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第14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到月底，知青成群结队地回到原居城市过年。这是一年一次与家人欢聚，又可重见分散在各地农场或农村的老朋友，今年的这些团聚具有特别的意义，在城市里知青的集会就胜过往年。“回城风”愈刮愈烈，简直就是一场暴风雨，大部分回了家的都决定豁出去了，再也不走了。当有的个人申请被上面否决时，他们就毫不犹豫地使出施加集体压力这一招儿。1月25日，在南京，几百个来自苏北不同农场的知青串联一起，在市委门前集会，堵塞了几条交通要道。有些人抨击招募“走后门”进城的农民工的做法，要求这些农民工回到乡下去，以便安插农场知青。2月初，在南昌，在江西一个农场落户的铁路局职工子女包围了铁路局机关，冲击列车，要求安置他们＇ 新华社讯，1979年2月12日，刊于《人民日报》1979年2月13日第四版。＇。2月5日在杭州，一些青年聚众集会，堵塞路口，影响交通，一直持续到16日＇ 浙江电台广播，1979年2月12日，刊于FBIS，1979年2月13日。＇。在重庆，游行示威的人群围攻指责劳动局的干部。2月7日在天津，知青在城里各处闹事。在许多城市都发生了类似事件，比如在合肥也一样＇ 是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在1979年7月向日本记者透露的；见Yomiuri Shimbun，刊于《明报》1979年7月28日。＇。
毫无疑问，事情在上海闹得最凶。从1月最后一个星期开始，群众集会、游行、示威，一个接着一个。2月5日几千名知青在市委门前示威要求书记彭冲接见，僵持了两个小时，没有得到满足，他们就去上海火车站，采取了卧轨拦截火车的行动，在铁轨上坐了足足12个小时。市委立即报告了中央，国务院在6日清晨通过电话从北京下达指示，命令卧轨青年撤离铁道，威胁要严惩那些企图顽抗不服从者＇ 这项指示在随后几天贴满了全城，《明报》在1979年5月1日登载了一张该指示的照片。＇。警察用大喇叭向示威青年多次传达中央的指示，到凌晨3点相当一部分青年撤走了，只剩下一些最死硬的，一个小时后被警察带走。在当时及后来几天内逮捕了一些人。面对这类有着扩展趋势的请愿行动，中央就在2月19日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国安定团结的通知》。各大城市随后也公布了市一级的通知，严厉限制集体诉求行动。在上海，3月6日通知也没有能让民主墙上的激烈讨论停止，更不用说游行，占据政府机关等行动了。3月15日在市革委会大礼堂前面有一场游行示威，刚好在美国波士顿交响乐团音乐会之前。示威者的目的就是要把他们的请愿活动信息传到国外去，借以增加影响力。其实，所有这些活动的目标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返城。只不过申诉的理由有所不同而已＇ 关于1978年12月到1979年3月的上海游行，见A。 McLaren，前引； T。 Gold，前引 ；《科学、民主、法制》（个人收藏）；W。 Zafanolli； ？Shanghai； Place du Peuple？； Esprit； 1979年6月，页22…30；《解放日报》1979年2月7日、8日及11日。＇。
