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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面人─原东德外国情报局长回忆录-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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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了有限的个人联系。但他同阿布·尼达尔和卡洛斯完全没有来往。有关这两个人的消息他是通过巴解组织里的熟人听到的。罗舍尔避开尼达尔和卡洛斯是因为我曾指示过部下不得与恐怖分子和恐怖主义沾边。就我所知，他一直严格执行了这一指示。至于第22局的关系户，他知道的都是人家有选择地告诉他的，“热”关系户根本不告诉他。“热”关系户是指卡洛斯或其他尤其危险的恐怖分子和团体。第22局里只有极少数人知道这些关系户。我们局里没有一个人了解这方面的活动。
罗舍尔认为得到的情报对我们的谍报工作有价值时，才向我汇报消息的来源。通常对方会提出要我们提供培训和其他方面的援助。我把以上要求上报给米尔克，由他拍板决定。此后就没有我什么事了，因为具体培训由别人负责。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庇护的阿拉伯恐怖主义分子大多数都是借阿拉伯国家外交官身份的掩护进入东德的。这方面的事不归我管。我跟第22局的矛盾源于政治上的考虑。我担心它的活动可能会对我们局产生不利的后果。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第22局侵犯了我的地盘。世界上任何一国官员对此都会理解。它等于是又一个与我们平起平坐的从事外国谍报活动的机构。我料到它对我本人及国家都没有好处。日后果不其然。
天长日久，我们看出巴解组织不过是想利用我们。我们想约束他们活动的愿望亦成为泡影。我们还担心，站在巴解组织阿拉法特一边会招致其他派别的报复，为此逐渐开始接纳并训练巴勒斯坦各派的战士。最终阿布·尼达尔也包括进来。罗舍尔通过阿拉法特手下的谍报人员了解到，阿布·尼达尔一派手段残忍。根据他的建议，我拟定了一项备忘录，反对与尼达尔有任何来往，结果石沉大海。东德的教官向他讲授了发射苏制火箭的技术。
每当我们想做出友好的姿态，而又不致陷得太深时，就采取邀请对方来东德度假或留学的方式。哈巴什在德累斯顿有一套房子，每次他来探望在当地科技大学上学的女儿时就住在这里。
1979年，米尔克指示安全部的研究员起草了一份秘密报告，题为《关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员和其他国际恐怖主义分子的活动以及他们设法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参与谋划对西欧国家采取的暴力活动的企图》。报告列举了我们正在援助的组织所从事的大量恐怖主义活动，并指出，巴解组织及其盟友正计划利用他们进出东德的便利，从这里对他国发动恐怖袭击。东德与西柏林近在飓尺的地理位置和进出西柏林的方便对他们极为有用。日后，前西德外国谍报首脑迈尔在他所着的一本书里透露了这份报告的内容，并指责我纵容恐怖主义。但他巧妙地省略了报告中最重要的结论部分。结论告诫说：“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领土上从事这类活动会带来政治上的风险并损及我们国家的安全利益。”
