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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面人─原东德外国情报局长回忆录-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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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里搞臭他。1984年他返回美国后，向我们提出要来东德避难，声称和他同在通讯部门工作的向性恋伙伴死于浴池内，头上套着一个塑料袋。他含糊地说，这是一个想对他下毒手的谍报机构干的。我们担心他随时可能会把一切都说出来。不管浴池谋杀案是真是假，他恐怕已受到监视。倘若他此时试图离境，很有可能会被逮捕。怎样才能把他从这种危险的处境中解救出来呢？我们决计来个瞒天过海。这一招只有紧急关头才用，而且回回灵验。卡尼持伪造的古巴证件从美国飞到哈瓦那，然后再途经莫斯科飞到东柏林。
救出卡尼后，下一步要做的是尽量使他过得愉快。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东德的生活沉闷乏味，消费品和娱乐活动也远不及美国丰富。我们竭尽全力防止他陷入忧郁症，哪一天走进美国使馆坦白一切。为此，我们安排他监听在西柏林的英美使馆和各研究所发出的英语无线电讯号，把他认为我们可能感兴趣的内容详细记录下来。这称不上是什么重要的谍报工作，但至少使他有机会能听到祖国的音信。我觉得他的精神状态不适于接触机密。再说他这个人也靠不住。
1989年，东德的末日即将来临。情报局内主管他的官员和美国科科长需要立刻想出一个安置他的办法。我们建议他移居南非，所需费用由国家安全部出，但被他拒绝了。他对莫斯科也不感兴趣。没办法，我们只好在东德南部的苏尔地区给他找了一套房子，付给他一笔生活费。呆在这里至少目标小一点。1990年初，卡尼从苏尔失踪了。我们局的有些人认为中央情报局绑架了他。更有可能的是，中央情报局的人发现他独自一人，郁郁寡欢。在他们的劝说下，卡尼自愿返回美国。如果追捕卡尼的人曾许诺过从轻发落他的话，他们并没有兑现。当年下半年，卡尼被一个美国法院判处38年徒刑。
霍尔和卡尼这两个人显然向东德出卖了自己国家的机密。受到审判的最后一位为东德当间谍的美国人舍维茨的情况却不那么黑白分明。他为谁搞情报，或者更确切地说，为谁搞得更多始终是个谜。1976年，舍维茨作为一名和平运动的活跃分子来到西柏林的肯尼迪自由大学美国研究所任职，后又在位于波恩的外交政策协会做客座研究员。1980年到1994年，他在位于卡尔斯鲁厄的一家核研究中心工作。从1976年起，他一直向我们递送情报，包括西德削弱美国不扩散政策的活动以及东西方贸易统筹委员会管理高技术出口的种种规定。舍维茨自己称，这些情报来自科尔总理府内的一位前谍报首脑，可又说从一开始他就是美国的双重间谍，与他联络的美国官员是柏林阿斯彭研究所所长斯通。东德和西德的一些着名政治家、学者和记者常在这家研究所聚会。舍维茨称，斯通曾向他许诺过，倘若他遭到逮捕，中央情报局会出来证实他是自己人。可斯通1991年已去世，身后没留下任何有关舍维茨的只言片语。法院驳回了舍维茨的申诉，可莫名其妙地只判了他·1年零6个月的徒刑，而且还是缓期执行。
我并不了解此事的全部真相。情报局知道斯通与中央情报局有染，但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像舍维茨影射的那样。我们确信，在阿斯彭研究所举办的研讨会内容常常被录下音，转送给中央情报局。至于斯通与舍维茨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我们也搞不清。
