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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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可以说明与过去一脉相承的不只是宣传：根据官方的统计数字，1977年的下乡人数跟1976年相若＇　1976年1　880　300人，1977年1　716　800人。见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前引，页110。＇。但是，必须指出，当时就加快及扩大了1973…1974年间订立的新措施。这是很正常的，因为当年，华国锋积极参加了那些措施的拟定与推广工作，同时他不仅是1973年会议的组织者，还是产生株洲模式的湖南省的主要领导人＇　见本书，页120…123。＇。1977年大部分知青是下乡到城郊，而新领导人强调必须将运动规划好组织好，以解决已出现的问题＇　见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作的政治报告，刊于Pékin　Information，1977年8月29日，页60。＇。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表现活跃。1977年3月召开了一个讨论会，会上陈永贵主任揭发了四人帮的罪行，并再次肯定必须解决知青的具体问题（生活条件、婚姻、学习，等）＇　这篇讲话载于Issues　and　Studies，1978年6月，页98…109。＇。4月15日一个工作组进驻知青办，进行揭批查活动，要消除一切四人帮的影响，并决定知青办由农林部代管＇　顾洪章等，《始末》，页248。＇。1977年有关下乡运动在中央和地方报刊的文章突然少了，反映出在强调要解决具体问题的背后，隐藏着高层对需要执行什么政策存在分歧。

四人帮倒台和1978年底中共中央11届三中全会之间的两年，实际上是华国锋与邓小平之间暗中争权斗争的时期，1977年3月原则上给邓平了反，到8月真正落实，随后他就官复原位＇　J。　Guillermaz；　前引，页594。＇。从新领导第一项真正“反毛”＇　这里所指的是文化革命中的毛。当然，领导人们总是不停地引用毛的语录，以证明他在最后几年也是极力反对这项改革的。＇的措施中可以看出那显然是邓的影响，这项措施是恢复高考，而且中学刚毕业的学生就可以参加。这次重要改革记载于10月12日教育部的一份正式文件上＇　这项改革是10月21日刊登在报章上的，见《人民日报》，1977年10月21日，第一版。邓小平早在1977年8月8日就已经宣布恢复高考及停止“群众推荐”制；见《教育大事记，1949…1982》，页494…499。＇，白纸黑字写明取消进入高校前必须实行体力劳动的规定。改革也意味着今后不再是人人非下乡不可，所以在这一点上，又回到了文化革命前的“不平等”制度，重新提起已为人忘却的一句非常形象的口号：“一颗红心、两种准备”＇　同上。这个口号出现在1957年，而在1962…1966年期间大量使用；见Lau　Yee…fui　et　al；　Glossary　of　Chinese　Political　Phrases；　页516。＇。将要毕业的中学生应该做两手准备，进大学或者参加生产，两者同样是为人民服务。已经在农村的知青以及所有其他30岁以下的青年都有一个新的学习机会。不过，知青得做好考不上的思想准备，政府急忙出来明确表示：“绝大多数知识青年要继续留在原单位工作或是上山下乡”＇　《人民日报》1977年11月16日第三版。＇。事实上，共570万个考生，却只有27万3千名额，就是说只有4。79％考上了＇　1984年，上升到23。4％。关于这个问题，见S。　Rosen；　？Recentralization；　Decentralization　and　Rationalization？；　Modern　China；　1985年7月，页312，《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2》，页499、519、548。＇。估计考生中约有半数是知青＇　刘小萌，前引，页680。＇。12月12日的文件中有一句话对许多考生，尤其对仍然身在农村的知青考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政治考查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　《教育大事记，1949…1982》，页499。＇。这就给所有的“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开辟了新天地，他们从1960年代初起就一直被排除在进入高校的行列之外。所以，那是削弱“血统论”的重要征兆。

就数量上来说，恢复高考对下乡运动的影响微乎其微，因为高校名额实在有限＇　见本书，页198…199。＇，然而对运动在意识形态上的意义，影响颇大。年青人中新的“思想”问题因此就出现了，当局是很清楚的，《人民日报》的一篇《编后记》这样写道：“如果因为没有考上大学就灰心丧气，甚至感到没有前途，是不对的”＇　《人民日报》1977年11月16日第三版。＇。一个月以后，为纪念毛发出伟大号召9周年，《光明日报》用了一整版的篇幅来介绍知青模范，他们懂得利用自己的知识去使农村现代化，另外也介绍了一些有远见的负责干部，他们帮助知青朝这条路发展（组织函授课程、科学实验组，等）＇　《光明日报》1977年12月22日第二版。＇。

