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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苏联到俄罗斯-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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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讯过程中所有被告都承认自己有罪并主动交代了最不能想像的破坏和间谍活动的细节，有关自己同俄国国外“工商联合”组织的联系，同在莫斯科的外国使团及与昂·彭加勒的来往，在进行审讯时，我国所有机关和组织都纷纷召开###和会议，参加者都要求枪毙“工业党”领导者们。法院考虑到这些要求判处多数“工业党”领袖以死刑，但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减刑，被判处不同期限的监禁。（人民出版社译本，第189—190页）
这里，“昂·彭加勒”是个不规范的译名。规范的译法是普恩加来，1926年6月至1929年7月的法国总理。他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文章，声明他“对‘工业党’的什么真的或假的计划是一无所知的。因此，我们任何时候没有支持过和鼓励过他们。……我自己无论如何也不会参加这样的冒险行为”。
麦德维杰夫研究了这一案件的审讯记录等等文献之后，使他确信：这些材料中的绝大部分是有意捏造的。他说：
例如，和“工业党”有关的所有材料很值得怀疑。从控告结论起就可以看出矛盾，特别是在解释被告人为什么要建立反革命组织时。控告结论中说，促使被告人犯罪的主要原因在于：几乎所有总部的头子在革命前或者自己是大工厂主、资本家，或者是在大工业家下面任领取高工资的重要职务。但是审讯过程证明，八个被告人中没有一个在革命前是大资本家，甚至连资本家的儿子也不是。他们出身于手工业者、农民、职员、中等地主家庭。只有三个人革命前在私人工厂里工作过，而拉利切夫只工作了三年。控告结论还说：“建立反革命组织的出发点之一是旧工程师的政治观点，他们通常是动摇于革命立宪党观点和右派保皇党观点之间。”但是这样的断言没有被审讯所证实。八个被告人中只有费多托夫一人有较明显的革命立宪党观点，其馀的人很少过问政治，有些过去参加过社会民主工党。连克雷连柯都不得不说有一些被告是无政治头脑的人，对他们“政治问题不起任何作用”。接着控告结论还指出，被告人的政治观点还由于“革命前后工程师们的工作和生活地位差别太大，苏维埃政权自然对工程师们不信任而决定的”。但是审讯材料表明，所有被告人在逮捕前占据着重要的工作岗位，所以谈不上对他们的不信任。被告人的物质条件在逮捕前比革命前还好。总而言之，关于“工业党”进行“暗害活动”的动机问题，经过审讯完全弄得混乱不堪。克雷连柯完全不顾过去所讲的话，在起诉结束语中说：“他们没有，没有过，也不可能有什么思想或自己的信念，因为你们可以看到了他们出卖自己的代价……他们完全没有任何思想上的依靠，而是被金钱所雇佣，就一头扎进了反革命阵营而为他们工作，根本就不考虑什么思想领导和政治稳定性……拉姆辛不是那种为自己的信念而无私工作的人。说什么他没有得到钱，这是胡说八道。”拉姆辛在这以前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同意对他的控告，但此后他不得不在自己的最后发言中反驳克雷连柯。他说：“难道可能由于在工资以外得到百分之十、二十、三十的钱而用自己的脑袋去冒险，搞叛卖、叛变、破坏？我想，谁也不会相信这点……如果政权变了，我会得到什么呢？无论怎样也不会比现在好，因为我在苏联所得到的物质条件和特别优越的科研环境，国外的科学家连想也不可能想到。”
朱正“实业党”的审判（3）
就是在被告供出的有关他们反革命活动的性质和本质的口供中也可以发现大量的不合情理的矛盾。