米尔克要求起草的这份报告因此非但没有对这类活动表示赞成，反而提出了警告。
然而国家安全部的几位领导并没有讨论过这份报告，也从来没有正式讨论过第22局的工作或是我们与恐怖组织的关系是否合适的问题。我偶尔听到过有人发牢骚。显然，在东德与潜在的恐怖分子合作一事上安全部内存在着意见分歧。有些人只是服从命令，并不去多想教给巴勒斯坦人或南也门人这些技术会带来什么后果。有些人提出异议是出于实际的考虑，担心自己惹一身臊。米尔克非常害怕我们与巴勒斯坦人的关系在外界曝光，尤其担心东德与其他国家举行敏感的首脑会议前夕我们培训支持巴解组织的消息走漏风声。为此，我们常常临时接到通知，暂停这类训练活动。同时还恳求伊亚德放弃暴力。这种办法临时用来抵挡一下尚可，但从长远讲不会有任何结果。
我们的首要目标是防止东德本土成为开展恐怖活动的基地。然而自从国家安全部认识了豺狼卡洛斯后，这一目标几乎无法得到保证。卡洛斯是我们所有客户中最难对付的一个。1979年，他通过与南也门的关系首次来到东德。他本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可善于哗众取宠。西方媒体于是把他吹得神乎其神。其实我们情报局根本管不了他，而且据我所知，连见都没见过他。下面我想讲讲这个卡洛斯，以说明我们干了件多么蠢的事；好比是揪住老虎的尾巴想降服它。
我们一眼就看出，卡洛斯喜欢东柏林。十之八九是因为同他栖身的其他地方相比，东柏林的生活更加舒适，夜生活更丰富。他在东柏林的帕拉俾特饭店开了一个套间。这家饭店是西方游客喜欢下榻的地方。我方保卫人员为此提心吊胆。卡洛斯出国旅行持一本叙利亚的外交护照。他惯于来东德前一两天才通知我们。实际上国家安全部后来限制了他来东德的次数。 我和手下的同事对卡洛斯很不感冒。根据下面报上来的材料，他属于那种富豪子弟转而成为恐怖分子的人物，说话咋咋唬唬，做事毫无顾忌。跟他合作的人因此常常招惹上麻烦。他在东柏林期间，东德的反谍报人员一直对他的行踪严加监视，并劝他老老实实呆在饭店自己的房间里。可他全当耳旁风，晚上一人跑到酒吧开怀畅饮，与女人调情，还大模大样地在皮带上别着一把手枪。所有妓女都向国家安全部汇报。尽管如此，抛头露面对他仍有风险，我们还怕别人认出他来。
我们巴不得让他尽快离境。可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和卡洛斯这样的恐怖分子打交道最棘手的一点是，我们与他们之间的主次关系常常颠倒过来。最初卡洛斯对我们的协助表示感谢。一当他感觉到我们对他来东德不够热心时，马上恼羞成怒。他开始像威胁敌国那样威胁我们，警告劝阻他来的人说，他要把东德在海外的机构作为袭击的目标。1982年，他的西德妻子马格达莱娜被法国逮捕后，他要我们协助她越狱。遭拒绝后，他威胁说要攻击我们驻法国大使馆。结果我们落到不得不加强驻法使馆防范的可笑地步。
为什么我们会容忍参与恐怖活动的人？亲自与他们打交道的米尔克认为，“在最紧急关头”也许用得着这批人。他是婉指爆发一场与北约的全面战争。我从来没有听到他直截了当地这样讲过。他的理论似乎是，我们结交或庇护的恐怖分子，如红军派，可以成为敌后的一支力量，开展针对西方的破坏活动。倘若有人征求我对这种鲁莽之见的看法的话，我肯定会表示反对。和平时期我们尚不能约束像卡洛斯这样的人在东德境内的活动，战时一片混乱的情况下又如何能指望他们可以靠得住或是用得上？依我看，这完全是异想天开。我觉得米尔克实际上是受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他在西德和苏联面前有一种自卑感；另一方面，他又患有晚期自大狂症，想在国际上受人重视，为此不惜同巴解或红军派这样的组织搅和在一起。
