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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面人─原东德外国情报局长回忆录-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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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认为我们成功的秘诀与西方外国情报机构的窍门有多大的不同。利用罗密欧搞情报的情报机构当然不止我们一家。西德情报局在美国安插了一个间谍，化名卡尔·斯托尔兹。1990年，他想办法认识了波士顿一家国防工业公司里的高级女秘书。诱她下水后试图吸收她为间谍，为波恩搜集美国在基因切片技术方面的情报。他偷偷把她同意为德国窃取工业情报的谈话录了音。当她胆怯退缩时，他拿出录音带恐吓她。结果她自杀未遂，弄得无法收场。
1984年，西德情报局的另一位罗密欧被派到巴黎去勾引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内工作的一位东德官员的妻子，然后胁迫她递送有关东德政府政策以及东德在联合国表决前立场的情报。我们在大使馆的安全人员察觉之后立即将这对夫妇送回国，没有造成任何损失。与此同时，奥斯陆还出了另一件不寻常的事。挪威的反谍报机构通过窃听电话得知，东德驻挪威大使的妻子与一位挪威妇女有同性恋关系。我们从其他渠道获悉，西德情报人员准备以此要挟大使夫人。无奈之中，只得把这对大使夫妇匆匆撤回东德。
这一章讲述的罗密欧并非风流浪子唐璜，更不是希腊神话里的美男子阿多尼斯。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人，走在街上可能不会引起路上行人的任何注意。回想他们为我们作出的贡献以及由此付出的代价，令人感慨万分。其中几位付出的代价尤其沉重。他们的正常生活被打乱，爱情被葬送，事业毁于一旦。令我至今悔恨的是，罗兰与他的玛格丽特的关系发展得太深太久，而我们却没有在适当的时候及时阻止。我们为达目的而采取的手段并非回回无懈可击。但西德人在这个问题上大肆谴责我多么不道德实在令人生厌。只要世上还有间谍这一行，就会有罗密欧去勾引接触机密的轻信的朱丽叶。毕竟我主管的是一个情报机构，不是寂寞男女俱乐部。
第九章 勃兰特总理的阴影
勃兰特总理是一个有勉力，有思想，为人正直的人，在战后德国历史上堪称是一位杰出人物。他很善于因时因地作出恰当的姿态。访问华沙犹太人隔离区时，他双膝跪地，悼念被杀害的犹太人亡灵。他还真诚地致力于弥合东德与西德、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裂痕。但我们还了解他的另一面。当年任柏林市长时，他曾是冷战中的一员反共大将。出任西德总理后，他开始推行与东方和解的政策，即所谓东方政策。这里的东方既指东德，也指社会主义阵营的其他国家。不言而喻，我们希望百分之百地确认，他确实不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真心想成为我们的伙伴。
勃兰特总理的私人办公室内潜伏有东德间谍一事曝光后，他的政治生涯猝然结束。对此我应负全部责任。虽然他已与世长辞，此事始终折磨着我。我永远无法回避人们的质问和责难：为什么要这么做？而且是对勃兰特？斯人已去，我现在能为已故的勃兰特所做的惟…一件事就是详述这桩战后德国最大的间谍丑闻的来龙去脉。
