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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面人─原东德外国情报局长回忆录-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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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通过波斯特的表哥卡尔·博姆认识他的。他俩从小在纽伦堡市一起长大。童年时代，博姆在波斯特眼里俨然是一个大哥哥和生活的楷模。他跟表哥无话不说。纳粹上台后不久，博姆因为是共产党人遭到逮捕，在达豪集中营关了6年。少不更事的波斯特不明白为什么把他崇敬的表哥从身边夺走，一直盼望表哥回来的那一天。父母多次向他暗示，关在集中营里的人有时是回不来的。但他仍不死心。
博姆刑满出狱后，波斯特的父亲在自己门脸儿不大的照相馆里给他找了份工作。对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人来说，这是很有勇气的举动。不过街坊四邻都知道波斯特的父亲是个埋头苦干的生意人，从不沾政治的边儿。30年代，照相馆的生意越做越大。战争爆发后，老波斯特的生意更加红火，为身着戎装的青年拍下一张张照片。这些照片往往是他们的妻子和亲人保存的生前最后一张照片。
第二次大战期间，博姆因参加过共产党被编入最危险的罪犯大队。纳粹把他们认为思想上不可靠的士兵都编到这支部队里，派他们执行自杀性的任务。然而博姆大难不死。波俾特则在前线的一支防空部队里服役。战后两人重逢后，商定一起成立一家出版社。波斯特日后告诉我：“博姆向我讲述了他对一个新型的和平社会的憧憬。1945年后的日子里，社会上盛行虚伪之风。他却不怕受迫害，大胆陈述己见，我感到痛快极了。博姆的为人体现了表里如一的品质。”
战后，博姆继续公开地宣传共产主义。美国占领当局因此拒绝给这对兄弟发营业执照。博姆一怒之下，离开表弟，跑到东德。波斯特来到父亲的公司工作。他是一位年轻有为的企业家。在他的领导下，公司规模10年内扩展了10倍。他用他的那部分公司利润分成买下了位于纽伦堡郊外的一家印刷厂，西德成立后，它成了规模最大，效益最好的印刷厂之一。
博姆事业上也很成功，虽然是在另一个具有不同价值观的社会里。他在文化部管辖的东德印刷行业里担任文化出版局局长。该局里派驻有情报局的人，一至两名安全部出版处的官员。到底是博姆介绍他们认识波斯特的，还是像我当时听到的那样完全是巧遇，我不得而知。反正50年代中，这两位官员在莱比锡贸易展览会上结识了年轻的波斯特。与他交谈后发现，他理解东德对西德重整军备的关切。我们的人于是建议他打入阿登纳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向我们提供有关该党的情报。
这一下可惹恼了这位惯于独断专行的企业家。波斯特约见了表哥，并向他表示，他很乐于协助东德了解更多的西德政治情况，但不会当它的傀儡。说来也巧，我那年夏天在捷克的温泉疗养胜地卡尔斯巴德刚好遇到博姆。他在那儿正接受降血压的治疗。“我表弟个性很强，不会随波逐流，也受不了别人的指手画脚。可他想就两个德国之间的政治关系交换看法。你干吗不直接找他谈谈？”他问我。
我第一次见波斯特是在博姆位于东柏林郊外的周末别墅。波斯特不客气地批评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现状。我试图向他解释，许多过火行为都是对付西德威胁的结果。他摇摇头，大不以为然，活像是视察一家经营不善的工厂的管理学咨询专家，指出我们的问题主要是人为的。从边界警察粗暴地对待外国旅游者，到造成经济一蹶不振的官僚主义和效率低下。“就拿那些糟糕的国营商店来说吧。如果交给我管，我可以让它们和我在西德的摄影店一样，买卖兴隆，财源滚滚。”
当时，我的思维方式还停留在对待一切社会主义事物只看其光明的一面的水平上，对波斯特如此尖锐的批评感到很难接受。听着他不加掩饰地…一数落我们的种种失败和缺陷，我颇感恼火。然而在有些问题上，我不得不承认他讲的有道理，如我方宣传内容极端枯燥无味，而且以偏概全。
