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面人─原东德外国情报局长回忆录-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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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工作中很大一部分内容极其乏味。情报这一行说到底其实十分枯燥，从浩如烟海的杂乱无章的情报中筛选来筛选去，只为了找到一粒使人开窍的宝石或是有启发意义的线索。为了换换口味，我坚持亲自掌管10到12名间谍。据我所知，世界上各大情报机构首脑中，这样做的人只有我一个。我得以不时地溜出国家安全部大楼，去位于柏林郊区的安全据点或德累斯顿和其他地方与这些间谍会面。我个人更喜欢是后者，因为外地更不容易遇到西德人。
　　遇到意外事件，尤其是我们在国外的间谍被捕时，以上工作习惯自然被打断。通常我们先从新闻中得到消息。由于新闻报道有时会把一名间谍的名字搞错，我们必须查明被逮捕的人到底是我们的间谍还是其他国家的间谍。有时，某个处的处长会来到我的办公室，告诉我不幸的消息，特别是有人叛逃时。平时我们已养成了习惯，遇到这种事时一步步分析出事的原因，力图避免自乱阵脚。应付国家安全部部长的追问已经够让人胆战心惊的了。
　　有人被逮捕或叛逃后，当务之急是弄清还有谁会因此陷入险境，而不是追究责任。我们会立即用密码发报给间谍，通知他们情况紧急。鉴于间谍不可能每天都打开收音机听广播，有时甚至有必要直接给他们的家打电话，用暗语报警。例如，如果一位间谍是商人，暗语可以是：“下一场会不得不延期举行。”我们避免使用像“你在德累斯顿的舅母病危”这样明显的警告暗语。此外，还使用一些标记报警，如在一位间谍每天经过的一颗树上钉个钉子，或是在一个邮筒上画个十字。不过这种办法不适用所有的间谍。
　　我担任情报局长的最后10年里，每天一般工作到晚上9点左右。每周6天，天天如此，只有星期天休息。平时没有什么社交生活，不过我尽量做到每月至少看两次话剧或听音乐会。访问友好国家的情报机构或接待他们访问东德的代表团对我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可以借此逛逛博物馆，去剧场看看戏。周末一般都在位于柏林东北方向20英里的普伦登小村的乡间别墅度过。在此其间我尽量摆脱一切公务的纠缠，过一天老百姓的日子。1985年，我在莫斯科时的童年伙伴乔治和路易斯访问柏林时，看到我在乡村自由走动，不带任何警卫，颇感意外。米尔克有一名贴身保镖。有一次还命令我也带一名，可被我想办法打发走了。我的司机出于保卫我的需要受过特殊训练，但从来不带枪。我自己的枪锁在保险柜里。
　　虽然我对效力的制度心存疑虑，平时过的却是一种养尊处优，位高权重的生活。任何人处在我的地位都很难放弃这一切，主张改革。尤其是像我这样的人，认为任何改革只能自上而下。此话出自一个似乎有权有势的人之口，听上去可能有点奇怪。可我的权力只及情报局。只有这里才是我的一方小天地。
　　西德首任驻东德大使高斯是一位悟性极强的人，对我们的困境有着深刻的认识。他曾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一个由个人小天地组成的社会。许多东德人对社会问题漠不关心，对官方政策不闻不问，只顾忙自己的事，求得有自己一方不受外界干扰的小天地。我也有自己的一方小天地，那就是我主管的情报局，虽然听上去有点自相矛盾。
