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的朝日光鲜王国-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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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半个小时，学校放学了，从山间的小路涌出一群群学童，他们在路上奔跑、拦车，车停了，孩子们想上去却挤不进，不一会车厢里就像罐头沙丁鱼了。我看到两个几岁的小孩子站在我旁边，本能地让位置给她们，可是，有两位妇女却立即制止了，而且，那孩子一看大人的脸色，根本不敢坐我的位置，我听那妇女对孩子叽里呱啦地说，你们坐什么，人家是客人，是一个好客人……

　　　　车继续走，我身边的孩子们挤得水泄不通，我却坐在那里，像一个城市来的精英，精英啊！我不想说美国和澳洲了，在那里，孩子们有自己的舒适的校车接送……

　　　　那天，我和朋友聊天都没有了心情，想写点什么，却什么也没有写出来。直到今天，回到家乡随州后我才能一口气写出来，写出来后，我都不愿再看一遍，因为这毕竟是一件很小、很小的小事，根本就不值得花时间写的小事，对不对？写出后给一位网友看，她立即说，你怎么写这种鸡毛蒜皮的事？你越来越像一个老婆婆了，你应该写一写宏大的主题啊，你写的这些事在中国几乎不算什么事了，我都不想浪费自己的时间帮你纠正文章里的错别字了……

　　　　是啊，这算什么事呢？不修改拉倒，我自己修改，因为我总觉得还是应该写，应该放进博客里。这几天，我老是想车上的老婆婆会怎么处理她那六个卖不出去的鹅蛋……我又设想，如果她知道我经常来往美国，会不会要我把鹅蛋买下来带给靠借中国的钱生活的美国人民？我又会想，如果她明天还卖不掉那几个鹅蛋的话，她还要坐那趟公车？如果她再被赶下来，有没有像我这样的和她们不一样的人帮她们吼两声……

　　　　可我几乎是生平第一次相信，我的吼声，不但不能为老婆婆壮胆，很可能会让她们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处境而感到失望；而只有电视和报纸上的主旋律，那及时报道的美国经济危机笼罩下的惨况，才会让因为卖不出六个鹅蛋而陷入愁云惨雾的老婆婆充满信心——那信心，不正是我们国家繁荣富强、我们精英和先富起来的人能够继续过和谐日子的必要保障吗？

　　　　杨恒均。2009/3/31。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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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过杨恒均的博客文章《卖鹅蛋的婆婆说，美国人都要饭去了》，我又一次领略到了中国本土传统的宣传文化的大智慧和中国特色的鹅蛋主义的高境界。

　　　　居心叵测的杨恒均，一不小心就泄露了他不可告人的秘密武器：为了找到自己极端自私的“写作的动力和源泉”，他“哪怕是在游玩的时候，也总是找机会接触当地的民众，和他们聊天，交朋友”，并且从这种聊天交朋友中得到了“一辈子在任何书本上也学不到的”绝秘级的“知识和信息”。

　　　　在一辆几乎没有外地游客乘坐的脏、乱、差的山区公车里，杨恒均和一群与自己的生活没有任何交叉的山区村民坐在一起聊了很多。等到车坐满时，他已经知道她们今天各卖了多少蔬菜和苹果、鸡蛋和粽子，她们几乎都告诉我她们今天的收入，有两位还告诉我她们家靠卖水果和蔬菜一个月能够收入多少。

　　　　在这些山民中，只有那个最老的婆婆没有说话，却一直看着杨恒均。当老婆婆颤巍巍地打开塑料袋时，呈现出来的是很大、很白的六个鹅蛋。老婆婆说，自家腌的咸鹅蛋，本来卖给这里的小摊贩的，可是人家不要。她叹了口气说，这是最好的鹅蛋，今年还准备好这几只鹅能赚点小钱的，不想到……

