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金融五百年-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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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国王巴列维改变口气，再次提出涨价要求。1974年1月1日，油价再度上涨，幅度超过100％，欧佩克基准油价上涨到11。65美元，石油价格上涨了4倍。

当时美国进口的大部分石油都是来自于加拿大、加勒比地区和委内瑞拉，1973年仅有22％的石油来自于中东。而欧洲与日本进口的石油有80％都来自于中东地区。油价上涨对除英国外的欧洲与日本的打击甚大。欧洲国家要想脱离美国的控制，只有与中东联手。1974年，法国政府表示，愿意为科威特提供石化与炼油技术来换取石油。同年，法国与沙特政府达成协议，沙特在未来20年供应法国64亿桶石油（1吨石油为7。33桶），而法国则提供沙特在石化工业、基础设施、军火上的援助。法国和伊拉克也达成了50亿桶石油的易货贸易协定。德国和日本也希望与中东达成双边协议，但却碍于二战”战败国地位无法像法国那样自由行事。欧洲和日本都希望用本国货币来购买石油，而不需要储备美元来购买石油。这意味着美元将失去国际结算货币的地位，换句话讲，美元将丧失霸权地位。

石油输出国中最有发言权的是沙特阿拉伯。沙特的石油生产主要是由投资建立阿美石油公司的美国石油财团所控制。美国与沙特的关系极为特殊。1974年6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创立了美国—沙特经济合作联合委员会，强令欧佩克组织成员国只接受美元作为石油交易的结算货币。在美国的操纵下，1975年，欧佩克国家的部长一致同意接受美元作为石油出口的唯一支付货币，其余货币一概不行。从此，美国政府将布雷顿森林黄金交易体系转换成了一种极不稳定的以石油为基础的美元体系。而欧洲与日本不得不储备大量美元用来购买石油，它们陷入了与第三世界国家相同的命运，只能任由美国对它们进行肆意的压榨与掠夺。

1975年，美国财政部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和沙特政府签订秘密协议，规定“通过纽约的联邦储备银行，与（美国）财政部借贷业务建立一种新型关系。在此安排之下，沙特阿拉伯货币局将购买持有期至少为一年的美国财政部新的有价证券”，这样沙特由于石油涨价而获得的大量美元储备将被用来弥补美国政府的赤字。在美国政府的安排下，来自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家戴维·马尔福德担任沙特货币局首席投资顾问，他负责将沙特的石油美元投入到美国的银行。

与此同时，世界油价的上涨让美国五大石油公司获益匪浅。其中埃克森公司在1974年超过通用汽车公司而成为美国规模最大与营业收入最高的公司。美国五大石油公司其中3家属于洛克菲勒财团。欧佩克组织赚取的大量美元外汇则被存入了同属于洛克菲勒财团的大通曼哈顿银行、花旗银行和巴克莱银行，这些银行也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银行。

最遭殃的是拉丁美洲和东欧一些国家。它们既没有西欧与日本发达的工业，也不出产石油。这些国家被迫将本该用于经济发展的黄金与美元储备用来平衡由于石油涨价而带来的贸易赤字。美国的银行做起大善人，将欧佩克组织赚取的石油美元借给这些国家来平衡赤字。这为后来的拉丁美洲债务危机与苏东剧变埋下了伏笔。

左手中情局，右手弗里德曼

美国寡头用金融与军事的手段疯狂掠夺落后国家也就是后来所谓的发展中国家的财富。为了追逐最大限度的利润，金融寡头们侵入到世界的所有角落，以极低的工资觅取廉价的原料并开辟新的市场。“二战”后，克利夫兰财团所属的共和钢铁公司控制的利比亚开采公司与当地政府签订了一个开采利比里亚矿藏的80年的合同。这个公司以收入的0。5％给予利比里亚政府，它自己却得到99。5％。1946年，摩根财团控制的纽蒙特采矿公司以100万美元的投资获得了对富饶的东南非增美布铜矿的控制权，不出3年便从这些矿产中赚得了900万美元。

