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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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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起，大部分知青都是被下放到农村去的。
掌管下乡运动（直至终了）的办事机构是在这个时期建立的＇有关知青工作领导机构的历史演变，见顾洪章等，《始末》，页245…250。＇。最初，负责遣送知青的机构是主管安置大跃进后精简农村出身的职工的。主要负责机构是农垦部。关于这个问题的第一份综合文件1962年6月1日公布，名为“关于精简职工安置办法的若干规定”，并责成该部成立安置办公室协调全国工作。11月周恩来要求国务院农办建立中央安置工作领导小组，由农垦部承办。随后，安置知青的工作就附加到这些机构的常务工作中去，直到遣送知青成为一项单独的工作任务之时。1964年1月9日通过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明确规定成立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由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任组长，设置在他本人领导的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内。此后，各级行政机构都必须成立相应的小组和办公室，可以与经已成立的安置职工办公室共用，不过，在这种情形下，任务必须明确分清。大量知青需要安置，因此，县，作为最低的一层，必须成立“安置工作组”＇ 这个决定是作为中共中央1964年1月16日第40号（1964）文件发出的。全文登载于国务院知青办主编的《知青工作文件选编》，页23…30。＇。这种制度很有组织地一直运作到文化革命，其间定期召开全国会议检查工作＇ 顾洪章等，《始末》，书中多处谈到。＇。文化革命后，“革命家”替代了“管家”，当年严密的官僚行政制度不复存在。
如何尽可能最合理地贯彻当时看来很有必要的政策，这种忧虑也反映在半工（农）半读学校的制度化问题上。这类学校是大跃进的产品。1957年毛发现在青年知识分子中有大量的“右派分子”，这令他大受刺激，因而在1958年反复强调教育制度必须为农民工人服务，更好地与实际劳动相结合。这条最高指示引来的是1958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文件“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它将在往后十几年里指导这个领域的工作。教育政治化与普及化是其主导思想。为了能够满足教育的需要，必须提倡建立各类学校，鼓励各方投入资金，特别是创办由集体及企业资助的半工半读学校。刘少奇从1957年就很关注这些问题，大力推动落实这项政策。他认为这类学校可以与传统的全日制学校同时并行发展。毛及其他领导人当时对刘的“两种教育制度”表示赞成。于是，许多不同的这种类型的学校在大跃进及随后的困难时期中发展了起来。到了1964年，又提出大量遣送知识青年长期上山下乡，与此相联系，刘的设想是有系统有步骤的方案。既然“大多数”城市青年得去乡下劳动，那么，培训他们未来从事农业生产显然是合乎逻辑的。这就是设置在农场或农村的半工（农）半读学校的职能，年轻人在那里学习农业技术基本知识，同时熟悉生产活动，以备毕业之时可以完全投入。这类学校在1964…1966年间达到相当兴旺的局面。然而，到文化革命前，那些年轻人似乎特别觉得上这类学校比上山下乡强，大部分还在尽一切努力使自己能在毕业后返回城市＇ 定宜庄，前引，页337…348。＇。
