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疯狂-第2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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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吴惟忠提出的就是迁都江南，这也是现在的崇祯皇帝最想要做出的一个决策。

在明朝建国的时候本来建都在南京，后来成祖靖难成功，却不愿离开自己的老根据地北平（就是北京），所以在政权稳定之后仍然回到北方，以北平为北京，但在很长时间里北京在名义上只是陪都，称为“行在”，正式的首都还是南京。

直到宣德年间，南北两京的地位才巅倒过来，北京成为了正式的京师，而南京反而成了陪都。但由于历史的原因，陪都南京一直保留着皇宫和一整套政府班子，有五府、六部、和各院、寺、科、司，甚至宦官的二十四衙门都一应俱全。各部门的长官和属员在名义上同北京各官是平级的，只是没有实权，管辖范围仅限于南直隶地区。

明朝在南京保持一套虚拟的政府班子，本来也有预防突然事变的意思。此时北方大部分地区频遭兵燹，已经残破得几乎无法收拾，而长江以南却还基本上保持着比较稳定的局面，因而迁都南京确实是暂时躲避危险，再从长计议的最佳策略。

这里面的道理，就连从来不过问政事的周皇后都很明白。据说一次见到崇祯皇帝为国事危急闷闷不乐，她就提起过：“我们在南京还有一个家。”

其实崇祯皇帝自己对于这个道理更清楚，而且早在崇祯十四五年间就已经与首辅周延儒秘密商议过南迁的问题。

第860章　南迁和调兵

但举朝撤离北京，不论表面上说得怎样冠冕堂皇，具体做出怎样的安排，实际上都意味着要最后放弃北京和北方广大地区，下一步大概只能在江南偏安一隅。

那样的话虽然算不上亡国，但导致一个一统天下成为半壁山河，却也有点像历史上晋代的惠帝、宋代的徽宗，难免要担误国昏君的名声。

自以为是圣贤之君而且极重视自己脸面的崇祯皇帝因而在这个问题上又一直极为慎重。他希望最好是能有一个有威望的大臣出面力主南迁，而自己则最后在群臣的极力劝说之下“不得已”而为之。至少可以保持一点面子。

而在这个问题上，崇祯皇帝的心态多少有点像在对清构和问题上的心态，内心极想，却不愿露出形迹，因而在酝酿的时候极其机密，到后来却多半不会有什么结果。

最倒霉的常常是参与了机密的人，一旦稍有泄露，就会被当作遮羞和泄忿的牺牲品。当年陈新甲就为了泄露和款的天机而被杀，就有着崇祯皇帝欲盖弥彰的原因。

出于这样的心理，在崇祯十六年初，关于南迁的讨论也进行得极其诡密。正月初三日，宫里城里都还在忙着过年，崇祯皇帝悄悄地把詹事府左中允李明睿召进宫来，在德政殿里秘密召见。

李明睿只是个不起眼的文学侍从之臣，这次能够受到特别召见，是因为他一直主张“南迁图存”。他在年前曾上疏提出过这个问题，由于人微言轻，并没有引起强烈反响。

崇祯皇帝在召见李明睿的时候把左右人等完全摒退，又再三四顾无人之后，才仔细讯问了关于南迁的设想。并且对他说：“朕早已有南迁之意，但无人赞襄，才拖到今日。你的意见同朕一致，朕决心已定。但诸臣都不同意，怎么办？你现在要保守秘密。”

崇祯皇帝同李明睿谈了很长时间，中间还在文昭阁赐宴赐茶，茶饭后召入再谈，详细地商量了南迁的具体路线、沿途护卫、饷银以及留守等诸方面的事宜，直到天黑才让李明睿出宫。

从这次极不平常的召见中可以看出，崇祯皇帝当时在内心里确实已经决定了举朝南迁，但出于名声和面子的考虑，他却迟迟没有把这个问题提到桌面上来交群臣进行讨论，他所希望的由阁部重臣首先提请南迁的情况也一直没有发生，因而一拖再拖。