　　听了我对自己生活的这番形容，也许有人会觉得我过的是一种可悲的官僚生活，当初干这一行只为了贪图一般人享受不到的特权。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就错了。我对情报局局长这份工作十分满意。我确信情报工作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并且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一工作中。我曾有意避开了担任更接近政治权力中心的职务的机会。对上面提升我为主管新闻的官员的提议，也婉言谢绝。这一职务将使我掌管宣传工作。甚至连我的孩子也劝我不要去，因为这会使我大接近政治领导人，从而不可避免地产生磨擦。　　1961年8月13日修建柏林墙之前的一段时间里，我已清楚地意识到，马上会有重大举措出台。柏林东区的居民普遍悲观失望。每个星期，劳动力和商品短缺的情况都在恶化。一天，我从一家商店外面排的长队旁走过，听到一位老太太带着浓重的柏林口音骂道：“人造卫星可以送上天。时值盛夏却吃不上新鲜蔬菜。这就是向我们宣传的社会主义。”
　　如果青年人选择在边境另一边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谁又能指责他们呢？在西德，他们的工资收入和消费水平东德人望尘莫及。这些青年人不觉得自己背叛了哪个国家。他们只不过移居到德国的另一半。多数人在西德有朋友或亲戚，可以助他们一臂之力。
　　自从1949年东德成立以来，270万人逃到西德，其中一半人不满25岁。我不禁想，如果我自己的孩子不是忠诚的社会主义者的后代的话，是不是也会远走高飞。1961年8月9日那一天，西柏林共接收东德移民1926名，创一天接受东德人数之最。东德好似大出血。它的劳动力大军源源不断地逃向西德。国家为培养这些人花费了大量的财力。失去他们，东德的生活水平会进一步下降。我感觉，我们正在泥淖里挣扎。
　　我方公开提出的指控是，西德正在试图抽尽东德最后一滴血。这一提法听上去显得不无凄楚。其实说白了就是，西德再现繁荣后，它对人的吸引力越来越大。人们宁愿放弃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铁饭碗，告别家人，到前途未卜的资本主义社会闯荡。毋需赘言，我从来没有相信过官方对修柏林墙做的解释，即关闭边界是为了预防迫在眉睫的入侵，或是阻止敌特的渗透。但随着这堵东德正式称为“反法西斯防御屏障”，西德则称为“耻辱墙”的修建，所有人的生活一夜之间发生了巨变。
　　我不仅明了修建柏林墙的真正原因，而且还正式表态支持修建它。我认为，当时舍此之外，再没有任何其他办法可以挽救我们的国家。我们接管的一半德国历史上一向不如另一半发达，因而一开始底子就薄，再加上后来经营不善，困难就更大。此外，苏联军队还拆运走了东德的工业机床设备，甚至连铁轨这样的基础设施物资也不能幸免。苏联把这些物资统统视为战争赔偿。而西德却在马歇尔计划的援助下重建了自己的国家。我曾幻想，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合理的国内改革，我们的生活水平会逐步地追上西德。我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经济的优越性迟早会显示出来。我们那时戏言，终有一天，西德会接管柏林墙，以阻止西德人去东德。实际上，70年代末到80年代期间，我们在西德的一些间谍和同情者提出疑问，是否还有必要限制出国旅行。当时东德的生活水平已大大改善。大多数出国的东德公民都按时归国。但退回到1961年，我们面对的选择是：不修墙，即投降。
