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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政界往事系列:前清秘史(下部)-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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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善的带领下，拥戴皇太极即皇帝位，誓死效忠，并全体匍匐在他脚下三跪九叩首时，这一切改变就已经行进在不可逆转的过程之中了。
此刻，在组织结构、决策与施政程序、政策法令、思想观念上，大清政权已经深深地汉化了，在一定程度上就像是大明帝国的缩微版。为此，皇太极生前亲自统领的两黄旗大臣，坚定主张必须由皇太极的儿子继位。他们之中有八个人，聚集到三官庙盟誓，为达此目的，他们不惜以生命相搏。其中，还有人指名拥戴豪格。这就使事情变得异常棘手。
皇太极有十一个儿子，除夭折的三个之外，豪格是最为出色的一个。豪格是皇太极的长子，比他的十四叔多尔衮还大三岁。从努尔哈赤的时代起，就开始在战场上冲锋陷阵了。天聪三年，皇太极第一次绕道入关伐明时，在广渠门外，与袁崇焕的宁锦援兵发生激战，豪格勇悍异常，一直冲杀到了护城壕边上，令明军大溃。
多尔衮的爱恨情仇（6）
豪格也不仅仅是个武夫。在对待大明、朝鲜与蒙古察哈尔的战略关系上，他眼光独到，认为大明是需要首先对付的主要矛盾，并颇有创见地建议，应该想办法联合农民军，共同削弱大明的力量。（《清史稿》列传六，诸王五。）在当时，能够看到这一点的，在王公贝勒中几乎绝无仅有。
豪格与多尔衮多次并肩作战，经常是多尔衮为主帅，豪格为副帅。譬如，那颗传国玉玺就是二人一起拿到的。不过，叔侄之间似乎并没有建立起同甘共苦、生死与共的情谊。豪格对多尔衮好像也并不服气，或许和他年龄比多尔衮大有关。在围困锦州被处罚时，多尔衮自请死罪，豪格的表态就很有意思。他说：“多尔衮是亲王，我也是亲王，因为他是叔父，所以命令他为主帅。既然他失策犯了错，我跟着他，自然也该死。”（《清太宗实录》卷五十五）这其中，很是别有一番滋味。
没有证据能够证明皇太极对豪格有什么特别的关照。豪格曾经三次被降职和罚款处分，有一次是因为和岳托两个人在一起发牢骚，泄漏了皇太极的谈话机密，被皇太极抓住；第二次是因为有个家伙想拍他马屁，强迫一个蒙古部落酋长把女儿嫁给他，他不治那个马屁精的罪，结果，被父亲皇太极治了自己的罪；第三次就是因为锦州战役，和多尔衮一起被处分。三次被处罚之后，他和多尔衮一样，又凭借战功或出色表现恢复了原来的爵位。
到皇太极去世时，豪格作为四大亲王之一，已经成为大清国位高权重的人物。而皇长子的身份，更令他具有了其他宗室诸王包括多尔衮在内都不具备的优势。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豪格似乎比多尔衮具有更加充足的理由成为皇位继承人。他的支持者之多，已经成为多尔衮不得不顾忌的力量。
另外一个因素肯定也在两大政治势力的角逐中发挥着潜在的、重大的作用，皇太极生前自领的两黄旗将士和多尔衮三兄弟所属的两白旗之间，关系可能不太和睦，甚至很不和睦。因此，两黄旗的八位重臣特别不愿意看到多尔衮继位。史书记载说，两黄旗八大臣的中坚人物、精兵护军首领“图尔格等人与白旗诸王素有衅隙”，遂调动三个牛录的精兵，全副武装“保护”住了宫门，致使形势变得剑拔弩张。（《清世祖实录》卷三十八，顺治五年四月癸酉。）