　　　　在这个时候，几乎周游过全世界却偏偏没有中国农村生活经验的杨恒均，终于暴露出了他的愚昧无知：“我问，婆婆，你的鹅蛋是生的还是熟的？我想，如果是熟的，也许可以买下来，一会让朋友们每人吃一个。婆婆说，生的，本来卖两块钱一个，看你和我们坐一起，一定是好人，你要是买，我给你一块五一个。大家又笑起来，我也笑了。她的逻辑有些让我吃惊，和她们坐一起，就是好人了。不过，我还是不能买，生的，我根本无法带下山呀。可是看那老婆婆的样子，实在有些不忍，更何况，她袋子里总共只有六个鹅蛋，也就是九块钱。我刚刚在山上一口气吃了三十块钱的冰淇淋。可是，如果我买下，我得偷偷丢掉，那是浪费，如果不买而给钱老婆婆，她一定不会接受，而且会受到周围她的老乡们的哄笑。”

　　　　老婆婆前面已经说过，这是自家腌的咸鹅蛋。这种腌制过的咸鹅蛋，与煮熟的鹅蛋一样蛋白已经凝固，而且可以保存很长的时间不变质。杨恒均完全可以带下山去，假如美国的海关人员玩忽职守，他甚至可以乘坐飞机带到美国去救济那些要饭的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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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对于杨恒均的无知，卖鹅蛋的老婆婆在与众山民的对话中，倒是充分展现出了中国本土传统的宣传文化的大智慧和中国特色的鹅蛋主义的高境界——

　　　　你今天怎么没有卖掉呢？你不是说你家的鹅蛋比张家界的山还要吸引人？一个妇女用近似我家乡的张家界口音调侃老婆婆。

　　　　另外一个说，是啊，你家的鹅蛋不是固定卖给XX摊子的吗？人家不要了？

　　　　老婆婆又叹了一口气，说，他们都不收我的鹅蛋了，他们说游客少了，经济危机来了，茶叶蛋都卖不出去，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把鹅杀掉，也不行，但如果卖不出去，还要养那鹅干嘛……

　　　　大家又七嘴八舌的说起经济不景气，各自的收入都大大减少了，我就很吃惊，那老婆婆也有七岁十多了，虽说是引用，咋就顺口说出了“经济危机”？

　　　　我说（我一说话，大家就停下来），婆婆啊，你也知道经济危机？

　　　　那老婆婆看着我说，咋不知道，你城市人更知道吧，美国人都要饭去了……

　　　　老婆婆这句话说得清清楚楚，我更是吃惊不小，我怀疑我身上是不是有什么东西让老人家联想到美国，低头检查了一遍，发现什么也没有。我抬起头说，啊，婆婆，你从哪里知道美国人都要饭去了？那么严重的经济危机啊，我第一次听说……

　　　　我原本想用这话引申出一番解释后者说教，可看到婆婆有些迷茫地看着我，就一下子愣住了。周围的几位妇女又哄笑起来。一位比较年轻的妇女说，她（婆婆）听电视上说的，她就记住了，常常说，我就没有看到电视上那样说过，我到＇倒＇看到报纸上说，美国人是在靠借我们的钱生活，要不是我们的钱，他们早垮了，也够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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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羞愧的杨恒均，偏偏认识不到这些山民所表现出的中国本土传统的宣传文化的大智慧和中国特色的鹅蛋主义的高境界，反而喋喋不休地表白起自以为见多识广的小聪明——

　　　　有人说我写了几篇博文就是启蒙了，其实我最警惕这个说法，我只是把我知道的一些东西记录下来，和那些不知道的朋友交流。我认为这种交流看法和思想是越交换越多，对各方都有好处。但看到眼前的情景，我忍不住犹豫起来，告诉他们真像＇相＇难道真对她们有好处吗？