然而，邓小平3月16日内部讲话以后，在上海，以至在全国，开始全面镇压民主运动及请愿游行的组织者。在上海，甚至借口“施工工程”而禁止人们接近民主墙，一直到九月。这些钳制手段和当时出现的一次“左”的意识形态攻势是相辅相成的，7月1日五届人大二中全会结束之后，这种意识形态才开始受到批判＇ V。 Sidane； 前引，页38…43及T。 Gold，前引，页762。＇。政治紧张局面和社会气氛到秋季才逐渐缓和下来。知青们不失时机地再一次提出他们的请愿。从6月底开始，在上海几乎每天都有几十或几百名知青游行。参加的是来自郊区农场或者边疆地区的知青。落户郊区的青年不满市政府在年初同意他们之中12万名以“顶替”回城，但却又在6月宣布停办其余的15万名的回城工作。大失所望，加之满腔愤怒，以致在大多数农场都出现了自杀事件，在有人到城里去游行的同时，还爆发了罢工及怠工。其他的参加者来自黑龙江、云南和新疆。虽然，黑龙江和云南的知青是可以合法离开的，但上海当局试图食言。他们不给病退或困退回来的知青找工作。有些黑龙江的上海知青跟北京或天津知青结了婚，上海政府就拒绝接收，可是决定里是要求每个城市得首先重新安置自己的“知青”，然后为了他们夫妻团圆再进行商调工作＇ 上海市最终同意接受夫妻中的原上海人，但当局不帮他们解决分居两地的问题。他们就得自己想办法寻找处于同一处境（连子女数量都得一样）下的有意对调的夫妻。2000年8月10日，我们在北京访问了R。 Y。 C。。她是与一位北京知青结婚的上海女知青。＇。尽管知青有着各自的种种具体问题，但他们最终还是能联合起来成立了“知青遗留问题联合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仅组织请愿行动，而且还安排一些有酬劳的活动借以支持运动，又可以帮助经济极端困难的知青＇ 刘小萌，前引，页771…772。＇。在杭州，1000多浙江省五七农垦场的知识青年，9月8日开始静坐要求准许返城并安置工作。到17日，静坐仍在继续＇ 《四五论坛》第13期，页40。虽然名字相似，但这些农场跟“五七干校”没有关系。＇。10月初，请愿知青增加到几千人，其中34名绝食了4天。他们确是受屈受害深重。实际情况是这样的：《浙江日报》在2月宣布，所有在1966年进这些农垦场的知青都可以在上半年回城，而在1969年进场的则要等下半年。这个消息令他们欣喜若狂。然而，到了5月26日，这项已经写入正式文件的计划突然被收回了，理由是与中央决定的精神有矛盾，而1979年5月14日国发132号文件规定不再另行安置已在国营农场就业的知青＇ V。 Sidane，前引，页46，及刘小萌，前引，页776。＇。与此同时，在上海，请愿知青要求返城的呼声此起彼伏。在人民广场，几个年轻人请求一个日本记者把警察撕毁大字报的情景用相机照下来，那份大字报的题目是《新疆下放青年代表”上诉”归来，不欢迎吗？》＇ Yomiuri Shimbun； 刊于《明报》1979年10月6日。照片在《明报》1979年10月7日。有关在新疆的上海知青特殊问题，见本书，页205…214。＇
魏京生，民主运动最激进的发言人之一，在1979年10月16日被判处15年徒刑，这标志着对社会群体的要求及政治体制改革提倡的各种抗议活动开始进行一场严厉的镇压。1979年底，《民主墙》被封闭了，地下杂志遭受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最后被迫停刊＇ 见V。 Sidane，前引，页47…49。＇。3名参加2月5日游行的知青，12月1日在上海被判徒刑＇ 分别判9年、5年和4年缓刑两年；见《文汇报》1979年12月12日第一版，及《人民日报》1979年12月14日第4版。＇。大规模的群众游行请愿时期主要在1978年11月与1979年10月之间。在这一时期之后，知青的抗议活动消弱趋于消沉，一方面是镇压的结果，另一方面，更根本的原因，是绝大部分知青的回城愿望得到了满足。其实，知青抗议活动的结束并不是政府有能力单方面强制推行它的决定的结果，而是知青这个社会群体在1970年代末期那个特殊的政治形势下有能力从政府那儿取得对大多数人来说较为满意的折衷方案的征兆。当局在1979整整一年里，不遗余力地贯彻1978年12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大型会议的决定，但最后收效甚微，这就说明了当时社会上的抵制行动的功效，不论那是消极或是积极的。