巴西曾请美国帮助建立一个钢铁厂，并把富饶的铁砂和锰砂的开采权作为送给美国钢铁公司的礼物。1947年，美国帮助建立的伏尔塔—雷东达钢铁厂开工。但这家投资1亿美元以上的企业每年却只能生产30万吨钢材。如果在美国本土，1亿多美元可以购买产能达到100万吨钢铁的工厂，还有相应的生铁和钢铁的加工设备。原来，美国公司对各种冶炼与加工设备漫天要价，大赚暴利。这个工厂还必须向美国进出口银行借款，货款利息等于在它所生产的每吨钢材上面加8美元。在工厂由5个人组成的董事会里，有两个是美国董事。这些美国金融与工业寡头的代理人强迫该公司把原料巴西煤的2/3转用美国煤。结果，他们抬高了巴西钢铁的成本，以致由美国进口的钢可以用便宜30％的价钱来抢夺它的生意。

美国执行的是一种与大英帝国形式不同但实质相当的新型的帝国主义政策。早年的大英帝国是直接占有一个国家。而美国金融寡头们则是在落后国家以奴隶劳动般的条件榨取大量财富，并限制这些国家的工业发展，使它们处于依赖美国的银行、出口公司和制造公司的地位。通过这种间接控制的方式，美国的寡头们获得了落后国家的自然资源、工厂、铁路和其他关键部门的所有权及控制权。其实控制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几乎也就是控制了一个国家的政治以及其他一切。

在经济控制基础上，美国有时也会以军事来对其他国家进行威慑，强迫外国服从美国的经济控制。有一次，库恩—洛布公司考虑给多米尼加共和国提供一笔贷款，以关税收入作担保。当时雅各布·希夫向他的伦敦同事欧内斯特·卡斯尔爵士咨询道：“如果他们不还钱，谁来收这些海关关税？”卡斯尔答曰：“贵国与我国的海军陆战队。”

随着苏联、中国等共产主义阵营的壮大，美国的霸权受到了制约，无法通过公开的军事手段来胁迫其他国家。在这种国际形势下，一向被美国视为后院的拉丁美洲之南部的智利、阿根廷、乌拉圭和巴西在1950～1963年间均纷纷倒向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主席经济学家普雷维什的发展经济学说。这些国家投入大笔公共资金在基础建设计划，如公路和钢铁厂，补贴民族产业以兴建新工厂、生产汽车和洗衣机，并以高关税保护国内弱小企业。对美国的金融与工业寡头来说，这是拉丁美洲国家不友好的表现，是对美国金融与经济霸权的反抗。而拉丁美洲对美国有着重要的地位。1968年，美国的对外投资总额有20％在拉丁美洲，美国公司在该地区设有5436家子公司。这些投资带来的利润相当惊人。仅美国矿业公司在智利投资的10亿美元就已赚到72亿美元汇回美国。

为了从意识形态上瓦解发展中国家的“国家主导经济发展”的理论，美国有意扶植保守主义经济学派思想。名不正则言不顺。他们给自己取了一个极富欺骗性的名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以区别于自由主义经济学——强调政府作用的经济学。20世纪50年代开始，以弗里德曼为领袖的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形成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核心学派——芝加哥学派。他们假借数学和科学的语言将自己漏洞百出、充满谬误的经济理论当作神圣的科学真理，将自由市场看成一个完美的自洽而自我调整的精巧系统。其实不过是一种经济神学。其意识形态无非是大金融资本与大工业资本的所思所想。弗里德曼本人是犹太人，其家族原本经营服装厂，弗里德曼自己承认那就是血汗工厂。这家工厂后因工会的干预而倒闭。弗里德曼对工人的仇恨以及为美国金融与工业寡头的利益代言都由此而来。

美国在拉丁美洲国家第一个出手的是智利。美国暗中干涉内政的国家一般都拥有非常有价值的自然资源，如智利就拥有丰富的铜矿资源，是全球第一大铜生产国。智力铜矿主要掌握在美国肯尼科特铜业公司和阿纳康达铜业公司手中。肯尼科在智利每年的税后利润达到2000万美元，阿纳康达税后利润为3000万美元。这两家公司出口额占智利总出口额的很大比重，税收则达到智利总税收的1/3。此外，百事可乐与美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ITT）也在智利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美国中央情报局与福特基金会付钱让智利学生学习芝加哥学派经济学。芝加哥学派的大量经济学家包括舒尔茨这样获得过瑞典中央银行奖（所谓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获得经费前往圣地亚哥，主持智利经济的研究，并以芝加哥学派的意识形态灌输给当地学生与教授。1957～1970年，有100名智利学生在美国基金会的资助下前往芝加哥大学攻读学位。1965年，这项计划扩展到整个拉丁美洲，参与人数最多的是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福特基金会赞助了扩展计划，并帮助芝加哥大学成立拉丁美洲经济研究中心。

