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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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谝话妗Ａ跣∶取⒍ㄒ俗牍撕檎略谒堑闹髦幸彩且谜飧鍪帧Ｉ虾：托陆哪昙械氖志推停捎谀承┦智昂竺埽钥尚哦炔桓摺＃АＵ庑┣嗄甏蟛糠旨彝コ錾聿缓茫欢ǔ潭壬鲜遣坏靡巡爬胂绫鹁模由隙陨偈褡宸缜榈睦硐胫饕寤镁酰顾羌负趺挥卸嗌儆淘ゾ屠肟酥泄钕执某鞘校吹秸飧銎蜃疃窳拥木寐浜蟮厍４送獗匦胩峒暗氖牵幕锩诒胖械姆聪焯乇鹎苛遥嗑统闪顺寤髋返陌凶印：透刹棵堑墓叵岛懿睢Ｋ且膊宦馀┏×昕魉穑浜缶置婧廖薷慕蚓驮谂┏』赜分着哟螅А∮械呐┏∈�6个职工养一个干部；见刘小萌，前引，页749。＇，充斥着不学无术的低能干部。到1970年代末期，大部分知青结婚成家，并且有了孩子。一个新问题又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的子女的教育与前途问题。他们担心当地学校教育程度太低。即使借读制度可以让他们把孩子送回父母身边在上海读书＇ 这种“借读”办法不只在上海市才有，也并不限于知青之中，有些干部调到外地后也采取这种办法；路文，前引，以及与C。Y。L。的访谈，1986年6月14日。＇，但最后这些孩子还是得回到户口所在地：新疆。知青们不再年轻了，在农场熬了十几年，一心只希望能把孩子救出这个火坑。所以，当他们得知返城风潮刮起，所有知青都可以回城之时，特别是在外地农村或农场的上海知青，以及从其他城市来到新疆的青年＇ 也有天津、浙江、江苏、武汉和北京的知青与上海知青同时到达，不过人数少得多。＇，他们都认为该行动了。云南知青的先例是至关重要的。新疆南部阿克苏地区的知青＇ 有很多上海知青在那边：10万名上海知青中就有4万余名被送到了这个地区，他们到的时候，组成兵团农一师。到1978年底，只剩下2万9千人；刘小萌，前引，页752。＇开始，建立了“上海青年联合委员会”（简称上青联），并组织了一个赴京请愿团。也许是由于知青所处过于分散，消息传递太慢，这个上访团延至1979年4月中才启程，那时正巧是政治上再次收紧的一个时期。农垦部的几个负责人接见了他们＇ 这个部当时刚刚成立，见新华社讯，1979年3月28日，刊于FBIS；1979年3月28日。这就说明了为什么路文和刘小萌仍然继续使用“农垦总局”这个旧名称。＇。代表们提出了知青的要求：准许所有愿意回上海的人回去。经过了十几天的讨论，中央当局的态度言辞非常强硬，农垦部要求代表返回新疆，还说很快会派一个工作组去向有关各方咨询意见。代表们乖乖地回去了，甚至没有在北京搞一点儿公开活动。回到新疆后，他们做了汇报，然后就等待工作组的到来，结果根本就没来。后来，倒是来了一个神秘的“农业生产水利工作调查组”，这个组走了没多久，农场领导就宣布上海青年联合会是非法组织，勒令立即解散。知青们认为是上当受骗了，于是开始酝酿另一次行动。由于据理力争没有任何效果，他们就决定重返北京，即使被捕，也要搞出一定声势。7月19…22日，上访团代表分别到达乌鲁木齐，然后一边等火车，一边在这个自治区首府组织游行。那时正是8月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30周年纪念活动就在两个月之后，为了避免受到干扰，中央当局下令劝阻他们赴京。行动果真火速，深更半夜，警察包围了代表们的所在地，把他们抓走了，然后严密监视长达一个月。那些已经上车走了的，半途在火车沿线的几个城市，被逮捕并押送回来。有一些到达了上海，他们张贴大字报，但没有赢得任何预期结果＇ 见本书，页171，注117。＇。
