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面人─原东德外国情报局长回忆录-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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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连《明星》杂志社性情古怪的海德曼也跟我们有来往。80年代他伪造了希特勒的日记。当时我们对此毫不知情。刚认识他那会儿，只知道他对寻找传说中的纳粹埋藏的财宝一事感兴趣。据说随着盟国军队逼近柏林，德国人在覆亡前夕把这笔财宝装上飞机运到国外。海德曼确信亲纳粹分子将这笔财富埋在德捷边境的某个地方。他与东德国家安全部秘密达成了一笔错综复杂的交易，获准在靠近德捷边境的地区进行挖掘。忙活了半天，最后连财宝的影儿也没见着。不过他却借和东德关系不一般出了名。日后，他利用这层关系突然抛出所谓丢失已久的希特勒日记，声称是在莫斯科找到的。这场骗局最终被人戳穿。西德的一些大出版社和着名历史学家因为上当受骗而名誉扫地。
　　虽然我们情报局与这场骗局无关，以假充真却是10处工作内容的一部分。不管我们的目标是西德政府，还是大公司企业、出版商或政党，要达到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动摇公众对这些新成立的未曾检验过的机构的信心，从而对整个西德政治秩序产生怀疑。10处的头头们情不自禁地受到德国新教创始人马丁·路德那句名言的影响：一条谎言要想显得真实并披上真理的光环，需要七条谎言的烘托。”
　　尽管如此，我仍坚持新闻报道尽可能属实这一方针，尤其是现实生活中有大量的素材可供10处使用。我们揭露了西德众多的重要政治家与法官曾与纳粹勾结的历史，其中包括西德总统海因里希·吕布克、曾在戈塔尔宣传部里干过的西德总理库尔特·基辛格、巴登一符腾堡州的总理汉斯·菲尔宾格。菲尔宾格在纳粹时期任审判长时，曾将士兵和其他许多人判处死刑。
　　搞奥西德是一项专业性极强的工作。谍报官员首先对窃听到的西德政府部长之间或银行总裁之间的谈话内容进行分析，看看在诸如武器出口或党派斗争等敏感问题上是否有对公众隐瞒的地方。一旦发现有不可告人之处，即将搜集到的有关材料整理成厚厚的卷宗，然后通过潜伏在西德或西柏林的间谍透露给那些会对此刨根问底的记者。我们力图造成窃听电话源于西德的印象。据我们所知，美国国家安全局在西德的窃听活动十分猖撅。这类被隐瞒的真相一旦曝光后，涉及到的人往往狼狈不堪，根本无力招架我们编造的其他更为不利的指控。
　　可惜专业性极强的这一行到了后来失去了控制。从事这方面工作的谍报官员能将西德数百个不同机构的公文特点模仿到以假乱真的地步，为此十分得意，常常利用自己的专长干出一些蠢事。为了不给这些想象力丰富的人泼冷水，我对他们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即使按谍报这一行的尺度来衡量，他们的所作所为也出了格。例如，1977年被红色旅绑架的德国工业家汉斯·施莱尔遇害后，10处编造了施莱尔向红色旅交待内容的记录。不无讽刺的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垮台后，编造出这份供词的布雷默是最早向新闻媒体出卖他所掌握的秘密的人之一。
