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委书记-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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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缴皇粮国税群众太踊跃

　　征统筹提留干部真费劲

　　“三夏”大忙，其实是群众的大忙季节，而机关干部忙的真正是夏粮征购。“皇粮国税”是祖先定制，几千年换汤不换药，是维系政权生存的必要条件，到了新中国也不例外。在大集体的年代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生产队是社会的最小单元，谷上垛，麦上场，收打种，上下忙，公社一道动员会，调子很高昂，意义非寻常，生产队里出劳力，扬鞭催马送公粮。实行家庭联产责任制以后，我们的子孙后代将永远对那种红红火火的场面久违了。

　　夏征开始以后，我们党委、政府做出部署，把四个管理区分成四个时间段，让群众分期分批进粮站交公粮。这个期间，我们又把机关干部分成几套人马，到粮管所去维持秩序。我和镇长在高潮期间，亲自到站上视察。粮所所长华秋明出来迎接我们这两个地方上的最高长官，领进临时搭建的交粮指挥部里，敬烟泡茶，生怕我们感到招待得不够周道。我虽然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但对交公粮的知识实在是少得可怜，更不要说统帅这么庞大的队伍为国家做贡献了，对于这些芸芸众生，在花花绿绿的标语口号中，把忙忙碌碌一季子的成果，晒干扬净，轰轰烈烈地交售爱国公粮，他们没有任何怨言，体现出来的对国家、民族的高度敬畏、负责和奉献精神，心里浮生出诸多感慨和敬意。我对秋明说，你就别瞎忙活了，我们还是到群众中去。

　　于是，我们就开始对交粮的组织情况，为群众服务的情况，仓储情况，安全设施情况，有模有样的进行检查，少不得指手画脚的下达一些莫名其妙的指示，其实这些都是人家粮所工作人员早已安排妥当的。秋明跟住我们，屁颠屁颠地跑，边汇报，边唯唯称是，然后吆五喝六地安排下属人员，要求他们不折不扣地落实书记、镇长的指示。

　　到了群众中间，刘春亭镇长带的一付大黑墨镜，在骄阳的照射下，熠熠闪光。老百姓一看就知道镇里的主要领导来到了他们中间，一个个面带敬而远之的神情，纷纷空出一条通道，让我们在人流中顺利穿行。由于灌河镇人均土地少得可怜，全镇人均仅有七分耕地，一到交公粮时，就形成了一大景观：不见车水马龙，只见人群熙熙攘攘，大多数群众推着自行车，驮着半口袋粮食排起长龙一般的队伍，很少有装满蛇皮口袋的。更奇怪的是，有一大部分群众提着一个个小学生用的小书包，里边装的也就是应当交给国家的爱国粮了。我们也扒住群众的口袋看一看粮食的质量，随口问一些不咸不淡的收成如何，交了公粮，家里还有多少库存的话，以示对民生的关怀。反正这年头，人们也不缺吃的，他们也乐意回答我们的问题，弄得我的心情十分良好。正在飘飘然的时候，听到一个过磅处一片吵闹之声，我就叫办公室王主任和华所长前去查看处理。

　　过了一会儿，王世贵主任和华秋明所长跑到指挥部，向我们汇报，原来是二岗沟村一个姓明的群众，在交粮时，验质员在他的蛇皮口袋里插了一个签子，一看这粮食合格，在他的交粮单子上打了一个蓝色戳子，这个群众也不知是慌乱，也不知是不懂，扛起粮食咚咚咚咚地就进了仓库，吭哧吭哧背到上边，呼呼噜噜地倒了下去，急急忙忙出来以后，才发现本村别的交粮人还要罗罗嗦嗦过磅，就急扯白脸地给过磅员说自己的粮食没有称就堆进去了，过磅员白拉着眼表示，这没有办法，谁叫你不称就入库？他就要进仓库里重新装满再出来过磅，过磅员蛮横地说，你想得倒毬美，一入库，就是国家的粮食，“皇粮国库”你也敢动？！这个汉子就难为得哭了起来，一旁群众看不上眼，纷纷替他说话，过磅员说什么也不让他去装粮食，于是，人多势众，就大吵大闹起来。春亭说，“日他妈，真是邪门儿，哪有这‘二毬’不过磅就倒大库的事儿？”我说，“秋明，你把这事处理好，肯定是因为验质员没有给群众交待清楚。”秋明说，“反正百十斤粮食小毬事儿，我已经安排好了，让那个群众先回去，随后另行处理，反正不让他吃亏，这个群众就千恩万谢地走了。”我们对这个处理结果表示满意。

