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第16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下乡运动遗留下的问题长年危害着社会气氛，而且在迈向四个现代化进程中形成了团结全国各方力量的一大障碍，上述的那篇文章明确地表明了要尽快了结这个问题的决心。作者谈到要关心年老的父母，他们上了年纪，完全有理由为他们的子女的前途担忧，他呼吁知青办早日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他承认在这些“受到了锻炼、吃过很多苦”但是“长期得不到安排”的知青中，“有些人感到没有出路、苦闷、彷徨”，所以他呼吁：“我们要以高度的革命责任心关怀他们、体贴他们”。

1980年底还有96万知青滞留在农村＇　顾洪章等，《始末》，页193。＇，几万名在农场。在12年来分散于农村各个角落的青年大军中，这个数目其实只占很小一部分（6％或7％）。即使把已在接待地区市镇获得有固定工资的非农工作的几十万老知青都包括在内，也总共不到10％。因此可以说，这一场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总体上来看是到达了终结期。

下面3张图表可以显示出上山下乡运动导致的人口流动情况＇　这些图表是根据下列资料制成的：《中国劳动工资统计资料1949…1985》，页110…111，及顾洪章等，《始末》，页193及301。＇。

图表1　1962…1980年城镇知识青年逐年上山下乡人数

1962…1980年间总数为17　919　800（其中1967…1980年间为16　627　000）

图表

据《中国劳动工资统计资料1949…1985》，第110页

图表2　1962…1980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累计人数及身在农村的人数

图表

据《中国劳动工资统计资料1949…1985》，第110页；顾洪章，等《始末》，第193页和301页

从图表2可以明显地看出，直至1977年，尽管已经有人回城，但在农村的知青人数仍然继续增加＇　“回城”这个词是简化了的，其实包括了已改变了身份但没有回原居城市的知青。＇。相反，从1978年起，下乡人数急遽下降，而同时期返城人数大幅上升。

图表3　1974…1979年知识青年下乡和回城的情况

图表

据《中国劳动工资统计资料1949…1985》，第110页和第111页

下乡运动引致的主要跨省移民图显示出总的方向：从国家最大的城市，主要是三大直辖市（北京、上海、天津），往最近的省份，或者向最远的边疆地区移民发展。大多数的迁徙都在省内或市郊，大约8％的知青（1962…1980年间17　919　800名下乡的知青中，有1　429　200名）被送到了外省去。

图：知青的跨省移民情况

1979…1980：回城及就业问题（1）

当年组织下乡运动给政府带来许多忧虑烦恼，最后嘎然终止又造成新的惊恐不安。人口的迁移也就将问题从农村迁移到城镇去了，因此当局的注意焦点全集中到了城镇招工问题上去了＇　株洲市成了这种发展的象征，因为安置青年取得的成绩，曾先后两次被提名为典型，而其郊区农场虽然几年前全国有名，但现在连提都不提了；见湖南电台广播，1979年6月14日，刊于FBIS，1979年6月22日，以及《人民日报》1980年6月4日第三版。＇。实际上，中国在1979年面临着1949年以来从未遇过如此广泛的就业问题，那一年在各城镇有将近2000万人等待安排工作，占了劳动力人口20％＇　这个官方数字后来重新修订降低到1500万了，但我们认为2000万似乎更合理些。关于这个问题，见M。　Bonnin，前引。＇。为此所采取的措施，有些是与经济改革方向一致的，但其他的正相反，由于对生产力的消极影响，构成对市镇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在最初阶段，采用了各种对策来发展轻工业和服务性行业，尤其是那些只需投入有限资金就能招聘更多职工的集体及个体企业。然而，对这类企业的钳制与歧视相当强烈。有一条法例就规定因特殊困难留城或回城的青年可以分配到国营企业，而因病留城或回城的就只能分配到集体所有制企业，北京市在1979年8月废除了这项规定＇　新华社讯，1979年8月11日，刊于FBIS，1979年8月13日。＇。还有许多其他的歧视性的举措被取消了，同时通过提供贷款及减免税项来鼓励待业青年建立集体所有制的或个体经营的企业。这直接关系到新近回城的知青，以及没有获得分配的留城毕业生。成立了“劳动服务公司”，安排工作（通常是临时性的），给无业青年（特别是近期回城的）开办训练课程＇　就是这样，上海徐汇区在1978年5月成立了一个“劳动服务队”，吸收了200名近期回城的知青，到1979年2月又把它改编成一个拥有900人的“公司”；见新华社讯，1979年2月12日，刊于FBIS，1979年2月14日。1979年8月，法中友好协会代表团参观了这个公司，那时容纳了近期回城知青的80％。见1979年8月11日进行的参观访问汇报打字稿；　题为？Visite　de　la　Société　des　Services　Publics？；　页1。＇。政府不得不面对非常严重的城市就业问题，而且再也不能利用上山下乡这个虚假的解决办法。在某种程度上看，这对中国的经济起了积极作用。也就迫使共产党放弃国营经济绝对优先、大企业及重工业优先的教条主义观念。