　　我的一些同事干起这种事来劲头十足，满脑子的点子。我内心深处觉得靠这种办法并不能迫使资本主义世界屈膝投降。我认为宣传战的主要用途在于搞臭一些顽固敌视东德的死硬分子。他们对政策和公众舆论有很大的影响。在这场斗争中，报界大王施普林格是我们的头号敌人。施普林格的帝国包括发行量极大的《图片报》和最受西德政界推崇的《世界报》。他本人强烈反对给予东德任何形式的外交承认。直到80年代中，他拥有的报纸均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一词的德语字母缩写DDR上打上引号。施普林格借自己的报纸大肆攻击承认德国分治现状、促进实现两德之间商业正常化的各项条约。我国领导人渴望得到世界各国的承认以及伴随这种承认而来的贸易和外交上的往来，为此指示我们谍报机构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反击西德敌对分子。
　　西德发行量极大的杂志《快捷》周刊和施普林格的报纸持同一腔调。不过这回我们极为走运。《快捷》的总编是冯·努许斯，就是当年我们设下假妓院圈套套住的记者介绍给我们的他的同事。50年代期间，他化名南特一直向我们提供有关波恩政治内幕的宝贵情报。60年代中，他逐渐停止为我们工作。努许斯愚蠢地以为这段历史从此可以石沉大海。（我感到不解的是，一些为敌国谍报机构做过事的精明的西德人觉得谁也奈何不了他们。任何人只要与一个谍报机构沾上边，就甭想让它再忘掉你。它可以出于自己的需要随时抖出这段历史，直到你进棺材那一天为止。）
　　外国情报局一向为效命于东德的告密者严守秘密。这一次我们决定打破惯例，向外界透露这家恶毒攻击与东德签署的各项条约的杂志的总编本人就曾多年拿着东德的钱为东德做事。我们准备借调查一位名叫博斯的西德商人的死因捅出这一消息。博斯在波恩认识不少要人，访问东德期间死于一次车祸。他的确与东德的谍报机构有些来往。这次来东德还拜访了一些谍报官员。开车返回西德的途中，因路面湿滑，汽车失控而丧生。事故发生后，马上谣言四起，对这个与东德和西德有着神秘往来的玄妙人物的死因推测纷纷。他交往的人中包括社会民主党在联邦议会中的一位助手维南德。其实博斯不过是死于意外的车祸。我们急于尽快证明这一点。原因之一是，倘若人们怀疑他死因不明，我们在西德的人以后就不敢再来东德寻求指示或递送情报。为此，我们特别邀请《明星》画刊派一人前来调查这次车祸，并允许他参与尸体解剖并参阅其全部有关资料。
　　我们利用《明星》画刊这位记者的东德之行略施小计，引起了他对努许斯的兴趣。做到这一点没费什么力气。一般持温和观点的《明星》画刊是《快捷》周刊的主要竞争对手。《明星》画刊果然不负我们所望，将此事曝光。努许斯被《快捷》解职。但《快捷》周刊指责《明星》画刊的报道不属实，与《明星》画刊打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法院历时数载才做出了《明星》画刊胜诉的判决。这件事表明，通过法律手段解决源于云诡波诡的谍报世界的争端有多么不易。
　　在德国，一个人的经历有时会有最稀奇古怪的结局。东德垮台后，国家安全部档案中有关努许斯背叛行为的详细材料公布于世。不久后的一天，我翻开一份报纸，一篇署名为努许斯的文章豁然跃入眼帘。此人一向善于见风使舵。如今又摇身一变，成了东德国家安全部和外国情报局方面的专家。
　　世界上任何一位谍报首脑都晓得，散布“假情报”的部门一旦运作起来就再也收不住，正所谓请菩萨容易送菩萨难。这些部门里的专家没有知足的时候，总想尝试更大胆的设想，编出更离奇的新闻。直至今日，我对主管教会和持不同政见者处干的一件事仍感到无比内疚。该处并不归我管。在这件事上，参与此事的人受了莫斯科的怂恿。80年代初，由于担心东德对现实不满的青年人会受到西德新纳粹分子的影响，该处模仿新纳粹分子粗俗不堪和歇斯底里的风格编写了挑衅性的宣传纳粹主义的材料，并将这些传单和小册子邮寄到西德。不出所料，西德人果然对此信以为真，再度陷入对纳粹分子的恐慌之中。西德联邦议会还就新纳粹分子一事进行了辩论。我觉得这场让人倒胃口的闹剧极其危险。想出这个主意的某些苏联人为了达到羞辱西德的目的恨不得让我们参与组织新纳粹分子的集会。