这类学校的建立使为数众多的农村或城市年青人有机会同时学习知识及技术。这正正适应了培训下乡知识青年的实际需要。此外，刘少奇还认为那是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相结合的一种方式，所以可以消除“三大差别”。但是，群众的反映是毁多于赞，最后在文化革命的猛烈冲击下，这些学校只好关门大吉。问题是“两种教育制度”令社会上的不平等更加凸显。当年，传统的教育制度实际上是得到了加强，尤其是开设了拥有优良师资丰富资源的“重点学校”。这类学校几乎毫不例外地是给高干以及没有政治问题的知识分子或文艺界精英的子女预备的。那儿的学生考入大学的合格率高达70…80％，而职工子女上的普通中学只有20％左右的成功率。此外，普通学校的成绩一般的学生，就像出身不好的学生（不管水平如何），他们唯一的机会就是进入培养具有一定技术知识的工人或农民的半工（农）半读学校。这样，某一些人的命运早就定为下乡，而另外一些则完全没有这种顾虑。当年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人童大林曾经这样谈论北京的一所“重点学校”：
“我们的毕业生不会成为董加耕＇他可是知青模范 ＇。我们学校应该培养的是县委书记、宣传部长、妇联主任、中央委员、总理、领导人 国家级人物和军官。”＇ 《北京文化革命通讯》1967年12月，刊于SCMP； 200； supp。； 1967年8月31日。＇
矛盾及保留态度
1963…1966年间下乡运动表面上的合理性隐藏着深刻的矛盾。这个政策既是一种具有强迫性质的计划，又建立在自愿基础上。它要唤起高尚的情操，但却制造更深的社会不公。下乡人数定额分配到负责干部手中，他们然后再去动员年青人。然而，怎么可以说服某一些人必须作出不是人人都得作出的牺牲呢？事实上，这个几乎是行政指令的规划因此就得借用运动的形式，而这场运动的开展则要依赖意识形态方面的利诱以及不可为人觉的经济政治上的压力。管家们不能不理会意识形态，不然，在当年的政治形势下，对他们以及对他们的目标实现都会有危险，因为思想意识最高制定者只能是毛，而毛有其它的目标。对他来说，思想意识并不只是遮掩经济需要的一件外衣，而是有着特定的现实意义。其实，毛自从因大跃进失败靠边儿站之后，心中就念念不忘要进行政治报复。自1962年，他即发起攻势，声称不可忘记阶级斗争，因为，如果忘记了，在中国资本主义就会压倒社会主义。因此，文化革命前的那几年全国处于越来越政治、也越来越紧张的气氛中。这可以从围绕着下乡运动的各种宣传中强烈地感受到。从1964年起，所强调的越来越侧重于下乡的必要性是为了自身革命化以及与农民群众相结合，而不再是参与国家的经济发展。1964年2月16日《人民日报》社论已经把提高政治觉悟放到了下乡运动目的的首位，远在实现农村现代化之前。到1965年；对意识形态目的的反复强调就越来越占上风。在这种气氛下，给知青和他们的父母施加了极大的压力：拒绝下乡，就是拒绝革命；拒绝革命，可能就是反革命。强制下乡开始了，比如在广州，就有600名出身不好的半工半读学校的在学学生被迫在学年当中（1965年2月）下乡＇ S。 Rosen； 前引，页17，21，23。＇。实际上，当时有的地方出身不好的学生都处于同样的不可抗拒的压力下，而文革后就普及到所有的学生了＇ J。 Gardner，前引，页271。＇。这儿有一例，我们的一位受访者是上海人，出身不好，1965年时和他的哥哥就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困境：政府只准许他们之中一个留沪工作，另一个必须到新疆去。在他们两个作出决定之前，谁都得不到工作，连粮食供应都停止了。最后是16岁的弟弟作出了牺牲＇ 与F。M。D。的访谈纪录，1985年7月21日。＇。
毛的出击引致政治强硬，结果造成上述那些极端现象，尽管如此，文化革命前的下乡运动总体来说还是建筑在自愿基础上。就算那些年青的毕业生并不都欢欣鼓舞地去下乡，但多数情况下，他们可以选择下去或者在城里等待工作机会，甚至接受服务行业里的不太看好的一份工作。也有自愿去的，那经常是心存希望过一段时间可以返城找到合适的工作或参加以前没能通过的考试，也有的希望尽快在当地获提升作干部。广东省党委第一书记陶铸当年曾答应下乡知青几年后可以回城，后来在文化革命期间被轰。广州市真的给知青发了“城市户口保留证”，一直到1963年＇ S。 Rosen； 前引，页13。＇。尽管有这些允诺，尽管宣传部门天花乱坠把最不宜人的地方形容成锦绣花园＇ 这类花言巧语的众多例子在红卫兵小报上都有列举；见J。 Gardner； ？Educated Youth and Urban…Rural Inequalities； 1958…1966？； 刊于J。 Lewis（主编），前引，页270…271。＇，相当多的中学、有时仅仅是小学毕业生，宁愿待在城里没有工作，也不到乡下去。
当时在政府里占优势的刘少奇和邓小平主张下乡运动应该是有组织的、有计划的、半自愿性的，还需限定人数；一场不平等的下乡运动，矛头对准城市里的社会“渣滓”，不过对他们的牺牲，就得作出补偿。