实际上，为了继续遣送知青上山下乡，同时限制回城人数，政府在1978年底到1979年底期间竭尽了全力。这个时期采取的措施既认真又谨慎，还付出不菲的代价，这一事实清楚地显示出国家是真的想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至少还要持续好几年。
1979年当政者的战略方针
精神落实到各省份并重申全国会议所定政策
在12月15日公布工作会议的当天早上，上海市就组织了学习文件的大小会议，再次肯定不应该像林彪及四人帮那样阻止知青问题的讨论，也不应该“像某些人那样否定这次运动的成绩，给运动抹黑”＇ 上海电台广播，1978年12月15日，刊于FBIS，1978年12月20日。＇。16日，吉林省召开了大会落实全国会议的指示精神。这次大会一直开到月底，决定一方面要“帮助知青满意地在农村安家落户，并解决他们遇到的问题”，另一面，“鉴于本省的经济条件，几年内还应该继续动员知青到农村去插队”＇ 吉林电台广播，1978年12月22日及1978年12月30日，分别刊于FBIS，1978年12月26日及1979年1月4日。 ＇。辽宁省党委在12月20到25日期间也开了会，肯定“全国工作会议关于今后几年继续下放知青到农村去的决定是符合本省的实际情况的”＇ 辽宁电台广播，1979年1月2日，刊于FBIS，1979年12月18日。＇。对新毕业生来说，上海预见到升学与城市招工的机会将会增加，他们就不再去农村插队了。但是，“特别要注意跟着来的这几年里，将会有大批毕业生离开中学，其中相当一部分仍必须下放到上海的国营农场去”＇ 《文汇报》1979年1月5日，刊于FBIS，1979年1月24日。＇。山西政府则表示要继续努力，争取“三四年以后”不必下放知青去农村＇ 山西电台广播，1979年1月8日，刊于FBIS，1979年1月12日。＇。所有这些措施都完完全全与正式公布的全国工作会议的各项决定相配合，只等着落实了。浙江知青办公室的政策是最宽松的，其主任宣称；暂时没有工作的年青毕业生可以去农村，也可以留在城里自学准备升学考试，其实那就暗示着强迫下放政策的终结（前提是父母有能力继续供养这些毕业生子女＇ 浙江电台广播，1979年1月30日，刊于FBIS，1979年2月2日。＇。
在组织传达中央决定的会议之后，国务院又发出了通知，要求各省市当局如同往年一样在春节期间给各自管辖地区的知青寄慰问信＇ 新华社讯，1979年1月16日，刊于FBIS，1979年1月19日。＇。这些信件又再次谈到12月的决定，勉励知青继续奋斗、耐心等待，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中共11届3中全会后的政策新方向，而投身于这一建设乃是知青义不容辞的责任＇ 江苏电台广播，1979年1月14日，刊于FBIS，1979年1月16日。内蒙古电台广播，1979年1月14日，刊于FBIS，1979年1月17日。贵州电台广播，1979年1月16日，刊于FBIS，1979年1月19日。河北电台广播，1979年1月26日，刊于FBIS，1979年1月23日。辽宁电台广播，1979年1月17日，刊于FBIS，1979年1月23日。吉林电台广播，1979年1月26日，刊于FBIS，1979年2月1日。＇。从6月份开始，面对新的一批毕业生离开学校，究竟需要采取什么政策，这个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省一级即时召开各种会议商讨并作出相应的决定＇ 甘肃电台广播，1979年6月12日，刊于FBIS，1979年6月20日。青海电台广播，1979年6月28日，刊于SWA，1979年7月5日。辽宁电台广播，1979年7月9日，刊于FBIS，1979年7月12日。黑龙江电台广播，1979年7月10日，1979年7月16日及1979年8月23日，分别刊于FBIS，1979年7月13日，1979年7月27日及1979年8月27日。