　　接下来，就是结算。因为麦收以后，一年一度的征收农业税和“乡统筹、村提留”就要开始，不管群众交了多少粮食，要钱才是乡村两级干部的硬道理，这才是一场真正的恶仗。镇农经站早已把数字算好，任务分配了下去。灌河人由于交粮甚少，粮食结算款根本不够完成任务，群众必须自掏腰包，才能把钱给敛上来。这年头，没有几个群众是顺民了，工作量的确很大。老话说“小干大难，大干不难”，反正得使出九牛二虎之力，才可以把这一块钱抠出来。

　　可巧，就是在这一年的结算方法上出了问题。过去一直沿用的是“户交村结”的办法，只要粮食任务完成，一算一扣，其余再去征收就是了，操作简单易行。我们却为今年用不用这个方法犯了不少踌躇。从广东回来以后，县里就通知我和镇长、抓农业的副镇长、农经站长，连续三次开会，安排今年的夏粮征购及结算工作。其中一次是从中央一直开到乡镇的电话会，朱总理要求严禁“户交村结”，必须搞“户交户结”，强调指出，这是“高压电”，谁也碰不得！现在，各种媒体比各级会议还快，这种上级精神，早已通过无线电波，用广播、电视还有报纸、杂志传到了全中国广大人民群众之中了，正所谓“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为此，我们的党委扩大会就认真地开了一次，同志们说，“这个老朱，真不了解农村工作实际，哪能够全国上下，千篇一律？看来他老人家根本不懂农村工作，要是能让他老人家下到乡镇挂职几个月，当一当基层党委书记，他就不会下这个死命令了。”说归说，精神总得传达贯彻。我们分析了灌河的实际情况，我就下了话，算是决策。我说，总理的话讲得这么厉害，说明各地确实存在有大量的问题，不然不会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但是，小平同志也说过，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就灌河的情况而言，用“户交户结”的办法，一家一户，几斤几两的去结算，发了钱再收上来，只能是折腾我们的老百姓。咱们权当是中央的高压电线扯不到咱这山沟里，想碰也碰不上。继续实行“户交村结”的办法，出了问题我担起来，真到时候把我拿下来了，咱们刘镇长接任我这个破书记继续干革命！听上去，大有着一股“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其实我心里很清楚，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就这样安排下去以后，并没有发现出了什么问题，各村群众上访，从来没有人拿着报纸找我们算帐，反映这件事情的。

　　到了收缴统筹提留时，我想起“朝三暮四”的那个成语的来历，和班子里同志们商议后，定下一个调子：要一反以往的做法，要求各村一定要先把村提留收足，首先解决村组干部的工资问题，然后再考虑镇里统筹的这一块。虽然属于“豆腐一碗和一碗豆腐”换换说法，但这个决定竟然对村干部影响很大。大家说，过去几任书记，都要我们先把乡统筹部分收上来，村提留收上来收不上来由村里自己看着办，反正是“镇里情（落）囫囵村情（落）破”，年年都是最后村提留收不齐，大、小队干部发不下来工资，叫我们“只拉磨不吃麸子”，这次贺书记优先考虑我们这一块，我们没有说的，把镇统筹也一分不剩交上来！我说，不能光说大话，出水才看两腿泥，你们得立一个军令状，谁拉全镇的后腿，我就掂你支部书记“这挂弦子”！青石沟支部书记史敬先赌咒说，“要是收不上来，就不是熊做的！”镇里搞了三天一评比，五天一站队，把村干部逼得嗷嗷叫，到第十天头上，各村基本上完成了任务，只有小桐河、西关两个村仍然拽蛋，落后了一大截。联想我到任后，组织的“教育集资、民工建勤、夏粮征购”这三大战役，西关村没有一次顺利完成任务，我就在心里给这个软蛋支部书记方明伟挘�上了一个道子，恨恨地想，遇着机会，非把这小子拿下来不可！

