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面人─原东德外国情报局长回忆录-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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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担心西德方面会发现这笔交易。事成与否姑且不论，美国人拉拢像我这样一位敌对阵营里的老资格高级官员为他们做事，本身就是对其欧洲盟友，尤其是德国的重大欺骗行为。我建议找一家听话的出版社或电影公司，让它出面以作家身份邀请我访美。这是一条早已为时间证明的行之有效的秘密途径。当年我们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如果遇到这种情况肯定会这么干。中央情报局找到某个机构，通过它向我发出邀请应该不成问题。如果作成交易，我的访问随即也就变成永久居留。
　　接下来是长久的沉默。哈撒韦摇了摇头，只是翻来覆去地说，我无需直接背叛手下的人就可以为中央情报局作出重要贡献。我慢慢意识到，他们和西德人不同，对我在东德情报机构的工作不感兴趣。他们最关心的是我对克格勃和苏联情报机构内部情况的了解。
　　“先生们，我不知道你们是中央情报局哪个部门的，但我可以猜测。你们是不是想从我这儿了解某一方面的具体情况？”我想尽快结束这场开始令我感到厌倦的谈话。
　　哈撒韦终于言归正传。
　　“沃尔夫先生，”他和颜悦色地说。“我们来找你是因为知道，你掌握的情报有可能帮我们侦破一桩大案。我们正在寻找潜伏在中央情报局内的一个鼹鼠。他给我们造成了极大的危害。1985年前后出了一连串的事。不仅在波恩，还有其他地方。这些地方你都熟悉。我们损失了一些人，大概30到35个，其中5、6个是安插在对方情报机构里的。”
　　哈撒韦似乎很熟悉苏联情报机构，知道谁主管外国情报工作。我由此推测他是美国反谍报机构中的一位高级官员。我们不失分寸地聊起一些着名的苏联叛逃人员，如佩尼科夫斯基、戈尔迪耶夫斯基和波波夫等。由于他们的背叛，美国人对苏联的间谍活动一直了如指掌。哈撒韦对我的一位苏联同事，负责国外反谍报活动的基列耶夫将军赞赏有加。我曾与他一道策划了针对中央情报局的情报活动。哈撒韦好像对我们的活动有所了解，想引我谈谈有关费利克斯·布洛克的情况。布洛克是一位美国外交官，中央情报局怀疑他被莫斯科收买。由于缺少证据，一直未对他提出起诉。我估计中央情报局已经仔细研究过我与克格勃之间的合作关系，因此猜测我有可能知道他们正在寻找的这个鼹鼠的真实身份。
　　可我并不知道。苏联人对这类情报守口如瓶。同样，我也不会向苏联透露我手下的重要鼹鼠或间谍的情况，尽管我们表面上是兄弟般的伙伴关系。充其量只会羞羞答答地告诉对方，敌人阵营里有“我们的人”。仅此而已。
　　哈撒韦的率直坦言以及拼命想把我拉入美国阵营的劲头表明，中央情报局对自己内部有鼹鼠感到极度恐慌，他们在这件事上有求于我肯定觉得很丢面子。况且，他们来找我还冒着触怒西德盟友的危险。情急之下，哪怕是最牢固的意识形态朋友之间也会出现裂痕。
　　5月29日，两人又一次登门。但在正式邀我去美国一事上仍毫无进展。哈撒韦表示将向韦伯斯特汇报。如果我想继续探讨此事，可以找他联系。显然，他们指望我在随时有可能被捕的情况下会同意现在的条件，投在他们的羽翼之下。这时，查尔斯开始插话。他向安德列娅介绍了美国生活的诱人之处。临走前，他们留了一个直通中央情报局总部的免费电话号码，互相交换了今后接头的暗语。我没有向他们提供任何情报，也没有做任何许诺。我知道，他们选择了等待。我的境遇只会每况愈下。