　　　　说到美国人都在靠借我们的钱生活，车厢里因为老婆婆卖不出六个鹅蛋而弥漫的“经济危机”的阴霾总算是一扫而光了，她们都快活了。谁说不是？想起遥远的靠我们的钱才能维持生活的美国人民，我们谁都没有理由不高兴啊！她们毕竟生活在一个富裕的国家。就算卖不出鹅蛋，就算钱包里没有多少钱，但我们有一个值得骄傲的国家。总理说了，要度过经济危机，靠的就是信心！信心从哪里来？今天，我亲眼见证了这种信心的诞生！

　　　　这就是我们人民需要的信心，对不对？我们曾经靠这种信心干出了鬼哭狼嚎的壮举——当我们多少年前因为虚报亩产万斤而饿死了几千万人的时候，我们整个“人民”依然是幸福和信心十足的，因为虽然饿死了“少数人”，我们至少解放了，对不对？想一下全世界包括美国，还有多少亿万的人民当时没有被解放？

　　　　这次到湘西和湖北也是想看一下老百姓到底生活得怎么样。据说，我们富裕了，很强大了，财大气粗了，连我都被忽悠住了、迷茫了，可是，我虽然不喜欢数学，但小学的算术我还是会的。当一个13亿国民的人均GDP排名在一百位的时候，当经济总量没有增加的情况下，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和精英生活每提高一步，就表明另外至少十个中国人的收入会减少，这难道不是简单的算术？

　　　　当国家财大气粗的时候，拿出真金白银的时候，就表明平均摊到13亿民众特别是弱势民众身上的钱不是增加而是减少了，这难道不是简单的算术？

　　　　正是抱着这个简单的算式，我走了一些地方，接触了当地那么多人，他们的生活真的还很贫困，而这些还是相对比较富裕的地区。如果让我把他们和澳洲、美国的贫困地区相比，我要告诉你，相差不是十年、二十年，而至少是三四十年以上。这是我凭良心而说出的直觉。我知道数字和事实被一些人垄断了，但我的直觉还没有背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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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恒均啰里啰嗦说了这么多话，却连眼前一个最为具体的问题也没有解决：老婆婆的六个又大又白的鹅蛋怎么办？或者说是老婆婆的鹅蛋危机怎么办？

　　　　对于中国这个负责任的大国来说，像这样的问题解决起来其实是非常简单也非常高效的：动用若干个450亿的宣传经费，充分发挥中国本土传统的宣传文化的大智慧和中国特色的鹅蛋主义的高境界，让老婆婆们像阿Q那样永远陶醉于卖不出去的鹅蛋才是最好的鹅蛋的精神胜利法。与此同时，还可以考虑恢复当年统购统销饿死人的基本国策，把中国过剩的鹅蛋集中起来，无偿救济陷入饥寒交迫加水深火热的经济危机中的美国、俄罗斯的无产阶级，以及鸭绿江彼岸正在研制发射导弹卫星核弹头的革命同志。

　　　　2009年4月1日愚人节



………【老大哥的倒下】………

　　　　梅德韦杰夫：“我不认为我们有别的什麽道路可走”

　　　　今年是苏联“剧变”20周年。20年前，这个具有93年历史、有1900万（占居民总数近1/10）党员、执政74年的**超级大国寿终正寝了。

　　　　提到这次“剧变”，我们虽然已经有关於苏联解体的不同解说，但是“领导人因素说”一直是最有影响的“主流”说法。我国许多论着习惯上总是说“苏联解体之痛、东欧剧变之苦”，这个“历史悲剧”都是“叛徒戈巴契夫”惹的祸。“万方有罪，罪在朕躬”这句中国古代统治者装样子的“罪己诏”中常见的自责之语，常常被我们用在关於苏联解体的“罪他诏”上：千怪万怪，都怪苏联前领导“挑选接班人”不慎，把个“叛徒”扶上了宝座，於是苏联解体据说就“都是戈巴契夫的‘公开性’和‘民主化’惹的祸”。於是有些人就从反面接受教训，一切行动都是要与“民主化”反着来，逆“公开性”而动，以为这样就可以消除对现存体制的“不利因素”，就可以保证“铁打的江山万年长”了。

