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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是弯的-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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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斯潘告诉我，他当时立即就意识到这一插曲象征着美国政治的一个转折点。恐龙式的美国公司将会迎来更大的政治和经济自由，使它们能够为了在国际上竞争而进行必要结构调整。里根迫使市场调整预期。问题并不在于工会是邪恶的或是在现代经济中没有什么作用；问题在于在美国是否达成了政治共识，允许臃肿的美国公司大刀阔斧地进行重组。这次事件的结果完全改变了美国的劳资关系。
关键在此。这一转变过程没有显示出任何单一党派性。20世纪60年代######会的努力为里根80年代的放宽管制铺平了道路。此外，正是共和党任命的美联储主席亚瑟·伯恩斯（屈服于尼克松政府的政治压力）引发了70年代灾难性的通货膨胀。并且，正是###党人、得克萨斯州参议员劳埃德·本特森，70年代末的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主席以及工作顾问杰克·艾伯丁，在华盛顿政策圈中散播了解决税级攀升问题的这一想法。本特森起草了所谓的10…5…3税率降低提案，这成为了里根1981年税务计划的主要特点。本特森之后成为了比尔·克林顿的第一任财政部长。
需要指出的是当本特森解决税级攀升问题时，作为罗纳德·里根经济政策的中心部分，他还在谈论所谓的“芝加哥福利女王”。里根在70年代的讲话中经常会提到这位神话人物。此人接受了85项不同的福利支票。由此，她因为美国的经济弊病而受到指责，这一说法实在是荒谬。
但是没有哪一个###党人如克林顿般支持全球化、企业资本和自由流动的资本市场。他将全球化争论推向了新的高度，促进了自由贸易的蓬勃发展，也因此取得了经济上的巨大成功。克林顿的身边都是华尔街国际主义者，比如罗伯特·鲁宾，以及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如哈佛大学的劳伦斯·萨默斯（出于偶然，他曾经是里根时期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和其他许多完全支持全球化模式的官员。
的确，克林顿比里根更支持自由贸易。他也肯定远远超过了里根的继任者老布什。里根尽管在自由贸易上收获了信任，但执政后期却深陷伊朗军售案丑闻。在这一时期，里根允许受到某种限制的美国出口货物比例由12％上升到1989年的24％。与之相反，1997年在发表国情咨文时，克林顿呼吁“当局缔结新的贸易协定，以开放市场……我们不应该逃避全球经济的挑战”。
不顾第一夫人和某些主要顾问反对，克林顿推动通过了NAFTA。虽然我的一些支持克林顿的朋友们不赞同，但我相信NAFTA象征性地成为了克林顿的空中管制事件—向全球市场传递亲全球化的象征性信息。克林顿不遗余力地促成NAFTA颁布，是向全球金融市场表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范式变化将会得到持续和深化。
2008年###党总统初选中，工会和###党内的偏自由主义者攻击克林顿政府对NAFTA的支持。这些批评者没有提到的是从1993年协定颁布到2001年，美国的就业人数从1 200万增长至1 350万。NAFTA颁布5年后，美国的失业率降到了历史最低点—3。8％。大部分经济学家曾经认为理论上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如今，原克林顿时期官员选择防御性回应对于他们亲全球化政策的批判（我认为过于倾向于防守）。有的人甚至试图重写历史，或者至少是他们在那段历史中的角色。恰恰相反，他们应该回答说，如果世界拒绝那些政策，那么这将会使全球经济的金融健康面临危险。