1978：从犹豫不定到有限的再确定

邓小平恢复了领导职务，又搞了几项改革，现在需要根据党的新目标、各个派别的愿望以及它们之间的力量均衡来给下乡运动重新定义。胎死腹中的第二次全国知青会议提上了日程。在1977年12月12日到1978年1月13日期间举行的有关同一问题的座谈会的闭幕式上，宣布6月召开全国大会。这次座谈会是由知青办组织的，来了全国各地的知青办负责人，有些与会者针对下乡运动提出了很尖锐的根本性的意见＇　刘小萌，前引，页653。＇。这些离经叛道的抱着怀疑态度的人很快就让中央拉回正道上来，最后座谈会又再继续为下乡运动唱赞歌＇　公开发布这次会议结论的一篇文章有一个很明确的题目：”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人民日报》1978年1月25日第一版。＇，谴责四人帮既徒然破坏运动又反对知青跟工农相结合。该会的最终结论显然就是一切照旧、按既定方针办：

“有一部分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将要继续升学，或者回到城市参加工业、商业等方面的工作。但是大多数知识青年将要继续留在农村，参加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工作。”＇　《人民日报》1978年1月25日第一版。＇

请留意，这是政府第一次同时公布官方统计的累积下乡人数（“1600多万”），及仍然留在农村的知青人数（“大约1000万”）：以如此审慎的办法来承认，已经有几百万知青合法返城了＇　见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前引，页110。见本书，页192。＇。然而，知青的“扎根”行动依然高度得到赞扬，宣布将要召开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应该“总结十多年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经验，解决好这方面的问题，推动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发展”＇　《人民日报》1978年1月25日第一版。＇。

但到了年底真的举行该次大会时，就再也不谈什么发展“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了。这个词语是指在文化革命中新发动的政策，而1978年正巧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转换年代，从这一年开始，对毛思想遗留下的一切，特别是文化革命，都要重新作出评价。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由6月1日的一篇文章引起的＇　《光明日报》1978年6月1日第一版。

＇，这场“哲学性”的大争论正是要质疑毛的永远正确。到10月底，报章上充斥着对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批判，大家都很清楚面对着一场由邓小平领导的实用主义官僚与以华国锋为代表的毛思想体系的忠实维护者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1978年12月，著名的中共11届三中全会祝圣了邓小平的胜利＇　全会最后公报，载于《人民日报》1978年12月24日。＇。然而，即使对手不得不作自我批评，那也还不是完全的胜利（华是在1980年秋至1982年秋期间逐渐丧失一切权力的）。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团结和稳定”，这就意味着妥协。

至于上山下乡，座谈会到全国会议结束之间的一段时间，是一个变化不定的时期，也是激烈讨论时期，对当局来讲这是个非常棘手的问题，甚至会随时引起爆炸的。这就是为什么如同1977年，在1978年《人民日报》只有很少有关下乡运动的文章。从1月底到12月中，官方在这个问题上几乎完全不置一词＇　在1978年全年《人民日报》只有11篇文章谈及这个问题。＇。但是，虽然表面上这个政策没什么新意，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使上下各阶层的许多人有机会批评指责下乡运动。这种“思想解放”，其实也是言论开禁，到年底就更加毫不掩饰了，那个时候改革派的攻势进入了最后阶段。在三中全会后的一个理论务虚会上，自由知识分子于光远、邢贲思直截了当地抨击上山下乡这项政策＇　刘小萌，前引，页657。＇。从具体执行的情况来看，1978年跟1977年截然不同。年初像过往一样，为知青组织了春节慰问活动。回北京探亲的知青甚至得到机会去瞻仰毛泽东陵墓，有的则参加各种大会或研讨会，所有这些的目的不外乎是要加强“他们留在农村干革命的决心”＇　北京电台广播，1978年2月3日，刊于FBIS，1978年2月10日。＇。各省市也召开了大小会议，首先是为了贯彻北京一月座谈会的精神，另外还要组织1978年毕业生的动员工作＇　《人民日报》1978年1月31日第三版；贵州电台广播，1978年2月21日，刊于SWB；1978年2月25日；江西电台广播，1978年3月17日，湖北电台广播，1978年7月27日，辽宁电台广播，1978年9月10日，福建电台广播，1978年9月21日，以及吉林电台广播，1978年10月26日，刊于FBIS，1978年3月24日、1978年8月11日、1978年9月15日、1978年9月29日及1978年10月31日。＇。与上一年比较，这些会议上宣布的下乡青年数量目标是降低了，不过降幅并不惊人＇湖北省估计有5万人下乡，而上一年有“6万多”；见湖北电台广播，1978年7月27日，刊于FBIS，1978年8月11日，以及《人民日报》，1977年11月8日，第四版。＇。3月份，华国锋在第五届人大期间反复强调政府要把下乡运动继续进行下去的决心＇　见华国锋的报告，载于《人民日报》1978年3月7日。＇。

