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面人─原东德外国情报局长回忆录-第18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父亲的战友。他诉说了1956年动荡后他受到的迫害和在狱中的经历。他被送到臭名昭着的包岑监狱。1989年12月，我和扬卡主持了德共全国代表大会，试图把统一社会党改造成一个民主社会型的政党。我参与起草了一份关于斯大林时期以及东德历史上所犯的罪行的报告，并向东德人民表示道歉。在以后的岁月里，我和我的继任人格罗斯曼多次说过，我们情报局不能回避自己在镇压国内人民中应负的责任，并希望能够得到人民的宽恕。
　　利用强大的国家安全机构来对付持异议或是想移居海外的本国公民，完全践踏了共产主义创始人的美好理想。改革的机会就这样被白白地浪费掉了。时至今日，我仍为自己当初的沉默感到内疚和痛苦。
　　我极不赞成任何蛮干的行为。可我们有些“友好”谋报机构却不这样想。一天，我接到保加利亚柏林站站长打来的电话，请我找个可靠的医生，帮他们处理“一件难事”。在我一再追问下，他只肯说：“有点货想出手，担心坏掉。”
　　我马上明白了。保加利亚人一定是绑架了谁，而且给他注射了麻醉剂，可忘了监测麻醉剂的药劲。我们找到一个为国家安全部做事的医生，把他送到保加利亚使馆。这种人见过世面，不至于一上来就被吓着。大约一个小时后他打电话告诉我说：“太晚了！那伙笨蛋给他注射的剂量杀死一匹马都有富余。他们把人塞到汽车行李箱里。一没空气，二又注射了大量的麻醉剂。不死才怪呢。”
　　电话铃又响了。这回保加利亚的这位站长的声音听上去有点微微发颤。刚刚不慎结果了一名叛逃者的命，现在他自己的脑袋也有可能搬家。想必他们刚把藏在西德的此人绑架出来，准备送回索菲亚审判。
　　“能把货留给你们处理吗？”他请求说。
　　“那可不行，”我一口回绝了他。
　　我俩在电话上争执了一会儿，最后决定把问题提交给米尔克。米尔克说，处理尸体是保加利亚人的事。趁尸体未僵前，我们赶紧让保加利亚人把它拉走了。不管我怎么解释，人们似乎也不相信我没干过这种事。我在本书中通过一些实例已经解释了我们的手法。显而易见，一个卓有成效的谍报机构不需要卷入不得体的“湿活儿”一类的行当或使用什么安眠药。只有那些不想相信我，或希望现实生活中确有邦德（扮演007的男主角）这种人的人才会对我的解释充耳不闻。
　　不过我知道，斯大林死后，苏联人仍有一个部门专门负责研究各种稀奇古怪的暗杀办法。连克格勃内的许多人都不大清楚有这么一个部门。除了用有毒子弹射杀了班德拉外，克格勃还在柏林绑架叛逃人员特鲁奇诺维奇未遂时将他干掉。特鲁奇诺维奇是俄国流亡海外人士组织……全国工人联盟……的领袖。有一回克格勃派了一个人到东欧各国巡回兜售他们的秘密武器，如不留痕迹的神经毒气，涂在门把儿上的触摸式毒药等。我从他那儿拿来的惟一一样东西是一小瓶“诱供灵”。他活像一个走家串户的推销商，滔滔不绝地夸这药是“一绝”。多年来我一直把这瓶药放在私人保险柜里，从未动过。
　　一天，我突然对这瓶药萌生了好奇心，请一位可靠的医生化验一下药的功能。他回来见我时连连摇头，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这种药用后倘若身边没有医生观察的话，你想套出真话的这家伙要不了几秒钟就得玩儿完。”他告诉我说。我们从未用过“诱供灵”。