在美国，两个政党都在逃离自由贸易的立场。近几十年来，国会中的共和党人成为了自由贸易联盟的重要成员，但现在在贸易问题上已经无所作为了。前卡特政府官员弗雷德·伯格斯滕成立了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这一全球经济方面的顶尖智库，他对共和党在贸易方面的立场做出了有趣的评价。伯格斯滕说：“在过去10年中，美国贸易政策的最大损失是保守的共和党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汤姆·德雷政治生命的终结。任何法案能获得国会通过，都不得不感谢‘大榔头’（德雷的昵称）。当管理众议院时（1994年至2007年1月共和党掌控期间），德雷的花名册是开放的，他花钱买投票，还经常宣布某项法案以一两票的优势获得通过。”现在共和党内没有像汤姆·德雷这样在贸易问题上左倾的硬汉了。###党内情况也一样。
关于里根–克林顿政策共识的讨论当然要包括财政政策。里根不是降低了税率而克林顿提高了税率吗？事实却没有那么简单。先看一个事实，那就是两党在克林顿财政政策问题上都大耍花腔。比如，许多共和党人说得好像当克林顿将最高个人所得税率从28％提高至35％时（收入过高的纳税人是缴38％），经济陷入了衰退。但事实完全相反。
出于同样的原因，许多共和党人也需要承认较高的税率扭曲了公司高层主管们的薪资（根据克林顿签署的1993年税法，公司扣除的高管工资不得超过100万美元）。这些薪资极高的高管们试图通过不正当使用股票期权来避免缴付更高的税额，结果股票期权被大量使用。在后来被称做安然时代的时期，出于账目目的，许多公司高管选择股票期权作为收入，而不是大笔需要缴税的工资，因为以奖励为基础的支付是不受限制的。这整个事件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说明法律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超过税收边际税率的某一临界点，最富裕的人群会在法律上下大工夫，以避免额外的税收。
关于克林顿的税收政策，还有一点是很少被提到的。1997年互联网泡沫初现的时候，克林顿悄悄签署了一项法律，将资本收益税率从28％降低到了20％，降幅高达30％。
前美国国税局专员弗雷德·戈德伯格认为在过去的40年间，美国的税收政策大体没有差别，因此任何对税收体系的突然改变会严重扰乱金融市场。如果这听起来难以置信，那就再想象你是刚来到地球的火星人，从未听说过几十年间与这一观点相反的党派言论。研究过事实你会发现，###党总统肯尼迪似乎是资本流动的支持者。通过他的努力，最高个人所得税率从90％降到了70％，他还颁布了商业投资税收抵免法规（并发起了被称为肯尼迪回合的第一轮多边贸易谈判）。里根废除了投资税收抵免，但是进一步降低了个人所得税率。克林顿将最高个人所得税率提高了一些，但签署法案大幅降低了资本收益税率（同时宣布了一系列资本市场看好的新的自由贸易协定）。戈德伯格的观点是，难以否认，自20世纪60年代起，整体的税务政策趋势是偏向于企业资本流动的。此外，个人税收政策大体避免了破坏性的阶层斗争政治。
的确，许多政治观察家认为克林顿政策是出于有讽刺意味的“三角”政治战略—试图增强反对党的某些核心信仰，以提高他的政治优势。但是谁在意他是出于何种动机呢？对克林顿来说，这一策略是奏效的。他成为继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以来首位连任的###党总统。
更加重要的是，如果克林顿的经济政策无法在华盛顿立足，取而代之的是对企业资本不利的政策，这将成为一个重大的金融市场事件。正如经济政策研究所的自由派经济学家杰夫·福克斯在2006年共和###会选举大败后稍带夸张地指出：“我们正处在一个临界点，里根时代可能会最终结束，也包括比尔·克林顿的8年。”这一潜在的政治转变成为如今世界是弯曲的主要原因。
现在，美国政治社会正准备开始一场税收辩论。本书不打算写成一篇关于税收的论文。在某种程度上，任何社会都应该鼓励选民来设定税率，并且接受其后果，无论是好是坏。然而重要的是这场辩论能够反映两个事实：第一，任何破坏美国的创业革命的税收变化都只能代表愚昧的程度。如今，在全球经济中美国正遭遇残酷竞争，所以这一点尤为重要。第二，任何关于税收的讨论，如果不能反映美国财政上面临的挑战，也只能代表愚昧的程度。
目前的辩论中，已经出现了一种误解，以为只要美国的“富人”多纳税，美国的财政噩梦就将结束。从数字上看，这是一种误解。正如专栏作家戴维·布鲁克斯在《纽约时报》上撰文指出的，最高个人所得税率上升1个百分点只能带来大约60亿美元的收入。在大规模的财政威胁笼罩在地平线上的情况下，这就像桶里的一滴水。这一威胁可是以万亿美元计算的。
