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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苏联到俄罗斯-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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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场里气氛非常紧张。舞台上的道具已经撤掉，上面摆着长桌和讲台。长桌后面坐着彩排审查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各个面带杀气。有40人登记发言，一个个走到讲台前发表自己对彩排的看法。他们从斯大林冷漠的表情和提前退场的举动中嗅出自己应持的观点。前十位发言的人都是红色教授学院的教授，他们一致彻底否定这出话剧。情绪一个比一个激烈，措辞一个比一个尖锐。如头两个人猛烈抨击话剧，说它坏得不能再坏。中间的几个人在抨击上已无文章可做，便把攻击的目标转移到与彩排有关的人身上，要求追究导演和中央剧目、演出检查委员会人员的政治责任，最后两位为了表现自己的高度觉悟，干脆要求追究剧本作者阿·托尔斯泰的责任，查禁小说《彼得大帝》第一部，并不允许第二、三部出版。布列森涅夫返回剧场时，第十一位发言人正提着皮公文包向讲台走去。他长得矮小，把皮公文包垫在脚下，以显魁伟。他厉声喊道：“同志们，我完全赞同前面几位同志的发言，我甚至找不出语言表达心中的怒火，来抨击这出极端恶劣的反革命话剧，作者竟把彼得大帝写得如此具有英雄气概，明目张胆地宣扬君主制……。”这时，布列森涅夫走上舞台，请求主席允许他打断矮小同志的发言，说几句话。得到主席同意后，布列森涅夫用挖苦的口吻说道：“同志们，法国有句谚语说得好，真理诞生于交锋中。今天我们就话剧《彼得大帝》彩排交换意见，必将再次证明这句谚语的正确。我很高兴十位发过言的人和第十一位正在发言的人一致严厉谴责这个剧本，因为我相信下面发言的人将持完全相反的观点。起码我已经知道有一个人持这种观点。一小时前斯大林同志同我谈话时，对彩排发表了如下看法：‘剧本写得很好。遗憾的是彼得大帝的英雄气概表现得不够。’我完全相信后面发言的人，如果不是全体，起码也是大多数，将会赞同斯大林同志的看法，所以说交锋产生真理嘛。请原谅我打断极有教益的发言，大家继续发表高见吧。”布列森涅夫说完，大厅里一片死寂，接着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斯大林同志万岁”的口号声。站在皮公文包上的矮小教授仿佛被一场地震震得无影无踪，只剩下皮公文包了。第十二位发言的人仍来自红色教授学院，他是这样开始的：“任何语言都无法表述我对前十一位发言人的愤慨，他们竟然敢否定我们刚刚看过的演出，竟敢诋毁如此优秀的话剧。正如斯大林同志英明而正确地指出的那样：‘剧本写得很好！’作者和导演的唯一错误，正如斯大林同志英明而正确地指出的那样，是彼得大帝表现得还缺乏英雄气概！”下面发言的人完全赞同第十二位发言人的观点，同时严厉谴责前十一位的言论。中央剧目、演出检查委员会立即批准话剧《彼得大帝》的公演。布列森涅夫把矮小教授落下的皮公文包带回办公室，等他来领取，可他一直没来。
蓝英年话剧《彼得大帝》彩排记（2）
斯大林并未看到话剧结尾，但政治上一向敏感的阿·托尔斯泰却感到有修改的必要。话剧是这样结尾的：彼得大帝咽气的时候，窗外涅瓦河上空雷雨交加，他所心爱的英格尔曼兰号巡航战舰渐渐下沉。这似乎象征彼得大帝的事业后继无人。阿·托尔斯泰再三修改，最后改成：彼得大帝临终前召开参政院会议，对参政员发表演说：“你们要知道，尽管不会很快，但按照自己新的方式继承我彼得事业的那个人必将出现。”
（原载《随笔》1995年4月号）
蓝英年：卡普列尔——中国最知名又最不知名的苏联作家（1）