5月知青办公室要求各省市按照四个现代化的原则来准备安置毕业生，增加留城的名额。因此大部分省市都添补了可免下乡的青年类别，但并不是统一的。从全国来看，当年究竟有多少知青下了乡？只有一个官方数字，是陈永贵1978年底在全国会议上做的报告中提及的：到那个时期为止，一共有1700万知青下了乡。而1977年底宣布的数字是“1600多万”，那么这就意味着1978年下乡的人数稍微低于100万。1700万这个数字后来在中国或外国被反复引用，其实那不过是一个泛泛的估计，而且陈永贵也没有说清楚这个数字是不是包括文化革命前下乡的。根据后来的资料显示，1978年仅有48万零9百名知青下乡，只相当上一年下乡总人数的28％＇　见国家统计局统计司，前引，页110。＇，而知青办本来预计的是减少一半。全国各地计划下乡的人数比这个预计要低：60万＇　刘小萌，前引，页719。＇。实际上，最后的下乡人数还要低，这就说明抵制的力量相当强。

在1978年间，下乡政策开始出现其他的变化。报刊上介绍的知青典型与过去不一样了，现在是自学出来的“专家”，他们通过实验和研读“中外”科学文献来推动农村的现代化建设＇　《人民日报》1978年1月6日第三版、1978年1月18日第二版及1978年5月16日第三版。＇。再也不提思想上接受再教育了。人们主要关心的是：如何解决1973年以来在继续改善知青工作中出现的具体问题。其实，负责人都知道，要解决问题，第一次全国会议采取的措施是远不足够的。1977年12月21日，在座谈会上派发的一份内部简报上，知青办公室透露，根据一项全国范围的调查，许许多多的知青生活仍然达不到自给自足。在13个省市自治区下乡青年生活不自给的比例超过50％，而在云南、贵州、四川、福建及甘肃等地则高达70…80％。知青办也承认，到1976年底，大约100万知青还没有像样的住房，结婚知青的住房问题尤其严重。时间一年年过去，年青人的婚姻问题就越来越迫切需要解决，但财政预算上的投资少得完全不值一提。黑龙江的一个农场预计，如果那儿的知青都结婚的话，那得需要28年才能解决他们的住房问题＇　刘小萌，前引，页668…672。＇。知青中众多大龄未婚者，尤其是大龄未婚女青年，他们的问题在全国都变得很尖锐（至于原因何在，请看第九章）。

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那就是知青办公室和教育部联合发出的通知的主要内容：保证想参加高考的知青有足够的时间复习。许多知青抱怨没有时间准备1977年的高考入学试，所以后来就规定报考知青每天都有一点儿工余时间复习功课。但是，不可以耽误生产，为了准备考试而擅自返城的青年都被召回原工作单位＇　1978年5月6日通知（新华社讯，1978年5月11日，刊于SWB，1978年5月19日）。亦见湖南电台为落实通知精神的广播，1978年5月16日，刊于SWB，1978年5月27日。＇。此外，还禁止地方干部阻挠知青报名，当时，新政策使这些干部丧失了过去的特权，他们没有任何正当理由就拒绝开具必要的批准证明信。6月底《人民日报》曾刊登一封读者来信，反映出在某些地方“土政策”依然罔顾所有上面下来的通知，继续把知青的命运操纵在手＇　《人民日报》1978年6月26日第三版。＇。