尽管波斯特对东德的弊端看得很透，他仍认为东德的社会主义制度，尤其是它的福利制度和反法西斯传统比西德的资本主义制度更优越。他在自己的企业里推行劳资合营的做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的这种政治倾向。波斯特和我们的许多商人间谍一样富于幻想。一分钟前，他可以就是否向德国市场引进日本照相机和电器产品作出全面严谨的分析。他正是靠这一战略一跃成为百万富翁。转眼之间，他又沉湎在对一个更合理、更合乎正义的社会主义欧洲的幻想之中。
我对他日常的具体工作十分着迷，渴望从他这里更多地了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我们对这一制度口诛笔伐，其实并不真正了解它。而波斯特却想拉着我讨论马克思主义理论。也许我这个社会主义者的躯体内有个资本家拼命想挣脱出来。而波斯特的情况正相反，一个社会主义者竭力想钻出一个资本家的躯体。反正我俩成了好朋友。我们的友谊并不限于情报工作。
波斯特告诉我，他讨厌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军国主义色彩和信奉的那一套普鲁士价值观，实在做不到与这些人为伍。基督教民主联盟成员使他想起二次大战前保守的天主教中间党。面对希特勒的威胁，该党毫无作为。他最后加入了自由民主党，一个战后成立的政治上属于中间派的政党。企业家通常选择该党，作为自己政治上的归宿。波斯特以自由民主党员的身份，利用各种关系探听西德重要人物的观点，如日后成为西德总统的瓦尔特·谢尔和自由民主党党魁蒙德。蒙德并没有怀疑波斯特是间谍，但知道他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有联系。有些社会知名人士严守一条微妙的界限：一般交往可以，替外国搞情报不行。
1963年，年迈的阿登纳终于被迫辞职。他的继任人维格·艾哈德邀蒙德入阁。蒙德这位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不主张他的小党与保守党人的政府组成联盟。我知道蒙德同情缓和的观点，于是劝说波斯特说服他的朋友加入政府。蒙德最终同意进入内阁，任德国事务部部长。我觉得他在这个位置上更易受到我们的影响。
我们绝对不会笨拙地直接请一位部长当我们的耳目。只要他与为我们提供情报的老友和同事无话不谈，也没有这个必要。我们甚至还给蒙德起了个化名，叫埃尔克。东德垮台后，像这样载有某知名人士观点的档案上起有化名的情况造成极大的混乱。人们误认为，情报局档案里有某人的化名卡片就意味着此人自愿做我们的间谍。其实有不少人处于灰色地带，只被列入消息来源而已。我们不想过于强求他们，担心这样做反而会使他们意识到不能背叛祖国，从此断绝与我们来往。
当初我们打算从西德外交部长根舍的经历中查寻是否有不利于他的材料时，也给他起了个化名，叫郁金香。1989年他知道此事后十分恼火。根舍自幼在东德的哈雷市长大，对我们的手法比较熟悉。他猜到自己会是我们严密监视的对象，因此平时与人交往格外谨慎。我们自然查了他个底朝天，阅读了他写给哈雷老友和家人的所有信件。每次他来哈雷，均被置于监视之下。有人提出根舍在哈雷上学时曾与苏联占领当局有染后，我们彻底调查了此事。我现在可以肯定地说，根舍年轻时没有干过任何见不得人的事。
波斯特应我们要求加入了自由民主党后不久，即向我们提出一项不寻常的请求。他想成为东德统一社会党的一名党员。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为此征求了熟悉党章的同事们的意见。他们告诉我，严格地讲，一个不是东德公民的人不能成为我们的正式党员。连党的西柏林支部也是作为另一个组织注的册：西柏林统一社会党。
我反驳说，对一个献身于我们事业的西德人，我们党不能拒之门外。于是破例吸收波斯特入党。经过了两年预备期的考验后，他从预备党员转为正式党员，成为党内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百万富翁党员。我们让他看了一眼自己小小的红色党证，但没交给他，而是锁进保险柜里，留在东柏林保存。他显得有点失望。我安慰他说：“党证可不能走哪儿带哪儿。万一你的钱包丢了，落到警察手里，发现大亨波斯特居然是一名东德共产党员那还了得！”