另一方面，下乡运动在当时终止了，在农村多年的知青大批回城，又加上同时期大批城市青年到达就业年龄，这种紧迫的异常形势令当局不得不采取一些从经济角度来看是有害的方法，后来都一一废弃掉了。在这个层面，首先采用的是顶替政策＇　见本书，页161。＇。这个办法确实很见效，仅仅3个月的时间（1978年11月到1979年1月）上海就安置了10万名青年＇　上海电台广播，1979年2月13日，刊于FBIS，1979年2月15日。8月，数字上升到17万；见AFC，Entretien　avec　Monsieur　Chen　Shou，页7。＇，在天津6个月内安置了11万＇　新华社讯，1979年7月3日，刊于SWB，1979年7月14日。＇。即时掀起了一个退休及提前退休（有时甚至是虚构的健康理由）潮，充分显示出那个时期青年就业问题非常严重＇　M。　Bonnin，前引，页202。＇。顶替政策在解决上海就业问题上起了主要的作用，在1978年10月到1981年12月期间，27万9千名上海知青就是通过这个办法在城里找到工作＇　《中国人口　上海》，页150，156。＇。从全国范围来看，在大规模实行顶替政策的5年内（从1978到1983年），80％的退休或辞职的人都是为了让子女顶替，这就使900万青年因此得到了安置＇　《当代中国劳动力管理》，页152。＇，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知青（没有详细数字）。在很多地方，政府从1979年起实行“归口包干”或“系统包干”的方法来安置青年，实际上就是“单位包干”，每个单位必须提供工作给在职职工的子女＇　理论上讲，安置工作的责任不应该落在单位，而应由单位所属的市政府经济部门担负；见庄启东等，〈辽宁省城镇劳动就业问题调查〉，载于《经济研究》1981年第12期，页25…31；亦见《青年就业　》，前引，页5…6、117、153。＇。这样的一种处理方式其实是延续了1974年推行的模式，当年就是父母所属单位，而不是学校，负责将学生遣送到乡下去＇　见本书，页121。＇。来自社会的压力是可以理解的，因此产生了这种方式。在这个社会里大部分的财富的取得既不根据市场的规律，也不根据公认的价值（像考试），而是取决于个人能动用的“关系”。而普通人的“关系网”不会超越负责他们的单位。所以很自然的，要解决像子女就业这么重大的问题，他们只有围着单位转，向单位求助＇　本书第169页谈到的南昌铁路局职工子女的请愿行动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广东省自1975年起就推行这种模式，不同的是他们采取轮流下乡制，职工子女下乡两三年之后，企业会把他们招进本单位＇　与G。　M。的对谈纪录，1981年4月25日；亦见J。　Unger，前引，页169。＇。这两种模式都有缺陷，无意中建立了一种职务世袭，导致出消极的后果，影响劳动力的质量和积极性，还妨碍解决已超额的职工数量问题。

为了能抵销掉这些负面有害的后果，当局考虑到将来的经济效益，从1978年底实施“择优录取”的招工办法。最优秀的分配到全民所有制单位，一般的进入集体所有制单位，而其他的就被鼓励到郊区农场去。这种模式强调新下乡运动的作用，但并不振奋人心，只可以看作是无业者的最后出路而已＇　见关于上海形势的读者来信，载于《明报》1980年3月15日。＇。对大多数仍滞留在乡间或回城待业的知识青年来说，推行考核制度是他们命运途中的又一打击。他们当然比不过那些有幸读完所有中学基础课程的年青毕业生。当年他们不但没能完成修业年限，就算在学校学了些知识也是杂乱无章的。那个时期里，占优先地位的是学习毛选和参加政治斗争及体力劳动。后来在乡下从事农业生产的那几年里，又把以前学过的一大部分忘记了，所以他们觉得自己是双重的受害者。有的知青说：“过去四人帮迫害我们，不给我们读书的机会。现在招工又拿书来考我们，我们怎么总是倒霉？”让他们和年青的毕业生竞争是很不合理的，更不公平的是他们响应党的号召到农村去的那几年在这场选拔试中完全不予考虑，因此在很多地方知青采取游行请愿的方式表示抗议。就算没人提及，事件很容易让人想到是不是张铁生再世了，区别在于1979年的知青并没有否定考试这个原则，他们只是不满意当局无视他们的特殊经历。不少地方的政府修改了最初的方案，用不同的方法来部分减轻知青的劣势＇　刘小萌，前引，页820…827。＇。