在中央对知青的具体问题表示关注的同时，各市镇政府也越来越积极地在他们管辖的地区内开辟尽可能多的职位，以发展集体事业及服务行业＇　《人民日报》1978年6月26日第三版。＇。另有一件更加令人深思的事：正在动员1978年毕业生下乡运动达到高潮的同时，北京和广州教育部门的负责人对一个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代表团说，上山下乡政策在不久的将来就会结束＇　《大公报》，1978年7月21日。刊于FBIS，1978年7月27日。＇。从华国锋在1976年12月农业学大寨会议＇　见本书，页146。＇上将有关放弃运动的流言归罪于“阶级敌人”的阴谋到这个半官方的消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段时间内中国走过很长的道路。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1978年10月31日开幕，至12月10日闭幕。正是在这次会议的前夕及会议期间，有关从根本上质疑这场运动的意义及其前途的消息，才在报章上有所披露。这些质疑是立足于对四人帮在这方面的政策所作的批判，这就说明作为过去极左下乡运动铁矛的辽宁省，现在是处于修正主义的最前列。毛远新事实上已经被摒除出政治舞台，张铁生被送去了劳改营，而朝阳农学院则从此关门大吉＇　见《明报》1978年10月30日及《人民日报》1978年2月21日第四版。＇。

四人帮自认最忠于毛的思想理念，为了捍卫它而展开批邓运动，几个月之后倒台了，对方在批判初期又用同样的手法，指责这个帮派背叛毛的思想路线，他们才是毛的忠实信徒。这就给中国的政治运动涂上“超现实惯例”的色彩，令观察家们目瞪口呆，但很难令广大群众心服口服＇　有关揭发“四人帮”的第一次运动，见W。　Zafanolli，前引。＇。1978年底的批判不同于前期，触及到了根本问题。《辽宁日报》当年在一篇“评论”中透露，以前有些寻找“总体解决办法”（株洲模式之类）的负责人曾经被指责“跟再教育政策唱反调”。又说：

“结果是不合理的城乡劳动力交流。在某些地方，知识青年和当地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日益突出，农民的负担愈来愈沉重。许多下乡青年谋生有困难，这就加重了他们单位和家庭经济与精神上的负担。”＇　《辽宁日报》1978年10月27日，刊于FBIS，1978年10月31日。＇

辽宁广播电台在一篇报导中反驳1976年7月14日《人民日报》登载的一封由19名知青模范签署的联名信：

“四人帮及其党羽歪曲毛主席有关知识青年跟工农相结合的指示。他们把青年下乡绝对化，荒谬地强调只有城镇青年下乡插队才可以被看作是干革命。”＇　辽宁电台广播，1978年11月19日，刊于FBIS，1978年11月27日。＇

很长时间没有发表有关下乡运动总体性的文章以后，《中国青年报》终于刊登了一篇有关该题材的文章，内容也包含对运动的这类批判＇　《中国青年报》1978年11月23日第一版。＇。该报“评论员”对运动的历史作了一番梳理，将1950年代以来开展运动的必要性仅仅归结为城镇就业形势所迫。根据他的分析，文化革命前的下乡运动并“没有产生什么大的问题”，但是如何对后期作出评价，就比较困难了。一方面，必须承认知青作出的牺牲与贡献的正面价值，“他们分担了林彪、“四人帮”给我们国家造成的很大一部分困难”。另一方面，不得隐瞒由运动引起的“严重问题”：“大多数知青”无法生活自给，在婚姻、住房、医疗以及学习上遇到的种种困难，这种情况使那些年轻人变得消极，甚至失望，也导致群众极度不满。此外，少数干部腐败堕落，利用运动“大发知青财”，侵吞知青安置费，仗着手中有权可以决定调动就强制要求红包及其它好处，助长了“走后门”的恶劣习气，败坏了社会风气，腐蚀了一部分青年。“总之，林彪、“四人帮”对经济、教育、作风等方面的破坏及其恶果，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个问题上得到了集中的反映。”为了提出另一项下乡政策，“评论员”竭力数说强迫全体知青下乡插队一辈子是违反马克思主义，也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对一个青年来说，重要的是为工人农民的根本利益工作，就是说献身于四个现代化。在这样的情形下，一个知青无论调到工厂、学校还是部队，他也不是四人帮说的“半截子革命”。甚至都没有必要让城镇青年都到农村去作短期锻炼＇　“评论员”作出这样的肯定，是引用了毛本人在1957年的一篇讲话中的一句：“又比如城市青年，或者进学校，或者到农村去，或者到工厂去，或者到边疆去，总要有个安排。”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页340。＇。既然“与工农相结合”不是绝对需要下乡，那么為縮小“三大差別”，四人帮所搞的城乡劳动力大调换也未必像他们所说的那样不可或缺。马克思解决不平等问题的方法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提高整个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把农民招进城当工人，再加上把大批城市青年送到乡下去，事实证明那不是个解决办法，因为“他们干扰下的上山下乡搞了那么多年，三大差别不是一点也没有缩小吗？”。

