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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面人─原东德外国情报局长回忆录-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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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角大楼明智地对这类核心机密严加保密，没让他们的西德盟友知道。美国人觉得西德方面极易泄密。他们这样想确实不无道理。 与此同时，玛格丽特和歌德故事里与她同名的姑娘一样，开始受到良心的谴责。恰如这位伟大的德国戏剧家描写的那样，她坐卧不安，良知啃噬着她的心。当初说服她为我们提供情报花了不少功夫，虽然是给她所爱的人，而且是一名无害的丹麦情报部门军官。此外，继续与罗兰保持这种未婚同居的关系也使她这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感到十分不自在。
我们的间谍与流行间谍小说中的主人公有一点是共同的，都喜欢妙龄女郎，喜欢去昂贵的地方游山玩水。于是这一对去了瑞士风光秀丽的度假胜地阿罗萨，在那里度过了1962年的圣诞节及1963年的新年。度假期间，玛格丽特告诉罗兰，她必须向一位神父忏悔自己的行为才有可能继续为他干下去。而且她也不愿意继续这种关系，除非他答应结婚。罗兰说，结婚根本不可能，他为丹麦情报部门工作意味着随时可能被长期派驻外地。
至于玛格丽特想要仔悔的事，罗兰知道罗马天主教会规定对仟悔人的仟侮绝对保密，但他懂得一个优秀的间谍决不能抱有侥幸心理。他于是请玛格丽特耐心等几天，好为她找一个可靠的丹麦神父。当然，他不会去丹麦找，而是找到我们在马克思城的分局总部。分局总部的人立刻忙作一团。平时应急的招数是不少，可没有一条能马上变出一个会说丹麦语的神父。那头儿罗兰已经答应了玛格丽特。一个情报机构就像一位绅士，为了不让它手下的人失信总是竭尽全力。
我们于是演出了一场真戏假做的把戏，派一名特工装扮成军队里的牧师，事先教会他如何主持忏悔。可他对丹麦语一窍不通，于是又赶紧突击学习丹麦语，掌握一些送往迎来的词汇，以蒙混过关。最要紧的是得去掉他浓重的德国萨克森口音，代之以北欧口音。我们在丹麦的日德兰半岛上物色了一个小村庄，这里有座清静的小教堂。趁月明星稀之时，这位特工潜入岛上，溜进教堂，坐在忏悔室里神父那一侧。罗兰随后把玛格丽特带了进来，在神父面前袒露灵魂。毋庸赘言，我们的这位神父对她的行为表示出非凡的理解，并鼓励她在主的祝福下继续干下去。
我本来担心，整个安排可能以闹剧结尾，弄得不可收拾。没想到，这一招居然成功了。干间谍这一行，有时稀奇古怪的花招倒能奏效，简单易行的办法却行不通。至于道德方面，今天常有人问我，是否为这种手法感到内疚或羞愧。总的来说，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回首往事，有些做法确实过于出格。但在当时，我们认为，为达目的是可以不择手段的。
罗兰被撤回东德之后，玛格丽特断绝了和我们的联系。撤回罗兰是因为我们怀疑他已受到西德的注意和监视。玛格丽特曾跟新派去的罗密欧合作了一段时间，但两人的关系终未能持久。她答应当间谍只是为了罗兰。他走了，她也再无心干下去。