　　老实说，1961年8月，我听到修建柏林墙的消息后，和所有人一样大吃一惊。我的坦诚肯定会损害我在东德国内的名声。我能想到的惟一解释是，参与筹划这次行动的米尔克故意对我封锁消息。8月13日清晨，我和成百万的人一样，从广播里听到修建柏林墙的消息，怒不可遏。我们与潜伏在西德的间谍联络的方式因柏林墙的修建一夜间发生了巨变。鉴于我们的人以后仍需在东西德之间往返穿梭，这样的事理应事先通知我。由于修建柏林墙的计划被捂得密不透风，我们甚至来不及事先跟边防军司令部打招呼，允许我们的信使穿过这道突如其来的无法逾越的边界，去西德与我们的间谍接头。
　　接下去的几天里，我忙不迭地给我们局的人分发匆忙准备好的通行证，使他们可以穿过边防检查站，按时到西德与我们的人接头。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工作上的便利。间谍这一行里人与人打交道全靠言必信这一条。一旦断了线，势单力孤的间谍就会惊恐万状。搜集情报这台机器也会随之停止运转。
　　此后我们的信使再去西德必须想出更充足的理由，不然边界另一边的警察会怀疑，他们为什么可以去西德，其他的东德人却不行。对西方情报机构来说，封锁边界是个意想不到的收获。关闭边界后，大批东德普通老百姓无法再去西德。西方各国的反谍报机构从而可以集中力量对付可以出国的少量东德人。他们通常是因公访问的人员，如外贸官员，事先得到批准的学者等。偶尔还有一些因亲人有急事获准去西德的普通老百姓。
　　我坐政府提供的轿车去东柏林市内各部门办事时，会让司机绕到柏林墙施工现场，看一眼施工情况。面对正在修建的柏林墙，我感到既好奇，又可怖。我的直系亲人都在东德，所以没有体验过骨肉分离的痛苦。但柏林墙造成了无数起荒诞的事件。其中一起因沾我父亲一点儿边还涉及到我。
　　施普雷河上有一段供游船游览。游船从特雷普托公园驶出，最远可以开到毗邻西柏林市的新克尔恩区，然后规规矩矩地返回东德的停泊地点。这批游船皆以德国社会主义作家名字命名，我父亲也是其中之一。柏林墙竣工后不久的一天，弗里德里希·沃尔夫号游船欢快地启航向西驶去，演出了一场那个时代不寻常的逃亡记。一天傍晚，船上的厨师和他的家人把船长灌醉，诱他开足马力驾船全速驶过目瞪口呆的边防警察，开进西柏林。大厨一家跳下船，涉水上岸，获得自由。船长躺在甲板上，醉得像一摊烂泥。酒醒后，他满脸羞愧地把船开回东德。
　　东德的边防军看见他又驾船回来了更为吃惊，因为等待他的将是严厉的惩罚。这位船长的妻子绝望中于是给任弗里德里希·沃尔夫档案馆馆长的我的母亲打电话，向她求情。
　　当天晚上，母亲在饭桌上问我：“你不能帮他一把吗？”我知道，在父亲眼里，有人利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游船外逃一事一定显得很滑稽。我于是请求从宽处理这位可怜的船长。在我的干预下，没有判他刑，但还是把他调离了柏林，在一个远离任何边界的工业区开普通轮船。对此我无能为力。
　　柏林墙修起后，我主管的情报局与负责边界安全的反谍报部门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张。间谍与反谍报部门的关系从来没有热乎过，凡是了解美国中央情报局与联邦调查局之间钩心斗角的历史的人都明了这一点。至于东德，这两个部门之间的关系此时已降至冰点。我拒绝提供一份需要过境的我们的间谍和其他告密者的名单，担心他们会因为我无法控制的部门人员的叛逃而暴露身份。