总的来说，1979与1980年为增加招工可能而采取的措施都相当有效，在此两年间总共提供了1800多万个职位＇　M。　Bonnin；　前引，页215。＇。这个数字有些夸大，因为也包括了临时工，但尽管这样，也能反映出招工人数实际上是提高了。城市里的失业现象当然没有即刻消除，但是被控制在不破坏社会秩序稳定的范围内。当局其实很快就开始担忧失业对“社会气氛”所能导致的严重后果，特别是青年道德败坏及青少年犯罪＇　见《人民日报》1979年6月8日第一版，及1979年7月24日第一版。＇。所有无业青年（不论是知青还是其他）的处境都是很艰辛的，还影响到各自家庭的生活水平，有些甚至处于赤贫之中。根据1979年初对家中含一名长期失业青年的家庭的大规模抽样调查，10％的人每月所得低于15元人民币。那些待业青年偶尔才能找到的小工，一般也只能让他们每天挣到七八毛钱＇　刘小萌，前引，页801…802。＇。有些回家时年龄已经相当大了，那么他们的境遇就更加难以忍受。在北京，79年的头5个月里就录得80个因失业而自杀的个案。很多人对领导不满，认为失业令他们对当局标榜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彻底产生怀疑。另外，一些青年游手好闲、整日游荡，又贫困交加，最后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当时，城里各类罪案中的肇事犯罪分子，有2/3是待业青年和下乡知青＇　同上，页802…803。＇。

在求职者中知青往往是年纪最大的，但或许也是最精于组织请愿活动的。一般来说，与近年毕业的中学生相比，他们享有一定的优先权，至于那些留城的年青毕业生，有很多需要推迟好几年才能进入社会工作＇　对1972年底前下乡的“老知青”，这种优先权理论上更加强调；见《工人日报》1980年7月30日第二版，以及江西电台广播，1980年10月14日，刊于FBIS，1980年10月17日。＇。尽管这样，大部分知青都得过好几个月之后才能获得工作，有的甚至得等几年。在上海，直至1979年9月底仍有9万多名获准回城的知青处于无业状态＇　《文汇报》1979年9月27日第一版。＇，此外还有不少未获准许回了城的，以及在等待批准回城的。江苏是招聘青年的模范省，但在1980年7月也只安置了88％的老知青＇　《工人日报》1980年7月30日第二版。＇。到年底，有一部分人数很难估计，但又不可忽略的知青仍在待业之中。从1981年起，在全国招工数字里，知识青年不再另列，然而，有数字显示知青在西安该年国营企业招聘的青年中占1/3＇　《青年就业　》，前引，页163。＇。

由于有了“优先权”，大部分获准回城但到1980年还未得到安置的知青，到1981年也都获得分配工作。各项旨在发展经济和促进就业的措施取得了不可否认的成绩。从1982年底起，一般来说，青年都得到了工作，包括回城知青，还有1970年代末期仍处于待业的其他人＇　29个省市中有24个肯定已经完成安置工作；见刘小萌，前引，页814。＇。上海在1979到1982年间给153万8千人提供了工作职位，其中88万6千是回城知青＇　《中国人口　上海分册》，页269。＇。可是知青不得不接受某些不太吸引人的工作。因为他们的年纪较大，许多都不能获得分配到有年龄限制的国营单位，只能去集体所有制单位。有些国营企业在1979年取得自主权，就把年龄上限降低至24岁，而在集体企业招聘工人的年龄在16到35岁之间＇　同上，页189。＇。国营单位无论如何是没有足够职位以安置所有的求职者，因此众多的知青就得满足于能在不太吃香的集体及个体企业中得到一份工作＇　专家认为，伤残带病的、有过违法乱纪记录的、女知青以及回城的“老知青”都遭到国营企业的歧视，不列入招聘对象，因此发展上述那两种所有制的企业单位对安置他们是不可或缺的；见《青年就业　》，前引，页189、258。＇。此外，来自人民公社的（就是说大多数）还得忍受待遇上的歧视，因为不承认他们的工龄。有些知青年纪已经不小，却被招作学徒工，不过他们的学徒期限可以缩短＇　新华社讯，1979年8月11日，刊于FBIS，1979年8月13日。＇。