鉴于波斯特认识许多商界和政界要人，我们决定给他派一名联络员，这样他可以随时把情报转给我们。波斯特根本不认为自己是间谍，也不会接受任何秘密工作的训练。联络员化名奥普蒂克，假称当年从东德逃到西德。为了不引起外人对波俾特家里住进一个陌生人的怀疑，他扮成波斯特孩子的私人教师。然而奥普蒂克远远不止是一个信使。他在波恩也有自己的关系网。此外，德国工业学院和各企业家协会里也有他的人。除了波斯特提供的情况外，他还加入补充。以后他俩提供的情报量越来越大，我们不得不增派一名特工协助波斯特和奥普蒂克。
60年代初，我们开始为波斯特的安全感到担心。我发现，他对自己的私人秘书诺伊曼透露了他的秘密活动。这步失着恐怕与他天真而又傲慢的性格有关。身为腰缠万贯的企业家，雇有成干的职工，拥有数栋别墅，还有一架供他驱使的私人飞机，他以为生活就该称心如意，手下的人就该忠贞不贰。可他错了。
不过迄今为止，一切还算顺利。我和波斯特常常一连几个小时探讨如何引导产业界和两个德国之间的贸易，克服波恩政府奉行的哈尔斯坦主义设置的障碍。根据这一主义，西德不给予任何承认东德的第三国外交承认，迫使他们两者之间必选其一。如此一来，大批国家纷纷却步，只有亲苏联的国家承认了东德。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与波斯特这样的人保持往来有点像是一条与西德接触的外交渠道，尽管西德当局并不知情。
当时西德的新闻媒体强烈反对缓和政策。波斯特建议办一份新闻杂志，促进两个德国之间的缓和。我心里直嘀咕，一个门外汉能搞起来吗？出乎我意料之外，波斯特居然办起一份电视广播报副刊，起名叫《RTV》，以此为一份发行量更大、政治上更具影响的杂志做准备。
1967年，厄运终于降临了。波斯特被他的私人秘书诺伊曼出卖。令我们震惊的是，出来为检察官作证的不是别人，正是我们派去的奥普蒂克。无疑，这家伙是为了自保。
波斯特被捕后，在一项声明中仍坚持认为，他与我们的合作不算背叛行为。他在这份富于戏剧色彩的声明中说：
不错，我是一个百万富翁，也是马克思主义者。我既是德国自由民主党党员，又是德国统一社会党（共产党）党员。我捐钱给自由民主党人参加竞选的同时，又向统一社会党交纳党费。
我家在西德，去过东德讨论政治问题。难道这有什么大逆不道的吗？
我的回答是：没有！
可惜他的这一逻辑没能打动西德检察官。法院判他2年零9个月的徒刑。整个审判期间，波斯特始终举止安详。当问到与我的交往时，波斯特回答道：
“沃尔夫将军待人和蔼可亲，又让人觉得若即若离。他乐于开诚布公地讨论各种观点，哪怕是与官方观点不同的看法和意见。他和我是一类人，身着剪裁合体的西装，谈吐风趣幽默。坦率地说，不是所有东德官员都像他那样。
以后许多年，他对我的这番描绘一再为各家报纸所引用，还附上一张看上去温文尔雅的男人照片。此公当然不是我。到底是何许人，我始终不得而知。由于西德人找不到我的照片，这些报纸只好随便找个人将就一下，演出一场移花接木的把戏。
今天，波斯特摄影连锁店的霓虹灯招牌在前东德的各大城市中心忽明忽暗，和前西德领土上的其他波斯特连锁店毫无二致。我的这位朋友渴望市场经济有一天在东德领土上蓬勃发展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我俩一生的悲剧在于，实现这一愿望的代价竟是我俩不同程度上所信仰的东德社会主义制度的垮台。
关闭边界意味着，我们情报局的工作方式不可避免地变得更加复杂，而且很不幸，也更加昂贵。同提供情报的人接头，间谍的往来旅费以及发展新耳目都需要外汇。而外汇却越来越难搞到手。向间谍提供技术帮助，购买侦听器材、高频无线电放大器、译码机和其他我们迅速落后于美国和西德的设备也离不开硬通货。最佳的办法是买一台最新设备，然后仿造。然而几乎所有这类设备都被列入美国人控制的禁止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的商品单子里。我们必须想办法通过关系搞到这些设备，又丝毫不留痕迹。此外，报销潜伏在西德的间谍的各项花费以及拉拢潜在的告密人也少不了外汇。这方面我从来不吝啬。西德人喜欢自己成为一国情报机构追逐争取的对象。出手越大方，他们越有可能受宠若惊，答应我们的要求。倘若我手下一位在西德的间谍设法结识了波恩某个政治家，外交官或商界人物并请他喝酒吃饭的话，他去的餐馆不见得很豪华或时髦，但肯定有档次，属于那种趣味高雅的有钱人去的地方。餐馆里的葡萄酒也得是上乘的。要让任何思忖是否向我们提供情报的身居要职的西德人感到，他是在与一个言而有信、财大气粗的机构打交道。我决不会像一些苏联同事那么抠门儿。他们对钱斤斤计较是出了名的，浑身上下透着一股子小家子气。
