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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疯狂-第2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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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此时,在京城以次辅陈演为首的这个内阁也完全束手无策了。他们本来就是崇祯朝历届内阁班子中最不中用的,又赶上这种最危险最紧急的局势,既拿不出任何可行的办法,又不敢担当责任。

直到眼看京城就要不保,次辅陈演为了怕日后要担罪责,主动提出退休养病。而崇祯皇帝曾经很信任陈演,但开年以来陈演遇事退缩,处处都不能体量圣心,让他大为失望,所以立即就批准了陈演的辞呈。

在向皇帝辞行的时候,陈演自己承认没有佐理皇帝办好事情,致使国难当头。崇祯皇帝也很气恼,说:“你就是死了也抵不了误国之罪!”于是陈演唯唯而退。

但是陈演想跑,可他也跑不掉了。他也被崇祯皇帝的《封城令》给堵在北京城内,千般算计也变成了偷鸡不成蚀把米了。

而京城内的大小官员也个个变成了惊弓之鸟,但大祸临头的时候却又不敢各自投林,因为皇帝明令不许在职官员和他们的家眷逃离京师。于是头脑灵活的就想办法争取出外公干,以便因“公”逃亡。

但想要因公出逃也不容易。大学士魏藻德就自请出京去督催粮饷,崇祯皇帝却批旨说:“警报正急,已有旨留卿佐理机务,兵饷且不必催。”还是不放他走。

不能跑又想不出回天的办法,大家就在一片恐怖中煎熬。京城里还在不断出现凶恶的征兆,朝臣们议论起来就会胆战心惊。

就在此时,朝廷学宫祭孔,大学士魏藻德主祭。典礼前本来天气晴和,但正要行礼的时候却突然刮起了狂风,学宫中松桧怒号,殿堂里的灯烛全被吹灭,连行礼的仪仗队伍都被大风吹散了。等了半天,狂风不歇,典礼只好暂停。

于是官员们就传说:这是孔夫子在天之灵不愿接受明朝的祭享了!圣人的垂眷都已经转移,帝国的命运还有什么希望呢?有人已经在暗自盘算,怎样顺应天命,去作新朝的开国元勋了。

其实就是到了此时,大明朝在山西、京南的兵力也并不算太少,甚至京城附近的兵力也接近了二十万。但因为一直采取分散株守孤城的战略,很容易被各个击破,再加上士气低落,将领们都感到大势已去,因而多数明朝守军要么望风归降,要么不堪一击,与大顺军稍一接触即作鸟兽散。

对于这种状况,朝臣们根本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崇祯皇帝在军事上相当低能,也从来没有想到过在战略上做出什么改进。唯一有意义的一个建议来自被夺职的前陕西总督余应桂,他上言说:贼号称百万,非天下全力剿之不可。请调余子琏、左良玉、吴世恭、吴三桂及高杰、唐通、周遇吉、黄得功等众将,齐赴军前,会师真定、保定之间,以为决战之计。但这个建议却没有被理睬。

既然想不出什么战略上的安排,那唯一的办法就是加强对各部的监视了。于是崇祯皇帝再次任命了一批太监到各处监军,高起潜总监(山海)关、蓟(州)、宁远,卢惟宁总监通(州)、德(州)、临(清)、(天)津,方正化总监真定、保定,杜勋总监宣府,杨茂林监视大同……受命之前,他对这些大太监们淳淳嘱咐,一副把身家性命都托付出去的样子。

受到崇祯皇帝重托的太监们也颇为激昂慷慨,似乎抱定了捐躯报国的决心。但文臣武臣们对于情势危急中又大用太监,分散事权,却是极为不满。

兵部抗议说:如此政出多门,必定会使各处长官和将领无所措手足,请求收回成命。崇祯皇帝却照例坚持自己的决定。但靠几个太监监军当然不可能真正增加部队的战斗力,后来这些太监绝大多数都带头投降了大顺军。

第864章 宁武血战

六月初二日,宁武关城。

山西总兵周遇吉看着堂下的原副将熊通,轻蔑地“哼”了一声,接着他就拍着大案,大声呵斥道:“我受朝廷的厚恩,怎么可能跟着你们这帮卑鄙无耻之徒一样叛逆!你统领两千兵马,不去阻击流寇,反而为流寇来做说客?”

