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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大将:粟裕传-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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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声和“缴枪不杀”的呐喊声响成一片。突击队迅速冲破铁丝网和其他障碍物。敌人来不及从掩蔽部里跑出来，就被炸了个人仰马翻，不是丢了命，就是当俘虏。新四军一举攻占了伪军司令部。
战斗只花了8分钟，连清扫战场总共用了20分钟。周围之敌还没弄清怎么回事，粟裕已率部押着俘虏带着战利品安全撤出了。奇袭官陡门，粟裕指挥的新四军以轻伤2名的最小代价，换来俘敌57名的重大胜利，打死打伤的敌伪无法统计，还缴获了一大批枪支弹药。粟裕组织指挥游击战的美名在江南广为传颂。重庆《新华日报》后来发表了粟裕撰写的介绍战斗经验的文章《芜湖近郊官陡门的奇袭》。
1939年1月，粟裕根据挺进江南敌后的实战经验，与二支队参谋长罗忠毅合编了一本《实战经验录》，2月25日延安翻印了这本小册子。粟裕对挺进江南敌后的新四军开展游击战争提出了许多新观点。粟裕认为，新四军进入江南敌后进行的完全是游击战。相对八路军来说，新四军人少，武器装备也差，没有打大仗的经验，活动区域狭小，作战条件更差，通讯联络也很落后。一、二支队唯一的通讯工具是各有一架电台，可以互相通报情况，与军部联络。而敌人交通方便。新四军处在敌人据点网之中，打大规模的战斗或运动战是很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关于游击战的协同和原则问题。粟裕认为：在形式上看是各打各的，但是是在统一意图下独立自主地进行的。我们的原则是积小胜为大胜，不贪多，哪怕只打死一个敌人，只缴一支枪都是好的。只要天天有胜利。
关于战法问题。粟裕认为：要打夜战、近战、白刃战、伏击战、袭击战……这是由于我们的武器装备等条件决定的。日本的武器精良，我们拼他不过。只有近战、夜战、白刃战，才能避开敌人之长，发挥我军之长。打他措手不及，使之处于被动。
关于打击对象和目标选择问题。粟裕说：新四军专打弱敌，或打敌人弱点，打的是运动中的敌人，一般不打驻止之敌。
小丹阳反“扫荡”（3）
关于战术动作问题。粟裕认为，过去三年游击战是在交通不发达的山区打的，而现在则在丘陵、平原、水网地区。在这样地区作战，要求更加速战速决。解决战斗要求非常迅速，必须采取突然的、短促的像闪电一样的突击，打他个措手不及。不让敌占领一个阵地，使其没有站足的地方，没有还手的工夫。只有这样，才能更有效地消灭敌人。他还形象地比喻说：我们要像鹰抓兔子式的才行。战斗行动最多两小时，一般的超过两小时不能解决战斗的，就果断撤出战斗。在敌人增援快的情况下，一定要注意迅速脱离和远离敌人。
粟裕的思考非常细致周到，他强调：战前的侦察、破坏交通非常重要，如地形要详细侦察（哪些地形我用，哪些地形留给敌人），要预先作出周密布置。作战方法和作战手段只能用一次，要适当及时的改变，否则敌会迅速的抓住我们的规律，而使我们吃亏。
国民党第三战区部队对粟裕高超的游击战组织指挥艺术非常敬服，专门派人来请粟裕去传授游击战的经验。粟裕连续给他们讲了几个小时，有理论有战例，生动活泼，通俗深刻。许多国军将领深感获益匪浅。一名川军师长感慨地说：“粟司令，从前我对你们共产党的军队是有点瞧不起的。可是今天听了你的报告，我才知道你们的水平太高了。共产党里有你这样的人，难怪立于不败之地！以后还请多多关照。”
在粟裕领导下，二支队在取得一系列游击战胜利的同时，较好地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卓有成效地做好群众工作。粟裕对敌后抗战中的群众工作，也有许多新的见解和观点。他认为，中日战争爆发，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这种情况下的群众工作较之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有着许多新的特点：日本侵略军是中华民族的共同敌人，侵略他国使其根本没有社会基础，因而它比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阶级敌人还孤立。江南平原、水网地带虽不如山地较容易开展游击战，但内在潜力较山区有过之而无不及。江南人口众多，物产丰富，能给新四军更多的人力物力支援。只要把群众组织起来，新四军非但能生存，而且能发展，同样也能建立较大根据地。
粟裕十分注意发现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努力培养他们成为群众的领袖。他认为，这样做，“新四军就与群众之间搭起了桥梁，架起了一条线”。在粟裕的组织领导下，二支队活动区域普遍建立起了农抗会、妇抗会、青抗会、工人救国会、商界救国会、教育界救国会、儿童团等群众抗日团体，一些地方还发展了###员，成立了共产党的组织。