例如，“工业党”领导人拉姆辛的口供很值得怀疑。他交代：在他去巴黎时，当他提出让国外的白俄组织证明法国确实在考虑进行武装干涉的计划时，给他安排了同法国总司令部某些著名工作人员的会面。这时他们不仅告诉了拉姆辛法国政府即将进行武装干涉的总的决定，而且还转告他法国总司令部的详细的作战计划。法国远征军及其盟国的主要攻击方向，派遣军的登陆地点，攻击的时间等等都通知了拉姆辛。有关所有这些问题拉姆辛“诚恳地”在审讯过程中作了交代。但是谁都知道，任何总司令部都不会把自己的具体计划告诉拉姆辛这样的人，就是在某些有名的白俄分子介绍后也不会这样做。总而言之，在我国的领土上很难设想有什么组织良好的，拥有几千名成员，有自己的中央机构，向地方发布指示和文件，和国外总部及大使馆保持联系的地下党组织。还有，侦察机构在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政治审讯中公开向法庭宣布，他们拿不出任何能证明地下党存在的物证和书面证件。这些党的任何一个指示、号召、信件、决议和全会记录都没有提交给法院和社会舆论，而审讯过程中却不断提及这些材料。在审讯中宣布，被告人在被捕以前把所有这些材料全部销毁了。（人民出版社译本，第194—196页）
没有物证，只能根据口供来定罪了。可是麦德维杰夫指出：
同样，在被告人有关其他问题的口供中也可以看到许多矛盾。例如：关于“工业党”中央的机构问题及他们的分工；关于未来政府的组成；关于从国外得到的金钱的处理和数量等等。关于破坏行动的具体情况，被告人的口供也是非常混乱的。例如：被告人所参加制订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其基本方案被告人认为是符合实际的，而“最佳方案”则认为是不符合实际的，破坏性的。但是被告人宣布，由于苏联人民的英勇劳动，最佳方案突然被发现是可以实现的。拉利切夫说：“最高的计划和速度在我们看来是不可能的，但实践证明我们的看法被驳倒了。”
有时法庭主持人简直是要提醒被告人有关他们的暗害活动表现在什么地方。在这方面最引人注目的是维辛斯基同费多托夫之间的对话。
“维辛斯基：在现有工厂没有充分利用的情况下有没有建立新厂的指示？
费多托夫：不，这样的指示没有。
维辛斯基：是没有吗？
费多托夫：请原谅，是有这样的指示，虽然已经有工厂，还要建立新厂。
维辛斯基：不，这方面没有什么破坏性的问题，新厂是需要建的。”
接着维辛斯基引导费多托夫考虑“指示的内容在于，现有工厂没有充分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建立新厂”。于是费多托夫同意说：“如果不搞破坏活动的话，那末有可能少建立哪怕是一、两个工厂，当然少不了多少，但是这样可以节省一些外汇。”费多托夫还说：“加强建设是受到经济工作人员中的党员的极大的欢迎。”
在审讯过程中，连科研机构和生产联系不够等缺点也被宣布为破坏活动，可是我们的报刊至今还继续报导这方面的问题。甚至连在边缘地区排除沼地的水这些工程也被宣布为破坏活动，因为这似乎是给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创造了方便条件。（人民出版社译本，第197—198页）
这么一个喧嚣一时的大案，结案的时候却是令人惊奇的宽大，没有杀一个人，主犯只判了十年监禁。中国的鲁迅看了都觉得这样的宽大真值得写到文章里张扬，他还不知道这主犯的最后结局哩。麦德维杰夫说：
“工业党”的领导者拉姆辛，这个“独裁者的候选人”、“间谍”、“暗害和谋杀案的组织者”却不知为什么被赦免。监禁时他也被允许继续从事科研工作。过了五年他被释放了并授予列宁勋章。据苏联大百科全书上说，他于1948年去世时是莫斯科热工学院的院长，这还是“工业党”审讯前他担任的职务。（人民出版社译本，第202页）
朱正“实业党”的审判（4）
为什么拉姆辛（引文中有的作拉姆仁、拉姆津的，都一样）能得到这样的宽大呢？俄国爱德华·拉津斯基著的《斯大林秘闻——原苏联秘密档案最新披露》中告诉人们：这是斯大林对于他的良好合作给予的报偿。书中说：
斯大林本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审讯？这个主要问题过去只能想像。现在，我在看了许多新档案后，可以一口断定：是他亲自领导这些审讯的，而且周密地制定了恐怖方案，甚至还指定了角色。（新华出版社译本，第274页）
书中引用了斯大林1930年7月2日致缅任斯基的亲启信：
拉姆津的供词很有意思。我建议：
把武装干涉问题，还有武装干涉的时间问题弄成拉姆津今后供词中最重要、最关键的一点。
第一，为什么1930年推迟了武装干涉的时间？是否由于波兰尚未准备就绪？也许，罗马尼亚也没有做好准备？为什么把武装干涉推迟到1931年？为什么可能推迟到1932年？
作者在引用了斯大林信中的这些内容之后，这样议论说：