苏联作家卡普列尔的名字在中国大陆恐怕无人知晓，但他的作品又恐怕无人不知。他就是在中国放映过无数次的影片《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的电影脚本作者。他不仅是著名剧作家、散文家，还是20世纪70年代苏联人民最热爱的电视节目主持人。
卡普列尔半生坎坷，几次大起大落，都是因为他太痴情、太真诚、太富于正义感的缘故。他妻子戏称他为“并非愁容的骑士”，除掉愁容外，他确实有点像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
一个普通的敖德萨青年，不到而立之年便发表了剧本《三个同志》和《矿工们》，并被搬上银幕，几年之间便成为苏联知名的剧作家。1938年莫洛托夫亲自主持十月革命题材剧本竞赛，卡普列尔应邀参加，并以剧本《起义》（即《列宁在十月》）一举夺魁。接着他又创作了《列宁在一九一八》。在苏联电影、戏剧史上，卡普列尔是第一个把革命领袖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物写进剧本的。这两部由罗姆执导、舒金扮演列宁的影片一上映，列宁仿佛又回到人民之中，卡普列尔由此名扬天下。但正当他春风得意之时，他有幸或者说不幸结识了女中学生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并且一见钟情。如果斯维特兰娜是普通人家的女儿，真挚的爱情也许会绽开艳丽的花朵。然而，斯维特兰娜是斯大林的千金，卡普列尔则是犹太血统的敖德萨人，因此悲剧就难以避免了。斯大林不准女儿同卡普列尔恋爱，除后者是犹太人外，还因为卡普列尔在《列宁在十月》中对斯大林颂扬得不多，对斯大林的政敌丑化得不够。1938年莫斯科第三次审讯刚刚结束，列宁时期的政治局委员除加里宁和莫洛托夫之外，统统被斯大林处死。斯大林想把自己说成同列宁一起领导了十月革命，但卡普列尔根据当时掌握的资料，并未把斯大林同列宁并列为十月革命的领导人，尽管影片已夸大了斯大林在十月革命中所起的作用。
最初，斯大林只想把他们拆散，两人不再来往就算了，所以采取“先礼后兵”的做法。斯大林卫队长克拉西夫将军派鲁缅采夫上校给卡普列尔打电话，劝他离开莫斯科到南方去。卡普列尔被爱情冲昏头脑，不但不听劝告，反而在电话里叫他滚蛋。接着，好友作家西蒙诺夫再次劝他到南方去，卡普列尔依然不听。苏德战争爆发后，卡普列尔当了战地记者，1942年底，他飞往斯大林格勒采访。此时卡普列尔非但没冷静下来，在离别的煎熬中，爱情变得更加热烈。他发表在《真理报》上的《L中尉发自斯大林格勒的通讯》，竟情不自禁地思念起斯维特兰娜来。信中明白无误地写道：“莫斯科现在大概正在下雪，从你窗口可以望见克里姆林宫的间谍。”连斯维特兰娜的居住地点都点出来了，等于向全国公开他同斯大林女儿的爱情。深知父亲性格的斯维特兰娜读了这篇战地通讯后吓得魂不附体，知道天真的卡普列尔闯了大祸。这时斯大林突然从办公室赶回家。斯维特兰娜在《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中这样写道：
平时缄于言词、不动感情的父亲，这时已怒不可遏，喘不过气来，好容易才说出一句话：“都在哪儿？在哪儿？”接着又说：“你的作家的那些信都在哪儿？在哪儿？”我无法描写他是用多么鄙视的口吻说出“作家”这两个字。“我全知道了！你们在电话里的谈话都在这儿！”他拍拍他的衣袋。“快，都拿出来！你的卡普列尔是英国间谍，已经被捕！”
“可我爱他！”我说，我终于恢复了说话的能力。“你爱他！”父亲对这个“爱”字充满仇恨，大喊起来，有生以来第一次打了我两个耳光……他看了我一眼，说了一句置我于死地的话：“你也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谁会要你！他身边有那么多娘儿们，你这糊涂虫！”说完他拿起所有信件、照片回餐厅去了。