这就是十四日凌晨，多尔衮离开三官庙时所看到的情形。
当情绪、情感性因素充分发酵、膨胀到爆炸的临界点时，理智和理性的作用就必定微乎其微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这时，只有那些真正伟大的人物，方才可能运用理性，化解危机。多尔衮一生之中吊诡之处甚多。但在此时，他的确表现出了这种品质。
两年后，当多尔衮已经成为摄政王时，曾经对满清亲贵讲述了当时的情形：
“昔日太宗死时，没有确立继承者，诸王、贝勒、大臣都寄希望于我，他们跪着请求我来继位，我说：你们要是这样说，我就要自刎，誓死不从，这才奉今天的皇上登上了皇位。”（《清世祖实录》卷二十二，顺治二年十二月癸卯。）
多尔衮在此所说的，可能大体是事实。几年以后的顺治九年，清算多尔衮时，那些拥戴他的人谈到了当时的情景：多尔衮的哥哥英王阿济格、弟弟豫王多铎和一批王公贝勒、高级将领确曾跪在多尔衮面前，请求他当机立断继承大位。他们分析形势，认为死心塌地拥戴皇子的就是两黄旗那些人，而甚至在两黄旗中，也有重臣拥戴多尔衮。因此，他们直截了当地告诉多尔衮，不必畏惧两黄旗。（《清世祖实录》卷六十三，顺治九年三月癸巳。）
事实上，精明强干的多尔衮不可能没有注意到双方的实力对比：两白旗全部拥戴多尔衮，两黄旗中，也有两位重臣支持多尔衮。而豪格虽然号称和硕贝勒，实际上真正属于他的兵力却只有七个牛录，尚不足半个旗，加上誓死拥戴皇子的八大臣，主力部队仍然不到两个整旗。（《清世祖实录》卷四，顺治元年四月戊午。）有两红旗拥戴的代善态度暧昧，很有可能是希望皇子继承，被皇太极从莽古尔泰兄弟手中夺来的正蓝旗情况不明，镶蓝旗的济尔哈朗则一面表示支持皇子继位，一面又说需要和多尔衮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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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尔衮的爱恨情仇（7）
在这种实力分布中，双方可能都感受到了形格势禁，都产生了投鼠忌器的心理。多尔衮若欲令智昏，强行继位，势必遭到激烈反弹。其后果无法预料。很有可能像我国历史上那些迅猛崛起的游牧渔猎部族国家一样，经过反复自相残杀之后，飞快地烟消云散在那广阔无边的山野大漠之中。
于是，八月十四日，皇太极死后五天，在大清帝国后继皇帝的推举会议上，出现了一个事先谁也没有预料到的结局。应该说，上述情形是这个结局的重要原因，这个结局则是上述情形的逻辑后果——
会议在今日沈阳故宫的崇政殿举行，诸王大臣们列坐于大殿的东西两门房。会议一开始，两黄旗八大臣中的索尼与鳌拜便率先提出，应立皇子继位。多尔衮厉声叱责他们没有资格先说话，勒令他们退出会场。
随后，英王阿济格与豫王多铎提议多尔衮继位，多尔衮沉吟不语，未置可否。多铎即声称：“你若不愿意，就立我为帝。我的名字是在太祖遗诏里的。”
多尔衮迅即反驳道：“太祖遗诏里也提到了肃亲王豪格的名字，不止是你一个人。”这种情形表明，努尔哈赤死前，可能至少在口头上确曾有过遗诏。多尔衮的厉害之处在于，他在反驳多铎的同时，顺便把豪格也排除出了候选人之列。
于是，多铎提议：“既然我不行，那就立长，当立礼亲王代善。”
代善表示：“睿亲王多尔衮如果同意继位，当然是国家之福。既然他不愿意，就应该立皇子。豪格是皇长子，应该立他。”代善也够狠，仿佛不经意之间，便堵死了多尔衮的路。
豪格说：“我福小德薄，不配担当大任。”然后，豪格离开了会场。