所谓南迁图存终于成为泡影。而在这时候，崇祯皇帝再想要找一个如杨嗣昌、陈新甲那样可以说说心里话的股肱大臣也已经没有了。因为其他大臣都知道，就算是南迁成功，自己有了“首议之功”，可崇祯皇帝未来一定会秋后算账，用自己的脑袋来挽回他的颜面的。那么谁又敢去做哪必死之事呢？

当然，崇祯皇帝也不是只有南迁这一手准备的，发现弃城逃跑难以施行，那就只有尽最大努力加强京城的守备。

而京城的常备卫戍部队是所谓的“京营”，是一支腐败已极的部队，平时闹饷生事，战时不堪一击。数年来清兵几次威胁京师，真正的保卫力量主要都是靠着各路勤王部队。

可是这一次大顺军可能不久就要兵临城下，调军入卫的事当然应该早作安排。可是京城以外的北方各路兵马要在沿途抵御大顺军，不可能事先龟缩到天子脚下，南方的部队又远水不解近渴，崇祯皇帝能想到的只有山海关外面的宁远总兵吴三桂部（当时朝廷也把余继率领的狼啸镇，也算到了吴三桂的关宁铁骑兵力中）。

而吴三桂出身将门，其父吴襄、舅父祖大寿都是关外著名的将领，他以大将子弟从戎，人称精明深沉，勇武敢战，不到三十岁就身任专阃大帅。他所率的四万精兵在关外的历次对清作战中表现也是比较突出的，虽然在松锦战役中有过不光彩的逃跑历史，仍然被一致认为是关门最有战斗力的劲旅。

在京师危急的时候，调吴三桂部入卫虽然未必真能挡住大顺军的几十万雄师，却能给弱不禁风的朝廷增加一点信心。问题在于，抽调吴三桂军入京，就必须放弃关外硕果仅存的宁远城和镇远城，而且山海关的防御也会因此大为空虚，清军一旦乘虚而入，后果同样不堪设想。这样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同样使崇祯皇帝和他的朝臣们两面为难。

为了解救眼前之急，崇祯帝还是在三月的一次召对中首先提出了调吴三桂军入关的问题。但这一次同历来一样，他仍然不想自己担负弃关外之地和造成关门空虚的责任，因而只是提出由吴三桂带精兵五千前往山西助剿，说是关外余兵尚多，不致造成山海边防的破坏。同时，他又对阁臣们说：“此等重大军机，应行与否，原应先生们主持担任，未可推诿，延缓误事。”还是要大臣们承担责任。

可大臣们却早已从历史的经验中得知，一旦主动承担了调边兵入关的谋划，将来追究起弃关外之地和山海关残破的责任来，皇上大概又要寻找替罪羊，那就是杀身之祸。因而大家一口咬定，就是不同意，任凭皇帝自己做主。

大学士陈演代表大臣们说：皇上要调吴三桂精兵入关，确为灭寇良策。但山海关和宁远迫近京城，关系重大，为有吴军，清兵才不能长驱直入，若一旦调去，其他各处未必能够支撑得住。万一有了差错，臣等万死也不足以承其责任。此事关系安危大计，臣等密议多时，不敢轻易以封疆为尝试，伏乞皇上圣裁。

而兵部尚书张彦缙更明确指出，调不调吴三桂，实际上是弃不弃宁远的问题。

崇祯皇帝无法向朝臣推卸责任，只得反复向朝臣解释说：“放弃宁远，退守山海关，虽属下策，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但陈演等大臣们为了慎重其事，其实是要彻底推脱责任，仍然提出兹事体大，要由九卿科道会议讨论，再后来还提出要咨讯各地督抚的意见，即使放弃宁远，也要妥善安排宁远撤兵后山海关的防御和关外军民的安置。因而调动吴三桂部的事情同样一拖再拖，直到现在还没有正式定下来。

第861章　诸事不顺

可是听说了顺军颁布了《永昌元年诏书》，崇祯皇帝和大明朝廷怎么样也需要做些动作了。

而南迁不行，调兵吴三桂的关宁铁骑也定不下来，那么剩下来唯一的做法只有派遣大臣出征迎敌了。就在此时，内阁大学士李建泰就毛遂自荐了。他说要动用自己家族的财产募兵，以此来抵御李自成的大顺军。而崇祯皇帝一听说李建泰不需要朝廷调拨军饷，立刻是大喜过望，立刻任命其给阁老督师，允其出征。

