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的朝日光鲜王国-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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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公司定购了价值上亿元人民币的石英钟。T/T付款（既货到付款）。在银行的支持下，货物按期发出了，可货款却迟迟不支付。从此这家公司就走上了漫长的讨债之路。几年下来，朝鲜各商社欠中国公司的货款就高达几亿美圆。

　　　　我是个小公司，扛不起欠款，因此从做朝鲜生意开始就战战兢兢谨小慎微，生怕一不小心掉进陷阱。认可少赚钱也要一把一搂，做一单清一单。每每还庆幸一下自己，向同行炫耀一下，我的公司一没有银行贷款，二没有朝鲜欠款，诸葛一生惟谨慎呀。

　　　　93年，我认识了朝鲜国家安全部所属商社的姜社长。此人36岁，中校军衔。他不是专业的外贸人员，做生意也象个军人，和他谈判没有其他商社的那些繁文缛节。做事情干练痛快，说了就做。有时候连合同都不签，有什麽货你拉去就是了，卖了钱再回货。我也是诚心诚意地和他做，彼此合作的很愉快。後来我邀请他到丹东访问，高规格接待，回国时我送了他价值5万多人民币的礼品，拉了一卡车，家用电器，吃的用的一应俱全。临行前，他握着我的手说，以後我们就是兄弟了。你就是我亲哥哥的一样。

　　　　我这个朝鲜弟弟在新义州确实是个有能量的人，因为他在国家安全部的特殊身份，使得一般的朝鲜人都很怕他。有个华侨告诉我，姜在我们这里是个他想让谁死就能让谁死的人物。朝鲜老百姓遇到他都低着头不敢看他。

　　　　他手里并没有货，看到别的商社的货他就把货要过去发给我，那些商社不敢不给。等回货的时候他再给那商社一部分，他自己赚一部分。曾经一度朝鲜允许出口桑蚕茧，姜给我发了大量蚕茧。丹东只有少数几家公司能进来蚕茧，江浙一带的丝绸原料供应商蜂拥而至，主动要求把钱先存到我的帐面上，弄的我公司门庭若市。

　　　　他还给我发了大量的废钢。每次都是主动先给我发货。钢材每次一个整列。货到後，我把货物卖出去，再根据他提供的清单把他需要的货物运回去。既不需要我的本钱，还有可观的利润。他还帮我做了一些协调工作，因此和其他商社的生意做的也很顺利。这种情况持续了一年多，生意蒸蒸日上，进出口贸易额跃居本地前三名，受到市政府的嘉奖。

　　　　古人云：福兮，祸之所伏。在一片兴旺发达的形势下，危机已经悄悄地向我走来。

　　　　【共/军太狡猾】

　　　　1994年的春节刚过，在与姜社长会谈的时候，他取出一个样品交给我，说这是一个重要的定单。我看了样品，是人造革。姜说今年4月15日，我们伟大领袖金日成过生日的时候要举行阅兵式。要为参加阅兵的战士加工一批武装带。这是一项政治任务，必须在3月10日前交货。

　　　　两天后我找到了这种人造革的生产厂家，摸清楚了工厂的生产能力和品质情况，带了工厂的样品，到新义州继续谈判。对方看了厂家的样品表示满意，我向他们报了价格。根据对方需要的数量，货款总价50多万美圆。可对方提出的接受价比我报的价格要低。并且货款用钢材支付。如果同意他们的价格，这批货我大约要亏损1万多美圆。

　　　　经过几番交涉，对方坚持他们的接受价格。姜说知道这个价格你们做不下来，这次的亏空以後一定给你补上，希望你能支持我一把。考虑到我们长期合作的关系，最终我做了让步，明确表态：承担亏损10万人民币，让你把这次任务完成。当即签定了合同，合同规定朝方的钢材在3月1号以前运抵丹东大东港。收到钢材後，3月10日我方用汽车发货到新义州。