　　在征收统筹提留的过程中，日积月累的各种社会矛盾都冒了出来。哪个村都出现了一些“难缠户”、“钉子户”，他们以种种借口抵制交款。有的是因为宅基地没有安置好，有的是因为计划生育处理太过份，有的是因为上年结算不清楚，有的是办乡镇企业占了地，有的是开了矿，周边的土地没有复耕……反正理由很多，每天都有几个老大难村的群众到镇上访告状，哭哭啼啼，吵吵嚷嚷，骂骂咧咧。一般的反映干部作风粗暴的，处事不公的，贪污多占集体便宜的，还多少有一定的道理，也有一些纯粹是无理取闹。石盘沟村的苏国华反映的问题极为可笑，他说，还是在生产队那年月，有一次队里少给他分了一箩头红薯，这件事他上访了十来年，也没有一个干部给予解决，早晚不解决，要钱没门儿！老子不要说没有钱，有钱也不交给这些坑害百姓的干部！信访办牛主任给我说，这小子，年年都是以此为理由抵制交款。这家伙是个“养人专业户”，与他的又瘦又小的女人当超生游击队，串了大半个中国，生了五个孩子回到村里，孩子是不生了，就是穷得叮当响，别说交钱，一到冬季，还得吃政府救济。吃归吃，从来不承情，不骂共产党，光骂村干部，是一个典型的“滾刀肉”。

　　兰家河村一个三十郎当岁的妇女，反映的问题更为奇特，她写了一个顺口溜，既状告村主任马恩义，又告了县人大副主任丁文强，因为文强是马恩义的外甥，因此就上挂下联了。告状信的题目是：“还管不管老百姓的死活”，内容是“山高皇帝远，强占耕地没人管；马恩义，占耕地，他的势力在县里；大队不管小队怕，他的势力在县人大；县人大有个丁文强，一家早已是商品粮；不管百姓管他舅，顿顿都吃红烧肉……”她第一次到机关，就往我屋里钻，上头扑面，嘻皮笑脸，描眉抹口红，镶着金皮的两个门牙，一闪一闪的，两只眼睛睃来睃去，让她坐下好好说话，她却把水蛇腰拧成麻花，一点也不安生，一看就知道不是好货，叫人恶心。于是，就叫来通讯员小马，叫他带这个破鞋女人找其他领导。尽管副镇长郑东方没有分管信访工作，因为小马一向和东方要好，有事没事好钻到东方屋里嘻闹，所以一顺腿就把这个女人给领去了。后来，东方给我说，“日他个妈呀，这个女人不得了，粘上我了，几乎天天来找我。开始还规矩一些，这几次一进我屋里，就暢开怀，不管不顾地露出白生生、长着黑呼呼疙瘩的两个大密密，拉着我的毛巾在里边擦汗……”我说，“东方老弟，你看得很清嘛，养眼不？”东方苦笑着说，“毬，咋不惹眼，看得我头皮发炸，所以我就害怕了。”我说，“怕啥，你只要不存心搞她，她也吃不了你。还是反映文强跟她舅的？”“不光是文强跟他舅，后来连支部书记也告上了，说支部书记给她写爱情信，信上说，‘不见你想你，见了你就想肏你……’”我一听这么肉麻，就给东方说，“这可不得了，她是想让你肏她哩。”东方呸了一口说，“脱光了摆到那里，也用脚夹个瓦碴盖着。不说这些恶心人的话，书记老兄，她这样缠我，你说咋办才好？”我说，“看来你不敢再管下去了，你把她交给法庭，用法律手段解决。”于是，她又来了以后，东方叫来法庭庭长李和尚，叫她把人领走，这女人一步一回头地说，“郑镇长啊，法庭解决不了我还找你！”谁知到了法庭，和尚把她交给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干警耿兆平调查审理，老耿到兰家河村了解了几次情况后，又闹出了大笑话：过堂后，李庭长判她输理，她当庭大吵大闹，闹得和尚一时火起，说她咆哮公堂，把她铐在了法庭院里的一棵槐树上，这女人抱着树，边哭边骂，“耿兆平啊耿兆平，你肏了俺还判老娘我没理！你的良心叫狗吃了……”可是自此以后，她再也没有上镇里闹过。