这时，两黄旗拥戴皇子的大臣们佩剑上前，说：“我们这些人食于帝，衣于帝，皇帝对我们的养育之恩与天同大。若不立皇帝的儿子，我们宁愿跟随皇帝于地下。”
见此情形，代善说：“我是皇帝的大哥，我老啦，皇帝在时，我都不参与国家大事，现在哪里还能过问这么大的事？”随即起身离开了会场。阿济格见多尔衮已经继位无望，也跟在代善后面走掉了。
留在会场中的多铎不再讲话，一直在观望中的济尔哈朗更是一言不发。多尔衮则当机立断地表态说：“你们说的有道理，我赞成由皇子继位，现在，豪格既然没有这个意思，就应该立皇九子福临为帝。他年纪小，由我和郑亲王济尔哈朗辅政，等他成年之后，我们即行归政。”
多尔衮的提议，显然满足了多数人的意愿，立即获得通过。大家按照惯例共同盟誓，内容大同小异，无非效忠皇帝，绝无异心云云。
这一段过程，在清代官方史书上失载，所以在《清实录》、《清史稿》中均无从查考。有一位朝鲜人质写的秘密报告留下了这次推举会议的记载。这位人质是朝鲜国王的世子，他在滞留沈阳期间，颇受满清王公贝勒们的礼遇，交游十分广泛，了解许多大清朝高层的秘辛，并不定期地撰写“秘密状启”报告给本国政府。其作用类似我们今天密级很高的内参、情况简报或间谍收集的情报。他曾经参加了皇太极的丧礼，上述事迹便保留在此人留下的《沈馆录》一书卷六“沈阳状启”中，应该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有一种说法，认定当时推举福临的人是济尔哈朗，而不是多尔衮。不知此说从何而来，想必不是信口一说。
多尔衮出人意料地推举出一个六岁的孩子继承皇位，显然与游牧渔猎部族国家政治权力传承中的深层精神不符。因此，王公贝勒们盟誓之前，镇国公艾度礼便表示“二王强迫我们盟誓，我心里实在不服，不过是表面顺从，主人年纪太小，我觉得很不爽”，“二王掌握权力，也不合我心意”。然后，在盟誓之前，先把自己的想法写下来焚告上天。（《清世祖实录》卷五，顺治元年五月癸未。）
另外两个人也对这一结果感到不满，开始出来活动，试图推翻既成事实。这两个人一个是代善的儿子硕托，一个是萨哈廉的儿子即代善的孙子阿达礼。他们二人在诸王公贝勒已经对天盟誓，但小皇帝福临还没有举行仪式登基之时，动员大家推翻成议，拥戴多尔衮。结果，谁也没有想到的是，竟然是代善出面，告发自己的一子一孙违反誓约，最后，二人被毫不容情地处死。
多尔衮的爱恨情仇（8）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是被逼无奈还是大义灭亲，代善在付出惨痛代价的情况下，又一次发挥了安全阀与稳定器的作用，其凛然不可侵犯的警世作用应该是巨大的。
历史上，在我国古代游牧渔猎部族中，许多分裂、仇杀与消亡都是在此种情形之下发生的。后来的事实发展表明，在几大政治势力的形格势禁之下，特别是在汉民族政治文化的深刻影响之下，多尔衮的做法可能是顾全大局、防止内乱发生的唯一有效途径。此时，坚定拥护皇子继位的两黄旗八大臣中，有六人又一次来到三官庙聚会，他们发誓要“六人如同一体，辅佐幼主”。（《清史稿》列传三十六，索尼。）福临继位后，他们中的几位迅速向多尔衮靠拢，不再理睬豪格，令豪格极度郁闷。此种情形再一次表明，此时的大清国，已经在精神层面上潜移默化地发生了深刻变化。
在豪格看来，过去，仅仅因为多尔衮是叔父，所以领兵打仗时才会成为主帅，自己不得不屈居副手。如今，明明自己最有资格继承皇位，偏偏又被多尔衮搅了好事，不但皇位没有坐上，反而更要听从辅政王多尔衮的号令，就连那些曾经依附他的两黄旗大臣们，现在也纷纷倒向多尔衮。这口气令他实在难以下咽，因此，他不止一次说：“多尔衮不是一个有福之人，他有暗疾，活不了多久。”并且同样不止一次放出狠话说：“难道我就不能扭断这些家伙的脖子？”（《清世祖实录》卷四，顺治元年四月戊午。）