　　不论哪一方的间谍都随时面临生命危险。冷战初期，叛逃人员一经抓住，下场往往是受到自己一方的审判并被处决。我听说的第一个被处决的东德间谍是个叫埃莉的妇女。她是东德总理格罗提握的秘书。1948东德的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合并前，格罗提握曾是社会民主党人。他在西德的社会民主党老同事始终抱有一线希望，他也许会与苏联人分道扬镳，从而造成东德执政党的分裂。西德一直盯住格罗提握不放，把他作为重点拉拢对象。可格罗提渥丝毫不为所动。西德于是开始打他秘书的主意，派了一名男间谍诱她下水，并给她起了个化名，叫“戴西”。就我所知，这是第二次大战后东西方谍报机构首次使用罗密欧式手法去勾引一位政界要人身边的随从做间谍。
　　埃莉倒霉就倒在她的案子事发前，罗森堡夫妇刚刚在美国因偷窃原子弹机密被处死刑。谍报这行和冷战时期的其他方面一样，讲的是对等。她在与波兰接壤的法兰克福市被处以绞刑。在这种政治气氛笼罩下，我一开始就对这场游戏的冷酷有充分的认识，对东德国内的种种黑暗现象也看在眼里。50年代人们动辄被捕，共产党内人人自危。我深知，任何人都可能被扣上叛变的罪名。
　　1967年安德罗波夫担任克格勃首脑后，情况大为好转。我终于遇到一个让我敬佩的人。他待人不拘泥礼节，不搞小动作，与前几位克格勃首脑形成鲜明对比。苏联人一般都很骄横，觉得自己的伟大帝国固若磐石。安德罗波夫身上却没有这种狂傲。莫斯科领导人中，只有安德罗波夫独具慧眼，认识到1956年对匈牙利的军事干预以及1968年武装干涉捷克斯洛伐克暴露了苏联的虚弱，而不是强大，并渴望今后能够避免重蹈覆辙。安德罗波夫既有很高的政治修养，又具备优秀的个人素质，在历届克格勃首脑中堪称一枝独秀。他的兴趣之广超过了他们所有人。无论是国内政策还是外交政策，意识形态问题还是理论问题，他都可以领会其精髓。他不仅认识到需要从根本上改革现行体制，还看到改革蕴藏的风险和潜在后果。
　　我与安德罗波夫的首次深谈是在1968年。此前不久，苏联军队刚刚镇压了布拉格之春。他本来计划那年夏天访问东德，捷克斯洛伐克事态的恶化迫使他延期。最后成行时已是深秋时节。当时我们对这一事件仍感到头晕目眩，不知说什么好。我参加过无数次大同小异的国宴，惟有这一次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宴会是在位于东柏林北部潘科夫区的国家安全部的一处宾馆内举行的（东德成立之初，国家领导人都住在这里的一幢小楼里，彼此是邻居。后来出于安全的考虑才于50年代搬到郊外的万德利茨大院里）。
　　选择这个宾馆可以说是独具匠心。它美观典雅，体现了我们对苏联客人的应有尊敬，同时又不过分富丽堂皇，以致超过苏联人为我们举办晚宴的场所。参加晚宴的德方人员是米尔克，国家安全部的11名负责官员及我本人。晚宴上的气氛十分轻松。这也是安德罗波夫上任后带来的新气象。50年代期间，尽管赫鲁晓夫推行了解冻政策，斯大林时代的阴影仍然没有消失。人们活得战战兢兢。这种恐惧心理此时已烟消云散。安德罗波夫彬彬有礼，几杯酒下肚后仍不失态。他的许多同胞都做不到这一点。周围所有人，连头脑简单之徒都明显地松了口气。这完全是一次男人的聚会。甚至连服务员都是从安全部最可靠的服务员名单中挑选出来的清一色男侍。
　　不出我所料，饭桌上大家的话题转到了捷克斯洛伐克上面。米尔克始终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耿耿于怀。在他眼里，社会民主党人是造成社会主义运动“意识形态偏差”的罪魁祸首。这次宴会对于他乃是天赐良机，可以发泄一下对社会民主党人的怨恨，并在客人面前好好表现一下德共坚决支持苏联一举粉碎布拉格改革运动的立场。他站起身讲了一通，强调需要防止社会民主党理论的“腐蚀”。布拉格改革派就是受了社会民主党的影响。
　　人们纷纷点头称是。轮到安德罗波夫发言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他的声音温和而坚定。一我们当时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进行军事干预，要么坐视捷克斯洛伐克与我们分道扬镳。前者会给我们脸上抹黑，后者则会给东欧带来严重后果。这可不是一个令人羡慕的抉择。”　　他呷了一口水。一桌人鸦雀无声，目不转睛地看着他。
