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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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火，向冲锋的敌人还击。
　　攻击雨花台和中华门的是日军精锐第六师团。矮矮胖胖的五十六岁的师团长谷寿夫，参加过日俄战争和欧洲战争，他杀人如麻。他的部下大多凶狠而残忍，在“南京大屠杀”中血债累累。
　　成千上万发炮弹在雨花台阵地上爆炸。据日军在战后提供的资料说，十二月十日和十一日两天，他们向雨花台发动了三十次突袭。守在左翼山头的五二八团与日军冲杀肉搏，昼夜血战。人称“矮脚虎”’的二营长林弥坚端着刺刀，与日军搏斗了两天两夜。他带伤参战，两眼杀出了血，刺倒了几十个敌军。十日夜晚七点，天空中陨落了一颗星，浑身是血的林弥坚永远倒下了。
　　五二四团的团长韩宪元率领士兵在右翼阵地上阻击日军，热血洒满了山冈。尸体遍野，杀声动地。十一日夜里，天地一片漆黑，炮火中，他和营长符仪廷被炮弹击中了。在他们倒下的地方，长出了一片嫩绿的新松。
　　十二日，是雨花台血雨和泪雨纷飞的日子。清晨，日军几十架飞机和几十门重炮联合轰击了两个多小时，阵地上的勇士大都成了不朽的鬼雄。温厚沉静的高旅长和质朴博学的朱旅长都在这天上午献身了！这两位忠勇的将领没有身外之物，各人遗下一妻两子，还都留下了两千多册线装书。
　　敌人的炮兵阵地推进到了雨花台，在轰隆隆的炮声中，日军的坦克和步兵向中华门城墙蜂拥冲锋。退入城门的八十八师和守城的五十一师官兵拼力用机枪、步枪和手榴弹阻击。在城楼上指挥的团长邱维达发现两辆日军的坦克车掩护步兵开上了秦淮河上的军桥。他叫炮兵直接瞄准，炮弹像黑色的鹰飞过去，坦克带着烈火摇摇晃晃地踉跄了几下，一左一右都掉下了秦淮河。失去了掩护的步兵纷纷败退。这时，城门哗啦啦地打开了，冲出来的二三百名精壮守军，吼叫着像旋风般地向溃退的日军追击！
　　敌人的重炮猛烈轰击全世界最雄伟的城堡中华门。终于，明太祖朱元璋修筑的古城垣，被外族的入侵者攻破了。太阳当空的时刻，日军的六名敢死队员在一个叫作中津留的军曹带领下，将两个竹梯捆扎起来后，向城墙上奋力攀登。梯子距城墙上的垛口还差五六米，敢死队员抓住墙缝中长出的小树和缝隙，像壁虎似的爬上了城墙。守城士兵发现后奋勇反击，但日军连续增援。刺刀见红，生死搏斗。南京的城头上，第一次出现了血一样的太阳旗的阴影。它像一柄尖刀插入南京人民的心！
　　南京蒙受着屈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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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线的防守
王耀武率领的五十一师从淳化镇和牛首山一线退守到水西门的时候，日军的冈本快速部队冲过南京至芜湖的铁路，在离城五百米的地方布置好了炮兵阵地。
　　排炮怒吼！冈本、藤井、竹下支队朝着水西门一带的城墙一齐猛轰！
　　古城墙上弹痕累累。城垛口炸开好几个缺口。
　　打不退的日军一批又一批地猛扑过来。第一道防线被突破了！与右翼部队结合部的城墙上爬上了日军！从雨花台阵地上退下来的守军像没头苍蝇似的冲进五十一师的防线。守军阻挡，败兵还击，自己人乒乒乓乓地打起来了！
　　水西门西北的上新河也在激战。日军高桥中尉举着长刀指挥山炮、骑兵和工兵与一万多名中国军激战了八个多小时，杀得人仰马翻，血染沃野。高桥中尉回忆说：“中国军队的督战队员臂上佩带着袖标，个个身强力壮，手拿驳壳枪督促士兵冲锋。兵败如山倒。冲锋的士兵抵挡不住炮弹和马队！”