冷战期间，除了对美国开展谍报活动外，我们对北约组织的战略计划也极感兴趣。我已经讲述了60年代在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里工作的马格丽特的事迹。我们还十分幸运地发展了一名在北约组织工作的西德官员做间谍。他叫鲁普。在长达17年的时间里，鲁普在英国妻子安妮一克里斯廷协助下向我们提供了北约组织的一些最为敏感的机密情报。
鲁普是个典型的60年代的青年。1967年，西德总理基辛格和副总理勃兰特同意伊朗国王对西德进行国事访问后，成千上万的西德青年愤怒地涌向街头，抗议这一决定。这位国王为了维护他的独裁政权，在国内实行恐怖统治，秘密警察为所欲为。反对伊朗国王访问的示威愈演愈烈，出现暴力。混乱中，一名叫奥内佐格的学生中弹身亡，60余人被捕。学生运动由此诞生。当时在杜塞尔多夫主修经济的鲁普参加了这股在全国各地掀起的抗议浪潮。在一次游行中，走在他旁边的一个中年人邀他活动结束后一起喝啤酒，吃顿饭，顺便聊聊政治。这个自称库特的人和鲁普一样，对右翼极端分子势力的抬头表示担忧。两人越谈越投机，对实行民主制的西德为了得到伊朗的石油隆重接待像伊朗国王这样的杀人犯的虚伪行径气愤不已。
突然，库特将话题从街头抗议活动移开。“有时一个人可以抵得上一支军队，”他单刀直入地对鲁普说。这是一次发展鲁普做我们的间谍的大胆尝试。结果成功了。
鲁普很快意识到，他的这位酒友来自东德。至于他是否知道库特是我们在波恩地区的一名特工，我不大清楚。这位对现实强烈不满的22岁青年爽快地接受了库特的邀请，来到东柏林与他深谈。其间情报局的另外两位官员也与鲁普见了面，对他的才华极为欣赏。鲁普能说英语和法语，智商出众，对政治经济学也很有研究。我们的一位官员建议他在位于布鲁塞尔的北约组织总部里谋个职。鲁普当时并没有想好大学毕业后去哪里，于是同意了。为了便于日后在北约找工作，他离开了杜塞尔多夫大学，选择在布鲁塞尔修完最后一个学期的课。鲁普以优异的学习成绩从大学毕业后，应聘去应用经济学研究所任研究员。从这里再跳到北约十分容易。没过多久他就在北约组织里找到了一份工作，负责研究军火工业对各国国民经济的影响。鲁普通过信使将这方面的资料以及他在北约总部内了解到的其他情况转交给了东柏林。我们给他起了个化名。叫托帕斯。他在北约工作期间，与一位单纯善良的姑娘结了婚。她对跑到东柏林过蜜月一事的含义似乎没怎么多想。
婚后，鲁普在北约组织里步步高升。时隔不久，他开始向我们提供关于北约各成员国防卫能力的详尽情报。他的妻子安妮一克里斯廷此时已明白丈夫频频往阿姆斯特丹跑是与东德特工秘密接头，对丈夫躲在家里阁楼上偷拍文件的举动也都看在眼里。她成了他的好帮手。安妮一克里斯廷在北约综合系统管理局找到了一份工作后，也为我们窃取那里的情报。1977年他们的孩子出生后，她洗手不干。鲁普一直忠心耿耿地为我们干到1989年。在这期间，他交给我们一批价值连城的北约文件，如《危机手册》、长达300页的《武装部队计划》、《预防措施最后文件》等等。sb年代初，他还提供了有关北约国家第一次打击计划的详细情报。然而对我们来说，鲁普最大的价值在于，他对提供的材料所做的分析并以浅显的语言解释了我们称之为北约汉语的北约组织内使用的一串串首字母缩略语。克格勃首脑克留奇科夫对鲁普提供的文件赞叹不已，甚至问我能否看到英文原件。如此他就可以说，北约将军阅读过的文件，我也阅读过了。