二支队防区周围有巫恒通、樊玉琳、孔庆哲等地方实力派武装。粟裕与他们频繁接触，对他们做了大量统战工作。巫恒通领导的自卫武装后来接受新四军的领导，1939年初成立的新四军新三团，就是以巫恒通领导的自卫武装为基础组建的。1939年9月下旬，国民党当涂县政府恢复组织，粟裕领导的二支队很快与他们加强了联系，双方约定交换军事情报，共同组织县的动员委员会，修理军械，医护伤病员，领导人互访，达成了合作抗日协议。
粟裕认为，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应首先在开明士绅中找对象，通过他们去扩大统一战线更容易收效。有些士绅、地主吃过日、伪军的亏，心中有一股怨气，去做他们的工作往往是容易成功的。新四军英勇善战和模范遵守纪律的影响、教育作用很重要，这样会使这些人正确地认识共产党、新四军，并对共产党、新四军产生向心力。政策和力量是做好统一战线工作之根本。对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方式和细节，粟裕也总结出不少新经验。他认为，对象不同，方式不同，要有适当分寸。有时要负责人亲自出马，同他们接触周旋，给他某种面子，甚至抬他一下；有时负责同志就不能出面，以免增加他欺骗群众的资本。
新四军对日、伪作战取得一系列胜利，在江南敌后百姓之中树起了崇高的威信。日、伪军连遭打击再也不敢轻易出动，群众的利益得到了某些保障。随之而来的便是群众积极要求抗日和参加新四军，部队迅速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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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丹阳反“扫荡”（4）
粟裕对那些勾结日伪、阻碍抗战、残害群众的土匪武装，经多次教育无效的，采取了坚决的打击行动。粟裕认为，非此不能更好地发动群众，非此不足以平民愤，非此不足以严惩汉奸卖国贼。国民党溃军军官朱永祥率众千余人，自称“苏皖游击司令”，名为抗日救国，实则扰民诈财，不亚寇匪。群众恨之入骨，称之为“小日本”。后来朱永祥竟发展到与日伪沆瀣一气，勾结日伪袭击新四军。1938年7月6日，新四军一支队一部与二支队一部在当地民众武装配合下，将朱部一举歼灭。朱永祥被活捉，解送国民政府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法办。百姓无不拍手称快。
挺进江南敌后的新四军经过半年多的斗争，在敌后先后建立起了茅山、丹北、横山、江句、句北、小丹阳等十多块小型的游击基地，拥有40万人口。
1940年1月1日，当时在新闻界颇有影响的上海申报，刊登了一篇题为《粟裕将军会见记》的文章，作者署名“任重”。文章一开始就说：“在江南游击区里流行着一支歌曲，其中有两句是‘司令将军亲自上火线，弟兄们赶快冲上去’。我想这一定是指粟司令。”文章称：“在日军重兵包围之中，在江南最艰苦的游击区里能与这位后方民众所称颂的游击司令会面，实是十分幸运的事情。”
文章以崇敬的深情，称赞粟裕“率领先遣支队挺入京镇沦陷区”，取得韦岗处女战、官陡门之战的胜利，而且“不断地向日人进攻，一直进攻到南京、镇江的外围日人的据点里”，“简直要使外来侵略者发抖”。
文章作者说，他在南京附近与粟司令会面，差不多每夜秉烛长谈，听粟司令从军事、政治、经济三方面分析江南游击区错综复杂的抗战形势。作者高度评价粟裕这位青年将领对江南大局观察的敏锐，对政治有深刻的认识，军事上深知战略战术，而且深知敌我在政治上经济上以及社会上的实际情况。作者经过“实际的观察与考查”，得出了一个结论：“粟司令不是一个平凡的军人。”他不但“运筹帷幄之中”，而且“决胜千里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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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战略远见的举措――创办教导队（1）
新四军挺进江南敌后，粟裕用了相当的精力，对部队教育训练特别是干部培养教育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探索和有益的实践，成为他在江南时期军事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粟裕率部从浙南开赴皖南集中时即敏锐指出：“现在需要大量的知识青年充实部队新的血液。”粟裕率二支队挺进江南以后，充分利用江南有利条件，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特别是知识青年充实到抗日的洪流中来，二支队的骨干得到了很大加强。