　　　　回来後，我们认真研究并确定了这次供货的原则。这次供货数额较大，总价超过400万人民币，而且还不赚钱，纯粹是为了帮姜社长完成任务。因此一定要控制风险。我们事先已经计算好了，只要朝方的船一到，马上通知厂家生产。抓的紧一点，10天之内可以保证交货。因此在合同上，朝方比我们提前10天交货，对我们是有利的，既可以控制风险，也可以避免朝方到货後我们不能按期交货。

　　　　临近朝方交货期的前2天，朝方发来传真：“发运钢材的船已经抵达南埔港，因为船有故障需要检修，估计发船时间要向後推迟”。接到传真以後，我们感觉事情有蹊跷，决定按兵不动，先不通知厂家生产。看看对方什麽反应。

　　　　转眼间3月10日到了，我和公司的人一起过江与姜社长见面。发现姜面容憔悴，嘴边已经起了一圈水泡。因为他在昨天的晚上已经接到在丹东的朝鲜人的电话，得知我们并没有装货。急的一夜没睡觉，嘴也起泡了。姜见到我就气急败坏地发起火来。质问我为什麽不发货过来。我说是你们没有按期执行合同，3月1日前你们的钢材没发过来。是你们违约了。

　　　　姜把我领到海关的外面让我看。那里一字停了一排兵工厂的军车。他说：你看，这些车都是在这等着拉这批货的，已经到了三天了。如果这次任务完不成，我的脑袋就掉了。我的3000吨钢材已经在南埔港开始装船了。船名是XX号，价值70多万美圆的货全部给你。从来都是我先给你发货，怎麽就这次你先发一次难道就不行吗？在这种生死关头，你还强调是谁先违约，你还算什麽哥们儿？

　　　　看到姜急的象热锅上的蚂蚁的样子，我问姜：“你还有多少的时间”？姜说：“最长不能超过10天，如果超过10天，即使货到了，加工成皮带也来不及了。那样我就死定了”。我说：“那好吧，我明天答复你”。

　　　　回来後的当天晚上电话通知平壤的朋友，明天第一时间赶到南埔港，看看是否有XX号船在装钢材。中午时分，传真过来了：南埔港上确有XX号船在装钢材。发货人和收货人不详。

　　　　从下午开始我们一直研究到深夜。讨论究竟发不发货。会上我的两个朝鲜族翻译已经急的情绪激动了。他们说：姜社长从来都是讲信用的，从来都是先给我们发货，这次如果他交不上货，这麽大的政治任务让他给耽误了，朝鲜可不惯孩子，肯定掉脑袋了。我们说什麽也应该发货。

　　　　朝鲜族翻译尽管是中国人，但在一些重大的利益问题上他们往往倾向於朝鲜。朝鲜是个单一民族的国家。他们把中国的朝鲜族都视为他们的同胞。我带朝鲜族翻译去朝鲜，与朝鲜客户见面握手的时候，他们向我的翻译说：“欢迎你回祖国来”。我笑着问翻译：你到底是中国人还是朝鲜人？翻译回答说：在中国我就是中国人，在朝鲜我还是朝鲜人。由此可见他们之间？？有倾向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用了4个翻译，朝鲜族和汉族的各两个。以防止出现一些偏差。

　　　　我们讨论的交点是这次究竟会不会是一个骗局。反复斟酌，却又找不出可疑的迹象，姜说的一切都是真的。政治任务，兵工厂的车在等着拉货是真的。3000吨钢材，南埔港的船在装货是真的。

　　　　大家一起分析，如果不交货，我们真的有可能失去姜这个朋友，也失去这个客户。对今後来讲，这对我们是个很大的损失。如果交了货，最坏的可能，就是钢材不过来。那我们就损失惨重了。公司可能会因此破产。不过也有人提出，即使出现了这种情况，就姜和我们这麽长时间的关系，姜绝对会有个说法的。凭姜的能力，在今後别的的贸易中也能把这笔款还上。

　　　　权衡再三，我想，如果我们现在不发货，姜真的被处理了，那我们就对不起姜了。如果真的象姜说的，为这件事情掉了脑袋，那我不得负疚一辈子呀？我从踏入社会那天起，没做过对不起朋友的事情。在朋友有难的时候，为了保全自己的利益而不帮朋友，也不符合我做人的原则呀。假如我们发了货，钢材没过来，那是姜对不起我们了。认可别人对不起我，我也不能对不起别人。最後的关头，我的道德观驱使我做出了这样的决策。