早期，我们为了应付以上各种需要四处搞外汇，并没有固定的来源。随着情报局编制的扩大，工作面也越铺越大。到了修柏林墙时，过去的筹款办法已不能满足我们的外汇需要。正是出于搞到外汇的需要，我结识了东德的金融怪才沙尔克。沙尔克身材魁梧，方下巴，宽胸脯，说起话来声如洪钟。60年代中，我的副手弗鲁克将军介绍我认识了他。弗鲁克任国家安全部庞大的东柏林司司长期间，曾与两位东德商人打过交道，一个叫戈登堡，另一个叫维施纽斯基。西德人一般以为东德没有私人企业家。其实并不然。只不过东德的私人企业家在社会上居于不显要的地位，并且受到国家的密切监视。到头来大多数商人都听命于国家安全部。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通过有限的出口赚取到的外汇始终远远不能满足它的外汇需要。戈登堡和维施纽斯基提议，东德政府允许他们从事股票和期货交易。作为交换条件，他们向国家上缴一定份额的利润。沙尔克当时是两德间及对外贸易部里的一位踌躇满志的官员，与两人达成了这笔交易。利润提成部分经沙尔克之手转交给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用于资助西德和其他国家的某些政治组织。然而聪明过人的沙尔克决不甘就此罢手。从60年代末起，东西德之间的关系逐渐走向缓和。东德领导人利用对外贸易部内负责这项工作的原班人马另外成立了一个新的秘密机构，由沙尔克负责。该机构的任务非常简单：通过一切手段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搞到外汇。
我们需要有一个熟悉西德股票市场、金融规则和隐含条款的中间人。沙尔克无疑是最佳人选。他有完全的行动自由。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可以为所欲为。与他打交道的西德商人和政要哪儿知道，沙尔克其实是国家安全部里的一名上校。他的真正老板是米尔克，同时还直接向接替乌布利希的党的领袖昂纳克和负责经济事务的政治局委员冈特·米塔格汇报。沙尔克成了一名“负有特殊使命的军官”。通过与情报局科技处的密切合作，沙尔克搞到了属于禁运物品的西德造计算机和其他高技术产品。我们局帮助沙尔克判断哪些西德供应商有可能愿意卖东西给东德。东德的工业部门和军方愿意出比市场价格高出一倍的钱。
沙尔克把他一手把持的这个机构命名为商业集团，简称科科。这个名字起得妙极了。不仅全名听上去体面，对西德人来说，简称听上去也很活泼引人，散发着时代气息。在沙尔克的领导下，该机构迅速扩大。沙尔克本人不久即以“捞外汇的人”远近闻名。
获取外汇的主要来源还是通过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与西德政府及一些主要教会之间的秘密谈判。我方要达到的目的非常简单：以人换货。对于到手的货，我们既可以自己用，也可以转手卖给别人，赚取外汇。1964年到1990年期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一共释放了3万3千名政治犯和ZI万5千余名公民，让他们与家人团聚。与此同时，西德付给东德34亿马克。其中大部分钱经沙尔克之手。
1989年以前，除了酉德狭小的金融圈子内的人外，普通西德人对沙尔克的背景一无所知，甚至连科科这个名字都没听说过。东德人更不待言。我个人主要通过莱比锡贸易展览会与沙尔克打交道。对我来说，这次展览会是从西德商人中物色潜在的发展对象的大好时机。展览会期间，我的副手弗鲁克将军负责国家安全部的所有情报活动。弗鲁克摆出一副玩弄他人于股掌之中的神态，无视情报工作之大忌，在豪华的阿斯托里亚大饭店进进出出，俨然一位贵宾。每天晚上都可以看见他坐在饭店餐厅深处的一张桌旁，身边簇拥着东德的商人和外贸代表，包括沙尔克。
