩是荣家的第一个孩子，荣熙泰给他取名宗敬，取向先祖致敬、复兴家业之意。
荣家在无锡曾是望族，远祖水濂公在明朝为官，看透官场尔虞我诈，携子孙移居无锡乡下，定下家训： 后代以耕读为业，潜德勿曜，不走仕途。后此三百余年，荣氏无一人参加科举，以耕读、船运、经商为生。荣家后人经商多有所成，代代相传，积累了不少财富，家族日益壮大。
到荣熙泰这代时，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李秀成攻打南京曾取道无锡荣巷，荣姓男丁遇难者不计其数，几近灭族，恰巧荣熙泰到上海做学徒，等他回来，已成为这支系唯一男子。之后，荣氏衰落，后人多逃亡上海，以经营麻绳、桐油、生铁为业。荣熙泰到上海一家铁匠铺做学徒，习得一技之长，他为人聪明伶俐，勤奋好学，几年后又被提拔为会计，做起账房先生。
可惜荣熙泰不是一个安定的人，他从江浙辗转至广东，巧遇族叔荣俊业。荣俊业当时在张之洞幕下做掌印官，人脉深厚，亲信众多，其中一人名叫朱仲甫与其尤为亲密。此人出身江苏太仓富户，家底殷实，24岁捐了候补道台，十数年一直未获实缺，荣俊业推荐他做了广东厘金局厘金局，亦称“厘捐局”，是清政府对通过国内水陆要道的货物设立关卡征收捐税的一类机构。总办。
厘金局就是清代的“税务局”据《中国厘金史》记载： “（厘金局）委员最高月薪为50~60两，司事最高月薪难超15两，巡丁难超6两。”但因灰色来源极多，仍是一桩美差。据说清代得一厘差，每年可获三五千金至万金不等。，由于广东通商口岸众多，往来贸易频繁，油水自然不少。据说清末厘金局普通差人年收入少说三五千金，而知县年俸仅36两，遂有“署一年州县缺，不及当一年厘局差”之语。
得此肥缺，朱仲甫对荣俊业感恩有加，想方设法投桃报李。得知荣熙泰困窘，便安排他到三水县（今佛山市三水区）厘金局做司账。荣熙泰能力出众，深得朱仲甫器重，每逢调任，均将其带至身边。纵然如此，荣熙泰亦自感不过是名小角色，人至中年，每每思及自身，颇有一事无成的寂寥。
幸运的是，事业上的不如意被家庭的美满和睦所弥补。生下荣宗敬之后两年，石氏又给荣家添了一个男丁，便是荣德生。在官场走动多年，荣熙泰深知为官不易，尝言“小官得资不正，不堪供父母，大官无本事做”。不过，两年喜得两子，虽然半生劳顿，亦不觉人生无所寄托。
荣氏一门二子，性格迥异。荣宗敬天资聪颖，幼读诗书，14岁时被父亲送到上海南市铁锚厂做学徒，次年又被送到上海永街豫源钱庄做学徒。他为人要强，做学徒时，起早贪黑、端茶送水，不仅照顾老板起居，还给小东家洗尿布。名为学徒，实为佣工，老板提供一日三餐，零花钱勉强够洗澡理发。如此境况下，荣宗敬愈发勤奋，练习珠算、记账、存款常至深夜。
由于过分操劳，荣宗敬得了伤寒，苟存性命，却影响身体发育，个子从此长不高。遍尝苦难，荣宗敬坚持下来，摸透金融市场的运行规则和资金调拨技巧。三年学徒期满，到上海森泰蓉钱庄做了一名跑街，专管无锡、江阴、宜兴三地汇兑收解业务，从此踏上商业江湖。
相比之下，木讷寡言的荣德生显得老实本分许多，甚至有些“不够灵光”，据说他6岁时还不会说话，以至于被怀疑为天生的哑巴，因排行老二，被戏称“二木头”。但荣德生读书识字飞快，有博闻强识、过目不忘之能，深得先生赏识。14岁时，荣德生亦离开私塾，被荣宗敬引荐到上海通顺钱庄习业。
上海钱庄界有一项传统，逢年过节，要在门前贴上票号、庄名，以图吉利。这个工作一般都由学徒负责。通顺钱庄所在的街道上有一个王先生，写得一手好字，每逢节气，慕名求字者络绎不绝，荣德生三番五次求写庄名，最后才拿到字幅。他心想求人不如求己，于是利用习业间隙刻苦练字。三年期满，荣德生不仅学得一手好珠算，还练成一手好书法，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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