那么这一威胁有哪些重要性呢？《华盛顿邮报》的罗伯特·塞缪尔森对此做出了很好概括：从2000年到2030年，65岁及以上的美国人口会随着婴儿潮时代出生的人逐渐退休而增长一倍以上。退休人口将会从350万增加到720万，相当于20％的总人口。面向老年人口需求的大项目支出—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如今花费1。1万亿美元，也就是40％的联邦预算（是国防支出的两倍多）。到2030年，这些项目的花费将显著增加，达到联邦预算的75％，超过2万亿美元。
因此，通过向极富人群征收重税来解决这混乱的金融问题可能是一个聪明的政治标语。但这种花言巧语反映了极端的政治讽刺。原因在于并没有足够的极富人群来付账。或者换种说法，许多通过辛勤劳动致富的###党人和共和党人会因为华盛顿将他们归为沃伦·巴菲特式的过富阶层，并且希望他们来弥合将出现的收入差距而大受震惊。
2008年摩根士丹利的一份投资报告指出，在美国这个拥有3亿公民的国家中，只有不到19 000户家庭享有250万美元或更多立即可支配并且可用于投资的（非房地产，非退休相关的）金融资产。换言之，拥有价值等于或超过250万美元流动资产的户主能够全部涌进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看一场NBA篮球比赛。大部分被认为富裕的美国人实际上反而只积累了很少财富，且通常是通过成功的小生意，法律合伙事务或者专营服务公司而获得的。如果他们被认为能像沃伦·巴菲特之类的暴富阶层一样，轻易地为高达数万亿美元的项目支出噩梦买单，他们会被吓得目瞪口呆。
对于任何将出台的美国税法，修补税法是一回事，而开启阶层对立的大门则是另外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了。对于阶层斗争，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它对于当今高度流动的全球金融市场来说是具有毒害性的。它一旦引发，将很难停止。避免了阶层斗争确实是克林顿时期的一项丰功伟绩。那时，收入高、制造就业机会的企业家阶层因其在扩大就业方面的良好记录得到了华盛顿政治精英们的支持。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阶层斗争言论的支持者可能正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投资者沃伦·巴菲特。在获得了世界上最大的一笔个人财富之后，巴菲特如今声称自己的纳税严重不足。如果可以的话，他将会通过更高的边际税率来向联邦政府缴纳更多税。其他的美国富裕人士当然也会。
我能够理解巴菲特对于美国财政失衡的忧虑，但是他的政策处方使他处在了一个尴尬的位置。有一些东西是非常成功的风险承担者的基因组成中就有的：一旦他们实现了某种程度的成功，他们会发现自己下意识地试图阻止其他人获得同样的成功。一旦进入，他们很快会迫切地想将身后的门关闭。我在竞争激烈的对冲基金界就观察到了这一点。所有成功者都不会介意政府设定更高的行业准入门槛，包括需要高昂法律费用的大量政府公文。政府官僚作风和法律费用使潜在的新来者不可能参与进来。
在积累了大量私人财富后，巴菲特现在轻易地要求对资本大幅征税。这一情况让我想到了高档专属乡村俱乐部中的环境。那些所谓的新富人群往往是最势利、最排外的。他们并不是故意的，那是新富人群基因组成中所固有的一些东西。
如巴菲特，他的行为同样也反映了美国财政问题解决方法中的不一致性。几年前，他将自己的大笔财产投到了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这一私人组织。美国政府正处在负债中，为什么他不把他的财产放在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或者美国财政部呢？又或者是放在联合国这样的全球政府机构，就像他的亿万富翁同伴特德·特纳10年前所做的？这似乎有些奇怪。巴菲特选择了比尔·盖茨管理的一家私人机构，因为它可能比政府官僚机构有效10倍或20倍。在陷入财政困难的美国政府和许多州政府能够从他的慷慨中获益的情况下，巴菲特却奇怪地选择了通过私人途径储藏他的巨额财产。