刘当初希图借此使下乡运动比较容易让人接受，结果在文化革命中被批得体无完肤，斥责他在宣扬“下乡镀金论”。其实要想让青年大致上是自愿下农村，那就必须消除他们及他们的父母的重重疑虑。毛自己在当年也承认有这些疑虑存在。1964年10月，他向一个外国代表团说：“这些青年是吃蜜糖长大的，赶都赶不走。我们赶他们下农村，他们不肯去”＇ 顾洪章等，《大事记》，页49。＇。
可能正是这些疑虑使得1960年代初期的下乡人数显得比较有节制。政府当局也没敢抱太远大的雄心壮志，只是一年作一年的具体计划。这种务实的态度也表现在制定长远的下乡运动规划上。在1965年8月25日至9月4日专为这个问题组织的另一次座谈会上，谭震林将周恩来在两年前定下的18年内下乡3500万青年，降至15年内下乡1100到1200万。另外，在该会议的头几天，谭宣布在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期间城市里缺少600万个职位＇ 见本书，页65。＇，可到了会议结束时，他却说在那个期间只需安置366万人＇ 顾洪章等，《始末》，页76。＇。必须指出，这些人并不只是知青，还有一定数量的社会闲散人员。主要是社会青年、失去工作的人、成功滞留在城里的农村人，等。可惜我们无法掌握该期间每年下放知青的数目。但是，我们得知在1962年和1966年之间，总共有196。9万人下乡上山，其中知识青年达到129。28万，占总人数的65。6％＇ 顾洪章等，《始末》，页79。必须指出，这个数字比1975年公布的1955…1966年期间120万下乡人数要高很多；见《人民日报》1975年12月23日第一版。＇。这个比例数逐年改变。我们到手的下放知青人数只有1964那一年。总共有68。1万人下乡上山，其中32万为知青，只占47％＇ 当年很少公布具体统计数字。《工人日报》曾经提供一个总数：共有292 000名青年在1962年春到1964年春期间下乡，其中包括社会青年（没有列举具体数字）；见《工人日报》，1964年3月22日，第一版。＇。闲散人员与知青一样可以获得安置经费。国家在每个人身上平均花费500元。不同的年份就有所差别，尤其是下放地点不同，差别可以很大：到农村去的178到303元，到农场去的690到1119元。
1966年，由于爆发了文化革命，下乡人数限制在38。8万。最后几批有组织的安置是在7月及8月。大家都知道，之后，尤其是“破四旧”＇ 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破”四旧，这就招致了1966年8月以后的大量打砸文化遗迹以及伤害有关人士的暴力行动。＇运动以后，许多城里人被驱赶出城。不止是知青，还有属于“黑五类”的一家一家人、出身不好的青年、小流氓，据说他们对顺利开展文化革命以及在万一跟苏联开战的情况下有潜在危险＇ S。 Rosen，前引，页19。＇。
文化革命：下乡中断与自发回城潮
对真正的知青来说，下乡运动在文化革命期间不仅几乎完全停顿，而且相反还掀起了一场规模壮阔的返城运动。一大部分知识青年趁着动荡的局面离开了农村。有些回城后待在自己家里，有些的确是参加了文化革命，还成立了知青红卫兵组织，之后又并入更大更有影响的组织＇ 关于这个问题，见S。 Rosen，前引；T。 Bernstein，前引，页263…289；定宜庄，前引，页391…396。＇。他们的大字报和小报都强烈要求准许返城以及取消现存的下乡运动，并将它定性为“黑安置”。在北京，知青组织闯进中央安置领导小组办公室，又抄又砸＇ 顾洪章等，《大事记》，页68。＇，抄走的文件有一部分公布在他们的小报上。这场诉求运动波及到一部分农村出身的知识青年。在当时的空想革命气氛下，他们之中有些要求调到城里，为的是“立即取消城乡差别”＇ 刘小萌，前引，页77。＇。更有一些组织为了证明他们敌视运动是有道理的，甚至建议研究另一种形式的下乡运动（那真的是毛式的）。不幸，他们得到的是来自《人民日报》的反驳，从1967年7月起，不断有文章指出，下乡运动不是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产物＇ 《人民日报》1967年7月9日社论。＇。周恩来在1968年1月明确表示：
“有些知青回到北京及其他大城市，就扬言上山下乡是刘邓的政策。简直就是一派胡言。这是毛主席的思想，目的是要把我们的工作方向对准农村及广大群众。”＇ 小兵，22，1968年2月17日，在T。 Bernstein，前引著作中引述，页279。＇