其实李建泰的家乡是在山西曲沃县，由于大顺军早就攻克了西北几省，那里的信息也已完全阻断，朝廷根本不知道李建泰家乡的状况。更不知道李建泰的私财也早已化为乌有。之所以还相信李建泰的说法，也许就是崇祯皇帝还抱着侥幸的心态吧！

而李建泰本人，也是根本没想过与大顺军作战。之所以他会自告奋勇，不过是他想早些离开京城这块死地，不愿意为崇祯皇帝和大明朝陪葬而已。

但是不管怎么样，有些表面功夫还是要去做。李建泰经过几天的筹划，勉强拼凑了一支五百人的军队，因为事先说好了不要户部粮饷，也就不携军粮辎重，整装待发。

接着，崇祯皇帝正式任命李建泰以辅臣督师，加兵部尚书衔，“代朕亲征”，并任命了李建泰荐举的原御史卫桢固等人为该部监军、中军副将等职。但对于这支形同玩笑的部队如何行止，怎样迎敌，以及如何调度其他各军在何处组织战役等等，朝廷都是一片茫然，只是大概确定了一下李建泰部出京后向南运动，因为当时估计李自成的大顺军主力可能是要从京南真定、保定一路向北进攻。

对于这支开玩笑一样的军队，崇祯皇帝就像是抓到救命稻草般，寄予了厚望。他为李建泰的出征举行了最隆重的“遣将礼”。在这天清晨先派驸马万炜到太庙祭告了祖先，而后亲自在正阳门（俗称前门）行礼。从紫禁城的午门直至正阳门外东西两侧都布满了卫士和旌旗仪仗，场面壮丽庄严。

内阁、六部、五府、都察院等衙门的文武大臣侍立在两旁，崇祯皇帝端坐中央，对李建泰说了许多慰劳嘉奖的话。而后设宴，崇祯皇帝亲手为李建泰酌酒三杯，并把盛酒的金杯赐给他。酒后，崇祯帝当席亲笔撰写《钦赐督辅手敕》，用印后郑重地交给李建泰。

在敕书中授予李建泰在外对于各级文武官员自行诛杀赏罚和一切机宜自行调度的莫大权力，并说：“愿卿早荡妖氛，旋师奏凯，进爵鼎彝铭功。朕仍亲迎宴赏，共享太平。”

宴罢，内官在鼓乐声中为李建泰披红簪花，迎出尚方宝剑。李建泰叩首再拜，下了城楼带上一彪人马启行。崇祯皇帝一直在城楼上目送着李建泰的队伍走远了，才摆驾回宫。

李建泰这次出征，仪式之隆重在崇祯一朝是史无前例的。但以李建泰之庸才，带领着五百零散人马，想要挽狂澜于既倒，实在不啻于痴人说梦。一番煞有介事的隆重不过是自欺欺人，给自己壮壮胆子罢了。

李建泰带的一队残兵也确实丝毫无所作为，刚刚出城就先受到缺粮的威胁，后来不得不在各处“就地筹粮”，实际上就是纵兵劫掠，没有平“贼”，自己先成了贼。

直到最后，听说刘芳亮部已经占领了广平，离自己只有咫尺之遥，李建泰连忙率部向北逃窜，缩守保定不敢出头，最后终于向大顺军投降了。不过这一些也都是后话了。

而今天，大顺军相继开到平阳、太原的消息又传到了京城。崇祯皇帝顿时有些坐立不安了，仿佛天即将塌下来，更加惶惶不可终日。于是他特地召见了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和户部、兵部堂官，再次讨论放弃宁远，调兵入卫的问题。

而在紫禁城外勋贵和大臣们等候时，坐在龙椅上的崇祯皇帝却是如坐针毡，可是他还是要忍受住吴襄的口沫乱飞。而吴襄正在颠三倒四地说着一通废话，围绕的中心意思，无非是“祖宗之地尺寸不可弃。”