　　　　然而很少有人问，为什麽苏联的这个体制这样脆弱，它自我标榜的“政治正确性”与“合法性”为什麽就这麽经不起大众资讯自由和“广场测试”（夏兰斯基：《“论民主：自由战胜暴政与恐怖的威力》2004年纽约公共事务出版社出版，第三章）的考验？今天的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曾提到俄罗斯有人也持类似观点，那些人说：“太遗憾了，我们当初没有按中国模式发展，那样就能保持政治体制的稳定”，而梅德韦杰夫断然否认了这种说法：“我并不认为，我们当时有别的可以选择的发展方式，所以我不认为，我们有别的什麽道路可走”（“麦德维杰夫与国际政治学家的对话”，见中央编译局主办：《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11期，105页）。

　　　　显然，梅德韦杰夫认为苏联体制的垮台有其内在逻辑，并不能归罪於哪个个人。其实即便是铁杆的强硬派，当时也承认这个体制失去了民心。1990年，当时已经97岁的史达林时代的意识形态元老卡冈诺维奇说“公开性变成了单行道”，“只朝一边走”，公开性成了声讨控诉苏共罪行的“歇斯底里”狂潮。但他却没说这“双行道”该怎麽走法？在“控诉”史达林的同时也把他的“敌人”一块儿骂？他应该记得，就连他自己也曾险些成为“敌人”，即便是他和日丹诺夫这样的铁杆史达林分子，在史达林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时候，都可以随便地“被流放”和“被吓死”（1948年日丹诺夫的儿子小日丹诺夫因为反对科学权威李森科，被史达林怒斥，日丹诺夫受到刺激死於心脏病突发，实际是被吓死的）。这些人尚且如此，更何况一般老百姓？出现这种一边倒的“单行道”局面，原因何在？戈巴契夫一个人的“背叛”，就能掀起这场群众性的“愤怒声讨”运动吗，就能够葬送掉“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吗？就能够埋葬掉近2000万党员的大党吗？如果是这样，这个党岂不是太弱不禁风了？

　　　　“以人为代价的现代化”

　　　　是俄国历史上最可悲的记忆

　　　　前些年我们有些人到俄罗斯去拍了一部大骂戈巴契夫这个“叛徒”造成苏联剧变的电视片，他们见到老人和左派人士就问，“你给史达林打多少分，给戈巴契夫打多少分？叶利钦打多少分？”据说结果令他们很满意。但连陪同的翻译都认为，在一个多元的社会里，做这种有选择性的调查是不负责任的、不具有客观性的。即便如此，他们在与一些亲俄共的学者座谈的时候，以为这些左派会说出他们想要的答案，结果没想到，却得到了这样一种答复：“以人为代价的现代化是不值得的”！

　　　　的确，即使在今天的俄罗斯怀念苏联、不满戈巴契夫和叶利钦的左派群体中，也很少有人同意苏联的垮台仅仅因为出了“叛徒”这种说法。前俄共中央委员斯拉温就根据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把这种说法斥之为“唯心主义的个人决定论”。他在交谈时指出：那麽多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因为出了一两个“坏人”就崩溃、就变成资本主义了？而众多资本主义国家怎麽就没有一个因为出了几名“好人”就垮台、就变成社会主义呢？所以他认为批判叶利钦是可以的，但对旧体制的反思更重要。实际上，对於前苏联“以人为代价的现代化”的反思如今即便在左派中也是流行的，因为它已成为“俄国历史上最可悲的记忆”。