　　　　决定还是发货。保住朋友，留有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连夜发传真，10天之内交货。当即通知工厂开始加工。由於时间太紧，工厂召开了动员会，所有工人吃住在工厂，24小时倒班。我公司的全体人员也到工厂去，做後勤保障和监督品质。我们都盯在工厂里7天没回家。全力以赴昼夜奋战赶了一个星期，全部货物加工完毕。第八天运到了新义州。

　　　　在新义州等了10多天的兵工厂的那个军官，胡子都长的挺长了。看见货到了高兴的跳了起来。姜更是热烈的和我拥抱。我拍了拍他的脑袋说：为了你这个脑袋，我就差没把我的脑袋给你了。姜拍着胸口说：我们的亲兄弟的一样，钢材很快就到。

　　　　货发出去了，姜回平壤复命。可钢材却迟迟不到。一个月过去了，姜毫无音讯，我们每天催问的传真也没有回音。朋友去南埔港查看，那条船早已不知去向。

　　　　这一切说明事情真出现了最坏的结局。公司上下都处在沮丧之中。这时候，我表面上还保持着镇静，可嘴上却也泛起了水泡。因为这次发货我已经倾囊而出了，如果血本无归，公司将难以为继。可事情已经发生了，又能怨谁呢？我不由得想起了电影《南征北战》中的一句台词，苦笑着向大家说：“不是我们无能，是共军太狡猾”。

　　　　就在这个时候，姜社长发来了传真：近日到丹东面洽。大家失落的心又燃起了新的希望。

　　　　【无言的结局】

　　　　姜社长过江後还和往常一样，直接到我们公司来。和他一同过来的有金部长。姜说他的工作已经调动了。商社的工作由金部长接替。公司里和姜经常打交道的几个部经理见到姜，控制不住情绪，七嘴八舌地说：为了帮你完成任务，我们公司全部家底都赔上了。大家连续一个星期不回家，没黑没白的给你干，把货给你发过去了。你倒好，人也没有影了，货也没有影了。你怎麽这麽没有良心？为什麽骗我们？我们公司对你多好呀，你们全家，包括你们公司上下的吃的用的，哪些不是我们给你们的？你们朝鲜人的良心都让狗给吃了呀？你的钢材哪去了？给你发了那麽多传真，你为什麽不回？总之，把这些日子等待的焦虑怨恨都象姜倾泻过来。

　　　　姜做出很无辜的样子说，不是我不给你们发钢材，那批钢材刚要发船，朝鲜政府有档了，不允许钢材出口了，我们也没办法呀。你们尽管放心。我这次领金部长过来，就是做这个事情的交接，金部长以前在我们部里是管财务的部长，他一定会把这笔钱还给你们。

　　　　我知道这样吵下去是无济於事的。在公司面谈大家情绪也是难以控制。於是安排人把姜送到宾馆，下午宾馆面谈。送姜去的部经理在给姜办理住宿的时候扣留了姜的护照。对姜说，你就在这住着吧，什麽时候把钱拿来你再回去。护照我给你保存着。

　　　　当天下午安全局的人给我来电话说，必须把姜的护照返还给他。他持的是外交官护照。你们扣留是会出事的。我这才知道扣留护照的事情。

　　　　我打电话劝阻属下，我说姜为什麽敢来中国，就是因为他身份特殊，他在国内是军人又是员警，出国就是外交官，因此他敢过来。别说我们，就是公安局也不敢扣留他。对他不能动硬的。

　　　　我赶到宾馆，返还了护照。和姜推心置腹地进行了一次长谈。历数了双方合作以来，我们对他们所做的一切。他信誓旦旦地表态，绝对不会忘恩负义，金部长是我的好朋友，他就和我是一样的，一定会想办法还钱的。姜住了一夜就急匆匆回国了。我们只好礼送出境。

