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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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消失，因为我们知道：成者为王败者寇。

　　当然，尽管在外国人的报纸上有了那么多的鼓励性的话，直接决定小朝廷的安危和前途祸福的，还是那些拿枪杆子的军人。正如《华北每日邮电》所说，“奔走于军人集会的处所，并非没有意义”。我记得这年（1919）的下半年，紫禁城里的小朝廷和老北洋系以外的军人便有了较亲密的交往。第一个对象是奉系的首领张作霖巡间使。

　　起初，紫禁城收到了奉天汇来的一笔代售皇产庄园的款子，是由我父亲收转的。我父亲去函致谢，随后内务府选出两件古物，一件是《御制题咏董邦达淡月寒林图》画轴，另一件是一对乾隆款的瓷瓶，用我父亲的名义赠馈张作霖，并由一位三品专差唐铬盛直接送到奉天。张作霖派了他的把兄弟，当时奉军的副总司令，也就是后来当了伪满国务总理的张景惠，随唐铭盛一起回到北京，答谢了我的父亲。从此，醇王府代表小朝廷和奉军方面有了深一层的往来。在张勋复辟时，曾有三个奉军的将领（张海鹏、冯德麟、汤玉麟）亲身在北京参加了复辟，现在又有了张景惠、张宗昌被赐紫禁城骑马。张宗昌当时是奉军的师长，他父亲在北京做八十岁大寿时，我父亲曾亲往祝贺。民国九年，直皖战争中直系联合了奉系打败了皖系，直系首领（冯国璋已死）曹锟和奉系首领张作霖进北京之后，小朝廷派了内务府大臣绍英亲往迎接。醇王府更忙于交际。因为一度听说张作霖要进宫请安，内务府大臣为了准备赐品，特意到醇王府聚议一番。结果决定，在预定的一般品目之外，加上一把古刀。我记得张作霖没有来，又回奉天去了。两个月后，醇王身边最年轻的一位贝勒得了张作霖顾问之衔，跟着就到奉天去了一趟。皖系失败，直奉合作期间，北京的奉天会馆成了奉系的将领们聚会的地方，也是某些王公们奔走的地方。连醇王府的总管张文治也成了这里的常客，并在这里和张景惠拜了把兄弟。

　　这两年，和张勋复辟前的情况差不多，复辟的“谣传”弄得满城风雨。下面是登在民国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也就是醇亲王派人到奉天送礼品、和张景惠来北京之后的两个月）英文《导报》上的发自奉天的消息：

　　　　最近几天以来，在沈阳的各阶层人士中间，尤其是张作霖将军部下中

　　间盛传一种谣言，说将在北京恢复满清帝制以代替民国政府。根据目前的

　　种种断言，这次帝制将由张将军发动，合作的则有西北的皇族的军事领导

　　人，前将军张勋也将起重要作用。……说是甚至于徐总统和前冯总统，鉴

　　于目前国家局势以及外来危险，也都同意恢复帝制，至于曹锟、李纯以及

　　其他次要的军人，让他们保持现有地位再当上王公，就会很满足了。……

　　我从庄士敦那里得知这段新闻，是比较靠后一些时间。我还记得，他同时还讲过许多其他关于张作霖活动复辟的传说。大概这类消息一直传播到民国十一年，即张作霖又败回东北时为止。我对上面这条消息印象特别深刻，它使我从心底感到了欣喜，我从而也明白了为什么奉军首领们对紫禁城那样热诚，为什么端康“千秋”时张景惠夹在王公大臣中间去磕头，为什么人们说奉天会馆特别热闹，某些王公们那样兴致勃勃。但是我们的高兴没有维持多久，扫兴的事就来了：直奉两系的合作突然宣告破裂，双方开起火来了。结果奉军失利，跑出了山海关。