吴襄是多年统兵关外的老将，家资田产都在关外，所以他当然不肯放弃辽东，也不肯把关宁铁骑调至关内。再加上现在吴三桂的关宁铁骑是奇货可居，是唯一一支能很快速地调至京城的官军。因此，老奸巨猾的吴襄肯定想在崇祯皇帝身上多索要到一些好处。

终于，崇祯皇帝听得不耐烦了。他挥手打断了吴襄的话，附身问道：“贼势甚为紧迫，你儿子的方略足以制平吗？”现在的崇祯皇帝也只是关心吴三桂的关宁铁骑到底管不管用的问题了。

听到崇祯皇帝的问话，吴襄是大嘴一张，信口就来：“臣揣测贼占据陕西、山西，未必来攻京城，即使来也要先遣一部试一试。如果逆闯自来送死，臣子必能生擒献于陛下。”

谁说只有文官会信口开河？像吴襄这种长期混迹大明官场的武官照样会牛皮哄哄。对于这一套他们都是熟练工，先用大话哄骗住崇祯皇帝和朝廷，当从朝廷骗到粮饷和好处以后，做不做得成功事？那就以后再说了。反正是手中有兵，心中不慌。朝廷也奈何不了他们。

不过现在的崇祯皇帝也不是很傻很天真了。只要智商正常的人都明白：李自成拥有百万之众，横扫了西北几省？能挡住大顺军进攻京城的脚步已经很不错了，哪里来的生擒李自成的可能性呢？所以崇祯皇帝自动地把吴襄的牛皮略过，只问道：“吴长伯有兵几何？”

对此，吴襄倒没蒙蔽崇祯皇帝，他老老实实地回答道：“按兵册应有八万，但实际上只有三万余人。”

一听之后，崇祯皇帝就有些奇怪了。难道关宁铁骑这么强悍吗？三万就可抵挡一百万。于是他接着问道：“这三万人都骁勇敢战吗？”

没想到吴襄的回答简直让崇祯皇帝要吐血。他答道：“若三万人都是战士，平贼早就大功告成了，真能作战的只有三千人而已。”

于是崇祯皇帝就大失所望地说道：“三千人怎么当贼百万之众。”

而吴襄就立刻解释说：“此三千人不是普通战士，而是臣襄之子，臣子之兄弟。臣自受国恩以来，自己食粗粝，而三千战士都吃细酒肥羊；自己衣粗布，而三千战士都穿绫罗绸缎，因而能为臣效死。”

其实吴襄所说的就是明朝特有的家丁制。当然，他所说的三千家丁是有些夸张，在辽东铁骑最兴盛的时期，李成梁也只不过拥有八千家丁。而到了现在，随着辽东明军的一次次惨败，再加上关外土地大多落到满清的手中，吴三桂绝对拿不出这么多粮饷去蓄养作为自己私兵的家丁的。

不过吴襄也没有说谎，当时家丁的战斗力与一般明军相比，简直就是天壤之别。例如：李自成大顺军的百万之众，其中能作为核心使用的也只不过是他那老八队，也就是老营的四、五万人马。

相对而言，清军和汝宁军的各线部队的实力就相差很小了。像清军，他的核心就是白甲兵和红甲兵，总兵力也就是三千多。但是清军八旗的六万多人马的实力也不差，其他蒙八旗和汉军旗的战斗力也是差强人意，和明军相比也是强军。

而汝宁军，他的核心当然是教导协和亲兵队近万人。但作为汝宁军主力的六大镇和水师陆战队的实力也不差。其余的三镇、三个独立协和商行护卫等部队就是二线部队了，不过他们也比一般明军强上许多。

然而当吴襄这一番真假参半的话一说，竟然让崇祯皇帝很是动心。他倒真希望吴三桂是能让大明王朝起死回生的活神仙。

于是崇祯皇帝接着问道：“那吴长伯入关所需多少粮饷？”

没想到吴襄回答道：“部队在关外的庄田要赔偿，十几个月的欠饷要补足，关外的六百万百姓（其实只有十来万人）要安插，算起来至少需要一百万两银子。”