　　上访就像吸毒，容易上瘾，只要一开始向上边“讨要说法”，就煞不住脚步。果子峪村的老吴太和石盘沟的孙国禄，是两个上访老户，也在其间兴风作浪。吴太说，我反映的是老问题，就是曲广远书记当政期间，逼我们种烟，收我们违约金的问题。你们当领导的睁眼看看，这是我搜集的中央政策，交上来的钱不退给我们，一辈子也甭想叫老子交一分钱。这是个实质性的问题，很叫人挠头皮，那时候收上来的钱，早已发了干部、教师工资，吃过饭拉过屎，上哪里去退？再说要退，就要给全镇百姓都退，百十万元，除了开个印票子机器，上哪里也弄不来了，好在老百姓知道窑里倒不出柴来，并没有跟着他们起哄闹事，就一个老吴太已经叫人大伤脑筋了。我们找来他在一个县里当计委副主任、一个在孟坪乡当副乡长的叔叔做他的工作，算是基本平息下来，只是不交粮款，拿他没有一点办法，后来他撇下自己老婆，把村里一个黄花闺女拐跑了，几年没有敢进家，自此不再闹事。另一个孙国禄，已经六十开外，外号叫“狼”，几十年来，从大集体到分田到户，村里只要是当干部的，没有他不啃的，发展到后来，又咬到了镇里的一把手头上。这老东西，几个儿子都烦他，一个人过日子，经常有这顿没那顿的。此时，他并没有反映更多的问题，跟吴太的一样，反映的也是种烟违约金，只不过他说，曲广远书记急着当县长，当初给他了一个承诺，说只要他不闹事儿，镇里包他2000元。曲书记拍拍屁股走了，说话不算数，他就是要找现任领导兑现，如果不给钱，他就要上县里，掂着“锅拍”扛他去，这事情处理起来依然棘手。于是，也把他引向法庭，李和尚叫他拿出证据来，他拿不出来，说是曲广远书记私下给他许的愿，还不让他出去乱说，“干喃一嘴面”就是了。由于有了盼头，他就答应不给曲书记难堪，考核期间不再到政府来闹。谁知等了几天，当他来镇上找曲书记要钱时，曲书记已经变成了曲县长，再也找不到他了。他就此非常愤恨，说当官的都是骗人的家伙，没有一个可以相信的。从此，在村里一边抵制上边安排的所有工作，抵赖“五粮三款”，一边经常到镇里要钱。说来也怪，在法庭叫他拿出曲书记给他的证据的当晚，也不知谁在夜里把他痛打了一顿，很长一个时期，卧床不起。儿子们边管他边骂他，要他收心。派出所去调查情况，找不出打他的那些人，最后不了了之。他自己是否洗心改面，无从考证，只是从此脱离了上访队伍，再也没有见到他的身影。从这两个人身上，我多少体会出一点广远兄让我对他那段“历史负责”的意味来。后来，其他事态的新发展，使我更加明白这个要求的意味幽远而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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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委书记　（19）