　　令人不安的消息接连而至：徐世昌忽然下台；直军统治了北京；在张勋复辟时被赶下台的黎元洪，二次当了总统。紫禁城里发生了新的惊慌，王公大臣们请求庄士敦带我到英国使馆去避难。庄士敦和英国公使贝尔利·阿尔斯顿勋爵商议好，英国公使馆可以拨出一些房间，必要时我可以作为庄士敦的私人客人，住到里面去。同时还和葡萄牙和荷兰公使馆商议好，可以容纳皇室其他人前去避难。我的想法和他们不同，我认为与其躲到外国使馆，还不如索性到外国去。我向庄士敦提出，请他立即带我出洋。因为我是突然之间把他找来提出的，所以这位英国师傅怔住了，他几乎是来不及思索就回答我：“这是不合时宜的，陛下要冷静考虑，徐总统刚逃出北京，皇帝陛下立刻从紫禁城失踪，这会引起联想，说徐世昌和清室有什么阴谋。再说，在这种情形下，英国也不会接待陛下……”

　　当时我却没有这种联想的本领，因为人们不曾告诉我，张。徐之间以及张、徐与小朝廷之间暗中发生的事情，当然更想不到直奉战争之发生以及这一场胜负和东交民巷的关系。我当时一听这个要求办不到，只好作罢。后来时局稳定了下来，没有人再提出洋，就连避难问题也不提了。

　　这是民国十一年春夏间的事。第二年，直系的首领曹锟用五千元买一张选票的办法，贿赂议员选他当上了总统。小朝廷对这位直系首领的恐惧刚刚消失，又对另一位声望日高的直系首领吴佩孚发生了兴趣。后来到我身边来的郑孝胥，此时向我献过策，说吴佩孚是个最有希望的军人，他素来以关羽自居，心存大清社稷，大可前去游说。这年吴佩孚在洛阳做五十整寿，在我同意之下，郑孝胥带了一份厚礼前去拜寿。但吴佩孚的态度若即若离，没有明白的表示。后来康有为又去游说他，也没得到肯定的答复。事实上，吴的得意时代也太短促了，就在他做寿的第二年，直奉两系之间发生战争，吴佩孚部下的冯玉祥“倒戈”，宣布和平，结果吴佩孚一败涂地，我也在紫禁城坐不住，被冯玉祥的国民军赶了出来。

　　在我结婚前这几年沧海白云之间，小朝廷里王公大臣们的心情变化，并不完全一样。表现最为消极的是内务府领衔大臣世续。他从了巴复辟起，越来越泄气，后来成了完全灰心悲观的人。他甚至和人这样说过，就算复辟成功，对我也没有什么好处，因为那些不知好歹的年轻王公，必定会闹出一场比辛亥年更大的乱子。他又说：“就算王公出不了乱子，这位皇帝自己也保不了险，说不定给自己会弄个什么结局。”他的主张，是让我和蒙古王公结亲，以便必要时跑到老丈人家里去过日子。世续死于我结婚前一年左右，去世前一年即因病不再问事了，代替他的是绍英。绍英的见识远不如他的前任，谨慎小心、胆小怕事则有过之。在绍英心里，只有退保，决无进取打算。他要保守的与其说是我这个皇上，倒不如说是“优待条件”。因为保住了这个东西，就等于保住了他的一切——从财产生命到他的头衔。他是首先从庄士敦身上看到这种保险作用的。他宁愿把自己的空房子白给外国人住，也不收肯出高租的中国人为房客。庄士敦自己不愿意领他这份情，帮忙给找了一个外国人做了他的邻居，在他的屋顶上挂上了外国的国旗，因此他对庄士敦是感思不尽的。

　　处于最年轻的王公和最年老的内务府大臣之间的是陈宝琛师傅。他不像世续那样悲观，不像绍英那样除了保守优待条件以外，别的事连想也不想，也不像年轻的王公们对军人们那么感到兴趣。他并不反对和军人们联络，他甚至自己亲自出马去慰劳过冯玉祥，在商议给军人送礼时，出主意也有他一份，不过他一向对军人不抱希望。他所希望的，是军人火并到最后，民国垮了台，出现“天与人归”的局势。因此，在张勋失败后，他总是翻来覆去地给我讲《孟子》里的这一段：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