到了年底，有组织的行动又开始出现在阿克苏地区了。在一个农场，500名知青 带着他们的孩子游行，举着大横幅标语，上书“要奶奶”、“要外婆”。许多上海知青要求“病退”回城，有的抢了公章给自己的病历之类的文件盖章，以便上海有关方面同意接收。几乎所有的农场都有罢工，以致地方干部都开始接受知青应该回城的概念。然而，就在这个时候，1980年1月21日，新疆自治区政府发布《通告》，要求解散“非法组织”，违者严惩。从2月4日至15日11天中，《阿克苏报》连续发表了5篇文章，强烈指责闹事分子，并斥责上访知青为“无政府主义者”。《通告》公布后，仍旧一片抗议声，知青决定“一边等着回上海”，一边怠工，这就严重地影响了春耕。此外，未得准许就回上海的知青人数日渐增多，特别是那些有可能顶替父母中一方的走得更多。上海知青联合会虽说被解散了，其实依然存在。一些新的组织出现了，还鼓励知青用“特困”的方式申请回城。11月中，三四千名知青聚集在阿克苏市，占据了农垦局招待所及其他的政府大楼。后来，来自整个地区的知青也参加进来了。他们还挑选了自己的总指挥：上海知青欧阳琏，他是丧妻而且没有孩子的鳏夫，所以他是准备豁出去，不惜自我牺牲的。11月23日开始举行100小时的绝食活动。27日，绝食宣告如期结束，但200多名知青晕倒昏迷，在零下20度的气温下送去医院。26日地方政府曾经向参加绝食的青年传达国务院的电报，要求他们立即停止绝食行动，但毫不奏效。知青们又决定组织声势浩大的大篷车队，搭乘二三十辆卡车，准备开到乌鲁木齐去扩大影响。不幸，有一辆卡车在途中，出了翻车事故，造成3人死亡，20余人受伤。大篷车队伍只好返回阿克苏。而那时，地方当局刚刚决定作出让步， 同意发还给上海青年户口。青年们闻知，兴高采烈，回到农场变卖家具杂物准备走。他们收到户口准迁证和每人200元的搬家费。开了欢送会，气氛热烈感人，就像1979年初在黑龙江及云南那样。为了建设边疆地区他们在这里度过了10个寒暑，大家称颂他们的壮举，祝愿他们为四个现代化继续奋斗。他们抗争胜利的消息传到了南疆的另外两个地区：喀什和库尔勒，那里的知青也行动起来，取得与他们的阿克苏难友们同样的待遇。就这样，上海知青问题表面上是解决了。然而，当这些青年朋友还沉醉在即将回城的喜悦中时，中央宣布不承认地方政府擅自作出的决定，并将游行请愿行动定性为反革命事件。而上海当局则拒绝接收那些上海原居民，不予报进户口，当然也就不做工作安排。中央又命令兰州军区部队半途拦截回沪的知青。只有出示新疆自治区政府发出的特别许可证，才可以买得到开往上海的火车票。在火车站的知青被逮捕，然后分送到不同的招待所，在那里有军用卡车把他们和孩子行李都送回原来出发的地方。几个月中，1万多名赴沪知青被劝阻、制止、收容。12月26日，经国务院同意，公开宣布逮捕9名知青领袖，另外43名扣押审查。
然而，还是有些知青成功地抵达上海，那一年的2月5日，他们与几千名春节回沪探亲的汇集在一起。1980年底至1981年初，一共有大约2万名上海知青回了城＇ Kyodo（共同通信社），1981年9月28日，刊于FBIS，1981年9月29日。＇。大部分都想尽办法留在上海，但市政府拒绝给他们上户口，还责成公安局及派出所对他们施行监控，劝说他们离沪返疆。12月和1月都举行过游行请愿，可是在1981年1月11日那一次之后，上海当局发布了一个通告，禁止公众集会以及公开讲话＇ 法新社北京讯，1981年1月15日及法新社香港讯，1981年2月2日，刊于FBIS，1981年2月2日。＇。其实，从12月起，中央就已经在考虑，想办法把仍在新疆的大部分上海知青稳定在这个地区。3月份，根据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的指示，新疆自治区和上海市政府在北京举行会议研究这个问题。双方经过协商，在1981年3月30日议定了《关于解决新疆垦区农场上海支边知识青年问题的具体规定》。