　　8月中旬，西德通过迪斯特尔出面提出的交易已彻底流产。我的选择范围急剧缩小。中央情报局显然也猜到了这一点，他们通过同一渠道再次与我联系。我们又一次在我的乡间别墅会面。哈撒韦重提他小心翼翼称之为我的“不利处境”。他告诉我，韦伯斯特仍不同意向我个人发出邀请，但以帮助他们寻找中央情报局内的鼹鼠为条件换取我在美国得到庇护这一条依然不变。这一次，查尔斯比上次话多。他解释说，如果我决定寻求他们的帮助，就让我的妻子安德列娅去柏林市西面的动物园车站，在那儿拨一个免费电话号码。接通后自称是格特鲁德，说：“我找古斯塔夫。”柏林这边就会作出安排，帮我逃离。看来，眼前这个自称查尔斯的人在柏林负责我的案子。
　　我从他的这番话推想，只要一提到格特鲁德这个暗号，马上就会同时接通中央情报局总部及该局柏林站的电话。随后把我偷偷送出德国不会太难，很可能是坐飞机，苏联就是用一架军用飞机偷偷把前东德领导人昂纳克送到了莫斯科。我禁不住慨叹，1945年希特勒灭亡之后，我曾随首批东德共产党员从莫斯科飞回德国。45年后的今天，假如我真的在美国人的掩护下飞离柏林，那实在是个极具讽刺意味的结局。
　　9月底，我们又见了一次面，这一次是在我位于柏林市区的家里，但美方并没有加码。
　　此时，西德的检察官急不可待地宣布，10月2日半夜将派警察上门正式逮捕我。一家名叫《图片报》的小报派人找到我，提出替我支付律师费用，条件是由他们独家报道我被捕的全过程。我答复说，可以考虑。我已看透，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马戏，我无意在其中扮演任何角色。我告诉这家报社的记者，我没有离开德国的计划。这也差不多是实情。尽管我非常希望能够暂时离开德国一段时间，可无处可去。由于我拒绝了波恩提出的出卖同事的要求，留在德国而又不受逮捕坐牢的可能性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
　　此事过去很久，我才知道让中央情报局如此头疼的这名鼹鼠的真实身份。他叫奥尔德里奇·艾姆斯，是美国情报史上危害最大的一个叛徒。艾姆斯专门负责侦破世界范围内苏联的反谍报活动。他利用工作之便向苏联人出售美国间谍的名字，从而导致苏联境内的美国情报网全部瓦解。9年中，他利用这一职务以及后来在禁毒司的工作便利先后向苏共政权和叶利钦政府提供情报，共领取270万美元，成为有史以来身价最高的鼹鼠。中央情报局派来见我的人绝不仅仅是威廉姆·韦伯斯特的特使，而是加德纳·哈撒韦，前美国反谍报机构首脑。他在首次拜访我的几个月前刚刚退休。这都是后话。
　　哈撒韦是中央情报局的一位资深官员。他刚上任一年，就不断显露出苗头，中央情报局内部有一个身居要职的叛徒。中央情报局内只有极少数几个人知道美国在苏联境内的特务人员损失惨重。10人遭处决，另外几十人被判长期徒刑。他们还十分清楚，隐藏在他们中间的这个叛徒仍在源源不断地泄露着美国的机密情报。哈撒韦就是这少数几个人之一。