我曾希望鲁普为我们工作的事永远石沉大海，本书中无需提及他的名字。然而世事难料。昔日我们的绝密档案如今被置于一个灰飞烟灭的制度的停尸板上任人研究来研究去。不过像这种因东德外国谍报活动被公之于众而导致重要间谍暴露的事，我觉得以后不会再有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垮台时，我没有看出鲁普有暴露的危险。同我们在西德境内的间谍相比，他在布鲁塞尔北约总部工作更加安全。我坚信，即使西德方面怀疑北约组织里有我们的人，他们也猜不出此人究竟是谁。最后是布施博士出卖了他的化名。布施是我们情报局内的一名军事情报分析员，1990年起开始向西德联邦情报局透露他所了解的情况。布施知道鲁普的化名，但不知道真人是谁。1994年，鲁普因出卖机密被判12年徒刑，罚款30万马克。法院称，一旦爆发战争，他出卖的情报会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我不同意这种说法。依我之见，鲁普向我方提供北约的情报促进了缓和的气氛。如果没有鲁普，我们对北约组织就会惧怕甚于了解。
和许多人一样，我认为判鲁普有罪显然是非法的。国际法和德国宪法里均有一条原则：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两个得到国际法承认的国家和平统一后，为什么一个国家的间谍可以安然无恙？如果以前坐过敌人的牢，甚至还可以领到一笔赔偿金。而为另一个国家效力的间谍却被判长期徒刑，兼罚以巨款？对有些间谍来说，冷战终于结束。而对于其他一些间谍，冷战仍在继续。
第十五章 古巴之行
不用说，我自己决不会自愿冒险去美国。然而由于命运的使然，我却来到了纽约。在此之前．我对这个城市的了解只停留在布莱希特的诗歌、魏尔的音乐和洛尔主演的反映黑帮团伙的电影上。那是1965年。4年前，古巴的独裁者巴蒂斯塔政权被推翻。应古巴的邀请，我飞往哈瓦那，帮助卡斯特罗政府组建一个有效的谍报机构。日后，古巴和捷克在社会主义国家的谍报机构中均成为佼佼者。可当时古巴在这方面还是个白丁。我的任务是从头教起，从谍报工作的基本知识到建立安全的解码和档案系统。古巴不久前的革命胜利令人振奋。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启程前往位于资本主义世界汪洋大海之中的一叶社会主义孤舟。从东柏林去哈瓦那通常先飞布拉格，然后途径苏格兰或加拿大去哈瓦那。然而米尔克坚持我坐的飞机甚至不得在一个北约国家着陆。“天晓得他们掌握了有关你的什么情况！万一出现意外怎么办？”他说。于是我改飞莫斯科，搭乘俄国人定期飞哈瓦那的直达航班。
1965年1月6日，我在两名助手的陪伴下飞抵莫斯科。那一年的冬天冷得出奇。气温降至华氏零度以下。我们一行3人穿过谢列梅捷沃机场，钻进等候在一边的汽车时冻得浑身发抖。克格勃首脑谢米恰斯内和他手下的外国情报局局长萨哈罗夫斯基正等着与我会晤。见面后，他们向我们介绍了古巴内政部的情况以及已在古巴的克格勃人员和他们开展的活动。
当天晚上，我们乘一架巨大的使用涡轮螺旋桨发动机的安…124型客机再次启程。这种型号的飞机是苏联民航中最大的一种。空中小姐玛丽亚对我们这个人数寥寥的代表团照顾得无微不至。看得出，她是克格勃的人。飞机上的大多数乘客要么是苏联海军军官，要么是携家眷一道去共产主义世界的天涯海角赴任的军事专家。大家都有一种创业的感觉。惟一两位其他国籍的人来自中国，一看就知道是外交信使。他们就坐在我们前面，皮包带紧紧缠在手腕上，目光几乎一刻也没离开过脚下的皮包，似乎生怕我们一跃而起，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邮袋偷走。机舱后面空空如也，后排座位一律被拆掉。乘务员解释说，这是为了减轻飞机负荷，确保有足够的燃料飞到8000英里以外的目的地。我们听后不禁松了口气。