尽管巴解和其他组织向我们保证不从东德领土上发动恐怖主义的袭击，这样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两起。1983年法国在柏林的领事馆被炸。1986年拉贝勒夜总会又被炸。这两次事件可以说是我们允许恐怖分子偶尔把东柏林作为一个活动基地的必然结果。米尔克压根儿没想到会出这样的事。然而这些恐怖分子现在根本不服他的管。
国家安全部对这类组织的活动能够稍加限制的一个办法是规定他们能够带进或带出的物品。’这类组织的成员和所有入境的人一样，在机场要接受安全检查，而且常常被查出携带或转运武器。鉴于枪不离身已成了这些人的第二天性，边防部门决定允许他们携带枪支。
1986年4月5日，位于西柏林的美国军人经常光顾的拉贝勒夜总会被炸，两名美国士兵和一名妇女被炸死，150余人受伤。美国人声称利比亚驻西柏林的使馆策划了这次袭击，并报复性地轰炸了利比亚的军事基地和可疑的恐怖分子训练营地。白宫还称东德政府事先至少知道利比亚人有此打算，如果不是具体细节的话。
拉贝勒夜总会被炸事件实际上也是国家安全部严重玩忽职守和怯懦行为的结果。内伯负责的边防军曾报告说，利比亚外交官进入东德时行李中夹有炸药。我们对他们的真实身份以及和同恐怖主义分子的关系已了如指掌。中东地区的东德反谍报人员在此之前已经向我们报告说，利比亚计划在西柏林搞一次爆炸。因此完全有理由怀疑这些炸药正是为这一用途做准备的。
德国统一后，经调查证实，我负责的外国情报局对拉贝勒夜总会爆炸事件和1983年法国驻西柏林领馆被炸事件事先并不知情。但至今仍有一个谜未解：美国人事先究竟掌握多少情况？他们是否有可能避免拉贝勒爆炸事件？爆炸发生后不到一天，里根总统即宣布美国掌握了利比亚参与这一事件的确凿证据。虽然这些所谓的确凿证据不过是俄国人提示的结果，仍有一些耐人寻味的地方。这次爆炸的主要策划者，一个叫什里迪的人在美军查理检查站加强戒备期间多次在东西柏林间自由穿行。尤其不祥的是，安全部内所存文件援引巴解组织人士的暗示，什里迪决不单单是一名利比亚恐怖分子，而是秘密受雇于美国人的特务。
里根总统讲话后10天，即下令对利比亚进行大规模报复。160架飞机一共投下60多吨炸弹。这次空袭的目标卡扎菲本人虽然安然无恙，数十名无辜的平民却因此丧生，百余人受伤。袭击拉贝勒夜总会的行为令我们不少人感到厌恶。但有谁能判定下面哪一桩是更严重的恐怖行为：杀害西柏林的士兵和那位妇女，还是杀害人数远远超过他们的利比亚平民？
第22局除了保护在东德的外国恐怖分子外，还负责照顾东德庇护的红军派成员。红军派产生于60年代的激进主义思潮和德国政治传统中的暴力倾向。该派从事恐吓、暗杀西德的政治领导人、尤其是经济界要人的活动，试图以我们东德共产党人早已放弃的手段消灭资本主义。红军派领导人巴德尔和迈因霍夫在西德监狱里自杀。然而时至今日，他们的追随者仍认为，他们是被当局害死的。德国统一后的年月里，我的名字和这些红军派成员连在了一起。如同我本人和外国情报局对阿拉伯恐怖分子的情况一无所知一样，我们对东德庇护红军派一事也同样两眼一抹黑。
在国家安全部的帮助下，一些红军派成员改名换姓，在东德开始了新的生活，如阿尔布雷希特、克拉尔和迈尔一维特。西德指控阿尔布雷希特把一个暗杀小组领到他父亲的一个朋友德累斯顿银行首席执行官蓬托的家里。克拉尔和迈尔一维特则参与了绑架和杀害德国工业家协会主席施莱尔。3名红军派成员，菲特、尼古拉和西普曼从西德逃到捷克斯洛伐克。捷克政府征得他们同意后通知了东德。最终我们根据米尔克的指示把他们接到了东德。