　　苏联阵营内的谍报机构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它们时刻受到来自上面的压力，必须找出西方罪恶行径的证据以供我方对敌宣传用。冷战期间双方的宣传战披上了一层善恶之争的道德外衣，从而掩盖了冷战实则是一场技术和军事竞争的实质。为了争取铁幕两边的公众，双方拼命把对方说成是魔鬼。如此一来咱己则是替天行道，而对方却是无恶不作。　　这种做法产生的一个最恶劣的后果是，一些谍报官员为了向总部证明他们对敌人进行了有利的反击，有时竟然弄虚作假。比如，苏联驻外使领馆里的谍报官员为了向总部表功，有时谎称，他们与某某间谍或耳目接头。其实这些人完全是杜撰出来的。　　这种把戏在外国情报局内用不了多久就会露馅。情报局收到间谍和耳目递送的情报后，立即送交有关人员仔细加以分析。对来自各条渠道的一手情报比较对照时，这类胡编乱造极易露出马脚。相比之下，反谍报机构人员更容易弄虚作假。米尔克为了向苏联人和我国领导人表白，肃清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境内的西德特务全靠反谍报机构的努力，不停地给下面的人施加压力。1979年，这种局面终于引发了ASA事件。
　　有时候，叛逃到西德的东德军人发现那边的生活并不像电视里看到的那样轻松诱人，于是又跑回东德。这种人的日子很不好过。一方面，考虑到可以把这些人作为绝好的反面教员，给潜在的叛逃者敲敲警钟，东德允许他们返回。另一方面，政府却不再信任这批人。为了得到像样的住房和工作，他们不得不接受严厉的盘问，证明自己这一次决不会再背叛社会主义祖国。用不着懂弗洛伊德的学说即可看出，这批人此时极易受人摆布。
　　盘问他们的目的之一是想查明，西德谍报机构中征募特务的官员是否曾经找过他们。如果找过的话，又采取了什么方式对他们进行拉拢的。可惜安全部第9处在苏尔地区的分处（第9处负责审讯）什么也没问出来。当地谍报官员盘问过的人中，没几个人见过西德征募特务的官员。即使见过，也不过是一般官员，9处的头子觉得根本引不起东柏林总部的注意。
　　一天，两位中级官员汇报说，他们刚盘问过的一名东德叛逃军人供认自己被美国人收买。这比找到一个只为西德效力的人有吸引力多了。据这两位官员讲，此人在收容叛逃的东德人的营地接受了美国人的从事颠覆和破坏行动的训练。多年来，我们一直宣传西方密谋在东德境内搞破坏。现在这种宣传可算开花结果。此人还交待说，美国人称每个受过训的东德人为“特殊使命特工”，德语里简称ASA。
　　这个词本应立即引起人们的警觉。首先，它听上去德国味很浓，不像是美国人用的。说得具体一点，它很像是东德使用的那种没有档次的虚浮文体。返回的叛逃人员对审讯人员的暗示心领神会，明白他们的交待越有滋有味，越有可能受到政府的宽大处理。于是趋之若骛，纷纷坦白自己是ASA分子。柏林总部的9处以及它在各地的分处也先后加入到这场游戏中。波罗的海罗斯托克地区的9处人员甚至称一名ASA分子交待了有关一艘神秘的潜艇的情报。
　　米尔克听说后喜笑颜开。他一直警告说西方国家试图在东德内部兴风作浪，并主张对东德人民严加监视。现在终于得到了证实。一次米尔克在我陪同下与安德罗波夫会晤时炫耀说，他掌握了西方计划对东德搞破坏的重要情报，然后将一份有关美国一艘小型潜艇行踪的绝密文件交给了安德罗波夫。他警觉地瞥了我一眼，强调说，这份文件是他主管下的反谍报机构搞到的，与我们外国情报局无关。