飞了整整一夜，天蒙蒙亮的时候，我凭窗远眺，加拿大海岸线跃入眼帘。几小时后，我估摸着快到古巴了。飞机开始降低高度。我起身去盥洗室刮了胡子，为抵达哈瓦那做准备。这时，我发现太阳的位置不大对头。强烈的气流使飞机剧烈摆动起来，我赶紧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突然，飞机一头向下扎去。只见大海迎面扑来！由于驾驶员并没有告诉我们飞机出现异常，我不禁一阵慌乱。这大概就是飞机失事前的瞬间感觉。转眼间，飞机在跑道上降落，飞旋的轮子在刹车的作用下发出声嘶力竭的叫声。我贴近窗口，眼前赫然出现一行大字：欢迎光临肯尼迪国际机场！
所有的人都呆坐在椅子上，一语不发。每个人的脑海里都飞速地推测着：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是燃料不够了？还是突遇险情，紧急迫降？或者是苏联驾驶员突然觉得投奔自由世界才有前途？我们这些来自一个东欧国家谍报机构的使者本来是去帮助世界另一端孤立无援的盟友，结果却被抛入敌营心脏……美国。我一时全然不知所措。
发动机渐渐停止了转动。成串的警车飞驰而来，将飞机团团围住。警笛呜呜叫个不停。“真他妈的！”我旁边的人从牙缝里迸出一句。我们做好了警察冲上飞机的准备，可等了好久，不见一点动静。一连几小时，我们坐在停在跑道上的飞机里，如坠五里雾中。我紧张地推测各种可能性，没有一种能让人宽心。我们这个代表团的3名成员均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护照，然而此时东德尚未得到美国和联合国的承认，在美国境内没有任何外交代表可以帮助我们。我随身携有一个小文件袋，里面的文件显示了我们的真实身份。多亏苏联民航对行李限制不严，我悄悄把文件袋塞到身边过道上一个婴儿车的垫子下面。
此时，蜂拥而至的摄影师和记者把飞机团团围住。我注意到其中一人的记者证夹在帽檐上，和《头版》报社的记者一模一样。他们正与美国警察交涉，要求允许他们上飞机。我暗自祈祷警方千万不要放人上来。若是我的照片被登在《纽约时报》的头版上，天晓得东柏林会急成什么样。当时西方仍不知道我长什么模样。事后才知道，自从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以来、这还是苏联飞机首次在美国本土降落。我们这架飞机的不期而至在当地引起了轰动。透过窗子我看见摄影记者打手势让我们冲他们挥手。我拉下窗幔。看到记者急得上窜下跳的样子，我们不禁觉得滑稽可笑。这种时候，有点幽默感可以说是最好的伙伴了。我们几个人开始猜测米尔克听说他的外国谍报首脑及其他两位高级谍报官员被困在肯尼迪机场跑道时的反应。他八成会跟苏联人抱怨说：“同志们，当初让他们乘你们的飞机是为了确保此行万无一失。现在可倒好，他们身处险境不说，简直是被直接送入虎口。”
正是早晨时分。机库后面的高速公路上来往车辆川流不息。我开始胡思乱想起来。倘若我是一个普通乘客，抵达纽约后会是什么样子呢？我能凭外交护照穿过海关，然后打电话给菲希尔，或是另一名流亡海外的共产党人明斯吗？在莫斯科住在阿尔巴特小区的日子里，明斯是我父母的好朋友。父亲被关在法国期间，靠了明斯的帮助才得以与我们一直保持联系。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的一位同父异母的哥哥卢卡斯应该也住在纽约附近。他是父亲前妻生的孩子。奇怪的是，那一瞬间我忽然有一种常人皆有的轻松自由感。由于历史、个人经历和信仰方面的种种因素，我的大半生过得谨慎小心。