接着周遇吉就向亲兵大声地下令道:“来人啊!把这反贼斩首示众。”

在熊通的一阵惨叫求饶声中,一群如狼似虎的亲兵立刻上前,把熊通给拖了下去……

当大顺军东渡黄河入山西后,立刻兵分两路:一路由李自成亲自率领攻太原、大同等地直逼居庸关;另一路由刘芳亮率领出固关趋大名、真定等地北上,准备南北合击京师。

随着李自成的大顺军的日益逼近,山西总兵周遇吉,准备沿黄河布置河防,扼其上流,并向朝廷请求增兵。而此时的大明朝廷已经调不出什么机动兵力,兵部仅派遣副将熊通统领二千士卒前来援助。于是周遇吉命令熊通防守黄河之后,自己匆匆赶往代州建立阻击防线。

可就在此时,形势突变,平阳守将陈尚智已投降李自成,并劝降熊通。而李自成也让熊通去游说周遇吉归降。可是周遇吉一见到熊通后,就怒斥不已,并当即将熊通斩首,命令手下堤塘都司杨志荣将首级送往京师,并继续请求朝廷增派援救之兵。

说句马后炮的话,如果这时候朝廷把丰台大营和通州大营的明军撤入北京城,再调集辽东的关宁铁骑和京城附近城池的明军支援上去,未必不能挡住李自成的大顺军。

等到清军和汝宁军缠斗到京城,与李自成的大顺军来个“三国混战”,大明朝也未必不能苟延残喘。虽然这样做是放弃了北直隶其他所有的城池,但毕竟北京城保住了,崇祯皇帝还能安然无恙,凭借着大明朝名义上的正统性,至少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其实这时候的大明朝廷中,也是有着这样的有识之士的。

当大顺军开到太原的消息传到京城以后,蓟辽总督王永吉与顺天巡抚杨鹤就商议:“不如撤离关外四城而独守山海关,调吴三桂的兵马来守卫京师”,并联名上疏提出这一建议。

可是当崇祯皇帝把这一奏疏出示给阁臣陈演、魏藻德等人时,陈、魏等人却感到事情重大,不敢冒然表态。退出来后,两人就在私下里偷偷地说:“皇上一时心急,想这么做。此事若定下来,一旦又后悔了,而以弃地之罪杀了我们,怎么办?”

最后,内阁就提出一个缓冲方案:请吴三桂之父吴襄进京担任中军都督府提督,由皇上召见他商定战略大计。当然,这商量的结果上文已经叙述了。因为凑不出粮饷而无疾而终。

接着就是朝廷各位大臣们的相互扯皮,还有京城抵制捐输、组织逃亡等乱相了。可是这般议来议去,却议而不决,却白白浪费了勇将周遇吉,以及他所率领的数千将士。

周遇吉,辽东锦州卫人,善骑射,少入伍,是凭借累累战功从士卒一步步升迁为统领三千人马的京营游击的。当时京营将领很多都是靠走门路、拉关系取得职位的官宦子弟,有的甚至连马都不会骑,更别说带兵打仗了。可是他们却还看不大起来自基层行伍、性格又忠厚耿直的周遇吉。

而周遇吉就劝说他们说:“各位都是娇生惯养的纨裤子弟,大敌当前的时候,怎么能肩负起保卫京师的使命。为什么要白白享用朝廷的俸禄,不抓紧时间操练武功,为以后抱效国家尽早做些准备呢?”可是他的这一席推心置腹的话,反而招来同僚们的嘲笑。

之后,周遇吉随兵部尚书张凤翼与清兵连续作战,为保卫京师立下汗马功劳,被连进二秩,晋升为统领七千兵马的前锋营副将。其后跟从孙应元、杨嗣昌、刘元彬等人征战南北,屡立战功。因为劳苦功高,被朝廷破格加封为太子少保、左都督,所以素有“战将”之称。

