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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苏联到俄罗斯-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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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正：友好的眼睛看难堪的现实——读罗曼·罗兰《我和妻子的苏联之行》（2）
如果，特权者对于自己奢靡的生活感到心满意足，倒也罢了。尽管引起一些人艳羡，一些人反感，但社会毕竟有能力供养这人数不多的奢靡者的。问题是他们不以此为满足，吃饱喝足之后还要生出事来，这样造成的破坏就比自己多享用一些更大了。罗曼·罗兰提到的一件事就是农业集体化运动。为了这事，斯大林写过一篇《胜利冲昏头脑》。这是一场怎样的胜利呢？罗曼·罗兰的日记写道：“在路上，克留奇科夫对我们讲述在1930年至1931年期间爆发的重大农民战争中的事件，这次战争与1919至1920年间的国内战争同样残酷。如果外部敌人善于利用这种形势，则情况可能变得极其严重。尤其在西伯利亚，北高加索和乌克兰。在乌克兰，农民毁灭了巨大的粮食储备，毁灭了全部收成，他们只能饿死。在高加索，到了残害自己牲畜的地步。反抗是强烈的和狂热的。一些富裕农民听任亲属在极端贫困中死去，却把自己的东西藏起来。在地里挖坑，把粮食藏在那里。”（7月22日）
于是就有了专政的必要。罗曼·罗兰也认为专政是必要的。他说：“精心选择的政党对千百万非党人士的不屈不挠的专政是需要的。非党人士或许比敌人更危险，因为不能确定他们的准确人数。”（附记）也许罗曼·罗兰没有很好掌握马克思列宁的理论，不会采用马列主义的标准提法：无产阶级专政，是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也许是他以为说政党对非党人士的专政更符合实际。反正，他就是这样说的。接着他说，“专政依然存在，但企图伪装起来（想方设法不让我见到它），并许诺在更自由的新宪法条件下，将变得更温和。我不能谴责专政（只能因为它努力伪装起来而谴责它），因为危险仍存在。”
这里所说的“更自由的新宪法”是指1936年12月5日通过的被称为“斯大林宪法”的苏联宪法，它宣称剥削阶级已经消灭，社会主义已基本建成。可是它并没有带来所许诺的“更温和”。大镇压的高潮正是紧接着在新宪法颁布后的1937、1938年。
尽管努力把专政伪装起来，想方设法不让罗曼·罗兰见到，但就是从他同人交谈中得到的一些星星点点的材料中，也足以使人感到阴森可怖了。“每天都有某个熟悉的家庭消失。我的出版者布洛克于二月被捕，被流放到中亚一个小村庄，在那儿他应该教授图画课。除了他的贵族出身，没有任何流放的借口（他是军官的儿子。）……玛莎和费定谈论发生在出版者布洛克身上的事情，谈到了他的被捕。而且，所有的人都感到忧伤，因为大家都喜欢布洛克，并已经采取了一些保护他的步骤。他们痛苦和气愤地谈到基洛夫被谋杀后，在列宁格勒肆虐一时的‘行政强制迁出’。一开始来的是莫斯科的国家政治保安局，它的行动是有节制的。接着，它被明斯克的国家政治保安局取代了，后者显示出对地方和人的一无所知，粗暴和放肆地采取行动，旧的嫌疑者名单被找了出来，并立即开始了放肆的强制迁移。布洛克被放逐到乌兹别克的无人过问的角落，被放逐到农村，在那儿他无事可干，没有人需要他。他在绝望中恳求，让某个类似撒马尔罕的城市作为放逐地点，在那儿他能有所用处。作家们保护他的申诉不久前已被监察委员会驳回，但作家们已被要求再尝试一次。还提到了商人及其他被推翻阶级子女的问题，他们的出身使他们挺不起身。……‘保姆’谈到与‘行政强制迁出’有关的情况：‘哪怕是建造一些集中营，简易住房，让有嫌疑的人住在那儿，等待更全面地审查他们的案件。’但就让他们呆在露天，没有生活设施。……造成成千上万人死亡。”（7月7日）