有了这样的对四人帮式的下乡运动的批判，就可以提出新的政策：教育及经济制度施行改革以后，“上山下乡的人数就必将愈来愈少，以至最后不搞现在这样的上山下乡”。不过，作者强调：“这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很快就做到”。一部分知青还应该继续下乡，但是他们的条件会有所改善。同时也会更加扩大升学和留城就业的可能性。

这篇文章是11月23日正好在已经开了3周多的全国会议期间发表的，中央电台在当天就对外广播了其中几段很长的段落＇　见北京电台广播，1978年11月23日，刊于FBIS；1978年11月28日。＇，即刻在知青中引起轩然大波，他们觉得是报章第一次说出他们的“心里话”，在上海一些回城要求分配工作的知青还张贴大字报表达同样的意见＇　顾洪章等，《始末》，页163。＇。同样的，云南一个农场的上海知青致电上海市委，要求火速派调查组去处理问题，为他们“平反昭雪”。他们认为自己是受害者。林彪、“四人帮”把他们骗了，给“弄”到云南，到了农场几年以来，“四人帮”的“地方代理人”又欺负他们并进行政治的迫害＇　同上，页164。＇。

那篇文章反复强调知青遭受的苦难，又把上山下乡运动和“四人帮”的阴谋联系在一起，这无疑是在多处地方开始蔓延的知青造反之火上加油。其实，对中央级领导与知青办公室的负责人来说，这篇文章像是晴天霹雳，始料不及＇　是共青团老书记胡耀邦负责去跟《中国青年报》的负责人谈话，提醒他们不是所有的真相都可以说出来的，要求他们不要再帮倒忙；见顾洪章等，《始末》，页165。＇。作为会议初期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可以代表官方意见的，然而，它却与最高负责人从年初起就审慎制定的战略方案大唱反调＇　关于领导人之间的内部争论，在中央档案解密之前，我们只能相信那些能够接触到内部资料的人士；尤见顾洪章等，《始末》，页153…162。＇。

到1978年，所有的领导人都意识到下乡运动的政策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它引起了太多的不满情緒，而从1973年起在財政上的竭力支持也无助于根本上解决问题。当时政府机关里相传一句新流行语：“国家花了七十亿，买了四个不满意”＇　李先念承认是他先讲出“四不满意”的（青年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国家也不满意）；顾洪章等，《始末》，页158。＇。早在1978年3月，邓小平就说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增加城市就业机会，后来他又在10月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对这个问题提出了具体意见，该次会议是专为讨论呈交给全国知青会议的汇报提纲而召开的。似乎从那年夏季以后，连华国锋都同意这个观点了＇　同上，页151…152。＇。这种变化也在行政安排上反映出来：从4月30日起，知青办公室不再由农林部代管，改由国家劳动总局领导。知青办主任为许世平，他后来被任命为国家劳动总局副总局长。8月5日，国务院重新调整知青上山下乡领导小组：陈永贵仍然是组长，国家劳动总局局长康永和任第一副组长＇　同上，页248。＇。虽然他们指望增加就业机会，但领导人也非常清楚，突然宣告停止下乡运动，然后让仍在农村的800多万知青大批返城，这一定会给城市带来严峻的问题，造成工作职位与粮食供应的极度紧张，那是很危险的。他们多次列举2000万这个数字，那是城镇工业上多余的劳动力＇　纪登奎解释说，这个估计是按中国技术发展的水平计算的，若按发展国家的标准计算，可能多一倍；见顾洪章等，《始末》，页　160。＇。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补充说，这就意味着每年需要给城市多供应100亿斤商品粮＇　同上，页155。＇。因此，最高领导人，联同领导小组与知青办，就决定逐步进行，缩小下乡范围，首先只让困难最多的知青回城，尤其是1972年底前下去的那些，而国营农场知青则不得回城，他们算是国家职工，所以不再需要分配＇　在农场的知青是国家职工，这一点在1978年2月12日的全国国营农场工作会议纪要中确定下来；见顾洪章等，《大事记》，页152。＇。