　　我略为做了点调查，哈撒韦这个人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他刚刚退休。作为一个退了休的前情报官员，我对他的同情油然而生。他和我是一类人，无法在退休前与退休后的生活中间划一条线。我们想象中的退休生活应当是做做园艺，度度假，和家人一起共享天伦之乐。可哈撒韦退休后仍然一直试图解开在位期间没有解开的一个致命的谜：隐藏在中央情报局内的这个叛徒到底是谁？这个谜至今搅得他不得安宁。我还记得他坦言中央情报局还未侦破此案时凝视我的眼神。亲自跑到柏林夹请一个从前的敌人帮忙对他的自尊心一定是极大的伤害。可他无论作为一名情报官员还是一个普通人，已经深深陷入此案不能自拔。为侦破此案，他专门成立了一个班子，起名为特别工作组，连中央情报局的人都不知道它的存在。其成员主要由退休人员组成，以防泄密。其中有一位妇女，任反谍报高级分析员。不管在中央情报局还是任何其他情报机构，像她这样的人均不多见。她曾参与破获在中央情报局内隐藏达30年之久的中国鼹鼠。这个班子里的人知识极为全面，给我印象很深。它的人员少得不能再少，换了我也会这么做。使用退休人员这一招尤其高明。借用中央情报局内苏联司的人有可能打草惊蛇，甚至会把这个鼹鼠也吸收到班子里来。所有这类反谍报工作都应遵照一个方针：蹑足而行。
　　艾姆斯最终是被中央情报局的对头联邦调查局挖出来的。我觉得，哈撒韦没能侦破此案恐怕并非因为经验或知识不足，更有可能的是他缺乏足够的想象力。正如他的同事对他的评价，此人属于典型官僚。但我不想指责他没有挖出蛀蚀美国情报机构的这条蠢虫。抓叛徒是件费力不讨好的差事。事后人们总觉得这事没什么了不起，各种线索似乎就摆在眼前，但这只是破案之后的感觉。
　　观察怀疑对象是否有反常行为是查找鼹鼠的正确办法。然而每一行里都会有人酗酒、行为不轨、婚姻不和、怀才不遇或因薪金不高而囊中羞涩等问题，更不用说神经高度紧张的间谍这一行了。从事情报工作的人长期工作和生活在秘密环境中。受此影响，他们常感到别人必须遵守的法则不适用于他们，尤其像中央情报局内同苏联打交道的人。他们对敌手的思维方式了如指掌，潜移默化地受到对方的影响。特别是有人觉得自己低人一等或满腹怨气时，他对祖国和自己单位的忠诚就会一点点地受到侵蚀。艾姆斯就是一个例子。
　　1985年艾姆斯正式被苏联招募为特务后，负责他的人是苏联驻美大使馆内克格勃的驻地代表安德罗索夫（克格勃正式派去的官员）。一年后，伊万·格罗马可夫接替了他的工作，60年代我就结识了他，当时他是克格勃德国科（第一总局第四司）科长。我知道他懂德语，但一点不知道他还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听说他去华盛顿工作后，颇感吃惊。他身材短粗，一副眼镜厚得像瓶底，天性快乐，喜欢高声大嗓地为克格勃的成就举杯祝贺。我从未跟他谈过他手下的这个王牌特务，但不难想象，刚在敌人心脏安营扎寨的他，看到艾姆斯投上门来会是怎样的欣喜若狂。
　　艾姆斯的案子令我大为吃惊，没想到他出卖情报如此之久竟未被发现，也没想到美国的反谍报机构无能到这个地步，万般无奈之中竟然请敌方的情报首脑帮助破案。
　　或许有人难以理解，我居然愿意坐下来和中央情报局的人谈。我并不想离开德国，也公开宣布过不打算移居海外。我根本不接受西德作为冷战中胜利的一方用他们的法律审判我和我的同事。依我之见，这种做法有报复之嫌。中央情报局建议的诱人之处在于，我可以在德国统一后的最初日子里暂避风头。我清楚，统一后的头几周或几个月里，报复的欲望最为强烈。如果可能的话，我不想去俄国。逃到莫斯科会给公众一个错误的印象，以为我不愿留在一个新的德国。国内要求审判我的人会闹得更欢，借此指控我去莫斯科是为了把间谍的名字告诉苏联人。1990年我在莫斯科逗留的两个月里，外面已经有了这样的传言。事实并非如此。我当时最关心的是争取我本人和曾在我手下干过的同事、特工和鼹鼠免受起诉，根本无暇在苏联人那儿扮演中间人。