我想帮他们解释一句：并不是存心虐待这些人，让他们在餐风宿露中折磨致死。而仅仅是因为镇压的规模，一时怎么来得及为这成千上万的流放者准备哪怕是简易的住房呢。这规模有多大呢？一次，主持其事的内务人民委员亚戈达在向罗曼·罗兰“谈到他本人所显示的对囚犯卫生的关心”，作为例证他谈到“莫斯科附近的集中营，那儿关押着二十万囚犯，但没有一个病例记录在案。”（7月10日）这真是人间奇闻了。一座有二十万自由居民的城市也不可能没有一个病人。亚戈达说的，恐怕只能解释为：囚犯病了，也不承认他是生病了。罗曼·罗兰听了这话，重视的是他不经意说出的数字，日记中在“二十万”之后加了惊叹号（！）。这样的规模当然不能不令人惊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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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正：友好的眼睛看难堪的现实——读罗曼·罗兰《我和妻子的苏联之行》（3）
亚戈达告诉罗曼·罗兰，“集中营是预定给刑事罪犯用的。”（7月12日）可是一位老太太告诉他：“集中营预定不仅仅给刑事罪犯用。有独立见解的、不善于谨慎地保持沉默的人会消失不见。官方的看法被强加于人。”（7月13日）
把大批囚犯集中起来，“是为了在大型工程（例如莫斯科～伏尔加运河）中加以利用”（7月12日）。亚戈达这样告诉他。一位这种囚犯劳动的总管还兴致勃勃地对他讲述运河工地上改造罪犯的成绩（7月13日）。罗曼·罗兰在日记里详细记下了这些谈话，可是并没有表示自己的意见，不论是赞颂还是批评。这也许可以理解为他对此有所保留。萧斯塔科维奇的回忆录中说，另一位也很著名的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就曾经作文“歌颂成千上万人为之丧生的白海运河的建设”的（肖斯塔科维奇口述《见证》，叶琼芳译，花城出版社，1998年版，第26页）。这位著名的俄国作曲家还说，“我知道有整整一个旅的可敬的俄国笨蛋集体创作了一本赞美白海运河的书。如果说他们有什么理由的话，那就是他们今天作为旅游者被带去参观运河，明天他们中间的任何人都可能在那里挖烂泥。”（同上书，第264页）运河的赞颂者中也有高尔基。他的一篇《关于真实的教育》就是赞美运河的，瞿秋白译成中文，见所译《高尔基论文选集》，现收入《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五卷。罗曼·罗兰的日记中提及了运河工程，可是没有加入赞美诗的唱诗班，这就是他了不起的地方。
刚才说到萧斯塔科维奇，他可是罗曼·罗兰在苏联没有见到的文化界名人。爱好音乐并有甚深造诣的罗兰，为什么没有同这位作曲家见面呢？日记中说：“有传闻说，萧斯塔科维奇拒绝来我这儿，因为我是‘共产党员’。也许，这是谣言。但是，我不怀疑，大部分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对很多东西都不赞同”。（7月19日）他分析得很对，萧斯塔科维奇拒绝会见，确实是因为“对很多东西都不赞同”。萧的回忆录中坦率地写下了他对一些来访者的反感：“正是这个萧伯纳从苏联回去后宣布：‘俄国在闹饥荒？胡说，我在哪里也没有吃得像在莫斯科那么好。’当时千百万人在挨饿，有几百万农民饿死。”（同上书，第261页）回忆录还提到德国作家利翁·费希特万格，他的访苏游记，是斯大林命令大量印行的。可是萧斯塔科维奇说，“我看了感到恶心。……要写出这种文章来仅仅是笨蛋还不够，必须还是一个无赖（同上书，第261页）。”这位苏联作曲家对苏联的情况了解得太多，对于唱赞歌的游客自然就反感了。“罗曼·罗兰怎么样呢？——萧斯塔科维奇说，——我想起他就感到不舒服。由于这些著名的人道主义者中间有些人赞扬我的音乐，我特别感到厌恶。一个是萧伯纳，还有罗曼·罗兰。他确实喜欢《马克白思夫人》（注：萧斯塔科维奇创作的歌剧），我本应该去会见这位属于爱好真实的文学和真正的音乐的光辉巨星群的著名的人道主义者，可是我没去，我说我病了。”（同上书，第262页）罗兰的日记表明，他是知道他为什么拒绝会见的原因的。他大体上了解苏联知识分子的情绪，甚至那位临时安排给他的保健医师，“我在他身上觉察到了隐蔽的反对派立场”（6月27日），从他给自己诊病时的表现看出了“苏联医生的不得不小心翼翼已到了何种程度。”（7月6日）