许多同情红军派的左翼人士在西德发表声明，宣布与它断绝关系。此后的一年里，该组织走向败落。红军派的头目担心当局会大规模逮捕其成员，于是做出决定，任何人如果不想干可以自由退出，不必担心会受到报复。第22局的一个小组负责具体安排这些人的工作和生活。参与这项工作的官员名字一律对外保密，连我也不知道。外国情报局同重新安置红军派成员的工作没有任何关系。米尔克一向喜欢把只有他知道的事抓在自己手里。从工作角度上讲，他没有理由对我保密。但鉴于第22局直接归他管，他也没有理由一定要告诉我。反正我从一开始就认准了一条，离红军派成员越远越好。他们中有些人很可能已被西德谍报机构收买，借机混入我方内部。
如果确实存在红军派恐怖分子从东德领土上对西德境内目标发动袭击的危险的话，我肯定会从反谍报机构那里听到这方面的消息。可这种危险并不存在。我们鼓励这些前成员在东德尽量安分守己地过日子。每个恐怖分子都为自己在东德安身准备了一套托词，如因为参加激进的社会主义团体的抗议活动受到西德警方的骚扰，或东德有年迈父母，想和他们住得近点，等等。事先他们都受到警告，不得泄露过去参与恐怖活动的历史。可人毕竟是人，总想找谁诉说一下心里话。有些人在东德成家后向自己的丈夫或妻子坦白了过去在红军派里干的坏事。这批人在东德的工厂和机关里与周围的新同事有一点明显的不同。他们丝毫不掩饰对社会主义的信仰。例如，1989年东德垮台后，报上报道了马格德堡市一个叫菲特的人怒斥她所在的厂的党支部成员过分热衷于与西德统一货币！与恋人在东德顶北部定居的施特恩贝克向我们反映，她去的那家工厂的同事不相信她的话。大家底下窃窃私语，猜测她是从西德撤回的国家安全部特工。
决定庇护前红军派成员恐怕是出于同一心理，即担心自己有可能成为他们袭击的目标。不过在处理红军派的问题上，米尔克还有一层用意。他想通过窝藏这些前恐怖主义分子令西德难堪。一些红军派成员在叙利亚和南也门接受了使用更先进的炸药和武器的训练。每年还举行一期特训班，训练他们使用苏制RPG…7型反坦克炮。东德还在自己境内为仍住在西德的前红军派成员举办了培训班。已公开的资料表明，1981年到1982年期间，一小批人还接受了扫射奔驰轿车乘客座位的训练。一头活的牧羊犬被系在座位上充当靶子。结果是犬被击毙，汽车被炸毁。教官然后告诉受训的恐怖分子如何清理现场。
起初米尔克觉得通过红军派成员可以更深入地了解西德。与此同时，把他们请来不失为自我保护的一步棋。然而国家安全部训练前红军派成员的例子证实了我的看法，米尔克仍然没有打消在一场东西方之间的战争中利用这些人的念头。他觉得完全有可能爆发这样一场战争。
西德谍报机构当然猜到这些照片被张贴在邮局的通缉要犯躲到了东德。看到这些叛逆社会的西德青年，昂纳克和米尔克很有可能想起了他们昔日在德国秘密反抗希特勒的青年时代。不过和这些人相处一段后恐怕就不会再有志同道合的感觉。他们中大多数人出身中上阶层家庭，骄横任性。反抗的方式也缺乏当年德国共产党及其谍报机构在纳粹德国坚持开展秘密工作时显示出的勇气和机警。在狱中服刑的红军派成员波尔据信是该组织恐怖活动的重要策划人之一。他在一次采访中谈到在东德受训的情况时说：“那些理论课程和宣扬世界和平的说教真让人受不了。与其听这些课还不如去读《新德意志报》（东德共产党机关报）。我们与东德教官之间的关系一直很紧张。到了后来，双方恐怕都互相厌恶透了。”
如何区分自由战士和恐怖分子通常取决于你站在哪一方的立场上。我们曾向南非境内的解放运动……非洲国民大会……提供军事和资金上的援助。对此我终生不悔。支持非洲国民大会并没有任何战略上的考虑。我们并不期待他们有朝一日会上台执政。我们认为，它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是正义的解放斗争。许多年后，当我看到曼德拉在一个没有种族歧视的南非承担起治国的重任时，对当年的判断不禁哑然失笑。