　　“我们需要分析一下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找出隐患。捷克斯洛伐克新政府的日子不会太好过。至于社会民主党人，我们恐怕需要认真研究一下与他们的关系，弄清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主张。”
　　话音一落，举座皆惊。安德罗波夫的一席话冲破了不少政治禁区。首先，他没有单以意识形态的眼光看待捷克斯洛伐克事件，而是主张研究该国存在的实际问题。他实际上暗指，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导人对人民的不满情绪麻木不仁，未能及时采取措施缓和矛盾。其次，安德罗波夫对捷克斯洛伐克新领导人是否能够站得住脚流露出的担忧与官方宣传口径截然相反。后者称广大奉公守法的人民群众对恢复局势稳定以及共产党人再次牢牢掌握政权欢欣鼓舞。结尾时，他表示赞成与所有社会民主党人接触的几句话实际上是不指名地批评了东德领导人与西德左翼的第一大党之间不共戴天的现状。他的批评颇具远见。第二年，西德的社会民主党即开始推行旨在加深两德之间了解的东方政策。安德罗波夫不肯循规蹈矩的性格，以及在通常相互吹捧和空谈连篇的场合直言不讳的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受他这番话的影响，桌上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大家纷纷斟满了酒杯。
　　这不是最后一次听到米尔克的奇谈怪论。直到70年代，他一直坚持为斯大林祝酒。面对态度越来越冷淡的听众，他照旧邀所有人一起“为我们的导师干杯”，同时强烈暗示苏联搞的非斯大林化是一大错误。不过这都是当着自己同胞的面说的。苏联人在场时则换了副面孔。
　　和他的几位前任不同，安德罗波夫主要对外交政策和外国谍报感兴趣。他改革了克格勃内部的管理制度，实行了一套更严格的岗位责任制。在外国谍报工作方面，他很快意识到，往驻外使领馆、贸易代表团或其他驻外机构派驻谍报官员的传统做法不是最佳的办法，因为这些机构受到所在国反谍报机构的严密监视。根据过去我通过派驻华盛顿使馆的谍报官员开展工作的经验，主要是不成功的经验，我们的人刚一迈出使馆大门就被联邦调查局的人盯上了。多年后，我遇到克格勃派驻华盛顿的头子格罗马科夫时，他却声称，联邦调查局的盯梢很容易察觉，从来没有妨碍过他与间谍接头。披着外交官外衣搞谍报的另一弊端是有可能招致报复性外交驱逐。也就是说，安插在使馆或类似机构里的谍报人员，极有可能在时有发生的这类驱逐中被赶出驻在国。苏联驻外使馆人员大大超员。有一年英国一次就将苏联驻英使馆的105名有特工嫌疑的人员驱逐出境。安德罗波夫偏重使用非法人员（派遣改头换面、持假证件或编造的可信理由的特工潜入敌国）的做法无疑更有益于谍报工作，但下面的人对此怨声载道。他们更喜欢有个靠山做后盾。
　　而我们迫于形势的需要早已完成了这一转变。直到东西德签署基本条约之前，西方世界拒绝给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交承认。我们反正也不具备利用使馆搜集情报的条件，因而主要依赖非法渠道（连这个词都是从昔日老布尔什维克的词汇表里搬来的）。安德罗波夫仔细研究了我们的做法后得出结论，今后需要减少躲在驻外机构的安全岛里从事谍报活动的人员，改派更多的非法人员打入敌国，独立开展工作。他还深人地研究了东德谍报机构的发展过程，要我准备一份详细的材料，举例介绍一下我向国外派遣间谍的做法。我不胜荣幸，欣然从命。