另一位超级罗密欧和罗兰不同，属于另一种人。谁也不会想到他会对女人有魅力。他叫赫伯特·施勒特尔，在德语里是个俗气的名字，人长得恰如其名，又粗又壮，宽肩膀扛个大脑袋，嗓门粗。我至今仍百思不得其解，他身上究竟有什么东西让女人着迷。反正他总有迷人之处，因为他成功地说服了两位在要害部门工作的聪慧过人的女秘书为我们提供情报。不幸的是，对于爱上他的女人来说，他是个灾星。两位女秘书均遭逮捕下场，而他每次都化险为夷。他的故事表明，利用罗密欧勾引女人做间谍可能导致截然不同的结局：或真心相爱，白头偕老；或以悲剧告终。
60年代初，我们派赫伯特去巴黎的法语协会。这个组织号称是秘书的摇篮。因为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多被送到这里学法语。赫伯特在这儿认识了19岁的格尔达，一个苗条、聪明的姑娘。两人堕入情网后不久，赫伯特向她吐露了真实身份。她于是同意想办法调到外交部，为我们通风报信。以后她积极地为我们搜集情报，成绩卓着。1966年起，她开始在泰尔科工作。这里是波恩外交部译码中心。西德所有驻外使馆发回的电报均在这里解译。赫伯特在波恩的掩护身份是商人。
泰尔科的内部制度说得轻点也是管理不严。那时使馆发回的报告都在收报机纸带上。格尔达常常把成卷的纸带塞进她那极能装的手提包里，带出大楼而无需经过任何安全检查。1968年，她被派到华盛顿工作三个月，接替休假的同事，在西德驻美大使馆里当译码员。这段时间，她向我们提供的情报最多，比如波恩与华盛顿之间的关系现状以及西德大使对美国国内和外交政策的评价等。同年，她回到波恩后，继续和赫伯特一块儿干。5年后，她被调到华沙。两地分居后，她和赫伯特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并开始酗酒。由于担心赫伯特去华沙会引起怀疑，我们仍让他留在西德。
不幸的是，她交了一位男朋友，是西德的一个记者。后来证明他其实是波恩的一名特工。她把一切告诉了这位男友。他劝她投案自首。所幸的是她仍念与赫伯特的旧情，及时打电话通知了他。她发出的信号是“去找咱们的朋友，有要紧事儿！”这是预先商定好的警报。赫伯特因此得以在对方收网前逃到东柏林。
后来发生的事颇具戏剧性。间谍小说里常有这类描写，实际情报工作中却极为罕见。赫伯特侥幸逃脱，回到我们这边。格尔达被藏在西德大使在华沙的别墅里，防止她与前东德官员发生任何联系。我们得到消息，两名西德情报官员已抵达华沙，准备提审格尔达。
那天晚上，我的紧急电话线铃声不断。我仍抱一线希望，也许格尔达会回心转意，回到我们这边来。我同波兰外国情报机构的同事取得了联系。他们答应将尽全力阻止她离开波兰。这次行动并不简单。每当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被卷入到两个德国的间谍战之中，我都感到不自在。尤其是波兰人。他们出于民族自尊心不能容忍我们监视他们与西德的关系。早在团结工会出现之前，东柏林与华沙之间的关系就十分紧张。我猜想，如果这次营救行动失败，我的波兰同事，波兰情报局局长米列夫斯基肯定会教训我一通。他是个激烈的民族主义者，后来担任波兰内政部长。
我们设置了最后一条“营救防线”。当西德驻波兰使团副团长亲自护送我们的目标来到机场，即将通过最后一道边防关卡时，一位波兰特工走到格尔达面前，告诉她波兰可以给她政治庇护。格尔达一瞬间犹豫了一下。陪同她的西德外交官吓呆了，以为自己马上就要因为眼睁睁让一个自首的间谍逃到共产党一边而成为外交史上遭人耻笑的话柄。但格尔达最终摇了摇头，上了汉莎航空公司的飞机。