斯大林拿出了1小时又40分钟同罗曼·罗兰长谈。罗兰提出：苏联的一些行为很难向外国公众解释，因而使西方许多同情者感到疑惑。作为持同情态度的知识分子也应该帮苏联作些解释，但罗曼·罗兰表示，“我们不能胜任这样的任务。”在向别人作解释之先，得说服自己。有些事情要说服自己也并不容易。例如，他就向斯大林提出这样一件事：“不久前，在你们国家颁布了关于惩处自十二岁起的儿童的法律。……儿童面临死刑的威胁。”斯大林向他说明了这一项立法的动机：“必须使人畏惧。我们应该通过这项镇压性的法律，以死刑威吓自十二岁起的儿童罪犯，尤其是他们的教唆者。事实上我们没有运用这项法律。但愿将来也不会运用它。当然，我们不能公开承认这一点：将会失去必需的效果，恫吓的效果。不过，已下达了不公开的命令，只是严厉追究怂恿儿童犯罪的成年人。对他们我们将毫不留情……”。（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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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正：友好的眼睛看难堪的现实——读罗曼·罗兰《我和妻子的苏联之行》（4）
斯大林说的，是为了“使人畏惧”，为了“恫吓的效果”，是真话。只是他没有说，是为了恫吓谁，要使谁畏惧。总不是为了恫吓自十二岁起的“儿童罪犯”吧？（不知《苏联大百科全书》是否收了斯大林所创造的“儿童罪犯”一词？）这个问题，在亚历山大·奥尔洛夫倒是说清楚了的。这一位过去是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后来改名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高级干部，写了一本回忆录，中译本书名是《震惊世界的莫斯科三次大审判——斯大林肃反秘史》，他说：“要摧垮受审者的意志，恫吓显然比许诺更为有效。……怎么能够相信斯大林竟会指控十岁至十二岁的儿童去进行阴谋要推翻苏联政府呢？……报纸上还描述了这样一件事：一个叫沃洛佳的十岁男孩，由于受了长达一整夜的审讯，便承认自己在三年的时间中参加了一个法西斯组织。原告方面的证人之一在法庭上作证说：……当我们就托洛茨基分子和布哈林分子问孩子们时，他们回答说：‘我们在关押我们的监狱里见到过这些人。’既然孩子们在监狱里见到过托洛茨基分子和布哈林分子，那就是说，托洛茨基分子和布哈林分子也在监狱里见到了这些孩子，并肯定知道这些孩子被指控为参加了反对国家的阴谋组织及其他要处以死刑的罪行。所以，在第三次莫斯科审判案中被提交法庭审判的那些被告人，为了保住自己孩子的生命，保护自己孩子不受斯大林的严刑拷问，他们甘愿付出任何代价，这是毫不奇怪的。”（红旗出版社版，第274—276页）
原来是为了恫吓这些人的。难怪公开审判的演出如此成功。人道主义者的罗兰大概无法想像竟有这样深的用心。
从罗曼·罗兰的日记中还可以看到，在1935年的苏联，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已经达到了怎样的规模：“打开任何一张苏联报纸，并阅读任何一篇文章或者在共产国际会议（或者任何其他会议——政治的，非政治的，科学的，专门讨论医学、或体育、或艺术的等）上的发言就已足够，你总是能在文章或发言中找到最后对斯大林的过分颂扬——‘我们伟大的、我们强有力的同志，我们勇敢的领导人，我们不可战胜的英雄’等，这是每一首诗歌必不可少的段落。在大街上，在游行队伍中，当着进行检阅的斯大林的面，他的无数像房屋一般巨大的画像在人群的肩膀上缓缓移动……有人要我相信，斯大林在这种情况下都是显出不好意思的样子。……如果他真的感到恼火，他的一句话就足以推翻这种可笑的崇拜，……也许，正如某些人所断言的，他认为这是保持部队道德精神的手段，同时用自己的形象吸引住他们？对真诚的共产党人来说，这是极其危险的手段，它可能在社会上挑起向一个人顶礼膜拜的不祥的宗教信仰。我不理解这种做法。”（附记）
罗曼·曼兰在莫斯科一个月，既看到了令他兴奋的东西，也看到了令他难堪的东西。他在日记的附记中，记下了同游的妻子的意见：“她对任何不公正的表现非常敏感；我高兴地看到，她不止一次抨击制度造成的错误和痛苦，而且，在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同时，强烈希望改正这些错误。”无疑这也是他本人的态度。最后，他说：“我在作出总结时，说出了自己的有利于苏联和斯大林的政策的意见。目前这些政策包含某种消极的东西，这是不可避免的：任何打算都不可能没有错误（‘犯错误是人所固有的’）。可是，斯大林的政策所包含的积极的东西远远超过所有消极的东西。我丝毫不怀疑，世界更美好的未来是与苏联的胜利连在一起的。”
罗曼·罗兰没有预料到的是：等到这日记公开之日，苏联已经走近它历史的尽头。他的最良好的祝愿是落空了。他其实应该想到：如果不存在一种克服那些消极东西的机制，这种结局就是不可避免的。后世读者感谢他在日记中提供的许多材料，将有助于研究这一历史现象。