　　西线退败。
　　河塘水渠密布的南京西南角，敌军的坦克和火炮轮子在泥泞中艰难地推进。
　　莫愁湖畔展开了惊心动魄的肉搏战。遍地是战死者的尸体和丢弃的刀枪。一摊摊鲜血缓缓地顺着低洼处流淌，美丽的莫愁湖改变了她往日秀丽的容貌。
　　冲入水西门的日军在下浮桥边遭到了他们意想不到的阻击。四挺机枪喷吐着仇恨和怒火。戴着眼镜的一个日本军官指挥炮击，三十三岁的守军副连长朱龙率领机枪手顽强抵抗。一发炮弹在机枪旁掀起了高高的烟尘，一块弹片击中了朱龙的手臂，他仍然紧扣着机枪扳机，直到他的头无力地靠在他心爱的机枪上。
　　日军狂涛般地冲进了南京！
　　　。。

乌龙山炮台
飞机、舰艇、坦克、大炮一齐怒吼！疯狂的炮火吞没了长江要塞！炮手们冒着弹雨朝天上的、江上的、地上的日军开炮、开炮、开炮！结果是，所有要塞重炮及配属的高炮全被敌人的炮弹炸毁！官兵伤亡三分之二！
　　今天，我在国家的档案库里找到了一份五十年前记述的《乌龙山炮台作战情形》。面对着历史，我真想哭。霉变了的黄纸上记载着惨败的原因：“工程原未完竣”，“粮弹无法接济”，“夜间无探照灯照明，炮上无照明器材，不能射击。”
　　日本海军第十一舰队全速前进。汽笛在水天间像野马般嘶叫，疯狂的浪涛冲击着炮台下的泥沙和碎石。成了废墟的古炮台眼睁睁地看着敌人的舰艇从自己面前疯子般地狂驶！敌舰上的炮口全部打开了，大炮朝着江面上的船只和像蚂蚁般漂浮在江中的难民轰击！
　　飘着星条旗的美舰“巴奈”号和飘着米字旗的英舰“瓢虫”号也被日军的飞机大炮炸沉和击坏了！
　　切断南京守军的退路的日军国崎支队像一条吐着血红舌头的毒蛇曲折前进，他们在当涂附近渡江奇袭，箭一样地插到了与南京隔江相望的浦口！
　　南京被日军的飞机、大炮、舰艇、枪弹、刺刀和恐怖包围了！
　　南京陷入了魔掌！
　　

兵败如山倒（1）
十二月十一日，南京四城都在激战。
　　唐生智心烦意乱。吃午饭前，他请顾伯叙讲了一段佛经，又到佛殿上敬了一炷香。
　　香烟袅袅，他闭目合掌。
　　卫士跑来叫他：“顾长官的电话。”
　　唐生智拿电话的手有些发抖，他又惊又喜。顾祝同转来蒋介石的命令，要唐生智渡江向津浦路撤退，部队除少数渡江外，主力应相机突围。
　　他的心更乱了。守城部队正在全线抵抗。撤退？怎么撤呢？
　　晚饭后，报务员接连送来两份急电，都是蒋介石签发的，电文完全一样：“如情势不能持久时可相机撤退以图整理而期反攻。”
　　十二日一早，唐生智把副司令长官罗卓英、刘兴和参谋长周斓，副参谋长佘念慈等人召来玄武湖边百子亭他的公馆。唐生智把蒋介石发来的电报给各人传看了一遍后，就一起拟起撤退的命令来了。
　　正拟着命令，各路守军告急的电话和电报纷纷传来：光华门求援。紫金山吃紧。水西门岌岌可危！午后，又传来了雨花台失守的消息。
　　大势已去！唐生智想到了提议建立安全区的一些外国人。安全区是维护人道的。他立即派出联络官赶到洋楼林立的幽雅的宁海路国际安全委员会。德国人、英国人、美国人、丹麦人都出来了。联络官顾不得面子，说出了难以出口的话：“请求国际安全委员会出面，立即与日军接洽休战。”
　　德国人史波林愿意为此事奔波。可是已经晚了，日军拒绝停战。他们的目标还是一个：要使中国人丢尽脸！
　　联络官垂头丧气地回来报告。唐生智站在寓所院子中间那棵宝塔松下，叫秘书立即通知守城的师长以上部队长官到这里开会。
　　五点整。各路将领气喘吁吁又阴沉沉地来到了唐公馆的大厅，刚刚坐下，唐生智装出平静的语调说了几句敌我情况后，突然提问：
　　“在目前情势下，在座的有谁还认为可以固守？”
　　大家面面相觑。没有人抽烟了，有的放下了手中的茶杯，气氛十分紧张。他们不知道司令长官说这几句话的用意。目前的局势也确实是黑云压城，无力回天。