格尔达一回到杜塞尔多夫的家，就因“特别严重的间谍案”受到审判，并被判3年徒刑，但由于她详细交待了过去为我们搜集过什么情报而受到从轻发落。我们尝试了一次大胆的营救，但失败了。这使我极为恼火。我觉得，在处理格尔达和赫伯特的爱情问题上，我们过于掉以轻心，以致酿成大错。此外，如何安置赫伯特也是一大难题。他这个人根本不适合在总部工作。再说格尔达一返回西德，他就完全暴露了身份。为了有时间想一想，我送他到保加利亚的黑海旅游胜地度假。
几周后，他回来见我。“我恐怕又给你找了个有用的女朋友！”他兴高采烈地说。我不禁大吃一惊。
度假期间，他在海边结识了一位美丽的金发女郎，叫达格玛。他用了另一个假名做了自我介绍（许多年里，他换了不知多少名字，恐怕连他自己也不记得了）。这次他又摇身变成里希特。达格玛告诉他，这次来度假是为了弥合一次痛苦的离婚给她带来的心灵创伤。赫伯特马上说，他也是离了婚的人，完全理解离婚给人带来的痛苦。随后，两人堕入情网。一天下午，他在她的房间浏览那一周的新闻杂志，忽然看到一篇报道格尔达受审的长文，还有一张他与格尔达的合照，一看就是他。他不由得大惊失色。文章绘声绘色地把他描写成一个邪恶的化身，一个毁灭女人生活的恶棍。他别无选择，只有向新交的女友说了实话。
所幸的是赫伯特的真诚感动了她，他们继续相爱。由于赫伯特在西德是不受欢迎的人，我们只好在周末请达格玛到东柏林来。她当时给慕尼黑的一位新闻记者当助手，对我们来说，并没有多大价值。过了一段时间，她对我们的周末款待深表谢意，并表示愿意为我们做点事。我们建议她学法语和速写，并为她付了学费，甚至还送她的幼女上一家瑞士私立学校。
达格玛应我们的要求搬到了波恩。但学习结束之后仍无法找到一份政府部门的工作。我们没有就此罢手。所有情报机构中，我们大概属于最耐心的。达格玛先给一位大学教授当助手。一年后，1975年秋天，靠了这位教授的关系，在施密特总理办公室找到了一份工作。
她受雇的最初几周，我们在东柏林极为紧张。每逢我们的人混到这一步都是如此，新工作单位的安全防范更严了。试用期的10周内，新雇员的履历和社会关系受到审查。达格玛很顺利地通过了检查。不用说，我们无法再邀请她来东柏林，但安排她去维也纳，日内瓦或因斯布鲁克与赫伯特会面。
她化名英奇，连续几年向我们递送了反映施密特班子内部的运转情况以及波恩政府成员的情绪的文件。其中一份报告很有意思。它透露了施密特首次会见吉米·卡特，讨论欧洲安全问题时气氛极为紧张。达格玛工作勤奋。同事们都知道她常常主动加班。谁因家中有事无法上晚班，或假日不能值班时，她都乐于相助。趁办公室人少之际她抓紧复印材料，或趁没人注意时偷拍下重要文件。
虽然她与赫伯特两地分居，但两人感情笃深。达格玛恨不得马上结婚。根据惯常做法，我们劝她为安全起见不要急于结婚。由于担心她会为此洗手不干，我们又一次演出了一场假婚礼。我们给她搞了一张使用她婚前名字的身份证，让她从波恩飞到维也纳，再换机到东柏林。我们带她来到利希腾伯格区的一个婚姻登记处。这里距诺曼大街国家安全部很近。
一切该办的手续都办了。主持婚礼的官员分别问达格玛和赫伯特是否是自愿结婚，然后照例讲了一通祝愿白头偕老、忠贞不渝的套话。在婚礼进行曲中，两人互换了戒指并在结婚登记册上签了字。他们刚一离开，这页纸就被抽走销毁了。不过，他俩还蒙在鼓里。达格玛被逮捕后发现她的结婚证明因为手续不全而无效时愤怒至极。
1977年，由于别人的原因，她的间谍生涯结束了。她在西德的联络员彼得·戈斯勒受到怀疑。彼得和他妻子古德鲁恩是化名潜伏在杜塞尔多夫的东德间谍。两人先去伦敦，在那儿摇身一变成了一对名叫安东尼·罗吉的英国夫妇，然后去西德定居。一次，西德反谍报机构用电脑对海外归侨的档案进行突击检查。戈斯勒夫妇引起了他们的注意。西德反谍报机构监视了他们一段时间。在一次搜查他们的房间时，查出了藏在蔬菜篮子里和浴室内的文件。其中包括施密特同英国首相卡拉汉密谈的记录。记录里写道，卡拉汉抱怨白宫不了解欧洲的现实，还用“傲慢、愚蠢”等字眼形容美国人。