这是他的东方式的想像。他们对被告说：帝国主义正在秘密准备对苏维埃共和国实行武装干涉。如果被告承认参与了武装干涉的准备工作，就是抢先粉碎了干涉，拯救了国家。他们要被告从真正的爱国主义出发，给自己栽赃。当然，许诺将因此而给他们减刑。
拉姆津同意在法庭上承认他欢迎资本主义国家对苏联的干涉。但是，斯大林不得不对他那“很有意思的供词”添点细节。这是因为，根本就不存在这种武装干涉！而且他知道，今后也不会有。于是他提出了几个方案，用来解释为什么迄今为止没有发生武装干涉，而且今后也不会发生。
拉津斯基接着指出，“并不是人人都像拉姆津那样有觉悟”，斯大林不得不在前面引过一部分的信中提出这样的要求：
让孔德拉季耶夫、尤罗夫斯基和恰扬诺夫等在“武装干涉问题”上搞狡辩的先生们过过堂。我们要把这个材料转发共产国际各分部，到时候我们就搞一个极其广泛的反对武装干涉的宣传运动。要弄得搞干涉的人今后一两年内无法动手，这对我们来说相当重要。明白吗？祝好。斯大林。
观众在舞台上看到的，崇公道是解差，苏三是女犯。到了后台，他们是同一个戏班子的同事。首犯拉姆津云者，不过是演出时分派给他的角色罢了。不但这时候判的十年监禁不过是舞台上的演出，就是后来的颁发列宁勋章，岂不也是舞台上的演出吗？这“苏维埃戏剧”的精髓真是不容易领悟呀。鲁迅就这事写文章，发议论，说是“我们不再受骗了”。假如他竟了解到了这事情的真相，他说的就会是“我们真正受骗了”。
受到这种宣传的蒙蔽的又岂止鲁迅，又岂止20世纪30年代的人。比方说，现在大家都已经知道，这一次所谓的“工业党”的审判，以及更早两年的沙赫特事件，都是因为经济工作出了问题，计划中的高指标无法完成，破坏了人们的经济生活，于是找出一些技术知识分子作为替罪羊。可是，胡乔木执笔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却说：“而斯大林所犯的主要错误，却很少同管理经济的国家机关的缺点有关。”鲁迅发过一点这样的议论，今天人们也就不必大惊小怪了。
（原载《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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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英年红色麦加朝圣记——重读《莫斯科日记》（1）
苏联自成立之日起，便只向世界各国宣传革命和建设的成就，不让外国知道国内发生的有损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形象的事。苏联是一个封闭的国家，至少从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都如此。苏维埃政权最担心的是把国内的真实情况泄露到国外去。苏联公民凡是自行在国外出书或发表文章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老百姓没人敢同海外亲属通信。因此其他国家的人，当然也包括中国人，所获得的有关苏联的信息，都是苏联官方有意传递出去的。这就使外国人不可能了解苏联的真实情况，致使鲁迅先生写出《我们不再受骗了》那样的文章。这不能责怪鲁迅先生。鲁迅一贯同情弱者，同情被压迫的民族。他没到过苏联，没有亲自观察苏联社会的机会。况且他还受到同他亲近的左翼作家的影响，相信了他们对苏联的介绍。他们告诉他苏联已经消灭了剥削。左翼作家又多是共产党员，信仰共产主义，坚信苏联是全世界的灯塔，是人类的未来。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真正看清苏联体制的恐怕只有陈独秀一个人。陈独秀晚年流落到四川江津，他在《我的根本意见》中写道：“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制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今天读了仍不能不敬佩老先生的睿智慧眼。当然，这也同他当了四届中国共产党的“一把手”并跟共产国际［即联共（布）］打过多年交道有关。