从1967年1月起，当局就尝试让知青回到农村去＇ Union Research Institute； CCP Documents of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页165…166。＇。通过报刊号召回乡＇ 《人民日报》1967年7月9日社论，本书序言曾引述，页15。＇，又下达了一系列通报，都起不了什么作用，直至1967年10月8日发出“紧急通知”＇ Union Research Institute； CCP Documents ，页560…563。＇，命令所有知青迅速返回农村去，并禁止城里的红卫兵组织吸收他们参加。周恩来在接见各红卫兵组织代表的时候特别强调这一点。后来，压力变得那么大＇ 比如，在上海对社会上一小撮出身反动的顽固不化分子实行“群众专政”，以迫使其他人下乡；见《文汇报》1968年5月26日，刊于SCMP； 4207； 页16…17及《文汇报》1968年6月7日，刊于SCMP； 4216； 页3…4。＇，以至于最后一批造反知青在1968年上半年都不得不走了，回到农村通常被当作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对象＇ S。 Rosen，前引，页64。＇。当年，所有不是由革命理想推动而提出的个人或群体的诉求都被戴上“经济主义”的帽子。正是为了反击这种指控，某些造反知青才要求真正毛式下乡运动。这场新型运动到1968年真的成为现实了，然而，比之过去的下乡运动，它将更不得人心。他们唯一值得安慰的，仅此一点＇ 访问X。X。的纪录，1978年7月5日。＇，是许多其他的城市青年也来与他们共命运。
红卫兵成了知青
浩浩荡荡的上山下乡大军出发了（1968…1969）
1968年刘少奇和邓小平被清除了。周恩来政治上勉强站稳了，不过明显地排在毛泽东的后面，而毛得到林彪领导的军队的支持。因此，伟大舵手成了活菩萨，靠着发表最高指示控制国家。
红卫兵成了知青
虽然政治斗争与官僚政府机构瘫痪令遣送知青下乡无法继续进行下去，但宣传部门从来没有停止过给那场运动唱颂歌，特别是在1967年初当政府试图遣返逗留在城市的知青以后。这样有组织的再度掀起下乡运动正巧与红卫兵运动的分裂消亡发生在同时。对最富有理想主义的人来说，前者应该被看作是后者必要的延续，是对毛式理想表忠心的另一种形式。1967年夏天起，也就是文化革命开始一年以后，一些年青人觉得红卫兵被困在死胡同里，很失望，同时又看到不同派别的组织各自声称代表毛泽东思想，然后大打派仗，甚至武斗，流血，很无聊，他们都心灰意懒，于是开始寻找另外一条路子来搞革命。一个北京红卫兵，造反派小头头，倡议创办红卫兵大学，得到300名青年的支持。后来考虑了这项计划的具体细节，想到自己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可能完成无产阶级教育革命。他们必须首先实现思想革命化，与群众相结合。1960年代曾大肆宣传并树立了下乡运动英雄，这些年青人深受影响，他们因此决定走那些知青模范的路。他们之中只有10位是一直走到底的，其中包括发起者曲折，他的名字就意味着前面的道路曲折难行。他们向新成立的北京革命委员会提出申请，要求去内蒙的一个贫困地区，并到一个牧民生产队去插队。当局不但很快就接纳了他们的要求，而且准备把他们树立为新典型，其他城市青年得向他们学习。他们获得了中央领导的高度赞扬。革命委员会在10月9日，他们动身出发的前夕，组织了欢送会。第二天，一些传媒报道了有关他们的消息，而11日这条消息就上了《人民日报》及其它报纸的头版＇ 见刘小萌，前引，页110…113；曲折的见证：《草原启示录》，页1…6。＇。一个月后，第二批为数1200名的北京理想主义青年步他们后尘出发去内蒙和东北＇ 刘小萌，前引，页114。我们的一位访谈者就是那一批青年之一，见本书，页239。＇。
1968年2月8日，又有一队55名首都青年上路，奔赴边疆地区，不过是在祖国的另一端，云南南部的西双版纳。他们1966年当红卫兵大串联＇ 为了推广文化大革命，毛在1966年6月提出让红卫兵到全国去串联，由国家负责所有经费，包括旅费。年轻人们紧紧抓住了这一出乎意料的机会进行免费革命旅游，后来政府几经困难才得以终止这场代价不菲的运动。＇的时候去过那边，之后就爱上了这块绝妙的热带土地。如今，他们决心与群众相结合，发展这个“落后”地区的橡胶业，于是就在1967年11月27日递交了一份申请给周恩来，告诉他： “只等中央首长一声令下，我们就奔赴战场！”。周当天就作出批示表示支持。一到达目的地，他们就写报告刊登在《红卫兵报》上，呼吁其他的同学仿效他们走同一条路＇ 刘小萌，前引，页116…119；顾洪章等，《始末》，页101…102。