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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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岁的姐姐和四岁的妹妹在妈妈的尸体边哭了半个月。
　　八岁的姐姐和四岁的妹妹在妈妈的尸体边睡了半个月。
　　请记住：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南京市武定门老虎头新路口五号，两个欢乐、团圆、和平的家庭毁灭了！
　　日本侵略者毁灭了千千万万个这样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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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对话（1）
　　失去了儿女的杨余氏（中国南京）：
　　日本兵打南京时，我有七个孩子，大的十岁，小的还不满周岁。当时，我自己养六个，三男三女。还有一个女儿交给我在伟子街的弟弟家寄养。
　　日本兵进了城，我从家里带着六个孩子，还有邻居家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子，一起躲进了离家不远的一个防空洞。
　　哪里晓得躲不住，给日本兵看见了。他们先用机枪朝洞里面扫，后来又对准防空洞火烧烟熏。等日本兵走后，可怜我的六个孩子，以及邻居家的女孩子，统统被杀害了，只剩下我孤零零的一个人活着跑出来。
　　我又急又怕，慌忙抱了一条被子，连夜跑到伟子街我弟弟家里。后来寄养在弟弟家的那个女儿也病死了，可怜啊，我七个孩子一个都不剩！如今老了身边没有一个人！苦啊！
　　　　日本人分县铃木智子：
　　南京大屠杀是多么悲惨啊！我的祖父也在南京、上海打过仗，他经常给我讲那时的情景，他好像也杀害过几个中国人，还讲那时战争就是以战斗为乐趣的。
　　作为人，接受了强制的教育，就失去了自己的人性吗？常听见他们说这是为了国家、为了祖国等等。我想，那也不能轻视人的生命。
　　我不仅为我们的祖先所作所为感到耻辱，而且要承认这些事实，认真地自我反省，并且把这些事实告诉给我们的子孙。我不仅要祈祷世界和平，而且要自觉地为世界和平尽力。
　　　　失去了丈夫的邓明霞（中国南京）：
　　我本来姓刘，我丈夫邓荣贵被日本兵打死了，公公婆婆没有孩子，我就姓了邓，生是邓家人，死是邓家鬼，我为邓家守寡，守了五十年了！
　　不瞒你说，我命苦哇！我男人死时我才二十一岁，女儿小华还不到一岁，今年她五十了！我吃了五十年的苦啊！
　　荣贵什么样子？喏，我女儿像他，高高的，黑黑的，脸长长的，双眼皮。他剃平顶头，是在船上烧火的，平常穿短褂，进难民区时穿我哥的一件皮袍子，外面罩着黑大褂，脚穿布棉鞋，头戴灰礼帽。我的男人嘛，我怎么会忘记！一生一世都记得！
　　那天是冬月十四，我们躲在山西路难民区，就是现在军人俱乐部里面。一早，我妈烧了一桶汤饭。正要吃，日本兵大批到了，把铁栅栏门一关，大声喊：“都出来！都出来！”
　　出来后，有个像汉奸的人叫：“男的女的分开站！”
　　荣贵手里抱着小华，他不肯离开我们母女两个。但日本兵拿着刺刀和大木棍在赶，他只好把孩子交给我。这时，三挺机枪堵着大铁门，日本兵在男人堆里挑出二三十岁的人另外站队，先看头上有没有帽印子，再看手上有没有老茧，年纪老的不抓，太小的也不抓，站出了好几百人。可怜我荣贵那年三十五岁，他是最后一个拉过去的，他不肯去，是用枪打着走的。有一个老太婆跪在地上哭着求情：“老爷，老爷，我三个儿子留一个给我！”日本人马上就是一枪，老太婆倒在地上了！我吓得动都不敢动。