1969年10月21日，勃兰特当选为西德总理。8年前，他还是柏林市的年轻市长时，曾愕然地目睹了柏林墙的突起。出任总理三周后，一个叫京特·纪尧姆的男人找到勃兰特办公室主任，自我介绍说，劳工组织的负责人莱贝尔推荐他在新总理手下当一名低级助手，负责与各工会团体及政治组织的联络。勃兰特收下了他。就这样，我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在头号敌对国的总理身边安插了一名间谍。
我们始终伺机打入波恩心脏，可谁也没想到我们的人竟会潜伏到西德政府首脑的身边。化名汉森的纪尧姆也不是我想象中能完成这一间谍史上的壮举的人。京特原在东德的一家国家安全部办的出版社工作。50年代中，他和妻子克里斯特尔奉命潜入西德，与移居那里的大批东德人混杂在一起。克劳斯特尔的母亲是荷兰公民，定居在法兰克福，并开了一家烟草店。克里斯特尔总使我想起一个干练的秘书所具有的品质：踏实肯干，缺乏想象力。京特则属于那种与众不同的人，善交际，和什么人都能谈笑风生。
凭着克里斯特尔的家庭背景以及她母亲住在法兰克福这一有利条件，纪尧姆夫妇避开了专门收留东德移民的安置营地，绕过西德政府为协助情报机构审查新移民而设置的障碍。我们决定，纪尧姆夫妇应当设法在社会民主党内求得发展，以此做掩护开展工作。夫妇两人加入社会民主党后，政治生涯青云直上。打入最高层并不在我们的计划之中。当初我们只打算让他们夫妇充当我们在社会民主党内的耳目的联络官。没想到我们大大低估了他俩的精力和智谋。
纪尧姆夫妇在法兰克福有一套舒适的公寓房子，在当地开了一家复印店，还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皮埃尔。夫妇俩都很勤奋。纪尧姆兼作摄影师，多挣一点外快。在当时左派势力占绝对优势的法兰克福社会民主党内，观点保守的纪尧姆很快引起右翼人士的注意。克里斯特尔先有了突破性的进展。60年代初，她被任命为比克尔巴赫办公室主任。比克尔巴赫属于那种任何政党里都缺不了的人，关系广，神通大。他是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的成员，欧洲议会中社会党团体的主席，同时还是自己家乡黑森州的国务秘书，可以接触到像“模拟战争”这样的北约组织的战略文件和应付核危机的各项计划。
纪尧姆用微型照相机拍摄下这些文件，将胶卷藏在一支空心雪茄里，然后交给假装到他岳母商店买东西的联络员。每个月，我们与他和克里斯特尔在指定的日子和时间里通过无线电保持联系。初期时，双方往来发报频繁。后来加强了保密，减少了往来发报的次数并经常更换频率。纪尧姆常常半是抱怨半是炫耀地说，捕捉我们的发报回回让他绞尽脑汁。
1959年，社会民主党在巴特戈德斯贝格召开的大会上通过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不含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后，我们对该党更为注意。修改了党纲后，社会民主党的从政前景大大改善，将来有一天成为政府的一员已不再是虚无缥缈的事。我们指示纪尧姆先在政治上求得个人的发展。1964年，他成为社民党法兰克福区的负责人。随着纪尧姆在政治上的飞黄腾达，我们意识到以后跟他联系要格外小心。当年他跟西德当局讲，他是从东德逃出来的。既然如此，他跟东柏林不该有任何联系。这是他伪造履历中的薄弱之处。一次，他坐车去东柏林一处秘密公寓跟我们见面。途中在一个十字路口遇到红灯。一位当年在出版社的老熟人正好从他车前走过。假如他抬头看见早已叛逃的纪尧姆就在眼前，会怎么想？皮埃尔和所有孩子一样，因为说话无遮无拦常令父母难堪。不止是难堪，还有可能无意识中出卖自己的父亲。一次纪尧姆去东德，一位说话带浓重萨克森口音的军官带皮埃尔去动物园玩。返回西德的路上，皮埃尔模仿只有东德境内才有的这种口音并好奇地问父亲，为什么那个人这样说话。纪尧姆一瞬间紧张得透不过来气。他和所有间谍一样深深感到，他已没有了大多数普通老百姓习以为常的自由。他同意以后不再秘密来东柏林情报总局与我们会面。