对于这样一支部队应该怎样加紧教育训练？对于这样一支干部队伍应该怎样加紧教育培养？粟裕认真地思索：经过三年游击战争的干部都有一定的战斗经验，但文化素质差；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文化基础虽好，但缺乏战斗经验。从整体上说，他们都普遍缺乏现代战争知识。而新四军面对的恰恰是现代化装备的日军。粟裕认为，培养训练干部增强现代战争意识，加强现代战争知识的学习已是当务之急。
二支队挺进江南初期，处在一种特殊环境中，教育训练部队主要采取以战教战的方法，打一仗马上就总结经验教训，以实战经验和要求来教育干部，训练部队。随着根据地的建立和部队发展，支队司令部专门组建了一个训练队，经常抽一到两个连来宣城县狸头桥司令部进行军事轮训，每次两到三个月。集训内容：军事以射击、投弹、刺杀等技术为主，辅以队列、战术训练，总结战斗经验；还有政治、文化学习。
挺进江南敌后的新四军人少、枪少，尤其是干部骨干少，有的连队只有连长一个人主持全面工作，直接制约和影响了部队的壮大和发展。粟裕把江南新四军发展的目光投向苏北以后，更感到培养和训练干部的紧迫，仅靠军事轮训远远不能满足部队发展需要。粟裕认为必须办一个教导队，更好地解决干部、骨干培训问题。
1939年3月，皖南新四军军部教导总队根据军部命令，组织十个人到前方参观学习，以充实教学实践内容。粟裕亲自向参观团介绍情况。参观团结束活动返回军部时，粟裕又一次会见他们，特地对参观团说，我们这里要办一个教导队，需要有办教导队经验的人。我已给军部周子昆副参谋长打电报，建议你们留下一个人。
军部教导总队七队队长杜屏是到二支队的参观团成员，军部决定派他到二支队工作。1939年5月，杜屏奉命来二支队报到。粟裕亲自接待，任命杜屏为教导队队长，并向他详细介绍自己的想法。粟裕说：“教导队的干部，指导员、文书、文化教员、军事干事、政治干事我们都准备好了。下一步主要就是选调学员。学员以班排两级干部为主，少数为连级干部，训练时间半年左右。”粟裕亲自审定学员名单，严格把关，不合格的坚决退回部队。粟裕特别强调“三不要”：一是体弱多病的不要；二是在部队表现不好的不要；三是没有培养前途的不要。第一期学员90多人，都是从各部队精心挑选出来的。粟裕还认真审定教学计划，教学内容中军事训练课占70％，政治教育课占30％。军事训练主要有游击战术、射击、投弹，还有班、排、连、营四级攻防战术。政治课主要是统一战线、群众工作、政治常识及个人教育等。
二支队教导队成立后，粟裕对教导队的建设倾注了很大心血。他对教导队的训练事必躬亲，提出明确的要求，还每星期听取一次汇报，并组织检查，亲自督促、示范、讲解、授课。1939年8月，新四军军部决定组建江南指挥部。月底，粟裕前往具体负责江南指挥部组建工作，他别的部队没有带，只带了教导队，并亲手操持了一、二支队教导队的合并，成立了江南指挥部教导队，杜屏任大队长，温华贵任教导员，下设三个中队。原二支队教导队的学员并未因合并而影响教学，到11月初完成计划规定的学业后毕业。
粟裕还通过言传身教，对机关干部进行培养教育，提高他们的军政素养和业务能力。江南指挥部驻地的早晨，天刚蒙蒙亮，起床的哨音刚响，指挥部机关人员跑到训练场，这时粟裕已经着装整齐地站在小山坡上等候大家了，几乎天天这样。发现操练和指挥上的问题，他总是不声不响地走来，耐心指出，亲自示范，一一纠正。粟裕从不大声斥责人，即使批评也是声调平和，脸色并不严峻，有时还带着一点笑意。但他那深邃的目光里有一种力量，使你觉得非改不可，非学会不可。训练时每个人都那么认真，不敢疏忽大意。一次射击练习，有几个刚来不久的青年学生觉得已经达到了要求，便趴在那里悄悄谈起天来。突然他们觉得有人过来了，抬头一看，粟裕已站在身前。粟裕一声不吭地从口袋里掏出一枚铜元，放在一个学生的枪上，发出口令：“击发！”随着扣动扳机时的振动，铜元掉到了地上。粟裕拿过枪，一个卧姿趴下，让那学生给他放好铜元，发出射击命令，几次击发铜元纹丝不动。他站起来走了。这件事前后不过几分钟，除了一个口令，粟裕没有多说一句话，可是对几个青年学生和指挥部人员的教育很深。对于刚调来司令部担任见习参谋的新成员，粟裕鼓励他们大胆工作，有意布置他们起草文书、命令，去现场测绘地图。写不好、绘得不准确，他一一指出，让他们重做，在实践中提高，使他们的工作很快适应战争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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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战略远见的举措――创办教导队（2）
粟裕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开会，应邀去新四军教导总队第九队讲军事课。第九队是高干队，学员多数是红军出身的营团干部，他们来自工农，文化基础较差。粟裕结合实际战例讲课，形象生动，深入浅出，广征博引。学员们听得懂、记得住、领会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粟裕几次回皖南军部，都被教导总队请去讲形势、上军事课，成了他不可少的活动内容。学员们都非常喜欢听他的课。
