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联到俄罗斯-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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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需要走进真实的历史（1）
李：我最初对您的作品感兴趣是在《读书》上的《寻墓者说》，有人写文章把我们两个人放在一起进行比较，题目叫《从李辉到蓝英年》，这使我感到很荣幸。您这些年发表的文章，让人们看到了不少苏联时代的真实情况。您从历史档案中寻找问题，谈论的话题启人深思，帮助人们走进真实的历史。读您的文章，我觉得在很多方面能产生共鸣。
　　谈到20世纪外国对中国的影响，恐怕最为重要的是前苏联。我想在这样一系列关于20世纪的反思专题中，不能没有关于苏俄文学、文化、政治对20世纪中国影响这一方面的内容，题目不妨就叫“一面镜子”或者说“一个参照系”。我想请您围绕这个内容谈一谈。首先我想了解您发现这些历史档案的过程，您为什么会对那些材料产生兴趣？因为您过去从事教学工作，没有作这些普及性学术写作。
　　蓝：我到苏联去讲学是1989年9月，正是苏联大解体的年代，我的兴趣全在政治上，订了七八份报纸，每天都在读报纸，对情况之了解，比很多苏联人还清楚，经常给我的学生和教研室的同事讲形势。后来我看到很多报纸对肖洛霍夫的抨击，说他是斯大林的帮凶，说他对农业集体化大唱赞歌，苏联造成今天的局面也有他一份责任。我感觉到肖洛霍夫不是这样的人，因此就把兴趣转向了肖。当时报纸和杂志很多，我上午上完两节课，还要给教师上辅导课，中午喝瓶啤酒吃点面包就直奔图书馆。到图书馆看书有一个小窍门，你得跟图书管理员搞好关系，否则只能按规定查卡片借书，很费时间。我因为关系搞得好，可以随意进书库看书，甚至周六和周日也可以独自在图书馆里看书。这样我先在里面看，然后把有用的书刊借回去，晚上不看电视，把它看完，再决定哪一份复印或不复印，这样积少成多，一些有价值的材料就积存下来了。
　　有的材料是在特定情况下引起我的兴趣。俄国人在饭后都有唱歌的习惯，有一次大家唱歌，唱的都是根据伊萨科夫斯基歌词谱写的歌曲，如《卡秋莎》等，唱了十几首，我回去记下来一看，竟没有一首歌曲是歌颂农庄的。大家都说伊萨科夫斯基也是歌颂集体农庄的诗人，可是“卡秋莎走在峻峭的岸上”，那她是从哪里出来的，从家里还是集体农庄？谁也不知道。他歌颂的是俄罗斯的大自然，歌颂的是大地和人们之间美满的爱情，这也不是对农庄唱赞歌啊！后来，我翻他的全集，只有一首诗算是写集体农庄的，叫《生活地理学》，但是他把农庄写得很不好，说一个农民看见自己的房子起火了，他不去救。为什么呢，因为他要看麦子，怕妇女和儿童把麦子偷走。为什么要偷呢？是因为饿，这也曲折反映出农庄的现实。但是主人公的这种形象与俄国古典作家笔下的形象是大不相同的。俄国作家列斯科夫在小说《岗哨》中写一个人掉到涅瓦河中，士兵看见了。但他是不准离开岗位的，可他宁愿违反纪律而去救人，这表现出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而《生活地理学》这首诗，哪有一点儿人道主义的味道！所以他哪一本选集都不收，唯有全集收了。要找其他歌颂农庄的诗，真是寥寥无几，倒是有提到农庄安了电灯的，但这也谈不到歌颂。他想“歌颂”的，其实倒反映了现实。这些诗对我触动很大，都说他是歌颂集体农庄的诗人，其实他连共青团员和农庄这样的字眼都很少用。我觉得好多问题我们理解错了，我需要了解真相，因此就开始了这方面的资料收集工作。
　　李：您说的理解错误，是读者理解的错误，还是翻译介绍过来时就是误导，或者说是作品本身就存在的？
　　蓝：两者都有。《被开垦的处女地》，中国和苏联都说它是歌颂集体农庄的小说，可是它的正面人物写得非常令人讨厌，反面人物倒挺真实，这部小说写的是几个教条主义狂热分子领导一群“二流子”清算种田能手。限于过去的条件，对一些作品，我们理解错了，今天需要重新认识它，我就是从这里入手来探讨这些问题的。
　　

一、需要走进真实的历史（2）
李：后来您是怎么看到那些克格勃解密档案的？