那些详细的规定列出可以准许回上海的各种情况，比如说，回沪顶替退休的父亲或母亲，家庭需要特殊照顾的知青，丧失劳动能力或患精神病的青年，等（其实就是顶退，困退及病退）。为了避免城里接收过多的知青，有的规定非常细致：已婚夫妇，若只有一方符合规定，就不能两人同时迁回上海市，但可以调到上海所属的农场＇ 由于各种差异，因此对不同的相关人士出现了不同的名词：“单顶”和“双顶”。与F。M。D。的访谈记录，1985年7月21日。＇。所以，在1982年2月至1983年11月期间，位于江苏北部直属上海的海丰农场就接收了6100名知青和他们的孩子，还建造了新的居住区准备迎接其他陆续到来的＇ 《解放日报》1983年11月20日第二版。另一个资料来源称，有1万4千名在新疆的上海知青在1986年底调去了这个农场（《明报》1986年12月26日第二版）。与整个回城的人数相比，这个数字显得相当大。＇。总的来看，根据1984年4月的统计数字，1万6千知青可以按新规定离开新疆，另外有3万最后必须得接受留在新疆。这后一个数字包括1万7千当时已经非法回了城的知青，上海当局借助派出所的压力、官方宣传的疲劳轰炸，有时甚至是父母（他们不太愿意因收留已为人父母的又没有就业前途的子女而自找麻烦），最后得以将他们送回原地。1月14日起，报章，作为大事件那样，报道一位回沪探亲的女知青启程回新疆＇ 《解放日报》1981年1月14日，转载于《人民日报》1981年1月18日第一版。＇。1月底宣布有340名知青踏上回程之路，2月中又宣布1000多名，3月底3000名＇ 《人民日报》1981年1月29日第一版及1981年2月20日第一版，《文汇报》1981年3月21日，刊于FBIS；1981年3月31日。＇，每一次都声明还有其他的准备跟着走。其实，尽管各方各级负责人都尽了最大的力量，遣返工作还是进行得很慢，这说明已回上海的知青是铁了心的了，加上他们认为事实上已经跟新疆一刀两断。后来，政府不得不同意负担交通费以及买家具、生活用品的置家费，因为那些知青在离开新疆前把东西都卖了，现在回去就得自己重新购买或者让在上海的父母购置＇ 《人民日报》1981年2月20日第一版及1981年4月15日第三版。＇。有一位上海女知青，下了决心一定要回城，甚至跟她那个在新疆的知青丈夫离了婚。现在她就成了区政府的耐心说服对象，派出所还跟她原来的农场联系，让她的前夫与大儿子写信劝她回新疆。在回沪一年多之后，她最终还是让步了，在1982年4月回到农场，还跟她的前夫复了婚＇ 《解放日报》1982年8月14日第二版。＇。如同1979年，报章不断发表报道，说明回农场的都受到了热情接待＇ 见本书，页176…177。＇。
在1982及1983年报刊特别强调生活条件改善了，生活水平提高了。大力赞扬那些借着承包制多挣了钱的＇ 就好像“三芬”，那是3个上海女青年，她们的名字都有一个“芬”字；见《解放日报》1983年3月21日第一版，以及《人民日报》1983年8月31日第二版。＇，或者得以上调至负有重要责任的岗位的知青＇ 比如有两位六届全国人大代表（《解放日报》1983年5月4日第二版），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领导班子里的第一位女领导人（《解放日报》1983年9月30日第一版。）＇。政府还采取措施改善交通，从上海到塔里木地区“只”需要7天了＇ 《解放日报》1983年1月25日第二版。＇。1983年还推出了一项协助建房计划，让某些知青可以得到贷款以及低价的建筑材料来为自己盖房子＇ 《解放日报》1983年11月7日第二版。＇。上海当局仍继续动员知青回新疆，有人走就开个欢送会＇ 《解放日报》1982年7月17日第二版，1983年9月4日第二版，1983年9月20日第二版；《文汇报》1982年8月10日第二版，1982年8月11日第二版。