但他始终坚守党的纪律，忠于我们的事业。他当上了法兰克福市议会的议员和议会内社会民主党团主席。当时正值社会民主党内思想理论大变动的时候，纪尧姆出色的组织能力以及他所持的坚定的保守派观点引起了莱贝尔的注意。莱贝尔是建筑行业工会主席，后来在1966年至1969年社会民主党与基督教民主联盟组成的联合政府中担任过运输部长。他正需要一个干练的人帮他对付自己选区内年轻的左派人士福格特的挑战，确保得到竟选议会的提名。莱贝尔是社会民主党上层中一位受人尊敬的人物。尽管如此，这次争取竞选议会提名仍面临一场苦战。党内的左派人士受1968年激进思潮的影响，决心与自己的党和意识形态上的敌人基督教民主联盟组成的联合政府为敌。
在纪尧姆全力支持下，莱贝尔在1969年9月的选举中稳稳获胜。社会民主党人战后首次成了获得选票最多的政党。这对纪尧姆可以说是太有利了。他帮莱贝尔获胜的选区是社会民主党人在西德面对的最困难的选区之一。莱贝尔马上许诺带他去波恩工作。我们从东柏林注视着局势的发展，对这一结果忧喜参半。纪尧姆从前在东柏林出版社干过的经历不是什么秘密。再说我们知道，在西德一个政府部门任职不同于当初仅仅是社民党法兰克福分部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受到的审查要严格得多。
我们指示纪尧姆夫妇暂时按兵不动，不要急于在新政府内为自己谋求一官半职。他俩于是静以待观。不出我们所料，西德安全部门对纪尧姆进行了详尽的审查。日后担任西德外国情报局局长的海伦布罗赫证实，对纪尧姆审查之严超过了在他之前的任何人，但没有发现任何疑点。然而西德反谍报机构（联邦宪法保卫局）的分析人员仍有两点疑虑。负责人事的勃兰特办公室主任埃姆克决定亲自找纪尧姆谈一谈，澄清事实。
纪尧姆神情坦然地解释了当年在东德大众与世界出版社工作的情况。埃姆克所有疑虑顿消。纪尧姆暴露后，埃姆克惊得说不出话来。但有一个人始终对纪尧姆心存疑虑，即勃兰特最亲密的顾问、东方政策的制定人埃贡·巴尔。巴尔告诉埃姆克，他对调纪尧姆到勃兰特身边工作很不以为然。“也许我冤枉了这个人，可他的过去实在让人不放心。”
最后还是没有听取反谍报机构对纪尧姆所持的保留意见。理由是，当时移居西德的东德人普遍受到猜忌。许多移居西德的东德人觉得为了向西德政府证明他们的反共诚意，只有揭其他东德人的短。再说，西德政府中的几位高级官员，如勃兰特的内政部长根舍和一名自由民主党党员均来自东德。那位自民党党员尽管原是东德人，政治上仍负责西德的反谍报机构。
其他社会民主党人讨厌纪尧姆是因为他平时惯于阿谀奉承，而且讨论不关他的事时总喜欢凑在一边。今天回过头来看，不难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新的一届政府决心刷新政治。埋头苦于，精力充沛和朝气蓬勃的人比旧日按资排辈在官场混的人更吃香。这种新风气对纪尧姆这样既没受过高等教育，官场上又没靠山的人十分有利。当然，大人物的赏识和提拔也不无作用。纪尧姆的后面有与他情投意笃的莱贝尔撑腰。因此最后选中了他。1970年1月28日，我们几乎未费吹灰之力，就在西德总理办公室安插了我们的人。