　　一阵难堪的沉默后，唐生智咳嗽几下，庄严宣布：委座有令！
　　哗的一声，全体起立。
　　读完蒋介石的一句话的那份电文，参谋长周斓手拿一叠早已油印好了的突围命令，一张一张地发给到会的每一个人。不到二十分钟，南京十万守军的神圣使命化作了烟云。军长、师长们像丢了魂一样，立即各奔东西。
　　唐生智也离开了他那幢用土黄色围墙围起来的漂亮而幽静的小楼。已经来不及整理文件图表了，他命令警卫部队倒上汽油，将公馆烧毁。
　　四周的炮声震得大地都在颤抖。夜色中，城内好几个地方火光冲天。唐生智在卫士的保护下，急匆匆地赶到下关码头，坐上小火轮率先撤退。
　　接到撤退命令的部队很快离开了枪林弹雨的阵地。退下来的败兵们像惊弓之鸟，纷纷丢掉枪支，在街上没命地逃！也有一些长官从唐生智那里拿了一纸撤退命令后没有回部队传达，就慌慌张张地去寻找自己的生路去了。
　　兵败如山倒！撤退的部队大都没有按照撤退命令与规定的线路突围，像一股股洪水似的一齐朝着下关码头逃命。一时间，汽车喇叭绝望地尖叫，大炮横七竖八地挡道，骡马嘶鸣，伤兵喊叫，加上敌军炮火的隆隆声和飞机炸弹的爆炸声，整个南京城像被开水浇了！
　　从鼓楼开始，十里长的中山北路就堵塞了。一辆载弹药的汽车突然爆炸，顿时人仰马翻，血肉横飞。马车、黄包车和其他卡车也都烧起来了，败退的士兵和难民们哭着、喊着、叫着，人推人，人踩人，人挤人，死伤了一大片。
　　挹江门的城门口人声鼎沸，逃难的人像海潮一样一阵阵地涌动和呼喊。这是一条通向江边的路，这是一条求生的路！
　　城门紧闭着。城楼上一挺挺乌黑的机枪对着争相逃命的人。守卫挹江门的士兵奉命阻止部队一齐向江北撤退，不时朝天上和城内拥挤的人海开枪警告。逃命的官兵大骂着、怒吼着，有些人端起枪来，朝守城的士兵叭叭射击，上下对打。自己人与自己人又干起来了！拄着棍子的伤兵气呼呼地骂着：“长官跑了，把我们甩在这里，有良心没有？”败兵也在骂：“他妈的，早知这样，谁肯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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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败如山倒（2）
挤在城门边还出不了城，一些胆大者找来被单、衣服和绑腿带，拧起来连结成长长的绳子。他们把它悬在城墙上，想抓着绳子翻出城去。城墙有十几米高，有的爬到半空，没有力气再往上攀登而掉下来了。有的爬了一半，绳子断了，惨叫着摔死在城墙下！
　　不知是挡不住人潮的冲击，还是汹涌的人流撞开了城门，于是，人潮像决堤的洪水，一浪一浪地向前推拥着、哭喊着。许多人挤倒了，没有挤倒的人身不由己地往倒在地上的人的背上、肩上、腿上和头上踩过去！据一位从挹江门挤出来的人说：“当时我的胸贴着前面人的背，背贴着后面人的胸，两脚着不了地，全身架空着，被人潮拥出来，脚下软绵绵的都是人。那天晚上，城门口被踩死的人有三四层高！”曾在光华门的城门洞里与日军拼死血战的团长谢承瑞，竟在过挹江门时被挤倒踩死了！
　　有不少散兵走了另一条路。他们脱掉军衣，丢掉军帽，改扮成老百姓混进了难民区。有的没有棉衣御寒，只好穿着单衣发抖。江阴要塞司令部的政训处长廖新棚用五十元的高价向一个要饭的叫花子买了一件破烂不堪的棉衣，才混进了难民区避难。
　　“国际安全区”的委员和维护秩序的黑衣警察不管怎么阻拦也挡不住丢盔弃甲的败兵。他们扔掉了枪支、弹药、水壶、钢盔、军服以及一切有军人标记的东西。他们请求“安全区”收容他们，他们以为“安全区”一定是安全的。