＇。另一位北京女学生决定回到大串联去过的一个地方插队。那是山西山区里很偏远的一个穷村子，当年她步行前往延安的路途中曾在那儿落过脚。后来，她离队只身回到那个村子去，请求让她留下像一个穷苦农民那样生活。她的北京同学把她叫了回去，可是她很快就厌恶了红卫兵的所作所为，这次她正式打报告要求回到那个村子去。她还将原来的名字“蔡玉琴”改作“蔡立坚”，以示自己的坚强决心。由于父亲是个模范工人，她从小就接受严格的中国革命理想主义教育。她终于在1968年3月回到了那个村子安家落户。1968年7月4日《人民日报》转载了当地报纸一篇报道她的事迹的通讯，她因此就成了全国知青先进典型＇ 刘小萌，前引，页119…121；顾洪章等，《始末》，页98…99，以及肖复兴，《绝唱：老三届》，页3…18。＇。
这几位下乡先锋虽然得到政府的支持，而且还被用作宣传，但仍然属于自发行为。有组织的运动是在1968年间逐渐形成气候的。当时，老三届的学生本该在1966和1968年之间中学毕业，碰上文化革命，就既不能升学也没法找工作，当局需尽全力安置
他们。这个问题特别严重，因为政治动乱引起了工业生产下降。然而，如果就此来解释毛动用手段仅仅是为了解决就业问题，那就错了。事实上，有关的第一个决定是安置1966年大专院校的应届毕业生。这些学生不多，把他们分配在各自的专业部门，本来不会产生任何就业问题。但到了1967年8月，中央发布了一个文件，称这些知识分子接受了修正主义教育，所以需要“改造”，得面向农村、工矿或基层，这就是所谓的“三个面向”＇ 金大陆，《世运与命运》，页22…23。＇。1968年3月19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上交了一份有关安置工作的报告，谈到大多数大学生都送到乡下去了，毛肯定了他们的做法，还明确指出安置问题不仅涉及大学生，也涉及中小学生。
假如想重新把教育制度纳入正轨，那些1966和1967年本该毕业的学生就得给后面等着的小青年让位，这没有错。1968年4月4日黑龙江省的报告转发到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同时也传达了毛的指示，批语要求根据“四个面向”原则去安置分配中学毕业生。出于毛的战略焦虑，加上了第四个“面向”：面向边疆。其实在“四个面向”中，只有面向工矿不涉及农村（“面向基层”的含义很泛，通常都理解为面向农村）。4月21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分配中学毕业生的通知”。6月15日中央又公布了有关1967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问题的新文件，再次强调必须打破一毕业就当干部而不能被分配去做工人农民的旧制度＇ 同上，以及刘小萌，前引，页134…137。＇。1968年6月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成立，直属沈阳军区领导，主要是为了收容大量知青。兵团的任务是垦荒种植，同时也可加强中苏边境地区的中方军事力量。因此，只能吸收出身好的或普通出身的青年，其他有“贫血”问题的（他们的血不好，不合规格）均被拒之门外＇ 李士杰，〈不是我不爱北大荒〉，收录在《北大荒风云录》，页173…175，以及张抗抗，《大荒冰河》，页35。在挑选知青下放去内蒙时，也同样存在这种歧视。＇。同样的，在该地区，不少兵团农场在原有的劳改营的基础上建了起来，营内的劳改犯被送到远离边境的地方，因为怕一旦打起仗来，他们会里通外国。
1968年春，开始组织知青下乡，但人数还很有限。两个革命委员会成立得很早的省份没有等到4月份的批示，就开始安置1966和1967两届“毕业生”，并把其中一部分送到乡下去了。那是山东和黑龙江，前者1967年12月着手这一工作，而后者则在1968年3月到6月期间就将两万名知青送了去下乡。在北京，4月份开始组织工作，不过还没铺开大搞。当局属意加强宣传工作。将1967年及1968年初下乡的理想主义知青典型邀请回来，让他们现身说教，鼓励其他青年走同样的道路。而文化革命前树立的老知青模范，由于跟刘少奇路线有瓜葛，在1968年一般都有些问题，他们也被请回来揭发批判刘，让这些典型还有些使用价值。报纸上刊登了他们歌颂新型下乡运动的文章＇ 刘小萌，前引，页135，131，151；顾洪章等，《始末》，页102…103。＇。