　　当初中央情报局如果愿意邀请我去美国，我是会认真考虑的。这不失为一条富于戏剧性的出路，虽然对我来说只是权宜之计。然而我担心的是，假如不经正式邀请就飞到美国，一旦交易谈不成，中央情报局可以说是我自己找上门来的，并以此要挟，逼我按他们提出的条件合作。中央情报局自恃了不起，傲慢地以为我急于投奔他们，不惜置自己于每一个聪明的叛逃者都力图避免的不利境地：在敌手的领土上谈判条件。虽然哈撒韦9月26日就专程来到柏林，我们也备好了行装，但最后一次会谈仍是令人乏味地在原地兜圈子。
　　无论美国人、俄国人还是西德人都没注意到，还有一个重要的主顾神不知鬼不觉地加入到这场奇特的拍卖中来。此主儿是以色列人，我是犹太人，一个犹太人在苏联阵营的情报机构身居高位是很不寻常的事。准确地说，我只有一半犹太人血统，因为我母亲是基督徒。但根据1936年颁布的种族主义的纽伦堡法，这一半的犹太血统也会使我受到迫害，如果我们全家没有经法国逃到俄国的话。根据我所受到的意识形态教育以及冷战造成的敌对与隔阂，我本来应该是以色列的敌人。可我始终对犹太人的事很感兴趣。受家庭的影响，我觉得自己是犹太人的后代，虽然我并不信犹太教。
　　我和特拉维夫的接触很晚才开始。1989年11月4日，我出席了一次群众集会并在会上呼吁更换现任东德领导人。在那儿，我认识了一个叫艾琳·龙格的女人。她是一位学者，也是犹太文化协会的负责人。该协会80年代成立于柏林。在此之前的几十年里，由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阿拉伯世界站在一起，东德国内的犹太传统文化受到压制。我接受了艾琳的一次采访，采访内容登在一家以色列报纸上。我还应邀作为来宾参加过她们协会召开的一次会议。除此之外，我并没多想。
　　1990年夏天，她突然打电话来，说有一位叫魏因曼的犹太教士想结识我，他是耶路撒冷犹太教正统派中的一位高级人士。那天是星期五，也就是说，犹太人的安息日在日落后就开始了，他来不及登门拜访我。但我还是给他打了电话。我俩在电话上互致问候，约定下次他来柏林时再见。时隔不久，他又一次来到柏林，称此行主要是访问犹太人文化协会。我请他到我位于市内的家做客，他准时到达。此人50开外，戴一顶宽边黑礼帽。此外，从穿戴上看不出他是一位正统教派犹太人。魏因曼关切地询问了我的犹太背景，昔日经历过的迫害，以及在德国面临的一场政治官司的情况。对于我过去的职业，他十分谨慎，避而不谈，但问我是否愿意访问以色列。我开始怀疑魏因曼对我的兴趣是否完全出于文化上的原因。不久，我收到以色列《新消息报》的邀请，要我出访以色列。
　　我打听了一下有关魏因曼的情况。有人悄悄向我透露说，他年轻时曾在摩萨德里干过。魏因曼本人马上对此加以否认，说他曾在以军服过役，但从未搞过情报工作。我俩之间于是电话不断。我期待着对以色列的访问，同时想象着波恩、莫斯科和华盛顿看到我在以色列出现的头条消息时，会是何等的沮丧。我猜想，摩萨德可能想套到我所掌握的有关巴勒斯坦各派别以及他们活动的情报。其实，这方面的情报我知道得很有限，但我决定到达圣地之后再亮底牌。无论如何，访问以色列是一条逃离德国的新途径。对一匹白送的马，就无需掰开嘴看牙口了。
　　德国统一前两周，我突然接到魏因曼的电话。听上去他情绪低沉，口气尴尬。他告诉我说，访问以色列的事黄了。原因是最近出了一本书，批评摩萨德和它采用的手法，结果引起轩然大波。那家报社为此对我的访问失去了兴趣。这消息来的真不是时候。我顿悟到，以色列人在最后一刻胆怯了，显然是担心我的出访会损害他们与西德之间业已存在的友好关系。无论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帮助也无法弥补这一损失。又一扇敞开的大门砰然关闭，但特拉维夫并没有完全切断和我的联系。魏因曼打过几次电话后，我又接到这家出版社的电话，提出晚些时候给我发签证并提供机票。我让他们在维也纳准备好签证和机票。几周后，我打电话核实是否有我的签证和机票，结果发现没有。如果在此之前确有一张机票的话，它也被人拿走了。