　　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陈宝琛本来是我惟一的灵魂。不过自从来了庄士敦，我又多了一个灵魂。









我的前半生……五　庄士敦






五　庄士敦

　　我第一次看见外国人，是在隆裕太后最后一次招待外国公使夫人们的时候。我看见那些外国妇女们的奇装异服，特别是五颜六色的眼睛和毛发，觉得他们又寒怆，又可怕。那时我还没看见过外国的男人。对于外国男人，我是从石印的画报上，得到最初的了解的：他们嘴上都有个八字胡，裤腿上都有一条直线，手里都有一根棍子。据太监们说，外国人的胡子很硬，胡梢上可以挂一只灯笼，外国人的腿根直，所以庚子年有位大臣给西太后出主意说，和外国兵打仗，只要用竹竿子把他们捅倒，他们就爬不起来了。至于外国人手里的棍子，据太监说叫“文明棍”，是打人用的。我的陈宝琛师傅曾到过南洋，见过外国人，他给我讲的国外知识，逐渐代替了我幼时的印象和太监们的传说，但当我听说要来个外国人做我的师傅的时候，我这个十四岁的少年仍满怀着新奇而不安之感。

　　我的父亲和中国师傅们“引见”雷湛奈尔德·约翰·弗莱明·庄士敦先生的日子，是一九一九年三月四日，地点在毓庆宫。首先，按着接见外臣的仪式，我坐在宝座上，他向我行鞠躬礼，我起立和他行握手礼，他又行一鞠躬礼，退出门外。然后，他再进来，我向他鞠个躬，这算是拜师之礼。这些礼都完了，在朱益藩师傅陪坐下，开始给我讲课。

　　我发现庄士敦师傅倒并不十分可怕。他的中国话非常流利，比陈师傅的福建话和朱师傅的江西话还好懂。庄师傅那年大约四十岁出头，显得比我父亲苍老，而动作却敏捷灵巧。他的腰板根直，我甚至还怀疑过他衣服里有什么铁架子撑着。虽然他没有什么八字胡和文明棍，他的腿也能打弯，但总给我一种硬梆梆的感觉。特别是他那双蓝眼睛和淡黄带白的头发，看着很不舒服。

　　他来了大概一个多月之后，一天他讲了一会书，忽然回过头去，恶狠狠地看了立在墙壁跟前的太监一眼，涨红了脸，忿忿地对我说：

　　“内务府这样对待我，是很不礼貌的。为什么别的师傅上课没有太监，惟有我的课要一个太监站在那里呢？我不喜欢这样。”他把“喜”的音念成see，“我不喜欢，我要向徐总统提出来，因为我是徐总统请来的！”

　　他未必真的去找过总统。清室请他当我的师傅，至少有一半是为着靠他“保镖”，因此不敢得罪他。他一红脸，王爷和大臣们马上让了步，撤走了太监。我感到这个外国人很厉害，最初我倒是规规矩矩地跟他学英文，不敢像对中国师傅那样，念得腻烦了就瞎聊，甚至叫师傅放假。

　　这样的日子只有两三个月，我就发现，这位英国师傅和中国师傅们相同的地方越来越多。他不但和中国师傅一样恭顺地称我为皇上，而且一样地在我念得厌烦的时候，推开书本陪我闲聊，讲些山南海北古今中外的掌故。根据他的建议，英文课添了一个伴读的学生。他也和中国师傅的做法一模一样。

　　这位苏格兰老夫子是英国牛津大学的文学硕士。他到宫里教书是由老洋务派李经迈（李鸿章之子）的推荐，经徐世昌总统代向英国公使馆交涉，正式被清室聘来的。他曾在香港英总督府里当秘书，入宫之前，是英国租借地威海卫的行政长官。据他自己说，他来亚洲已有二十多年，在中国走遍了内地各省，游遍了名山大川，古迹名胜。他通晓中国历史，熟悉中国各地风土人情，对儒、墨、释、老都有研究，对中国古诗特别欣赏。他读过多少经史子集我不知道，我只看见他像中国师傅一样，摇头晃脑抑扬顿挫地读唐诗。