这次短暂的爱情，以卡普列尔被捕、斯维特兰娜同父亲关系破裂而告终。著名作家的名字也理所当然地从电影字幕和报刊上永远消失。《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两部影片，1951年在我国首次放映时，字幕上当然不会再有作者的名字了。
蓝英年：卡普列尔——中国最知名又最不知名的苏联作家（2）
1943年至1953年，卡普列尔是在劳改营里度过的。但十年的劳改生活丝毫未改变他的性格。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他立即被释放，重返莫斯科。他依旧那样天真、真挚、充满正义感，以散文家，说得更确切些，以杂文家的姿态投入扬善惩恶的斗争。
发表在《文学报》上的《靴子踹胸口》便是他对索契民警局宣战的檄文。他揭露了索契民警局局长的恶棍行径：把女儿送进疯人院，仅仅因为她爱上普通司机；而把司机关进监狱也就因为他胆敢接受民警局局长千金的爱情。这篇文章引起轩然大波，民警局差点把卡普列尔投入监狱，幸亏赫鲁晓夫得知后发了脾气，卡普列尔才得以幸免。
为了恢复影片《女友们》的作者瓦西里耶娃的著作权，卡晋列尔四处奔走，恳求知情者主持公道，还在《俄罗斯文学报》上发表一篇慷慨激昂的呼吁文章。在卡普列尔的感召下，许多著名作家联名写信，要求剽窃女作家作品的导演发表声明，承认被无辜镇压的女作家的著作权。但影片导演仍不吭声，结果卡普列尔的满腔热情付诸东流。其实，卡普列尔同女作家瓦西里耶娃非亲非故，为恢复她的著作权而战斗，不过是想伸张正义，恢复人们对正义的信心罢了。
20世纪50年代中期，卡普列尔被选为国际电影编剧协会副理事长。换了别人，这个职务不过多增添了个荣誉头衔，多几次抛头露面的机会而已。但卡普列尔在这个岗位上却开始了新的战斗——为编剧的著作权而战斗。战后一个时期苏联影片的字幕上只印有导演和演员的名字，却不印编剧的名字。电影史介绍某部影片时也只提导演，不提编剧。卡普列尔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公道的，是对编剧劳动的蔑视。他在《打输了的一场战役》一文中写道：“……有人说我所争论的问题的实质是：创作一部影片谁更重要，爸爸还是妈妈。我认为创作影片既需要爸爸——编剧，也需要妈妈——导演。”他在各种场合呼吁社会对编剧给予应有的尊重。他的行动深得编剧们的赞赏，他们私下向他握手道谢，但没有一个编剧公开站出来支持他。他们不敢得罪导演，担心一旦得罪导演，导演便不会选用他们的脚本了。面对强大的导演营垒，卡普列尔孤军作战，寡不敌众，败下阵来，影片字幕仍不署编剧名字。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影片上打出编剧名字的传统逐渐恢复，编剧的劳动终于得到承认。苏联影片字幕上打印编剧的名字是同卡普列尔的斗争分不开的。
1966年卡普列尔应苏联国家电视台邀请，担任电视节目“电影丛谈”主持人。“电影丛谈”包括新影片介绍；同国内外演员、导演、编剧交谈；介绍电影档案资料；对观众感兴趣的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从此卡普列尔又走进千家万户，成为广大电视观众喜爱的明星。观众所以喜欢他，因为他从不说空话、套话，只说真话。但观众喜爱并不等于领导满意，卡普列尔一到电视台便在节目播放的形式上同台领导人发生激烈冲突。卡普列尔坚持有权参与编排节目、邀请嘉宾，谈论人们关心的问题。慑于卡普列尔的威望，电视台只好让步，这样苏联广大电视观众才能在银屏上看到鬓发苍白的心爱的剧作家，倾听他沁人肺腑的话语。
不久，电视台感到观众太爱收看他的节目，致使对其他节目失去兴趣，决定停止他的节目。卡普列尔便向苏联电视委员会主席拉平递交辞呈。他把辞呈往拉平桌上一放，掉头就走，并把门“砰”地一声带上。于是拉平解除他主持人的职务，并销毁他所主持的节目的全部录相。卡普列尔在观众的视野中从此消失了，直到他1978年去世，报刊、电视上再也没有他的消息。