由于原山西总兵许定国在崇祯十五年因犯罪被处绝,所以朝廷就委派周遇吉去接任此职。授命于危难之际的周遇吉赴任后,淘汰老弱残兵,修缮兵器,训练队伍,积级备战,使山西军队的战斗力有了大幅提高。

而宁武关即是山西总兵周遇吉的官署和家宅所在地。又与明内长城线上著名的偏关、雁门合称外三关,故俗称“凤凰城”。城外山冈之巅,烽台星罗密布,关山、烽火接连不断,壁垒森严。此处以重兵屯驻,东可以卫雁门,西可以援偏关,北可以应云朔,盖地利得势。

所以当李自成在经过太原后,大顺军继续挥师北上,连下黎城、临晋、潞安、忻州等城,须臾,就兵临周遇吉管辖的山西镇长城防线的代州城下。

于是周遇吉就凭借坚固的城池对李自成的大顺军进行阻击,并派兵潜出城外奋勇撕杀,接连杀死大顺军数千。可是在代州坚守数日之后,因粮尽援绝,不得以率军突围后退保宁武关,大顺军也紧跟着尾追而来。于是,一场惨烈的宁武保卫战就此打响了。

六月初五日,大顺军逼近宁武关下。可是此时的大顺军已经横扫了整个西北,从西安出征以后,又是席卷北上,横扫千军,势如破竹,日益傲慢。所以当李自成他们看见宁武不过是一座长城关隘,既非雄险,兵力又不多,以为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攻取。

而在宁武关的周遇吉则是昼夜不停的操练队伍,获得近八千名勇士,并身先士卒,不待大顺军安顿扎营,就主动出关奇袭。

而此次突袭完全是乘其不备,出奇制胜,歼灭大顺军先锋精锐上万。可是大顺军虽前锋受挫,但仍没停止进攻,经过数次交锋,才得以靠近了宁武关城之下。

可就是到了此时,周遇吉也不是被动的消极防御,而是化被动为主动,主动将兵列队于关城外围,以战为守;到了晚上则收兵入城,在城上借助女墙,炮击登城的大顺军,使大顺军的伤亡是更加惨重。

见到了久攻不下,李自成也恼羞成怒了。他向关城内传檄:“五日不降者屠其城”,想借助宣传攻势迫使周遇吉投降。

而一些将领也曾劝说周遇吉改变策略不要一味硬拼,但被他断然拒绝,周遇吉说:“连续激战三日,杀死超过万人,你们还有什么可怕的呢?这仗如果打胜了,山西镇全军皆称得上忠义;万一守不住打败了,就把我绑起来献给李自成,你们就可以安然无恙了。”

所以还是一句老话:一员虎将,带着一群虎狼之师,这就是最可靠的险关。

可是随着战斗的进行,官军大炮的火药耗尽了,这使得大顺军得以抬着大炮击城。而官军援兵久久不至,想不出什么对付的好办法。就在此时,周遇吉急中生智,密令勇士埋伏在街头巷尾,开门诱使大顺军入城,当大顺军进城快一万多人的时候,立即将城门门闸放下,伏兵四起,杀得大顺军焦头烂额,并杀伤李自成四员骁将。

战斗到了此时,虽然大顺军仅仅损失了二万多人,可这些士兵大多数都是李自成引以倚重的老营兵马。所以看到了周遇吉的顽强抵抗,李自成一度就准备放弃攻取宁武关。

还是刘宗敏等将领却认为官军已经到了强弩之末,所以鼓舞李自成再坚持下去。于是大顺军再次对宁武关发起了猛攻,在火炮的轰击之下,关城不断坍塌,大顺军冲锋的前队战死,后队马上跟进顶替,连续围城环攻四昼夜,直到六月十日,官军因为人少兵寡,力不能支,宁武关终于陷落。

而当大顺军攻入关城之后,周遇吉继续指挥巷战,他从战马上摔下来后又跳跃着奋战不止,亲手杀了数十人。直到身中数箭被大顺军捉住后,周遇吉仍然骂不绝口,拒不低头,誓死不屈。于是大顺军就将周遇吉周身捆绑住,吊于教场旗竿之上,并用乱箭射死,然后又乱刀分尸。