7月诞生了一幅江青一手策划出来的油画，而且复制了千百万幅散发到全国各地，画中年青的毛一片潇洒，在1922年步行到安源去组织矿工造反罢工＇ 这张著名的油画1995年在公开拍卖会上卖出，接着公认的作者被另外两名画家及革命博物馆控告，又被法院起诉。这幅油画本身就像是一场历史骗局。其实，多位中共党史专家都认为，当年是刘少奇和李立三负责发动安源铁路职工与组织1922年大获全胜的罢工。文化革命前的教科书都是把刘少奇写作为该次行动的领导人。1968年的这张油画的目的就在于要刘少奇头上的政治光环摘除掉，而将革命荣耀全归功给毛；见肖超然等，《中共党史简明词典》上册，页238；《动向》，2000年6月号，页76；以及S。Leys； Les Habits neufs du Président Mao； 页168。＇。当时对主席的个人崇拜到了疯狂的地步，宣传上更是变本加厉地以对毛表忠心来做文章＇ “三忠于”即：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甚至对其极力“摹仿出的神”的形象亦同样，完全是一片宗教狂热。接着，年青人开始步行下乡，走几百公里，甚至几千公里的路，因为他们也要亲身体验“长征”。他们排着队行进，有时队伍由一名知青开路，他虔诚万分，手中高举一幅“毛主席去安源”油画的复制品。30名天津学生用了51天走了2000公里到达山西省的一个极其贫困的村子。另外还有5名北京青年徒步行军到他们该去插队的内蒙农村。他们给贫苦农民带去“毛主席居住的城市：北京的水”＇ La Chine en construction， 1969年4月，页38…40。＇。有些学生特意选择革命圣地（井冈山或延安）作为目的地。
然而，这样下乡的学生毕竟为数极少。到1968年夏，毛决心跟红卫兵来个了断，并依靠军队来恢复秩序，立意将运动推向更高阶段。在伟大舵手的示意下，在南方进行了一场完完全全的军事镇压行动。不过，最终是通过控制红卫兵作为大本营的大中学校来收服他们的。那是在1968年7月27日，第一支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大学生奋起全力抵抗，毛对此非常不满，当天夜里就召见红卫兵五大领袖训斥他们。8月25日，他宣布，在军队的协助下工人宣传队要“永远”领导学校。9月5日，他又在《人民日报》的“编者按”里指出大中学毕业生必须接受“再教育”。知识青年与知识分子得接受“再教育”这一概念就变成了下乡运动最重要的理由＇ 金大陆，前引，页23。＇。一个星期后，毛又发出另一条指示，施加更大的压力。9月12日半夜发表该项最高指示，随即庆祝游行持续整整一夜。“群众”敲锣打鼓走遍全城，欢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印刷厂的工人连夜赶印最新指示，而该指示已经被谱上曲调，由“革命艺术工作者”唱遍大街小巷：
“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 《人民日报》1968年9月13日第一版。＇
声势浩大的动员
下乡动员工作的规模无可比拟，尤其是形式和调子都与文化革命前不同。首先是由于当时的特殊政治气氛，也是因为工宣队及军宣队队员主持这项工作。他们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要求学生将个人的命运托付给伟大导师＇ 所以，在上海就有一个名为“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学习班，《文汇报》1968年5月26日，刊于SCMP； 4207； 页5…6。＇。那些负责人也利用对毛的个人崇拜来抵消父母的影响。那个时候，天天都在唱：“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根据毛1967年10月1日发出的指示，必须“斗私批修”＇ 同上。＇。一切个人的抱负或愿望都是自私的、可鄙的、政治上是危险的。树立的模范人物（白求恩、雷锋 ）都是绝对的无私者，为他人牺牲自己的生命＇ 诺尔曼 白求恩：加拿大医生，共产主义战士，给当年的中国红军士兵治病，1939年在中国去世。雷锋：解放军士兵，死于一次意外，1960年代初被树立为大公无私无限忠于毛的楷模。＇。当时还鼓励写血书，有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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