多尔衮心中的悲愤则可能要更加深重。想想看，他的母亲年轻貌美，却被弄得声名狼藉，正值三十七岁盛年，却不得不给死人殉葬。有证据显示，多尔衮曾经认为皇太极的权位是从自己手里巧取豪夺走的。（蒋良骐《东华录》卷四，顺治八年二月初十日。）如今，皇太极死了，论威望、论战功、论能力，这个皇位本来已经非自己莫属，偏偏皇太极的儿子又横在了前面，使自己不得不推举出他的另外一个孩子——一个六岁的毛孩子来坐那把龙椅。对于多尔衮来说，天底下还有比这更不公平的事情吗？
伤人一千，自损八百。表明上看起来，多尔衮是这一轮角力中毋庸置疑的胜利者，实际上，他和豪格是两败俱伤，他们二人在心灵上全部创巨痛深。在向帝王政治演进的过程中，他们进行的只能是一场零和游戏。这种制度的可怕之处在于，它使最高权力的诱惑和人们对这种权力的渴望具有了嗜血的冲动，使人在某些时刻、某些情况下不期而然地变成了兽。诚如一位哲人所说：“当人变成兽时，就比兽还坏。”遂使染指它的人，胜利者常常双手沾满鲜血，而失败者则时常要付出不止一个人的头颅。使这种政治不论达到多么辉煌耀眼的巅峰，其中，都隐藏着走向反面的悲剧基因。多尔衮、豪格的命运和大清帝国后来的发展就是明证。
过去，多尔衮与豪格虽然并不亲密，但至少还是并肩作战的战友，如今，他们变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多尔衮虽然没有像豪格那样发狠，但他想要干掉豪格的冲动，可能比豪格要扭断多尔衮及其周围那些人脖子的欲望还要强烈一百倍都不止。
十二天之后，即大清崇德八年八月二十六日，福临即皇帝位。两位辅政王济尔哈朗与多尔衮当众发誓要秉公辅佐皇帝。若“妄自尊大，漠视兄弟，不从众议，每事行私，以恩仇为轻重，则天诛地灭，令短折而死。”誓约不长，却令人印象深刻。七年之后，正值三十九岁英年的多尔衮遽然死去，算得上是短折而死了。于是，曾经有人油然想起过这次盟誓。
九月十一日，皇太极去世一个多月了，辅政王多尔衮替小皇帝发布谕旨，命令另一位辅政王济尔哈朗率军攻伐锦州与宁远。这是一次很奇怪的军事行动，其战略目标和战役战术指导都莫名其妙。而且是由排名在后的多尔衮命令排名在前的济尔哈朗，并且，两天后就要出发。
济尔哈朗带兵走后，多尔衮又代小皇帝发布谕旨，晋封自己为摄政王。虽然这只是一字之差，分量可是不轻。辅政者，辅助君主处理政事之意也；而摄政，则是代替君主处理政务，已经可以直接发号施令了。从《清实录》的记载上看，摄政王多尔衮很客气，他的名字仍然还排在济尔哈朗的后面。
多尔衮的爱恨情仇（9）
成为摄政王之后，多尔衮召集贝勒大臣们开过一个会，会议的重大决定是，从摄政王开始，所有亲王、贝勒、贝子“悉罢部务”，不再分管政府六部事务。所有政府工作全部由各部尚书负责，各部尚书直接对摄政王负责。当年，皇太极设立政府六部，本来就有削夺诸王贝勒权限的意思，并曾经有过悉罢诸王贝勒分管部务之举。后来，随着皇太极权位的巩固而渐渐放松了控制。如今，多尔衮再次祭起这一招儿，意图仍然在于削夺诸王贝勒们的权限，使他们只能“议政”，而不能“干政”。多年以后，到了雍正及其儿子乾隆皇帝时代，索性连诸王议政的权力也予以废止。从此，给这个政权带来过勃勃生机的贵族共和便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只剩下了完全汉化的皇权专制，这个政权也就此步入了真正的回光返照。