　　蓝：我后来最感兴趣的就是这些资料，有好多东西我们过去根本不知道，一看又吓一跳。比如当时《新世界》的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也是个著名诗人。依我看，苏联诗人中，前有马雅可夫斯基，后有特瓦尔多夫斯基，他还是苏联作协的书记，可是他的一言一行都被克格勃盯着。他去新西伯利亚市同读者见面，被克格勃主席作为重要情况报告给勃列日涅夫，我看到后感到非常惊讶。当然，这些档案后来都公布在刊物上。再比如法捷耶夫，我早就看过他的遗书，但我还想找到他写的亲笔信，最后终于在《苏共中央通报》上找到了，是影印件，与《红星报》上发表的相比，《红星报》有两处删改，把他对现实完全灰心的话删去了。档案馆我是没有资格去的，但发表出来的材料已经不少了，杂志太多了，在里面查材料像大海捞针，有时根据一个注就能找出有用的材料来，也有一无所获的时候。写这种文章，孤证不行，比如大作家伊万诺夫写了一篇《斯大林为什么要杀害高尔基》，发表在《文学问题》上，题目很吸引人，可是读完文章后发现使用的材料不过硬。几个观点不同的作家从不同角度使用同一材料，这样的材料才可信可用。
　　李：后来您第二次去那里又呆了多久？
　　蓝：呆了半年，1994年9月至1995年1月，第二次去我整天都泡在图书馆里，海参崴有两个图书馆，一个是高尔基图书馆，是国立的；一个是法捷耶夫图书馆，是州立的，查资料跟翻译不一样，非常苦，你得学会披沙拣金。
　　李：我对您的经历有兴趣。您觉得个人的经历对于您重新认识苏联文学的真实面貌是不是有影响？
　　蓝：我以前一直在大学里教语言和文学选读，1956年曾经翻译过东西，出版社已经接受，后因合作的朋友出问题了，合同废除了，从此很久没有沾过翻译的边。那时候心情非常坏，也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在1952—1953年，我看《远离莫斯科的地方》这样的书，很受感动。“反右”以后，我发生了变化。以后不断挨批。1957年同右派划不清界限，被开除团籍，差点被划为右派。1959年批判我右倾，主要是当时宣传一亩地可以打十万斤粮食，我说：这么多粮食铺在地上该有多厚啊！另外，村里向公社报捷，说农村妇女白天劳动，只用三个晚上就掌握了三千个常用字，我觉得这不可能，就写了一张大字报《虚传捷报》。可以说没有一次运动不挨整，但从没有被打倒过。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我的问题就严重了，1958年姚文元批判巴金的时候，我写过一篇文章反对姚文元，还说过“要实事求是，不要打棍子”的话，寄给当时上海的《文艺月报》。文章没有发表，但是排出了清样，“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清样寄给了工作组，这回的罪名大了，反对姚文元就是反对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嘛，挂了个“牛鬼蛇神”的牌子。我还有一条罪行是吹捧赫鲁晓夫，赫鲁晓夫有一篇文章《作家必须接近生活》，那是教材，我是按着教材上讲的，怎么是我的错？这一条好说，反对姚文元这一条就怎么也不能自圆其说了。我还进过牛棚，当牛鬼蛇神队长，后来红卫兵串联，打派仗，没有人管我了，我就回家了。
　　那个时候，读书真难啊。我真羡慕现在青年人有很多书可读，我上大学的时候，什么书都读不着，连“三言二拍”都不让读。“反右”斗争的时候，我拿着书上厕所读，被人揭发说，反右时他还在读书。1958年下放劳动锻炼，我带着书躺在山坡上看，也被人揭发了。搞“四清”的时候，我蒙着皮袄背李商隐的《无题》诗，背《长恨歌》、《琵琶行》，没事嘴里就嘟嘟哝哝，每天晚上开会，太无聊了。我吸烟就是那时学的，原先不吸烟。
　　李：是不是可以这么说，您写一系列文章，追溯历史真相，本身是在经历一个自己思想变化过程。您的研究中是不是有自己的生活的影子和感受在其中？
　　

一、需要走进真实的历史（3）
蓝：当然，要不然有些东西想不到。“反右”的时候太荒谬了，真是对知识分子的摧残。我虽没被划为右派分子，但一些要好的朋友，包括女朋友，被划为右派分子。那时候，随时有可能被打入另册，整天提心吊胆。但更难受的是逼你揭发你的朋友们，你明明知道他们是真心帮党整风的。我没干过亏心事，也没人揭发我。我在私下交谈时也有右派言论。20世纪80年代初，我碰见一个当过右派的朋友，那时是中央党校外语教研室教授。问他为什么不揭发我，他说自己倒了霉，何必牵连别人。但也有“火线”入党的积极分子。人跟人不同啊。
　　

二、一个世纪的漫长接触、影响（1）
李：20世纪对中国影响的外国文学思潮很多，像法国文学、英国文学、日本文学等等，但是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当然是苏俄文学，而且它跟中国革命的发展和人民的生活变化关系最密切。对这样的文学和历史进行梳理，把它的本来面目呈现在人们眼前，对我们重新认识苏俄文学、认识斯大林跟知识分子的关系、认识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特点，会有很多帮助。您觉得我们过去介绍和接受苏俄文学的过程，是否存在着一定偏差呢？
