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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面人─原东德外国情报局长回忆录-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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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蚶闪朔侵蘧禄潭茸罡叩牡厍Ｎ鞯潞推渌业木鹕滔蛘庖坏厍峁┝思壑�2000万美元的武器，包括当时最先进的眼镜蛇式和罗兰式导弹。斯坦纳本人有一支数千人的私人部队，打着画有骷髅和交叉股骨的旗子。
比夫拉的冒险尝试失败后，斯坦纳又投入苏丹南部叛军的怀抱。这一举动引起英国谍报机构的注意。英国前驻苏丹武官、南方航空动力公司的老板巴纳德和他的一位同事杜瓦尔向斯坦纳提供了地图和无线电电台等设备。杜瓦尔名义上为西德人道主义组织工作，实则是英国谍报机构在当地的官员。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斯坦纳靠这条线与中央情报局勾搭在一起。中央情报局想借他之手推翻尼迈里政权。斯坦纳通过乌干达首都坎帕拉的一个邮政信箱向美国驻乌干达大使馆内的一名叫普雷斯顿的先生提出所需的武器清单。斯坦纳自称是向南部苏丹提供人道主义援助非洲协会代表，在这一幌子的掩护下装备训练了一支杀人不眨眼的游击队，在苏丹南部滥杀平民百姓，并对苏丹军队和警察发动袭击。斯坦纳将司令部设在朱巴附近偏僻的塔芬格，还修了一条跑道。朱巴是苏丹南部的重镇，又是来自乌干达的人员和军火的集散地。当时乌干达政府得到了以色列军事顾问的帮助。一次当地人为我们表演节目，跳起了自己部落的舞蹈。咚咚的鼓点和舞蹈者的旋转令人昏昏欲睡。突然，一个赤裸的身上涂抹了灰炭的老人冲我们跑了过来，一手持短矛，一手挥舞一条鱼。我前面的几位保镖一跃而起，一个用身体挡住我，另外两个制服了那个人。事后得知，我躲过了一次反叛分子谋划的暗杀。康拉德在他所着的小说《黑暗的中心》里描写了非洲世界的扑朔迷离和刺激。这一次总算让我亲身体验了一回。
我们在喀土穆与苏丹和利比亚领导人举行了秘密会晤，同意帮助他们擒拿斯坦纳。我方谍报人员首先摸清了某一天内他的确切行踪。此外，乌干达迫于非统组织的压力不再支持斯坦纳。借助这几方面的有利条件，我们终于擒住了斯坦纳。
斯坦纳被捕后，等待他的命运是处决。应苏丹政府的请求，我们答应参与对他的审讯。我的主要任务是让苏丹人懂得，审讯犯人（无论是斯坦纳还是其他人）的目的是从他口中得到仍在进行的或正在策划中的叛乱活动的情报，不是通过恫吓或拷打进行报复。可我们的影响力微乎其微。桑给巴尔也好，其他与我们多年保持密切关系的国家也好，如南也门、埃塞俄比亚和莫桑比克，无一例外地滥用了我们传授给他们的技能。对此我们无能为力。我们的做法强调孤立敌人，对之晓以利害，而不是严刑拷打或恐吓。可是真正做起来时，这些国家的审讯人员很少有不出格的。
传授审讯方面的技巧不是我们工作的主要内容。派往桑给巴尔的东德专家中没有一名审讯方面的专家。我们试图让桑给巴尔人明白一个道理：得不到证据支持的口供没有法律价值。靠严刑逼供得到的口供没有丝毫价值。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安全保卫部门的所有工作人员都懂得这个道理。。东德的审讯人员均受过专门的法律方面的培训。主管审讯的第9处直属国家安全部部长。我不清楚他们法律培训的具体内容，但可以肯定，其中包括取证手段要合法的原则。当然，审讯技巧也是培训的部分内容。他们让一个犯人开口讲话的方法恐怕与西方同行的做法没什么不同。拷打和逼供受到禁止。