一个月后，济尔哈朗从宁锦前线返回沈阳，发现，短短一个月时间，一切已经似是而非。不久，他召集大家开会，宣布：今后一切政府事务都要先报告多尔衮，排名顺序也要先写多尔衮。从此，济尔哈朗成了一位挂名辅政王爷。和代善一样，济尔哈朗深谙明哲保身之精义，遂成为前清时期最高层中能够得以善终的很少几个人之一。
半年后，公元1644年即大明崇祯十七年、大清顺治元年，四月一日，在多尔衮即将出征大明前夕，豪格的一个亲信部下，据说在“力谏不从”的情况下，出面检举豪格“悖乱”。处理的结果是，几位忠实于豪格的部下被杀死，豪格本人被废为庶人，所有的七个牛录被剥夺，罚银五千两，然后——“罪恶多端数不胜数，姑且不再追究，遂释之”。（《清世祖实录》卷四，顺治元年四月戊午。）这是一个奇怪的、完全狗屁不通的判决。表明，在罗织罪名、玩弄权术、陷人于不义上，多尔衮还不是特别娴熟老到，他和他的后代们需要向大明朝官场学习的东西还很多。另一个可能是，多尔衮急于征伐大明，时间过于仓促，来不及仔细琢磨。
三年后，顺治三年正月，已经牢牢掌控了大权的多尔衮再次起用豪格，命他率军前去对付张献忠。顺治五年二月初三日，豪格在把这位令四川人闻之色变的“大西皇帝”杀死后，凯旋回京。一个月以后，为他庆功的热乎劲儿还没有完全过去，豪格便又一次获罪被幽禁起来。这一次，他的罪名真的称得上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不久，时年四十岁的豪格在幽禁中无疾而终。有人认为，他是被受过专门训练、具有高度技巧的大明锦衣卫留用人员奉命杀死的。死后，检查不出任何致死的原因。这可能是福临小皇帝痛恨多尔衮的原因之一，多尔衮的身后亦由此注定。
就这样，曾经有过“贤王”之美誉的多尔衮，三十二岁时，成为大清帝国的真正领袖，率领大军直扑北京。当时在中国社会与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的所有人物，不是成为他的部下或棋子，就是灭在他的手里。
在未来的岁月里，他带领八旗铁骑一举拿下了全中国，在他手中，建立起了对这一片广大土地完整而有效的管理秩序。大明帝国许多遭人痛恨的人物，俨然变成了治国之能臣，如洪承畴，如著名阉党、大明帝国前大学士冯铨，甚至李自成的宰相牛金星之流。
随后，豪格死后仅仅两年多一点，三十九岁的多尔衮正值英年便遽然死去。
上天待大清何其厚也？上天待多尔衮又何其薄也？
他的恩怨情仇几乎与大清王朝的建立和大明帝国的垮台紧紧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幅波澜壮阔而又波诡云谲的图画。无论如何，应该说，这个大时代的转变最终是在他的手中才得以顺利完成的。然而——
从此以后，多尔衮本人却再也没有受到后人的尊敬。
历史之吊诡真是令人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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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风霾（1）
公元1644年，是为大明崇祯十七年、大清顺治元年。按照中国农历纪年为甲申年。按照生肖纪年，这一年是猴年。历书上说：该年“太岁方公，干木支金，纳音属水，九星五黄”。这是一个不寻常的年头。
这一年，李自成率领他那些饥饿的农民兄弟，杀回到他的老家陕西，在西安建立了大顺政权，然后，势如破竹地开进了北京。
这一年，以崇祯皇帝吊死在皇家后花园北京万寿山即今日北京景山公园为标志，大明帝国轰然垮台。