罗曼·罗兰（1866—1944）是法国著名作家，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憎恨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和不公正的现象，渴望一个没有剥削、人人平等的自由社会。他在别的国家里找不到这样的社会，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发生经济危机的时期，便把目光投向苏联。罗兰同西方不少左翼作家一样，完全相信苏联的宣传。上世纪30年代，法西斯主义先后在意大利和德国兴起，引起罗兰的警惕，更把全部希望寄托于社会主义国家苏联。1932年他在世界反法西斯大会上发言时说道：“苏联存在的事实本身就是向剥削者的旧世界的挑战，对被剥削的各国人民来说，苏联是他们的典范和希望。”另一位法国作家纪德（1869—1951）访苏之前对苏联的态度又何尝不如此。他们把当时经济萧条的资本主义国家同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对比，自然倒向苏联一边。罗兰在答复西方学者的公开信中写道：“我自己毫不犹豫地站在苏联一边，它是代表新的劳动世界的惟一堡垒。”1935年，他便怀着朝圣者的虔诚来到红色麦加——苏联首都莫斯科。
罗兰夫妇是应高尔基的邀请访问苏联的，在苏联逗留了五个星期（从6月17日至7月21日）。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主席阿罗谢夫不劳长途跋涉到华沙迎接。从苏波边境到莫斯科乘坐一节专用车厢。在大剧院看芭蕾舞时，把他们安排在过去沙皇专用的包厢里。苏联政府还打算拨一幢别墅给罗兰夫妇住，但被他们谢绝了。从接待的规格上看，真正的邀请者不像是高尔基，倒像是斯大林。斯大林邀请罗兰访苏，是希望罗兰为苏联说好话。让他们住在高尔基莫斯科郊外的别墅里，把罗兰完全封闭起来，使他无法接触普通老百姓；只让他看苏联想让他看的，不让他看苏联不想让他看的。但罗兰以他敏锐的目光，仍然看出苏联人民对斯大林的狂热崇拜。6月30日，他到莫斯科红场参加劳动青年体育节，斯大林把他请到列宁墓主席台上。罗兰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我无法在两个斯大林之间找到共同点——前天在克里姆林宫同我交谈的斯大林和像罗马皇帝那样花了六小时欣赏自己的封神仪式的斯大林。一排又一排巨大的斯大林肖像在人们的头顶上晃动。飞机在空中画出领袖姓氏的第一个字母。无数群众在列宁墓前唱起歌颂斯大林的赞歌。”罗兰从苏联返回瑞士后，在1938年10月所写的附记中，说得更明确了：“我最后一次同高尔基谈话的时候，我不知道他当时说的是否指斯大林：一些作家向某些政治家阿谀奉承，千方百计地寻求他们的庇护，看起来让人恶心。高尔基对此表露出鄙夷和愤慨。我认为他所说的大概就是斯大林。打开任何一份苏联报纸，阅读共产国际会议上的任何一篇演说辞（以及在任何政治的或非政治的###上的讲演稿；在任何文化、医学、体育、艺术会议上的讲演稿），都充满对斯大林的赞美：‘我们伟大的、至高无上的同志，我们英勇的领袖，我们战无不胜的英雄’，这些都是歌曲中必不可少的歌词。无论在街头还是在游行队伍中，都有像房子那样大的斯大林画像；人们扛着十几幅斯大林的巨像，排成纵队，从他面前走过。”罗兰看出斯大林有意制造人民对他的崇拜，以此强化人民对他的忠诚，并指出这是一种十分危险的手段。“如果他真的感到恼火，他的一句话就足以消除这种可笑的崇拜。”罗兰深知个人崇拜是集权体制的产物，镇压则是巩固这种体制的手段，但怀疑靠镇压来维持的体制能存在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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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英年红色麦加朝圣记——重读《莫斯科日记》（2）
斯大林接见罗兰时，罗兰说他对苏联颁布的惩处十二岁以上儿童的法律不理解，斯大林回答道：“我们应该通过这项镇压性的法律，以死刑来威胁十二岁以上的儿童罪犯，尤其是他们的教唆者。”斯大林的话引起罗兰的反感。他们两人后来虽然还见过一面，但已无话可谈了。罗兰对基洛夫遇刺后列宁格勒实行的“行政强制迁出”的做法也极为反感，在日记中写道：“哪怕建造几座集中营，简易住房，让有嫌疑的人先住在那里，等候对他们案件的全面审查。但让他们呆在露天的地方，没有任何生活设施。这样，许许多多的儿童将死于亚洲的风沙之中（也许夸大）。”他那时还不知道因基洛夫遇刺列宁格勒处决了数千人。罗兰收到一封陌生青年的来信，他告诉罗兰，出身不好的青年不能上大学。罗兰的妻子玛莎是俄罗斯人，看了非常气愤。高尔基向玛莎解释，出身不好的人进入大学将会带来危险。如果需要牺牲一部分人，选择多数还是少数呢？玛莎反驳道：“就算是少数！可是如果这样，我们有什么权利谴责希特勒消灭在德国人口中占少数的犹太人呢？”高尔基只好用“即将颁布赋予人民更多自由的宪法”把争论敷衍过去。玛莎的看法也是罗兰的看法。