（原载《博览群书》1995年6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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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英年：去远离莫斯科的……劳改营——从《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到《车厢》（1）
苏联作家阿扎耶夫的长篇小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1948年在《新世界》杂志发表后，在苏联引起轰动，并获当年斯大林文学奖一等奖。1950年莫斯科电影制片厂根据小说拍摄成同名影片，1954年又被苏联著名作曲家捷尔任斯基改编成歌剧。作者阿扎耶夫也从远东一名科技人员一跃而成为苏联作家协会书记。小说1954年译成中文，在中国同样引起热烈反响。20世纪50年代青年知识分子哪一个没读过这本小说？何止他们，不少老知识分子和老干部也认真阅读过。小说翻译出版正值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大家都真诚地向苏联学习建设经验嘛。至于我们大学生们更不用说了，不仅争先阅读，还举办各种讨论会，连从西直门到清华园的公共汽车上，都能听到年轻学子们激昂的争论。
四十多年后的今天，书中人物仍神奇般地留在脑子里。只要一搅动，他们立时活跃起来。架设电话线的漂亮姑娘丹妮亚、大胡子总工程师别里捷、一心想上前线的副总工程师阿列克塞、害单相思的姑娘然妮亚以及局长巴特曼诺夫和党委书记泽尔肯德。这些人物能活跃起来，说明他们还有些血肉，不完全是概念的化身。他们忘我的献身精神，他们的痛苦和喜悦，他们真挚的爱情和忠贞的友谊深深地打动过我们这一代人。特别是对远东大自然的绝妙描写，没在远东长期生活过的人是写不出来的，没到过远东的人也未必能感受得到。我在俄国远东住过三年，所以倍感真切。一本描写在远东原始森林铺设输油管道的小说能写成这样也算不容易了。但这本小说仍存在着今天读者无法卒读的缺陷。小说是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写成的。其中教诲的议论必然很多。大框架仍是保守和改革的冲突。一切成就归功于斯大林。不少篇章冗长，作家仿佛收不住笔。如果删去三分之一乃至一半，也未必影响人物的刻画和情节的发展。
当时我们争论的焦点是：巴特曼诺夫的“严厉的爱”对不对？他为什么动不动就训斥下属？他训斥阿列克塞时，阿列克塞明明有理，何以非但不反驳还报以微笑？他只关心如何完成任务而不关心周围的人。党委书记则是作为他的对立面而出现的，他的作用是尽量冲淡巴特曼诺夫所制造的紧张气氛。这是否是作者有意安排在巴特曼诺夫身边的一个概念化的人物？阿列克塞刻骨铭心思念的妻子为什么最终也没在书中露面，作者是否太残忍了一点？我们当时相当自以为是，认为问题提得深刻。在讨论中努力“正确”理解巴特曼诺夫，对他“严厉的爱”找出各式各样的解释理由。现在看来，是多么幼稚可笑！
1988年莫斯科现代人出版社出版了阿扎耶夫1964年写的纪实小说《车厢》后，人们才知道《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中的所有人物，除巴特曼诺夫和泽尔肯德外，从总工程师别里捷和副总工程师阿列克塞到各工段段长、各处主任、所有工程师和工人，通通是劳改犯。作者阿扎耶夫本人也是劳改犯。西蒙诺夫在1966年为《车厢》所作的序中写道：“在《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中只字未提劳改营，只字未提国家所急需的那条横贯远东的输油管道，不仅是战时自由人的手铺设的，也是劳改犯的手铺设的。”接着他解释“作者为什么没写出这项工程的全部真相，因为那时公布真相根本不可能。”如果我们知道巴特曼诺夫是劳改营的长官，我们的争论便多余了。也怪我们阅读时不仔细，其实巴特曼诺夫一登场便亮明身份：“工程管理局局长身着军服……他全身上下——从雪白的领沿直到擦得亮晶晶的皮靴都闪闪发光。”这正是内务部的军装。小说先在《远东》杂志上发表，后才在《新世界》上发表。为此把阿扎耶夫召到莫斯科，让他根据《新世界》编辑部的意见做重大删改。作者保留了巴特曼诺夫的军服是为“点题”呢，还是匆忙中忘记删去呢？