　　风声鹤唳，形势越来越危急，德国当局迫不及待地想把我送进监狱。天涯何处能栖身？栖身的代价又是什么？我的面前没有一条可走的路。时间在飞逝！


　　第二章　逃出希特勒的魔掌


　　我的父亲弗里德里希·沃尔夫于1888年生于莱因省一个虔诚的犹太人家庭。年轻时，父母希望他长大后当一名犹太牧师。他不肯从命，非要学医。1928年时，他已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那年他40岁。他选择这一信仰是曲折一生的结果。他不属于受到俄国十月革命影响的那批德国知识分子。由于他的小资产阶级兼犹太人的家庭背景……我爷爷是商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深受托尔斯泰、斯特林堡、厄普顿·辛克莱、尼采和克鲁泡特金等人思想的影响，曾在和平主义和乌托邦主义之间徘徊。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曾在德皇的军队里服役，身负重伤。从军期间，德国军官团的冷酷和骄横深深刺伤了他，助长了他的激进倾向和反民族主义情绪。他对1918年试图建立一个正义、平等社会的德国革命者遭受的失败以及魏玛共和国最初几年的状况深感失望，于是接受了马克思和列宁所宣扬的追求社会和经济和谐的理想。
　　但是，我们家一贯有激进的传统。父亲常对我说，他的政治教育从5岁就开始了。那年，他的父母带他观看德皇出席为19世纪德国统治者弗里德里希·威廉修建的纪念碑落成典礼。四周的群众对皇帝欢呼雀跃，一个个伸长脖子，争相一睹纪念碑。祖母把他举起来，绷着脸说：‘弗里切（弗里德里希的呢称），你看到的这个人根本不是什么英雄，他是个射杀工人的好战王子。”她指的是1848年弗里德里希·威廉对德国革命者的血腥镇压。我母亲埃尔泽也有反叛精神。她是莱因省一个金发碧眼的女郎，比我父亲小十岁。她不顾家人反对，毅然嫁给一个犹太人。
　　甚至死后，我父亲仍然是一个极有争议的人物。波恩南边有一个小镇叫新维德，坐落在莱茵河畔。在小镇的中心广场有一块纪念铜牌，上面刻有我父亲的出生日期：1888年12月23日。附近的一条道路也以他的名字命名，以纪念他一百年诞辰。这块铜牌在小镇掀起一场前所未有的风波，因为我父亲不仅仅是当地深孚众望的医生和剧作家，还是一位坚定的共产党人。把他这样的人当做家乡英雄来纪念，在生活舒适的西德小镇中并不多见。
　　东德垮台后，我终于有机会重归故里。漫步在位于自己国家另一半的小镇的街道上，我心中一片迷茫。对于脚下这块土地，我所知颇多，所见却甚少。冷战期间，我从未到过西德。任东德情报首脑的几十年里，只有偶尔几次到过社会主义阵营以外的地方。每次都负有重要的情报使命，通常是与因安全原因无法来东德的间谍见面。
　　1923年1月19日，我出生在黑兴根，一个位于德国西南部产粮区的小镇。当地居民信奉天主教。我出生时，通货膨胀正如脱缰野马，势不可挡。每次父亲的病人用黄油、鸡蛋支付诊费的时候，父母都会偷偷松口气。我们的家庭气氛活泼快乐。在不苟言笑的当地人看来，也许可以说有点古怪，可我们不在乎，搬到德国南部与瑞士接壤的赫尔施泰格后，依然我行我素。