沙尔克在国家安全部内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所有部门都有求于他，渴望从他这里了解情况，捞到一些器材设备和经费。这中间如果有人利用财会制度上的漏洞贪污易如反掌。1982年，米尔克和沙尔克同意加强对国家安全部与科科交易的管理。以前是国家安全部的下属部门根据沙尔克的推荐直接与西德公司打交道。现在改为统由沙尔克负责。每年，沙尔克和他的两位副手再加上我开一次会，研究下一年的工作安排。通过科科我每年可拿到大约100万西德马克，用于特殊采购。这笔钱不到我们局每年外汇开支的十分之一。其余部分来自国家预算。
国家安全部还利用沙尔克成立的数十个冒牌公司做掩护，从事各种活动，从进口汽车到将东德政府收藏的艺术品偷偷运给西方的经纪人，以充实国库。国家安全部的主要预算用于技术工作，如伪造护照、特殊用途的摄影室等等。上述公司则协助我们搞到禁运物资，如化学品和微电子设备。东德领导人还可以从沙尔克这里弄到小汽车、录像机、高级家具和其他奢侈品。
我和沙尔克关系一般，只与他在黑海海滨度过一次假。他谈吐风趣。想想他原来不过是一名东德贸易官员（通常是些乏味平庸的人），如今一跃成为挣脱了无聊的意识形态之争的赫赫有名的人物，令人刮目相看。在他眼里，东西方之间的冲突不过是给做生意添点麻烦而已。经商才是他最爱干的事。不管什么人，对他都有用。他是个工于心计的人，本质上为人冷酷。
1983年时，沙尔克已红得发紫。昂纳克和米尔克托付给他一项最敏感的财政任务：挽救东德免于破产。昂纳克为了收买人心，增加了消费品的进口，并在他热衷的住房建设项目上投入巨资。东德收支因此出现严重逆差。沙尔克谈成了一笔价值10亿西德马克的贷款。东德得以用这笔钱偿还拖欠西德银行的债务。经过巴伐利亚肉类进口批发商美尔茨兄弟俩的通融，施特劳斯同意为这笔贷款担保，条件是东德放宽西德人去东德探亲的条件。美尔茨兄弟从东德进口优质牛肉（如此一来，牛里脊肉几乎从商店绝迹，虽然东德牛肉产量很高）。沙尔克和施特劳斯成了政治上无话不谈的朋友，常在一起谈论上层社会的轶闻趣事。沙尔克将听到的情况再向国家安全部汇报。我认为，这桩集货款、肉类出口、进境条件和政治情报为一体的怪诞交易毕竟还是利大于弊。不过，不少人恐怕在这期间利用规章制度的空子发了横财。
德国统一后，一些法院为了弄清这桩交易中哪些活动属于非法调查来调查去，始终一无所获。一些人批评施特劳斯为这笔贷款担保，因为东德借此得以苟延残喘。然而导致东德最终覆灭的原因并非是火烧眉毛的财政困难，而是整个制度政治经济上的破产和人民的背弃。
回首过去，我常想，会不会有另一种结局。我个人的看法是，如果不关闭边境，东德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坚持到1961年后很久。经济上面临的巨大压力，外加只是一个国家的一半所内含的脆弱性（而且历史上一直是德国较不发达的一半）注定了我们的命运。然而我方沿边界线筑起混凝土墙之日，即埋下了东德覆灭的种子。切断我国人民与更吸引人的另一半德国的联系不失为蛮横有效的一招，但只是权宜之计。从长远看，这是一场灾难。西方借柏林墙这一发人深思的象征攻击东德政权失道寡助，并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的同情和共呜。我认为，这也是决定了冷战结局的关键因素之一。无论我们这一方如何运筹帷幄，施展外交手腕或是极尽间谍之术，都无法改变这一结局。
第八章 为了爱情
爱情与情报工作之间的联系决不是我的发明。有史以来，情报部门就利用男女关系接近它们感兴趣的人物。倘若我能在间谍史上留名的话，那恐怕是因为我将这一手段运用得炉火纯青的缘故。我手下的罗密欧式的间谍为了刺探一国的国家机密，想方设法赢得掌握这些机密的女人们的爱情，为此在全世界臭名昭着。起初，我完全没料到利用色情搞情报收获如此之丰。就我而言，色情手段只是一个既无资金，又无经验的情报机构所能使用的多种手段之一。不过历史上这方面的例子很令人鼓舞。