调查人员很快就查出了这些记录从何而来。他们偷偷拍下了戈斯勒和达格玛的接头场面。戈斯勒夫妇又一次出门后，他们的家再次受到搜查。这一次查出了施密特办公室为1978年伦敦经济首脑会议准备的阐述西德立场的文件。达格玛受到逮捕和审判，被判4年零3个月徒刑。我本人受审期间，在杜塞尔多夫的法庭上遇见一位年长的看守。他曾见过我们的一些女秘书间谍，其中达格玛给他的印象最深。他告诉我：“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美的女人。”至于赫伯特，他的好日子就此完结，被迫在东柏林过着平淡无奇的生活，再也无缘去度假胜地谈情说爱。
加布里埃莱·加斯特是西德联邦情报局中级别最高的妇女，任负责苏联和东欧地区的高级分析员。在男人占统治地位的这一行业里，她算得上是凤毛麟角。她对东方阵营各国动态所做的有见地的分析摆在了科尔总理的办公桌上。科尔和她在西德情报部门里的上司没想到的是，这些分析材料也同时躺在我的办公桌上。
加比（加布里埃莱的呢称）为我们工作最初也是起于罗密欧，但我不想把她说成是朱丽叶，因为她是一位才华出众的妇女，她的行为完全是根据自己的信念。她出生于一个保守的中产阶级家庭，大学时参加了基督教民主青年运动……一个极其活跃的右翼组织。1968年，她来到了东德，为她的一篇论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妇女的政治作用的博士论文做准备。
在卡尔·马克思城，她结识了一个名叫施密特的汽车修理工。20年后，她才得知他的真名叫施奈德。他俩的邂逅绝非偶然。施密特是国家安全部在萨克森地区的军官，后来晋升为少校。他的粗狂性格对来自舒适安逸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女人极有魅力。她觉得他的名字太老式，亲呢地改称他为卡尔利施克。施奈德契而不舍地对她发起进攻，携她同游乡下。两人一起度过了一个浪漫的夏天。这时，施奈德透露了他的真实身份，把她介绍给他的上级，一个叫施拉姆的经验丰富的情报官员。
加比对意外地窥到东德的秘密兴奋不已。当她的新识请她合作时，她犹豫不决。他们告诉她，如果她不答应，以后将再也见不到卡尔利施克。她终于同意了。加比回到西德，继续在亚琛完成学业。不过每三个月来一次东德，接受间谍训练并与男友会面。
起初，负责她的东德官员并没有一定的计划，只想协助她在波恩找一份工作，比如在政府的某个部。就在此时，幸运之神降临了。我们并不是唯一对加比感兴趣的人。指导她做博士论文的老师是一位研究东欧问题的知名教授，叫克劳斯·梅纳特。他同西德情报部门有来往。据信他是为联邦情报局物色学者人选的招募人之一。加比是她的得意门生。1973年她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后，马上在位于慕尼黑附近的联邦情报局下属的普拉赫研究所找到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任政治研究员。
对此，我们当然非常高兴。我们没有食言，让加比继续同卡尔利施克约会。不久，两人在东德一处隐蔽地点庆祝订婚。施拉姆亲自到场祝贺，为他们开了一瓶俄国香摈酒，还带来一盘录有当地情报部门首脑对他俩的祝福磁带。我们对这种关系中含有的爱情成分始终非常重视。
加比干得漂亮极了。她使我们准确掌握了西方对整个东方阵营的了解程度以及所做的评价。80年代对付日益强大的团结工会时，这方面的情况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加比有一双敏锐的眼睛，知道我们会对什么材料感兴趣。她自己就是一位出色的分析员。她常常在博览西德有关东方阵营和苏联的政治和经济的机密材料之后，把我们可能感兴趣的东西整理成要点。