而宁武关城中的军民也都被周遇吉这种舍身取义的精神所感动,自发参加巷战,杀死大顺军不胜其数,即使是儿童、妇女,也没有一个屈服的,后均惨遭屠戮。

当天,总兵衙门的护卫相继出战,全部阵亡;周遇吉夫人刘氏,英勇无畏,亲自率领家中众妇女,登上屋顶用箭射杀起义军,每发一箭,射死一人,使得大顺军不敢靠近。直到实在坚持不住,她又下令放火环烧总兵暑,周遇吉老母、刘氏及全宅数十口人全部葬身火海。

如此惨烈的宁武战役,使得李自成对前去直捣京师的决心一度产生动摇。在攻下宁武关城以后,李自成召集众头领商议说:“宁武关虽被攻破,但我军将士伤亡也相当惨重。自此到达北京,还要历经大同、阳和、宣府、居庸等军事重镇,那里皆有重兵把守,倘若都向周遇吉这样顽强抵抗,我军还能剩下一人吗?不如暂且先撤回陕西休整队伍,以图来日再与大明决一雌雄。”

第865章 兵败如山倒

宁武血战的惨烈战况,也使得大顺军上下都是心颤不已。因此,大顺军将领们都赞同了李自成的说法,准备班师回陕,待他日再战。

没想到在当天半夜,李自成突然连续接到大同镇总兵姜镶、宣府镇总兵王承阴派人送来的降表,这使得李自成是大喜过望,决定长驱直入历经大同、宣府直抵居庸关。

很可惜,周遇吉用自己生命换来的良机就被猪队友们给白白浪费了。而现在的大顺军面前,完全就变成了一马平川。

周遇吉作为一位久经沙场的宿将,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情况下,仅凭手上数千孤旅去阻止数十万大顺军,无疑是拿鸡蛋往石头上去碰,难道连这一点连他自己能不清楚吗?他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选择孤注一掷与李自成大顺军决一死战,决非是仅仅出于一个把守边关的总兵对大势已去的大明朝的“愚忠”,他在用生命实践着儒家的节操,捍卫这个时代早已失落的责任。他是真正做到了文死谏、武死战。可惜的是,在这样一个末世,在大明朝中,这样的将领却太罕见了。

而宁武失陷和周遇吉全军覆没的消息也给了崇祯皇帝以更加沉重的打击。到了此时,他总算弄清楚了李自成的军事意图,知道大顺军的主力必定是要经大同、宣府,由西北方向进攻京城。按照这条路线和大顺军的推进速度算来,兵临城下只是个把月的事情了。

于是,完全没有了主意的崇祯皇帝就屡次召集同样完全没有主意的群臣,商量对策。可群臣或讲几句毫无意义的空话,或干脆缄口不言,竟然没有一个人拿出一条具体意见。

这样空泛地议来议去,最后才又重新提起南迁的话题来。一直主张南迁的李明睿在私下里同一些重臣交换过意见,大约也暗中透露了一点皇帝瞩意南逃的信息。可是比较有责任感的左都御史李邦华以为皇帝是社稷的象征,自然不能怕死逃跑,但为了保险起见,应该先让太子到南京躲避一下,万一北京不存,南京还有个主宰。

当廷议中,李邦华把这个建议说出来;李明睿也再次申明了请崇祯皇帝“南征”的意见。可是反对崇祯皇帝南迁的人依然很多,他们无非是怕南迁后北京守不住,皇帝必然要治罪主张南迁的人,许多人还害怕皇帝逃了,自己被留下来守城,那也是九死一生。至于让太子去南京监国,多数人倒是觉得有道理,因而一时阁臣、部臣都附合李邦华的意见。

但是这个意见却是崇祯皇帝最不愿意听到的。因为让太子南迁,等于承认京师已危如累卵,而自己却只有以身殉国一个无可选择的下场。

于是李邦华就明说:“在皇上惟有坚持效死勿去之义”。

而在崇祯皇帝看来,李邦华和其他大臣们的这种说法实在可恶之极,自古以来只有忠臣一心殉国殉主的,哪有逼着皇帝去殉国的道理呢?翻遍史籍竟然找不出一个类似的例子。

另外他还有一个担心,就算最后北京能够守住,如果有权臣在南京拥戴太子登基,像当年唐肃宗在武灵遥尊玄宗为太上皇那样,岂不同样等于是自己丢了天下?