在摩西经第四卷里，上帝命令摩西派人去迦南搜集情报。摩西挑选了12个人，分别来自不同的部落。其中一个人是嫩的儿子荷西阿。他甚至还有一个化名，叫约书亚。这完全是情报机构的做法。12个人探听到关于迦南的巨人以及这块富饶土地上的农业政策的消息后，顺便砍下了一支结着累累葡萄的葡萄藤回国复命。因为太沉，其中两个人不得不用一根杠子把它抬回来。约书亚成了摩西的继承人后，他派到杰里科的两位使者溜到放荡的喇合家里过夜。世界上最古老的两个行业因而首次相遇。杰里科国王手下的反谍报人员告诉他，有两个陌生人在喇合家里过夜。喇合看见道德卫士走近她家时，赶紧把两名间谍藏到房顶，对前来调查的人坦白说，她确实和这两位男士睡过觉，可他们已经走了。我不禁想，喇合救了两名吓得失魂落魄的间谍的命。在爱情与间谍这一行中，喇合的一位后继人是玛塔·哈利，一位丹麦妇女。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她为德国出过力。不过她是一名蹩脚的间谍，1917年受到法国人的审判并被处决。这种人我是不会用的。
本世纪里，妇女在情报机构里的作用已超出了扮演善良的妓女或勾引者的角色。从前男人担任的要人秘书的工作已由她们取而代之。随着女权主义的兴起，她们自己也当上了政府部长，政治家的顾问或高级学者，成了国家机密的知情人。罗密欧式间谍的应运而生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手下的第一位罗密欧始于50年代初。他化名费利克斯，真名至今无人知晓。还在学生时代，他就引起了我们的注意。那时，我们定期派专人到下面各省去物色潜在的间谍人选，挑选方法跟东德物色体育人材的做法差不多。其实派去物色体育人材的人也属于国家安全部，只不过是另一个处。他们到小学操场上去选拔体操和其他项目的运动员幼苗。我自认为，世界上所有的罗密欧式间谍中，我们情报局挑选的罗密欧们名列前茅，完全不比选出的东德体育苗子逊色。
筛选过程极其严格。从党组织，大学或青年组织中选出的每100人中，经过我们对他们的背景和档案的研究，只有10个人参加面试。最终，10个人中也许只有1人被录用。
1952年春天，我和另一位高级官员一起来到德国东南部的一座小城市。费利克斯当时正在当地的一所大学里主修工程学。他是一个聪明认真的人。当我们透露了真实身份以及此行的目的时，他显得颇为惊讶，担心学业会就此中断，反应并不热情。当时我们急需派人潜入西德，于是向他解释说，当间谍日子过得并不坏，绝对比在国家机关的某个部门默默无闻地干一辈子要实惠得多。
像对所有新手一样，我们先派费利克斯出一次差，去汉堡，并且告诉他，这是一次紧急任务，不是训练。我们将通过这次任务考核他在压力下的应对能力。
他同火车站附近的一个人接上头后，下一步应当去防波堤。等候在那儿的另一个人会把情报交给他。出发前，我们已教给他各种办法判断自己是否被盯梢。费利克斯仔细研究了示意图，上面标出了他有可能被监视的几个视角以及如何在人群中避开某些位置。当然，不管研究多少份示意图，也不敢保证没人监视。我们有些具有几十年丰富经验的特工人员就是因为觉得自己没被盯梢，而实际上已在敌人监视之中而翻了船。干这一行的一条基本规则是，永远不要以为你没有受到监视，哪怕是最老练的间谍也是一样。
我们的这个学生一下火车就断定有人在跟踪他。他吓出一身冷汗，可怎么也甩不掉这条尾巴。不管走到哪儿，这个穿灰大衣的人始终形影不离。到了桥上时，他已感觉有整整一群穿灰大衣的人在后面盯梢。其实当时正值流行这种样式极一般的灰大衣。可他并没因此定下心来，还是觉得每一个穿灰大衣的人都是对方的特工人员。于是他向等候在桥上的接头人员做了一个事先商定好的警告暗号，并把腋下的报纸换成某个角度，表明中止这次接头。情报也没取成。
后来，费利克斯成了潜伏在波恩的一名出色间谍。提起他的第一次砸锅，仍常令我们捧腹。然而这件事在我考核新手试用阶段期间的表现时给了我一个重要启示：不是每个间谍生来就是詹姆斯·邦德（美国电影《007》中的男主角）。紧要关头，只有经验丰富、谨慎小心、有条不紊的间谍才能做到处乱不惊，对面临的危险做出明智的判断。
费利克斯利用假证件在西德安下身，开始在一家生产洗发剂和美容产品的公司做推销员，这家公司的总部在科隆。我们希望他能设法打入位于科隆的西德反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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