　　过了一会，大门旁开了个小边门，拉出来的几百个男人被枪赶着押走了。荣贵看着我，我叫他喊他。出铁门时，他还回过头来叫了我一声，我手里抱着小华，哭着叫着，一直到他的那顶灰色的礼帽看不见为止。
　　这是上午十点钟的样子，难民区里老子哭儿子，妻子哭丈夫，小孩哭爸爸，一片凄凉！一个汉奸模样的人说：“不要哭，抓伕去了，到城门口抬死尸去了，过几天就会回来的！”
　　这一说哭声小了一些，可是到了晚上有人来说：“拖出去的人都用绳子拴着，在大方巷的水塘里用机枪扫死了！”这一讲又使多少人伤心得大哭起来。日本人的皮靴响了，我们连忙捂住嘴，不敢哭，眼泪往肚子里流。
　　我不死心，我总盼望荣贵是抓伕去的，他总会回来的。可天天盼，月月盼，他没有回来。他死了，连个坟都没有。说出来不怕你笑话，我给他留了套衣服，想买个棺材，招魂入墓留个坟。衣服是白斜纹衬衣、中山装、西装裤。可回到堂子街的家里，房子全烧了！
　　　。。

心的对话（2）
我们孤儿寡母可苦了，为了活命，我抱着小孩纺纱，一天挣二三角钱。后来没得纺了，我就拾柴火、挖野菜，去当佣人给人家洗衣做饭，做了四年没得做了，又典当衣服去跑买卖贩香烟，可怜在车站上叫鬼子揍了我几棍子，疼得站不起来。我是天天眼泪拌野菜过日子，小孩吃包谷糊拉肚子，拉虫子，人又瘦又黄。长到三四岁了，跟着别的小孩去拾柴火。有一次走丢了，天昏沉沉的要下雷阵雨，我急得哭老天。亏得碰上了挑桶卖酸菜的老伯伯，老人家心眼好，抱着小华送回来了，手里还拿着两块饼。我想报答报答人家，可身上没有一文钱，只好母女俩跪下来，给老人家磕了头！
　　年逾古稀的邓明霞大娘流着泪对我诉说她的苦难的时候，她的相依为命的女儿回来了。她朝我点点头。她今年五十岁，是一位人民教师。
　　她看见满头白发的母亲满脸泪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她从桌子上拿起我的采访介绍信看了一遍，突然随手一扬，怒气横生：
　　“不要讲了！讲什么？我们人给他们杀了！房子给他们烧了！东西给他们抢了，我们还有什么？……苦了我们老百姓！为什么不要他们赔偿损失？我们就这么贱？！我们三代四个人就住在这十二平方米的房子里！”
　　她没有得到过父爱，她苦了五十年，她在倾倒心中的苦水！
　　　　日本宫崎县沼田昌美：
　　人类侵害人类最大的罪过就是战争。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人，为什么非要用战争来凝视着死亡？到底是什么把人类变到这样地步？我坦白地说，尽管同样是日本人，但那个时代的日本人不能叫做人，那只是在战争中活着的动物。一九三七年并不那么久远，为什么会发生那样重大的事件呢？但事实就是事实，无论如何谢罪，历史永远要冷静地正视这件事情。
　　　　失去了妻子的薛世金（中国南京）：
　　我十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后来到白下路德昌机器厂当学徒。日本人打进南京时，我已满师了，结婚才几个月。我老婆叫潘秀英，十七岁，圆圆的脸，大眼睛，个子高高的，不太胖，人雪白干净，蛮漂亮的，她老子是和记洋行看大门的。
　　我叫师傅一起躲到难民区去，他近六十岁了。他说：“我见过的事情多了，日本人不会杀老百姓的。”我带着母亲和老婆从武学园家里到了难民区，一看人很多，我想，我们家门口有躲日本飞机的防空洞。能躲飞机的洞，难道躲不了日本兵？我说：“这不受罪吗？回家吧！”
　　我把母亲和老婆在地洞里安顿好，就到厂里去看师傅。师傅被日本人打了七枪，死了。我们几个徒弟把他埋在中华门外。我刚到家，与秀英没有说几句话，日本兵叽哩哇啦的来了，我连忙叫她和母亲钻进地洞。我在上面又盖了一些杂草，再躲进后院的小屋角落里。