如果有逼供的现象，也是违反纪律的行为。依赖非法手段逼供的事西方肯定也干过。一次，苏丹革命委员会里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巴卡里跑到桑给巴尔骄傲地告诉我说，总统的一名敌人向他招了供。他命令此人给自己掘一个墓穴，然后让卫兵冲天放上几排枪。结果他乖乖地就范。埃塞俄比亚的做法最为残酷。犯人常常受到严刑拷打并被肆意处死。这方面的消息令我们触目惊心。和西方国家一样，我们也不无悲哀地认识到，在非洲当权者的眼里，警察和谍报机构不过是他们在部落、种族和个人恩怨冲突中可以随心所欲使用的工具，而不是了解情况的手段。
在如何对待斯坦纳一事上我向苏丹人耐心解释，像斯坦纳这样死硬的人，只有他觉得自己会受到公正对待时才会开口说话。他们终于被我说服了，同意让两名民主德国的审讯员去见他。此前斯坦纳受审时态度一直十分顽固。看到两名德国人来到他的囚室与他交谈，斯坦纳显然松了口气，虽然这两个人来自信奉社会主义的那一半德国。他在世界各地曾与共产主义为敌。我觉得对付他的最佳办法是动之以情。他的妻子是阿尔及利亚人。我们设法从她那里搞到了他们的结婚相册，并安排他的一些亲戚给他写信。我们的这一姿态缓和了他的抵触情绪。斯坦纳讲述了自己在苏丹这场错综复杂的冲突中扮演的角色。最终我们从他这里对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伪装的组织和谍报机构在苏丹境内编织的这张大网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
我们努力在这一地区扩大自己影响的同时，西德和其盟国的谍报机构也没闲着。在一系列复杂因素的作用下，尼迈里最终倒向西方。斯坦纳也获释，到西德定居。
苏丹和斯坦纳的例子说明，在第三世界国家开展谍报活动作用十分有限。我们每卷入一个发展中国家前，都要对战略、经济和军事因素进行分析。分析归分析，我们和西方国家一样，卷入第三世界首先是为了一个更大的目标……争夺势力范围，并试图把全球染成我方的红色。久而久之，我们认识到靠提供谍报和军事援助换取外交承认代价过于高昂。早在我退休前，情报局的同事和中央委员会里主管谍报工作的官员就已看出，我们原封不动地把自己的经济体制照搬到发展中国家的做法收效甚微。投入了大量人力、财力后，无论是我们还是受援国都获益不大，完全是得不偿失。由此换得零零星星几个微不足道的国家外交上的承认实在意义不大。
然而60年代末、70年代初时，我们因为与第三世界国家结成的联盟以及在那里展开的工作不禁有点飘飘然，以为我方在冷战中占了上风。我们觉得，由于自己的努力，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日益扩大，最终将使全球权力平衡向我方倾斜。勃列日涅夫坚信，世界力量的对比正在朝着有利于苏联的方向转化。他试图在中东阿拉伯国家和非洲之角全面推行一项支持激进左派政府的政策。
勃列日涅夫的这一想法与昂纳克的心态不谋而合。1972年与波恩签署的基本条约承认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一个主权国家。昂纳克于是可以自由涉足迄今为止对我们关闭的国家和地区。对此他显示出孩子般的热忱，并萌生了成为一名国际政治家的念头。昂纳克竭力使东德参加世界事务的心情不难理解。他这个人缺乏眼光，但自尊心很强，渴望作为一名改善了东德普通百姓生活的领袖而名垂青史（直到临终前，他仍可以一口气说出在他执政期间建造了多少套住房和卫生间）。他深知，在德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他永远超不过他的前任、东德首位领导人乌布利希的地位。东德外交局面打开后，他打算在国际舞台上一展身手，超过乌市利希的成就。