　　最安全的当然是那些长官。他们庆幸自己早早地渡过了长江。此刻，老态龙钟的卫戍司令长官部副参谋长佘念慈已若无其事地坐在列车指挥室的软椅上了。七十四军军长俞济时在他的卫士的保护下，悠闲地抽着香烟。七十一军军长王敬久披着青色毛呢哔叽的披风，正眯着双眼在吞云吐雾。
　　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早已到了滁州。他瘦瘦高高的身体上穿着黄呢子的军大衣，头上戴了一顶红绿相间的鸭绒睡帽，帽子顶上垂挂着一个彩色的小圆球。他嘴上叼着香烟，在站台上散步。
　　败将们集中在欧阳修写有名篇的醉翁亭中团团坐下。唐生智叹口气：
　　“我当了一辈子军人，从来没有打过这样糟的仗！”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忧伤地说，“我对不起国人，也对不起自己。”
　　没有人说话。一个个垂着头，脸上有狼狈相。突然唐生智吼了一声：
　　“把周鳌山叫来！”
　　运输司令周鳌山战战兢兢地来了。唐生智猛地一拍桌子，桌子上的茶杯都跳起来了：“你干什么吃的！你他妈的只顾自己逃命，把我的几千伤兵都丢在南京让日本人杀了！”
　　周鳌山吓得腿有些发抖，嘴上支支吾吾：“我有什么办法呢？情况变得太快了，我也没有办法啊——”
　　“枪毙你！”唐生智大喝一声。
　　周鳌山吓了一跳。过了一会，他斜着眼睛偷看了唐生智一眼。一场虚惊。
　　九死一生的陈颐鼎旅长过江后大哭了一场。他的六千多人马打了三个多月的沪淞战役，退守南京时只剩下两千多人，撤退到下关时只有千把人了。现在他身边只跟了七八个兵！参加南京保卫战的六千多警察宪兵损失了五千多！三万五千多人的教导总队损失了十分之九！总队长桂永清没有哭，他发了财：三万余人十二月份的薪饷和十万元的犒赏费，全落入了他的腰包！
　　

安全区写真
当东洋人举着太阳旗从四面八方向南京城杀来的时候，南京钟鼓楼下的一群西洋人举起了一面黑圈红十字的旗帜。
　　德国人、美国人、英国人、丹麦人，还有一个中国人聚集在幽雅的金陵大学校董会的客厅里。他们用国际通用的语言，商议着为国际人士所关注的关于人道、正义、公理与和平的问题。
　　上海失陷，南京已成危城。日机一次次地来南京上空轰炸扫射，城外炮声隆隆。金陵大学已经西迁成都，三十五岁的校董会董事长杭立武是中国人。面对国土沦丧，他心情沉重。前几天，他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日寇侵占上海时，德国的饶神父在租界成立了一个难民区，救了二十多万在战乱中无家可归的人。杭立武早年留学英国和美国，又是基督的信徒，他与不少在南京教书、从医、经商和传教的西洋人熟悉。他邀请了二十多个外国人相聚一堂，讲述了上海饶神父的事迹，提议共同筹建一个保护难民的安全区。教授、医生、牧师、洋行代表纷纷赞同，他们为这个组织起了一个全球性的名称：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当时就画了安全区的地图，托上海的饶神父转交日军。又请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把军事机构和五台山上的高射炮等武装撤出安全区。安全区应该是非军事区。南京市长马超俊答应负责供给，并派出四百五十名警察维持秩序。宁海路五号那幢秀丽而宽敞的宫殿式格局的张公馆成了安全区的总办公处。浅灰色的大门口挂有一个很大的黑圈红十字的安全区徽章。
　　杭立武收到了饶神父的回信：日军司令长官“知道了这件事”。日本军队保证：“难民区（即安全区）内倘无中国军队或军事机关，则日军不致故意加以攻击。”