恢复高考：部分知青的救命稻草

许多知青为了回城不得已“走后门”，但也有一些依仗着家庭的支持或者完全靠着自己个人的天分来摆脱困境。在那一股汹涌的回城潮中，成功考上大学就意味着走上了光明大道，但那只是很小的一部分知青能达到的。

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为了让大多数有意参加高考的知青都能如愿，政府将报考年龄提升至30岁。很多知青都去碰运气，由于入学名额有限，极少人被录取＇　见本书，页148，注18。＇。另外，年龄最大的知青还受到了大学当局的年龄歧视。所以，他们之中有一些在1977年高考试中获取的分数已经可以让他们进入最好的大学，可是最后却跟一群勉强及格的学生一起，作为超额部分，被分到北京师范学院的一个特殊分院＇　《北京之春》第三期，见Widor，前引，卷2，页229。有关开办大学“分院”及超额学生，见S。　Pepper；　？Chinese　Education　After　Mao　：　Two　Steps　Forward；　Two　Steps　Back　and　Begin　Again？？；　CQ；　31；　1980年3月，页26…27，以及S。　Pepper；　China　s　Universities；页103…105。＇。从1979年起，入学年龄又重新降低到25岁，例外情况下可以提高至28岁＇　新华社讯，1979年5月17日，刊于FBIS，1979年5月18日。＇。1980那一年，极少情况被当作例外处理＇　到1982年就完全取消了；见S。　Pepper；　China　s　Universities，页11。＇，那些已经有了工作的知青对参加高考都已心灰意懒了。因此就出现了下列的变化：1977年的考生中只有20％或30％是该年的中学毕业生，1978年他们占了50％，1979年飙升到67％，到了1980年他们就占了绝大部分＇　见S。　Pepper；　China　s　Universities；　页16…17。同时期，武汉大学的收生平均年龄从1977年的20岁降低到1980年的17岁；见S。　Pepper；　China　s　Universities，页136。＇。

1977到1979年间有43万9千名知青被大学录取，这个数字与1970到1976年间录取的工农兵学员＇　总数为940714，但无法知道其中知青的人数。这些大学生没受到良好的系统教育，因此他们的身份在1977年后也受到质疑而被降低。有些必须得再经过考试才能保住已有的职位。与他们同一代的其他人相比，他们能上大学，无论如何也算是走运的青年“精英”。＇人数相当，或者稍高一点。上了大学，可以满足知青长年来压抑的求知欲，也使他们过三四年在大学毕业以后能获得一份体面的好工作。他们多少有点儿像是文化革命掀起的知识海难中的幸存者。实际上，到了1980年底，几乎所有的老知青都成了“幸存者”，因为他们在多年梦想回城之后，终于都重返自己出生的城市。但上山下乡运动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并没有消逝如烟。它的阴魂继续在社会上的某些角落游荡。

知青办销声匿迹与经费清理问题

为了摆脱那些小道消息的鬼影缠扰＇　流言、谣言被戏疟地称作“小道消息”。＇，《辽宁日报》索性在1981年2月底发表了一篇文章，省劳动局的负责人在文中驳斥那些说什么该年的毕业生会被下放到农村去而不能留城的“没有根据的谣言”。他们肯定地说尽可能多的学生会留城在国营或集体单位，很多可以顶替他们的父母，也有不少会被征兵入伍，或者被吸收进各区的“劳动服务公司”＇　辽宁电台广播，1981年2月28日，刊于FBIS，1981年3月2日。＇。上述文章并没有排除遣送小部分青年下乡的可能。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就清楚地表明准备在5月会送一批哈尔滨的知青到郊区去，不过会给予他们优厚的物质待遇＇黑龙江电台广播，1981年5月2日，刊于FBIS，1981年5月4日。　＇。从全国范围来讲，劳动总局局长康永和在2月份介绍了一个解决城镇青年就业问题的办法之一：发展郊区农场、工厂及企业，将农工商三者结合起来＇　La　Chine　en　construction，1981年2月，页27。＇。中共中央、国务院在1981年10月17日发出的《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在第九条里也要求有效地管理好郊区知青农场，以及通过政治动员及经济利益的优待，鼓励无业青年下乡＇　新华社讯，1981年11月23日，刊于FBIS，1981年11月25日。　＇。虽然第九条一再宣传这项1978年底就正式通过的政策，但是1981年下乡的人数似乎是微不足道的。最多是有些企业继续把职工子女的一部分暂时安置在农副业基地及企业自己在郊区开办的农场。10月决定的第九条得不到响应，因为跟着那一年，再也没有下放农场这回事了，这种说法甚至在报刊文章及政府文件中销声匿迹了。提出的解决就业问题的措施主要是发展城镇的个体经济与集体经济，扩展“劳动服务公司”＇　见《中国百科年鉴1983》，页663…664。＇。