吴襄的眼光是相当毒辣，他已经看出了崇祯皇帝是病急乱投医了，所以趁机开始了大敲竹杠。

可这答案让崇祯皇帝是大吃一惊。接着他就像被抽调了脊梁骨一样，瘫软在了龙椅之上。现在户部库房中的存银还不到四十万两，崇祯皇帝的内库（皇帝的私房钱，当然皇宫里嫔妃和太监的私房钱就很多了，但崇祯皇帝不可能去索要）里也是空空荡荡，这叫崇祯皇帝从哪里去凑出这笔银子呢？

瘫软了好一阵，崇祯皇帝终于有了些恢复。他有气无力地挥挥手，让吴襄先行退下了。长时间的交谈，使得崇祯皇帝也是身心疲惫。他也没心情去召见那些刚召集起来的勋贵和大臣们了。于是就简单地下了一道圣旨，让候在紫禁城外的勋贵和大臣们捐金助饷，并且强行规定了各家捐输的数目，接着就打发他们回家去了。

第862章　京城乱相

一听闻宫中传出来的捐输诏书，在场的众人立刻炸开了锅。但也不可能一直在宫外喧哗，搞个“群体事件”，于是众勋贵和官员纷纷相约交好的几位，要找个地方相聚，想要讨论个方略出来。所以没一会儿，金水桥前的人群也都散去了。

薛濂还是保持着一贯以来的低调。他婉拒了几位勋贵的相邀，独自回到了自己的府中。可是一进门，他就让护卫首领带人守在书房外，接着把一名护卫打扮的人领进了书房。

等到薛濂一落座，那名护卫打扮的人就顾不得礼节，对薛濂急声叫道：“侯爷！您可要早做决断。最不济也得让世子出京。天津卫已被鞑子攻破，海路已不通。鞑子又在运河周围出没，顺着大运河南下也很危险。现在只能用部队护卫住府中众人南下了。可一旦闯贼靠近京城，逃亡车队的速度绝比不过闯贼的骑兵。所以就要趁着这几天，尽早出京，这才能把侯爷全家平安地送至大人那里啊！”

说话的人是山川司副司长李柱。在这次清军入关之前，薛志农就把李柱派遣到了京城，要他整合京城内各股汝宁军的密探，让汝宁军的潜在势力全部行动出来，就是要把吴世恭的全家送达至汝宁。

而李柱原先想采取的是化整为零的方法。他在天津卫安排了几艘汝宁军的海船，之后分批次把阳武侯府和恭顺侯府众人送至天津，趁着朝廷做出反应之前，送出吴世恭的家人。

可没想到接下来京城局势大变。鞑子入关，天津城沦陷，立刻把海路撤退给堵上了。于是李柱立刻改变了计划，只是想把薛濂全家送出京城。因为京城的城门现在都是紧闭，没朝廷的命令任何人不得出京，把这么多的人口送出京城也已经是不可能了。

不过幸运的是，现在的南城兵马司指挥使是周巡的父亲周正坤，驻扎的丰台的汝州军中，还有刘古迁等汝宁军内间控制的近四千名士兵。所以把薛濂和薛呈麟等寥寥几人送出城外，并保护着他们南下，李柱还是有着把握的。

可没想到薛濂断然拒绝了李柱的计划。这有着薛濂判断局势还未恶化的原因。可是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薛濂希望李柱把吴惟忠全家和自己府中的众人全部送出京城。

不过薛濂如此的固执也是在为吴世恭考虑。如果吴世恭不把自己的父母兄弟等人和原先出京时携带的护卫家人救出京城，却只救出了薛濂全家，那么以后吴世恭将会受到舆论上的谴责，而且也将让自己的部下寒心。为此，薛濂甚至拒绝了把薛呈麟单独送出京城，就是要李柱想尽办法，挖掘全部的潜力，一定要把这些人全部送出京城。

可是今天崇祯皇帝捐输的圣旨一下，薛濂也感到大事不妙了。所以他立刻要与李柱商量，要即刻开展自救的行动。

“本侯会让霏儿和麟儿准备好，你先把他们带出京。之后本侯会让吴侯过来，你再想办法把我们两家送至汝宁。”薛濂说道。

“可是……可是侯爷！这么多的人，现在根本无法保密，怎么能送出京？就是小的把你们送出的京城，又有朝廷的追赶，又有闯贼的追杀，小的根本无法护卫的你们周全啊！”李柱发急道。