纪尧姆似乎是个理所当然的人选。莱贝尔和其他的工会领袖希望总理府内有一个心腹，帮助推动社会和政治改革方案的制定和实施。后来勃兰特也想同工会建立一条联系渠道。纪尧姆担任这一职务还不到一年，就被提拔为负责与议会、政府各机构和教会联系的总理首席助理，一年后，又升为高级文官，直接归总理办公室主任埃姆克领导。不过，虽然埃姆克觉得纪尧姆很能干，但始终对他存有戒心。
人们常常问我，我们情报局是否因纪尧姆的帮助对勃兰特的东方政策的意义做出了清楚的判断。换言之，为了搞到这些情报，是否值得冒有可能殃及勃兰特东方政策的政治风险？我们对总理办公室内安插的人的最大期待是：国际危机尚在酝酿期间他能够及时向我们发出警报。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是纪尧姆的工作要义。他调到波恩前，我曾对他和其他间谍讲过，我们并不期待勃兰特的新政府偏离北约的政策，或是放弃重整军备的道路。但我认为新政府有可能会采取步骤，缓和欧洲的紧张局势。这一事态发展值得高度关注。
我们给纪尧姆的任务基本是政治性的，即通过他随时掌握勃兰特政府的情况。该政府从成立之日起即陷入内部的钩心斗角。在外交政策的制定上，尤其是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莫斯科的政策，政府成员众说纷纭，各持己见。1970年3月勃兰特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维利·斯多夫在东德首次会晤前夕，纪尧姆搞到了西德的部分政策文件。加上通过从其他渠道得到的情报，我们对勃兰特的意图和忧虑有了更好的了解。
纪尧姆的价值越来越高。1970年5月中旬，社会民主党计划在萨尔布吕肯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开会期间需要在当地设立临时政府办公室，处理日常国务。纪尧姆担任了该办公室主任。由于工作的关系，他竟一下子成了该办公室与西德外国情报局之间的联系人！纪尧姆毫不费力地主持了办公室的工作。对他的干练和过人的工作精力，大家众口一词。此后，他又获准接触所有的机密。
然而对于东德来说，他的真正价值在于他的政治嗅觉。根据纪尧姆的判断，我们得以很快得出结论，勃兰特新近奉行的东方政策虽然内含种种矛盾，但却标志着西德外交政策发生了真正的变化。我们心里因而有了底，确信勃兰特和其盟友并非居心叵测。从这个意义上讲，纪尧姆的所作所为实际上促进了缓和。纪尧姆继续福星高照。负责社会民主党竞选事务的主任罗伊申巴赫当时正在竞选议员。他建议1972年大选前由纪尧姆接替他的工作。勃兰特1969年才出任总理，距任职到期为时尚远。然而西德议会对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签署的基本条约的信任投票险些流产。我们暗地里付给基督教民主联盟议员施泰纳5万西德马克收买他的选票，帮助勃兰特渡过了难关。面对如此微弱多数，勃兰特宣布于1972年4月27日提前举行大选。社会民主党人乘竞选专列在西德全国游说时，我们这位机智勤奋的助手始终不离勃兰特左右。
竞选期间，纪尧姆与勃兰特的关系日益加深，并有机会冷眼旁观勃兰特性格上的缺陷。尽人皆知，勃兰特极其风流。整个竞选期间，他一直与女记者布伦谈情说爱。勃兰特的挪威妻子鲁特不在专列上时（她在的时候住在勃兰特隔壁的房间），纪尧姆和勃兰特的房间只有薄薄的一墙之隔。纪尧姆很快意识到，勃兰特经常和不同的女人一起厮混。这时他已是勃兰特周内的一员。惟一让我们不放心的是，他和政治上的密友们杯盏交错中会不会因贪杯误了正事。据我所知，整个社会民主党这部机器似乎都是靠红葡萄酒润滑着。不过一名出色的间谍懂得如何饮酒适量。