　　日本兵一进来到处翻腾。他们用刺刀挑开杂草后发现了地洞，就又是叫喊又是开枪，逼洞里人出来。我母亲刚出洞口，脚还没站稳，日本兵举起东洋刀，一刀把我母亲的头砍下了。秀英一见婆婆这个光景，吓得哆哆嗦嗦，日本兵吼着催她爬上来，她胆颤心惊地一出洞里，日本兵也是一刀。这一刀砍在脖子左边，她当时流着血昏倒在地上了。
　　日本兵一走，我急忙跑到前院，只见六十三岁的老母亲身子在门口，头滚出一丈多远！秀英也倒在门口，她的短发和士林蓝褂子上都是血。我抱着她叫她喊她，她醒来就喊我：“世金，世金，我不行了。”
　　我连忙把她抱到房里，她用手捂着脖子喊疼。我先出去把母亲的头捧回来放在蒲包里。又请邻居和师弟金子成帮忙，把秀英抬到鼓楼医院。
　　我急忙回家准备收殓母亲，不料半路上碰到两个日本兵，用棍子捣我，叫我在前面走，一直走到水西门的一家当铺里，里面关了一百多人，关了两三天，叫我们往芜湖抬东西，叫我拉黄包车。过了八天才放回来，我立即赶到医院去看秀英，秀英不会讲话了，大眼睛里亮晶晶的，含着泪水，直盯盯地看着我。她流产了，她有三个月的身孕。医生端着盆子给我看肉滚滚又血淋淋的我们的孩子，我痛心得呜呜地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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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对话（3）
我的母亲是带血掩埋的。血海深仇！过了几天，秀英也死了，日本兵的这一刀砍了她左边半个脖子，刀锋割到她的喉咙口！
　　我跑回空荡荡的家里哭了一整天。我的娘啊！我的秀英啊！
　　　　日本爱媛县宫崎修至：
　　我是人，就要想事。但是如果想杀人的事那就不是人。我有一点力气，但如果用这点力气去夺取别人的生命，宁愿不要力气。我不能允许用智慧和力量去残害人的身心。真是可悲啊，我们就是在南京挥舞军刀实施暴力的日本人的子孙，决不能忘记！为了悲剧不再重演，我祈祷，不要这种智慧和力量。
　　祈祷亡灵们冥福！祈祷没有一切战争！
　　阿弥陀佛！
　　　　失去了父母的姜根福（中国南京）：
　　你来了三趟了？我在船上上班。来采访我的人很多，我是苦出身，我一家的苦难可以写一部书，大小九个人只剩下我们弟兄两个，两个孤儿！
　　从日本兵来讲起，好不好？我父亲徐长福是给马福记元大公司的小火轮拖船的。我母亲是摆跳板的，就是给岸上的人来河里淘米洗菜铺一块跳板，给一个铜板一把米，这行当现在没有了，你们年轻人不知道吧。我兄弟姐妹有七个，大姐姐早给了人家，一家还有八个，天天吃豆腐渣、米糠、大麦面、菜皮子，包谷面算是好的了。
　　日本人进了南京，我们一家上了自己的一条破小划子，下关乱，就顺着惠民河往上到水西门、三汊河方向去。到了石梁柱，划子漏水了，头、尾和中舱都漏，二姐三姐拼命刮水，刮的没得漏的快，父亲说“不行了”。他赶紧把我们一个一个抱上了岸，只抢出来一条破被子，小划子就沉了。
　　天黑了，父母带着我们摸到一个村庄，有七八户人家，人一个也没有，都躲日本人跑了，我们不敢住。又走到一个村庄，有十多户人家，全是空房，也都跑了。父亲带我们到江滩边的芦柴窝内躲起来。父亲带二姐三姐在一处，母亲带我们弟兄四个在一处，相隔几十公尺。那时，小弟弟才几个月，母亲没有奶水，他饿得直哭。那天夜里，圩堤上过日本兵，圩堤高，我们在堤下洼地里。日本兵手电到处照，照到我们了。十几个人下来了，好几个鬼子拉着我母亲要污辱她，我母亲死死抱着小弟弟挣扎。一个日本兵从我母亲怀里夺过小弟弟，活活地摔死了，母亲扑上去抱起来，日本兵打了两枪。我母亲和小弟弟都死了。