　　蓝：过去我们接触的苏俄文学基本上都是主流文学，即官方肯定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在鲁迅那个时代多少还能接触一些潜流文学，即作品受到批判作者被镇压的作品。苏联20世纪20年代非主流的作家作品还可以发表。到1934年作家协会成立后，这些人的作品根本不能发表了。我们后来接触的作品都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这些作品我认为它们首先是要宣传革命路线，特别强调对人的改造。像《毁灭》中的领导人莱奋生，就是想把他那些战士改造成为布尔什维克。在20世纪20年代就提出了人的改造问题。当然作品写到战斗中表现人的勇敢都写得很好。我觉得也不能像有些人那样对《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彻底否定，这部书教育了很多人，它好的地方对我们还是有鼓舞的，但基本观点仍是图解斯大林的政治路线。
　　李：对于这个问题前一段报刊上有许多争论。有人认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产生的背景首先是政治需要，是扼杀人性的，个人的东西都没有了，要大家成为机器，去掉个人的东西，无条件地服从理想、服从领袖的政治目的。苏联解体后，再回过头来看这些，这种文学的负面影响就大于正面影响了。
　　蓝：但不能否定它的正面影响。当时许多人都真诚地向保尔学习过，把一切献给祖国，甚至不怕牺牲，志愿到边疆去支援建设。
　　李：这种抽象的形象对20世纪60年代甚至知青一代影响很大。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历史的尴尬，当时人们用很大的热情投人到建设中去，但同时又做了许多错误的事情，不知现在应该怎么看？
　　蓝：说受骗也可以，但当时是真心的。保尔实际上坚决支持斯大林的路线，反对所谓的“反对派”，他本人就是契卡、克格勃。保尔这个形象与奥斯特洛夫斯基第一稿是有区别的，原稿中保尔为乌克兰人民利益而奋战，当时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马赫诺和班杰拉打德国人很勇敢，打布尔什维克也不含糊，他们维护的是乌克兰人民的利益，现在都成了民族英雄。原稿中保尔是支持他们的。
　　李：国内新出了个全译本恢复这些了吗？
　　蓝：不可能恢复，现在恢复的只是后来被编辑删掉的部分。原稿是他自己彻底改过的。当时法捷耶夫说，不行啊，你得重新写，并指出了几点需要修改，但奥的思想感情还是流露出来了，编辑部又作了加工，恢复的当然不可能是原稿了。
　　李：怎么知道修改过了，原稿保存下来了吗？
　　蓝：那就要看法捷耶夫的信了，他在信里说，尼古拉，这样写不行，有几个问题需要改，不要搞民族主义。法捷耶夫的话他不敢不听。怎么改不知道，但肯定是改了。我不知道原稿是否保存下来。
　　李：苏俄文学对中国的影响，在19世纪末就开始形成了，它是随革命运动的发展变化而产生影响的，并且不断深入的。在研究巴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时，我读到“五四”前后的一些期刊，看到当时俄国文学中的反映民意党、民粹派的作品，随着无政府主义、恐怖主义的传播而引起中国年轻知识分子的关注和倾心。这种影响在“五四”之前就形成了。
　　蓝：它们对我们这一代影响不大，但是可以作为影响中国的开端，像索菲娅·佩罗夫斯卡娅、妃格念尔等女性英雄，对中国影响很大。
　　李：这种形象在后来的苏联文学中就少了。
　　蓝：当时民意党和社会革命党都主张暗杀，后来暗杀起不了作用，但在中国影响大，连梁启超、廖仲恺都介绍过索菲娅。梁启超亲自撰写的《论俄罗斯虚无党》提到“女豪杰苏菲亚”炸死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廖仲恺写过《苏菲亚传》，他感叹道：“女员之多，虚无党之特色也，岂此极灵秀之气，果独钟于女子乎？”虚无党指民意党，苏菲亚即索菲娅·佩罗夫斯卡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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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个世纪的漫长接触、影响（2）