在1972年的大选中，社会民主党人和自由民主党人组成的联盟出人意料地大获全胜。西德历史上一个不含基督教民主联盟成员的政府首次在议会占有明显的多数。这意味着东方政策将得到贯彻执行。电视转播社会民主党在大选结果揭晓后举行的庆祝大会时，我们看见纪尧姆和勃兰特班子的其他成员一道满面春风地为新总理祝酒。
那年秋天，我们的另一名间谍格罗瑙在西柏林被逮捕。他是我们最老的关系之一，当时任西德工会联合会东德局局长。被捕时他正与东德来的人接头。不清楚是他还是东德来见他的官员引起了西德情报局的注意。 纪尧姆和格罗瑙平时工作上有来往，不过谁也不知道对方是东德间谍。按照规定，我们潜伏在敌国的间谍彼此之间根本不该认识，更不要说交往了。可生活中一定存在某种迄今科学家尚未探究的法则：不该认识的人到头来一准碰到一起。格罗瑙实际上还向我们建议过，纪尧姆是条大鱼，也许可以考虑把他争取过来！我们这些总部的人听了又好笑又担心。当时我们正想方设法把这两人分开。就在此时，西德反谍报机构动手抓了格罗瑙。可怜的格罗瑙从此从舞台上消失。
由于他俩彼此认识，又从事类似的政治工作，调查格罗瑙的西德人员也找了纪尧姆了解情况。对此，我并不觉得有什么反常。纪尧姆担任勃兰特总理的亲密顾问一事清楚地表明，当初录用他时残存的一点疑虑早已冰释。
社会民主党领导成员和议会内社民党团领袖现在每次开会纪尧姆都在场。勃兰特喜欢在小范围内与人交谈。每逢此时，纪尧姆龟缩在不弓！人注目的角落里，沉默不语，暗自把听到的一切记在心里。我们进一步加强了保护纪尧姆的安全措施。与他的联系减到不能再少。他过生日时，也不再向他表示祝贺。只有特别重要的情报他才给我们，而且是口头汇报。
1973年7月，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欧安会）的首轮谈判揭开帷幕。当时任尼克松总统安全事务助理的基辛格从战略角度出发走了一着棋，抛出一个《大西洋宣言》。其主旨是北约组织内的欧洲成员国同意在制定欧洲大陆的防御战略时接受美国超级大国的地位。华盛顿为了推行这一方针背着其他北约成员单独与伦敦和波恩谈判。事情泄露后，北约组织内部顿时大哗。法国人反应尤其强烈，认为这是有意孤立他们。
因此毫不奇怪，勃兰特总理在挪威度假期间收到的有关外交政策的电文大部分都是涉及北约内部对《大西洋宣言》展开的讨论。当时有关这一宣言的谈判正处在关键时刻。纪尧姆负责跟踪来往电传，并为勃兰特准备每天早上他与报纸一起看的文件摘要。一个电视台的摄影小组来到勃兰特总理位于哈马尔不远的度假胜地拍纪录片。摄影师把镜头对准了站在解码机旁阅读刚刚收到的一份电传的纪尧姆，做梦也不会想到对面这个人是个王牌间谍。这段时间纪尧姆共复印了3份极其重要的电文。
第一份是尼克松用英文写给勃兰特的信，时间是1973年7月3日。信中他请勃兰特和美国一道对法国人施压，迫使他们签署《宣言》。信上盖有“私人函件”的戳记，并有尼克松的亲笔落款。第二份是西德驻美大使对西德和美国之间秘密会谈的详细汇报。西德外长谢尔在会谈中告诉基辛格和尼克松，这一宣言是尼克松计算好的一着棋，想在欧安会谈判之前加强美国的谈判地位。他看不出欧洲人为什么应当乖乖地就范。基辛格和尼克松则表示担心，苏联的核战略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如果不从技术方面加强北约的话，美国恐再也无法保证对苏联发动的地面进攻进行首次核打击。纪尧姆从勃兰特私人电传机上撕下来的第三份电文载有勃兰特私人顾问对整个事件的看法。他敦促勃兰特不要理睬美国人的压力，继续与法国保持良好关系。