　　谁也没敢问苏联人如何看待这份文件。因为这次会见后不久，东德国防部军事情报局里的一位同事警告我说，马上会爆发一场丑闻。国防部里海洋及战略方面的专家分析过这份材料后指出，美国人也好，其他人也好，都没有能力把一艘潜艇派到这名ASA人员声称他见到它的水域。随后，ASA分子交待的供词如多米诺骨牌纷纷不攻自破。发现这一切纯属虚构的不是反谍报机构内的调查人员，而是大名鼎鼎的律师福格尔。此事败露前，上面指派他担任不幸的ASA人员的辩护律师（这些叛逃人员因供认参与了所谓的ASA活动而得到宽大处理，但仍因叛逃罪受到审判）。福格尔仔细阅读了这些人的案卷后发现，大部分供词都是9处人员自己加进去的。更有甚者，9处的高级官员看来根本不相信有ASA这回事。然而面对下面人员的纷纷报喜，又为了取悦喜欢听到这类供词的反谍报机构总部里的上司，他们无力或不愿意及时制止事态的发展，以致后来越演越烈。
　　米尔克闪电般地将9处处长解职，并指派专人调查此事。他在一次会议上严厉告诫安全部的工作人员要奉公守法，始终尊重公民的权利，并呼吁加强对调查人员的监督。“供词不能取代独立取证，”他吼道。“我们决不能搞宁肯错捕一个，不使一人漏网那一套。”我们大家听后面面相觑。这话是从米尔克嘴里说出来的吗？不过他训完话后结尾的几句令我们放下了心。“同志们，敌人就是敌人。对他们决不能有丝毫怜悯。”至少我们知道米尔克精神没出毛病。
　　米尔克自己是否认识到ASA闹剧是他向部下施压的结果，我不得而知。9处在苏尔地区的所有高级官员均被悄悄撤换。不过应对此案负责的人中没有一个受到惩罚。显然，部长大人觉得还是不声张为好。　　从70年代初到80年代末，和平运动风起云涌。无论东德还是西德政府均面临巨大压力。原本对抗议活动不感兴趣的公民出于对核冲突的担心，反核情绪日益高涨。30万人涌到波恩，参加抗议北约在欧洲部署核导弹的和平示威。西德国内的这类反核活动正中我们下怀，因为这会给北约决策人带来复杂的政治因素。西德的领导人面对这种政治压力常常十分恼火，转而指责我们煽动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操纵和平运动。
　　事实上，西德境内的和平示威活动的确得到了东德的资助。与此同时，我们自己也有一本难念的经。既要设法支持西欧的和平运动，把它作为反对华盛顿的宣传武器，又要竭力压制本国的和平团体，把它们的宣传斥为“意识形态上的旁门左道”，处境颇为尴尬。像在波恩和英国的格里纳姆一康芒举行的那样大规模的示威抗议活动，苏联阵营内是绝对不允许发生的。不过我们意识到，和平运动已在我们各自国家内生根，构成了对苏联势力的挑战。和平这一主题尤其令东德领导人坐卧不安。他们一向认为，和平是共产主义的理想。1980年苏联在东德部署SS…20导弹后，当地东德居民忧心忡忡。对核导弹的共同憎恨开始使长期分割的东西德人民走到一起。和平课题还使人注意到东德社会中人民更广泛的不满情绪。教会的不少教士成了和平运动的积极分子。他们躲在幕后出谋划策，打着反对核政策的幌子积极引导抗议活动，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不仅如此，和平运动还把一批积极支持苏联和东欧国家内持不同政见者的知名文人学者推到了前台，如流亡美国的索尔仁尼琴、和索尔仁尼琴一样被剥夺了国籍的东德着名歌手和诗人比尔曼、西德、诺贝尔文学获奖人海因里希·伯尔等。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的政治局担心，人民可能会在其他问题上对共产党政权发难。西德和平运动中的一些头面人物也令我头痛不已。自从1975年苏联签署了赫尔辛基人权协定后，东欧国家越来越难于拒绝这样的人入境。
　　作为熟悉西欧政治气候的外国情报局局长，我的任务是研究裁军运动对北约国家的外交政策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并探讨东德如何利用西方国家在这一牵动感情的问题上产生的裂隙。