　　父亲是个健美狂，还是早期宣扬自然主义的少数人之一。受他的影响，我们的家庭照中有不少父亲、我和比我小3岁的弟弟康拉德赤身裸体地做屈体运动的照片。同学们看了这些照片咯咯直笑，可我和弟弟觉得这很正常。我们的不少裸体照片在父亲的着作《自然康复法》中还被当作人体解剖插图。该书是我们住在赫尔施泰格期间完成的。父亲在书中谈到生活和工作条件对一个人健康的影响。后来这些思想极为流行，今天人们称其为预防医学。但在当时，这些想法被视为旁门左道，医学界对他不以为然。父亲对许多病因的分析引发了人们对社会以及穷人生活境况的广泛关注，而这恰恰是他们不想看到的。
　　然而这本书在社会上引起轰动，畅销数万册，几乎成为不懂医学的人的医学保健手册。由于它流传甚广，后来竟逃脱了纳粹对犹太人着作的禁令。靠这本书的收入，我们全家搬到了斯图加特一栋舒适的房子里。斯图加特是一座艺术气息浓厚的城市，其历史可追溯到风气自由的宫廷时代。
　　我母亲性格恬静温柔。然而无论是纳粹粗暴的抄家，还是斯大林时代秘密警察对我们的搜查，她都没有被吓倒，显示出她性格中刚强的一面。有一次，她曾收留一个遭通缉的人住在家里。这样做的结果很可能是她本人也被逮捕，或者更坏。在莫斯科躲避纳粹迫害期间，我同父异母的妹妹莱娜在伏尔加地区被捕。母亲听说后，马上从莫斯科赶去，把她接回家来。
　　父亲因为有外遇或政治活动，经常不回家。我们是母亲一手带大的。但父亲常写信给我们，教导我们如何做人，如何做一个正直的社会主义者。他的信对我影响很大。毫无疑问，少年时代，他是政治上对我影响最大的人。母亲为他的外遇痛苦万分。他和这些女人生儿育女，给我和弟弟添了好几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他们自己的孩子冷战时期也是有的在西方，有的在社会主义国家。直到今天，由于父亲当年的艳遇，我的亲戚遍及德国、俄罗斯和美国。
　　人们对父亲的婚外恋议论纷纷，可我和弟弟康尼倒不大在乎。小时候，父亲过上一段时间就会告诉我们，很快就会见到又一位同父异母的弟弟或妹妹。对此，我们早就习以为常。母亲对这些非她生养的孩子十分宽厚，把他们当做家庭一员。父母的婚姻并未因父亲的婚外恋而破裂，一直保持到1953年父亲在东德去世。
　　父亲在政治上极为活跃。1928年，他退出独立的社会民主党，加入了德国共产党并以共产党员的身份竞选斯图加特市议员，赢得了百分之二十的选票。1929年，他写了一个旨在支持人工堕胎的剧本《氰化物》，为此坐了几天牢。他因这一事件成了德国国内激进政治的代表人物。1931年他再一次入狱，被指控施行人工堕胎手术以谋私利。法院撤销了对他和另一位被告的全部指控后，他俩离开德国，前往苏联。同年重返德国。
　　我和弟弟康尼被送进一所参照当时思想开明的教育改革者的教育方针办的学校。校方鼓励我们接触农村，大胆思考。因为父母那时都是共产党员，我和弟弟早在德国时就加入了共产党的青年组织……少年先锋队。我们自豪地戴着红领巾，倾听有关“伟大苏联”的革命故事。家庭的影响在我和弟弟的一生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不过父母的素食习惯除外。同学们午饭盒里的熏肉和德国香肠令我和康尼馋涎欲滴。弟弟说：“长大了，我非吃整整一头牛不可！”父母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对身体健康的重视，当然还有他们激进的政治观点，给我们留下了终身的影响。这反映在西南巡回工人演出团上演的我父亲写的反映农民和工人斗争的剧本里。希特勒上台前后的那些日子里，我整天东跑西颠，或为罢工的金属加工工人募捐，或参加宣传鼓动活动，或挤在成人堆里听他们激烈地辩论政治，俨然觉得自己是一名政治斗士。