1964年，中央情报局耗资300万美元资助智利基督民主党领袖弗雷在选举中战胜社会主义者阿连德。随后又暗中提供200多万美元进行各种地下活动，公开提供1。63亿美元的军火来巩固弗雷的总统位子。与此同时，中情局还将4000多名智利军官送入美国军事基地进行培训与洗脑——支持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义是爱国，而支持社会主义就是卖国给苏联——这就是洗脑的结果。

1970年，阿连德的左翼联盟赢得选举，他们在竞选中承诺政府将接管许多由外国和地方企业经营的产业，损失财产与投资的美国公司会得到相应的补偿。但美国公司并不领情。由投资智利的美国两大矿业公司、国际电话电报公司、辉瑞制药公司、伯利恒钢铁公司、美国银行和陶氏化学公司等组成的智利特别委员会与中情局在尼克松总统的支持下准备用经济战颠覆阿连德政府。

他们阻止美国及其附庸国银行对智利的短期贷款，动用美国的铜库存而不向智利购买，在智利制造美元储备短缺危机。美国进口银行和国际开发署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指导下，宣布他们不再向智利提供任何双边援助的承诺。紧接着，美洲开发银行的代表受命阻止所有向智利贷款的提议，并将智利的信用等级从B降低至D。美国控制的世界银行暂停向智利提供2100万美元改良牲畜的贷款。在智利的美国公司极力拖延各种设备与汽车零配件订单的交货时间，拒绝信贷，甚至关门歇业。此外，中情局特工在智利到处散播各种谎言，比如智利将要实施实物配给，银行将要破产，阿连德政府将要没收私人财产，科技人员禁止出国，等等。

这些举措给智利经济带来很多不利影响，但都未能颠覆阿连德政府。1971年7月11日，智利国会全票通过宪法修正案，授权将美国在智利的矿业公司全部国有化。阿连德是一个不崇尚武力解决问题的热爱民主与平等的和平主义者。1972年12月4日，他在联合国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谴责美国金融与工业寡头的演讲，寄希望于美国人的良心与公义：

我国的经济不能再忍受这种控制，80％多的出口都落入外国大公司的少数人手中，这些公司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无视资源国的利益……这些公司多年来开采智利的铜矿，仅在过去42年就赚取了40多亿美元，而他们的原始投资才不过3000万……这40亿美元足以使我的祖国——智利——焕然一新……我们发现自己不断受到一些力量的暗中阻挠，他们拥有强大的武器，身居高位……我们本可以成为富裕的国家，现在却身陷贫困。我们到处寻求贷款和援助，实际上却是最大的资源出口国。

而良心却在利益面前被抛弃了。中情局耗费巨金进行大规模的宣传战，把阿连德丑化成伪装的苏联间谍，工于心计的阴谋家，斯大林式的独裁者。1973年9月11日（与几十年后的“9·11”事件日期相同，俗称小“9·11”事件），在中情局的策划下，控制着军队和警察的智利将军皮诺切特，攻占不设防的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总统府。阿连德被击毙，智利被皮诺切特独裁军政府控制。“叛徒们势力强大，他们能够消灭我们，但是不但阻止社会进步……历史属于我们！”——这是阿连德总统临终留言。随后，3200人被迫害致死，8万多人被监禁，还有20万人逃离智利。

发展中国家只能发展不能发达

弗里德曼及其弟子们终于派上了用场，不是在美国而是在发展中国家。1975年3月，弗里德曼访问智利。智利媒体像吹捧国际娱乐巨星一样地吹捧他。弗里德曼的每句话都登上报纸头条，他的学术演讲在全国电视上转播。皮诺切特在给他的私人信件中表达了独裁者对弗里德曼的“最高和最尊崇的敬意”。芝加哥大学毕业生担任了皮诺切特独裁军政府的高级经济顾问、经济部长和央行总裁，建立了皮诺切特—芝加哥学派联盟。皮诺切特忠实地遵循芝加哥法则：把近500家国营公司和银行私有化，近乎免费奉送；容许新形式的投机金融；对外国进口打开大门，撤除关税保护；削减政府支出，但军队支出反而大幅增加；取消价格管制。

结果，1974年，智利的经济萎缩15％，失业率由阿连德时代的2％攀升到20％，通货膨胀率高达375％。皮诺切特的自由贸易政策使国内充斥廉价进口品，民族企业大批关门，饥荒四处蔓延。到1982年，智利经济仍无法幸免于崩溃：债务激增，恶性通货膨胀复发，失业率飙高到30％。