　　他和中国师傅们同样地以我的赏赐为荣。他得到了头品顶戴后，专门做了一套清朝袍褂冠带，穿起来站在他的西山樱桃沟别墅门前，在我写的“乐静山斋”四字匾额下面，拍成照片，广赠亲友。内务府在地安门油漆作一号租了一所四合院的住宅，给这位单身汉的师傅住。他把这个小院布置得俨然像一所遗老的住宅。一进门，在门洞里可以看见四个红底黑字的“门封”，一边是“毓庆宫行走”、“赏坐二人肩舆”，另一边是“赐头品顶戴”、“赏穿带股貂褂”。每逢受到重大赏赐，他必有谢恩折。下面这个奏折就是第一次得到二品顶戴的赏赐以后写的：

　　　　　　　　　　　　　　　　　　　　　　　　　　臣庄士敦跪

　　　　奏为叩谢

　　天恩事。宣统十三年十二月十三日钦奉谕旨：庄士敦教授英文，三年匪懈，

　　著加恩赏给二品顶戴，仍照旧教授，并赏给带膆貂褂一件，钦此。闻

　　命之下，实不胜感激之至，谨

　　恭折叩谢　皇上　天恩。谨

　　　奏。

　　庄士敦采用《论语》“士志于道”这一句，给自己起了个“志道”的雅号。他很欣赏中国茶和中国的牡丹花，常和遗老们谈古论今。他回国养老后，在家里专辟了一室，陈列我的赐物和他的清朝朝服、顶戴等物，并在自己购置的小岛上悬起“满洲国”的国旗，以表示对皇帝的忠诚。然而最先造成我们师生的融洽关系的，还是他的耐心。今天回想起来，这位爱红脸的苏格兰人能那样地对待我这样的学生，实在是件不容易的事。有一次他给我拿来了一些外国画报，上面都是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图片，大都是显示协约国军威的飞机坦克大炮之类的东西。我让这些新鲜玩艺吸引住了。他看出了我的兴趣，就指着画报上的东西给我讲解，坦克有什么作用，飞机是哪国的好，协约国军队怎样的勇敢。起初我听得还有味道，不过只有一会儿功夫我照例又烦了。我拿出了鼻烟壶，把鼻烟倒在桌子上，在上面画起花来。庄师傅一声不响地收起了画报，等着我玩鼻烟，一直等到下课的时候。还有一次，他给我带来一些外国糖果，那个漂亮的轻铁盒子，银色的包装纸，各种水果的香味，让我大为高兴。他就又讲起那水果味道是如何用化学方法造成的，那些整齐的形状是机器制成的。我一点也听不懂，也不想懂。我吃了两块糖，想起了桧柏树上的蚂蚁，想让他们尝尝化学和机器的味道，于是跑到跨院里去了。这位苏格兰老夫子于是又守着糖果盒子，在那里一直等到下课。

　　庄师傅教育我的苦心，我逐渐地明白了，而且感到高兴，愿意听从。他教的不只是英文，或者说，英文倒不重要，他更注意的是教育我像个他所说的英国绅士那样的人。我十五岁那年，决心完全照他的样来打扮自己，叫太监到街上给我买了一大堆西装来。“我穿上一套完全不合身、大得出奇的西服，而且把领带像绳子似地系在领子的外面。当我这样的走进了毓庆宫，叫他看见了的时候，他简直气得发了抖，叫我赶快回去换下来。第二天，他带来了裁缝给我量尺寸，定做了英国绅士的衣服。后来他说：

　　“如果不穿合身的西装，还是穿原来的袍褂好。穿那种估衣铺的衣服的不是绅士，是……”是什么，他没说下去。

　　“假如皇上将来出现在英国伦敦，”他曾对我说，“总要经常被邀请参加茶会的。那是比较随便而又重要的聚会，举行时间大都是星期三。在那里可以见到贵族、学者、名流，以及皇上有必要会见的各种人。衣裳不必太讲究，但是礼貌十分重要。如果喝咖啡像灌开水，拿点心当饭吃，或者叉子勺儿叮叮当当的响。那就坏了。在英国，吃点心、喝咖啡是Refreshment（恢复精神），不是吃饭……”