　　我们花了几个星期，在某些特别棘手的问题上甚至是几个月的时间后才摸索出一套新的运作方式。我们自己一方往往卡得比西德还要严，而且更难有松动的余地。这听上去似乎有悖情理，可却是真的。弗雷迪（不是他的真名）就是让我伤透脑筋的一例。此公是我们在西柏林社会民主党领导层内的最重要的耳目。我在此处隐去他的名字是不想让他的家人知道，但瞒不过那个时代的社会民主党人。弗雷迪属于那种与众不同的人物，富有生活情趣，在社会民主党决策圈内极有影响。与波恩上层人士关系密切。他不是什么国王，而是幕后决定谁当国王的人。反正对我们来说一样有用。第二次大战结束很久后，他才被美国人释放，返回德国。那一段经历给他留下痛苦的回忆。还是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时，他就被吸收到党的情报系统里。1950年，我们的一位经验丰富的官员劳弗派他打入了社会民主党内部。劳弗后来还是潜伏在勃兰特办公室的间谍纪尧姆的联络官。
　　弗雷迪满腔热情地投入到社会民主党的事业里。由于对东德现状悲观失望，他不再信仰共产主义。有段时间，我们以为失去了他。不过对于我们需要的人，我们总是锲而不舍。我亲自接管了他的案子。他熟悉社会民主党内在对东德采取什么样的政策问题上的争执内幕。我相信通过他一定可以得到高质量的情报。但他坚决不肯让我们录音，也不向我们提供任何有关他在社会民主党东德局内同事的情况。该局设在西柏林，致力于在东德恢复社会民主。我们视它为柏林墙另一边最奸诈的机构之一。每次我把话题引到政治问题时，几乎总是以争吵告终。弗雷迪大骂乌布利希是一个死抱着斯大林主义不放的白痴。
　　起初我和弗雷迪在位于东柏林南部的一间公寓房子里会面。这里是情报局的一个秘密据点。但会面的气氛一直很僵。1955年，我想出一个主意，把会面地点改到一幢小巧、朴实无华的乡间别墅，并利用苏共二十大后人们的乐观情绪缓和我俩之间的关系。弗雷迪对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和他所犯的罪行表示赞赏。他常以胜利者的口吻说：“你瞧，我没说错吧？我跟你说过，不变不行。”我也向他表露了我对莫斯科的“新路线”的喜悦心情。我俩开始畅所欲言，从过去一直聊到目前党内存在的种种问题，再到文化自由和经济。在烟雾缭绕的一间斗室里，我俩一聊就是几个小时，辩论苏联和它的盟国的未来。我的良苦用心终于开始显出成效。我看出，只有和弗雷迪结为朋友，他才有可能向我们提供情报。有时，他和我开怀痛饮。他50岁生日的前几天，我约他去位于劳奇坊斯维德的一所临湖小别墅。那次不成功的玛莉娜行动就是借用的这栋房子。那是一个夏日午后，我俩对面而坐，咕嘟咕嘟地喝着冰镇香摈酒。周围空无一人。喝到日头西斜时，又换了一箱啤酒。为了不扫这位新朋友的兴，我不得不舍命陪君子。事先我曾叮嘱过我的助手，不要沾酒，他负责开车接送我们，并确保无人打扰。等会儿送弗雷迪回西德时，我俩至少有一个人的头脑是清醒的。
　　喝到此时，弗雷迪已滔滔不绝，无休止地发泄他对联邦德国日趋美国化的不满，并嘲讽西柏林的政治新星勃兰特的政治观点和私生活。将近午夜时分，我们开车返回柏林市。我吩咐司机把车停在距离边界有一段距离的地方，我和弗雷迪一脚低一脚高地穿过静寂无人的特雷普托公园走向边界哨卡。刚走到边防警察可以听到的地方，弗雷迪突然放声唱起革命歌曲，“我们肩并肩向前走”和“国际歌”。我一下子惊醒过来，用很不够同志味的生硬语言喝令他闭嘴，然后吩咐司机把我们拉到另一个边防站，让他下了车。我嘱咐他尽量别惹人眼目，遇到边防警察盘问，非说不可时再开口。然后躲在阴影里，看他过境。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他已经完全醉了，根本意识不到他的言行会有什么后果。我尤其担心西德一侧的某个边防警察会认出他是当地一位知名人士，而且注意到深更半夜他喝得醉醺醺地穿过边界。即使没人怀疑他是间谍，此事一旦传出去也会成为丑闻，足以结束他的政治生涯。他摇摇晃晃走向边防站前又一次转过身，胜利般地冲我招招手，喊道：“咱俩下次再喝个一醉方休！”