除了智利，巴西、阿根廷、印度尼西亚和厄瓜多尔等许多发展中国家也与智利如出一辙。美国首先是胁迫那些不合作的有民族主义精神的国家领袖们屈服或下台。如巴拿马陶立总统以及厄瓜多尔杰米总统，他们在1981年都遭到了免职。如不奏效则采用暗杀手段。如1960年刚果的卢蒙巴、1969年莫桑比克的蒙德拉纳、1973年几内亚的卡布拉尔、1980年圣萨尔瓦多的罗梅罗、1983年菲律宾的贝贝尼奥·阿基诺、1982年南非的鲁思·福斯特都死于暗杀。暗杀若没效果，则像智利一样发动政变。如1964年巴西的古拉特政权，1971年乌干达的米尔顿政权和1965年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政权。通过种种手段，在20世纪60～80年代，很多发展中国家都被美国扶持的独裁政府掌控，而芝加哥学派的弟子们则纷纷执掌这些国家的经济大权。

欧佩克国家储蓄的石油美元在1973～1981年间约有4500亿美元都存放在华尔街控制的银行系统。这些钱很多都被借给智利、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家与南斯拉夫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给这些国家输血。

但在20世纪70年代末，美联储主席沃尔克把利率提高到21％，并一直维持高利率政策。高利率意味外债必须支付较高的利息。非洲的尼日利亚的债务从90亿美元激增至290亿美元。智利外债则达到140亿美元。阿根廷债务从独裁军政府上台前的79亿美元膨胀到下台时的450亿美元，到1989年达到650亿美元。300万人口的乌拉圭的外债从独裁军政府上台前的5亿美元暴增到50亿美元。巴西外债从1964年独裁军政府上台前的30亿美元增加到1985年的1030亿美元。

支付高利息的唯一方法是举借更多的债。当然这种债务的恶性循环需要一些花言巧语来掩饰，比如债务重组、滚动贷款、追加借款、债务偿还计划等。结果，发展中国家的债务从1973年的1300亿美元涨到了1982年的6120亿美元，到2006年竟达到了3。2万亿美元。

包括智利在内的大批发展中国家经济濒临崩溃。但作为金融利益集团与大工业寡头代言人的芝加哥学派却狡辩说，问题并非出在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上，而是理论执行得不够严格。仍然残留许多扭曲价格水平的政府干预。其实唯一的受益者是美国金融与工业寡头。花旗银行在1972～1974年之间从拉丁美洲得到的净收入从800万美元跃增到2900万美元，同期从南亚、中东和非洲赚取的利润从1100万美元上升到2600万美元。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花旗银行从发展中国家赚取的利润占到其总利润的一半以上。1992年，花旗银行宣布卖掉6亿美元的拉丁美洲金融资产，其实这些资产都是通过放贷巧取豪夺而来的。

凡是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更加富有；凡是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1982年，阿根廷独裁军政府垮台前通过央行宣布，将吸收大型跨国企业与国内公司的债务。这意味着：福特汽车阿根廷公司、大通银行、花旗银行、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和奔驰汽车公司等金融与工业寡头将继续拥有它们的资产和利润；即便不考虑债务的利息，当地平民也要无偿转移给它们200亿美元的补贴。

发展中国家政府原本完全可以拒绝偿付剥夺它们经济主权的巨额债务。但是，在美国强大的军事威慑与政变恐吓的威胁下，没有哪一个政治领袖敢于冒险触犯美国金融寡头的利益，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政府都只能遵守华尔街、华盛顿与国际金融机构的游戏规则。所谓的国际金融机构IMF与世界银行也被美国和芝加哥学派全面控制。1983年，IMF提出完整的结构调整计划——经济私有化、金融自由化和自由贸易。每一个向该基金要求巨额贷款的国家，都被要求全面服从该计划。

阿根廷是一个结构调整的典例。阿根廷有丰富的能源、农业自然资源，曾是富有的发达国家之一。20世纪初，法国人有句俗语：“他富得像阿根廷人。”那时，阿根廷人认为自己的国家是欧洲国家，而不是拉美国家。经过芝加哥学派几十年的折腾之后，该国陷入债务危机，只好完全按照IMF和世界银行的要求进行调整。到1994年，90％的国营企业已卖给美国与欧洲的金融与工业寡头，包括花旗银行、波士顿银行、法国苏伊士公司等。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大约70万名所谓的“特权阶级”——国有企业的员工统统下岗。阿根廷出售国有企业获得了300亿美元的收入，但政府外债却猛增了1200多亿美元。意味深长的是，所谓IMF和世界银行对阿根廷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的计划竟然出自摩根银行和花旗银行之手。在金融大鳄的指导下，阿根廷都已经成了金融危机专业户。