　　第十九章

　　化上访告状平敛钱茬子

　　抓防汛抗旱现不吉征兆

　　征收统筹提留的扫尾工作，由于上访闹事连连发生，所以任务虽小而最艰巨。尽管是老鼠尾巴——没有多少血可放了，我们却丝毫不敢懈怠，仍然采取“镇干部包村、村干部包组、组干部包户”的办法，文武夹攻，就好像《乌龙山剿匪记》那样，不断进行战斗。看似都是一些零打碎敲的小战役，却都带有攻坚性质。所以，各条山沟在后半个多月里，依然枪炮不断，到处弥散着政治经济的火药味。尽管没有多少捷报可言，每天都有多多少少的斩获。一到下午，镇包村干部们就会三人一组、五人一群，带着酒意，带着疲惫，带回千二八百块钱上缴，农经站每天给我们的报表，也就必然呈现出增长的趋势。就好像大网已经撒过，大鱼已经逮了出来，我们这些辛勤而贪婪的“渔夫们”，一点也不放过那些泥鳅、蚂虾和鱼娃儿，一遍一遍地下水，在泥沟里摸，在石缝里掏，力求一点不剩搞上来。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农村工作吃不得夹生饭，任何一项工作一旦留下茬子，就会后患无穷。上访老户苏国华的一笔糊涂“红薯帐”，就能够生动地说明这一点。

　　“有一旱必有一涝”，这一年汛期来得早，来得猛。也不知是因为我们征收统筹提留的扫尾搞得狠，还是乡镇企业相继垮塌带来的负面效应，群众倒没有怎么抱怨，却得罪了老天爷，大暴雨就劈头盖脸、接二连三地下了起来。接下来的三个多月里，间间歇歇，不住溜儿地下大雨。我们严肃认真地分析到，这个###老天爷不知怎么搞的，一年之内，“下雨指标”分配得如此不合理：反正一年就那么多的降雨量，你不该糊里糊涂地旱了一冬一春，却在这几个月里，毫无责任心地一下子倒下来。

　　对于这种突如其来的天气形势，我们并不是毫无防备，而是严阵以待的。在山区，洪涝灾害是最容易发生的。征收统筹提留尾欠款，那是中层以下干部们的事情，安排下去就是了。这期间，我们已经把注意力放在了抗洪抢险上头。

　　在灌河镇这个小小的“夜郎国”里，有山必有沟，沟多形成河，一条条河流，上下的落差很大。大自然给人们开玩笑，是让你哭笑不得的。平时温柔多情的小河，细流潺潺，清澈见底，小鱼苗苗游来游去，悠然自得，两岸杨柳依依，苍翠欲滴，一派诗情画意，徜徉其中，令人心旷神怡，流连忘返。遇上一场倾盆大雨，就立刻摇身一变，成为奔腾咆哮的巨龙，洪水又急、又湍、又猛、又浑。主线灌河和其他几个河流的河堤，只要没有经过加固治理，就会自觉地遵从洪水的意愿，想怎么改道就怎么改道，一点商量的余地也不给。除了河流以外，还有几个必须关注的防汛焦点。一是山沟沟里的300多个贫困户，住房都不怎么坚固，日子本来就过得懒散。这些农户们恨不能生出几个姑娘，长大后只要有一个能够出去，到大城市里当当坐台小姐，就能够大把大把地往家里搂钱，别说盖房子，就是买台拖拉机、彩电什么的，也实在算不得了不起的事情！梦想当然像天上的星星一样遥不可及，现实是他们连媳妇也娶不起，夜里连个娱乐的对象都没有，这日子就过得一定更加懒散，哪里有余钱起房盖屋？自古道“救急不救穷”，政府不能够也不可能把他们包揽起来，只能年年救济，年年扶贫，年年输血，就把少数人养成了懒汉，他们种在地里的庄稼没有荒草多，每天干等着天上掉馅饼。所以一到了雨季，他们的房屋就像要开展一场垮塌的友谊比赛，看哪一处倒得早、倒得快。好在这些群众都在洪水的烈火中得到了锻炼，适者生存，积累了丰富老道的应急经验，倒没有听说过人员伤亡事故发生。二是在全镇范围内，有大大小小一共18座水库，还有一些没有计数的堰坝，这些用泥土堆起来的水利设施，都是在大集体时，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开展人民战争，拼死拼活，历经数十年进行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搞出来的，有的还是速成品。它们当然没有三峡大坝那样坚不可摧，一劳永逸，但它们无疑都是革命事业发展的象征、历任领导智慧的结晶和人民群众流血流汗的成果，来之不易，捍卫更为不易。这就给我们这些接过红旗肩上扛的后任们制造了繁重的工作任务。