　　西德经历了1968年的学潮后，一批与德国共产党关系密切的人成立了德国和平同盟。这并非是我方精心策划的结果，至少成立之初不是。莫斯科与东柏林很乐于看到左翼积极分子成立这样的团体，然后静观其发展。连我也为这类团体宣传的观点在社会上如此迅速扎根感到惊奇。我在二份给下属的备忘录中写道：
　　出身富裕家庭的青年人的价值观正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对社会上的这部分人来说，个人的荣华富贵越来越不重要。关心人类的命运，声援正义事业并追求一种“同感”才是真正有意义的。“同感”是指同属于一个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和理想截然不同的团体。
　　西德青年价值观的转变给我们发展间谍提供了新的机会。为了谨慎起见，我们决定不在和平运动内部发展间谍。干谍报这行，随时都会有意外发生。如果人们发现反核抗议运动中的头面人物受了我们的利用，他们就会威信扫地，被追随者和公众视为苏联的小走卒。有几次我们确实试探过有可能为我们做事的人。如果他们同意，我们会建议他们今后避免过多地卷人反核运动。这样做还有一个明智的理由：主张裁军的公民常常受到本国反谍报机构的监视，看他们是否与可疑的人有来往。
　　在这场核威慑理论的支持者与反对者的较量中，公众舆论如何看待莫斯科和华盛顿的意图至关重要。我们的重点是反击美国人宣传的苏联威胁论。有一个组织在这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个组织名叫将军争取和平运动，听上去简直自相矛盾。它不过是和平运动中一个小小的分支。别看它人数寥寥无几，对裁军问题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将军争取和平运动成立干1981年，其成员是因对北约的核理论不满而退役的陆海军将领。他们中包括：出身贵族，在波恩社交界和军界颇有影响的退休西德陆军少将冯·鲍迪辛公爵；英国的哈博特尔将军；美国海军上将马歇尔·李；法国海军将领桑吉奈蒂；荷兰的冯·迈恩费尔特将军；意大利的帕斯蒂将军和葡萄牙的戈麦斯将军。不久，新退休的西德精锐的第12坦克师师长巴斯蒂安将军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他是一位优秀的军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俄国前线受过伤。战后曾任国防部顾问。被任命为第12坦克师师长前从上校一步步升至准将和少将。面对西德军队里旧疾复发的倾向以及周围高级军官逐渐流露出的对纳粹时代的怀旧情绪，巴斯蒂安将军忧虑万分，坚决反对美国在西德部署核武器。1980年他退役后，一心扑在和平运动上。私人生活方面，除了多年患病的妻子外，他还新结识了一位女友，叫凯利。凯利雍容大方，哪怕是最气势汹汹的鹰派人士受她魅力的感染也会耐心倾听她陈述更温和的政治观点。
　　将军争取和平运动的智囊和主将是一个叫卡德的人。他曾是西德海军陆战队的一名军官，后来成为汉堡大学的历史学家，还是一位论述和平问题的多产作家。他对德国和美国军界和军工界上层人士之间的瓜葛做过认真的研究。国防军工业部门视他如鲠在喉。
　　将军争取和平运动的宗旨与欧洲形形色色的争取裁军的组织无甚不同。但呼吁和平的示威者一向对军人十分崇拜。这9位将军很快发现，他们在和平运动中几乎被崇为偶像。9个人都亲身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多数人身上还留下了伤疤。这使他们具有一种和平示威运动的年轻领导人所不具备的权威。他们在自己生涯的巅峰时期还参与制定了核威慑理论下的战略计划，从而说话更有分量。谁也无法指责他们信口开河。