其实在这时候,殿上就有个给事中光时亨大声说过:“奉太子往江南,诸臣想要干什么,难道要效唐肃宗武灵故事吗?”

但崇祯皇帝对于大臣们那些冠冕堂皇的论调,却没法正面驳斥。他的虚荣使他无法向朝臣表示自己的真实意图,更不好意思不顾群臣反对当机立断地决定南逃,只能讪讪地说:“朕经营天下十几年尚不能济事,哥儿们孩子家做得甚事?先生们早讲战守之策,此外不必再言。”所谓死要面子,崇祯皇帝真是实行得彻底到死啊!

仍然不能逃,所以崇祯皇帝只得再次诏天下兵马都来勤王了。但这时候,李自成的部队已经快要到大同,而京师周围一带的许多军队已经变作大顺旗号了。

大顺军主力于七月初一日抵达大同,大同总兵官姜瓖和总督太监杜勋以城降。这时候整个雁北地区和宣府一带民心所向几乎全在大顺军,各路官兵也早打好了投降的主意。驻军阳和(今山西阳高)的宣大总督王继谟见部下都在秘密筹划迎降,打算带上百余亲丁逃回京城,但走到天城卫(今山西天镇)又被亲丁把饷银好马都抢走迎降去了。于是他在给朝廷的报告中哀叹说:“看此时候,无一兵一将一民不反面向贼。”

没过多久,走投无路的王继谟自己也只好“反面向贼”,向大顺军投降了。大顺军到达阳和时,明朝阳和兵备道于重华到十里以外郊迎,民众箪食壶浆于道。宣府总兵官王承胤也早早派人到大同联络投降,并且接应农民军的先头部队潜入宣府。

到了此时,大明朝的首都——北京城已经变成了一座孤岛。西北方面的通讯系统这时候全部瘫痪,而南面的通讯也因为清军的靠近也全部瘫痪。朝廷上根本弄不清作为京城重要门户的大同、宣府一带的情况如何。

而朝廷得到的也都是各种传闻,有的说大同还正被围城,也有的说连宣府都已经被攻破了,甚至还有特别乐观的消息说李自成扫平全晋后已率军南返!崇祯皇帝被各种各样的消息搅得头昏脑胀,总的感觉是死亡之剑已经悬在了头顶上,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掉下来。

七月初七日,崇祯皇帝在平台召对群臣,又一次提出南迁的事。因为刚刚收到还在京南地区徘徊的李建泰的奏章 ,也是请朝廷南迁。

而大臣们既已抱定主意,说来说去还是那老一套。崇祯皇帝大概也感觉到,此时就是决定南逃,可能都来不及了,于是愤怒地说了一句硬气的话:“国君死社稷,朕还能往哪里去呢!”从此君臣们都不再提皇帝和太子南迁的事。

第866章 覆没前夕(上)

而在这一天的召见中,对于如何作战,如何守城等项具体问题,大臣小臣全都默不做声。崇祯皇帝恨恨地说了声:“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尔!”拂袖而去。这已经是朝臣们第二次听皇上说到亡国了,不禁都有些神色黯然。

不过这次召见多少有些成果的。当日,崇祯皇帝诏封余子琏、吴世恭、吴三桂、唐通、左良玉、黄得功等六位比较有实力的督师和总兵分别为伯爵,其他在各处掌握兵权的总兵官们也都升了级。这虽然有明显的谄媚军阀之嫌,毕竟是大难临头,不得不然。

至于封爵升官的目的当然是想让武将们为自己拼命,所以在封爵的同时,崇祯皇帝命督师余子琏、荡寇将军吴世恭、蓟镇总兵唐通和山东总兵刘泽清立即率所部进京勤王。

初九日,崇祯皇帝终于顾不上关外的得失和自己的面子问题,下令放弃宁远,命蓟辽总督王永吉和吴三桂统兵入卫京师。但这时候已经为时已晚,大顺军正好在这一天占领宣府,离京城只有四五百里的路程了。