　　五十多岁的德国大胖子约翰·H·D·拉贝是西门子洋行的代理人。他被大家推选为国际委员会的主席。浓眉大眼、英俊潇洒的杭立武担任了总干事。黄头发、高鼻梁的美国人费吴生博士是副总干事，他的名字明白地告诉大家他是在中国的苏州出生的，他会讲一口吴侬软语，他的美国名字叫乔治·费区。
　　由十五名外籍人士组成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和以美国圣公会牧师梅奇为主席的十七人组成的“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负起了救苦救难的重任。
　　当时英国最负声誉的新闻记者之一H·J·廷珀利在目睹南京中外人士的高尚行为后，满怀激情地写道：
　　“对于这二十几位大无畏的英雄来说，赞扬与褒奖从一开始就是当之无愧的。当他们的事迹被人们传开来以后，这一点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了。他们不顾本国官员的劝阻，作出了留在南京的选择。而这座城市中成千上万的中外人士，都正在寻找一切可能的交通工具逃往别处。虽然留在南京的人们并不能预知后来发生的暴行，但这些先生与女士都是经验丰富、学识渊博的人，他们完全能意识到自身处境的危险。尽管如此，他们仍然下定了决心，一旦南京陷落，就去拯救那些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难民。他们的勇气、热情、无私和献身精神，必将为人们所崇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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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人道（1）
大胖子拉贝穿着笔挺的咖啡色西装，头发稀疏的头顶上戴了一顶呢子礼帽，手举着印有安全区徽章的旗子，微笑着招呼他的委员们站好队，去迎候胜利进城的日军，履行他们国际委员会的职责和义务。
　　走到汉中路，见到了一小队日军。有的士兵在马路上站立着，贪婪地看着六朝古都的街景。有的士兵坐在路边，擦着寒光闪闪的刺刀和乌黑的长枪。
　　拉贝第一个迎上去：“Hello！”
　　东洋兵惊讶地看着这些金发碧眼的西洋人。一个军官站到面前来了，他听完翻译的话，从军裤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军用地图。费吴生给他指点了安全区的位置，还用钢笔作了标记。
　　日军的地图上没有标明安全区的范围，但日本军官说：“请放心！”
　　拉贝又说明了一个情况：“刚才有一些解除了武装的中国兵进了安全区，我们希望贵军站在人道的立场上，拯救他们的性命。”
　　日本军官又说了一句：“知道了。”
　　“Goodbye！”西洋人向东洋人招手再见。
　　从汉中路、新街口、鼓楼到山西路一大圈大约四平方公里的安全区内挤满了难民。学校、机关、图书馆、俱乐部、工厂、招待所，还有私人住宅都成了收容所。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走廊上都挤满了躲避日本兵的妇女和儿童。金陵大学收容了近三万人！人们以为这里是神灵庇佑的天国。其实安全区已经不安全了。
　　躲进安全区的士兵，将枪支、弹药、军衣、绑腿带和其他的军用品都扔在马路上。国际委员会雇了许多人给予掩埋烧毁，可这一切已被进城的日军发现，偏偏他们又从鼓楼附近的最高法院里面搜出一屋子的枪。气势汹汹的日军闯进安全区，将躲入收容所的上千个中国兵抓走。