　　将军争取和平运动主要是靠卡德和冯·迈恩费尔特一手筹办起来的。其实卡德的许多想法和点子源于莫斯科。东德外国情报局还向它提供了大量的经费以及其他方面的协助。卡德在这一组织内外的朋友和同事一直被蒙在鼓里。倘若知道的话，一定会大惊失色。
　　我并没有指示部下渗透到将军争取和平运动中。我不需要这样做。第10处内特别工作组的高级官员知道，他们的任务是以迂回手段帮助西方任何可能为我所用的团体。考虑到将军争取和平运动反北约的立场，加之它在公众中享有的威信以及在新闻界的知名度，选择它乃是顺理成章的事。
　　1980年年底，一名下属向我汇报了他们处的一大收获。他们通过汉堡的一个关系与卡德接上了头。卡德提出与我们见面。我们外国情报局于是派了两名官员以政策与经济研究所工作人员的身份去见他。我们偶尔利用这块招牌做掩护。它的好处在于，一个西德人如果对东德稍有了解或是哪怕多点常识的话，也会猜出他是在与东德外国情报局打交道。这样可以避免对方因我们公开身份感到尴尬或害怕。我们隐蔽自己的手法既有暗的，也有明的。不像美国人，好像动不动就亮出自己是中央情报局或联邦调查局的人。
　　见过几次面后，我的下属给卡德起了个化名，叫超一流。这不意味着已把他当做一名间谍。按照惯常做法，对我们正在秘密调查的人，均以化名称呼。不过根据给卡德起的这个化名判断，我的部下认为已同卡德做成了一笔交易。卡德谈到了将军争取和平运动，表示需要经费公开宣传他们的观点以影响公众舆论。经过协商后我批准每年资助他们一笔钱款。
　　这笔钱直接付给卡德。虽然数额有限，但由于该组织人数很少，也算得上是一笔可观的补贴，用于支付外出旅行和出版费用。与此同时，卡德还同苏联国家安全部的外国情报局牵上了线，并根据同克格勃人员商讨的结果起草了宣传要点。这一文件确立了该组织活动的基本方针。　　这并不意味着将军争取和平运动的成员都知道卡德与外国谍报机构的关系，或者该组织的所有文件和声明都是受了莫斯科或东德的影响。这批将军的所作所为皆出于信念。不过他们的确常常采纳卡德提出的观点。以巴斯蒂安1987年在东柏林接受电台采访时的回答为例：
　　采访人：你是否认为苏联外长（葛罗米柯）的发言有助于巩固和平的势头？
　　巴斯蒂安：是的。我认为莫斯科最近提出的建议非常具有建设性。希望西方国家能够对此做出积极的反应。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迹象，只不过目标还不够明确。希望今后再进一步，在本届总统任期内能够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具体的一步：从欧洲撤出核武器。
　　巴斯蒂安是否知道将军争取和平运动的经费来源，我无法确知。但与卡德关系密切，从一开始就参与筹建该组织的迈恩费尔特更有理由怀疑克格勃和东德安全部插手其间，如果不是知情的话。
　　自从1992年巴斯蒂安和情妇凯利不幸身亡，很可能是双双自杀以来，研究人员、朋友和记者围住我不放，追问巴斯蒂安自杀并杀死他的情妇是否与公开国家安全部的档案有关。就我所知，巴斯蒂安的档案里除了他们访问东德时观察到的一点情况外，没有别的内容。他俩在绿色运动里的一些盟友怀疑涉及他俩的档案已被销毁。对此我想指出，1989年＊月至1990年1月，一批高度敏感的情报档案被销毁。据我所知，这批档案只涉及最重要的间谍或耳目。巴斯蒂安与凯利的档案不属于这一类。1995年12月，卡德在柏林去世。生前他始终不承认他与苏联阵营的情报机构有染。死后他以一名研究人员和倡导和平人士留名后世，如愿以偿。