　　　　当然不是所有的左派都如此，比如久加诺夫就说，“在最近一百年的现代化经验中，苏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最成功的榜样”。不过有意思的是，今天俄罗斯这样的“原教旨社会主义者”大都痛恨普京，而普京却是我们这些采访者心中的偶像。而这位好人普京一方面被另一位好人久加诺夫恨之入骨，另一方面他却是大坏蛋叶利钦亲自挑选的接班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最伟大的好人史达林在杀光了一切疑似的坏人之後，千挑万选留下的接班人赫鲁雪夫，按我们那些采访者的说法却又是一个大坏蛋。呜呼！

　　　　一位俄罗斯学者总结说，世界历史上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现代化模式，一种是“以人为主体的现代化”，另一种是“以人为代价的现代化”。在後一种现代化中，国家可以有高速增长的GDP，可以有世界上最大的工程，可以有世界上最高的大楼，可以有超过美国的核弹头总当量、可以有很多的钢产量，只要是国家认定需要的东西、事关脸面上的排场，全国自上而下地齐动员，一准能获得期望的效果。然而所有这些不过是冷战思维下的“冒虚火”，不要说在军备竞争中没有获胜，这些所谓的傲人成就又有多少是从人着眼？即便是在苏联最辉煌的上世纪70年代末，苏联工人的工资水准仅为美国工人的31％，居民消费水准只相当於美国的33％。在苏联“建立国家”和“攫取财富”是同义词，这种统治方式也叫做“从人民中获取满足国家行为的手段”，“社会主义不是被看作目的，而是被看作一种动员型的意识形态”。

　　　　因为这种以人为代价的发展模式，并不是让国民生活得更美好、更自由，而是为了争夺世界霸权，往好里说是对“大国特殊责任论”的担当、是为了国家的安全战略，往坏里说是一种不自信的伪民族主义，是一种帝国模式的伪现代化，是一种没有“人”只有“国”的主观意志。这种以人为代价的现代化是苏联模式最大的失败。人民成为被政府绑架的人质，成为国家强大的牺牲品。瓦西里耶夫说：“俄国的悲剧就在於，它在皮鞭的驱使下在伪现代化的道路上比其他国家走得更远，在伪现代化的方面取得的公认的数位成果後，在‘人’的现代化方面勉强达到非洲的水准”。这种以牺牲个体的充满血腥成长过程，“再现了等级制、人身依附等中世纪原则”，“这个事实成了俄国文明发展中最阴暗可怕的现象”。在和资本主义拼实力的过程中，是以苏联人的性命和不自由作为交换的，它一方面试图在经济上赶超西方，另一方面却在违反现代文明的基础上发展自己，而且他也并没有使苏联变成一个有竞争力的国家。

　　　　无疑，俄国学者们的这些反思不会出现在采访者所拍的政论片中。但俄国学者的这些“痛定思痛”的思考当真是可以忽略掉的吗？虽然俄共对采访者的亲苏共情结感到很亲切，但是他们自己也承认，不管给历史人物打多少分，从目前的选情看，他们距离政权是越来越远了。恐怕这才是真正的打分吧。2010年5月初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接受《消息报》的采访时说，“坦率地说，苏联政权……只能被称为极权政权，在这个政权统治下，基本的权利和自由受到压制”。所以他非常强调要搞“人的现代化”，过去那种不顾人民死活的现代化、“给国家争面子的现代化”、“领导人对军事威力的崇拜的现代化”以及为了“炫耀帝国光荣的现代化”，所有要让民众成为所谓的“国家成功”的受害者的发展模式，都被实践证明是背离了人类文明的。

　　　　压制毁掉了真正的“理想主义”