胡思乱想只是一刹那间的事。我很快又回到现实中来，推测起意外来到美国的种种可能后果。假如美国人查出我是谁，会以什么罪名指控我呢？美国人仅仅满足于扣留我，还是就地审判我？当时我们正在训练一批优秀的间谍，准备让他们改名换姓潜入美国。所幸的是，此前由于外国情报局内负责监视西柏林美国机构活动的处有一人叛逃，潜伏方案暂停执行。一名间谍也未派出。我们的一些人因这一事件被捕。其中一人是美国驻柏林军事代表团的翻译。他向我们提供了华盛顿对东西德采取的政策的秘密情报。情报出自杜勒斯的妹妹埃莉诺、杜勒斯本人和国务院另一位专门负责制定对柏林政策的高级官员访问西德时的谈话记录。这名翻译因为把这个饶舌妇说的话告诉了我们，被安上了叛国罪名判了重刑。倘若我落入美国人之手，他们又得知此事的幕后策划人正是我，结果可想而知了。
正想着，坐在旁边的同事轻轻推了推我。他指指前排的中国人。只见那两个外交信使打开公文包，正大口大口地吞食里面成摞的文件。我们不禁为他们忠于职守的精神而感动。显然，吞食文件是他们对付阶级敌人的惟一武器。可文件很厚，又没有水帮助消化这食之无味的东西。我们几个人很快商量了一下，是否应该发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主动伸出救援之手。商量后一致认为，这样做有可能构成对中国内政的干涉，给两国关系造成难以预料的后果。大家因此松了一口气。
机舱内的温度不断下降，舱内通风全靠从机外吸进的新鲜空气。温度计上的水银柱早已降至冰点以下。由于原目的地是位于热带地区的古巴，乘客们个个身着单衣，冻得发抖。又挨了几小时，当地的苏联领事终于露了面，给我们送来了热茶。“莫斯科正与华盛顿交涉，”他翻来覆去就是这么一句话，别的什么也不说。从他那儿我们才知道，飞机迫降是因为燃料将尽。1961年的古巴导弹危机过后，美国为了制裁卡斯特罗，中止了与苏联阵营国家签署的飞往古巴的飞机可以在美国着陆并加油的所有协议。熬过漫长的18个小时后，面容姣美的克格勃女服务员终于小声告诉我，华盛顿将允许飞机加油后续飞，条件是让两名美国空军军官作为观察员同行。不用说，这两人一定接到指示，仔细记下所有乘客的相貌特征。
我赶快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中国人。没想到他们反倒更加惊慌。这时他俩的消化功能已达到极限，不得不轮流去厕所销毁剩余的文件。趁厕所门关上前的一瞬间，我朝里面窥视了一眼，只见其中一个人站在洗脸池前，用一块苏联造的粗糙的肥皂拼命在一张薄纸上蹭来蹭去。看来这一定是一封密码信函，说不定是发给拉美国家游击队的指示。许多这类游击队直接听命于毛主席。这些指示现在只有靠口头传达了。每隔5分钟，抽水马桶便震耳欲聋地轰鸣一阵。约午夜时分，飞机再次起飞。这是我第一次到北美大陆。除了高速公路外，什么也没看着。
天亮之前，眼前终于出现了“欢迎光临哈瓦那何塞·马蒂机场”的大幅标语。可风波并未就此结束。古巴方面事先不知道机上有两名美国军官。接下来又是漫长的等待。古巴人拿不定主意，是让我们下飞机呢，还是把所有乘客如数遣送回莫斯科。
最终，古巴的安全官员设法把我们一行3人救了出来。其余的乘客还得继续留在机舱里等消息。一辆宽敞的别克牌轿车在夜色中载着我们飞驰进城。首都布满碎石子的街道上穿梭着老掉牙的美国汽车，极为有趣。司机一直把我们送到一幢乳白色小楼前。陪同我们的安全官员翁贝托介绍说，革命前这座小楼是一个百万富翁的宅邸。翁贝托身穿一身黑色西装，白衬衣上系一条领带，不像是热带地区的打扮。“革命前”一词我们一天听了不下十几遍，每次都是用来与卡斯特罗社会主义政权带来的新气象相对比。鉴于东德的共产主义制度是苏联红军打败希特勒后强加给我们的，我对古巴人民自发地选择革命道路充满敬意，和他们在一起倍感亲切。翁贝托称司机恩里科是古巴最好的射手，并认真地告诉我们，在古巴期间无需为安全担忧。