这一年，大清帝国几代人梦想了许多年的山海关，城门洞开，多尔衮率领大军在这里会合吴三桂，在一片石打败声势浩大的李自成。由此，所向披靡地杀进中原，并迅速建立起全国政权。这个原来只有几十万人口、割据东北地方一隅的女真酋长土邦，终于成长为统治中国上亿人口达二百六十七年的大清帝国。在那山崩地裂的时刻，主导着改天换地的人物，就是刚刚当上大清摄政王七个月、时年三十二岁的多尔衮。
事情要从大明帝国最后一位皇帝——崇祯皇帝那风雨如晦的最后岁月说起。
在大明帝国的最后十几年时间里，明清之间的对峙，在个人层面上可以看成是皇太极与崇祯皇帝朱由检之间的博弈。皇太极于公元1626年即大明天启六年九月一日继后金汗位，朱由检比皇太极晚一年，于公元1627年即大明天启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即大明皇帝位。皇太极死于公元1643年即大明崇祯十六年八月九日，朱由检比皇太极多活了半年多一点，死于公元1644年即大明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二人在位时间都是十七年。明清之间的势力消长，在一定程度上，是这两位最高领导者之间角力的结果。
从国家治理的角度观察，朱由检是一位有太多小聪明、却对全局战略缺少总体把握和指导的皇帝。从个人品性上判断，他是一位“图虚名而受实祸”的典型，用今天的语言描述，就是经典的死要面子活受罪，直到为此丢掉国家的前途与自己的性命。
翻检现有明清关系史料，有一个明显的对比，明朝官方记载中几乎全部都是对满清的战争，绝少有和谈的记录。而清朝官方史料里，则有大量希望双方讲和的实录。其中隐藏着特别值得玩味的玄机。
前清之际，东北地区地旷人稀，虽然富有人参、貂皮、东珠等珍贵山水土产，但气候寒冷，无霜期短，多数女真人不事农耕，因此，粮食、布匹都不足以自给，必须依靠战争中俘获的汉人为奴替他们耕种、依靠明朝和朝鲜输入方能解决温饱问题。在辽东满汉互市有关贸易品种的记载上，可以清楚看出这一点。后金征服朝鲜时，特别注重抢掠与勒索粮食、布匹，也可以看出此种需求之迫切。自从后金与大明进入战争状态之后，女真人衣食两大生命线立即受到威胁，因此，必须通过战争来获取生活必需品。明清之间每次发生战争时，满清军队都要大量抢夺人口、牲畜、粮食、布匹、铁器等物资，甚至要将战俘和俘获的百姓们的衣服剥光，其原因也盖出于此。
皇太极曾经发表过这样一篇讲话，激励自己的战士们：
“你们诸将士一定要奋勇直前，何必去争抢衣物？就算是得到一些破烂衣服，还不够一年半载穿用。如果大家奋勇直前，敌人力不能支，不是和我们讲和，就是败在我们手下。那个时候，就可以长久得到吃穿供应，大家就能够早日解盔卸甲，共享太平，岂不美哉！”
在这段话里，皇太极将满清多次对明发动战争的原因说得清清楚楚。
历史记载显示，皇太极曾经通过多种形式多次向大明帝国发出求和信息，可能至少达到十次以上。其中，全部表达了希望双方罢兵息战，互相贸易，各安耕织，以享太平的愿望。经过多年战争，皇太极显然知道，通过战争抢掠，不如互市贸易；而通过互市贸易，不如迫使明朝输款供给。这是明清之间每次战争都由满清挑起，皇太极又在每次战争之后，不论胜负，都主动向大明求和的最深层之原因。为此，皇太极还曾经主动降低谈和的条件与门槛。应该说，这里面不完全是阴谋与策略上的考虑。
大风霾（2）
遗憾的是，大明帝国君臣消极接受了五百年前靖康之耻后宋金议和的教训，谁都不愿被看成是秦桧的同志。于是，在百战百败之余，硬是不肯接招，哪怕出于策略上的考虑都不行。特别是袁崇焕被杀时，私下议和是一条重要的罪名。于是，随着张献忠、李自成们的日益壮大，帝国便日益陷入腹背受敌，南北多条战线同时作战的窘境。为此，一些有见识的官员曾经建议崇祯皇帝，以议和安抚后金，集中力量解除内忧。从当时洪承畴、孙传庭、卢象升等人对农民军作战的情形看，这是完全有可能做到的。不料，崇祯皇帝断然拒绝，严厉下令，胆敢言和者斩！致使满朝文武噤若寒蝉。