不过帮助非洲国民大会不能说没有一点政治动机。我们希望加强该组织内的左翼力量。具体做法上无论是我们还是苏联都要格外谨慎小心。处理不好就会加剧解放运动内部自由派与亲共派的分裂，反而对一贯反共的白人政权有利。我们和莫斯科一致认为，争取非洲国民大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最佳办法是尽量做到有求必应。这样他们就会把我们当成自己事业中的盟友。
从70年代中开始，东德开始训练非洲国民大会的游击队员。这属于军事合作范围，而不是谍报合作，由AGM（国安部长工作小组）和肖尔茨将军主管。两批人数在40到50之间的非洲国民大会的战士在位于东德乡村的一所党校接受了训练。不隶属于外国情报局的东德军事谍报机构负责安排他们的行程。不用说，他们的行程属于机密。一般经坦桑尼亚或安哥拉飞伦敦，然后换乘东德国家航空公司的飞机飞东柏林。我们的人觉得，这是一条摆脱南非谍报机构监视的最佳路线。事实证明果然如此。
非洲国民大会的人员在东德接受军事训练的消息始终没有走露过。70年代末我才了解到这一情况。当时南非共产党主席斯洛沃通过东德党中央请我们帮助培训少量的非洲国民大会反谍报人员。他解释说，非洲国民大会内部有可能会混人南非政府的特务。而他们对反谍报一窍不通，无法建立一支反谍报队伍防止渗透。昂纳克办公室把斯洛沃的信转给了我们，信上批有一行字：“总书记已经同意。”
柏林外的波茨坦有一所隶属于国家安全部的法律学院。我们在该院的一个特别系为8至10名非洲国民大会成员提供了培训。建立这所学院是我们情报局想出来的主意。它有多种用途，都与国家安全部有关。退休的谍报官员在此讲授各种课程，从基础国际知识到反谍报技能。在一位从反谍报局借调过来的将军的细心指导下，这些非洲国民大会的学员学习如何发现潜在的鼹鼠，如何迷惑敌人并将他们抓获，同时又不暴露自己。
培训班每隔3到5个月办一期。我们向他们介绍了敌方谍报机构采用的种种手段以及审问心理学。这些南非学生学起来如饥似渴，恨不得把一切都记在脑子里。培训内容还包括了一些马克思一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学员们非常客气地表示，这不是他们前来培训的目的。此时我们已经通过这类合作摸到了一条基本规律；把我们的世界观强加在合作伙伴身上是不明智的。我们本来期待着通过与非洲国民大会建立联系，有朝一日能够使我们派往国外的间谍披上合法的外衣。具体设想是，我们可以先派他们去南非，然后在我们当地谍报人员的帮助下改换身份。1988年前后这种办法刚刚开始有点眉巳因而无从得知它是否行得通。
在思考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对恐怖分子提供援助的问题时，尤其是法国领事馆和拉贝勒夜总会被炸事件，任何与此有牵连的人都无法回避个人的责任或罪责。死者并不是在争取自由的战斗中倒下的战士。他们既不同意我们的世界观，甚至也不同意我flJ高度重视的安全理论。这类袭击，如1993年一个恐怖主义团体爆炸世界贸易中心的行为，显示出一个人不管出于什么动机与恐怖分子打交道时应负的责任。然而这些都是事后之见。我们与阿拉法特领导的巴解组织和其他类似组织的合作是一个复杂的政治谋略的组成部分。我个人参与了这一谋略的制定，对此要负个人的责任，而且也深知这一点。开展这类合作是东德领导人的旨意，它们与过去卷入第三世界的活动一样，也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