今天鼓吹阶层斗争的政客们是在赌美国人民深深憎恶经济上成功的人。但事实是，美国人民传统上对建立了巨额财富的创业风险承担者们十分钦佩—从亨利·福特、比尔·盖茨到史蒂夫·乔布斯，是的，还有沃伦·巴菲特。
普通的美国人所憎恶的是这个体系不对新来者开放，而被操纵来将事物冻结在固有位置。他们接受了创业风险和失败这一动态过程，但是他们不理解为何，比如，私人股份公司能够获得特别税审议，而新成立的公司却必须缴纳两倍的税。他们憎恶的是有钱有权的内部人士能够从华盛顿捞到甜头。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大部分美国人已经自愿接受了这一体系，它在过去25年中曾用相对较低的税率给予了卓越的企业家精神丰厚的回报。他们尤其不会憎恶年轻时的巴菲特—一个出身贫寒的人，长大后卖过《华盛顿邮报》，搬去奥马哈市后成为了世界上最伟大的投资者，最终买下了《华盛顿邮报》的大量股份，成为它的董事之一。他们会把这个现在富可敌国的人当做真正的美国英雄。
关键的问题是对财富创造的政治容忍是否还能持续下去。全球金融市场参与者都想知道美国发生了什么。最近，一个英国国会议员团访问了华盛顿。我被其中一个议员的言论吓了一跳。“有些东西已经变了。美国人头一次对阶层斗争这么着迷，”他说道。其他的议员表示赞同。
这些议员并不是凭空想象这一基本转变。华盛顿的政治精英们已经开始用民粹主义阶层斗争的言论来逗弄金融市场。这是一个危险的游戏，但是原因并不像许多保守者所声称的那样。他们的理由通常是收入最高的10％的人创造了高达75％的联邦税收，这些人同时也掠走了大部分国民收入。与他们观点相反，这是一个危险的游戏，因为阶层斗争政策会限制或者吓退全球资本，导致创业冒险精神的丧失，而这会减少就业机会创造和降低整体经济活力。除此之外，阶层斗争的氛围极容易滋生危险的金融恐慌，使整个经济体系的根基遭到严重破坏。
全球投资团体在近几十年忽视了美国政策的明显缺陷，包括财政不平衡，一个主要原因正在于美国是创业者创新的温床。美国曾经是全世界有创造力的风险承担者大施拳脚的唯一的可靠平台。有的人因此发财致富，但更重要的是，这些企业家帮助促成了强劲的经济增长，创造了破纪录的就业机会。
这并不是要否认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金融市场所带来的焦虑。民意调查显示，虽然这么多年来失业率很低，股票市场也很稳健，但是美国人仍然为他们的经济前景担忧。这一忧虑随着经济增长的放慢而更加强烈。不幸的是，我们最大的公司仍在进行重组和精简。美国工作人口的实际工资增长相对停滞。但贸易积极扩展时失业率最低，（奇*书*网^。^整*理*提*供）这一违反直觉的概念很难让大多数美国人理解。
最近几年，美国人在进口上的花费超过了其缴纳的税金。结果带来了这样一种感觉，那就是尽管经济非常繁荣，但是美国人已经失去了对经济命运的掌控。所以即使那些全球化最坚定的支持者也开始在政治上两面下注。
比如罗伯特·鲁宾是高盛前总裁，美国前财政部长，###党一切经济相关事务的精神领袖和职业国际主义者。在2006年年底，他在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25周年庆典上的一次讲话震惊了整个华盛顿决策圈ｗωｗ奇書网。他声称如果再相信“比较优势”就太天真了，他的这番言论让大部分算是自由贸易派###党人的听众大吃一惊。换句话说，他是在质疑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根本前提，而这前提是自由派和保守派几十年来都大体赞同的。事后，许多人表示希望此评论更多是暂时的非理性思想，而不是战斗号令。
作为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感到许多时候被迫需要远离她丈夫的亲全球化立场。出于变化的政治态度，她将前众议院多数党领袖，也是华盛顿反全球化势力领导人理查德·格普哈特招入了内部战略团队。但让人困惑的是，她同时又听取了她丈夫的前亲全球化顾问的意见。这些人中包括吉恩·斯珀林。斯珀林坚持他的亲全球化立场，但是承认必须应对全球化市场所带来的忧虑。这样说未免显得偏袒，但国会中群龙无首的共和党人在全球化问题上的处境也好不了多少，并且在有的事情上，可能差更多。