　　　　俄国学者们强调，在这种与朝鲜“先军政治”类似的“国防意识高於一切”的概念下，国家强大是以个体作为整体的殉道者为前提的，在钳制和驯服的状态下“造成了人民政权的错觉”。因为这一模式是建立在强制基础上的，它的高度集权的“强迫”动员性社会是以压制性的恐惧政策和舆论统治作後盾的，它具体表现在社会单位化、单位国家化、国家政治化，社会只不过是苏共政权附属物，是没有任何主观能动性的被动的客体。戈巴契夫把这种“国家控制、国家所有、国家干预达到无所不及的地步，几乎每一步都需要国家官员批准”的整齐划一的“官方国民性”称作典型的“苏联生活方式”。在这个国度里，所有的个体没有选择的余地，在苏联1940年出版的《简明哲学词典》中甚至对“个人”的词条下的解释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是群众，群众的解放是个人解放的基本条件”。个体的“一切都被限定和安排在现行制度的框架里，人们不能决定任何事情，一切需由当局代他们决定”（戈巴契夫：《“真相”与自白——戈巴契夫回忆录》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年，132页）。

　　　　这种社会模式必然会造成了四个後果：

　　　　第一，它与理想背离，但又需要借助理想的号召力进行社会动员和欺骗，必然会导致理想模式的“空心化”，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特殊的宗教”，这就造成了它的虚伪性。十月革命後，苏俄政权很快就发生了“理想主义蜕变”，与它所许诺的目标模式毫无共同之处，正如圣西门批评雅各宾专政时所说的，在争取自由平等的伟大目标下，产生了一种新的奴役形式，一个新的“黑白颠倒世界”。虽然1936年苏联宪法宣布：“人剥削人的现象已经被铲除”（《史达林文选》人民出版社1962年，84页），阶级结构已经根本改观，作为苏联社会结构的核心的“两阶一层”都是“人民的范畴”，但实际上来自国家的剥削超过了1861年以前的农奴制时期，全体苏联人都处在变相的“普遍农奴制”状态。

　　　　1938年苏联实行“劳动登记册”制度，复活了沙皇时代就已经废除的农奴制特徵“连环保”，所以苏联坊间里把联共（布）称为“第二次农奴制”，（联共（布）的俄语缩写“ВКП”与“第二次农奴制”的俄文缩写“ВКП”恰好是相同的）。自从史达林提出“靠内部积累发展国家的工业”以後，整个苏联时期的积累率都保持在26％－40％的高水准，靠从民间汲取发展国家是当时的发展战略。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居民的总纳税额增加了2。3倍，1929年没有加入集体农庄的所谓富农纳税额是集体农庄庄员的17倍，而从1929－1938年的10年间物价上涨了近6倍，远远大於沙俄时代。苏联为了负担欧洲规模最大、开支最多的常备军，就需要不断地消耗国家的财力，从农民身上抽取资金，甚至牺牲农民的生命也在所不惜，集体化的1930年代初在哈萨克斯坦，农村人口缩减了30。9％，在伏尔加河流域人口减少了23％，在乌克兰自然减员20。5％，在北高加索减少了20。4％，而1933年运往国外1800万公担谷物，如果停止粮食出口就可以避免这场惨绝人寰的灾难，就可以有700万人的性命存活下来，但是史达林拒绝这样做。他认为，政权与民众的关系不是“政权依靠人民，而是人民依附政权”。为了国家的强大，必须要以一代人作为代价。

　　　　这一模式是以强制作为後盾的，它用恐惧社会的压制性和舆论统治来震慑社会、规范人们的行为、控制人们的思想。正如帕斯捷尔纳柯在《日瓦戈医生》中所说的，这种体制“教育人们不要思考，也不要做出判断”，只要求服从。用托洛茨基的话说，“我们虽然说的是不劳动者不得食，而主要体现的是不服从者不得食，在政府是唯一的雇主的国家里，反叛就等於饿死”。官僚集团的上层排除了在协商基础上解决社会矛盾，当时苏联提出的口号是“既然进行阶级斗争，那就需要恐怖，既然阶级斗争会加剧，恐怖自然也会加剧，一天不搞恐怖危险，两天不搞恐怖党就会灭亡”（拉津斯基：《史达林秘闻》257页）。於是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每次选举100％的人都无条件地拥护**的领导，但是阶级敌人的队伍却在不断扩大，据苏联内务部统计，从1921－1954年仅记录在案的被判处“反革命”罪的罪犯就达约380万人。