知青办销声匿迹与经费清理问题

1981年11月25日，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实体，国务院知青办消失了。它被合并到一个新的机构里：国家劳动总局内新成立的就业司＇　顾洪章等，《始末》，页249。1982年3月劳动总局设置在劳动人事部内。＇。既然不再搞上山下乡，知青问题变成了简单的城市就业问题，那这个结果挺合乎逻辑的。这也就意味着知青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不再需要一个专门处理他们的问题的行政机构了。从中央来说，这类特殊的机构存在了差不多20年，其间因文化革命曾中断过几年工作＇　关于这些机构的演变，见顾洪章等，《始末》，页245…250。＇。

省级和县级的知青办也撤销了，知青遗留问题就由劳动部门统筹管理。知青办公室最后两个重要任务是清理知青过去的财物以及给下乡运动做一个财务总结。

从1962年到1979年，知青安置费中拨付建房使用的就达到30亿人民币。国家还付出了几亿元用以购买农具、家具以及其他家庭设备。1978年，知青开始大批尽速回城的时候，他们的财物很大一部分都遗弃在乡下，没有带走。有些农民早就觉得知青是政府强加给他们的重担，而且还得出钱出力给他们盖房子，所以后来就想将那些财物未得许可而占为己有，还准备挪用未曾使用的知青经费。1978年春，在吉林做了一项调查，发现全省被挪用的经费400多万元，还未计算用于个人的需要，请客吃饭，等等。此外，2万8千多间知青住房（占全部住房的22。8％）被干部或公社社员占用了。在安徽做的另一项调查揭露出同类的问题，甚至还有虚报下乡知青人数，目的不外是冒领经费。而在其他许多地方，农具及家庭器皿用具等，有些被农民拿走了，有些损坏了，还有些是被知青带走了＇　刘小萌，前引，页842…843。＇。

因此，知青办与财政部为澄清财务的所有权在1979年4月联合发出了通知。该份文件指明一切财物以及未动用的经费应优先分给还留在农村的知青。至于剩余的房屋和物品，由县负责知青的部门代表国家折价处理，收回款项。用这种财产变价收入应该用于帮助留下的知青。如有余额，一部分留给县知青办使用，一部分上缴上级知青部门。生产大队要得到知青财物的所有权，就得厘定折价款，那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大队得跟进驻每个县的知青经费清理领导小组进行艰苦的协商。这个小组的任务就是在国家、集体和群众三者之间找出一个平衡点。最后的决定就在这些小组的负责人手里。在某些县，国家可以成功收回建房费的30…40％。但在许多其他地方，农民总是尽量低估房价＇　同上，页843…846。＇。在北京郊区，当年国家用375元盖的房子，后来折价只是17元。那些房屋中，有四分之一是一块钱都收不回的＇　《北京志　劳动志》，页53。＇。有些农民干部索性拒绝付款，争辩说他们为知青付出了很多，还倒过来要收地租，因为当年划出过一部分土地办知青农场。农具及其他物品一般都无偿转归大队。总的来说，协商结果对地方集体有利，能够补偿下乡运动对他们造成的损失。国家只收回为知青付出的一小部分，而负责清理知青财务的部门就很满意，因为他们回收了未曾动用的经费和一小部分建房费。这些款项可以使他们继续执行他们的任务，支持创造就业机会的工作，并给留在当地的知青提供援助。