鲁宾之后克林顿时期的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是这群人中最有趣的一位。正如斯珀林，他仍然保持亲全球化资历，但是主张“广大中产阶层所分得的蛋糕可能也会缩小”。在财政部短暂工作后，萨默斯成为了哈佛大学的校长，但随后被解雇（部分是因为缺乏艺术的管理方式，但我相信也是极端左翼对克林顿政府的亲全球化立场进行的报复，而萨默斯当时是全球化的拥护者）。
萨默斯是一个有趣的决策者，正是因为他完全只相信原始的智慧而从不在意传统社会规范。比如在20世纪90年代初担任财政部长之前，他是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一天晚上，我安排来访的所谓环太平洋地区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的财政部长同我所描述的“华盛顿六位最重要的经济学家”见面。萨默斯也在受邀之列。
那是一个夏末的晚上，晚餐安排在白宫正北方四个街区远的杰斐逊酒店。我选择了一个离大厅很近的小而华丽的餐厅。我们先喝了几杯简单的鸡尾酒，准备坐下来进行晚餐讨论。那时我发现一个座位是空的。“劳伦斯·萨默斯不在，”我对其他人说。我猜测他可能被刚下的暴雨给困住了。“萨默斯在等雨停。华盛顿夏天的暴雨来得快去得也快，”我边说边朝窗外望去，只看见大雨滂沱。
几分钟后，餐厅的大门缓缓打开。一个紧张的满脸担忧的侍者出现在门口。我站起身快速走向门口。侍者说：“门外有一个奇怪的人，说他是来参加这次晚餐的。但是看他的样子，我在想我们应该叫他离开。”就在这时，一个浑身湿透的人从他身边擦身而过，进入了房间。那是萨默斯，他看起来好像被抛进过泳池一样。他从八个街区开外的世界银行冒着暴雨走了过来。那位侍者显然认为他是想找顿热饭吃的流浪汉。新加坡的财政部长看起来显得尤其困惑。萨默斯站在那儿浑身淌水，西服完全湿透了。容光焕发的他坐下来享用晚餐，仿佛不知道他的脚下正在形成一个小水洼。屋内其他的人坐在那儿满脸惊讶。
然而外表是会骗人的。尽管萨默斯的个人风格和社交方式都比较奇特，但他是我30多年来在华盛顿见过的最不具党派性、最理智大胆和最勇敢的金融官员。他是一颗未经雕琢的钻石。只有萨默斯这个###任命的财政部长敢于挑战###党最大筹款现金来源—房利美的可疑金融杠杆行为。
几十年来，市场一直暗自认为，对政治上不可触碰的房利美，美国财政部会为其庞大的低收入人群抵押贷款的投资组合做担保。这使得这家公司能够以低于其他竞争者很多的利率借款，结果却通过鼓励过度借款创造了危险的市场扭曲。对萨默斯而言，党派策略远比不上追求政策突破—或者，没有更好的表达，就是老式的追求诚实的政策—在智力上的吸引力大。假若这样，应该把公司从悬崖边缘拉回，就像不到10年之后，应该把整个银行业从对次级抵押贷款的迷恋中拉回。
鉴于以上情况，这就是为什么对华盛顿的###党来说，接下来几年的问题是：新兴阶层斗争保护者会接管吗？还是克林顿派，包括虽然要求改革但仍支持开放市场的萨默斯式人物，会继续影响辩论？因为有迹象显示，克林顿所采用的自由贸易和开放资本市场的方式正遭到拒绝，美国将要经历一个比想象中更加弯曲的世界。
当然，克林顿的顾问们，如萨默斯和斯珀林，关于中产阶层没有充分享有全球财富机器所带来的好处的观点是正确的。如今的金融体系中，工薪收入部门本身就在萎缩，中产阶层的收入不足以保证家庭经济状况不会倒退。这一问题不会因为政府所支持的任何项目而改变，包括提高最低工资和有针对性的教育津贴。
此外，如果全球化继续下去，贫富之间的差距还将继续拉大。这是因为财富创造是呈指数级增长的。在20世纪50年代，一位宗教激进者问爱因斯坦：“你相信奇迹吗？”爱因斯坦回答：“我相信复利这个奇迹。”放到全球范围来说，如果政府避免毁坏全球财富机器，世界范围的财富就会呈指数级增长。
但任何理智的自由派或是保守派，都不会相信收入差异的进一步显著增大无关紧要，差异增大就像一所政治和社会的纸牌房子，最终会倒塌。然而这次辩论并没有严格的条条框框。从历史上看，在美国，大规模收入再分配（想到70年代的高税收）会严重妨碍经济增长。结果会使整个经济体系变弱，就业减少。此外，积极的福利干预计划则伤害了人们的自尊，使他们毫无成就感。这就是克林顿作为总统时为何甘愿再次惹恼他的某些政治同盟，而签署了重要的福利改革法，旨在帮助工作的穷人们摆脱陷入福利依赖陷阱所带来的屈辱感（同时保证真正有需要的人群的福利）。