　　时下有一句常用的话叫做“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可以用到各个方面。所以，当汛期到来之前，县里就开了一道党委书记必须参加的“抗旱防汛工作会”，把“防汛”和“抗旱”放在一起，是一个发明，听起来好像有点滑稽，其实必须使用这么个提法才算牢靠。因为，古往今来，除了《三国演义》小说里的诸葛亮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能搯会算，能够呼风唤雨，气死造物主以外，现今社会上最精明的领导人，再也没有诸葛之“亮”、关云之“长”了，谁也揣摸不透老天爷葫芦里究竟卖的是啥药。对于“天有不测风云”，各级领导有的是对策：你旱了，我就抗。有水源的地方，用上所有的抽水设备，再加上车拉人担；没有水源的地方，临渴掘井，只要保着了庄稼苗，就有苗不愁长。总之，只要办法用尽，“不信天公不低头！”——你不低头我低头。你涝了，我就防，效法古人尧舜禹汤，要么“围堵”，加固堤防；要么“疏导”，排除渍水，“活活气死老天爷！”——上下几千年，只见老天爷发怒，跟人过不去，从来没有气死过。

　　会后，我们进行了研究，明确了责任，分工负责：诸如乡镇企业的防汛，就由纪委书记和一名副镇长牵头，企业办负责清查隐患，及时防范；镇直部门，由组织书记负责，党政办配合，各部门自查自纠；社会上的困难户，由一名副书记和一名副镇长牵头，民政所和村两委班子配合，统计出来，早修早补，力争让这些家庭顺利渡过汛期；各级各类学校，当然是抓教育的副镇长牵头，以教办室为主，把各个学校里的危房、险房普查出来，通知各村负责修理；河塘堰坝，就是我和镇长负总责了，全镇人民配合，水利站所有人员严阵以待。

　　因为历来山区乡镇就是县里防汛工作的重点部位，所以抓农业的孙县长来了，带上水利局长丁雷，以及随从人员一大群，马不停蹄地转了老青山水库、青石沟水库、卧牛坡水库。带“水”字的单位下来视察，不吃鱼怎么行？于是，在招待所吃饭，以鱼为主，兼顾其他。灌河的鱼类产品特别丰富，所以大家就吃得特别畅快。“瓜儿离不开刀，鱼儿离不开酒”，虽然只有十来个人，也能喝他个“万马战犹酣”。一喝得高一点，大家的聪明才智就怎么也掩盖不住，无不得以尽情地发挥，同时起到挥发酒精的作用。孙县长我们本来就是老朋友，人比较随和，我们常常开玩笑。我呷了一口输过的酒，对着丁局长莫测高深地说，“老弟呀，以后我们就有福了哇。”丁局长不解：“有啥福？”“我们才这么大年纪，晚辈都当上县长了，还算没福？”孙县长拍我一巴掌，“你小子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我就继续编排他：“有两个瞎子不知从哪里弄了一个煮熟了的驴毬，二人一替一口地吃，即你吃一口递给我，我吃一口递给你，谁知传来传去不知什么人接走了，一个瞎子等不着，就向另一个瞎子要，这个瞎子说给你了呀，两人说着说着就打了起来，要找人评评理。于是，他们闹到了县里，正好碰上孙县长值班接待信访。孙县长一听是个###大的事也闹到了县里，非常生气，不由分说，把自己的###弄硬，照两个瞎子的头上每人打了一下，边打边说，‘他妈的，这么大的小事也来告状，真他妈的吃饱了撑的！’两个瞎子才知道告的状并不对路。两个人边跑边说，‘我哩妈呀，县长的指头那么粗，就是没有长指甲！’另一个瞎子说，‘你知道个毬！县长打咱的家伙就是咱两个吃的那个驴毬！早知道是县长拿走了，咱还告他妈的屄状哩！’”就这样，你说一个，我说一个，口头文学往往比书面文学更精彩，一时间，黄段子从大家的嘴里喷到整个酒席上，满屋子到处都是骚腾腾的。