1996年11月7日
（曾收入《辫子、小脚及其它》，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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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正：友好的眼睛看难堪的现实——读罗曼·罗兰《我和妻子的苏联之行》（5）
【附录】
“言过其词”
早就想看罗曼·罗兰的《莫斯科日记》，前几天在书店见到，连忙买下来。这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4月第二次印刷的本子。这确实是值得细读的书，对于研究苏联这一历史现象，研究罗曼·罗兰本人，都提供了不少足以引起深思的材料。译文呢，大体上说也是清顺可诵的。但不是没有可议之处。举一个例吧，第20页：“对这件事的言过其词的或者虚假的解释会导致何种不满”，这“言过其词”是什么意思呢？“言”就是“词”，“言词”可以连用。从上下文义猜测，译者想写的大约是“过甚其词”或者“言过其实”吧。原来我以为，这是排误失校，看到第59页，它又出现了一次：“许许多多儿童死于亚洲的沙暴（也许，这是言过其词）。”两行之后还有类似的一处，不引了。可见这就不能认为是排字的错误。
这样的错误还可以从上下文猜测出来。可怕的还有猜不出来的。例如第89页，罗曼·罗兰参观特列嘉柯夫美术馆，日记中评论了一些展品：“从十四世纪起的一些判决书是如此精致，可以把它们称为现代派作品。最精美的收藏品是十五世纪初鲁布廖夫的独一无二的作品：天使般的《三圣像》，匀称柔和，拉斐尔式的尽善尽美。……”“判决书”是法律文书，可以陈列在历史博物馆或法学博物馆中，怎么会出现在美术馆中呢？实在猜不出这“判决书”原来是说什么。
书中出现了许多苏联人的名字，译者有些采用了通行的译法，有些却别出心裁另行音译。例如苏联1930年至1939年的外交人民委员，过去中国的出版物中都是译作李维诺夫，书中却译作李特维诺夫（如第11页）。如果是对苏联历史不甚熟悉的读者，就可能会以为是另外一人了。
现在报刊上常有文章呼吁提高大学生的语文程度。看来已经是颇为紧迫的问题了。能够译书了，掌握外语了，为什么不能也下一番功夫把本国语文也好好掌握呢？像这“言过其词”，可以作为初中学生语文考试的改错题，真不应该出自大学程度的人的笔下。
（原载1996年12月2日《文汇报·笔会》）
【附记】
上文刊出后，有人撰文反驳（见12月30日《文汇报·笔会》），说：
“十四世纪的‘判决书’，大抵用鹅毛笔书写，因其书法精美，作为艺术品收藏于美术馆，也未尝不可。笔者在斯德哥尔摩一美术馆中曾亲见瑞典国王的‘手谕’及‘御笔’。据刚从莫斯科返国的上海社科院周士林先生作证，他在当地的一个美术馆中也曾见过‘判决书’一类的展品。这在西方美术馆中是不乏其例的。”
意思就是说，这里并非误译。
于是我就找来漓江出版社所出周启超的译本，这几句他是这样译的：
“从十四世纪开始，一些作品的色彩处理是如此讲究，如此精雅，以致它们可以被看成是现代派的作品。收藏品中的一绝——十五世纪初名画家鲁勃廖夫的一件稀世杰作：天使状的三圣像（圣父、圣子、圣灵），那种和谐而生的温柔，那种拉斐尔式的完美，令人流连忘返。”（第139页）
这里没有“判决书”的影子。我猜想，这大约是“处理”一词的误译吧。
一本书有点误译，并不要紧，可怕的是为误译辩护，硬要说在西方美术馆是展出判决书的，这对于提高译者的水平有什么帮助呢？
朱正读季米特洛夫日记札记读季米特洛夫日记札记
《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是一本值得一读的日记。马细谱、杨燕杰、葛志强等译，“冷战年代的中国与世界”丛书之一。这是保加利亚版的季氏日记的一个译本。
季米特洛夫是共产国际最后九年的总书记，经手处理了国际共运中的许多重大事务。国际解散之后，又担任联共（布）中央国际情报部部长，直到二战结束回国，担任保加利亚党和国家领导人。他在苏联期间，同斯大林的其他高层领导人时有交往。因此，尽管这只是一本选译本，其中还是不乏有价值的史料，有助于读者了解当年那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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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正：友好的眼睛看难堪的现实——读罗曼·罗兰《我和妻子的苏联之行》（6）