1940年4月16日，粟裕给集中整训的主力部队指挥员讲授《关于组织战斗》课，听课的都是各级领导干部，大都没有系统地学过军事理论，不少人打了十几年仗，取得过不少胜利，但对怎样才能保证战争的胜利，在理论上说不清楚。粟裕以自己的丰富实战经验和深刻的理论思考给大家讲课，把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讲得通俗易懂。他在讲课中着重指出：“什么是组织战斗？战争不仅是军事力量的对比，也是政治、经济力量的对比，是各种力量的总决赛。要保障战争的胜利，一定要把人力、物力、财力等各方面的力量组织好；战争的哪一方能多动员些力量，那一方就多一层胜利的保障。”①
粟裕认为，随着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新式武器不断产生出来，同时战争的性质、战争的范围和规模、战争的形式和手段，都在不断变化，于是军队的指挥关系也不断演进。粟裕把有军队以来到现在的军队的指挥关系分为三个时期，逐个讲解，使大家了解过去，更好地掌握现在：首先是火药发明和用于战争之前的冷兵器时代，军队作战的战斗队形和战术，无论攻和防都较简单。所以只有简单的指挥关系，通常由军队的主将以口语或旌旗、鼙鼓之类的信号传达命令，进行指挥，称之为“司令时期”；二是火器发明，特别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发生的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使军事艺术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指挥关系复杂起来了，有了参谋处的雏形组织，称为“拿破仑时期”；三是19世纪初叶以来，人类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目前正在进行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由于生产和科学技术的更加发展，由于战争的需要，军队的编成和武器装备日益复杂、精良，现代化海空军和装甲兵的出现，使战争由地面扩展到海上和空中，由线式的战争发展成为面的和立体的战争。因此在军队使用和指挥关系上也起了变化。作战时，要使各军兵种在规定的时间和战线上协同配合，发挥最大威力，取得预定效果，就必须有周密的组织部署，所以现在是“组织战斗时期”。
他所以讲这些内容，是联系到江南新四军下一步发展方向和作战规模变化的需要。他说：“可能不久的将来，我们要打更大规模的仗。打大仗，不像打小仗那样，打得了就打，打不了就走；这样多人，如果打不好，走是走不了的。所以，现在我们就要作准备，准备愈充分，胜利愈有保证。”① 接着他又从明确任务了解意图、战争动员、侦察、制订作战方案、战时勤务和战后勤务等问题，分门别类讲述。讲课中粟裕一概以实战为例说明问题，所引用的战例大都是他亲身经历的，所以讲得生动活泼。
那时粟裕刚从三年游击战争的深山老林里走出来，投入江南敌后抗战的洪流，仍处在一个范围不大的作战圈子里，然而他讲授的《关于组织战斗》课，体现了粟裕的认识和思维的超前性及视野的开阔性。他的“战争不仅是军事力量的对比，也是政治、经济力量的对比，是各种力量的总决赛”的观点、关于“由线式的战争发展成为面的和立体的战争”的阐述，在今天仍有重要意义。他的三个作战指挥时期的划分和界定也是科学的，是符合战争发展的规律和特点的。粟裕之所以具有超前的思维意识与现代的军事理论观念，很重要的一条是他善于学习，勤于思考，注重研究新情况。当年和他一起工作的同志都记得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大堆书，多数是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著作，还有《孙子兵法》等。1940年春，部队缴获到一台收音机，粟裕要司令部安排人每晚轮流值班，收听新闻广播，并速记下来，选重要的每天抄送首长传阅。诸如这种通过各个渠道收集来的情况和信息，丰富了他的头脑，扩大了他的视野，使他虽处局部，却能从全局思考问题，把握今天，预想明天。
积极思考江南新四军战略发展方向（1）
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新四军挺进江南，坚持敌后抗战。然而，粟裕对与之较量过十年的老对手国民党当局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和高度的警惕。