我们内心很清楚，昂纳克与第三世界领导人的一系列互访以及期待有一天他可以访问华盛顿、东京和波恩是为了满足个人的野心，而不是冷静思考的结果。但我们这个小国正是从这种自我感觉良好中汲取了力量。下面这句口号绝妙地反映了集愚蠢透顶和小肚鸡肠为一体的心态：“我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门里一些胆大的人把这一口号当做笑话互相传诵。
一方面，昂纳克寻求扩大我们同所有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另一方面，我们出于好胜心理，渴望被苏联人视为东欧集团内最卓有成效和大胆的谍报伙伴。我们是靠外国谍报工作赢得了莫斯科的尊重。米尔克最初对我们开展的这方面的活动并不热心。他本人是干反谍报出身，兴趣一直在侦破隐藏在东德内的敌特，不管是真的还是假想的。与克格勃首脑会晤时，他常夸耀东德的反谍报机构抓获了多少敌特。苏联人对此不感兴趣，抓多少也不会让他们吃惊。苏联人对我们的器重取决于我们通过外国谍报活动得到的有关北约国家的情报和我们在非洲，以及后来在中东取得的成果。
因此，我们从卷入非洲逐渐发展到涉足中东，并与一些靠恐怖活动引起国际社会注意的组织建立了联系。南也门日益成为连接非洲和阿拉伯世界的桥梁。1969年南也门革命政权成立后，我们向亚丁派出了一个人数庞大的顾问团。我们与南也门之间的合作范围超过了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合作。除了提供经济技术和教育援助外，还派出了国内国外谍报领域的军事顾问和专家。整个南也门任我们驰骋。当年东德的谍报人员培训期间都曾先后被派到南也门工作过一段时间。我们开玩笑说：“去学学骑骆驼。”
亚丁对我们的到来张开双臂表示欢迎。这与我们在中东其他国家受到的对待大相径庭。当时南也门正在同得到沙特阿拉伯支持的邻国北也门展开一场异常激烈的谍报战。由于我们来自一个分裂的国家，也在与自己的西德同胞打一场谍报战，亚丁的领导人坚信，我们是最能理解和帮助他们的伙伴。苏联人为了从这一动荡地区得到可靠情报并支持它的亚丁盟友，鼓励我们大举卷入。
此外，还有莫桑比克和埃塞俄比亚。1975年，葡萄牙独裁政权垮台后，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莫桑比克解放阵线上台执政。我们与苏联和古巴一道进入了莫桑比克。罗得西亚和南非白人政权支持的抵运（莫桑比克全国抵抗运动）叛乱分子不断对新政府发动袭击。我们对扭转局势满怀信心。东德为莫桑比克培训大批的谍报人员、军官和警察。6年中国家安全部一共接待了1000多名莫桑比克学员。我们主要向他们传授反谍报、加强边防以及反走私方面的知识。莫桑比克境内的培训由我们情报局派驻该国的首脑负责。我只去过一次莫桑比克，不过通过下属的汇报对那儿的情况大致了解。对我们来说，卷入莫桑比克的内战旷日持久，劳民伤财。我们首次面对严酷现实：由于站在了莫桑比克解放阵线的一边，我们自己也成了被攻击的目标。1983年，8名东德农业专家被抵运的叛乱分子杀害。我在此事发生前一年访问莫桑比克时，形势已经相当险峻。
眼看这场冲突渐渐失去控制，苏联军方与克格勃在应对的策略上争执不休。莫桑比克政府内的权力斗争因此愈演愈烈。我认识到，我们就加强各方之间的配合提出的建议再好也白搭。苏联人那头没人爱听。我们于是开始收缩在莫桑比克的活动，但仍继续向他们提供武器和技术援助。一直到1987年才彻底停止了这类援助。
在安哥拉，我们向该国抵抗葡萄牙殖民统治的三个派别之一的人运（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给予了谍报和军事方面的支持。人运成立于1961年，信奉马克思主义。军事方面，我们乐于让古巴人在这场政治背景复杂的战争中负责战略的制定。古巴人刚到那会儿士气还是很高昂的，对卡斯特罗派他们到世界另一个半球打仗感到骄傲。他们肯动脑子，对游击战又熟悉，仗打得很漂亮。然而安哥拉的战争始终难见分晓。安哥拉人民饱受战火，国家遍体鳞伤。中央情报局和得到苏联支持的古巴人各支持一派极有可能延长了安哥拉人民的痛苦。