＇。另外，还威胁那些从事非法买卖的青年，要采取司法手段告他们，其实就是要截断他们在上海生存的后路，因为他们既不能在合法机构得到工作，也不准搞个体户＇ 《解放日报》1982年7月17日第二版。＇。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曾派出一个代表团到上海去劝解鼓励那些最死硬的返疆。到1983年1月，这些非法回沪的人中，有20％还在那儿＇ 《解放日报》1983年11月20日第二版。＇。当局施加的物质及精神压力直至1984年才初见成效，那年1万7千知青已经回到了他们原来的农场。
无论是这些严厉手段，还是最后的功效，若是没有中央的积极支持，就都是不可能的。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中央可以给予其他知青的，新疆农场的上海知青就无权得到。这些青年头三次行动过于迟缓，又有点儿迟疑不决，也许因此使他们错过了1978年底1979年初的宽松时期。当他们醒觉需要行动的时候，别人已经回了城，而上海当时面临严重的失业问题＇ 客观条件应该是行动迟缓的原因：一方面新疆地区辽阔，而且地处偏远，另一方面，这些青年大部分已经成了家，这就令他们不得不认真地考虑一下行动的后果。＇。实际上，与1979…1982年间回城就业的88万6千知青相比＇ 见本书，页198。＇，新疆的3万知青不应该构成难以负担的重荷。我们觉得另一个因素可能更具有决定性意义：中央有意要发展新疆，并在这个地区留下尽可能多的汉人＇ 一位作者试图解释下放新疆的知青与众不同的例外情况，那是因为他们在文化革命前就下去了，就是说在那个时期现今的领导人都当权。（见《中国之春》1985年5月号，页30）。但我们从来未曾遇到过其他文革前下乡的知青被剥夺回城的权利。在《人民日报》1983年3月1日第四版，可以找到这样一个例子：一位1963年下乡的女青年拒绝了多次合法回城的机会。还有，20345名主要在1965及1966年分别下乡到边境地区的山东知青，大部分都回到了他们的原居省份；见田芳等，《中国人口迁移》，页344、346。＇。这种意愿从1979年起，就持续不断地显露出来，而且体现在由“双王”（一个是王恩茂，另一个举足轻重的是王震）组成的某种“新疆的压力集团”里。我们都注意到了新疆的战略重要性。然而，在那个时期，由于军队里的不满情绪以及汉族人与维族人之间不时爆发的冲突，形势变得很紧张＇ 还发生了严重的暴力事件，特别是1980年初及1981年10月底在喀什，以及1982年初在叶城；见《人民日报》1983年1月14日第三版，《争鸣》1983年1月号，页34…37。维吾尔族人是新疆最主要的少数民族，与汉族人的统治之间产生最多问题，尤其在1980年代之后。＇。中央表示要严肃面对这一形势。王震在1980年10月、1981年1月和5月到新疆去视察了3次。他接见了上海知青，并和他们交谈。8月份，他又去了一次，是陪同邓小平，那是邓第一次踏足这个地区＇ 见新疆电台广播，1980年10月5日，刊于FBIS，1980年10月6日；《人民日报》1980年10月16日第二版；新疆电台广播，1981年1月20及21日，刊于FBIS，1981年1月21及22日；新华社讯，1981年23日，刊于FBIS，1981年1月23日；新疆电台广播，1981年5月17日、1981年5月19日、1981年5月22日及1981年5月24日，刊于SWB，1981年5月21日、1981年5月23日、1981年5月27日及1981年5月29日；新华社讯，1981年8月22日，刊于FBIS，1981年8月24日；中国新闻，1981年8月29日，刊于FBIS，1981年8月3日。＇。就在这次新疆之行后，早在1950年代就被王震安排负责新疆工作的王恩茂，重新把这个地区的领导权抓回来。