1938年10月25日武汉失陷，抗日战争逐步由战略防御阶段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军停止了正面战场的进攻，对国民党政府由集中军事打击改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将重点转向华北、华中占领区，对付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国民党蒋介石方面，当初把新四军放在敌人统治力量最强、交通最方便、作战最困难的条件下开展游击战争，虽有牵制日军、配合正面战场的作用和需要，但主要意图是想假日军之手削弱以至消灭新四军。然而，半年多过去了，陈、粟等领导的挺进江南敌后的新四军非但没有被削弱，反而扎根于江南这片沃土，发展壮大。国民党蒋介石对此非常嫉恨和恐惧。正面战场一连串失败，以蒋介石为首的一部分人对抗战采取消极态度，对内对外政策有了很大变化，并于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限共”、“防共”、“###”的政策，设立了防共委员会。以此为标志，国民党的###政策在不断悄然升级。
挺进敌后的新四军处在日军、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夹击的错综复杂形势之中，随着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到来，处境更加严峻了。粟裕形容这种军事、###的复杂形势是“党内外，敌友我，矛盾重重相交错”。一从敌方说，江南是日军侵华的指挥部所在地，战略地位极为重要，且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工农业发达，是军需、给养的补给基地。从1939年1月起，日军在京镇芜三角地带进一步增加兵力，采用攻守并用的战术，深入重要集镇，构筑“梅花桩”式的据点，加强了对新四军挺进江南初期创立的茅山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二从友方说，国民党第三战区抛出了《江南沦陷区内诸种武力之整理方案》，对新四军活动区域采取“画地为牢”政策，规定江南新四军只能在江宁、句容、丹阳、镇江、当涂、芜湖等县境活动。还成立了所谓“第三战区抗敌总动员委员会”，规定一切社会宣传、群众工作、扩军、减租减息等均由该会负责，任何驻军不得插手。三从我方说，面对这种形势，江南新四军的战略发展方向更显得重要，粟裕更为关注。因为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便不能从根本上冲破国民党当局的限制和束缚，也就谈不上发展由共产党领导的独立自主的抗日局面。而恰恰在这个关系大局的重大问题上中###内意见尚未统一，一波三折。
早在1938年2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就对新四军的战略发展方向指出：“目前最有利于发展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① 5月4日又进一步指示：“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但比在敌前同友军一道并受其指挥反会要好些，方便些，放手些。敌情方面虽较严重，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也能够克服这种困难……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② 粟裕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挺进江南以后积极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战略意图，很快打开了江南敌后抗战局面。
而这时新四军高层领导中对中共中央的战略意图和方针存有不同的意见，项英主张“在皖南要建立一个根据地”，并作出了“部队不宜全部出动”的决定，致使新四军的部分主力、许多骨干和大批新参加革命的知识青年滞留在皖南，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新四军在敌后的迅速发展。
1939年2月23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到皖南云岭新四军军部视察工作。第二次国共合作，周恩来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他是借视察第三战区工作的机会，专程来新四军传达和贯彻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的。
皖南春早，景色宜人。周恩来的到来，使云岭更加生气勃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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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思考江南新四军战略发展方向（2）