　　我们不敢哭，父亲也不敢过来，直到日本兵走了蛮长时间，天快亮了，父亲和姐姐才过来，全家都哭了。父亲去村子里找几块板钉棺材了，我们看着母亲，她很瘦，尖下巴，梳一个巴巴头，穿黑棉袄，棉袄的大襟、肩头和两肘有四块补丁。大襟上都是粘糊糊的血。父亲把母亲和小弟弟装进一个门板钉成的木盒子，木盒子放在圩堤上。父亲带着我们仍然躲在芦柴窝里。过了两天的下午，日本人又在圩堤上过队伍，他们看见了我父亲，就抓着他走了，叫他扛东西，一走没有音讯。
　　二姐带我们了，还有一点小划子里带来的豆腐渣吃。又过了两天，中午的时候，二姐正想给我们搞饭吃，圩堤上又来了日本兵。我们都不敢吭气。可日本人看见我们了，二姐往塘边跑，好几个日本人撵，撵到现在河运学校那个地方被抓住了。二姐那年十三岁，日本人扒她的衣服要污辱，二姐死活不干，还打了日本人一个嘴巴子。一个军官模样的日本兵抽出长刀，把我二姐的头劈成两半！我们在芦柴窝里看到的。日本兵走后，我们跑过去看二姐，她躺在堤上，身上穿着破得不得了的一件黑底小暗花棉衣，是人家给我们的。二姐对我很好，她去帮人家剥蚕豆，一天挣几个铜板，回来总要买一个烧饼给我们每人一小块分分吃。现在她只有半边脸了，短头发只有半边了，半个头在圩堤下边！
　　十一岁的三姐说：“不要哭了，鬼子还要来，我们走吧。”在芦柴窝里又过了一夜。我们饿得哭，三姐哄我们：“别哭，日本人来了要打死的。”天亮了，她背上背着三岁的小弟弟，一手搀我，一手搀着五弟往三汊河走去。找了大半天找不到东西吃，我们都哇哇哭。三姐也哭，她拿了个和面的瓦盆到塘里舀来了一盆水给我们喝。水通红的，是血水，塘里有好多尸体，不能喝，三姐倒了，又跑到石梁柱的一个塘里舀了一盆来哄我们喝，这盆水血少一些，我们饿得慌，一人一次喝几口，转了几次喝光了，我们又冷又累，睡不着就哭，哭着睡着了，醒来再哭，一夜真抵几年过！
　　

心的对话（4）
后来三姐在渡口对过的一间空屋里找到了一缸咸菜，我们姐弟四人靠嚼咸菜和喝水活了一段时间。咸菜吃了嘴发干，肚子胀，又烧心，喝了水也难受，难受也没有办法！
　　后来市面上稍稍安定了一些。有一天，一个老和尚带着几个小和尚打着膏药旗从圩堤上走过，听到我们的哭声，就走下堤来问：
　　“小孩，你家大人呢？”
　　“我爸给日本人抓差抓走了，我们等着他回来。”三姐说。
　　老和尚又问：“你们妈妈呢？”
　　三姐用手指了指圩堤上的木盒子：“妈妈和弟弟都给日本人打死了。”
　　老和尚很胖，穿灰色的和尚衣，他叫我们跟他走，有吃有穿。三姐背着六弟，一手拉我，一手拉弟弟，跟着和尚过了三汊河的船桥，到了三汊路口的一间茶馆里，出来一个蛮富态的陌生人，他与和尚说了几句，到我们面前转了几下，一下子拉断了姐姐背上捆弟弟的带子，把小弟弟抢走了。
　　我们哭着要弟弟，三岁的弟弟后脑上留一个鸭尾巴，他哭着叫：“我不跟他去，姐姐你快来！”
　　老和尚说：“跟他去，你们弟弟不会饿死了！”
　　后来三姐也被一个陌生人抢走了。老和尚把我和弟弟带到三汊河的放生寺里。这里收的都是父母被日本人杀死的孤儿，很多。叫我们念经，一天两餐面糊子，夜里用草包垫在大殿上睡觉。后来一家姓陈的收我们兄弟俩当他的养子，养了几个月他娶了小老婆，大老婆给人家做佣人去了。我和弟弟就流浪要饭，捡煤渣，给狗咬，给日本鬼子打，寒夜里抱着烧饼炉子，冻得汗毛孔都出血，脚烂得露出了骨头！
　　我们差一点没有命了。有一天早上，一个叫鲁法兴的码头工人看我们在地上爬，觉得我们可怜，买了两个烧饼给我们一人一个吃。过了两天，他对住在河边的杨国贞和姜树文说：“你们没有小孩，车站有两个孩子怪可怜的，去领回来吧。”
　　杨国贞把我弟弟背回来了，我五弟改姓杨。姜树文成了我的父亲，我就姓姜了。这两家都是穷人，虽然穷，良心好。解放初的一九五一年，政府帮我们找到了六弟。他被人抢到了一家茶店里，俩夫妻都抽大烟，对六弟狠，后来被一个算命的瞎子领回去当儿子，这瞎子姓戴，我六弟也改姓戴。
　　我三姐被人抢去当了童养媳，因受不了虐待，上吊死了！