下面，是我阅读中随手记下的札记。
希特勒比不上斯大林
季米特洛夫因纳粹党制造的国会纵火案被捕。他在法庭上为自己作的辩护词，是一篇对法西斯的义正辞严的控诉书，并为自己赢得了无罪判决。1934年2月17日他的日记：
《每日邮报》（晚间版）刊载希特勒答记者问。
记者：“您有意释放季米特洛夫、波波夫和塔内夫吗？”希特勒答：“法院有权决定，判决会被执行！”记者强调，这就是希特勒的全部回答。
随后记者又问：“您认为这些人会被释放并送出德国国境吗？”
希特勒回答：“肯定会的。”他说，尽管他认为他们被证实无罪并不符合人民的意愿，但法院的判决将被执行。
这一回，希特勒还真是说话算话。十天之后，2月27日，季米特洛夫被“驱逐出境”，用飞机把他送到了莫斯科。希特勒当然是一万个不愿意这样办。他不是对记者说了吗，“他认为他们被证实无罪并不符合人民的意愿”，“人民”云云，是常常被独裁者用作他本人的代号的，所谓“人民”不同意，就是他本人不同意。就是在将季米特洛夫送往机场的途中，解差还对他说：“我们想同苏联保持良好关系。否则我们不会把你们送到莫斯科去的！”可见他是万不得已才这样做的。
这时希特勒执政才一年，他后来的纪录证明，他并不是一个讲信义、讲法治的政治家。但是这时，他还是把三个已经到手的政敌放走了，不管他有多少条万不得已的理由的策略考虑，反正他是这样做了。
在怎样对待政敌方面，斯大林就不是这样做的了。1937年11月11日的日记，记载了他“与斯大林的谈话”：
我们大概要逮捕斯塔索娃。她原来是个卑鄙小人。基尔萨诺娃与亚科夫列夫过从甚密，是个坏人。
明森贝尔格是托派。他如果来，我们一定要逮捕他。您设法把他骗到这里来。
这里提到的四个人，亚科夫列夫大约是联共（布）的干部，苏联人。1937年11月7日的日记记有斯大林关于在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内的反革命活动的谈话，说到了他：“亚科夫列夫的妻子原是法国间谍。她在1918年出卖了敖德萨军事革命委员会。”另外三个人大约是保加利亚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前面提到的两位女士，也许就在莫斯科共产国际工作。11月16日的日记，记有“同保加利亚同志的会议”的事，其中一项内容就是“关于撤销基尔萨诺娃和斯塔索娃职务的决定”。撤职是逮捕的前奏。需要季米特洛夫办的就到此为止。逮捕以及逮捕之后的事，斯大林会交给苏联内务部去办，就不劳季氏费心了，所以他在日记里也就没有记上下文。
明森贝尔格不在苏联境内，不可能说逮捕就逮捕，所以斯大林就给季米特洛夫布置了—个“设法把他骗到这里来”的任务。后来季米特洛夫设计了怎样的骗局，把这人骗来了没有，这个选译本中未见记载。不过想来，对于斯大林布置的任务，顶着不办，大约是不可能的。
一个是把到手的政敌也放走了。一个是对自己抓不到的政敌要设法骗来。看来希特勒的辣手还不如斯大林。
不是谁都可以当马屁精的
1939年4月26日的日记：
在克里姆林宫——关于“五一”告人民书。
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米高扬、日丹诺夫。
斯大林问我：您看了告人民书吗？
季米特洛夫：最后一稿没有看。但这是集体创作，马努伊尔斯基是主笔。
斯大林谈到告人民书中赞颂斯大林的地方，特别是：“我们的斯大林万岁！斯大林就是和平！斯大林就是共产主义！”
马努伊尔斯基是马屁精！
他过去是托派！
在清洗托派匪帮时，我们批评过他，他沉默不言，而开始阿谀奉承！这相当可疑！
自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来，“个人崇拜”这个提法就跟斯大林这个人名紧紧粘在一起了，他什么时候厌恶过对他的崇拜、阿谀奉承呢？那时各种各样的《告人民书》之类的文告，哪一篇不是连篇累牍的谀辞呢？这些文告的作者，恐怕大多数都是马屁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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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正：友好的眼睛看难堪的现实——读罗曼·罗兰《我和妻子的苏联之行》（7）