于是距离京师最近的唐通最先率部来到北京,实际上他也是唯一一位赶上了勤王的将领。十二日,他带的八千士兵屯军在齐化门(即朝阳门)外,并且立即陛见了皇帝。

崇祯皇帝总算见到了一支救兵,欢喜异常,又是赐宴,又是赏银,说了许多嘉奖的话,赏给唐通白银四十两,其所部兵丁每人银五钱。

崇祯皇帝本来的意思是要让唐通部驻扎在北京城外抵御敌军,还派了太监杜之秩作为唐通部的监军。但唐通为此大为恼火,对人说:“皇上晋我太师,封我伯爵,却又让内官在我头上节制我,我还比不上一个奴才呢!”于是上疏说兵少不便于平地野战,应去居庸关设险待敌。而后也不等朝廷批复,竟自带上队伍走了。

当年己巳之变,京师第一次戒严的时候,袁崇焕率部千里驰援,兵力雄厚,却不能不时时处处震慑于朝廷的威严,生死与夺听凭天子之命。而现在,一个只有八千人马的小小总兵官就如此骄横跋扈,崇祯皇帝追今抚昔,真是不胜感慨。

但事急从权,因为还要用这些武将,也就无可奈何。他只希望唐通能在居庸关挡住李自成的大顺军,至少能抵挡一些时日,以便更多的勤王之师赶到。

但其他的勤王部队却一直不见来到。向南方派出的信使都如羊入虎口般,渺无音讯,根本没任何消息回传。而辽东的吴三桂因为在关外有许多军民需要安置,拉家带口又行动迟缓,直到七月十六日才入山海关,可此时京城已经无救。

至于镇远城余继的狼啸镇,因为要接收宁远这座空城,非但不能抽出兵力入关,反而自己的兵力也变得单薄。而且余继谨记着吴世恭要他们扎根关外的命令,也不能随随便便地放弃镇远、宁远这两城,所以也只能对京城的危局视而不见了。

七月中旬,京中已是一片大乱。许多住在京城但不在现任上的官员和大批官员的家眷不顾禁令纷纷想要出城向南方避难,普通的士民工商也不乏想要出逃的,城门口大小车辆已经变得拥挤不堪。

可是崇祯皇帝怕大批逃亡扰乱军心民心,更怕大顺军的奸细大量混进城里,所以决定关闭城门,不许随便出入,有些城门甚至用砖土堵了起来。他还上谕兵部:“敢有论言惑众及私发家眷出城者,擒治。”但除了这些措施之外,也就再别无长策。他仍然在不停的召对朝臣,但每次都照例毫无结果,想到命运的不济和朝臣的可恨,他也每每不禁悲从中来,接连几日都是痛哭着回宫的。

十五日,前几天还表示过忠心耿耿的唐通和他的监军太监杜之秩在居庸关向大顺军投降,京师西北的最后一道屏障不复存在。这一天,大顺军权将军刘宗敏已经把檄文送到了京城,说是“定于十八日入城。”

于是大明朝廷连忙把京师主力部队“三大营”安扎在齐化门外,准备在城东迎敌,城西则拒守。但京营总督襄城伯李国桢对如何守城毫无定见,只是坐在城楼上,凡事都听提督太监王承恩的指挥。而守城的士兵大多都是京师豪门子弟雇佣贫民替代的,既无斗志又乏训练,加上缺粮缺饷,士气低落已极。

北京城是一座极难守御的城池,因为它简直就太大了一些。如果有十万兵力,才可堪堪守卫住外城墙,而且面对着敌军集中进攻,可能城墙的某一处就会不堪重负,被敌军突破。所以以往守北京城的方法,都是把大军驻扎在北京城外,依托城墙上的火力,不让敌军靠近城墙以阻止敌军的攻城的。

而现在京营总督襄城伯李国桢也是依循着故例来守御北京的。但他完全没考虑到实际情况,京营的将士已经是军心涣散,站在城外,不要说战斗了,就是不逃跑也根本做不到。所以李国桢是白白的把这些宝贵的兵力浪费掉了。