＇。辽宁省强调要竭尽全力做好必不可缺的动员工作。他们的一个负责人声称：“今年我们动员知青下乡的任务是很艰巨的。各级党委不可有一刻松懈，而且得比往年做更多的工作”＇ 辽宁电台广播，1979年7月9日，刊于FBIS，1979年7月12日。＇。在各地，毫无例外地都有必要继续动员相当一部分青年下放到农村去，这与华国锋6月18日在全国5届人大第2次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完全吻合＇ Beijing Information，1979年7月9日，页22。＇。这时，又祭出“两条腿走路”这一老掉牙的万能口号，不过赋予了崭新意义：在城市以及农村都提供工作职位＇ 辽宁电台广播，1979年8月13日，刊于FBIS，1979年8月17日。＇。1979年8月份，中央一级的领导人非常明确地表达出他们要继续下乡运动并再次掀起一场全面动员的意图。《红旗》杂志首先发表了“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办公室理论组”的长文，目的很明显是为了给新的一场秋季下乡动员打下一个理论基础。题为“统一认识，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文章再次提及全国工作会议的结论，并对其中某几点作了补充。文章开首“充分肯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成绩”，然后对“今后若干年内，还要继续动员一部分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理由做了一番解释：
…农村和边境地区需要援助，目前农业向社会提供的商品粮和工业原料为数很少，远远不能适应人口增长与工业发展的需要。
…必须使农村城市化和工业化，在城市郊区及农村建立起一批小城镇。办得最好的知青场队已经在消除城乡差别、朝向共产主义这条路上迈出了一步。
…由于1950…1960年间出生人口增长速度过高，因此没有能力在城市解决全部青年的就业问题。如果盲目地把青年人都招来吃大锅饭，那就会影响国家财政，大大降低劳动生产率，加重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
然后作者就指出应该以哪种形式来安置知青。反正，不再搞当年那种主要是为了知青接受“再教育”才应运而生的分散插队。今天，知青应该自己组织成由安置他们的企业或组织（父母的工作单位）管理的农业基地、工业基地、林业基地等，或者自己组成由市、县及公社管理但经济核算独立的知青农场或知青队。以“三集中一分散”（集中住宿、集中吃饭、集中学习在大队，分散劳动在生产队）为原则建起的知青点仍然是在农村的重要安置模式，但是，如果条件允许，可以逐步转化为农场或知青队。学习的榜样是湖南湘潭的红旗农场。文章最后号召社会各界参与动员工作，特别号召知识青年“把自己宝贵的青春，献给祖国的明天”＇ 《红旗》1979年8月号，页58…62。＇。
“理论基础”建立好了，“领导小组”在8月17日召开了一次全国会议。33名全国知青模范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会上国家劳动局局长、领导小组副组长康永和讲话：“过去，青年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重点，但在经济调整的现阶段，重点就得放在如何能最好地为四个现代化服务的青年就业统筹计划上。”他宣布政府将会尝试在城镇给大约700万青年提供工作职位，而在大学报名结束后，将会有80万知青下乡＇ 新华社讯，1979年8月17日，刊于FBIS，1979年8月21日。＇。大会到8月29日才闭幕。报刊高度赞扬应邀出席的33名知青模范（到8月25日又多增加了一位女模范）的感人事迹与他们的宏伟决心。26日，华国锋、李先念、王震、余秋里、胡耀邦与王任重接见了他们。每位领导都讲了话，再次肯定下乡运动的丰功伟绩。从那时一直到年底，各省市召开了大大小小各种会议，一般都会邀请知青先进分子，传达该次全国大会的精神，促进下乡动员工作的展开。