　　我们徐家三兄弟现在改了三个姓。日本鬼子害得我们父母双亡，骨肉分离。我们一家的苦处，三天三夜说不完！
　　五十七岁的姜根福继承他养父的旧业仍然在长江上航行。这位搏风斗浪的油轮司机剑眉紫脸，一口南京方言。刚强的硬汉子谈起他家的血泪史，禁不住几次落泪。
　　历史像滚滚的江水，该过去的都过去了。要饭的流浪儿成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许多不相识的日本人给他寄来了问候的信件，寄给他雪花般的名片和一面面写有“和平”、“友好”字样的旗帜。据说有一位日本的将军，曾在这位孤儿面前低头折腰！
　　“这事有十多年了。中日还没有正常化，是冬天，还下雪。外办的同志来找我，说有一位日本客人要见我。他用小汽车把我接到双门楼宾馆。一位矮矮胖胖的、六十多岁的日本老人恭恭敬敬地在大厅门口迎候。他花白的短发，白衬衣外面是深颜色的西装，翻译对他介绍了一下我的情况后，他站到我面前，给了一个九十度的鞠躬。他说：‘我没有资格来见中国人，因为侵略战争，我的两手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我对不起你们，虽然我没有亲手杀过一个中国人，但我是指挥者，我有罪，我今天是来向中国人民认罪，服罪的。’”
　　身为共产党员的姜根福淡淡地笑了笑：“你对中国人民犯了罪，今天认罪了，那我们友好。”日本老人说：“谢谢。我牢牢记住你的话，我回到日本以后一定向日本人民传达中国人民的友谊。我来以前写了一封信给佐藤，希望他接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训，下野前做一件好事，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恢复日中邦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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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对话（5）
姜根福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广岛来的友人告诉他：“战争毁灭了一切，广岛有的地方草还没有长。”
　　姜根福说：“是的，像我的心里一样，那是难以医治的创伤。”
　　　　日本兵库县片岛惠子：
　　眼前一片目不忍睹的惨象，
　　令人不能不看，不能不想……
　　自己要生存，却将别人杀光，
　　人是动物，伟大而又混帐！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
　　在南京，日本兵丧尽了天良！
　　战争是人为的，理应把它埋葬，
　　这是人比动物高明的地方。
　　用石子铺平和平之路吧，
　　这石子就在人民的心上……
　　

十四个秀英
太沉重了，我简直无力掀开它的扉页。这是三十万死难者的灵与肉，这是过去了的岁月！
　　一千多位老南京，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写下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经历和见闻。每一位证人的千仇万恨，都浓缩在一页铅印的表格上。我久久地翻阅着这一千七百多张表格汇集成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受害者、目睹者花名册》。每翻动一页，我的心就一阵悸动。
　　这是一本黑笔书写的史册。黑色的字里行间，开放着几朵秀美的花——
　　李秀英、刘秀英、马秀英……