需要原件的时候，她就用微型相机偷偷拍摄下来，藏在假的洗涤剂瓶内。一开始，我们指示她把胶片藏在慕尼黑开往东德的火车上的厕所水箱里。后来觉得这种办法风险太大，且无法全部送出她提供的大量情报。于是改为派一名女联络员在慕尼黑的一个游泳池与她接头，两人利用改换房间的机会递送情报。我们事先从东柏林通过发报用暗语告知加比具体房间号码。
与我们多年合作之后，加比对自己的工作产生了极大的成就感。同时，她还继续利用节假日与卡尔利施克约会。对这对成绩卓着的相思鸟我们极为慷慨，送他们去阿尔卑斯山或地中海岸度假。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她对当初引她下水的卡尔利施克热情降温。我想，她一直没跟相貌平平的卡尔利施克断交的原因恐怕是同他保持关系仍给她带来快感。她是一个个性极强的女人，不愿循规蹈矩，在西德找个丈夫结婚生子。
此外，她还背负着另一个精神负担。她的嫂子收养了一个严重残疾儿。后来夫妇俩的经济条件实在难以支持。加比不忍心看这孩子再被送回残疾院，于是不顾自己异常繁忙的工作，承担起抚养的责任。因为担心自己有一天东窗事发，孩子无人照看，她陷入极端苦闷之中，几次流露出想洗手不干的想法。
我决心不惜一切留住她。1975年，我破例亲自到南斯拉夫和她见面。开始，气氛有些紧张。因为迄今为止，西德没有登过我的任何照片，我在她眼里不过是陌生的东德情报机构头子。不过，她很快恢复了平静，和我热烈地讨论起东方政策和东德的国内形势。她对东德的看法非常现实，不存任何幻想成分。我询问了她个人的情况，当然是指她在研究所的工作。卡尔利施克当时也在场。我们还讨论了她如何在联邦情报局内争取晋升的机会。我向她保证，在我的部门里她的身份绝对保密。她可以得到我的全力协助。以后，我们又在其他地方会面，如位于南斯拉夫达尔马提亚海边的斯普利特的一幢漂亮房子里。这儿是我们在西德的间谍休假的地方，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我来这儿同样没什么风险。
面对西德舆论对我个人的恶意攻击以及要把我方间谍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恫吓，她反而不再动摇。随着岁月的流逝，她在意识形态上的信仰越加坚定。和众多经历过1968年抗议运动的西德青年一样，她坚信西德没有真正反省纳粹的历史。一次，她寄给我一本介绍纽伦堡的书。纳粹曾在纽伦堡举行大规模群众集会游行。战后，战胜国在这里以战争罪审判纳粹战犯。她在书的扉页上写道：“旧秩序仍然隐藏在新秩序的后面。纽伦堡审判30年后，必须继续为争取新社会而斗争。”
最初与卡尔利施克相识的兴奋过去之后，加比是否还真的爱着他，无人知晓。但我确知，她对我们的情报部门产生了感情。与我们的合作对她来说有一种浪漫色彩，给她带来感情和事业上的满足。听上去有点怪，其实不然。一个情报机构对一个出色间谍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可以起到谈情说爱的作用。对加比来说，这种体贴关怀尤其重要。我们注意隔段时间就请她来东德，以奖励她的出色成绩。这样的会面给她一种感情上的寄托，每次都非常愉快。
加比与我们的两位高级官员关系甚笃。他们像父亲一样关怀着她。其中一位去世后，她请人代她向他在东德乡村的墓地献了花。至于她和我的关系不太容易说清。她需要感到我对她格外重视。我于是常对她表示关心。她的聪敏很惹人喜欢。我从未和一个间谍有过这样密切的关系。