　　我们与苏联人从不交换自己间谍的名字。早在共产党成立之初就制定了谍报工作的第一要则：工作需要你知道多少，你就知道多少。做出这种合理限制是为了防止有人叛变时，各部门之间互相推倭指责。
　　安德罗波夫乐于听取来自克格勃以外的情报，因而对苏联驻外使馆内外交官与谍报官员之间的矛盾了解甚深。克格勃有时不把驻外机构放在眼里。为此，许多馆内大使和克格勃头子搞得很僵。加上克格勃倚仗充足的经费，财大气粗，双方的关系更加紧张。克格勃人员每人都有一部小汽车，而使馆只有高级外交官才有自己的车子。其他外交官只能乘使馆提供的班车。克格勃人员伙食费的报销标准也高于职业外交官。这些待遇上的差别不仅引起外交官的反感，而且还使外国反谍报机构易于辨认出披着外交立外衣的克格勃人员。
　　至于安德罗波夫在政治上的影响，戈尔巴乔夫日后据为己有的许多改革思想实则出自安德罗波夫。他认识到，苏联经济远远落后于西方的原因之一是，苏联实行了高度的中央集权，而且军工部门和民用部门彼此之间老死不相往来。在美国和其他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私人公司可以利用政府对军工联合企业的巨额投资顺利开发先进的民用高技术，如喷气式客机和电脑。而苏联国内一切严格保密的做法严重地阻碍了民用部门的发展。与苏联军事部门打过交道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部长们在这方面有切肤之感。我向安德罗波夫提出这个问题时，他回答说，目前正打算落实这一想法。为此，已成立了数个由军事和文职人员专家组成的委员会，专门负责比较研究两个不同经济体制的利弊。安德罗波夫把谍报工作视为汲取西方好的经验，从而改进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手段。他愿意研究他国做法的开放思想与周围环境的死气沉沉形成了鲜明对比。对于匈牙利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内的某些人士所鼓吹的以社会民主为标志的“第三条路”，安德罗波夫也在思考其可行性。即使在镇压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期间，他在私下场合仍与人讨论匈牙利在政治多元化方面搞的试验以及经济自由化的思想。
　　我常常想，假如安德罗波夫在总书记的位置上能呆上10年，而不是病魔缠身的短短几年，他会做些什么。毫无疑问，他不会走戈尔巴乔夫的路。安德罗波夫生前曾希望能够摸索出一条路子，把社会化的财产置于市场经济之下，并推行政治上的改革。无疑，改革的步子会迈得更稳健。
　　在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交往中，安德罗波夫从未像他的前任勃列日涅夫或是继任人契尔年科那样盛气凌人。科切马索夫回忆道，他被任命为驻东德大使后，安德罗波夫嘱咐他说：“我们需要一位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新大使，不是一位殖民总督。”至于苏联摆脱了昔日俄罗斯帝国颐指气使的习气后是否会走向社会主义制度成功的改革，这个问题仍有待探讨。
　　也许我在这里谈到的有关安德罗波夫的片断有助于消除西方人士对他怀有的困惑。一方面，他被描绘成不露声色的开明人士，甚至还是爵士音乐的爱好者；另一方面，西方分析家又难以把这种看法与他对持不同政见者采取的强硬态度联在一起。这其实是不得要领。我可以证明，安德罗波夫确实赞成改革，但不会照搬西方民主那一套。他会认为这样做将导致混乱。安德罗波夫的改革会是一种自上而下推行的改革，伴随着自身不可避免的种种局限性。但我认为，这种改革会更加有条不紊，更见成效。