新四军主要领导和各支队负责人聚集在皖南。粟裕从苏南回到军部参加这次重要会议，听取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作的《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目前形势和新四军的任务》的报告。周恩来再次强调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必须“独立自主”地宣传抗日，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建立、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会议期间，周恩来同新四军领导交谈，广泛听取包括粟裕在内的各支队负责人和其他干部的意见。他肯定一、二支队在江南敌后的发展是符合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的。经过整整两天讨论，根据中共中央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指示精神，周恩来与项英等商定新四军今后发展的战略方针是：“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从此在中共中央和新四军军部之间、军部和各支队之间，对新四军战略发展方向形成了比较一致的意见。
皖南之行是粟裕进入江南敌后以来参加的一次高级别会议，讨论的是新四军战略发展方针这样的重要问题。这使他对全国的斗争形势和中共中央的战略意图有了更深刻的理解。粟裕非常拥护周恩来与项英等商定的新四军战略发展方向，积极贯彻中共中央的战略意图。
粟裕率二支队挺进敌后，既以主要精力考虑对付日军，还以相当精力注意友军的摩擦；在开展敌后抗日斗争中，既贯彻中共中央的“独立自主”原则，又关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因反对摩擦而遭致破坏。粟裕把军事斗争同###结合起来，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最终以军事斗争的胜利来推动政治目标的实现。国民党第三战区给新四军二支队划定了南京、天王寺、秣陵关这个最长距离不过30公里狭长三角地带的活动区域。粟裕认为，不能盲从这个规定，必须冲破国民党当局的束缚。结果二支队向南打到高淳、郎溪，西南打到芜湖，东北打到镇江、金坛一带。在冲破种种束缚的过程中，粟裕巧妙地把握好“度”，不四面出击，过分刺激友军。抗日无罪，冲破防区的抗日行动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支持。斗智的结果，二支队一次次地打到防区以外，虽也遭致国民党第三战区的“追查”、“警告”，但他们也不好过深追究，最终造成一个个冲出防区的既成事实。而冲出防区的每一次行动，不仅在军事上打击了日寇，而且在政治上扩大了新四军的影响。二支队活动的根据地也在一次次冲出防区作战行动中扩大、延伸，部队得到了锻炼、提高、发展。二支队挺进江南敌后不到一年时间，便由原来的1700余人发展到6000余人。
此时，苏南的局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国民党江苏省政府江南行署移驻溧阳山丫桥，又成立了第一游击区指挥部，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兼总指挥，江南行署主任、六十三师师长冷欣兼副总指挥，并将四十师、五十二师一部前调，监督新四军，蓄意挑衅。日、伪军也增加兵力，对新四军抗日根据地发动更大规模的“扫荡”。1939年4月10日，日军千余人分三路向二支队驻地狸头桥进犯，寻歼新四军第二支队主力。粟裕派少数兵力佯动，阻滞敌人，掩护主力转移，相机打击敌人。阻击部队顽强抗击敌人五小时后迅速撤出。当晚敌人进至狸头桥附近，却找不到二支队的踪影，只好宿营于红杨树。这时，粟裕派出的游击小组夜袭红杨树之敌。黑夜中日军固守房屋应战，第二天早晨灰溜溜地撤退了。这一仗二支队毙敌40余人，伤敌30余人，粉碎了日军的分进合击计划。
为加强统一领导，集中力量打破敌顽夹击，坚持江南敌后抗战，1939年8月，新四军军部决定第一、第二支队合并指挥。11月7日，江南指挥部在溧阳县水西村正式成立，陈毅任指挥，粟裕任副指挥，罗忠毅任参谋长，刘炎、钟期光分任政治部正副主任。江南指挥部领导的主力部队及地方武装共计万余人。
陈毅坚决执行中共中央的战略决策，政治上恢廓大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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