此外，在9月20日与10月12日之间，国务院“领导小组”又组织了两次经验交流会，一次在辽宁省本溪，另一次在湖南省湘潭＇ 《人民日报》1979年10月27日第2版。＇。目的就是要解开一些干部的难题，根据上引的《红旗》文章的说法，他们“觉得安置知青引发难以解决的问题”。而这两个城市得到如此的荣耀，并不是因为又出了个新型模范人物，而是作为执行1978年12月全国会议路线的成功典范。本溪市在自己管辖的区域范围内建立了170多个知青农场和知青队。而湘潭市的负责人则已经成功地把一些农场改建工农商联合企业。
为应付各种社会抵制而采取的政治行政及公安战略措施（1）
1978年的大会闭幕后，仅仅过了8个月，就又需要召开另一次全国会议了，而该次会议后一个月，又开了两次在模范地区的小型会议，这都说明了在执行既定方针上遭遇困难，不断强调要“统一思想”也显示出阻力重重。为了与这种普遍存在于青年、他们的家长及地方干部中的勉强敷衍态度进行斗争，搬出了各样法宝。面对那些惊人的暴力行为，政府当局先是表现出相对的忍让，希望通过说服来解决问题。因而，在1978年12月10日的上海游行之后，《解放日报》认为知青“用不同形式通过多种渠道”提出的建议及要求是“合情合理”的，但又说问题只能“有计划地一步步”得到解决＇ 《解放日报》1978年12月16日。＇。市政府的多位负责人表面上不做任何让步，但也不摆出威胁的样子＇ 上海电台广播，1979年2月17日，刊于FBIS，1979年2月26日。＇。在此同时，上海妇联多次开会说服家长把子女送到农村去＇ 上海电台广播，1978年12月13日，刊于FBIS，1978年12月21日。＇。
软硬兼施解决问题的方法至少表面上在处理云南知青罢工（上面已谈到过）一事已得到充分的演绎。王震出来讲话了，虽然公开发表的时候，由于各种事件而在当地早已失效，但这篇讲话仍然在好几个月里作为教训那些知青造反分子的学习材料＇ 另一例子是南昌游行事件，见本章注107。＇。面对2月5日上海游行，当局的态度就比较强硬了，但当局头头并不满足于使用警察手段来结束知青的积极抵制行动。他们发动起全部宣传机器。一时间，全城张贴了官方口号，号召服从国务院的指示。报章则连篇累牍地把参加游行的人说成是滋事分子，有自私的，甚至是反社会主义目标的人。报纸“转载了”一些声称是群众（其中包括个别知青家长）来信表示不赞成骚乱，要求政府出来惩治骚乱分子＇ 主要见《解放日报》1979年2月7日及1979年2月8日第一版。A。 McLaren； 前引，页10； W。 Zafanolli； ？Shanghai； Place du Peuple？，页23。＇。
当时的政治形势，参加游行罢工者人数众多，加上他们得到社会舆论的同情，这种种因素都不准许大规模施行镇压，但负责人们仍然谴责动乱，声言他们不会屈服于压力，并威胁说要采取镇压手段，而后来他们真的那么做了。
局当也花了许多精力去跟整个社会主体，尤其是知青的消极抵制作斗争。这种抵制行动规模很大，表现在两个方面：非法返城及拒绝回农村。从2月初开始，节庆假期过去了，大量知青滞留城市，这给社会秩序造成危险，负责人就开始给这些知青施加压力，要他们“回到工作岗位上去”。2月9日上海《解放日报》在头版刊登了一些知青和家长的来信，号召回到农村去＇ 《解放日报》1979年2月9日第一版。＇。24日在《吉林日报》也刊登了同类的信件＇ 《吉林日报》1979年2月24日，刊于FBIS，1979年3月1日。＇。后来就提出农场因缺乏劳动力而无法完成春耕一事，用以说明所有“闲散”知青即刻回乡的必要性＇ 《解放日报》1979年3月2日。辽宁电台广播，1979年3月12日，刊于FBIS，1979年3月15日。