　　费吴生后悔极了。他觉得对不起中国人。他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和妻子爱尔宝黛都有许多中国学生，他们的四个子女有三个是在上海、北平和北戴河出生的。善良的中国人对他和他的一家有过许多帮助，他有很多的中国朋友，可今天，许多中国人被日军拉出去杀害了。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这样记述着：
　　“来不及逃出的士兵都避到难民区来要求保护。他们忙着解除武装，希望缴枪后就可以保全生命。可是抱歉得很，我们失信了。不久，他们有的被日军枪杀了，有的被戳死了。他们与其束手待毙，不如拼命到底啊！”
　　情况越来越坏了。
　　十四日，费吴生驾驶汽车送路透社记者斯密士和史蒂尔出城，一路上尸骸累累，他的车轮不能压过去，他常常下车搬开尸体。城门口臭气扑鼻。野狗睁着血红的眼睛，大口大口地吃着死人。
　　十五日晚上，日军冲进一个收容所，拖出了一千三百多人用绳子缚了，押向刑场。
　　十六日，金陵大学教授李格斯到国际委员会总部报告：昨天夜里，金陵大学被日军劫去一百多个妇女，均遭强奸。法学院和最高法院的难民全部被抓走，五十名警察也被杀害。李格斯提出抗议，反而被一个日本军官在胸部揍了几拳！
　　国际委员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外面响着机枪扫射的声音！
　　十七日，到处是抢劫、屠杀和强奸。这天，“被强奸的妇女至少有一千人，一个可怜的妇女被强奸了三十七次！”
　　外侨们也遭到了损害。一个排的日军进入北平路，一个日本军官拿出地图看了一看，命令士兵包围飘着两面米字旗的英国领事馆。朝天打了四五枪后，冲进去的日军，在屋里乱翻一通！美国大使馆的四个看门人被日军用手枪打死！意大利领事馆被日本兵抢走了一辆汽车和三个妇女！德国领事馆遭到洗劫！
　　暴行越演越烈。三天后，二十二名外国人联名抗议。拉贝带着十四名代表将抗议信送到金陵大学对面的日本大使馆。田中参赞答应转告军队。但他的应允是不起什么作用的。
　　大胖子拉贝气愤了。公理和正义受到了亵渎与践踏！侵占和屠杀对他的刺激太深了！十二月十三日那天，正是他的西门子洋行创始人恩斯特·西门子诞生的日子。这一天，虔诚的基督徒见到了比《圣经》中的犹大还要狠毒的兽性的肆虐！他要为人类呼唤人道，伸张正义！住在五台山下的袁存荣老人向我讲述了德国大胖子拉贝五十年前的一段轶事：
　　

为了人道（2）
“日本人来时，我住难民区宁海路十九号的隔壁。靠山西路边上，有一幢大房子，房主人姓邢，里面住了胡老五，他们家还有很多人。我原先住神庙口，就是现在的高楼门。我是泥瓦匠，因为有个邻居在国际委员会做工，他介绍我和他一起做杂工。
　　“大胖子德国人是蓝眼睛，有时戴眼镜，会讲中国话，对我们不错。他叫我在难民区四周插旗子，是白布红字的小旗，不让日本兵进来。”
　　“日本兵不管，照样进来抓人抢东西。大方巷的塘边，就是现在化学厂那地方，死人一堆一堆的，都是日本人从难民区拖出来枪毙的。我命大，死了两次没有死掉。头一次把我也拖上了汽车，还有胡老五、胡老五的二嫂子和她的小孩。小孩子哭起来了。这时日本兵吹号了，车上就我们四个人，他们就放我们走了。”
　　“我个性强，什么事都不怕，人家叫我袁大个子。第二次，鬼子和汉奸来难民区抓人，叫中国兵站出来，说是抓夫去做工。都没有人站出来，看着日本人和汉奸那副熊样子，我气了，就叫：‘我是中国兵！’好，一车车的人拉到北京西路AB大楼东边一个大院子里，下车后叫站队，站了很长的好几排。拿洋刀的一个日本人喊：立正！我没有当过兵，我不知道怎么立正，日本人把我拉出来，我想要开我的刀了。谢天谢地，日本人挥了挥手，放我走了。不会立正的好几个人都放走了。”