他替代了汪锋，汪执行了一项他们认为是危险的政策，他培养提拔地方干部，方便内地来的干部回去＇ 《争鸣》1983年1月号，页36…37。＇。中央当局可能怀有一种惧怕：知青返城会不会引起内地来的专家以及基层干部提出同样的要求，他们这些人跟知青相处融洽、情投意合，而且很支持青年人离开新疆的要求＇ 路文写道，游行示威者没有遇到任何困难就占据了阿克苏的行政大楼，因为中下层干部都同情他们。另外，并不是新疆部队负责出面阻止知青回上海，而是兰州部队，因为中央政府不信任当地部队；见《争鸣》1981年6月号，页12…16。＇。1982年6月重建了在1975年解散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新疆电台广播，1982年6月1及2日，刊于FBIS，1982年6月3日。颇有意义的是，这是唯一一个重建的兵团。 ＇，这就是中央要重新紧紧地控制这个地区的重要象征。从1983年开始，重点就放在了经济的重要性上，尤其强调要开发丰富的矿藏资源。当年的中共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几次亲身上大西北，特别是去新疆，他曾在那儿说过：“到这个世纪末下个世纪初，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重点不可避免地会落在大西北。这不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也是中央各位领导同志的共同观点”＇ 新华社讯，1983年8月3日，刊于SWB，1983年8月6日。＇。在他的一番讲话之后，赵紫阳总理及其他中央领导人就都到新疆来视察重申这一观点＇ 新华社讯，1983年9月1日，刊于SWB，1983年9月7日。＇。8月11日，他们抵达阿克苏，从那儿又乘车颠簸60公里直奔农一师第一团场。上海知青送上西瓜和葡萄，赵紫阳就对他们说：“你们这儿有丰富的水果、蔬菜和水产，又不贵。比上海好多了。大城市有它们自己的问题。人人都去上海，怎么挤得下呢？”＇ 新华社讯，1983年9月1日，刊于SWB，1983年9月7日。＇他还请青年代表回去向在该边疆地区安家的全体知青转达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问候。
那个时候，发展大西北（新疆、青海、宁夏、甘肃和陕西）就已经摆在了优先位置，领导人同时也强调必须发展大西南（西藏、云南和贵州）以及所有的边疆地区。紧跟着的是要给在这些地区工作的内地青年戴上各种桂冠。为此，1984年10月1日，借着35周年国庆之际，《中国青年》杂志及另外10种青年杂志在王震的支持下，搞一场大规模的选拔赛，要“为边陲优秀儿女挂奖章”。在那个时期，只要是青年杂志，就连篇累牍地登载有关最出色的知青典型的文章或报道＇ 《人民日报》1984年10月14日第四版；新华社讯，1985年5月30日；《中国青年》1984年10月及11月号，以及1985年1月、4月、6月及7月号；法新社北京讯，1985年6月16日。＇。关于边疆地区工作的宣传并不仅仅限于替经济需要作出一个合理的解释，而且还得激励起爱国主义情怀，国家一步一步的发展说得好像是当年皇帝欲向西部扩张的延续。在一篇有关西藏的报道里，作者这样讲述唐朝文成公主进藏：“文成公主和她的大队人马永葬在西藏高原，但她所开创前无古人的功业，却吸引着无数的后来人前赴后继”＇ 《中国青年》1985年7月号，页7。＇。王震在1980年追忆往事时说屯垦戎边是历史上老祖宗从不忽视的，毛正是继承了这一传统＇ 《人民日报》1980年10月16日，页2。＇。前面我们曾经谈过在1979年对王昭君的重新评价＇ 见本书，页180…181。＇。