　　尽管我对庄士敦师傅的循循善诱不能完全记住，我经常吃到第二块点心就把吃第一块时的警惕忘得一干二净，可是画报上的飞机大炮、化学糖果和茶会上的礼节所代表的西洋文明，还是深深印进了我的心底。从看欧战画报起，我有了看外国画报的爱好。我首先从画报上的广告得到了冲动，立刻命令内务府给我向外国定购画报上那样的洋犬和钻石，我按照画报上的样式，叫内务府给我买洋式家具，在养心殿装设地板，把紫檀木装铜活的炕几换成了抹着洋漆、装着白瓷把手的炕几，把屋子里弄得不伦不类。我按照庄士敦的样子，大量购置身上的各种零碎：怀表、表链、戒指、别针、袖扣、领带，等等。我请他给我起了外国名字，也给我的弟弟妹妹们和我的“后”“妃”起了外国名字，我叫亨利，婉客叫伊莉莎白。我模仿他那种中英文夹杂着的说话方法，成天和我的伴读者交谈：

　　“威廉姆（溥杰的名字），快给我把Pencil（铅笔）削好，……好，放在desk（桌子）上！”

　　“阿瑟（溥佳的名字），today（今天）下晌叫莉莉（我三妹的名字）他们来，hear（听）外国军乐！”

　　说的时候，洋洋得意。听得陈宝琛师傅皱眉闭目，像酸倒了牙齿似的。

　　总之，后来在我眼里，庄士敦的一切都是最好的，甚至连他衣服上的樟脑味也是香的。庄士敦使我相信西洋人是最聪明最文明的人，而他正是西洋人里最有学问的人。恐怕连他自己也没料到，他竟能在我身上发生这样大的魅力：他身上穿的毛呢衣料竟使我对中国的丝织绸缎的价值发生了动摇，他口袋上的自来水笔竟使我因中国人用毛笔宣纸而感到自卑。自从他把英国兵营的军乐队带进宫里演奏之后，我就更觉中国的丝弦不堪入耳，甚至连丹陛大乐的威严也大为削弱。只因庄士敦讥笑说中国人的辫子是猪尾巴，我才把它剪掉了。

　　从民国二年起，民国的内务部就几次给内务府来函，请紫禁城协助劝说旗人剪掉辫子，并且希望紫禁城里也剪掉它，语气非常和婉，根本没提到我的头上以及大臣们的头上。内务府用了不少理由去搪塞内务部，甚至辫子可做识别进出宫门的标志，也成了一条理由。这件事拖了好几年，紫禁城内依旧是辫子世界。现在，经庄士敦一宣传，我首先剪了辫子。我这一剪，几天功夫千把条辫子全不见了，只有三位中国师傅和几个内务府大臣还保留着。

　　因为我剪了辫子，太妃们痛哭了几场，师傅们有好多天面色阴沉。后来溥杰和毓崇也借口“奉旨”，在家里剪了辫子。那天陈师傅面对他的几个光头弟子，怔了好大一阵，最后对毓崇冷笑一声，说道：“把你的辫子卖给外国女人，你还可以得不少银子呢！”

　　顶不喜欢庄士敦的，是内务府的人们。那时宫内开支仍然十分庞大，而优待条件规定的经费，年年拖欠。内务府为了筹办经费，每年都要拿出古玩字画金银瓷器去变卖和抵押。我逐渐地从庄士敦口中，知道了里面有鬼。有一次内务府要卖掉一座有一人高的金塔，我想起了庄士敦的话，内务府拿出去的金银制品，如果当做艺术品来卖都是有很高价值的，可是每次都是按重量卖，吃了很大的亏。据庄士敦说，除非是傻子才这样干。我把内务府的人叫来，问这个金塔是怎么卖法。果然他们说是按重量卖的，我立刻大发脾气：

　　“这除非是傻子才干的事！你们就没有一个聪明人吗？”