李：苏联文学对中国的影响是继承了俄国文学中那种激进的内容，它影响了孙中山的革命和无政府主义运动。激进主义的影响一开始就很大。
　　蓝：后来就不大。“五四”以后影响渐渐消失。远不如鲁迅介绍的果戈理的《死魂灵》和屠格涅夫等人作品影响大。
　　李：但文学的影响延续下来了。现在我们怎样看待鲁迅介绍苏俄文学的功绩？他有没有局限性呢？
　　蓝：鲁迅的局限性毋庸讳言。首先他对苏联的认识并不那么清楚，都是听别人说的，没有亲自去了解，不像纪德和罗曼·罗兰那样。对苏联体制的了解，他远不如陈独秀。他译的那些书对反专制、反对帝国主义是有意义的，但是他翻译和推出的一些作品，并不都是很好的，比如有一本书叫《不走正路的安得伦》，在文学史上根本没有地位的。他自己译的《工人绥惠略夫》是典型的无政府主义作品。作者阿尔齐巴舍夫（鲁迅译为阿尔志跋绥夫）是颓废派作家，所以后来写出反伦理的小说《萨宁》。他的书读了让人感到窒息。鲁迅让曹靖华介绍了几部艺术性并不很高的书。
　　他介绍俄国作家的作品贡献更大。如普希金、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还翻译了果戈理的《死魂灵》和《鼻子》。另外他还介绍了20世纪20年代不少同路人作家的作品，如扎米亚京的《洞穴》、皮里尼亚克的《苦莲》、费定的《果园》等。这些后来都成为禁书。他也说过“最优秀的作品，是描写贫农们为建设农村的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勃鲁斯基》”。《勃鲁斯基》即潘菲洛夫的《磨刀石农庄》，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怎么也不能说这是“最优秀的作品”。这是个大题目，三言两语说不清，但可以肯定鲁迅介绍苏俄文学有很大的局限性。
　　李：后来对苏联文学的介绍就很多了。您如何看待？从对人们的政治生活、日常生活的影响来说，20世纪50年代苏联文学的影响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读这个时期的报纸也好，作家的作品也好，随时可以感受到这种涉及各个方面的影响。
　　蓝：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个问题就更突出了。比如《古丽雅的道路》、《勇敢》等在20世纪50年代都产生过很大影响。有一位党的干部就曾对我说：“我看《远离莫斯科的地方》这本书，主要是学习怎么做群众工作。”对于这些作品，我现在了解多了，看法就不同了。《远离莫斯科的地方》讲的是铺设输油管道，原计划是三年完成，后来换了个管理局长，一年就要完成，有人说人要休息，不然就无法保持健康，不可能一年完成，他说一定要完成，后来果然完成了。当年我读这本书，就觉得这个局长说话蛮横，完全是用命令的口吻。现在看了材料才知道，铺设管道的人其实全是劳改犯，这本书的作者也是一个劳改犯，因言论被判了三年刑。后来这部书得了1948年的斯大林奖，他也当了作协的书记。但这之后他写过一本小说《车厢》，写的就是将劳改犯押往远东，而那个局长在实际生活中是克格勃的头子，三年完成的工程非要一年完成，要累死多少人哪！在人所不能承受的环境中就那么干，看似表现了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实际上是不把人当人看。最初我们读这本书时觉得工人们、工程师们伟大、崇高，可是知道了这个背景后，就觉得不是那么一回事了。
　　李：是不是可以也把这样的作品看作“劳改营文学”，早就用这种形式体现出来了？
　　蓝：那时是不能叫“劳改营文学”的。我们看到的作品中，描写修建白海运河和莫斯科地铁的，其实全是由劳改犯修的。我到过北方的第一大港纳霍德卡，感觉这里的人与别处的人不一样，文化素质都很差，后来才了解海港原来是由劳改犯修建的，劳改犯分批释放，看守们留了下来，他们在这里繁殖的后代，当然缺乏文化教养。劳改犯中富农很多，所谓的“富农”就是种田能手，种的地多，就是富农，然后打成劳改犯，无偿地去劳动，连莫斯科地铁的设计师都是劳改犯。反革命分子白天黑夜都得干活，干不了就枪毙。所以修建那么多东西，它是没有成本的。
　　

二、一个世纪的漫长接触、影响（3）