　　我对安德罗波夫的敬佩并不意味着他对我总是有求必应。1978年我设法通过双方交换被捕间谍救出纪尧姆即是突出的一例。我当时揣度，波恩只有从苏联那边换回一条大鱼，恐怕才会交出纪尧姆这会抬高他们作为全球外交游戏中主要一员的身价。同时，考虑到西德国内政治的需要，我们还可以再搭上几名被捕的西德间谍，以增加这笔交易对西德的诱惑。我在一个信封背面漫不经心地写下可能交换给西德的人的名字，不禁意识到这笔交易的关键，也是难题，系于夏兰斯基。更确切些说，系于克里姆林宫与他结下的不解之仇。
　　夏兰斯基连续5年为争取苏联犹太人的权利奔走呼吁，与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一道成了持不同政见者心目中的偶像式的人物。疾恶如仇的索尔仁尼琴着有描写政治犯流放生活的《古拉格群岛》一书。萨哈罗夫是一位持不同政见的科学家，苏联的原子弹之父，后来投身人权事业。夏兰斯基获此名望既是个人魅力的结果，又有幸运的因素。他碰巧遇到对他深表同情的记者。像他这样执着的持不同政见者苏联又何止几百。可他们却默默无闻。这名腼腆的学者因为名扬海外成了克格勃和苏共的眼中钉，肉中刺。我很熟悉莫斯科对付敌人的做法，知道他们常常以驱逐不喜欢的人了事。索尔仁尼琴被押上了飞机，送到西德。萨哈罗夫被流放到国内的高尔基城（安德罗波夫的决定）。所以干吗不照章办理，把夏兰斯基也驱逐呢？然而安德罗波夫不这样想。
　　“沃尔夫同志，难道你看不出发出这样一个信号会带来什么后果吗？”他回答说。“此人是个特务（安德罗波夫认为夏兰斯基与中央情报局有染）。更重要的是，他是犹太人，在为犹太民族说话。我们国家遭受迫害的少数民族大多了。倘若现在对犹太人让步，下一个又该轮到谁？伏尔加河流域的德裔人？克里米亚的鞑靼人？还是卡尔梅克人或车臣人？”
　　安德罗波夫是指被斯大林逐出家园的少数民族。斯大林的用意是将潜在的敌人从他们的故土上连根拔掉。克格勃用“异己分子”一词形容这些少数民族。我以前从未听到过这个词。苏联领导人觉得这些少数民族心存不满，脑后有反骨。据安德罗波夫估计，这批人的人数高达850万。
　　“在眼前困难的条件下，我们不能轻率地试图解决所有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如果同时打开所有阀门的话，人民发泄起不满来会势如雪崩，一发不可收拾。”安德罗波夫又解释道。安德罗波夫终于向我吐露了真言。苏联人在人权问题上顽固不肯让步的真正原因原来是害怕，害怕过去斯大林将国内少数民族视为异己的做法会激化苏联的民族矛盾。夏兰斯基于是不仅是苏联犹太人的象征，而且也会成为许许多多“异己”民族的象征。
　　今天似乎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夏兰斯基是中央情报局的人。然而当年安德罗波夫对这一点坚信不疑。他尤其没有任何必要对我撒谎。除了怀疑夏兰斯基涉嫌从事间谍活动外，安德罗波夫还有更重要的考虑。他如此坦率地谈到苏联隐含的少数民族问题，令我大为吃惊。安德罗波夫接下去说：“夏兰斯基会成为所有犹太人的一面旗帜。由于过去斯大林的排犹行为，这些人对苏联国家积怨甚深。他们在国外还有着势力强大的朋友。眼下不是释放他的时候。”谈到苏联的衰弱时他同样坦率。他提起14年前我俩见面时他曾说过，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标志着苏联开始走下坡路。
　　我几次试图说服安德罗波夫同意交换夏兰斯基，都失败了。一听到夏兰斯基的名字，他就变得焦躁不安，大声说：“他是个特务。没什么好讲的。”我们的谈话就此告终。