　　　　新的希望寄托在金部长身上。金部长在丹东逗留了一个星期。每天有专人陪着吃喝玩乐。还采购了价值一万美圆的电警棍，钱照旧是我公司垫付的。价值12500元的日本原装的东芝火箭炮彩电做为礼品送给他。其他吃的用的自不必说，他家庭每个成员都有礼品。公司在已经弹尽粮绝的情况下，还筹措资金，连吃带住带拿，又搭上十几万。金返回时握着我的手，热泪盈眶，说回去後一定一定尽快把钱给你们。永远不会忘记你们对我的好。

　　　　金回去後并没有象他表态的那样，以後邀请我们过江的次数越来越少，间隔时间越来越长。我们只好通过别的商社邀请过江。可找到他他就是一句话，现在没钱，等有钱了一定还。

　　　　後来金也调走了，换了别人。再後来又换了新人，以至於我们都不认识是谁在负责这个商社了。我曾通过中国驻朝鲜大使馆进行交涉，也曾找过朝鲜驻中国大使馆，都无济於事。

　　　　後来得知，姜把那批货献给了国家，因此他被晋升为上校。朝鲜是个无税的国家。各公司不交税，而是要向党中央和领袖献礼。姜是把这批货作为伟大领袖金日成的生日礼物献上去的。因此他们根本就没有钱还这批货款，或者说他们压根就没想还钱。

　　　　这件事情从开始就是精心策划的。完成任务後，为了把姜解脱出来，他们采取工作调动的方法。其实很简单，他们部有两个公司，把两个公司的名称调换一下，所有人的工作就等於都调动了。

　　　　几年後，我在新义州又见到过姜，他还那麽热情地拥抱我。我却热情不起来了。我向姜提起了那笔欠款，他故做惊讶地说：怎麽还没还吗？我以为早就还清了呢。这时候我真的恨不得揍他一顿。因为我有一种被戏弄的感觉。可我还是克制住了。姜说我们还可以重新做呀。我说那你就别想了，我没有50万美圆再给你买个大校了。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10年了，这笔钱只不过是挂在我公司应收款科目上的一笔呆帐。也基本上放弃了讨要。公司几年艰苦创业积累的全部家当都捐献给朝鲜了，而我们自己却开始了“苦难的行军”。50万美圆的教训使我和大家变的成熟和清醒一些了。在後来的业务中，多了一份理智，多了几分戒心，少了许多感**彩。公司从无到有，从有到无，经历了第一次归零。没有别的选择。只有继续走下去。生活还要继续，公司还要生存，一切都要从头再来。



………【清官之死…虎狼丛中的堂吉诃德】………

　　　　【死亡】

　　　　万历十五年，南京吏部右侍郎海瑞死了。

　　　　海瑞这个职位大致相当于现在副部级。关于这位大明副部级领导死后的情形，史书上有相当生动的记载。据说当时佥御史王用汲到海瑞家探视，看见他房里的帷帐都是葛藤皮做的，而且都已经很破了。海瑞身上的衣服也很不像样，寒酸得连穷书生都不大会穿。海瑞没有儿子，王用汲就承担起丧葬事宜。他翻检海瑞储蓄，只找到了十来两银子。王用汲当时就掉了眼泪，在同僚里凑份子给海瑞下葬。

　　　　有人见了这个场面，写诗说：“萧条棺外无余物，冷落灵前有菜根。说与旁人浑不信，山人亲见泪如倾。”还有一位叫朱海楼的御史，当年受过海瑞的整治，恨海瑞恨得入骨。海瑞死后朱海楼到了他家里一看，怅然地说了句话：“回吾怨恨之心也。”①

　　　　这真是一个清官，而且是整个大明朝最有名的一个清官。大家都知道，明朝官员的俸禄非常低。比如海瑞当县令时，月薪只有七八石大米，而且还不能全额发放。即便全额发放，折合成现在的人民币也不过是一千出头。别的县令有灰色收入，不指着工资过日子。海瑞什么灰色收入都不要，就结结实实拿这份工资养活一大家子人。海瑞还曾经辞过职，赋闲在家。这段时间连一个月一千多的工资也断了，他就靠给人写墓志铭、赠序之类的文章苟延残喘。