到崇祯十四年，张献忠攻下襄阳，杀死襄王。李自成则趁河南大饥荒之机，采纳李岩的建议，在起兵十几年之后第一次提出“迎闯王，不纳粮”的政治口号，结果，竟有数十万饥饿的农民踊跃加入到他的队伍之中，旋即攻下了河南重镇洛阳，俘虏了崇祯皇帝朱由检的叔叔福王朱常洵。就此，中原战场格局发生根本性逆转。
同年八月下旬，明清之间具有决定性战略意义的松锦大会战接近尾声。洪承畴被围困在松山城内。十一月间，辽东地区下了一场大雪，运输极度困难。皇太极看到围困锦州、松山的清军粮草不继，于是，再次派人与明军接洽和谈。兵部尚书陈新甲鼓足勇气对皇帝提出了议和的建议。到了这时，万般无奈的崇祯皇帝仍然不肯放下身段，他先是痛斥陈新甲，“切责良久”，然后，仍然以天朝上国之天子自居，百般玩弄词藻伎俩，在口气和做法上都使用了很是不屑一顾的方式，用以轻蔑皇太极。结果，终于导致松山城破，洪承畴被俘。为此，晚明前清时期的历史学家全祖望评论崇祯皇帝朱由检说：“百战百败之后，而负气若此，不量力若此，是则自取灭亡之道也。”（全祖望《鲒埼亭集》卷二十九，明庄烈帝论。）
到崇祯十五年四月，松山、锦州相继失陷，杏山、塔山、宁远危在旦夕，李自成、张献忠们也在中原、湖广一带闹得如火如荼。直到这时，崇祯皇帝方才征求首辅大学士周延儒的意见，是否需要和满清讲和。周延儒深知自己这位皇帝的秉性，知道他从不肯为臣子们担当，何况是这种涉及到江山社稷、千秋名节的大事，搞不好自己就会成为皇帝的替罪羊。于是，我们的内阁首相低着头，仿佛睡着了一样，任凭皇帝催问，死活就是不开口说话。气得皇帝拂袖而去，只好私下里命令兵部尚书陈新甲派人与皇太极秘密和谈。皇帝让他“便宜行事”，就是自己相机行事看着办的意思。然后，再三再四地叮嘱陈新甲一定要保守秘密，“密图之”，不要让外面的人们知道。
此次议和，明朝方面派出的代表团将近一百人。他们担心满清方面不友好接待，还特意携带了四十余车米面粮油等生活必需品。没想到，皇太极对此次议和高度重视，他专门安排大臣出城远迎三十里，接待规格极高，几乎是天天盛宴款待，令全体明朝使团成员大喜过望。从现有史料判断，很难说皇太极是在施展计谋。
当时，满清决策层包括皇太极都不敢相信大明朝是真心议和，认为只是缓兵之计。为此，皇太极专门请洪承畴辨认笔迹，确认大明朝的官方文件确实出自崇祯皇帝的手笔，这才十分认真地开始谈判。此时，清军正在趁松锦之战大胜之余威，进攻宁远等地，皇太极马上命令前线停火，以便为和谈创造一个良好的气氛。至此，满清高层大体以希望达成和议为主，只是在议和条件上看法不同。在这些人中，原为明朝官员，后来投降满清的张存仁、祖可法等人的看法较有代表性。
他们建议皇太极，应该就此机会最大限度地得到实际利益，在土地上以割让黄河以北为上策，割让山海关以东为中策，割让宁远以东为下策。在经济上以迫明朝称臣纳贡为上策，令蒙古各部索取旧有财政补贴为中策，互市贸易为下策。
皇太极十分清醒理性。他专门致信朝鲜国王征求意见，认为要明朝称臣纳贡根本不可能，只要能够达成和议，他愿意去掉皇帝称号，尊明朝为上国，自己愿居属国地位。他明确表示，大清征服的地盘已经巨大，足够统治，征伐战争给双方都带来痛苦，他无意继续打仗，也没有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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