　　我草草数了数，发现有十四个秀英：
　　徐秀英女棉鞋营44号。父亲被日军杀害，弟弟被日军电触死。
　　金秀英女红庙21号。重要目睹者。
　　卜秀英女卫巷18号。重要目睹者。
　　马秀英女新巷14号。丈夫及夫哥被日军杀害，婆母和母亲急死。
　　刘秀英女鸡鹅巷37号。表姐被日军强奸，与表姐夫一起被逼自尽。
　　蒲秀英女太平门农场巷146号。丈夫被日军杀害。
　　时秀英女军械局25号。丈夫被日军杀害。
　　方秀英女裕德里24号。哥哥被日军杀害。
　　王秀英女武学园37号。父亲和哥哥被日本兵杀害。
　　王秀英女火瓦巷12号。丈夫被日军杀害，房子被日军烧毁。
　　季秀英女汇文里56号。父母及姑父被日军杀害。
　　李秀英女外关头东街10号。父亲和伯父被日本兵杀害。
　　李秀英女侯家桥78号。姨父被日军杀害。
　　李秀英女鱼市街卫巷28号。因抗拒日军强奸被刺三十余刀。
　　两个王秀英。三个李秀英。这是巧合吗？
　　秀英——秀美的花。可惜她们生不逢时，她们被摧残而凋零了！
　　我要寻找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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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秀英——
她退休了，浅灰色外衣的左臂上戴着一个“治安执勤”的红袖章在小巷子中巡逻。远远望去，她花白的头发像一片淡淡的云彩在飘动，颧骨突出的方脸上显得憔悴和疲惫，这是一位苦难深重的老人。
　　她生下来就受苦。瘦精精的父亲挑一副剃头担子，母亲是家庭妇女，弟妹五个，她是老大，四五岁就跟着外婆拾煤核、捡垃圾。
　　日本兵进南京那年，她十五岁。父亲挑着担子，她扛着破被子烂棉絮，母亲拖带着弟妹到了五台山难民区。租房没有钱，父亲在佐佐营的坟堆上用破芦席搭了一个滚地龙，一家大小都滚在破棉絮中。
　　包谷面吃完了，一家人正揭不开锅，日本兵来了，父亲连忙爬到芦席外面装出笑脸。他听不懂日本话，就哆哆嗦嗦地从破长衫的怀里摸出一包###牌香烟递过去，日本人不要，说了一通他听不懂的话。他木然地站着，脸上强装出笑容。日本人拿了一盒烟走了，他喘了一口气，妻子徐陈氏在地笼子里听到日军的皮靴声远了，战战兢兢地探出头来：
　　“殿成，进来吧。”
　　“不能进，外面没有人招呼，日本老爷发起脾气来，全家都要遭灾！”
　　徐殿成是个老实人。他十二岁从淮安来南京学理发，三十年来像个女人似的天天低头进，低头出，从没跟人红过脸。他在滚地龙前呆呆地站着，冷得腿直打颤。突然，走到岔路口的两个日本兵叽哩哇啦地回头来叫他，他看见他们用手招他过去，他朝芦席棚内说了一句：“我去一下。”
　　秀英探出头来，穿蓝棉衣、灰棉裤的父亲光着个头跑过去了，两个日本兵带着父亲朝汉中路汽车站边走了，她一直望到拐了弯，父亲瘦高个的身影看不见了，才把头缩进芦席棚。
　　父亲再也没有回来，他挑过的这副剃头担子蒙上了厚厚的灰尘。徐秀英说：“那两个日本兵良心不好，肯定把我父亲弄死了，我舅爷的儿子那年二十多岁，也被日本兵拖去了，他碰见了一个良心好的太君，放他回家了。”
　　徐秀英一连失去了两个亲人。父亲走后，他们靠拾垃圾换几个钱活命。有一天上午，叫陈文中的一个小伙伴急匆匆地跑来：“不好了！不好了！来发被电死了！”
　　秀英吃了一惊，她连忙拉着母亲来到成贤街毗卢寺后面的一条小街上。十三岁的大弟弟来发仰天躺在院内的草地上。他睁一眼闭一眼，头上和左脚上有像火钳烙过的紫黑色的伤痕。捡垃圾的那只竹腰箩靠在身边。陈文中说：“我们四个小孩走到这里时，鬼子在门口用手招我们进来，进来后都赶到草地上，草地上有电线，来发踩着了，他叫了几声。鬼子哈哈笑！”