在埃塞俄比亚，当地的苏联和古巴谍报机构觉得我们不过是潜在的武器来源而已。莫斯科的立场是尽量满足埃塞俄比亚人的要求。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秘密贸易机构“科科”接管了这项工作。我们还向东德支持的几个国家的军方领导人介绍了什么样的西方技术和电子武器最适合非洲严酷的气候。有几次由于情况紧急，还通过“科科”直接为它们搞到了急需的装备。
我们在安哥拉化险为夷的同时，埃塞俄比亚的局势却日益恶化。和苏联人和古巴人一样，我们没想清楚目标是什么就卷入了这个国家。当时埃塞俄比亚境内有两场战争。一场是同邻国索马里的战争。索马里原是苏联的盟友，1977年转而投靠美国人。另一场是同争取独立的厄立特里亚的战争。这两场惨烈的战争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远非我们所能影响，更不要说左右了。我们对越来越深地陷入非洲之角的血腥争端中束手无策，一筹莫展。一个悲剧说明了这种困境。
1973年，我国领导人决定派年轻的政治局委员兰贝茨和中央委员会对外联络部部长马尔科夫斯基会埃塞俄比亚，力促交战各派通过谈判达成停战协议。为了显示善意，第一步先争取使厄立特里亚人坐到谈判桌旁。这一决定得到了莫斯科的支持。两人于是和我的副手耶尼克一同动身前往埃塞俄比亚。
兰贝茨和马尔科夫斯基从的黎波里乘直升飞机前往卡扎菲扎在沙漠上的帐篷去拜访他，希望说服他对厄立特里亚领导人施加自己的影响。飞回的途中，直升飞机不幸坠毁，两人同时丧生。噩耗传来，我悲痛万分。我和他们很熟。早在戈尔巴乔夫出现之前，他们就是党内领导人中赞成改革的极少数人中的两个。尤其是兰贝茨，东德知识分子和许多年轻党员都希望将来有一天他能接昂纳克的班。
由于兰贝茨丧生的地点颇不寻常，人们不禁纷纷猜测，这次事故也许是有人暗做手脚的结果。我也深为关注，亲自审阅了有关这次事故的报告。后来查明，利比亚的直升机驾驶员不具备夜间飞行的资格，但兰贝茨坚持要他当晚送他俩回的黎波里。事故看来确实出在这里。
受此不幸事件的影响，我们更不愿意与利比亚建立直接的谍报联系。不过后来的黎波里请我们帮助搞到军事技术时，我们根据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原则满足了这一要求。利比亚是这一地区少数几个有能力，而且愿意为索求的技术知识或特殊装备慷慨解囊的国家之一。除此之外，我们和利比亚只签订了另一个重要的合同：由国家安全部内负责提供保镖的司在东柏林郊外的一个秘密营地训练卡扎菲的私人卫士。
东柏林为兰贝茨和马尔科夫斯基举行完葬礼后，我的副手和党中央的另一位官员飞往亚的斯亚贝巴，试图完成牺牲的同事未竟的事业，通过谈判达成和平协议。由于埃塞俄比亚总统门格斯图的强烈反对，他们此行一无所获。这实际是一个苗头，预示着我们与埃塞俄比亚的关系凶多吉少。我们本来是埃塞俄比亚正式请来培训他们的谍报人员的。可时隔不久，我们说话已没有人听。残暴无比的安全机构内是怎么回事我们也不清楚。为埃塞俄比亚出力更大的苏联人处境并不比我们好多少。
社会主义阵营内惟一似乎能在埃塞俄比亚玩得转的国家就是古巴。随着古巴人信心日增，经验日丰，他们成了非洲大陆上最出色的谍报人员。古巴人懂得非洲人的心态，对形势有更好的把握。这些都是我们所不具备的。