有一篇文章居然把王恩茂与汉朝的班超相提并论，将近两千年前，班超大将军两度出使西域，把毕生贡献给异域的治理，直至70岁才告老回京城。王恩茂的英雄形象更加高大，因为他是70岁才出使新疆。有一件充满温情伤感的事情，必须要记上一笔：王震公开宣布决定他死后火化剩下的骨灰将要撒放在天山，而王恩茂则说死后一定要葬在乌鲁木齐＇ 《人民日报》1983年1月14日第三版和1980年10月16日第二版。王震在1993年85岁时去世，之后他的骨灰真的用飞机撒在了天山上空；见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南华早报》），1993年4月7日第11版。＇。他们两个都是想告诉大家，人不是非得回归故土才撒手人寰的，或者说人可以有好几个故乡。王震在当时也说过江西省的一个垦殖农场就是他的第二故乡＇ 江西电台广播，1983年2月18日，刊于FBIS，1983年2月22日＇，所以加上新疆以及他的出生地湖南，他就有了至少3个故乡。
对边区工作的歌功颂德持续到1985年，胡耀邦在北京接见了1955…1956年间随“青年志愿垦荒队”下去的知青代表，并高度赞扬他们的行动。其实，胡本来就是垦荒队的发起人，他甚至建议要让今天的青年大唱特唱当年谱写的歌曲＇ 新华社讯，1985年5月1日、1985年5月7日及1985年5月8日，刊于SWB，1985年5月4日、1985年5月9日及1985年5月14日；《人民日报》1985年5月5日第四版及1985年7月30日第四版。＇。过了没多久，1985年8月2日，中央书记陈丕显在哈尔滨接见了1968年就到了黑龙江，现在仍在那里的上海知青代表。据他说，原来属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总共有8万多上海知青，如今只剩下3千多一点＇ 实际上，总数超过14万（见顾洪章等，《始末》，页305）。官方对数字向来都是随随便便差不多的。＇。陈特别指出：“留下的知识青年应当根据他们知识、文化和专长以及个人志愿来安排工作”。他又补充说：“对于不太安心边疆工作的知识青年，应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做好思想工作，最主是把经济搞上去，富了，许多问题就不在话下了”＇ 《黑龙江日报》1985年8月3日第一版；亦见新华社讯，1985年8月3日，刊于《人民日报》1985年8月4日第四版，也刊于FBIS，1985年8月6日。＇。
这最后一点说明了不满情绪不是只在新疆的知青中漫延。1983…1985年间普遍实行承包制，又把大型国营农场分成小规模的家庭农场，这仍然不能改变他们的命运。官方报纸发表了一篇留在云南的上海知青写的文章，文中展示出推行承包制以后，经济上得到极大改善，好一片令人鼓舞的景象＇ 《解放日报》1986年5月18日。＇。然而我们很清楚，在新疆和黑龙江，这种大变动给知青造成许多困难，他们不像出身农民的那么容易适应新制度，主要还是因为他们没有家庭给他们撑腰＇ 与F。M。D。 1985年7月21日，以及与K。K。Z。1986年6月30日的访谈记录。＇。1985年黑龙江省遭遇到严重的自然灾害，“致使许多农场产量大减”＇ 黑龙江电台广播，1986年2月17日，刊于FBIS，1986年2月19日。＇，因此这个省的情况特别困难。省政府不得不“按照处理过去遗留问题的政策而采取措施，替复员军人或军官以及下乡知青寻找合适的工作”＇ 同上。＇。他们与上海市联系上，并取得上海方面的同意在黑龙江投资建立工厂，在上海青年中招工＇与K。K。Z。1986年6月30日的访谈记录。＇。
已与当地农民结婚的及病残的知青安置问题