吉林电台广播，1979年4月26日，刊于FBIS，1979年5月1日。＇。各城区组织召集知青参加“圆桌会议”，并派负责人上门劝说他们必须回到乡下去。最死硬的那些就得经常向干部“交心”。而那些干部并不仅仅限于作思想工作，有的情况下，他们还跟地方政府联系，试图解决知青的问题（比如住房），借此令这些青年再没有理由拒绝回乡＇ 《文汇报》1979年3月4日第2版，上海电台广播，1979年3月20日及1979年3月25日，刊于FBIS，1979年3月27日。＇。在城里或者在农村，都组织了群众大会表扬听话顺从的知青＇ 《黑龙江日报》1979年2月28日，刊于FBIS，1979年3月7日。上海电台广播，1979年6月15日，刊于FBIS，1979年6月219日。＇。在辽宁，开了一次省级会议，学习鞍山经验，这个模范城市在6月底成功地将86％非法返城的知青遣返回农村，还将65％的1978年毕业的定为需要下乡的学生送走＇辽宁电台广播，1979年7月9日，刊于FBIS，1979年7月12日。辽宁电台广播，1979年7月10日，刊于SWB，1979年7月19日。＇。1979年毕业生进入就业市场，这就使动员工作更显急迫。当局为了配合思想工作，还公开采取经济制裁措施。辽宁省党委就决定那些态度强硬的青年不得在学校求职，也分配不到工作，哪怕是临时工＇辽宁电台广播，1979年7月9日，刊于FBIS，1979年7月12日。＇。沈阳市政府宣布，在下放工作完成之前所有已经得到的职位均属无效，禁止任何招工。1979年毕业生必须在9月底前走，而前几届的则在7月底前走＇辽宁电台广播，1979年7月18日，刊于SWB，1979年7月31日。＇。尽管如此，到10月底，当局还在被迫采取措施加强动员＇辽宁电台广播，1979年10月27日，刊于SWB，1979年11月10日。＇。政府当局在整个1979年期间还得跟家长，特别是跟干部的抵制行动抗争。报刊经常揭露一些官员（包括那些刚被平反的）把自己的子女“一个一个全都弄回大城市，弄回自己身边”＇ 《人民日报》1979年4月22日第3版。《文汇报》1979年3月14日。《人民日报》1979年6月8日第一版。《广东青年》1979年第9期，页11…12。＇。《文汇报》登载了一小段连环图，嘲笑那些总是为自己当年上山打游击、下乡搞土改而自豪的干部，他们今天却不愿意自己的子女上山下乡＇ 《文汇报》1979年6月7日第4版。＇。一位模范干部（甚少代表性）这样说：“如果我利用职权把女儿调回城市，又怎样能够动员别人把儿女送到农村呢？”＇ 《人民日报》1979年9月10日第4版。＇ 当时，大部分的干部不愿意触及这个敏感的问题。
政府当局还得面对乡下及农场的农村干部的抵制。《人民日报》一篇题为“不要“挤”知识青年”的文章揭露一些地方干部利用“知青点”的青年回家探亲的时机，将他们的住房、工作、甚至储备下的粮食及生产工具都分给了当地的农民青年，因为他们是“永久牌”，不是“飞鸽牌”＇ 《人民日报》1979年4月24日第4版。关于这种说法，见本章注94。＇。同样的，一些从西双版纳农场自行退职，后来又被政府劝说返回岗位的知青，一回来就发现自己的职位已经被人霸占了。这种情况当然不利于鼓励知青回乡＇ 《人民日报》1979年8月22日第3版。＇。农场干部倾向于用较顺从的农民来替代知青，这些农民也不大可能在职位调动晋升上跟他们竞争＇ 采访C。 W。 H。 ，1978年7月25日。采访 X。 X。，1978年7月5日。 ＇。然而，政府依旧施加压力，颁布指示，试图阻止干部们的这种抵制破坏他们的政策＇ 《人民日报》1979年4月24日第4版及1979年8月22日第3版。＇。
重新启动宣传机器鼓励上山下乡（1）
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当局竭力重新树立农村劳动光荣的正面形象。以此来应付社会对下乡运动的抵制＇ 把下乡运动重新提到官方任务的首要地位还反映在《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大量有关文章上。从1978年的11篇，增加到1979年的64篇；见T。 Scharping，前引，页181。＇。