“也就是尽人事吧！怎么样本侯也要与吴侯一起走。”薛濂断然地说道。

薛濂的意思其实已经很清晰。只要能做出拯救的动作，成不成功都是无所谓的。真的在逃亡的途中有所伤亡，那么这些人也只能感叹自己的运气不好，但绝不会去怪罪吴世恭的。毕竟薛濂是与他们一起逃跑的。当然，在此以前，薛濂也会让自己的女儿薛雨霏和孙子薛呈麟先行逃跑。

“那……！”李柱顿时被薛濂的坚持给为难住了，“那么侯爷把人都悄悄地带到南城，先让小的去安排一下，等到机会合适，就立即动身。别到时候拖延了时间。”

“知晓了。”薛濂点了点头。

就在此时，门外突然传来了大声传报：“英国公来访！”薛濂立刻向李柱使了给眼色，让其向着后门而走，先躲避起来，接着薛濂就站起身，出门迎接英国公张世泽去了。

英国公张世泽不是一个人来拜访的，他带来了几位亲厚的勋贵。等到薛濂刚把他们迎进了书房，那张世泽就迫不及待地说道：“姑父！今天侄儿也把兰儿带来了，她正在后宅拜见姑母呢。小侄也有些事想要向姑父讨教。”

在京城内，感觉到大明朝前景不妙的也不仅仅是薛濂一个，很多勋贵已经开始寻找后路，想要离开京城这块死地。而张世泽一开口就把薛呈麟的未婚妻给抬了出来，就是要向薛濂暗示：咱们两家可是骨肉相连的亲戚，如果你有什么办法，可千万不要忘记我啊！

可薛濂并未接口，他开口问道：“今日诸位来找本侯，所为何事？”

几位勋贵对视了几眼，有一位侯爷就先开口，迂回地试探起来：“薛侯！您看，捐输的银子，咱们该不该出？”

薛濂在心中暗自叹了一口气。都这个时候了，还试探个什么劲啊？薛濂也没心情与他们云里雾里，于是就一针见血地问道：“你们说京城就这副模样，就算是咱们把粮饷都捐输齐备了，还有用吗？”

这问话让那些勋贵们都是浑身一震，他们根本没想到薛濂会说出这样坦白的话。稍稍冷场了一会儿，张世泽就是说道：“那姑父您的意思呢？”

“想办法南下吧！到长敬那里，怎么样也能护卫着咱们个周全。”

“可是咱们该怎么出城？”

“先收拾细软，集合族人吧！这些天都聚到南城去。不管怎么样，想要出城，还是要往南城跑。”

“姑父！您是不是有了出城的法子？”

“人多嘴杂，这里就不细说了。不过咱们可以先合计一下该如何行动。……”

……

自从崇祯皇帝传下了让王公贵族和大臣们捐输的圣旨以后，京城里立刻出现了诸多怪象。

因为没有饷，坚守京师也只是一句空话。所以诸臣一听说要众人捐输，立刻就向崇祯皇帝展开了反击。于是大臣们的眼睛就盯住了属于皇帝私人财产的内帑。

可是崇祯皇帝也万般无奈，他大臣们坦白道：“内帑业已用尽”。这倒也不是崇祯皇帝在哭穷，他甚至已经把宫中朝鲜上贡的人参都拿出来发卖了，堪堪才凑出了七万两，崇祯皇帝自己也没有钱了。

可是大臣们根本不信，只是反复恳请，左都御史李邦华甚至明确地指出：“社稷已经危倾，皇上还吝惜那些身外之物吗？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可这样的逼迫，却使得内外朝的关系是更为紧张。

外帑、内帑都没有钱，崇祯皇帝只好再次拿出了强迫勋戚、宦官和朝臣捐金助饷的老办法。而勋贵和内外官员们以为皇帝自己一文钱都不想往外拿，自然也没有捐钱的积极性，相互推诿，死磨硬抗。

在无奈之下，崇祯皇帝就密谕自己的国丈——嘉定伯周奎，要他捐银十万两，在勋戚中带个头。可周奎却说：“老臣哪里有那么多钱？咬紧牙关只能认捐一万两。”