李：成本就是人的生命。由此看来，鲁迅，包括后来的茅盾，他们看到的苏联文学不少是粉饰太平的，当时苏联的真实情况都没有反映出来。我前些日子看到一篇文章，作者好像能唱许多苏联歌曲，其中有一首号称“第二国歌”的《祖国进行曲》，歌词大意是：“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我们有无数的森林、田野和河流，我们亲切的称呼是同志。”过去不知道这首歌的背景，现在知道了有一种受骗的感觉。现在看来，官方承认的作品大多数是虚假的，一种虚假的东西能够影响这么多读者，我认为这其中存在着很大的历史悲剧性。
　　蓝：现在俄国的电影，一演到劳改营的场面，就放这支曲子。这些作品里宣扬的英雄主义也是不简单的。像《勇敢》写于1934—1937年，正好是“大清洗”时期，写的是伯力往北、阿穆尔河上从全国各地来的青年忘我劳动建设共青城的情景。当时对我们这代年轻人参加劳动鼓舞很大。但这里面有一个不为人知的背景：斯大林担心这个地方不是俄国的，就把其中的中国人和朝鲜人都迁走，把大量的俄国人迁进来。他以建城的名义，从苏联各地调来积极分子，完成这项光荣使命，号召俄罗斯人到这里来。《勇敢》讲的就是这件事。
　　李：当苏联解体后，回过头来，再看这些东西，苏联不但继承了沙皇大国沙文主义的东西，而且还套上了革命的外衣。苏中关系也始终是围绕着俄罗斯民族的利益，表面上是为了革命，实际上是虚假的，包括旅（顺）大（连）问题，明显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中东路问题也同样如此，这样国际主义的东西和民族主义的东西搅和在一起了，历史太复杂了。现在回头看，了解了斯大林时代一些作品产生的真实背景，觉得他们的文学创作对中国的影响是悲剧性的，有很荒唐的东西在里面。
　　蓝：它们都包着革命的外衣。这也是个大题目，三言两语说不清。我建议你看看朱正先生写的《解读一篇宣言》。我在俄罗斯看过一本书，叫《一杯苦酒》。作者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宣传部部长雅科夫列夫。他沉痛反思自十月革命至苏联解体这七十年，其中明确承认苏联继承了沙俄的大国沙文主义。
　　李：这令我想起了1948年萧军在东北对苏联人的批评。
　　蓝：但是萧军反映的东西都很浅，被刘芝明批判的《来而不往非“礼”也》讲的不过是白俄赶中国孩子，中国孩子往俄国住宅里扔石头。他矛头针对的是白俄，实际上白俄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红军是怎样把白俄打败的，这也是值得研究的问题。邓尼金曾有六大本的回忆录，如实地写出白军是怎么组建的，怎么被打败的。白军是遵守纪律的，因为它们是由军官组成的，是职业军人，不像红军召来一群工农发一枝枪就让他们去打仗。邓尼金当总司令，拿的钱很少，下面的人拿的就更少了，所以发生抢劫。在哈尔滨的那批俄国人，是被打垮的白军。雅尔塔会议，罗斯福希望减少美国损失，要求苏联出兵东北，结果苏联占领东北，态度非常蛮横，把机器都搬走了。而且占着不走，最后还是蒋介石通过杜鲁门施加压力，他们才把东北让给国民党，还不让给共产党。
　　李：显然，斯大林在对待中国问题上是典型的大国沙文主义。
　　蓝：在海参崴的火车站上就写着：“海参崴虽然离我们很远，但它就是我们的。”这里用的是“就是我们的”这个不常用的代词，而不用通常的代词“我们的”，是有意的。1860年俄国根据不平等条约（1858年订立的《爱珲条约》）抢占了中国的海参崴。海参崴俄语叫符拉迪沃斯托克，意思是“占领东方”。这里有大片土地，丰富的资源，清朝嘉庆年间尚属吉林宁古塔副都统辖区，后清王朝衰败，驻军又少，俄国当然容易侵占了。中国大连就是尼古拉二世占领的。我1953年去大连时，车站上还用俄文写着“达里尼”，就是“远方”的意思，离俄国很远嘛。当时旅顺、大连到处是俄国军人，直到1956年才还给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是战胜国，可是好像战败国似的，他们占领后的态度极为蛮横。我谈的是历史，并不像今天有些俄国人所说的，中国要收回领土。现在中俄东段边境已划定，仍是按现存边界划的，但也不能忘掉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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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尔基与斯大林（1）
李：现在对于高尔基评价比较多，特别是《不合时宜的思想》在中国出版，改变了人们过去对高尔基的一些批评态度。高尔基对列宁、斯大林的态度对我们有什么启示意义，在历史比较方面，或者您认为有哪些可以谈的内容？