要让大家都能接受一部分知青得继续留在农村以及在“若干年”内仍然有成批新的知青下乡，那就必须进行改善工作，会议将会提供细节。负责人们当然知道，这份“理性”的但又无法保证何时能解决所有问题的方案是不会满足知青的要求的。不过，重要的是不能承认下乡运动是一项错误的使知青受了害的政策，从而让他们以为他们的哪怕是最激烈的要求都是正确的。所以就决定，一方面对过去的政策以及知青的贡献作一个正面的积极评价（承认某些问题是四人帮干扰造成的），另一方面，继续加强宣传工作鼓励青年下乡。副总理纪登奎＇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建构里，总是有一个总理和好几个副总理。当时，华国锋是总理，另外有13个副总理，邓小平是其中之一。＇这样描述主要领导人的战略方针：“我们的指导思想是宣传下，做到不下。不宣传上山下乡就不能安定，就要乱套”＇　顾洪章等，《始末》，页154。＇。私下里，这些高级领导人毫不犹豫地狠批毛派下乡运动的构思，全部归结为四人帮的毒害。副总理李先念就宣称：

“那种认为只有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才算是教育，我历来不同意＇　可惜他从来都没有敢跟毛说　＇。＇　＇如果说只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能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那我们的党就不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党，而是贫下中农先锋队的党。　四人帮　认为要消灭城乡差别，就要把城市青年放下去，然后把农民招进城。不从发展经济着眼，城乡差别怎么缩小？”

另一位副总理康世恩分析实用主义者的逻辑与毛派分子的逻辑不同在何处：

“知识青年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就业问题。＇　＇过去上山下乡的做法不等于就业，下去是为了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是属于教育范围，不是从就业角度去安排的。修修补补不解决根本问题。三两年回来了。农村也不缺劳动力。要解决问题就必须同发展生产与安排就业结合起来考虑。”

若改革派领导人的确有一个指导思想，那就必须阐述清楚，而且让人接受。那个中央工作会议举行了41天，从没有开过这么长时间的会，可见争论有多激烈，要处理的问题有多复杂。因为政治局势发生了变化，各种不同观点就得以表达＇　1978年10月30日纪登奎在会议期间与部分代表进行座谈，会上他跟他们说：“请你们思想解放一下，有什么好的意见、办法，都讲出来，不说你是　拔根　”！见顾洪章等，《始末》，页162。＇。但是，最后作出的决定都符合领导人表示过的意愿＇　刘小萌，前引，页716…718。＇，反映在政治局12月12日通过的两个文件里：《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和《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后来亦称“40条”），后来两个文件一起，就变成了中发＇1978＇74号文件＇　同上，页719。12月14日新华社公布会议的结果。见新华社讯，1978年12月14日，刊于《人民日报》1978年12月15日，Cahiers　de　la　Chine　nouvelle；　1978年12月15日，以及SWB；　1978年12月18日。＇。正像上述《中国青年报》的文章，《纪要》只是从经济问题上评价下乡运动。“再教育”的提法无影无踪了。但是对运动的看法很正面，用惯常的言辞生硬的语句来表达。干部敲诈勒索为非作歹的丑闻没有提及。知青遇到的困难则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自然又是归罪于四人帮的破坏。强调的是毛主席的路线无论在文化革命前还是后都是占主导地位的，知青之所以能取得骄人的成绩，都应归功于学习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至于今后是否会放弃上山下乡，《纪要》重复《中国青年报》有关将来“不再搞现在这样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诺言，但是在《人民日报》有关这次会议的文章中只有很含糊的这样一句话：“随着四个现代化的实现，知识青年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不再说上山下乡是毕业生的“主要出路”；不过一再肯定在现时一部分毕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