在各种类型的知青中，对当局来讲，与农民结婚的插队知青的问题特别复杂。根据上面介绍过的1978年底有关知情工作的全国会议的决定（后来写进了1981年十月《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的第九条里），继续尽力为他们在当地寻找合适的工作（就是说非农工作）。一些大城市，像上海和北京，则在经济上资助地方来解决问题。有些地方，已经获得有固定工资收入的工作以及附近乡镇的城镇户口的知青可以带一名15周岁以下的子女迁入市镇。然而，对那些生活在贫困地区偏僻农村的知青来说，找到非农工作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有些已经万分失望只好向命运低头。1984年8月31日，劳动人事部再次发出“关于妥善解决插队知青遗留问题的通知”。通知再次指出，应当优先使用历年结余的知青经费来解决他们的问题，结余经费不足够的情况下，就业劳动服务公司必须提供必要的补助费。从1985年起，这类知青大部分都在乡镇企业找到了工作＇ 有关这一段的资料，见 顾洪章等，《始末》，页212…214。＇。有的地方，另一方配偶也可以获得一份有固定工资的工作及城镇户口，这样就可以解决子女的户口问题。丧偶的知青（通常是女知青），以及因配偶犯法判刑而离了婚的，在某些地区可获准许返回原居城市＇ 刘小萌，前引，页839。在吉林省，1979年以前离婚的知青也得到批准回城。看来，暂时限制的目的是避免有人仅仅为了返城而离婚；见《吉林省志》，页98。＇。尽管政府对知青表示了“关心”，其实就是想法避免他们带着配偶及子女回城，总的来说，与农民结婚的知青的命运最坎坷，有的结局甚至是一场惨不忍睹的悲剧＇ 见本书，页294…295。＇。
病（包括精神病）残知青的安置也成了老大难问题。很多是在无例外的人人都得下乡的1968…1969年间，被送到农村生产队的。有的是后来病倒的，或者在农村的一次工伤事故中致残的，不管是谁，他们全体都遭到城镇工作单位的拒绝，招工没有他们的一丝机会。长年以来，他们靠着村子的扶助得以生存。从一开始，他们的人数就不是可以忽略的，不过有很多自己利用了“返城风”的机会而回了城。比如，在吉林省1978年初病残知青共21712人（占插队知青总数的2％）。省政府订立了一系列规则，使其中13340人得以在1978年底前回到他们的原居城市，另外871名安置在邻近的城镇。到1980年11月，只剩下了356名仍在农村，其中33名100％残废，323名50％身残。所有人都可以在随后那几年离开农村＇ 《吉林省志…经济综合管理志…劳动》，页97。21712这个数字是经过“1973年以来所进行的调查”得出的。可能里面不包括1978…1979年间“装病”而得以回城的，那个时候病退已经成了回城的一种例行手续，没有什么医疗疾病的意思。＇。在北京，市政府是想方设法来限制病残知青回京。1969年，曾经有过一个决定，要求申请者必须证明他们在下乡插队之前就已经是病残。其实，在1972年，因工伤事故致残的知青回城在某些情况下是有可能的，但是得等到1979年，回城的权利才被承认，而且得到一定的协助。1982年3月解冻了一笔为数80万元的款项用以解决所有的问题。但，在1987年，还动用了知青结余经费，在经济上帮助病残知青＇ 《北京志…综合经济管理卷…劳动志》，页51，以及《北京劳动大事记》，页196。＇。一般情况下，总是尽力替这些青年在当地或者在原居地安排他们力所能及的工作。如果情况不太严重，父母的单位就得招聘他们。其他的会在民政部门管理的特殊工厂获得一份工作。
已在当地获得有固定工资的非农工作的知青问题
不满情绪还在全国几十万老知青之中蔓延，他们都是在1970年代上调到非农业工作岗位的。某些人获得的职位相当重要，尤其是在县或区一级当干部的，回到原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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