北约组织内的欧洲盟国对美国人的不满言论继续源源不断地从电传机上落入纪尧姆的手中。他浏览了英国对美国这一战略方针的反对意见。巴黎的措词更为激烈。法国外长米歇尔·若贝尔指责美国人扮演消防队，先放上一把火，然后借机冲上来灭火。
该是勃兰特给他的外交部长写信阐述他的立场的时候了。可他对手下顾问从波恩发来的草稿不满意，一连几小时在这份稿子上改来改去，用一杆绿色粗头水笔划出应强调的重点并修改原来的措词。勃兰特把改好的稿子交给纪尧姆，让他用总理的保密电传机发回波恩。纪尧姆借口原稿太乱，无法交电传室，用打字机打出了一份干净的稿子。谁也没想起问勃兰特的那份初稿到哪里去了。
日后，在对纪尧姆的审判中，检察官特别指出：
向苏联递送涉及北约组织内部分歧的情报有可能在苏联人眼中削弱北约的威慑力量。这种威慑力量的基础是其成员国齐心协力参加一项共同防御计划；联盟内部的精诚团结以及敌对双方军事力量在战略上的势均力敌。其后果有可能导致苏联基于政治和战略上的考虑采取步骤分化西方联盟，并逐步演变成采用政治高压手段……
纪尧姆后来撰写了一本回忆录。写这本书的用意之一是为了利用这件事取笑波恩（我们情报局对原稿做了仔细的润色。一是散布假情报以保护其他的情报来源，二是宣传我们工作的业绩和意义）。纪尧姆在回忆录里也渲染了这种印象，即我们把勃兰特的文稿搞到手是苏联阵营内情报机构的一大胜利。他在叙述勃兰特总理在挪威度假的那一部分的结尾处说：
波恩的绝密文件现在到了我们柏林的机要文件保管员手里。
他是指，复印完这几份文件后，他把它们放进手提箱交给联络员带回了东柏林。人们一直对此深信不疑。谁想到多年后他的这番夸口却给我慧来麻烦。
迄今为止从未透露过的一个令人震撼的事实是，我们并没有原封不动地拿到这批载有华盛顿与其欧洲盟国的分歧详情的有趣文件。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73年夏天，我们开始为纪尧姆夫妇的安全担心。挪威度完假后，克里斯特尔开始感到有人盯梢。起初我们对她的担心将信将疑。间谍有时会患多疑症，哪怕是这一行的老手也不例外。明明一切如常，他们也会疑神疑鬼，觉得有人跟踪自己并拍下他们的一举一动。
然而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克里斯特尔的怀疑并非捕风捉影。在接头地点之一的波恩一家餐馆的后花园里，她明显觉察到有人在一旁监视。两个男子坐在邻近的一张桌旁。其中一个朝她坐的方向打开公文箱时，她一眼瞥见里面的照相机镜头。那天她恰好刚与信使安尼塔接过头，把挪威度假期间搞到的文件微型胶卷交给了她。好在这两位男子走进餐馆前胶卷已经易手。她们俩不愧是老手，轻松地喝完饮料后相互分手。安尼塔提着装有胶卷的手提包来到街上，确信刚才餐馆里的两个男子中的一个在跟踪她。她搭慢车到了科隆，然后换了几次有轨电车，在人群中钻来钻去。
可后面的尾巴始终甩不掉。她急走几步，暂时把盯梢的人甩到后面，转过街角走到河边。为保险起见，她顺手把微型胶卷扔进了河里。海因里希·伯尔把他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河边的女人》献给了莱茵河和默默流淌的莱茵河水中蕴藏的所有秘密。我本可以助他一臂之力，告诉他一件真人真事。
审判纪尧姆时，检察机关认为这批挪威文件已落入我们手中。我们指示纪尧姆保持沉默，让西德人继续保持这种错觉。同时也是为了不伤害纪尧姆的自尊心。他对自己被判长期徒刑十分气愤。但一想到自己现在成了世界上大名鼎鼎的德国间谍大王，又不无安慰。纪尧姆是个爱虚荣的人。经我们首肯，他在回忆录里编织了一个神话，即在挪威搞到的这批文件代表了他间谍生涯的辉煌顶点。