按事件发展的时间顺序，《车厢》在前，《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在后。先把罪犯用火车押解到远东，劳改犯才在远东铺设输油管道。但《车厢》比《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晚出版了四十年。出版时，阿扎耶夫已逝世二十年了。
蓝英年：去远离莫斯科的……劳改营——从《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到《车厢》（2）
《车厢》是阿扎耶夫另一部重要作品。阿扎耶夫晚年在深夜里把自己的冤情向妻子倾诉，由妻子整理成书。他说：“也许为摆脱压得我喘不过气的重负。我确信我近来的病便是多年的折磨造成的。万一我无法痊愈，我的经历便会随我而去。妻子和孩子们便将从别人嘴里知道有关我的一切。噢，我知道别人的嘴是多么恶毒和不公正啊。”不把冤情吐出他死难瞑目。
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遇刺，大批无辜的人被逮捕。不经审判便判处徒刑，把他们从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地押往西伯利亚和远东。《车厢》所写的便是押解罪犯的列车中的一节车厢里发生的事。关押在这节车厢里的有盗匪、富农和反革命分子。反革命分子中有书中主人公米佳、工程师沃洛佳、绘图员科利亚、掏粪工斯捷潘、歌唱演员彼得罗、惯盗伊戈尔、厂长亚历山大、列宁格勒区检察官费奥多尔和党务活动家济明。作者通过这些犯人的离奇遭遇，多角度地展现出20世纪30年代苏联社会的严峻现实。西蒙诺夫写道：“我读小说时，不能也无法忘记，阿扎耶夫同他的主人公一样，十九岁时莫名其妙地以罪犯身份出现在远东，他所经历的一切同米佳一样。”可以说米佳即阿扎耶夫，阿扎耶夫即米佳。
1934年米佳十九岁，在莫斯科一家工厂做工，同时在戏剧学院学习。他精力充沛，工作学习两不误。未来充满阳光。新年前三天他同女友玛莎滑冰滑到冰场关门。就在这天夜里米佳被捕了。侦察员指控他对基洛夫遇刺无动于衷。仿佛他幸灾乐祸，对基洛夫案件的审讯的公正表示怀疑，对工人致斯大林信中的“我们明白你在这些日子里心情多么沉重”这句话做了不正确的解释。这当然是无中生有的指控。米佳父亲曾在基洛夫领导下工作，对基洛夫感情很深。米佳受父亲影响从小热爱基洛夫，怎么会幸灾乐祸呢？他同侦察员吵起来，侦察员掏出手枪对准他的脸，叫他冷静，并告诉他有人告发了他，如他能告发别人，帮助安全部门清除敌人，可减轻他的罪行。米佳无人可告发，被判处三年徒刑。他原以为这是个误会，父亲会替他说清，很快便会释放，哪知父亲在他之前已被捕，后瘐死狱中，1955年才平反。米佳完全绝望，幸亏济明等老布尔什维克开导他，叫他坚持住，在任何环境中都要保持做人的尊严。米佳晚年回忆道，如果没有济明等人的支持，他不知自己会怎样，或干出蠢事，或同盗匪混在一起。他们到达位于斯沃博德内市的劳改营后，米佳被分配在化验室，他拼命工作，被提前释放。劳改营留他以普通公民身份在原处工作，他谢绝了，决意返回莫斯科父母身边，寻找不知他突然失踪原因的玛莎。一到莫斯科他才知道父亲被捕，而刑满释放人员在莫斯科不得停留二十四小时。米佳只得返回劳改营，仍在原处工作，但已经不是犯人了。他工作得极为出色，并在冻土地研究方面做出贡献。劳改营替他撤销前科，已经不是刑满释放人员了。他再次返回莫斯科，没想履历表像一道高墙，把他同莫斯科隔开。