偶尔她会在信中流露出隐隐的委屈，好像觉得自己是一个被利用的恋人。但东德之行总给她一种在自己国家感受不到的所属感。她会在距巴伐利亚边界不远的风光秀丽的福格特兰地区与卡尔利施克幽会。这里既有清新的田园风光，又有19世纪浪漫主义情调。东德的一些偏远地区常可以看到类似景色。一个叫林达的女房东照料她的起居。林达难懂的方言和松软的当地风味的饺子都让她喜欢极了。在这里，她听到了从未听过的东德方言，吃到了从未品尝过的风味饭菜。我们请到东德来的西德人常为这种体验激动不已。不时地请加比到东德来好似走平衡木。一方面她可以借此得到精神上的慰藉，另一方面风险也越来越大。西德规定在要害部门工作的人，尤其像联邦情报局这样机构里的工作人员，不得到东德旅游。我们潜伏在这类部门里的间谍每次来东德都要冒很大风险。因此，我们不得不逐渐停止这种做法，不再请她来东德。她为此情绪低落。
一次，她在给我的信中流露出深深的忧虑，担心随着她在西德情报局内的地位越来越高，风险也会越来越大。我感觉到，她渴望得到来自更高一级的保证，于是邀请她来东德。她在回信中说：“不管风险多大，只要能在那种亲切的气氛中见到你，和你交谈，再难也值得。无论现在还是将来我都这样认为。”我不得不面对这一事实：加比虽是个出色的间谍，但不大好伺候。她为我们工作期间，我先后共和她见过7次面。
我发现，这种所属感……感到自己属于某个小团体，某个为了崇高理想而奋斗的由优秀成员组成的秘密组织，对于那些出身中上层阶级，个性强而复杂的西德人尤其重要。人们经常问我，为什么我们吸引了大批这类家庭背景的人为我们工作。部分答案也许就在这里。我们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把个人理想与为之献身结合起来的机会。这在许多发达国家的社会里并不常见。
80年代期间，加比倾注全力分析北约组织在东西方问题上的研究成果以及里根咄咄逼人的反共政策所造成的后果。她和我一样，为安德罗波夫1984年逝世后苏联阵营内越来越严重的停滞不前感到忧虑。这时，阿富汗已把莫斯科拖得寸步难行。我们都意识到苏联外交政策上的严重失误以及它给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造成的影响。
出乎我意料的是，从70年代末起，加比开始提出一个观点，认为自发的改革运动有可能扩展到波兰以外的其他卫星国。她的看法尤其令我惊愕，因为它与我自己最近萌生的一些想法不谋而合。但那时我还不愿，也不能公开我的看法。现实高官方的宣传越来越远，与马克思的理论也南辕北辙。我对时局感到困惑，尽量强迫自己不去想这些事。
加比在事业上青云直上。下面的例子反映了她所受到的极大信任。1986年，她奉命为西德总理准备一份关于西德公司涉嫌参与在利比亚建造一座化学武器工厂的报告。这是一个高度敏感的事件。一年后，她被提升为西德情报局苏联阵营政治司副司长。这是由妇女担任的一个极为高级的职务。我们让她自己决定提供什么情报。和她的西德同事一样，我们对自己的专家绝对信任。
生活在这样一个镜子世界里，人们自然会问：加比究竟是哪一方的研究员？我可以说，她既为我们，也为西德情报局提供了完全客观的分析。她知道我们的兴趣所在，三言两语就把我们需要的情报归纳出来。她的报告一般不超过4到5页。也许她为了填补感情上的空白才一心扑在研究上，不管是为我们还是我们的敌人。最重要的是，通过加比，我们掌握了西德情报局在东欧及东德问题上的思想动态，从而使我们能从他们的角度看问题。加比为我们工作是出于坚定的个人信念。但和潜伏在其他要害部门的间谍一样，只有为敌人器重的人才有可能接触到我们需要的情报。