　　　　“面具人”难以充当体制的基础

　　　　第二，强制措施的时效性。谁都知道，强制社会“只要压力减轻便会很快丧失了自身的潜力”，政权只有不断加大对民众的控制才能保持住，即便在统治者能够提供足够的资源保持对民众的控制力度时，严控的效应也会递减，收效也难以长久，因为人们对恐惧感的麻木程度也会增加，通过舆论控制和个人崇拜只能在某一个阶段凑效，而且不可以重复使用。它只能被迫投入越来越多的精力、越来越大的成本用来控制自己的人民，只要这种控制稍一放松，就如麦德维杰夫所说的，它“释放出来的自由的火花就像丛林大火一样迅速燎原，从而将一个帝国的大厦烧毁”。比如後史达林时代，尽管勃列日涅夫“重新史达林化”，也在大搞个人崇拜和严刑峻法，他所推行的书报检查制度和压制思想的程度和力度并不比任何一个时代减少（1969年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思想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概念，组建了专项负责知识份子“思想动态”的克格勃第五局，它的任务是“纠正一切意识形态的偏离倾向”），但是人们的“免疫”程度却大大提高了，人们已经厌倦了意识形态的陈词滥调，博弈能力也大大提高。而金字塔顶端的**与伪装，使政府和政治家没有了早期领导人的道义感召力，他们的“刚性”因为官僚主义的实用哲学和“去意识形态化”物质追求和权力追求而显得“底气不足”了。

　　　　由於恐怖效应，这种体制必然会造就大量的“面具人”和“两面派”，在这种社会内的人可以分为四种：认同当权者的既得利益（忠实信仰者虽然也有，但人数很少）者；公开表明观点的持不同政见者；不赞成当权者做法，但是处於恐惧中不敢公开发表真实想法的“面具人”；逃避国家的控制、反**的“地下人”。其实，在这种体制能够正常运转的情况下，第一种人和第三种人、第二种和第四种人是无法区分的。人们看得见的只有两种人，即铁杆信仰者和持不同政见者两头都很少，中间大多数是那些可以随时改变信仰的被迫者或趋炎附势者以及蛰伏於地下的“民间力量”，他们都在根据政治天平摆动伺机而动，大量的口是心非者和“面具人”是这个社会的一大特点。

　　　　比如在1985年时对苏联人进行民意调查，99％的人都会表示拥护苏共的领导，1988年12月苏联新选举法通过後的第一次人民代表差额选举，1989年4月选举结果，苏共的拥护率马上就减少了1/3，叶利钦、萨哈罗夫、**夫、索布恰克这些民主派纷纷当选，之所以还有不少**员当选，是因为他们“在任何场合都没有强调自己是**员”（尼·雷日科夫：《背叛的历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250页）。到1990年苏共支持率更进一步降到不足1/2。是不是这些人仅仅过了几年想法就改变了呢？当然不是，唯一改变的是，庞大的两面派阵营不再害怕表达他们真实的信念。“虽然不可能知道一个社会内部到底有多少两面派，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在管制性的社会里人们不能自由地表达思想，把越来越多的忠实信仰者推向两面派阵营，而他们一旦不再恐惧地与政权疏远，这批人就再不可能回到原来的阵营中了”，“面具人”的“生存智慧”是可以根据政治力量的平衡转化成“反体制”的“斗争智慧”的，原本就热闹非凡的“地下活动”也会随之浮出水面而公开化。1988年末，“多党制”还是个具有负面意义的辞汇，到1989年6月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闭幕时，在近700个接受调查的与会者中，约有42％的人称他们反对“一党专政”（（美）迈克尔·麦克福尔：《俄罗斯未竟的革命——从戈巴契夫到普京的政治变迁》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70页）。

　　　　缺乏公开性损害了政权自身

　　　　第三，这种体制形成的“社会国家化”的同构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