莫斯科卷入埃塞俄比亚之初即犯了一个错误：试图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它在卷入其他国家的冲突中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这一错误。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极端落后，地形地貌复杂，军事手段根本行不通。我们和古巴人认为，如果达不成政治解决办法，开展游击战收效会更大。另一点分歧涉及我们卷入的规模。我觉得，集中力量援助一国，如埃塞俄比亚，比四面撒网效果会更大。其实到头来怎么做都无关紧要。我们也好，苏联和古巴人也好，很晚才醒悟到：非洲的政治家，无论其政治色彩如何，最终都按自己的治国设想行事。我们纵然有各种打算和手腕，也难以改变这一点。70年代末，我们减少了卷入的规模。回想起来，我们投入了如此大量的人力和财力，收效却如此之微，令人不胜啼嘘。
美国也犯了同样的错误：陷入众多难以取胜，而且是非模糊不清的冲突中不能自拔。连美国的公众舆论都常常认为自己的政府支持了错误的一方。在争夺第三世界的活动中，我们比西方多一点点优势。由于我们这些国家的议会毫无实权，新闻媒介又控制在政府手里，我们干些什么本国人民无从得知，至少是所知寥寥。
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不久，克格勃首脑克留奇科夫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协助他们在这个遥远的部落国家搜集情报。这一次我不再退让。我告诉米尔克，我们在海外已经力不从心。卷入阿富汗的冲突不会带来任何好处。一口回绝莫斯科提出的任何请求是极不寻常的做法，但这一次我们达到了目的。以后的事态发展证明，避开这个烂泥塘是多么明智。我们的援助仅限于在阿富汗建了一家医院，并在东柏林为圣战者组织的领导人与莫斯科在喀布尔的代理人纳吉布拉安排会谈地点。
我们这些共产党人都记得列宁在他哥哥亚历山大因谋刺沙皇被处死后说过的一句话：“我们另走一条路。”我们信奉的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革命理论根本不提倡不分青红皂白的恐怖主义。在我们眼里，这种行为和扔块砖头砸碎银行的玻璃没什么两样。也许当时感觉很开心，可第二天银行照旧开门营业。70年代末，国家安全部和外国情报局与一些采用恐怖主义手段的组织搭上了线。其中包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委内瑞拉的恐怖分子兼刺客伊里奇·桑切斯（不无讽刺的是，他用了列宁的名字），人称豺狼卡洛斯以及自称为红军派（RAF）的西德恐怖主义团体。它的两个头目分别是巴德尔和迈因霍夫。人们因此也称它为巴德尔一迈因霍夫团伙。我们与这类组织的关系依具体情况有深有浅。但当时我绝不可能如实把这些关系的深度抖搂出来。
1969年，我们驻开罗使馆里的谍报官员开始与巴解组织的阿拉法特和更激进的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头目哈巴什秘密接触。当初开始这类接触完全出自对民族解放运动的同情。我们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摆脱殖民主义桎梏的国家中，只有巴勒斯坦人民未能实现自己合法的民族权利。不仅以色列，而且埃及和约旦也剥夺了他们的家园。由于我们当时在民主德国孤陋寡闻，对阿以冲突的复杂渊源几乎一无所知。虽然在东德尽人皆知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的行径，可连我这个犹太人对以色列建国的历史都不清楚。
1972年底，东德正式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建立了政治上的联系。昂纳克在东柏林接待了阿拉法特。这次会见刚结束，我们情报局即收到与巴解组织互通情报的指示。莫斯科对此欣然支持。当时巴解组织即将在联合国获得观察员的地位。苏联非常希望同巴解领导人发展多方面的合作。