他不仅仍不能在莫斯科居住，也不能在其他大城市居住，只好第三次回到远东。此时他已完全打消回莫斯科的念头，潜心研究冻土地，并写出一部颇具科学价值的专著。他在写专著时回忆起他和劳改犯们铺设输油管道的日日夜夜，又写了一部小说，发表在《远东》上。这部小说便是《远离莫斯科的地方》。《远东》是一本发行量很小的杂志，小说没产生多大影响。这时苏联虽战胜德国法西斯，但国家遭受严重破坏，极需唤起人民劳动热情的作品，鼓舞人民重建家园。《新世界》主编西蒙诺夫在《远东》上发现《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正是自己寻找的作品，便决定在《新世界》上发表。小说给米佳，即阿扎耶夫，带来巨大荣誉，他毫无阻碍地回到莫斯科。尽管他的作品影响极大，人人争读，但在那些艺术上平庸、政治上霸道的作家眼中他仍是有污点的人。他们虽在创作上无法同他竞争，但也有比他骄傲的地方：没坐过牢。阿扎耶夫没能入党，因为同行们咬住他“污点”不放。米佳深夜对妻子说，有人不断对他说：“何必老提过去！”他则认为为了将来决不能忘记过去。“我的经历只是一个人的提醒。我个人的命运以及千千万万经历过痛苦与不幸的活着的和死去的人的命运，是我们整个民族命运中的不可分割的部分。”由此看来，他写《车厢》时已远远超越了个人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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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英年：去远离莫斯科的……劳改营——从《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到《车厢》（3）
《车厢》是社会缩影，每个犯人的遭遇都是体制的反映，无产阶级专政的体制迅速转化为斯大林个人专政的体制。基洛夫的死加速了这种转化。
车厢里的犯人都讲述了自己是如何被捕入狱的。睡在米佳左边的是二十三岁的工程师沃洛佳。沃洛佳在孤儿院长大，后入党考上大学。大学毕业后同女友娜佳结婚。一天新婚夫妇在朋友家听一个聋子闲扯，听得无聊便离开了。后有人告发他听反革命宣传不揭发，便被捕了。侦察员审讯他：“有人当着你的面进行反苏宣传，你应立即揭发，沉默等于包庇敌人。”沃洛佳回答：“我不认为他是敌人，他不过是个自命不凡的无聊家伙。”“你不认为他是敌人说明你赞同他的观点。”沃洛佳便以“不揭发罪”被判刑三年。他在劳改营中完全可以担任工段长。睡在米佳右边的是绘图员科利亚，与他同年。科利亚在中学同女生尼娜恋爱，两人决定成年后结婚。中学毕业时尼娜在斯大林相片背面写下誓言：“亲爱的科利亚，我向你宣誓：一辈子爱你。我特别写在我们所有人最亲爱的人的相片上。”尼娜把相片赠给科利亚，以示誓词的郑重。但女方父母坚决反对他们的婚事，尼娜屈服了，给科利亚写信：“我最后对你说，咱们一切都完了。别再到处找我。就当我死了。”科利亚接信后气得要命，骂她的誓言一钱不值，当即撕毁誓言，即斯大林相片，用信封退还尼娜：“你既然如此无情无义，我退还你虚伪的誓言，我也撕毁你的爱情。”尼娜父亲把撕碎的相片交给内务部：“你们瞧，这家伙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科利亚被判了三年刑。他急于报仇，中途逃跑，返回莫斯科时被击毙。
掏粪工斯捷潘老头被判了五年刑。他说：“我们全家靠掏大粪养活。”儿子原是司机，女儿是食堂服务员，全家挤在一间狭窄的地下室里。一天看到墙上的告示：绐掏粪工分房。儿子女儿便也当了掏粪工。他们一天天干下去，从手推粪车改为挖粪汽车，但房子还没有影儿。儿子爱上姑娘，小伙子长得挺帅，女方家里自然没意见，但知道他们的职业后，坚决不干了。同这样的家庭攀亲，还有脸见人？老头向他们解释掏粪工也是工人阶级，他们连听都不听就把他撵出去了。婚事算吹了。不久儿子听说姑娘找了一个社会地位比他高的会计师，马上要举行婚礼，气得要命，发誓报复。老头想出一条妙计：去参加他们的婚礼。婚礼那天父子俩驾着掏粪车来了，孩子们惊叫道：“怎么现在掏粪？”支起粪勺的掏粪车一直开到门口，参加婚礼的人看见粪勺，掩鼻发愣。斯捷潘父子走进客厅，对大家说：“他们玷污了我们工种的荣誉，你们也是劳动人民，想必同情我们。我们是正派人，从未欺负过人。祝新人过得富裕光彩。”没想到会计师事先叫来内务部的人，当场把他们抓住。以私闯民宅罪判儿子两年刑，老子则判了五年刑——因为主意是他出的。