　　作为父母均是共产党员的德国孩子，斯大林给我的最初印象是一个既富于智慧，又可望而不可及的人，好似童话故事里心地善良的魔术师一般。我常想象生活在“伟大的苏联”会是什么样子。很多年里，我一直以为这就是苏联的正式国名。我觉得这个国家一定是白雪皑皑的世界，人民善良，还有魔法师暗中相助。弟弟则更善于形象思维。他常常一连几小时坐在那里，画伟大领袖斯大林的肖像。他笔下的斯大林看上去像是童话里的好汉。
　　1933年国家社会党人上台后，我们在德国开始度日如年。纳粹焚烧柏林国会大厦后栽赃共产党人，德国各地随后掀起了迫害左翼人士的浪潮。父亲既是犹太人，又是共产党人。为了躲避危险，他逃到奥地利。我家而后多次受到搜查。一次，我没好气地顶撞了一个褐衫冲锋队员。他把我按在墙上，威胁说，要是我不交待父亲藏在哪儿，就把我送进“霍伊贝格”。霍伊贝格是我们这一带第一所集中营，政治犯都关在那里。大人们对它窃窃私语。我却完全不知道这是个什么地方。当时我还年幼，把纳粹和左派的冲突看做是两拨人打架。我深知这些身着褐色衫的人和我们一家极为不同，甚至根本不是一类人，并隐隐感到自己已经是一名小战士了。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我首次意识到自己是犹太人。一次，纳粹又来家里翻箱倒柜。那伙恶棍冲进我们的游艺室，肆意践踏我们珍爱的玩具和图书。我和弟弟怒不可遏。母亲竭力做出平静的样子，以掩饰内心深处的恐惧。事后，她骑车带我们跑到斯瓦比亚绿树成荫的乡间，看望父亲的舅舅迈尔。我们跟他很熟，称他“老爷爷”。
　　老爷爷在这个小镇上素有行为古怪之称。他原是律师，退休后隐居森林，和养的羊住在一起。他在当地小有名气，人称神医。父亲恐怕正是受了他的影响，才从传统医学转向自然疗法，并把那本他着的关于自然疗法的书献给了他。我们去时正值逾越节，他只能给我们吃未经发酵的面包。这样的食物对于我们这些孩子来说简直味同嚼蜡。虽然他没能让我们饱口福，却讲了许多摩西五经里有趣的故事，还告诉我们犹太节日的含义。
　　几个月后，在瑞士共产党的帮助下，母亲带着我和弟弟逃到瑞士。德国共产党此时已被宣布为非法。从瑞士，我们又到了法国。法国当局把我们当做是“不受欢迎的外国人”，我们只好藏在布列塔尼一个小岛上的朋友家里。父亲随后也来到我们身边，他在这里写完了剧本《马姆洛克教授》。这是描写犹太人在德国遭受迫害的第一部文学作品。还没等这个用德语写成的剧本在苏黎士首演，华沙和特拉维夫的犹太人剧院已把该剧搬上舞台。剧本在世界范围内获得极大成功，苏联还根据这出戏拍了电影。1939年该部影片在纽约上映后，父亲的名字在美国也传开了。许多年后，弟弟康尼也以此剧为蓝本拍了部电影。
　　纳粹对此很快作出了反应。不用说，在纳粹政权下，该剧从未上演过。家里财产遭没收，父亲的名字被当局列入“有害作品”作家的黑名单里。此后不久，我们全家被剥夺了德国国籍。1937年，不仅父亲受到当局通缉，连母亲和我们兄弟俩也受到通缉。我和弟弟觉得自己一下子长大了。如果说一个人的政治观点可以因一件事而形成的话，对我来说那就是被祖国视为罪犯。
　　如果不是逃到瑞士的话，我们一家人很可能遭到同其他犹太血统的亲戚一样的命运。他们的名字后来永远地镌刻在耶路撒冷的大屠杀纪念馆里。老爷爷就没能逃过大屠杀的劫难。莫斯科的一名德军战俘告诉我，老爷爷后来被捕入狱，最后死在奥地利的毛特豪森集中营里。那年他已是80岁高龄的老人。
　　60年后，我漫步在黑兴根镇一尘不染的小街上，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