根据加比提供的消息，我们还掌握了一些可能潜伏在东德的西德情报局特工人员的线索，虽然这方面的情报是第二位的。更重要的是，我们通过西德的所谓“黄条情报”扩大了对世界其他国家的了解。黄条情报是指西德情报局搞来的关于自己盟友的情报，主要通过西德设在西班牙在大西洋海岸科尼尔一加的斯附近的一个代号“北极海”的监听站得到的。“北极海”建于30年代纳粹与佛朗哥政权关系密切时期。这项代号为“佳肴”的监听行动监听美国大使馆与中央情报局地面站使用的欧洲与西非和南北美之间的通讯线路。西德情报局里所有涉及其盟国的情报上都加有一条黄线，确保它们不致被误转给盟国，以免在伙伴面前泄露天机。受过专门训练的西德情报人员和警察用解码技术可以破译14个友好国家的无线电信号。西德情报局和土耳其情报组织有密切的合作关系。1982年福克兰群岛战争期间，西德是惟一能够替英国破译阿根廷无线电通讯的国家。由于西德的这种技术能力，加上我们通过加比和其他间谍对这种能力的利用，我们搜集起情报来更加便利。西德人偷偷摸摸干着这种窃取美国盟友情报的勾当，我们则坐收渔人之利。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垮台之后，加比暴露了。我后悔莫及。当初让她早点脱身就好了。那样她可以隐藏得更深一点。直到最后一刻，她都没有出半点纰漏。1990年初，当我们认识到德国统一势在必行时，我的继任人把她叫到萨尔斯堡通知她，我们的工作即将结束。所有涉及她与我们合作的文件已经销毁。
然而，统一临近之时，一些曾在东德情报局干过的人为了使自己免于受到西德的起诉，不惜出卖他人。我们的一位高级官员，卡尔·格罗斯曼上校（与接替我的外国情报局局长沃纳·格罗斯曼同性）的背叛最为恶劣。虽然他并不直接了解加比的身份和活动，但他向西德方面提供了他偶尔听到的一次谈话，即西德情报局内的一位高级女官员是我们的间谍，她有一个残疾的孩子。
这点线索足以置她于死地。1990年下半年，她正要跨过德奥边界，最后一次与主管她的东德情报官员见面时被捕。东德情报部门这次召她好像是要授予她长期服务奖。直到最后，她还对这类显示我们对她的尊重的活动极为重视。
不少人想弄明白为什么这些女人愿意为我们工作。探讨这一问题的文章书刊更是层出不穷。她们在加入我们组织之前均是在西德政府部门里工作的西德公民。有些人逐渐接受了社会主义信仰。但大多数人不过是堕入情网，爱上一个男人之后才答应为我们工作。她们深知，有一天她们也许不得不离开家人，放弃西德优越的生活条件，逃到东德避难。东德对她们极为陌生。它在外界的名声也并不那么好。可她们中的不少人在离开间谍这一行之后在东德确实又开始了新生活。
赫夫斯因为拒绝收回要求移居东德的申请，在联邦德国一直服满刑期。最终被获准与她在东德的丈夫团聚。布罗斯策和她丈夫在东德的图林根地区定居并收养了一个孩子。以后这对夫妇又生了一个孩子。布罗斯策为此欣喜异常。英格·戈利亚特与丈夫在柏林附近的乡下过着恬静的生活。黑尔佳·勒迪格和丈夫一起搬到柏林。丈夫去世后，她仍住在那里。我只见过她一次，是在1996年夏天的一次生日晚会上。
自然，要这些曾为我们工作的女人逐渐适应另一种社会制度相当困难。我们的政策是安排好她们的生活，让她们过得舒适而又尽量不引人注目。在为一个机密情报部门工作多年之后，这种结局显得格外冷清。布罗斯策就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整天缠着当地党的负责人，要求给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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