　　蓝：高尔基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特别看重知识分子，认为俄罗斯的前途在知识分子身上，千方百计地保护知识分子。二月革命成功以后，他就认为现在应该发展经济、科学、文化，他反对过十月革命。当时，列宁所骂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写的《声明》，就是在高尔基办的《新生活报》上登的，而且高本人还在那一版上写了一篇《无法沉默》的政论，反对暴力革命。高尔基在《新生活报》上指名道姓骂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包括列宁在内。有人要抓高尔基，列宁不允许，有肚量，不能不令人敬佩。
　　李：高尔基对俄国知识分子的重视，也是俄国知识分子的一个传统，从“十二月党人”到赫尔岑都是强调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引导作用。知识分子后来在斯大林时代成了可悲的附庸、点缀，或者是“刀下鬼”。
　　蓝：是的。高尔基更多的是受柯罗连柯的影响，柯在十月革命之后，1920年给卢那察尔斯基写过六封信，猛烈抨击布尔什维克的暴力行为，骂他们不经审判随意处决人，骂他们不顾人民死活搞快速共产主义，骂他们不给人民自由，政权靠军事力量维持，“你们在做第一个用压制自由的方法进行社会主义的实验”。1990年我在波尔塔瓦参观柯罗连柯故居时，一位作家指着一张大桌子对我说：“信就是坐在这张桌子上写的。”当时我还不知道是什么信，后来才在1988年第10期的《新世界》杂志上读到，六十八年后才发表。高尔基受他影响，也非常激烈，他跟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翻脸主要是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他出国根本不是治病，而是跟列宁吵翻了，是被逼走的。他一出国，国内就开始审判社会革命党。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都是一起反对沙皇的，一起参加工兵苏维埃，现在把战友给审了，很多人被判刑。高尔基非常恼火，就让法郎士在法国发表公开信，谴责布尔什维克政府，列宁看后气坏了。但高尔基后来回国了。他是1921年走的，1928年第一次回国，住了五个月，1929年、1931年、1932年都回去过，1933年才正式回国定居。他想软化斯大林的政策，尽量保护知识分子。有时斯大林也给他点面子，没有他作家扎米亚京出不了国。但后来同斯大林也闹翻了，罗兰说“老熊被封住了嘴”。何止被封住了嘴，还被关进笼子里。1934年苏联成立作家协会，确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作家只有赞美社会主义和歌颂斯大林的份儿。不想这样做的作家，只能“写了往抽屉里放”。拍马屁也要会拍，别拍在马腿上。穆拉杰利写的歌剧《伟大的友谊》就是例子，竟歌颂起斯大林和奥尔仲尼启则的友谊来。他哪里知道后者是斯大林逼死的（或干掉的），结果遭到日丹诺夫一顿责骂。顺便说一句，穆拉杰利谱的歌曲20世纪50年代初期唱遍全中国，连我都会唱——那首《莫斯科—北京》便是他谱的曲。你猜第一个向斯大林唱赞歌的是谁？帕斯捷尔纳克。猜不到吧？当然他同大部分唱赞歌的人一样并非出于真心，只是为了生存不得不如此。
　　李：从1924年到1933年，这十年时间苏联经历了从列宁到斯大林时代的过渡，什么原因促使高尔基改变主意，决定回去呢？
　　蓝：高尔基回国有好多原因，给他看病的一个医生所写的回忆录说的比较真实。高尔基说：布尔什维克独裁得太厉害了，应该给他们带进一点民主，所以，我要回去，不然，他们不知道还会做出什么蠢事来。他要给布尔什维克带进民主，这其实是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另外，斯大林需要他，斯大林搞农业集体化是用榨取农民的钱来搞工业化，把粮食卖到西方，再用外汇买机器。斯大林当初搞集体农庄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中就有人反对，如布哈林。斯大林知道高尔基对农民的看法一直不好，高尔基认为农民是非常愚昧的，需要强制，知识分子是俄国的精华。因此他觉得高尔基会支持他，就让各行各业的人给高尔基写信，欢迎他回国，恰好高尔基也想回去实现自己的愿望。
　　

三、高尔基与斯大林（2）
李：对于斯大林的重视，高尔基是不是也心存感激？
　　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