　　我咬牙切齿地骂了一句，对他无可奈何。弗雷迪返回西德后的头几天里，我提心吊胆地浏览报纸，看是否有关于这件事的报道。可这酒鬼的运气好得出奇，啥事也没出。
　　知名人士穿过官方的边防哨卡来东德见我们一向极具风险。弗雷迪后来逐渐改变了对勃兰特的看法，成了这位年轻市长的亲密助手。他再也不能冒险在光天化日之下来东德见我们，不管是醉还是醒。我们只好另辟他径，为安排同他的会面精心制定了一个执行起来极为复杂的计划：利用西方盟国穿过东德领土到柏林的过境通道。
　　我们推断西德的反谍报机构一定和我方一样，严密监视这条公路上的来往车辆。双方的执法人员记录下每一辆车驶上这条公路的时间以及它离开公路，抵达西柏林或西德边境的时间。同时，这条公路的时速严格限制在每小时100公里，从而几乎可以准确地计算出从头到尾走完这条公路所需的时间。沿途除了短暂停下来传递一下情报外，其他什么事也甭想干。
　　此外，我方的交通警察还通过摄像机监视沿途上的所有停靠站和弯道地段。我极不情愿让反谍报部门插手我的具体工作，故决定不跟他们打什么招呼，让他们的人在我与间谍会面时暂停监视。征得弗雷迪同意后，我们想出一个更刺激、更自在的会面方法。这一方案是否行得通，我心里七上八下，并无把握。不过间谍天生爱冒险，不管他职务有多高。偶尔有机会让我卷起袖子，冒冒险，仍然很有吸引力。我们与弗雷迪商定，傍晚时分再从柏林出发，等我们见面时天色已暗。而且每次来东德的时间定在去波恩出差的时候，这样不容易引起怀疑。
　　弗雷迪动身离开西柏林前不久，我坐着一辆挂着科隆牌照的深蓝色奔驰汽车驶离东柏林。司机携有伪造的西德证件。由于西德那边没人知道我的模样，因此无需化装，只不过换了一身商人通常穿的衣服。出了柏林市后，我让司机在柏林一慕尼黑过境公路上的第一个服务站停下来，给车加满了油。我买了一杯东德淡而无味的咖啡慢慢咂着，直到看见弗雷迪的车从服务站前驶过。
　　这次经历甚为有趣。我给东德卡车司机递了几根西德产的香烟后，他们把我当成了西德人，开始对东德的生活发起牢骚。我这个东德高级官员能听到东德老百姓的真实想法实属难得。倘若他们知道听他们诉苦的是国家安全部的一位高级官员，一定会吓得半死。我记得一位卡车司机听说我是来自鲁尔区的一位推销商后，咒骂起东德高级官员的特权。“我们国家的那些大官们八成活得不比你们差。不同的是，你们还干出点名堂，那些人却一事无成。”听了这番话，真正的沃尔夫浑身不自在，可仍点头称是。
　　弗雷迪按规定的100公里时速刚刚驶过服务站，我和司机马上在车上亮出特别标志，表明我是一位那帮卡车司机朋友刚刚嘲骂过的高级官员，可以超速开车，以150公里左右的时速飞驰上路。根据事先对时间和距离的计算，我们赶上弗雷迪的车时，正好离公路上一个专供森林卡车和警车用的出口不远。两辆车驶离公路，进人林子里，避开了监视用的摄像机和公路上的其他司机。身躯硕大的弗雷迪悄然无声地以最快的速度溜进我的车里。与此同时，我的司机坐到了他的驾驶座上。两辆车关上前灯，驶离这一秘密出口，重新摸上公路。地面摄影机或是空中交通管制飞机完全看不到这一幕。我和弗雷迪意识到这次行动大功告成时，兴奋不已。“这比搞政治有意思多了！”弗雷迪一副余兴未尽的样子。