而崇祯皇帝以为一万太少，就把数额提到两万。周奎不能再还价，就派人进宫向女儿求援。于是周皇后暗中给家里送去了五千两私房钱，没想到周奎从中扣下了二千两，以三千两交差，以后就拖着不再拿钱。周皇后得知此消息以后，只能躲过崇祯皇帝，暗自嚎啕大哭。

此外，虽然宫中的大宦官们个个富可敌国，此时也纷纷装穷，有的在院门外贴上“此房急卖”的招贴，有的把珍宝古玩送到市场出售，一时鸡飞狗跳，乱七八糟。

而相对于勋戚和宦官来讲比较“穷困”的在京官僚们更舍不得出钱，所捐不过几十两，百把两而已，崇祯皇帝嫌少，开始按衙门，后来按官员籍贯，分省硬行摊派，最终还是所得无几。一番混乱之后，捐出的饷银才不过二十多万两，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可是在暗中，大批勋贵以及相厚的官员都在暗中开始窜连，他们纷纷收拾起家财，并且把族人都集中到了南城。并且在英国公张世泽、阳武侯薛濂和恭顺侯吴惟忠等人的暗中调度之下，把各个人家都编组在了一起。

甚至这些勋贵们还拿出了府中所藏的盔甲兵器，集结了府中的家丁和豪奴，连同南城兵马司的兵丁在一起，集合起了一支近八千人的护卫部队。而这支护卫部队则由勋贵们一致推举的“名将”李禄率领，准备等到情形一旦不妙，就通过南城，把众人送出城外。

而这一番举动，也使得逃离京城的行动也从地下变成了半公开状态了。

第863章　无他法，只有《封城令》

薛濂一开始的做法倒也没存有什么其他的念头，毕竟中国是人情社会，总是硬不下心肠丢弃亲朋好友，想要给他们指出一条后路。

可是薛濂讲人情，别人也会讲人情，虽然所有人都只是给三、五个亲朋好友偷偷传讯，而且反复交待，绝不能泄密。可这种指数级的传播根本无法控制，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这消息就传遍了整个勋贵圈子和勋贵相关人家。

而薛濂和李柱一看有失控的危险，他们也索性反其道而行，也动用了大批人手在京城里暗暗传播，一下子就把这个消息变成了京城里公开的秘密。

薛濂和李柱之所以这么做，有着隐蔽自己幕后策划的原因。但这也利用了京城人心，形成了一种法不责众的态势，使得崇祯皇帝不敢用激烈的手段来处理这种人心思变。毕竟那逃亡的人群已经抱成团，在京城里已经形成了一股势力，而且还拥有了武力，万一弹压，可能造成京城内的混战，使得崇祯皇帝都有些投鼠忌器了。

而在事实上，比薛濂和李柱估计的都要乐观。没人敢把这个消息原原本本地告诉给崇祯皇帝，毕竟打探消息的厂卫特务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他们也想着要为自己和家人留有一条后路，所以他们非但不用心打探，就是打探到消息，也会寻找关系加入到这个逃亡团体中。就是崇祯皇帝听说了一些风言风语以后，他们也要百般遮掩，就是不让崇祯皇帝知道真相。

而文官们和太监们就更不用说了。在这时候，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何必费心去管坐龙椅的那一位呢？再说，这个逃亡团体毕竟只是聚集在南城，又没有弃城而逃，谁规定京城里的人不可以自由流动的呢？至于李禄率领的护卫部队，那就更好解释了，京城内壮勇自发组织守卫京城，那又怎么不符合道理呢？所以知道了勋贵们的行动，他们大多都是眼开眼闭，甚至也寻找关系把自己的家人都送至南城。

但是崇祯皇帝倒也不是两眼一抹黑，总有些忠心的大臣和太监会提上几句。再加上宫中嫔妃的家人也会通过嫔妃间接地传写消息，所以崇祯皇帝也风闻了京城内的异动。可是在这时候，他也不敢激起众怒了，只能严令紧闭北京城门，不放一人出京。

而在此时，在京城以次辅陈演为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