　　最终，纪尧姆还是因健康欠佳的缘故提前获释（他和安德罗波夫一样患有肾病）。不管西德人多么不情愿，他们不得不算一笔账。倘若纪尧姆死在狱中，他们用这具尸体是换不回己方有价值的间谍的。此外，昂纳克接替乌布利希后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并向施密特暗示，除非此事得到解决，否则他也许会限制交换俘虏以及两德之间家庭成员的团圆。
　　1980年，我随米尔克飞赴莫斯科，借东德国家安全部成立30周年之际向克格勃的一些高级官员授奖章时再次见到安德罗波夫。无论是克格勃还是东欧集团各国的情报机构均非常重视这类仪式。双方基本上是一来一往。每逢他们纪念日时，他们向我们授勋。轮到我们的节日时，也向对方人员授奖。苏联阵营内各国之间彼此授来授去，最后没人记得克格勃的头头脑脑得到过多少奖章。克格勃总部专门雇了一个人，负责确保出席这种场合的克格勃官员不至于戴错奖章。我们这一次授给安德罗波夫的是一枚金质奖章，以纪念克格勃与东德国家安全部在过去30年中的兄弟般的合作。当时他正住院，但还是在医院里接受了这枚奖章。
　　1980年是苏美关系剑拔弩张的一年。北约组织声称，由于苏联在俄罗斯西部和东德部署了SS…20机动导弹，它必须对此采取反措施。1979年下半年，北约决定，除非1981年12月底以前苏联通过谈判同意从我国撤出这批导弹，否则它将在4个欧洲国家部署核导弹，其中包括西德。这将使冷战双方直接受到近在飓尺的可以打到欧洲大部分主要城市的导弹威胁。此时北约规定的期限已过，东西德一片愁云惨雾。一些评论员把当时的形势比做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夜。在战争乌云密布的情形下，一步不慎就有可能导致战争的爆发。保守派人士把这种看法斥为左派的危言耸听。但我知道，施密特会晤昂纳克的特使时，表达了同样的看法。
　　人们对可能发生一场核对抗忧心忡忡。施密特私下会见昂纳克的经济顾问、在两德事务中经常扮演中间人的米塔格时抱怨说，华盛顿正在给西德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局势正在失去控制。我们必须经常保持联系。”施密特还告诉米塔格，恐慌会急剧升级。但昂纳克应该知道，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可以信赖的。“西德一方决不会胡来，”他最后说。换言之，两个超级大国玩这场战争游戏时，我们德国人应该彼此对话，保持头脑冷静。
　　安德罗波夫认为，美国人正竭力想占有对苏联的核优势。他提到卡特总统、他的顾问布热津斯基以及五角大楼人士曾声称，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对苏联发动第一次核打击。“现在不是我们示弱的时候，”他说。安德罗波夫还对苏军同阿富汗的穆斯林原教旨主义叛乱分子作战时伤亡日益增大感到不安。我试探地问他今后在阿富汗问题上有何打算。他只肯说：“现在已经没有退路。”
　　安德罗波夫骂得最狠的要数施密特总理。施密特已同意接受北约的双轨战略：一面谈判，一面计划在西德部署核导弹。“这个人是个两面派，”他抱怨说。“实际上他是站在美国人一边的。跟这号人不应有任何高层接触。”我猜想他是指昂纳克与施密特之间的私下往来。刚才他同米尔克私下交谈时一定涉及到这个问题。这种接触经常背着苏联人，为此他们一直很恼火。莫斯科对东方政策带来的东西德关系的松动满腹狐疑，想牢牢控制东西德关系改善的步伐。安德罗波夫和外长葛罗米柯尤其处心积虑地想阻止昂纳克访问波恩。国际风云越是险恶，昂纳克和施密特越是努力改善他们的个人关系。两人通过一条电话专线保持联系。与此同时，西德陆续不断地用金钱换回一批又一批东德犯人的自由。这种交易成了最能反映两德关系状况的一面镜子。