然而苏联人和我们热衷发展与巴解组织的关系因一件事蒙上了阴影。1972年8月慕尼黑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一个名叫黑九月的巴勒斯坦恐怖团体的成员闯入以色列运动员的住地，当场打死两名试图抵抗的运动员，并将其余9名扣为人质（我们和全世界各国一样，对这次袭击感到震惊）。当时任西德内政部长的根舍组织了一次营救，但因计划不周惨遭失败。所有人质连同恐怖分子均在这次行动中丧生。事后这次营救行动在西德和以色列受到强烈抨击。发生在德国土地上的这一事件（即使是在另一个德国）对我们东德人也是一副清醒剂。我们认识到，恐怖分子在国外发泄他们的不满简直太容易了。为此东德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从巴解组织的政治立场以及我方安全的角度研究巴解运动的诸项目标并提出一份政策性文件。我们情报局也有人参加了这一小组。东德给予巴解组织内阿拉法特为首的法塔赫一派半外交地位似乎不失为防止我们自己成为这类袭击的目标的妥善做法。我们尤其重视确保即将在东柏林召开的世界青年大会的安全。
阿拉法特和东德情报局内主管阿拉伯国家的处长在莫斯科举行了进一步会谈。我们同意帮助巴解组织，条件是它必须结束在欧洲的恐怖活动。阿拉法特一口允诺，并指定阿布·阿亚德（真名叫沙拉夫）今后负责与我们联系。此后不久，巴解战士来到国家安全部在东德乡村的秘密营地，接受谍报与反谍报，操作枪支、炸药以及游击战术方面的训练。通常向民族解放组织提供的培训无外乎这些内容。除我们情报局外，安全部的另外两个局也参与了这项工作。一个是HA…2局（负责反谍报），一个是主管军事使命和军训的AGM局（国家安全部部长工作组）。
作为提供援助和培训的交换，我们希望得到巴解组织掌握的有关美国谍报机构、全球战略以及武器方面的情报。我们非常欣赏巴解组织搜集政治情报的能力。阿亚德夸耀说，美国政府核心部门、北约组织和军火贸易圈内都有他的人。我们对此深信不疑。巴勒斯坦人的高级知识分子散居世界各地，不只限于中东。巴解组织称，通过这批人，他们在全球结成了一个情报网。我们信以为真，期待能从巴勒斯坦人那里得到大国首脑会议的详细情况，打开新的消息渠道，了解苏联人一直对我们守口如瓶的情报。总的来说，我们颇为失望。与巴解组织合作期间得到的惟一有价值的情报是以色列与埃及达成戴维营协议前的幕后活动情况以及协议的具体内容。
不过在巴勒斯坦人的点拨下，我们的确对中东地区政治上的阴晴冷暖和各国之间的恩恩怨怨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从而丰富了在这一地区开展工作的经验。与巴解组织建立正式的关系还给我们在大马士革和亚丁的谍报人员提供了方便。通过他们，我们掌握了中央情报局和西德在这一地区从事的秘密活动及其范围，还有他们派驻这一地区的谍报官员的身份。这方面的情报非常有用。日后他们在外交官身份的掩护下被派往世界其他地区时，休想再瞒过我们的眼睛。巴勒斯坦人还告诉我们哪些人是西方谍报机构的耳目，我们借此可以弄清谁是哪方的人。
我们能够向巴解组织提供的情报少得可怜。他们从我们这儿没有得到过任何有关以色列的有价值的情报，因为我们自己也没有。我们的头号目标仍然是冷战期间的正面之敌西德。而巴解组织对西德并不感兴趣。不过我们的确给巴勒斯坦人上过课。主办训练班的部门请我们局的高级官员向来访的巴勒斯坦人讲授了搜集情报及译码和解码的技术，并介绍了我们在反谍报方面的经验。我们当然猜到这方面的知识有可能会传到反对以色列的恐怖主义突击队或培训他们的教官那里。