　　因为可以超速行驶，我和弗雷迪在车上有足够的时间交谈。汽车沿着高速公路飞驰。我俩边开边聊。弗雷迪递给我一些材料。我还可以借此机会向弗雷迪面授机宜。下一个出口快到时，我们在夜幕的掩护下在另一处停车场停下车，等我的司机开着弗雷迪的车追上来。弗雷迪再次把自己的车开走。不过这一把戏有个问题。除了我们外，玩弄这种招数的还大有人在。以后西德情报机构也开始加人了这一行列。还有数十个把东德人藏在车的行李箱偷偷带到西德的组织。我方反谍报机构再度对这条公路上的非法的出口和服务站高度重视起来，网越收越紧。我担心，高度警惕的东德反谍报人员迟早会察觉我与弗雷迪的会面。没法子，我只好改变初衷，要求有关部门在我或我手下的人与间谍接头时，暂时关上监测器。
　　这种办法实行了一段时间后我又怀疑，西德情报机构已经找到了一种监视我们的新对策。如果我方的监视器关闭10分钟或更长一点的时间，其中必然有诈。西德一侧的边防站就会随之加强戒备。于是我们又回到了原来的做法，宁肯冒点风险，也不再事先通知反谍报机构。我每次都做得滴水不漏，无论是东德还是西德的反谍报人员始终被蒙在鼓里。不仅见弗雷迪用此法，见波恩的另一位有价值的耳目也照此办理。这位名叫博尔姆的观点开明的政治家向我们提供有关西德议会的情报。
　　弗雷迪几年后因病去世。一次在过境高速公路上与我会面后，没两天即心脏病发作。他的体质恐怕再也承受不住极其繁忙的政治活动，大吃大喝的生活习惯以及与我们的秘密交往造成的重荷。尽管合作之初我们的关系疙疙瘩瘩，他从未流露出海意。他干这一行干上了瘾，为自己是个特殊人物感到十分惬意。作为诚实的雇主，我们总是为间谍的妻子准备好一笔抚恤金，即使她们事先并不知情。弗雷迪就从来没有向他的妻子透露过半点有关他与我们的事。为此我们只得派一个人把钱送给她，硬着头皮向她解释因为她丈夫生前曾为东德效过力。她是否怀疑过弗雷迪，我无从得知，但她听到这个消息后十分平静。我从情报这一行学到的一点是：女人对自己丈夫的了解远比她们丈夫以为的要深。
　　柏林墙刚修起后的一段时间里，乡下的部分地段的边界仍有缝隙可钻。我不失时机地向西德赶派了一批搜集科技情报的间谍，其中有些人甚至未受过充分的训练。现在伪造身份更为困难。西德当局开始要求移民提供更多的证明身份和履历的详细材料。西德借助电脑更容易把移民提供的材料与其他国家或本国不同部门保存的档案资料做比较。
　　不过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西德刚想出对付我方渗透的办法，我们又有了新的对策。这是一场扣人心弦的较量。例如，我方的一个有利条件是，我们的人可以冒充死于德累斯顿大轰炸的人。可谁也无法担保一位死里逃生的幸存者哪天不会突然出现，戳穿我方间谍的假身份。随着西德反谍报机构逐渐扩大电脑联网并改进其功能，这种现象越来越频繁。最终我们放弃了这种冒险的做法。
　　与此同时，我还要穷于应付自己一方提出建立统一档案的人。我的顶头上司，国家安全部部长米尔克千方百计想从我这里得到一份包括所有间谍情况的综合材料，但被我一口拒绝了。这场拉锯战一直持续到我卸任那天。我可以骄傲地说，在我任职期间，整个情报局内没有一份关于所有间谍的材料。我严禁用卡片索引或电脑光盘储存所有情报活动的细节，而是另外建立了一套程序。只有掌握了3到5个关键细节后，才能确定一个间谍的身份。每一个细节都需要在完全不了解其他细节的情况下单独核实。我们的确建立了数十万人的档案卡片，其中包括许多酉德人。他们中有联邦议会议员，企业巨头，盟军管制委员会的成员等等。每个处还保存有我方人员的卡片，一般最多不超过60到100人，包括间谍、信使、耳目等。每张卡片上记有化名、地址、工作范围和档案号码。这个号码是指装有某个间谍详尽材料的全套档案。每个处的这一小摞卡片通常由一位可靠的高级军官保管。任何人想查阅档案都必须向这个保管人说明理由。战时或局势高度紧张时，保管卡片的军官负责把有关间谍的档案从国家安全部转移到临时的总指挥部内。