最终，政治压力所造成的普遍不公平收入分配极有可能变得很难估量和预测，甚至更难控制。高度企业化的经济产生了赢家和输家。挑战最终在于如何大幅扩展赢家的社会基础。最好的方式是扩大投资阶层的基础。实际上，从长期看来，让更多的人成为资产持有者是挽救全球化的唯一政治方法。
对中产阶层来说，单纯依靠工资是不可能在今天的新型经济中致富的。此外，因为工资通常以某种形式跟GDP增长挂钩，美国政府需要使其测量经济的过程现代化。如今的官方GDP数字可能并不能充分反映经济的真实增长，因此工资可能在这几十年中被不公平地限制了。服务部门创造了70％~80％的私营部门GDP，而制造部门只创造了13％。政府对制造部门进行了极其详尽的描述性分析，而对服务部门的测量则令人不解地模糊。这是因为近半个世纪，政府只需要衡量制造业。只是在最近几年，服务业才成为了美国经济的主导。所以50年前的测量技术不足以衡量新经济的主要增长引擎，也就不足为奇了。而工薪阶层则深受其害。
最近几年，全球经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程度。然而相对于拥有全球股票投资组合的人来说，工薪阶层并不能参与财富生产。他们身处劣势，没有办法从世界经济增长中获益。更加富裕的人可以购买国际股票和全球共同基金，充分参与全球生产力发展，而工薪阶层在大多数情况下则不可能这么做。换句话说，由于金融全球化，股票市场投资的部分利润代表了对美国以外地区爆炸性未来增长的占领，而这是非投资者所不能达到的。因为随着全球化市场的兴起，国家GDP和国家财富之间的联系也由此减弱，使得收入差距拉大。
这就是为何为了从世界生产力进步中充分获益，工新阶层家庭需要在全球金融市场进行长期投资。尽管市场不可避免地有起有落，但这却是真理。资本所有权基础需要扩大—通过鼓励工薪阶层家庭根据全球战略进行股票和共同基金投资的方式。
共和党候选人经常提到里根的名字，认为他是政治上近乎神话的完美的人物。但是里根过去作为一个###党人和工会领袖，如果不努力让所有美国人分享财富，是不可能在执政期间实现爆炸式财富增长的。本着同样的精神，里根在20世纪80年代支持了所谓的“城市企业区”。这些企业区在衰退的市中心周边实施大幅减税或免税，以鼓励小型企业创造就业机会。这一企业区法案是由国会议员杰克·肯普引入的。我很幸运能够领导员工层面的工作。作为共同发起人，我同南布朗克斯的######会议员鲍勃·加西亚一起工作，我们设计法案，然后向城市社区和其他特殊利益群体进行宣传。同时，我们也向里根推销这一观念。如今，企业区观念已经传遍了整个美国，尤其是在州和地方一级。
在这个意义上，我赞同2008年3月巴拉克·奥巴马所说的话。他说：“我们经济成功的核心来自一条真理：当所有美国人都做得更好时，每一个美国人才会做得更好；美国商业的福祉，其资本市场以及美国人民是密切结合的。”
这就是为何显著扩大所谓的投资者阶层的基础对于全球化的存活是至关重要的。这也是为何对于今后的美国税收改革，我都会建议废除对美国中低收入阶层的金融市场投资的征税。我也将支持前###党参议员比尔·布拉德利和他的税收战略家吉纳·德普雷的建议，他们建议联邦政府给每个出生的孩子一个“美国出生权账户”。这一项目将给每一个新生儿一定数额用于投资金融市场的钱，以在日后使用。也就是说，在出生的时候，他们就将获得一笔财政款项，就像德普雷所说，“让下一代能够从几十年的金融复利中获取同高度富裕的人同样多的好处”。
当他们加入工作人群时，这些新的小投资家可以使账户增长，看着他们的收入进一步增加。通过参考可发现，5 000美元以7。5％的年复利率产生的收入将在65年后达到50万美元左右。对大部分天生不爱存钱的美国人来说，这一财务安排标志着长期财务困难和财务成功的区别。
英国正是有这样一套系统，给新生儿一个投资平台以鼓励他们成为投资家。该系统开始于2004年，英国的每个新生儿会从政府得到250英镑（约合500美元，低收入家庭的婴儿会得到500英镑，约合1 000美元）。让决策者吃惊的是，即使是在低收入社区，从项目2004年实施以来，家人和亲友们所贡献的钱也比政府的最初投资多了两倍。
在美国，每年有400万婴儿出生。如果给每个新生儿1 000美元，这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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