与此同时，阿根廷官僚阶层依附于国外金融与工业寡头，贪污横行，腐败泛滥，社会财富丧失殆尽。1993年，美国与西欧资本控制的企业达到全国企业总资本的34％。到2000年，这一比例升至80％，阿根廷丧失所有的大型民族企业。2001年，阿根廷最大的10家银行中，8家属于国外资本控股，包括花旗银行、纽约银行、波士顿银行等美国银行。2002年，社会贫困人口比重已上升至57％，有数百名儿童饿死。2009年4月，阿根廷中央银行董事奥·康奈尔接受中国记者访问时无奈地哀叹道：“中国能从阿根廷学到的，就是不要学阿根廷。”

对于美国来说，发展中国家只能发展不能发达。20世纪80年代，拉丁美洲的乌拉圭的婴儿死亡率从28％上升到32％，巴西则从66‰上升到74‰，秘鲁的传染病发病率增加了2倍之多，玻利维亚40％的人不得不依靠交易毒品来维持生存，非洲国家用于还债的钱是投入到卫生医疗事业上资金的4倍。再回过头看看智利。1988年，智利45％的人口处在贫穷线下。最富裕的10％智利人，所得却增加83％。2007年联合国调查不平等的123个国家中，智利排名第116，也就是排名第8不平等的国家。2009年，智利的贫困人口增加了15。1％，仍然把持着拉丁美洲最不平等国家的“宝位”。2006年12月，大独裁者皮诺切特一命呜呼。而美国寡头控制的《纽约时报》却称赞他“把一个破产的经济转变成拉丁美洲最繁荣的经济”，《华盛顿邮报》社论则赞扬他“引进的自由市场政策创造了智利经济奇迹”。这确实是奇迹，不过却是美国全面控制发展中国家的奇迹。

离岸金融、人口控制和金融寡头的合谋

发展中国家大多是农业或工矿业的初级产品生产者。许多初级产品是由美国的公司和当地庄园主的种植园生产的，初级产品的加工与销售由欧美的公司主导与控制。对于欧美尤其是美国来说，对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的控制极为重要。

苏联从一个农业国家一跃而成为工业化的国家，速度之快绝无仅有。很多发展中国家以此为榜样采取了国家主导型的发展模式，广泛应用经济计划和管制手段。例如加纳的沃尔特河治理工程项目，包括阿科松博大坝的建造和炼铝熔炉的建立。建大坝是为了形成世界最大的人工湖，建熔炉则是为了利用本国丰富的矾土资源。很多发展中国家还采用了进口替代战略来发展本国工业，用自己的产品替代消耗大量外汇储备的欧美进口品。

如果自主发展的目的都达到的话，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在国际经济与金融食物链的高端地位就会被动摇甚至丧失掉。这便是美国通过政治、经济与金融手段压制发展中国家寻求经济独立与自主发展的原因所在。

在21世纪的华尔街金融机构极为流行的《孙子兵法》中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要控制一个国家的资源最坏的方法便是像大英帝国那样采用武力手段，最好的方法则是通过金融手段。资本通过贷款和其他金融投资方式流向发展中国家，让这些国家获取暂时的经济增长，却长期被债务所束缚。这就能使美国的金融与工业寡头完全控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与金融，进而控制其自然资源。

同时，美国还必须监控这些贷款的流向，如果这些资金都流入到可以增强借款国工业实力、提高还款能力的投资上，就违背了借款的初衷。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些年，发展中国家政府的支付能力和美国银行的贷款发放毫无关系。

华尔街的出口信用机构目的在于：使贫穷国家借钱购买美国公司的产品和服务，让这些公司大赚暴利，而债务却由普通民众来偿付。它们借钱给那些明显缺乏管理能力的国家建造核电厂，还借钱给独裁专制的军人政府购买枪炮、镇暴水车和兴建新式监狱来镇压当地民众。