　　　　不光自己不要灰色收入，海瑞要求下属也不要。他当淳安县令的时候，就把下属的各种津贴都取消了，同时严禁收取陋规。一下子淳安县的公务员生计都成了问题。海瑞给他们出主意说：“你们的收入可能确实不够吃。这个我理解。好在平时衙门里事情也不多，大家可以找时间外出打工，或者做点小本买卖贴补家用。”海瑞自己以身作则，在家属院旁边弄了块菜地，没事了就去种菜。

　　　　光靠工资和稿费，再加上几捆菜，海瑞生活的困窘可想而知。他第一次进京汇报工作的时候，连身能穿得出去的官服都没有。他的朋友批评说，不管怎么穷，也不能这个样子见人嘛。海瑞这才一咬牙买了块黄布，做了套官服。海瑞母亲过生日，作为一名孝子，海瑞悍然买了两斤肉。第二天，浙江总督胡宗宪就逢人便讲：“昨天海县令母亲过生日，他买了两斤肉！”

　　　　这样一个大清官，自然得到了群众的爱戴。据《明史》记载，海瑞出葬的时候，南京市民罢市，穿着白衣白帽的人挤满了江边。流着眼泪祭奠他的人“百里不绝”。此外，朝廷也很给面子，赠了他太子保的荣誉，还送了一个“忠介”的谥号。

　　　　但这样一位声名显赫、备极哀荣的清官，却是在孤独中满怀怨恨地死去。海瑞死的那一年是72岁。

　　　　在死前的一年，他感到自己来日无多，就给皇帝写了一份奏疏。这份奏疏有点类似于他的“尸谏”，写的毫无顾忌。海瑞说：陛下励精图治，但是国家却没变好。这是为什么呢？主要是对官吏的刑罚太轻了。大臣们说什么朝廷对士大夫要以礼相待。对他们以礼相待，那又拿什么对待无辜的百姓？

　　　　这位大明朝头号清官提出了凶狠建议：恢复洪武帝朱元璋的规矩，枉法八十贯的一律绞死，贪官污吏剥皮囊草！②

　　　　这份恶狠狠的奏疏背后，是海瑞几十年的怨恨——对官僚集团的怨恨，而他就是这个集团中的一员。

　　　　【虎狼】

　　　　海瑞担任南京吏部侍郎的时候，曾经处理过一种叫“应票”的东西。南京官员到商店里买东西，往往不付钱，而是直接给商家打白条。这个白条就叫“应票”。理论上说，日后政府有钱了要兑现应票。但实际上，它们从没被兑现过。

　　　　海瑞是个清官，名声在外。所以他一上任，商家就送来了300多张应票，希望海大人主持公道。海瑞拿着一厚沓子白条，大吃一惊。但经过调查以后，海瑞更加吃惊了：各级政府开出的应票远远不止此数。商家曾经向政府缴上很多应票，要求兑现，结果不但没有兑现，连应票都干脆被没收了。这已经是明目张胆的抢劫。

　　　　海瑞勃然大怒，发了一个告示，洋洋洒洒痛斥道：我收到了兵马司的应票89张，其他衙门的应票220张。这还都是漏下的，其他被收缴的应票还不知道有多少。“今兵马司官也小，也做了一个狼之贪、虎之猛，以小民膏血迎合上官。又做了一个过送赃私的积年！”③他质问道：大明祖制和律法里，哪一条规定了官员可以开白条？

　　　　海瑞接着在告示里说了一句很有分量的话：“做百姓不可做刁顽不听法度的百姓，也不可做软弱听人打、听人杀而不言的百姓！”这句话，几百年后听来仍旧让人凛然。

　　　　虎狼。这就是海瑞对大明朝官僚集团的评价。十几年前他在给皇帝的奏疏里也曾这么说过：“我担任应天巡抚才几个月，收到的‘乡官夺产’的诉讼竟有几万件。他们已经做了二十多年的虎狼，百姓已经当了二十多年的肥肉。”