　　毋庸赘言，不让人们知道我们是将军争取和平运动的赞助人至关重要。它的感召力就在于，它既不属于北约阵营，也不属于华沙条约组织阵营。卡德最终说服苏联也派一名将军参加这一组织，使它显得更有代表性。和本组织内其他与本国政府和军队拉开距离的将军不同，这位苏联将军只不过是被抽调来扮演和平将军的角色，因此很不热心。　　将军争取和平运动在国际上出名后，东德各部门纷纷争相邀功。尤其令我们气忿的是，昂纳克的女婿，能力不强却靠着家庭背景当上党中央主管对外宣传的头头的法伊斯特告诉东德的这位领导人，成立将军争取和平运动是他的主意。
　　我们试图影响的不只是将军。博姆是一位耄耋之年的老人。在反核导弹的示威活动中经常可以在前排看到他的身影。纳粹时期，他曾是柏林一家工厂的厂长。以后不知为什么被东德逮捕，判了10年徒刑。也许是因为他同英国谍报机构一直关系密切的缘故。50年代末，坐了9年牢的博姆被释放出狱，在西柏林定居。每次释放出狱的人名单都给我们情报局送一份。我决定与他建立联系。以后我俩成了好朋友。博姆显然属于传统的自由经济学派人士，性格保守，孤傲。靠着同济会宣扬的正义和平等思想的支撑，他熬过了艰苦的狱中岁月。坐狱期间，他阅读了马克思主义的着述，发现自己的看法与书里的观点十分接近。对我和其他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他十分尊重，但自己始终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1965年，博姆以西柏林地区的自由民主党候选人的身份当选为联邦议员。此后，他与当时任社会民主党领袖的勃兰特密切合作，在反对冷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负担了他的议会办公室的费用。他向我们提供了自由民主党内的情况以及勃兰特根据东方政策与波兰和苏联签订的条约详情。这些消息与派驻外国的外交官了解到的情况没什么不同，可当时东德在波恩没有外交机构。博姆发表了激昂慷慨的演说，赞成勃兰特打开与东德的关系并支持1972年签署的承认两个德国的基本条约。根舍抛弃社会民主党人，率领他的不左不右的党转而支持科尔时，博姆拒绝跟着转舵。我们为了不失去自由民主党的这条内线，力劝他跟根舍走。可他不肯放弃原则，另起炉灶成立了一个新的自由民主党。它根本成不了什么气候，成立后不久即宣告解散。当博姆开始出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时，他随即失去了情报价值。我们知道西德的反谍报机构今后会对他进行严密的监视。不管怎样，博姆当初是靠着我们的资助才爬到这个显赫的地位。我们相信他会继续发挥积极的作用。1987年9月2日，他不幸逝世，享年92岁。
　　许多人真诚支持过将军争取和平运动并在反对核威胁的斗争中受到它的启发。倘若有人问我是否对利用了这一部分人感到后悔，我的回答只能是否定的。在这件事上，我不像有些人那样忽然良心发现。将军争取和平运动不是我们发起的。面对白热化的军备竞赛日益升温，一些军人不无道理地担心军备竞赛会失去控制，于是成立了这一组织。我们所做的不过是向他们提供了部分经费，指导了一下工作。当时广大公众普遍对军备竞赛感到担忧。在剑拔弩张的形势下，他们采取这一立场完全是正直的举动。对这些不顾自己周围军官的愤怒以及亲朋好友和家人的反对，坚持自己观点的人，我仍然怀有深深的敬意。自不待言，80年代初核大战阴云密布的日子里，我们中间谁也没想到这场军备竞赛的终结不是伴随着核爆炸的一声巨响，而是苏联解体的啜泣。


　　第十三章　恐怖主义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