　　内务府的人认为这是庄士敦拆他们的台，他们便想出一个办法，把金塔抬到庄士敦的家里，说是皇上请他代售。庄士敦立刻看穿了这个把戏，大怒道：“假如你们不拿走，我马上奏明皇上！”结果是内务府的人乖乖地把金塔抬走了。他们拿庄士敦没有办法，因为他既是清室的保镖，又得到了我的充分信任。

　　在毓庆宫的最后一年，庄士敦已是我的灵魂的重要部分。我们谈论课外问题，越来越多地占用着上课时间，谈论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泛。他给我讲过英国王室的生活，各国的政体国情，大战后的列强实力，世界各地风光，“日不落的大英帝国”土地上的风物，中国的内战局势，中国的“白话文运动”（他这样称呼五四新文化运动）和西方文明的关系，他还谈到了复辟的可能性和不可靠的军阀态度。……

　　有一次他说：“从每种报纸上都可以看得出来，中国人民思念大清，每个人都厌倦了共和。我想暂且不必关心那些军人们的态度，皇帝陛下也不必费那么多时间从报纸上去寻找他们的态度，也暂且不必说，他们拥护复辟和拯救共和的最后目的有什么区别，总而言之，陈太傅的话是对的，皇帝陛下圣德日新是最要紧的。但是圣德日新，不能总是在紫禁城里。在欧洲，特别是在英王陛下的土地上，在英王太子读书的牛津大学里，皇帝陛下可以得到许多必要的知识，展开宽阔的眼界……”

　　在我动了留学英国的念头之前，他已给我打开了不小的“眼界”。经过他的介绍，紫禁城里出现过英国海军司令、香港英国总督，每个人都对我彬彬有礼地表示了对我的尊敬，称我为皇帝陛下。

　　我对欧化生活的醉心，我对庄士敦亦步亦趋的模仿，并非完全使这位外国师傅满意。比如穿衣服，他就另有见解，或者说，他另有对我的兴趣。在我结婚那天，我在招待外国宾客的酒会上露过了面。祝了酒，回到养心殿后，脱下我的龙袍，换上了便装长袍，内穿西服裤，头戴鸭舌帽。这时，庄士敦带着他的朋友们来了。一位外国老太太眼尖，她首先看见了我站在廊子底下，就问庄士敦：

　　“那个少年是谁？”

　　庄士敦看见了我，打量了一下我这身装束，立刻脸上涨得通红，那个模样简直把我吓一跳，而那些外国人脸上做出的那种失望的表情，又使我感到莫名其妙。外国人走了之后，庄士敦的气还没有消，简直是气急败坏地对我说：

　　“这叫什么样子呵？皇帝陛下！中国皇帝戴了一顶猎帽！我的上帝！









我的前半生……六　结婚






六　结婚

　　当王公大臣们奉了太妃们之命，向我提出我已经到了“大婚”年龄的时候，如果说我对这件事还有点兴趣的话，那因为结婚是个成人的标志，经过这道手续，别人就不能把我像个孩子似地管束了。

　　对这类事情最操心的是老太太们。民国十年年初，即我刚过了十五周岁的时候，太妃们把我父亲找去商议了几次，接着，召集了十位王公，讨论这件事。从议婚到成婚，经历了将近两年的时间。在这中间，由于庄和太妃和我母亲的先后去世，师傅们因时局不宁谏劝从缓，特别是发生了情形颇为复杂的争执，婚事曾有过几起几落，不能定案。

　　这时庄和太妃刚去世，荣惠太妃没什么主见，剩下的两个太妃，对未来“皇后”人选，发生了争执，都想找一个跟自己亲近些的当皇后。这不单是由于老太太的偏爱，而是由于和将来的地位大有关系。敬懿太妃原是同治妃，她总忘不了慈禧在遗嘱上把我定为承继同治、兼桃光绪的这句话。隆裕太后在世时满不睬这一套，不但没有因为这句话而对同治的妃有什么尊重的表示，反而把同治的妃打人了冷宫。隆裕死后，虽然太妃被我一律以皇额娘相称，但袁世凯又来干涉“内政”，指定端康主持宫中一切事务，因此敬懿依然不能因“正宗”而受到重视。她的素志未偿，对端康很不服气。所以在议婚过程中，这两个太妃各自提出了自己中意的候选人，互不相让。