玛莎和前夫生的儿子谢尔盖以及她的俄国朋友告诉了她很多事。俄国人的收入非常低，艰难度日。她的朋友请她吃一顿普通的早餐便花了月薪的三分之一。谢尔盖说大学增添了几门政治课，老师都是目光短浅的人，上这些课纯粹是浪费时间。这些事，玛莎不可能不告诉罗兰。罗兰也感到人民对政权的不满，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在路上遇见向我们投来忧郁目光的男子，还有一个老妇人向我们挥了挥拳头。”罗兰在后记中写道：“莫斯科的物质生活（工资、住房和食品）非常糟糕，在列宁格勒以及其他地区的物质生活更让人难以忍受。”但他对苏联现实的了解远不如纪德。纪德比罗兰晚一年访问苏联，同样怀着朝圣的心情。纪德写道：“正是为了不再见到穷人，我才到苏联去的。”但他没有被封闭起来，接触到现实，从而改变了对苏联的看法。他见到苏联人在商店门前排长队，有时要排两三小时，但他们并无怨言，显然已经习惯了。商品质量之低劣和匮乏让他感到惊讶。罗兰说：“俄国人没有时间观念，并且喜欢空谈。”纪德说俄国人懒散。纪德提到斯达汉诺夫运动，“人们告诉我，他五小时做了八天的工作。我冒昧地问道，那不是说他先前八天只作了五小时的工作吗？”纪德听说，法国一批矿工到苏联旅行参观矿山时，为了表示友谊，请求替苏联矿工做一班工。他们并没特别卖劲，便达到斯达汉诺夫的指标。纪德还批评苏联人的住宅：“每座住宅里摆着同样简陋的家具，挂着同样大小的斯大林肖像，此外没有别的东西。没有私人物品，没有个人纪念品。每个住宅都可以互相交换。”纪德说的是实情，至今并没有多大改观。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影片《命运的嘲弄》曾在中国上映。莫斯科的一位青年喝醉了酒，拿别人的机票飞到列宁格勒，稀里糊涂进入一位女士的家里，因为这位女士住宅的结构同他住宅的结构一模一样，里面的陈设也一模一样。纪德对斯大林的批评比罗兰尖锐得多。他写道，无产阶级专政并非无产者的共同专政，也不是苏维埃的专政，而是独夫的专政。斯大林什么时候都是对的，不可能不对。
罗兰接触过不少苏联高层人土，其中包括布哈林、亚戈达和拉狄克等人。罗兰对布哈林的印象最好，称赞他思想敏锐，心胸开阔，没有庸俗气味。罗兰说亚戈达容易让人对他产生好感，但听他说到“苏联已取消书信检查制度，连白党的信件也不受检查的时候，你就会想，他是不知道自己领导的部里的事还是把我们当成傻瓜，好像我们不知道寄给我们和我们朋友的信都受到检查，收到时信封已被拆开，上面打着‘信已磨损，粘贴不牢’的图章”。拉狄克只会说套话，令罗兰厌恶。跟罗兰接触最多的当然是高尔基了，但高尔基从未向罗兰敞开过心扉。罗兰看出高尔基内心的痛苦：“老熊被封住了嘴。不幸的老熊，荣誉缠身，备受敬重，但在内心深处对所有的利益都不感兴趣。他宁愿用这些利益换取昔日流浪汉的独立。痛苦、思乡和遗憾沉重地压在他心头上。”负责监视高尔基的是他的秘书克留奇科夫。“克留奇科夫成为高尔基同外界联系的唯一中间人：收发信件和接待来访者都由他负责，只有他能决定高尔基能见谁，不能见谁。”克留奇科夫听命于斯大林，在高尔基和斯大林之间传递信息。高尔基去世后，克留奇科夫被斯大林处决，因为他已经没用了，况且知道的事情太多，留着有害无益。正好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狡兔死，走狗烹”。
蓝英年红色麦加朝圣记——重读《莫斯科日记》（3）
罗兰的日记为什么要五十年后才发表呢？因为1937年纪德发表了《从苏联归来》，苏联发动欧洲的左翼作家对纪德群起而攻击之，给他戴上反苏的帽子。甚至可能发生比责骂更可怕的事。罗兰也参加了对纪德的围攻，尽管他心里对苏联的看法同纪德没有多少区别。罗兰大概不想充当苏联攻击的靶子吧。罗兰1938年12月写后记的时候，已经是在斯大林对先前的战友、现今的政敌进行过三次公审之后了，知道了更多的事。同他交谈过的人或者接待过他的人大都被处决了。他对苏联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罗兰决定五十年后发表日记的另一个原因，是希望他的看法得到实践的检验。1991年苏联的解体验证了罗兰的看法，我们不能不佩服罗兰见微知著的观察力。《莫斯科日记》是苏联必然解体的历史见证。