不过，要当马屁精，也得有资格。像这个马努伊尔斯基，斯大林就认为他没有当马屁精的资格，因为“他过去是托派”！想来，此人过去在托派，陷入也不很深吧，否则，此刻也就不大可能让他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成员这样高级的职务了。可是，就因为过去是托派，现在来阿谀奉承，就相当可疑了。这一回的马屁可真没有拍好，很可能因此丢官哩：斯大林对季米特洛夫说：“他可能干坏事！‘五一’以后我们会考虑向共产国际派另外一位同志。”
谁如果没有这个“托匪”的前科，就可以放心去当马屁精了。同年12月23日的日记：
在工会大厦。共青团庆祝斯大林60寿辰晚会。亚罗斯拉夫斯基的报告：“你若不是列宁主义者，你就不可能是马克思主义者；你若不是斯大林主义者，你就不可能是列宁主义者！”
这是比马努伊尔斯基更有分量的谀辞，却并没有受到斯大林的责备。可见成问题的不是当马屁精，这是因人而异的。这马努伊尔斯基，奉命起草《告人民书》，却不写一句赞颂斯大林的话，他马上就会受到更严厉的责备。因为他犯的是鲁迅所说的“可恶罪”。
多么可怕的“友好”
“友好”，“友好国家”。多么美丽动人的字眼啊。
可是，你知道这个词能有多少种解释吗？
我没有去查词典，不知道这个词有多少个义项。但是我敢断言：不论怎样详尽的大词典，列举了应有尽有的一切义项，它也必定遗漏了一项，即遗漏了斯大林词典的解释。斯大林是怎样解释的呢？
季米特洛夫1940年1月21日的日记里记了斯大林的一段话，那是他谈苏联和芬兰之间的那一场战争：
为使芬兰进行反对我国的大规模战争，人们在如何做准备，这一点现已十分清楚。每个村庄都已为此目的而有所变化。建成了可容几千架飞机的机库，而芬兰只有几百架飞机。芬兰的舒茨科洛夫分子有15万人，这些是芬兰的白军。我们消灭了6万人，应该把剩下的人也消灭掉，那时事情就会告终。应该只留下小孩和老人。我们不想要芬兰的国土，不过芬兰应成为苏联的友好国家。
芬兰要成为苏联的友好国家的前提是：让苏军消灭本国的全部军人，这还不够，还要消灭本国的全部少年、青年、壮年和中年人，只剩下小孩和老人！
这叫什么友好呢？
有一篇什么赞颂斯大林的文章说过，他是很注重语言表达的准确性的。这一席话就表达得十分准确。他没有说“芬兰和苏联成了友好的国家”，更没说“苏联成了芬兰的友好国家”，而是说：芬兰应成为“苏联的友好国家”。“苏联的友好国家”，即对苏联不构成任何威胁的国家，苏联用不着费心提防的国家。做到的办法就是一个杀字，杀得他只剩下老人和小孩！还好，留下了小孩，还可以成长、繁殖，所以种族灭绝的罪名是安不上的。
斯大林虽然提出了一个十分理想的变芬兰为友好国家的方略，但是实际上这一场芬兰之战并没有占多少便宜。这年3月27日的日记，记下了伏罗希洛夫在中央全会上关于芬兰战争的报告要点，“我军的损失为233，000人；其中死52，000人。芬兰人死70，000人，伤200，000人。”以一个军事强国去攻击一个小国，只打出这样一个结局，离变芬兰为“苏联的友好国家”的目标还远着哩。
第一手资料的可贵
1943年5月22日的《真理报》公布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这一个成立了二十多年的国际性机构，这时为什么要宣布解散呢？《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第三国际”这一条对共产国际最后几年的历史是这样叙述的：
……在1935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即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上，苏联为了自身的民族利益重新改变了共产国际的政策，要求共产党人同温和社会主义者和自由派结成反法西斯的“人民阵线”。共产国际一直充当苏联外交政策的工具。然而人民阵线政策却因斯大林在1939年同希特勒签订条约而告终。不久苏德爆发战争，斯大林为了使他的同盟者消除对共产党颠覆活动的疑惧，正式解散了共产国际。
朱正：友好的眼睛看难堪的现实——读罗曼·罗兰《我和妻子的苏联之行》（8）
《简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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