冷战期间，双方在这场无所不用其极的冷酷的对峙中也曾怀有一些良好的愿望。审视我们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活动以及和许多人视为恐怖组织的关系时，我希望我方的良好愿望能够留下一点痕迹。·我们不应因卢蒙巴、切·格瓦拉、阿连德、拉宾以及千千万万只有亲属才记得的受害者洒下鲜血而却步不前，而是应该从曼德拉当选为南非总统以及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的握手言和中汲取力量。
第十四章 虎穴
就道德而论，东西方的谍报机构都属于灰色范畴。他们手段卑鄙毒辣，所作所为常常有违人伦。鉴于这一行的特点，一中央情报局的处境似乎颇为不利。为了不违背美国宪法中的有关规定，它不得不装出遵照民主程序办事的样子，不管这些宪法条款是否与谍报工作有关。无论政治家如何朝思暮想，任何谍报机构都不可能是民主的，也不可能随时敞开自己的大门，任人审查而不影响其工作。中央情报局的高级官员花费了大量时间准备文件和工作总结报告以应付其他部门的质询。政治家和报界会怎么说始终是他们不能不防的一个因素。
我们这一方犯的错误恰恰相反。虽然我们也要向各级领导提交报告和文件，也就是说，我们的谍报工作要受到一定的监督，然而真正意义上的监督是不存在的。我国领导人的地位极其虚弱。为此，凡与威胁到他们地位的潜在危险有关的情报他们都想要，至于怎么搞到这些情报他们毫不在乎。昂纳克惯于在他极力拉拢的西德政治家面前甜言蜜语说，东德谍报机构已接到指示，不对他们搞谍报活动。一回到东德，他马上如饥似渴地阅读有关这些人的材料，而且强烈地暗示，这方面的情报以后多多益善。
我在书首讲述了与中央情报局反谍报人员打交道的一段亲身经历。我感觉，他们让人相信中央情报局内没有鼹鼠的劲头比找到鼹鼠还大。1985年哈撒韦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上称：“中央情报局核心部门从来没有发现过有苏联间谍。也许这些特务隐藏得很深，躲过了我们的眼睛。但我对此表示怀疑。”此后不久，两年前因吸毒和小偷小摸被中央情报局开除的霍华德叛逃到苏联，把中央情报局莫斯科站的谍报活动告诉了克格勃。直到一位克格动高级官员尤尔琴科叛逃到美国后，霍华德的事才败露。如果咬文嚼字的话，哈撒韦的话倒也没错。霍华德向苏联人告密时已经离开了中央情报局。可他的保票未免打得过于绝对。我见过这个哈撒韦。此人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工作认真负责的谍报官员。我内心思忖道，为什么他甘于粉饰中央情报局的弱点呢？我有一种直觉。哈撒韦担心名声已经不佳的中央情报局经不起新丑闻的折腾了。
中央情报局为推翻卡斯特罗搞的未遂政变以及在中美洲的种种莽撞活动，使它在保守党和自由派人士中威望大跌。我们在华盛顿和纽约站的谍报人员对美国70年代和80年代谍报机构的评价表明，它的威望远远不及50．年代和60年代。美国谍报人员因此士气低落。任何一位管理学专家都会指出这一点。在公众眼里，中央情报局不仅行动诡秘，而且管理无方。前一种看法对于一个庞大的谍报机构来说很正常。而后者的恶名任何一个谍报机构都背不起。谍报机构是心理不稳定的地方。其内部心态很快会反映到工作人员的行动上。有关叛徒艾姆斯的报道表明，中央情报局内存在着一种极为强烈的自我厌恶情绪。艾姆斯不仅不喜欢自己所在的单位，而且鄙视它。苏联的叛逃人员恐怕就没有这种感觉，例如戈尔迪夫斯基。他们变节常常出于意识形态或个人方面的原因。虽然他们对克格勃内部的黑暗面看得很清楚，但并没有因此失去对它的敬畏。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情况才有了变化。