　　“旗子东倒西歪也没有用了，不管它了。那个大胖子德国人又叫我砌炉灶，给难民们烧稀饭。杂工嘛，杂七杂八的事都干。他还叫我们把马路上的枪和军衣、皮带、子弹都收起来，背到山西路菜场对面，枪和子弹丢到塘里面，皮带和军衣堆在空地上放火烧。大胖子看我这个大个子干得挺卖力，说我‘好！’”
　　“日本人进城六七天的时候，大胖子德国人又对我说：‘你是中国人，我有件事叫你干，你敢不敢干？’我问：‘什么事？’他说：‘古平岗有两个军用仓库，国民党走的时候丢下了，全是硝磺，你去炸掉它！否则给日本人拉去做子弹，要死掉多少中国人？’我说‘我就去’。德国人说：‘怎么破坏，你懂不懂？’我不懂，摇摇头。”
　　“当时我穿着一件大褂。他教我先用褂子兜一兜的硝磺，再用手在地上撒一条长线，然后点火柴。我去了，仓库在公园当中，门对着黄瓜园开的，一仓库是子弹，一仓库是硝磺，淡黄色的，像面粉一样。我照德国大胖子教的方法干了，乖，一点火，人还没站起来，就轰的一声炸了，黄烟滚滚，房子烧起来了，两个仓库全完了，子弹啪啦啪啦响，我高兴死了！”
　　

休戚与共（1）
安全区的情景，是难以描述的。
　　南京市西北角这片学校、使馆、政府机构、高级公寓、私人洋楼林立的新住宅区，原是石头城中环境最幽美的地区。可现在，几十万难民潮水般地涌进了这片狭窄地带。每一幢楼房，每一间房屋都挤满了惊慌逃命的人。男人、女人、老人、小孩，本地的、外地的，认识的、不认识的，都心慌意乱地背着包袱，挎着篮子，提着大件小件的日常用品，汇集到这片陌生的土地上来。一间普通的房间内都住了二三十个人，大家只能勉勉强强地一个挨一个地躺下来。即使挤得像罐头中的沙丁鱼，还是容纳不下越来越多的难民。
　　于是，走廊上、院子里、马路边、树林中，一切没有房子的地方，全搭起了像防地震那样的芦苇棚子。似乎进入这片插有白布红字旗帜的土地，宝贵的生命就有了保障。
　　可以想像，在风雪严寒的冰冻季节里，几十万人密密麻麻地生活在一起，除了维护秩序，还要保证基本的生活条件，困难像十万大山！因为，管理这一切的，只是二十几个教书的、经商的、传教的和看病的外国人。何况，自来水和电灯都停了，吃的米、喝的水、烧的煤都极少极少。而最难最怕的，是防备和阻止毫无人性的日军进入安全区，对可怜的难民施行侮辱、掠夺、强奸和屠杀！
　　宁海路五号这座花园式住宅的大厅中，彻夜亮着煤油灯。安全区的委员约翰·梅奇、H·D·拉贝、O·M·汉森、S·C·史密斯、P·R·希尔兹、查尔斯·李格斯、爱德华·史波林等轮流巡视，还日夜有人值班，负责接待难民的申诉，解决困难，记录日军的暴行。我在这里向读者描述的关于安全区的情形，部分资料就来源于档案上的记载：
　　“约翰·梅奇牧师记录了该城城南一个十三口之家的遭遇。十二月十三日至十四日，这个家庭共有十一个人被日本士兵杀死，妇女们也被他们奸污，两个幸存的小孩诉说了这个事实。”
　　“十二月十四日晚，安全区内发生多起日本兵闯入中国人住宅强奸妇女或将她们掳走的事件。这类事件在该地区引起恐慌。昨天，几百名妇女逃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所以，三位美国人留在学院保护院子里的三千名妇女和儿童。”
　　“十二月十五日，日本人闯入汉口路中国人的住宅，强奸了一位年轻女性、掳走三名妇女。两位丈夫追赶时，遭到这些士兵的枪击。”
　　“十二月十五日，安全区卫生委员会二区的六名街道清洁工，在鼓楼家中被杀害，一人被日本兵用刺刀刺成重伤。杀害他们是没有理由的，他们是我们的雇员。”
　　“十二月十五日，一位被刺刀刺伤的人来到金陵大学医院。他报告说，六个中国人被日本人从安全区带走，运送弹药到下关。到下关后，全挨了日本人的刺刀，他侥幸未被刺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