湖北省党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在年底的时候对知青模范一再表示：“有人说知青是白老鼠、文革牺牲品和四个现代化废品的三合一产品，这种想法不值一驳”＇ 湖北电台广播，1979年11月12日，刊于FBIS，1979年11月16日。＇。然而，各级负责人（包括他本人）在整个1979年期间都花了大量时间去一一驳斥这种“错误思想”。有些年青人斩钉截铁地说下乡运动是“四人帮”极左路线的产物，是必须纠正的“错误”，政府则不断地向他们解释，说那是毛主席早在文化革命前就提出来的正确政策＇ 《人民日报》1978年12月15日第一版。吉林电台广播，1979年7月5日，刊于SWB，1979年7月12日。《红旗》1979年8月号，页58…62。＇。另有一些青年更加上纲，说下乡运动违反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他们返城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当局则反驳说那是适合中国发展条件的一项政策，知青留在农村有助于实现农业现代化＇ 见《红旗》1979年8月号，页58…62。《人民日报》1979年10月12日第4版。湖北电台广播，1979年11月12日，刊于FBIS，1979年11月16日。＇。这最后一说该是为继续实行那项政策而作的主要正面辩辞。
在此同时，政府当局也尝试再次弘扬曾经激励过文革前运动先驱者及后继者们的理想主义牺牲精神。有了这种大公无私的精神，就真的能为农村的发展“大有作为”，这种论调成了1979年发表的众多文章的主旋律，介绍不同类型的知青模范。通常是想法让那些死硬分子“感到羞耻”。《浙江日报》刊登过一篇题为“需要几万个像他那样的好青年”的文章，文中写道：
“他的高贵的思想觉悟与心无四个现代化亦无国家人民利益的某些人的表现相比较，反差多大呀！那些人不遗余力想方设法离开农村和边境地区，当他们达不到自私自利的目的时，就聚众捣乱。史明军（译音）的先进事迹就像一块明镜。照照这块镜子，那些人应该感到羞愧万分！”＇ 浙江电台广播，1979年3月21日，刊于FBIS，1979年3月26日。＇
为了令这种“羞耻感”更加突出，当局毫不吝啬地大肆表扬模范知青。我们已经谈过省一级与全国都召开了“先进知青”大会，在此之际，报刊给某些知青送上一大堆赞美颂扬之词，有的照片还登上了报纸头版＇ 见本书，页174…175。＇。毋庸置疑，得到最大荣誉的是杨永青。她是1979年以政治连载故事的形式出现在舞台前方的。上海当局正在与知青有组织的暴力抵制对抗＇ 《人民日报》1979年2月14日第4版及1979年2月16日第4版。＇的关键时刻，报刊挖掘出了这个1964年志愿到新疆去的上海女青年。她1972年没有跟随丈夫与孩子返回城市，而选择留在当地。杨的例子之所以更理想，是因为1977年她还成功地说服了丈夫回到新疆。不过，文章倒也没有隐瞒，杨已经不在石河子农场工作了，已经上调到乌鲁木齐市，当上了新疆共青团的副书记。但，到了3月，正当遣返知青回乡的工作进行得如火如荼，而王任重号召青年奔赴边区参加发展建设＇ 《动向》1979年4月号，页22。1979年3月9日王任重替代了陈永贵任“领导小组”组长；顾洪章等，《始末》，页248。＇之时，报刊发表了杨永青致王任重的一封公开信，请求回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及参加戈壁沙漠的绿化工作。想到“身教重于言教”，她愿继续发扬当年激励她的精神，让那“一小部分”吵着要回上海的新疆知青好�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