车厢里还有富农，都是身强力壮的劳力。富农萨瓦反对农业集体化。他说：“我作为阶级被消灭，还要我鞠躬感谢！我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后被送去修白海运河，回来后仍大骂集体化。但他在车厢里人缘很好，保护体弱者不受盗匪欺负。另一个富农丹尼尔比萨瓦温顺，没反对过集体化，但命运更坏。村里办公楼起火，这房子原是丹尼尔的，他同大家一起救火。有人咬定火是他放的，把他毒打一顿送到白海运河。丹尼尔手巧，什么活都能干，白海劳改营报还登过他的照片，作为劳改犯改造好的榜样，提前释放。他想回村弄清到底是谁放的火，谁知一进村便被抓起来。
伊戈尔曾是惯盗。他是孤儿，从孤儿院逃走，同盗贼混在一起。他人小身轻，作案时由他从窗口爬入，替伙伴开门。一旦得手，他们便快活几日。伊戈尔一伙被抓，关进劳动教养院。教养院文化教育处主任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教育他们，他们哪里肯听。他们看见他有只金表，便发誓要偷到手。伊戈尔夜间来到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窗下，金表放在桌上，灯熄了。伊戈尔钻窗而入，灯马上亮了，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正等着他，抓了个正着。伊戈尔知道完蛋了，没想到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让他坐下，问他为什么要偷表。伊戈尔说他向伙伴们发了誓，非偷不可，这是他们的规矩。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干脆把金表送给他，只说了一句：“这是捷尔任斯基的礼物。”伊戈尔惊呆了，灵魂受到震撼，从此洗心革面。伊戈尔改好了，解除教养。他成了家，过着正常劳动者的生活。一家商店遭抢劫，盗贼咬定伊戈尔参加了。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相信他没参加盗窃，并替他辩明。但祸从天降，大清洗时期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仗义执言，为无辜受害者说话，被捕入狱，于是一切又颠倒过来。侦察员对伊戈尔说：“你是人民敌人的宠儿，他包庇了你。现在你要为抢劫商店承担罪责了。”伊戈尔被判了六年刑。也被押解到远东。因为他们都可以成为铺设管道的好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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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英年：去远离莫斯科的……劳改营——从《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到《车厢》（4）
车厢里的检察官费奥多尔、厂长亚历山大和党务活动家济明属于社会上层。皆因基洛夫案件身陷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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