尽管旅途极度疲劳，我们还是难以入眠，不约而同地来到屋外的花园里。夜色凝重，空气中飘浮着一股异国他乡才有的甜丝丝的味道，美妙无比。四周花草繁茂，蝉声卿卿，星空仿佛像天鹅绒般柔和，令人陶醉。我们3人中间最年轻的一个感慨万分：“真是不可思议。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而且是在这种地方！”对他来说，天堂也不过如此。我不像他那么易动感情，不过想到这个美丽岛国的人民凭借自己的力量摆脱了压迫，也是激动不已。
抵达古巴后的第二天，和所有官方邀请的客人一样，我们被带去参观古巴国父何塞·马蒂的纪念碑和停泊在距古巴海岸不远处的美国军舰。它有力地提醒人们：这个国家时刻处在敌人的监视之中。每天都能听到人们回忆推翻巴蒂斯塔政权时的经历。墙壁上，弹洞清晰可见。古巴人对外国人的接待不像苏联人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那样千篇一律，而是相当地不拘一格，好像巴不得能与外国客人分享他们的经历。我们遵照主人的吩咐穿上迷彩服，来到奥连特省的科罗拉多海滩。1956年，卡斯特罗和他的82名战友穿过墨西哥在这里登陆，打响了争取古巴解放的第一枪。我们还参观了猪秽湾。主人骄傲地向我们展示了一架美国B…52轰炸机扭曲变形的残骸。
在此没有必要赘述中央情报局在古巴的拙劣表现。一个拥有西方世界一流战略分析家的谍报机构居然在策划人侵古巴一事中表现如此蹩脚实在令人惊讶。我一向不赞成善恶相对论。不过当美国记者盛气凌人地质问我们情报局与解放运动中恐怖分子的关系时，我忍不住反问道：难道美国指使人在古巴四处纵火搞破坏就代表了公民社会的理想吗？
古巴的谍报首脑皮内罗属于大胡子帮。这些人当年跟随卡斯特罗翻越马埃斯特腊山，在山区历尽鏖战，直至攻占哈瓦那。卡斯特罗的弟弟、政治局第二号人物劳尔·卡斯特罗和内政部长巴尔德斯一心扑在谍报机构的筹建上，希望借此可以及时、准确地掌握美国人对古巴的企图。巴尔德斯和许多古巴领导人一样，给我的印象是一个爱好冒险的谍报人员，而不是一个政治家。我OJ一起去外地时，他让司机和警卫坐到他那部卡迪拉克轿车的后排，招呼我坐到驾驶座旁边，然后以时速100英里的速度在公路上飞驰。我假装惊恐状，大叫：“没有祖国毋宁死！”这是古巴人的革命口号。他一听更来劲了，车子越开越快，直到我真的害怕起来。他酷爱棒球，非拉我去看他钟爱的球队比赛。球打得不好时，他就怒气冲天地跑下场，撵走那个最差的队员，自己取而代之。
巴尔德斯的职业兴趣在于搜集和分析政治和军事情报。他对我们能够提供的技术援助抱有极为不切实际的幻想。我因此感到很为难。巴尔德斯的办公桌上堆放着大批西方国家的产品介绍材料，包括最新式的窃听和遥控设备，远距离录音的超敏感话筒，隔墙录音机，微型无线电发报机，微型武器以及一些老式不实用的东西，如喷射毒液的钢笔，可以藏在鞋后跟的匕首等等。迷信这类玩意儿说明他对谍报工作的认识还很幼稚。这些器材完全无助于判断面前的强大对手会采取什么行动。无论古巴如何努力，也远远赶不上美国强大的技术实力。我耐心向巴尔德斯解释，一个小国若想在这场谍报战中立于不败之地，只有另辟蹊径。再说，向古巴传授技术知识是苏联分内的事，本不该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负责。然而我的苦口婆心并没有说服他。他对我这个谍报设备推销人越来越失望。