　　我们通过波恩的情报渠道获悉，西德与北约的关系颇为紧张。当初莫斯科和华盛顿不与各自的盟友商量，单独就限制洲际导弹力量达成协议时，是施密特首先提出欧洲防御的问题。如今他弄得骑虎难下，自食苦果。卡特呼吁西德和美国一道抵制在莫斯科举行的奥运会将矛盾激化到了极点。施密特本来就貌合神离的政府分裂成赞成抵制和反对抵制的两派。一位社会民主党人士告诉我们，施密特可以以辞职要挟，迫使内阁批准抵制莫斯科奥运会的决定。我们根据安插在西德重要政府部门的间谍提供的情报获悉，施密特对美国人向他施加压力极为恼火。美国对苏立场趋于强硬迫使他取消原定对东柏林的访问。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念念不忘与东德保持联系，对参加超级大国的游戏不感兴趣。他坚持自己出面，直截了当地宣布取消预定的东德之行，而不是设法把昂纳克逼到不得不主动撤回对他的邀请的境地。
　　一旦谈判破裂，我主管的情报局负责向莫斯科提供美国将于1982年在欧洲部署的美国潘兴2式导弹和巡航导弹的地点及技术参数的情报。说句老实话，我对美国核战略的了解远胜于对苏联在东欧部署的导弹的了解。这主要归功于我在北约组织内部的头号间谍鲁普。虽然我们是莫斯科的头号盟国，而且部署在最靠近前线的导弹是在我们自己的领土上，但苏联人机动式SS…20导弹的部署地点对我们也严加保密。苏联人的这种目中无人的行为惹恼并疏远了不少本来对其忠心耿耿的东德人。只有举行假想北约对我们实施首次核打击时的特别备战演习时，才叫上我们情报局的人参加。
　　随着美国重新扩充军备以及更为咄咄逼人的里根政府上台执政，我们的苏联伙伴焦虑不安，担心会遭到核导弹的袭击。俄语里称为核袭击。东德情报局接到指示，查明西方是否有这类突然袭击的计划。为此，我们专门抽调一批人，成立了一个特别形势分析中心和紧急指挥中心。在这些地方工作的人员必须受过军事训练并参加受到假想袭击的演习。我和大多数有头脑的人一样，觉得这种战争游戏实在是浪费时间。可上面的命令一向不容置疑，这一次也不例外。我不再相信欧洲会爆发核战争。但我的确认为，世界两大敌对制度在政治、经济和其他领域的对抗会进一步加剧。同时，我越来越怀疑，双方的主要政治家是否理解世界形势正在发生的变化并抓住变化带来的机会。我开始萌生退休的意念，想转入写作。然而剑拔弩张的形势令我难以脱身，不得不三番五次推迟做出决定。
　　别看莫斯科外表气壮如牛，我深知美国采取强硬立场将使苏联处于极为不利的境地。勃列日涅夫与尼克松举行的限制战略武器第二轮谈判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对吉米·卡特的当选我们毫无准备，最初手头上有关他的材料少得可怜，只知道他是一位不引人注目的花生种植主。波恩的耳目告诉我们，这位新上任的总司令同样没有引起西德人的重视。我们听说后感觉才好了一点。卡特上台后宣布了破记录的高达157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用于建造MX和三叉戟弹道导弹，巡航导弹，新核潜艇以及拥有100000余人的新预备师。莫斯科对此惊恐万分。一位苏联着名核战略家私下对我说：“我们拼经费可拼不过他们。谢天谢地，多亏我们在其他地方比他们强！”
　　此时，东德与西德已绕过各自的主子，消除了政策上的部分分歧。社会民主党政府内担任议会党团主席的实权人物赫伯特·魏纳对美国的核战略政策忧心忡忡。为不使波恩与东德的联系中断，他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通过他的助手维南德得到一份他起草的机密文件。他对华盛顿的真实意图的满腹狐疑可以从中窥见一斑。魏纳毫不客气地批评美国人：“中央情报局在两个德国之间挑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