（原载《随笔》200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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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正：友好的眼睛看难堪的现实——读罗曼·罗兰《我和妻子的苏联之行》（1）
1935年六七月间，罗曼·罗兰应邀访问苏联，逐日记有日记。作者决定，这一部分日记要五十年之后才可以发表。改题为《莫斯科日记》的中文译本出版于1995年，更是六十年之后了。
五十年。时年六十九岁的作者知道那时自己必定死了，日记中写到的那些交往的人们，大约也全都死了。无论怎样的抑扬褒贬，都不会再刺激谁。这大约是作者决定采取五十年“时效处理”的用心吧。他却没有想到，对于读者来说，五十年，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六十年，却有个特殊的意义。在这段时间里，世界上发生了多少大事，苏联又发生了多少大事！二次世界大战，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戈尔巴乔夫否定了列宁的遗产，叶利钦促成了苏联的解体。斯大林时代的许多秘密已经为世人所知晓。人们以今天的知识来读这本几十年前的日记，看看其中一些记载和议论，判断和预言，就特别有意思。
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作者，诺贝尔奖金的得主，在全世界享有崇高声誉的作家，同时又是苏联最热忱的友人。因此，他的访问受到了最高规格的接待，会见了斯大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受到高尔基和其他一些作家艺术家的欢迎。日记中，他不止一次为自己受到的热情欢迎表示激动。他对苏联怀着由衷的友好感情。可是他又是一位有观察力的作家，尽管没有安排他同普通公众会面，在苏联的现实中他还是看出了令他难堪的东西。正因为怀着友好的态度，正因为希望它完美，才更觉得这些消极的东西令他难堪吧。
到达莫斯科的第四天，他写下了对建筑物的观感：“莫斯科正在成为平庸的欧洲城市之一。我没有感觉到它有什么特别的魅力。莫斯科新建房屋的平庸无味使我感到惊讶。较之莫斯科新增的建筑，街上的人群看上去要更有莫斯科特色得多。”
他看到了普通老百姓生活的艰难。“莫斯科的住房问题仍是折磨人的复杂”，“在莫斯科，生活对大学生、教师和小职员来说仍是非常困难的。利季娅·帕夫洛夫娜对玛莎承认，不久前她请玛莎以及另外几个朋友吃的一顿简单而冰冷的早餐就花了她八十六卢布。一块长方形巧克力糖要花二十五至三十卢布。因此，如果你见到高尔基那儿或者苏联对外文化协会招待会上的挥霍浪费，你就会感到某种不自在。”（7月19日）“在莫斯科，物质生活（工资、食物、住房）依然非常困难；在列宁格勒和苏联其他地区，物质生活大概更折磨人。”（附记）
艰苦的生活还可以忍受，如果同时看到有人凭借特权来享用，那就更不好受了。罗曼·罗兰看到，“布尔什维克党的成员所获得的最高工资，少于有功劳的非党劳动者有望获得的最高工资，可是，不必被这种分配所迷惑，因为它很容易被绕过。共产党的活跃成员利用其他特权（住房、食物、交通工具等）代替金钱，这些特权确保他们能过上舒适生活并拥有特殊地位。更不用说影响，他们利用影响为自己和自己的亲属谋利益。”（附记）
这种特权，他就自己的经历举了一例：“在毗邻莫斯科的四郊，散布着一些在地图上没有标明的别墅（也包括高尔基的独家住宅），里面住着领导人及其客人，或者就是受到特别关照的作家。遇到宽阔的铺有卵石或柏油的道路，你问：‘它们通向哪儿？’回答总是：‘通向别墅。’道路沿线站着警察，他们也从树林中暗地里进行观察（谢尔盖在那儿遇见过他们）。在地平线上，可清楚地看到一幢位于树林中的雪白的漂亮疗养院。你问，它供谁使用？回答：‘政府的上层人员。’你问，石油大王祖巴洛夫的坚固的巨大庄园派了什么用途？回答：‘那儿也是高层社会的别墅和休息区。’……但我们也在路上遇到了向我们投来忧郁目光的男子，一个老年妇女向我们显示了一下拳头。”（7月3日）从这男子的目光和老妇的拳头，可以看到沉默的人民对特权者的反感和敌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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