　　破门板上躺着一个十三岁的中国少年。他是被日军用电触死的。他明亮的大眼睛还睁着一只，他愤怒地看着这个世界。
　　

金秀英——
推开双扇旧木门，迎出来一位戴一副紫色珐琅架眼镜的老太太，花白的齐耳短发纹丝不乱，虽然七十三岁了，但耳不聋，眼不花。她识字，有点知识妇女的气质和风度。
　　她接过我递上去的介绍信看了看，在藤椅上微微地闭了一下眼睛，像在搜索脑海中久远的记忆。
　　想不到，她的丈夫马六当时是抬棺材埋死人的。“我也是苦出身！”她说。
　　她当时住在豆菜桥难民区，和哥哥嫂嫂一家共十一口人住一间厢房。那里靠近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她说，女子大学里面有个大地洞，好多中央军换了衣服躲在里面，被日本兵打死了不少。有一天，金秀英听人说，水井边一个中国兵被日本兵用刺刀挖掉了眼睛。她跟着几个人跑去一看，只见一个穿灰军衣的小个子士兵在地上哇哇直叫，两个眼睛血淋淋的，他的两手在地上爬着摸着，他在寻找属于自己的那两只眼睛！
　　金秀英哭了。她看见他的带血的两只眼球像两个血丸子似的落在井边的石板上。她心疼死了。前几天的上午，她看见日本兵的两辆卡车开进金陵女子大学，拉走了一百多个男人。不到半小时，阴阳营后面的空地上响起了嗒嗒嗒的机枪声。她的刚刚结婚的表哥也是被日本兵的机枪扫死的，表哥姓梁，是赶马车的，她的表嫂一直守寡，直到孤零零地一个人死去。
　　谈起那一段岁月，她毛骨悚然。那年她二十四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华。她却披着散发，脸上抹着黑灰，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样子，为的是保护自己的纯洁和尊严。她几次险落虎口！一天下午，金秀英正在院内洗衣服，被巡逻的两个日本兵看见了。房东姚老头说：“他们晚上要来。”
　　半夜里，兽兵果真来了，他们在外面嘭嘭地敲门：“花姑娘，花姑娘！”
　　“没有。”抬棺材的丈夫说。
　　几支长长的手电在床上和角落里乱照。金秀英直挺挺地躺在后房的芦席上装死人。她脸上盖了一张黄草纸，身上是一条白布床单。一支手电光射过来。“这个，里面有的！”随着这句生硬的中国话，一双毛茸茸的手揭开了金秀英脸上的黄草纸。
　　“哎呀！我妈啊！”她一手打掉手电，跳起来就朝外跑。熟门熟路的金秀英一口气跑到金陵女子大学躲起来。她拐了两条巷子才甩掉日本兵，她听见日本兵在后面大声叫：“花姑娘！花姑娘！”
　　

马秀英——
一张南京市区交通图和一辆凤凰牌自行车，引导我穿过了一条又一条的小巷。十号，十二号，十四号。是这里！
　　她坐在门口补衣服。这是一位瘦削而整洁的老人，蓝布衫外面罩一件黑毛衣，花白的发髻结实而光亮。满脸的皱纹似一湖被春风吹动的微波。
　　她七十九岁了，儿孙绕膝，身板硬朗。可有谁知道她心中难以平复的创伤！
　　冬月十四这一天，对于马秀英来说，是一个流血流泪的日子！
　　五十年前的这一天早晨，日本兵闯到阴阳营难民区来突击搜捕中央军。马秀英住的是平房，从窗户里可以看见，抓来的人都集中在对面的空地上。有一对夫妻也跪在地上，女的手里抱着一个小孩。突然，一个日本兵的刺刀朝女的怀里一挑，不满一岁的小孩在刺刀尖上疼得手抓脚蹬，尖声哭叫！日本兵哈哈大笑！
　　母亲昏倒了。马秀英蒙住双眼。她不敢看这人世间最悲惨的一幕！
　　到了下午，人更多了。她担心儿子和丈夫会不会出事？上午，丈夫金德泉和儿子金同和一起回下浮桥的老家去取点东西，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回来？她叫二哥去找一找，儿子找回来了，可丈夫被日本兵抓走了。
　　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