1982年以色列疯狂围攻贝鲁特期间，我们在当地人数不多的谍报人员发挥了超常的作用。当时贝鲁特一片火海，有段时间莫斯科与它在当地的大使馆和克格勃人员完全失去联系。只有东德的谍报人员仍与巴解组织领导人保持着无线电联络并可以见到他们。我们的人扮演了苏联代理人的角色，奉命向莫斯科转达巴解对事态发展的态度和反应。他们在炮火中冒着生命危险会见巴勒斯坦的谍报人员，传递信息。虽然他们对中东地区充斥的你死我活的仇恨情绪早已不陌生，但以色列血洗萨布拉和沙蒂拉难民营的暴行以及大批平民死于战火仍令他们震惊不已。
我们的爱憎已经受到莫斯科亲阿拉伯路线的影响。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使我们这些人更加同情阿拉伯人。当然，东德国内并不提倡深入研究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的漫长历史。是否熟悉圣经（这一点在路德后的德国一直受到重视）在社会主义东德的学校里无足轻重。由于我的犹太血统，在阿以冲突问题上我比其他人多了一点敏感。此外，昔日阿拉伯国家与纳粹德国勾勾搭搭的历史我也有所耳闻。在中东访问时，骑在骆驼上的人和街头小贩一听到我说德语，就跟在后面喊：“嗨，希特勒！”每当这时，我心里便会感到阵阵刺痛。
由于我的知识分子家庭背景，也许还有其他原因（不过米尔克除了偶尔拿犹太人开个玩笑外，例从来没有过任何反犹言论），米尔克骨子里并不信任我。此外，国家安全部内人人守口如瓶的保密风气注定了彼此之间不可能有什么深交。我这个局长能做这么久是因为米尔克知道，我深受克格勃首脑的器重。不用说，这层关系对他也有用。得罪了克格勃他也不会有好果子吃。在米尔克眼里，我不过是一个善于搜集和分析情报的行家。至于当年他在柏林街头经历过的那种真刀实枪的阶级斗争，我却不是干这个的料。一有机会，他就把我排除在外。从我们情报局成立之日起，他就把特工处……负责敌后破坏活动，如破坏输油管及核电站……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而在苏联，这类职能归第一总局，即外国情报局管。我退休后，该处划归给外国情报局的新局长。
因此，出面与恐怖主义团体打交道的不是外国情报局，而是国家安全部内的第22局。米尔克手下的4位国家安全部副部长之一，主管边防部队的内伯将军兼管该局。第22局实际上是一个与我们情报局平行的从事反谍报工作的部门，并不归我管。内伯逐渐接管了军队和警察部队里的反谍报工作，后来还负责国家安全部的反恐怖主义活动。他为人极其和善，手下管着不少豪华宾馆。每次外国谍报机构的代表团来访时，都受到他的热情款待。他不是那种在死刑判决书上签字的冷血动物，但无疑是一个党让干什么就干什么的人。德国统一后，他被指控参与了加腾施莱格尔被处死一案。加腾施莱格尔先后四五次偷越边境，而且还破坏了几处边境设施。
内伯直接对米尔克负责。他的第22局实际上是一个反恐怖机构。1979年以前，该局人数并不多。上面做出决定，扩大与所谓“开展武装斗争的组织”的交往后，该处编制迫于需要迅速膨胀。短短几年里，它的人员增至800多人。可其中真正了解东德与恐怖团体交往内情的不过20余人。如今已知，与该局打过交道的组织包括爱尔兰共和军，巴斯克分离主义运动埃塔和豺狼卡洛斯。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些活动，而且也从未见过卡洛斯或是其他扬名海外的恐怖主义分子。我把同巴勒斯坦人交往的任务交给了一位化名为罗舍尔的中东问题专家（这里不想用他的真名）。罗舍尔与巴解组织的官员、谍报机构成员以及巴勒斯坦解放阵线的哈巴什保持了有限的个人联系。但他同阿布·尼达尔和卡洛斯完全没有来往。有关这两个人的消息他是通过巴解组织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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