　　任何未经获准查阅这些卡片和档案的人为核对一个间谍的真实身份必须要在浩瀚的文件堆里查找。为了把一个间谍的化名与真名对上号如此明目张胆地查阅文件必然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倘若这些分散存放的档案都输入电脑光盘里，查找起来就会轻而易举，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我的办法虽然麻烦点儿，可对我来说根本不是什么问题。一批最重要的间谍的名字早已印在我和其他高级官员的脑海里。自从我当初使用蜘蛛网模式理清战后德国现存的间谍网之间的关系后，每遇到新的间谍，只需记住名字即可，很少有时候会记不清一位间谍的真实身份或任务是什么。档案分散保管因此加强了我们的安全。遇到内部有人叛变时，叛逃的官员掌握的情况无非是他亲自经手的案子，外加从同事那儿听到的小道消息。平时我们严厉告诫部下聊天时不要涉及自己的工作。可在一个大机关里这种事终归难免。
　　50年代，我们争取到许多出身贵族家庭的西德人为我们做事。他们中间，有些人为德国贵族阶层未能阻止希特勒上台感到内疚，想赎自己的罪。有些人战后感到失落。新的联邦德国甚至禁止他们沿用世袭的封号。许多人对阿登纳采取的反德亲美的立场深感不满。他们仍渴望参与国家事务。不少人似乎把与我们的合作视为某种秘密外交活动。我认识的人里，没有一个觉得自己是叛徒。
　　然而他们中的一些人却被马克斯·海姆出卖。海姆是情报局二处负责搜集西德的执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情报的科长。柏林墙修建前两年，他叛逃到西德，和盘供出我方掌握的有关波恩政府内各党派的情况，并协助西德反谍报机构破获了我们的几个间谍。
　　冯·汉施泰因即其中一个。他曾利用自己在西德的显赫地位同各方面重要人士建立了联系。他的爷爷和爸爸均是着名的学者和作家。汉施泰因最初也想像前辈一样，当一个有绅士风度的学者。二次大战前，他靠写历史小说为生，小有名气。战争期间，他拒绝应征入伍，躲藏了起来，最后被苏联人俘虏。在俘虏营里，他转而信仰共产主义。以后他在德累斯顿定居，为共产主义事业勤勤恳恳工作。冯·汉施泰因夫妇奉命潜入西德前，把自己在德累斯顿的别墅和地皮无偿赠送给了国家。后来这幢房子转给了国家安全部。定居波恩后，他凭借自己人道主义的观点和家庭知名度很快在西德最大的一个人权组织里担任了领导职务。阿登纳负责安全事务的特别部长海因里希·克罗内和基督教民主联盟人士，负责两个德国之间关系的部长莱麦尔均是他的朋友。他还向我们提供了大量有关社会民主党东德局的情报，并渗透到众多其他的反共组织里。被西德逮捕后，他被判了6年徒刑。虽身陷囹圄，他仍不肯闲着，发展了3名囚徒为我们工作。刑满释放后，冯·汉施泰因要求定居东德。1965年，他在东德病逝。
　　海姆出卖的另一个人是冯·埃普伯爵。他的父亲早在纳粹运动初期就是希特勒的支持者。埃普想通过为我们做事洗刷自己家庭的耻辱。我对他的被捕当然感到痛心，但并不是没有思想准备。这位伯爵当初找到我们，表示愿意接受从事恐怖活动的任务。我们向他解释说，我们需要的是能够将秘密情报搞到手的谨言慎行式的人。他听后大失所望。
　　1969年的大选中，社会民主党人得的票数超过战后任何一次选举，从而为跃为执政党铺平了道路。在此之前，我们迫切需要了解波恩政治风云的变幻。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冒出一个古怪的间谍，工业大亨波斯特。我跟投身东德情报工作的各种人都打过交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