　　　　而他也有对付虎狼的武器，那就是祖制。

　　　　按照朱元璋当年定下的制度，官员不能打白条、不能霸占民田、不能行贿受贿。但是在现实中，大明朝的官员就是在打白条，就是在霸占民田，就是在行贿受贿。在海瑞看来，祖制如此完美，而现实如此黑暗，其原因就是大家不遵守祖制。

　　　　海瑞所到之处，总是把祖制挂在嘴上，要求大家一丝不苟的执行。他在南京当官时，有位御史在家里叫堂会，请了一群戏子演戏。这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事。但是海瑞知道此事后，居然要当众杖责这位御史。官员们大惊失色，苦苦恳求。但是海瑞不为所动，理由是太祖皇帝定下的祖制就是如此。

　　　　此时距明朝开国已经两百多年，而海瑞简直像一个从洪武年代过来的穿越者。祖制在明朝享有宪法一样的崇高地位，海瑞把它挂在嘴上，就等于占据了道德制高点。别人没法还嘴，但却可以孤立他。海瑞在官场上的人缘是相当差的。一位叫黄锦的太监就对皇帝说过：“这个人脾气极端乖戾，朝臣没有不讨厌他的。我都看不到有人肯和他说话。”

　　　　当然由于海瑞的道德人格，他也拥有一些仰慕者。但就连这些仰慕者大多也认为他那套行不通。有一位叫王弘的人在《山志》里说：海瑞品格高尚，确实无人可及。但他要是掌了大权，“吾不知其竟何如也”。④一位叫何良俊的人也夸海瑞“不怕死，不要钱，不吐刚茹素，真是铮铮一汉子！”，然而话锋一转，又说海瑞执政，终究会坏了国家大事。⑤

　　　　王弘和何良俊没读过塞万提斯，否则他们能用更简洁的一句话形容海瑞：堂吉诃德。

　　　　【祖制】

　　　　平心而论，朱元璋定下的祖制本身确实也有诸多行不通之处。比方说，朱元璋的祖制禁止高利贷。海瑞当巡抚时也就按此执行。但是高利贷的根源是银根紧，老百姓借贷困难。不解决货币供应问题，光禁止了高利贷，老百姓又从哪里去借钱呢？祖制拒绝考虑这个问题，海瑞也就拒绝考虑。

　　　　但这些技术困难并非根本问题。我们要理解海瑞的困境，还要考虑更大的时代背景。

　　　　海瑞挂在嘴上的祖制，根本上来说是这个样子的：皇帝都像朱元璋一样，大权独揽，对官僚集团严刑峻法，让他们严格遵守规则，不敢侵害百姓。但这套东西在当时已经无法操作。

　　　　在理论上，官员是为朝廷和人民服务的。他们心里头应该首先装着人民，然后才装着自己。儒家经书上是这么教导的，祖制也是这么规定的。当然，个别官员也确实这么做了，比如海瑞就是一个。但是作为整体，官员们追求的是自己的利益。他们心里头首先装着自己，如果还有富余地方，那就顺便再装点人民。如果太挤那就算了。这不是哪一个人两个人的道德问题，这是普遍的人性。

　　　　官员和人民的利益并不一定吻合。国家富强了，人民富裕了，官员也许会得到一点好处。但这点好处虚无缥缈，哪里有贪污受贿来得快，来得多？如果贪污受贿没人管，那你海瑞又凭什么要求人家不贪污，不受贿？

　　　　对这个问题，理论上有一个解决办法，那就是让皇帝来管。既然全体老百姓都是皇上的，生杀予夺都由着皇上，那我们老百姓和皇上总是利益吻合的吧？他们偷我们的，不就等于偷皇上的么？在我们看来，这是一个很屈辱的解决方案。但光是屈辱也就罢了，问题是它往往并不顶用。

　　　　首先，很多皇帝并不称职。海瑞骂皇帝的事情大家耳熟能详，我就不再赘述。海瑞之所以对嘉靖如此痛心疾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对皇帝寄望过高。在那份著名的《治安疏》里，他充满信心地说：必世之仁，博厚高明悠远之业，不过在陛下一振作间尔。