　　最有趣的是我的两位叔父，就像从前一个强调海军，一个强调陆军，在摄政王面前各不相让的情形一样，也各为一位太妃奔走。“海军”主张选端恭的女儿，“陆军”主张选荣源的女儿。为了做好这个媒，前清的这两位统帅连日仆仆风尘于京津道上，匆匆忙忙出入于永和宫和太极殿。

　　究竟选谁，当然要“皇帝”说话，“钦定”一下。同治和光绪时代的办法，是叫候选的姑娘们，站成一排，由未来的新郎当面挑拣，挑中了的当面做出个记号来——我听到的有两个说法，一说是递玉如意给中意的姑娘，一说是把一个荷包系在姑娘的扣子上。到我的时代，经过王公大臣们的商议，认为把人家闺女摆成一排挑来挑去，不大妥当，于是改为挑照片的办法：我看着谁好，就用铅笔在照片上做个记号。

　　照片送到了养心殿，一共四张。在我看来，四个人都是一个模样，身段都像纸糊的桶子。每张照片的脸部都很小，实在分不出丑俊来，如果一定要比较，只能比一比旗袍的花色，谁的特别些。我那时想不到什么终身大事之类的问题，也没有个什么标准，便不假思索地在一张似乎顺眼一些的相片上，用铅笔画了一个圈儿。

　　这是满洲额尔德特氏端恭的女儿，名叫文绣，又名惠心，比我小三岁，看照片的那年是十二岁。这是敬懿太妃所中意的姑娘。这个挑选结果送到太妃那里，端康太妃不满意了，她不顾敬懿的反对，硬叫王公们来劝我重选她中意的那个，理由是文绣家境贫寒，长的不好，而她推荐的这个是个富户，又长的很美。她推荐的这个是满洲正白旗郭布罗氏荣源家的女儿，名婉容，字幕鸿（后来在天津有个驻张园的日本警察写了一本关于我的书，把慕鸿写成秋鸿，以后以讹传讹，又成了鸿秋），和我同岁，看照片那年是十五岁。我听了王公们的劝告，心里想你们何不早说，好在用铅笔画圈不费什么事，于是我又在婉容的相片上画了一下。

　　可是敬懿和荣惠两太妃又不愿意了。不知太妃们和王公们是怎么争辩的，结果荣惠太妃出面说：“既然皇上圈过文绣，她是不能再嫁给臣民了，因此可以纳为妃。”我想，一个老婆我还不觉得有多大的必要，怎么一下子还要两个呢？我不大想接受这个意见。可是禁不住王公大臣根据祖制说出“皇帝必须有后有妃”的道理，我想既然这是皇帝的特点，我当然要具备，于是答应了他们。

　　这个选后妃的过程，说得简单，其实是用了一年的时间才这样定下来的。定下来之后，发生了直奉战争，婚礼拖下来了，一直拖到了民国十一年十二月一日，这时徐世昌已经下台，而大规模的婚礼筹备工作已经收不住辔头，只得举行。王公们对二次上台的黎元洪总统不像对徐世昌那么信赖，生怕他对婚礼排场横加干涉，但是事情的结果，黎元洪政府答应给的支持，出乎意料的好；即使徐世昌在台上，也不过如此。民国的财政部写来一封颇含歉意的信给内务府，说经费实在困难，以致优待岁费不能发足，现在为助大婚，特意从关税款内拨出十万元来，其中两万，算民国贺礼。同时，民国政府军、宪、警各机关还主动送来特派官兵担任警卫的计划。其中计开：

　　　　淑妃妆奁进宫。步军统领衙门派在神武门、东安门等处及妆奁经过沿

　　途站哨官员三十名，士兵三百名。

　　　　皇后妆奁进官。步军统领衙门派在神武门、皇后宅等处