　　吃酒中间，招待所管房间的叫春英的小媳妇，红着个白生生的俊脸蛋儿，探头探脑地到我们这个雅间喊到：“刘镇长，有人找你！”春亭就急忙出去了，许久才回来。送走客人后，我回镇机关休息，忽然发现经常和我一起走的刘春亭镇长进了招待所的一个房间，也就自己回去了。后来，凡是在招待所吃饭时，春英只要叫一回春亭，散场后他就推说喝高了，要留在招待所休息。

　　任何事物都有两重性，下大暴雨也不例外。一次，我从县里回来，走到分水岭上，依照惯例当然是要撒尿。在车上只知道天阴得像水碗一样，一下车，霎时间雷公电母抖起了威风，瓢泼大雨从天而降。放眼望去，整个灌河镇的全境都淹没在茫茫雨海之中。往南边看看，虽然黑风斗暗，浓云密布，但几十米以外并没有落雨，倒见得大风卷起的尘土飞扬。听附近群众说，这种现象是正常的，经常出现的。由此可见，分水岭果然名不虚传，自有其神奇之处。由于雨水过多，山石早已被冲刷干净，地面也早已被浸泡得肿胀而不再吸水了，所以，不大功夫，满山上下，就见巨石上飞瀑横流，哗哗作响，气势雄浑，好一派壮丽景象！真是平时难以看到的奇观。我正要诗兴大发，司机小勇说，“贺书记，不敢停了，再等一会儿，恐怕就过不去河了！”我真舍不得上车，心想，要不是有急事，一定要在这里长时间地大饱眼福，吟出一首什么诗或者词来，不然实在辜负了这难得一见的大好景色。下到山南，果然灌河水已经暴涨，过不去了。我们就来到长胜寺村支部书记程国明家里坐了一会儿，好在这雨下得并不太久，还没有等他摆好酒场，河水变小，就能够过河了。因为有重要工作任务，所以，这一次叫支书程国明一直遗憾了好多年。

　　大雨造成的洪水，更多的是在作恶。集镇北边就是灌河，河的南岸经过前几任书记努力，已经砌上了700多米长的防浪墙，一度保护了南岸的镇区所在地。这道防浪墙，底下一丈多深，上边高出河岸二尺多，河面也有200多米宽，这年的洪水竟然有两次差一点冲出堤岸。朝下一点的部位，有一次出现了险情，报过来以后，我穿着背心、大裤头，打着雨伞赶到现场抢险。只见洪水卷着上游的大树，还有麦垛什么的，波浪翻卷，其势汹汹，不屈不挠地往岸上冲，眼看就要漫过这一段较低的河堤。干部群众自发地拥来，用蛇皮袋装上泥沙，一个一个地往河堤上垛，很快制服了险情，保着了旁边的几户民房和一个小滑石粉厂。在这期间，镇电视台的小赵也拿上新买的摄像机跟踪录影。我这个瘦身子历来不耐寒冷，在大伏天里竟然冻得嘴唇发青，浑身哆哆嗦嗦，他还拿着机器只管朝我身上晃来晃去，把我晃得心里起火，就把他嗔怪了几句，让他更多地对准干活的干部群众，他也听话，就去录别的图象了。我心里说，小伙子真是不懂事，就我这泥猴猴一般的狼狈模样，又不干活，只在一旁冷眼观看副镇长华秋实和水利站站长现场指挥，真是把这些镜头放给了全镇人民，岂不有损我的“光辉”形象？

　　到了秋天，雨汛已经是强弩之末了，但还是说下就下。一个夜晚的后半夜，又下起了小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