李国桢应该索性把三大营都撤入城内,依城死守,说不定还能创造一个奇迹。毕竟那些京营将士可以在城墙的掩护下作战,胆气也会大上一些。再加上身居城内也无处可逃,那么最后也就只能和李自成的大顺军拼命了。

十六日,崇祯帝仍然按照原来的日程安排召见了在京考选的地方官员。这时候城外军情急如星火,照道理是应该停止这些不急之务,但早朝的时候群臣相顾不发一语,他自己也不知该做什么事情,与其枯坐焦心,不如有点事干。

但在召见的时候,考选官员们已经察觉出皇上的表现颇为异常。他对被召见的人又提出如何筹军饷,如何安人心这些老问题,却无法集中精力听官员们的絮叨,一会儿左顾右盼,一会儿无缘无故地笑笑,一会儿又亲手磨墨、斟茶,完全没有了往常那副庄重严峻的样子。

第867章 覆没前夕(下)

崇祯皇帝这次召见差不多用了一整天的时间,直到一个太监送进一份密件,崇祯皇帝看过之后,颜色大变,丢下召见的官员们急匆匆地走了。

有人说那份密件报告昌平失守,但昌平那天实际上还没有失守,只是过居庸关之后都是平川,通往京城不一定非经昌平不可,大顺军的先头部队在十六日已经到达京郊。估计密报所说的就是京城附近发现大顺军的消息。

当天夜里,崇祯皇帝彻夜不眠。他绕着宫殿狂奔长号,又是顿足捶胸,又是悲泣叹息,又是大叫:“内外诸臣误我,误我!”已经陷入了半疯狂状态。而这时候内外诸臣却大多已经作好了开城投降的准备。司礼太监曹化淳、兵部尚书张缙彦等人拟了一个开城投降的公约,宫中朝中的许多大太监、大官僚都在上面签了一个“知”字。当然唯有崇祯皇帝不知。

十七日早朝,崇祯皇帝再一次同群臣讨论如何应付危难,再一次当众落泪,诸臣也再一次跟着哭天抹泪了一番。有人提出起用阉党中的人才冯铨、霍维华、杨维垣等人。且不说可用不可用,几个人都远在外地,起用了对于守城也毫无用处。

而崇祯皇帝听着这些废话实在心烦,懒得去说话,他用手指在桌案上写下了“文臣个个可杀”几个字,让身边的司礼太监王之心看了看,又抹了去。他实在想把这些昏庸怯懦的朝臣们杀个痛快,可是在这旦夕间就要覆亡的时刻,他其实连杀人的能力也没有了,只能等着大顺军来完成这一遗愿。

上午,寥寥无几的几个大臣心急火燎地守在宫门外等待消息,一面议论着形势。有人说只能听天由命,也有人强打精神说城池坚固,守几个月没有问题。

突然间负责守城的襄城伯李国桢独自骑马赶来,衣冠不整,面色仓皇。崇祯皇帝忙宣他入殿,问他守城情况如何?可李国桢趴在地上哭着说:“守城的军队都不服从命令了!都躺在城上,用鞭子打起来一个,另一个又躺下。怎么办呢?”

崇祯皇帝也同哭道:“诸臣误朕到了如此地步!”于是殿里的文武大臣和太监们都跟着一起恸哭起来,声彻殿宇,外面都听得清清楚楚。

等到崇祯皇帝打发走了文武大臣,又召集太监,要太监们去武装守城。太监们哗乱一片,直到傍晚才组织起来几千人的一支队伍,分了皇上临时拿出来的二十万两银子,乱哄哄地到各城去了。

这时候,大顺军已经把北京城团团围住,齐化门外的“三大营”不战而溃,平则门(今阜成门)和彰义门(今广安门)等处都遭到攻烈攻击。四处火光冲天,炮声动地。

在又一个不眠之夜里,崇祯皇帝明明白白地想到了死。人生自古谁无死?但是作为一代“英主”,却这样狼狈不堪地“以身殉国”,实在心有不甘。只是逃已无路,守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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