一个情报首脑偶尔吐露真言时也没人相信。我在这里可以明言，在我们的档案里寻找勃兰特的那批挪威文件不会有任何结果。我这样说不是因为它们在1989年被销毁了。柏林墙倒塌后，人心惶惶。大批文件被销毁。这批年代已久的挪威文件根本轮不上立即销毁的份儿。我也好，手下的人也好，压根儿就没有看见过它们。档案里又怎么能有？我们对此事的一知半解还是西德方面在纪尧姆的审判中无意泄露出来的。与原件的丰富内容相比，我们听到的不过是只鳞片甲而已。
1973年夏天，西德反谍报机构完全有理由对纪尧姆的活动产生怀疑。一名反谍报官员在处理另一桩案子时，注意到了纪尧姆这个名字。此前他已知道，纪尧姆是格罗诺的朋友。虽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两人之间有联系，可纪尧姆这个典型的法国名字总是在他脑海里时隐时现。尤其致命的是，与格罗诺在西柏林同时被逮捕的那个来自东德的联络员违反了秘密工作的一切基本规则。他身上带了一张纸条，上面写了几个关键的字，以备遗忘。其中就有纪尧姆的名字。记下纪尧姆是因为我们让他敦促格罗诺断绝与纪尧姆的联系。我们当时感到他们两人过于接近。
纪尧姆最终还是栽到了他这个扎眼的名字下面。倘若他叫梅耶或舒尔茨的话，或许还能逢凶化吉。祸不单行，另一起巧合彻底断送了纪尧姆。这位注意到几起案子中均出现纪尧姆的名字的西德反谍报官员一天在餐厅吃饭，恰好与一位专门研究收信人身份不明的无线电讯的同事坐在了一起。两人聊起最近的工作。这一偶遇决定了纪尧姆的命运。
50年代期间，我们情报局使用苏联在第二次大战中用过的密码方式与海外的间谍联系。每份电文以一个数字开头。这个数字代表我们的某个间谍。西方情报组织借用电脑早已破译了这套密码。一旦知道每个数字代表我们潜伏的一名间谍，就可以对截收的电文进行登记，归类。电文内容先记录下来，最终也被破译。对每个收报的间谍都建立了档案。敌方惟一有待做的是把收报人的阿拉伯数字代号换成具体的人名。
1959年，我们了解到这一情况后，马上改换了密码和发报方式。同时还做出规定，发报时不得提及具体人名、地名和或接头时间。我们重新审查了一遍发给海外间谍的所有电文，确信给纪尧姆夫妇的电文没有露出半点蛛丝马迹。可惜，我们忽视了生日、元旦和其他一些家庭视为重要的日子里发出的例行祝贺电文。德国人很看重这类日子。对我们的间谍来说，这意味着他们是我们这个大集体中的一员。假如我们在这些事上不这么认真，西德恐怕永远也发现不了纪尧姆。
1957年，西德截获了发给一个代号为G的间谍的几份电文。第一份祝贺G的生日。另一份是祝贺G的妻子的生日。最后一份说：“祝贺第二个男人。”16年后，在科隆的那家餐厅，始终换而不舍地研究收信人不明的电文的那位西德官员听了同事的介绍后，猛然想起有一个代号叫G的间谍一直没有破获。此人50年代末开始活动，与社会民主党有联系，而且还收到东德头头们的祝贺电文，显然不是什么等闲之辈。
监听无线电通讯的这位官员找出档案，查到了这几份吊人胃口的电文。那份用隐晦语言提到第二个男人的电文最令他头疼。其实这份电文是祝贺纪尧姆夫妇第一个，也是惟…一个儿子皮埃尔的出生。两人为了搞清第二个男人指的是谁冥思苦想了好一阵子，直到其中一人想到，它可能指新出生的男孩。他俩仔细查阅了涉及其他案情的社会民主党人的人事档案。查到格罗诺一案时，果然看到了纪尧姆的名字。即使到了这一步，纪尧姆仍有一线生机。后来我从西德反谍报机构里的头号鼹鼠库龙那里得知，西德的分析人员否决了G可能就是纪尧姆的说法。理由是他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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