美国控制的IMF和世界银行也有意放贷给那些腐败官僚。扎伊尔独裁者蒙博托贪污了至少一半的给扎伊尔的贷款资金（往往称之为援助，其实是贷款）。他经常为那些不必要的、没有完备计划或严重超支的项目向国外举债，以便自己获得寻租收益也就是回扣，但这些债务最后还是压在扎伊尔民众的身上。换言之，蒙博托以他的人民为抵押来借钱，贪污得到资金则回流到美国控制的金融系统，而扎伊尔的民众却成了欠债者，该国的所有资源都被IMF和世界银行控制，两大国际金融机构的幕后操纵者则是美国金融寡头。

美国更有意放纵甚至是支持穷国政府官僚的独裁专制与腐败。美国控制的国际银行体系有意为腐败官僚提供庇护，形成庞大的洗钱网络。智利的皮诺切特拥有至少125个登记在不同化名和家族亲属名字下的银行账户的复杂金融网络。他仅在美国瑞格士银行就开立了总金额约为800万美元的28个账户和存单。阿根廷独裁军政府获取的350亿美元外国贷款，其中190亿美元被官僚转移到海外。仅在1980年，阿根廷所借的90亿美元就有67亿被转移到海外。20世纪90年代，尼日利亚中央银行根据该国独裁者萨尼·阿巴查的指令，每天将大约1500万美元转入他的瑞士账户。阿巴查高达50亿美元的贪污所得被100多家银行分享，包括花旗银行、汇丰银行、巴黎银行、瑞士信贷、英国渣打银行、德意志银行、摩根建富公司和德国商业银行。

在美国控制的国际金融体系中，金融寡头们故意建立离岸金融的洗钱系统。离岸金融是指设在某国境内但不受该国金融制度约束的金融机构所进行的资金融通活动。目前比较著名的离岸金融中心有新加坡、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巴哈马群岛、百慕大群岛、西萨摩亚、巴拿马、安圭拉群岛等，当然还包括臭名昭著的黑钱天堂——瑞士。几乎所有的国际大银行都承认离岸金融机构的合法性，如美国的大通曼哈顿银行、英国汇丰银行等。而全球离岸金融中心均与美国华尔街、英国伦敦金融城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甚至有些就属于英联邦国家。

离岸金融机构帮助发展中国家的腐败官僚藏匿他们贪污、盗用、拿回扣、受贿和毒品买卖等得来的钱。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通过离岸金融机构每年从发展中国家吸收大约5000亿美元的腐败资金。无怪乎尼日利亚前教育部长阿里亚·法风瓦教授说，瑞士“因藏匿、怂恿和引诱世界范围内的侵吞公共财产，将这些贪污所得保存在他们的地下保险库中以保证其安全”，应该位列最腐败国家名单的榜首。

由美国金融寡头支持，由IMF和世界银行出面倡导的资本和贸易自由化，其真实目的不过是有意通过离岸金融机构帮助发展中国家的黑色或灰色资金转移到发达国家。例如在拉丁美洲，约30万权贵拥有大约3。7万亿美元的个人资产，而这些资产有超过50％的部分都放在离岸金融机构。有些时候，这些资金摇身一变成了外资，再次投回国内，享受当地政府的外资优惠税率和补贴，严重打击本国企业。更多时候，这些资金将一去不复返地永久离开了本国而被投资于美国国债或发达国家的房地产上。

财富流到了发达国家，而严重的社会不平等与腐败独裁却留给了发展中国家。少数权贵成了外国籍的巨富，而绝大多数平民却陷入无止境的贫困之中。极少数权贵积聚了巨大的财富，而很多人却连工作都找不到，生活在可怕的贫困中。“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贫穷导致了犯罪的肆虐，刺激了极端的暴力行为，从而促使更多的资本流到发达国家，形成一个“资本外逃”的恶性循环。

自然的财富尽管无法被腐败官僚掳走，但却可以被出卖。债务的枷锁使发展中国家及其所拥有的资源处于美国金融寡头的牢牢控制之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金融主权和战略利益通过援助、债务重组和债务滚动而被美国夺取。1975年，美国对外贷款1100亿美元，到1982年年末，这个数字达到4510亿美元。结果，发展中国家不仅没有打破出口对自然资源产品的依赖，反而日益依赖于此。由哥伦比亚、秘鲁、智利、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5国组成的安第斯共同体的出口中原料所占的比例从2008年的81％增加到2009年的82。3％，由阿根廷、巴西、巴拉圭、乌拉圭、智利、玻利维亚、南非、秘鲁、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11国组成的南方共同市场的数据则从59。8％增加到63。1％。而由非洲国家组成的非洲经济共同体的大量战略性物资与行业均被跨国公司形式的金融与工业寡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