上山下乡运动的财政总结触目惊心，在对整个运动作评价的时候，一定不能忽视。根据知青办公室的统计，中央政府为这场上山下乡运动拨付的经费总数为75亿元（其中大约7亿是用于1968…1979年间）＇　顾洪章等，《始末》，页309。＇。但是应该看到，为这场运动投入更多资金的是集体事业机关单位。地方政府以及工厂企业、行政机构为安置本单位职工子女所使用的经费并没有计算在内。从1974年起这类补助开支金额特别高，据一些地方估算，这笔开支与国家财政部拨付的经费至少是相等的＇　刘小萌，前引，页842，以及顾洪章等，《始末》，页218。＇。这么算来，总开支应达到150亿元人民币。这个数字并不包括知青办及各级领导班子工作人员的薪金与行政费用，还有几年积累下来达10万名的知青带队干部的工资也未计算在内＇　顾洪章等，《始末》，页307。＇。1962…1966年间的开支很有限，因此可以估计出1968…1979年间的开支为150亿元，占同时期国家开支的1。6％。这个数字当然不包括农村生产大队及生产队同意为接待知青所付出的财力，也不包括成千上万的父母不得不为他们的知青子女而作出的金钱援助。至于政府为帮助回城知青就业投放的大量资金，那就更难估算了。

关闭知青办，并清算财物，但这不意味着当局放弃上山下乡运动。事实上，在整个1980年代，政府依旧继续鼓励下乡扎根，还采取相应措施以“稳定”仍在农村的知青。

将“留在沙滩上的小虾”＇　这是张抗抗的名为《塔》的短篇小说中一个人物的内心表达，见〈塔〉，载于《收获》1983年，第3期，页24。同样生动形象的另一个例子是，一个作者形容为“打在岩石上的巨浪，伴随着一声轰响，飞溅起无数颗浪花，粉碎了，消散了”；金大陆，《世运与命运》，页36。＇稳定在当地

至1980年底，有不到10％的知青还留在农村、农场或者起码是接待他们的地区。政府关心他们的命运，着重于要表达国家是“负责到底”的＇　“国家关心，负责到底”这句口号，出自周恩来1965年对政府上山下乡工作讲过的两句话，后来经常被引用。顾洪章等，《始末》，页216。＇，同时也注意避免那些知青返回原居城市。的确，到了1981年，什么春节派“慰问团”、写“慰问信”之类的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然而，报刊仍继续树立自愿留在农村的知青典型，他们在专业上、在社会上都成绩卓越＇　《人民日报》1981年1月8日第四版，1981年5月4日第一版，1981年6月10日第四版，1981年10月27日第三版，1983年3月1日第三版，及1983年8月31日第二版。＇。报章还高度赞扬一名天津老知青的事迹，她于1977年回城在一工厂工作，1979年又重新申请要求返回两年前离开的郊区农村＇　《人民日报》1981年4月7日第二版。＇。可是这些特殊事例并不能掩盖事实真相：为数极少的留在农村的知青中，真正自愿留下的占很小的比例。绝大多数是被迫不得以留在当地的，因为政府拒绝给他们恢复城市户口，又不安排工作。在新疆的上海知青就是最明显的案例。

一个特殊案例：在新疆的上海知青

虽然受到云南知青闹事风潮极大的鼓舞，但上海知青为返城所作的抗争结果与云南有天渊之别，前后持续了两年之久，一波三折，几经反复＇　关于这个事件，除了当时官方报纸的文章之外，我们还掌握有一份直接参加事件的目击者写下的详细阐述报告；路文，〈我经历了新疆事件〉，载于《争鸣》1981年6月号，页12…16。刘小萌也用了一整章的篇幅来叙述这一事件（刘小萌，前引，页748…764）。此外，我们还有机会在香港跟一对上海老知青夫妻进行了长谈，他们都在新疆亲身经历了那些事件。（与F。　M。　D。及L。L。Z。　的访谈记录，1985年7月21日）。很重要的研究资料就是刘小萌对欧阳琏的采访，载于刘小萌，《中国知青口述史》，页445…505。本书作者于2004年7月也采访过欧阳琏和几个参加过这个事件的前上海知青。＇。这些知青比较特殊，他们是文化革命前去的，从1963年到1966年，每年一批，4批共10万人＇　提供的数字一般在8万和10万之间，后一个数字出现得最多；见路文，前引；《社会》1982年第一期，页9；《人民日报》1979年2月14日第四版；共同通信社；　1981年9月28日，刊于FBIS，1981年9月29日；《人民日报》1983年9月1日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