　　　　海瑞实在高估了嘉靖的力量。王朝开创时，以前的小团体被暴力横扫一空。新生的官僚集团还是个雏儿，皇帝们往往能操纵它。但随着时间推移，官僚集团独立性越来越强，也越来越腐坏，用当时的话来说，就是“朋比胶固，牢不可解”。皇帝可以诛杀其中的成员，但无法改变其运转模式。一般来说，到了王朝中期以后，这个集团就已牢不可破。

　　　　独裁演变为寡头。一旦寡头控制这个社会，却不拥有这个社会，也不必为其后果承担责任，它一定会腐化堕落、寡廉鲜耻。因为它的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并不吻合。社会这个蛋糕做大，它从中得到的好处，远远没有多切一块蛋糕来得实在，那它一定会选择切蛋糕，而不是做蛋糕。

　　　　嘉靖即便“一振作”，拍案而起直奔朝堂而去，他又有什么能力去扭转颓势？他可以杀几个官员，但大明朝地大物博，官员众多，如何杀得绝？杀绝了政府如何运转？再说，官员们可以联手欺骗皇上，被推出去杀头的倒可能是称职的清官。顾炎武就悲观地说过：“虽尧舜复生，能去在朝之四凶，而不能息天下之关节也。”⑥即便尧舜复活也无可奈何，何况一个生长于深宫的皇帝。

　　　　这是大一统王朝的死结。

　　　　对这个死结，海瑞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加强皇权、严刑峻法。但也有人提出过其他方案，比如上面说到的顾炎武。他认为现在的政治太坏了，应该学习一下春秋前的分封制。顾炎武悍然主张县令世袭。⑦这个说法听上去骇人听闻，但也不是胡思乱想。顾炎武有他自己的逻辑：既然皇帝指望不上，既然官员们会糟蹋百姓，那不如索性让他们世袭。狼会吃羊，老虎大王又看不过来，那就不如把羊分配给狼，这样狼会斟酌着吃，不会涸泽而渔。当然，这也是一个很无奈的方案。但不能不承认，顾炎武确实是站在羊的角度上考虑的。

　　　　无论海瑞，还是顾炎武，他们考虑的都是皇帝和官员之间的博弈，谁都没想过让老百姓也参加这个博弈游戏。我想这是因为他们觉得那不现实。大明朝的几万名官吏组成一个牟利的小集团，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大明朝的近亿老百姓组成一个有序组织，这个组织成本就太高了。事实上，朝廷只留给老百姓一个参加游戏的渠道，那就是造反。1644年，李自成的造反军队开进了北京。皇上上吊自尽。官员们被关起来严刑拷打，追赃助饷。首辅（相当于现代的总理）魏藻德被拷打五天五夜，最后脑袋被夹裂而死。北京的皇帝与官僚集团集体覆灭。

　　　　此时距海瑞之死，不过57年。

　　　　【道德】

　　　　除了祖制，海瑞的另一样武器就是道德。

　　　　他事君以忠，事母以孝，居官以廉，接人以直，几乎就像一个道德完人。就像《海忠介公行状》里说的“孔子所谓强哉矫，而孟子所谓大丈夫乎！古今一真男子也！”。但这个“古今真男子”的个人生活却黑暗阴郁。

　　　　海瑞几乎没有什么朋友。这一方面是因为他跟官场作对，但另一方面也不能完全怪别人。我在这里举一个例子。海瑞骂皇帝被逮捕后，户部司务何以尚上疏救援，结果被逮入监狱。海瑞在监狱里没怎么受刑，何以尚却被日夜拷打，遍体鳞伤。后来等海瑞出任吏部右侍郎时，何以尚正巧是他属下。两人相见，海瑞待以长官接见下属之礼。何以尚问：咱们当年同生共死的交情，难道你不能以客礼相待？海瑞坚持朝廷礼制就是如此。何以尚和他当场绝交说：“不及黄泉，无相见也。”⑧

　　　　他的家庭生活更加糟糕。他的第一个太太过门刚一个月，和婆婆发生了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