艾姆斯不是中央情报局雇用的第一个庸人。70年代时，美国有一个间谍，化名蒂勒曼。他的任务是结识访问西德的东德外交官、商人和学者，并从中发展间谍。应该说，中央情报局利用这些东德人出国访问的机会拉他们下水的想法并不坏。这比在东德境内搜集情报风险小多了。1973年，我们着手对中央情报局在波恩外的谍报活动进行了一次详尽的调查和分析。通过监视在鸡尾酒会、体育俱乐部、酒吧和咖啡馆以及其他公共场所什么人主动找东德出国人员攀谈，我们很快拟出了一个中央情报局谍报人员名单。其中就有蒂勒曼。
1975年，蒂勒曼已完全定居波恩。我们查出他的真名叫福尔肯。而他和中央情报局还被蒙在鼓里。起初我们只是派人跟踪他，看他找什么人接触，从而弄清他想搜集哪方面的情报。慢慢地我们开始用自己的人诱他上钩，向他提供了一些无足轻重的秘密和假情报。目的是将美国人的反谍报工作引入歧途；使他们无法摸清我们的真实意图。可怜的福尔肯信以为真，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发展了这么多了解情况的东德人当特务。一次他对一个密友炫耀说，因为他工作出色，中央情报局给他晋级加薪。国家安全部内的反谍报机构听说后忍俊不禁。福尔肯得到的大多数毫无价值的情报就是由这个部门的高级官员杜撰出来的。
识别在波恩的中央情报局人员简直可以说不费吹灰之力。我本人一向要求部下发展潜在对象前必须精心准备，具体做法上要循序渐进，不露声色地接近对方。中央情报局的人可好，总是明目张胆地拉拢我方人员。我们诱其上钩的人常常抱怨说，这些中央情报局的特工对东德的经济困难十分无知。由于他们对东德的情况一知半解，我方人员很难决定用什么样的假情报牵着他们的鼻子走。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国特工的素质极差，工作毫无章法。我国领导人不禁担心美国不再重视东德。
后来我们才知道，有关东德的重要数据美国是通过设在西柏林和西德的电子监听站得到的。鉴于美国需要的大部分有价值的情报可以通过截获无线电波得到，中央情报局仍派一些无能之辈到处嗅来唤去有点让人费解。不过我本人的体会是，再先进的技术也无法取代优秀的谍报人员和他们做出的判断。中央情报局内肯定有人同意我的看法，尽管他们自己成绩不佳。你可以窃听一次电话的谈话，但如果不熟悉谈话的背景的话，很容易得出错误的结论。一张卫星照片可以显示那一瞬间导弹的准确位置，而隐藏在司令部里的内线却可以告诉你这些导弹移向何方。技术情报的弊端在于：它基本上只有情报，没有分析。它只能记录下已知事实，而无法预测未来。间谍却可以刺探关于各项计划的情报，分析政治军事形势，弄清各种文件和谈话的具体背景。干这一行的人都知道，一位谍报官员平时工作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埋头于浩繁的资料堆中寻觅丁点儿金子。过分依赖技术手段搜集情报也许会有双倍的收获，而为此需要筛选的数据量肯定会相应增加3倍。虽然技术谍报手段的作用会日益增大，并将取代昔日由人冒极大风险做的部分工作，但它永远不可能完全取代间谍。一个谍报机构的成就来自它的成员，而不是它拥有的花里胡哨的高技术手段。
80年代末，我们已确知，东德境内的所有中央情报局的特务要么被我们变成双重间谍，要么从一开始就是我们的人。他们根据我们的指令，向美国人提供经过仔细筛选后的情报或假情报。我们是通过中央情报局内主管东德的官员霍华德了解到的这一情况。中央情报局将福尔肯召回总部，奖励他在东德工作成绩卓着时，他俩见过面。霍华德从福尔肯那里得知，中央情报局在东德境内只有6至7名间谍。这几个人全部是我方布下的诱饵。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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