早期，古巴人对苏联顾问的工作讳莫如深。巴尔德斯闭口不提他们在做些什么。我建议他找苏联人要设备时，他显得很不自在。在东德，我们常常邀请苏联谍报官员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并强调两国之间的合作。古巴人则不同，尽量避免让前来帮助他们的人出头露面。也许这是为了造成一切都是卡斯特罗说了算的印象，从而加强他在公众中的威信。
一次，我想找一位克格勃人员。途经莫斯科时，克格勃告诉了我他的名字。古巴人极尽阻挠之能事。最后我不得不略施小计，甩掉跟在后面的尾巴，直奔苏联大使馆。日后我们与古巴人的关系有所缓和。古巴与苏联疏远的另一个原因是：古巴导弹危机播下了不信任的种子。巴尔德斯谈到赫鲁晓夫为了化解危机决定从古巴撤出核导弹时，怨艾之情溢于言表：“关键时刻超级大国只顾自己。我们这些小国应该抱成一团儿。”
当年古巴共产党刚成立不久，尚没有能力扼杀党内的不同意见。我在岛上旅行期间，感受到古巴共产党老党员和老工人运动成员对卡斯特罗和他的大胡子帮的反感。老共产党员不赞成卡斯特罗搞个人崇拜。他们认为，卡斯特罗被身边的一群部长包围，缺乏更广泛的社会和群众基础。返回哈瓦那见到巴尔德斯或劳尔·卡斯特罗后，我马上意识到有人已向他们汇报了我在外地与人交谈的内容。我不禁觉得十分滑稽。我这个谍报头子大半生干的就是核对和分析有关他人的这类情报。可古巴人对此面无愧色。我要是抱怨的话反倒显得失礼。一次，巴尔德斯主动提及我在乡下问的一个有关卡斯特罗政权内部是否稳定团结的问题，接着不厌其详地予以解答。
古巴陪同随时竖起耳朵，捕捉着我们说的每一句话。我们忍不住跟主人开了个玩笑。一天晚上，我回到下榻的小楼，几个同事捧着鲜花和伏特加酒迎了上来。那瓶酒还是他们途中在莫斯科停留时买的。原来这一天是我的生日。来古巴后一直沉浸在亢奋状态中，早把生日忘到脑后。同事们却记在心里。不过即使没忘，我也不想声张，害怕让古巴人知道了而为我正式庆祝一番，没完没了地祝我身体健康，生活愉快。我们几个人喝了几杯伏特加酒后各自上床就寝。第二天，警觉的翁贝托缠着我们问昨晚为何事庆祝。我装出一副面容严肃的样子，郑重地告诉他，东德刚刚成功地发射了它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众所周知，只有一颗人造卫星，还是苏联人几年前发射的。翁贝托对我的话深信不疑，取来一瓶酒和几个酒杯，就东德的航天项目发表了一篇有分量的讲话，表示它标志着古巴与东德关系的一大发展。至于为什么会是这样，他则含糊其词。
不过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么重大的消息他一点没听到，我们又是怎么知道的呢？我让他保证绝对保密后解释说，我们是通过一台特殊微型收发报机得知卫星上天的消息的。收发报机小到可以装进口袋里，功率却大到可以接收发自东柏林的讯号。我给这一根本不存在的收发报机起名为“戈戈风”，并告诉轻信的翁贝托，这台收发报机存在本身乃属于最高国家机密。世界上仅有这一台，目前仍处在测试阶段。翁贝托指天发誓，决不告诉任何人。
他只保了一天的密。第二天晚上，在古巴内政部长举行的宴会上，所有人都向我们打听有关东德的最新消息。我回答说，在古巴难得听到国内的消息。在座的人意味深长地沉默了片刻后，皮内罗脱口问：“不是有戈戈风吗？”我不得不告诉在座的人，这是跟翁贝托开的一个玩笑。此后，可怜的翁贝托落了个戈戈风的外号。
天长日久，我与皮内罗的交情越来越深。早期颇为稚嫩的古巴外国谍报机构迅速成长壮大起来。凭着我与古巴上层领导人的老关系，有时可以把我们的人藏在古巴。作为报答，我为皮内罗采购他所需要的窃听、解码和特殊摄影器材。197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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